曝书亭集卷六十八

译卦山题名记 卦山距交城县西北五里，连绵的山峰夹着溪涧，像卦画彼此交错，阴阳错杂聚合，无法看清端绪，因此山以卦命名。浅陋的人又增饰名称，称作万卦山，反而把卦的意义局限在数量上了。丙午年秋天，我和同乡包铭登上此山，观看唐代支高、李玄穆撰写的碑记以及贞元、元和年间的陀罗尼石幢。天将黑时，风雨突然来临，于是留宿僧舍。清晨起来登峰远望，白云翻涌，弥漫充满柏谷；低头看城郭在雾中时隐时现，仿佛方形船只漂浮在海上。中午雨过天晴，下山后便把来游的年月写在墙上。包先生作歌说：“把我的马系在城角啊，在山林幽深处挽住你的衣袖。若不是有你的文字啊，后来来游的人，谁知道我曾与你同游？”我没有再和作。崛▯寺题名 崛▯寺在太原府治西三十里乱山之中，听说它的地方与窦鸣犊祠相邻，我想去看看他的遗迹。丁未年二月望日，王公子千之约我一同游览。当时河冰刚刚融化，桥梁还在，我们一起骑马进入山中。寺院年久坍圮，没有修治，荒草荆棘充满倾崖卧石之间，钟声、木鱼声寂然无闻，只有一两个头部有病的苦行僧在屋檐滴水处补缀僧衣。询问他们，才知道距离窦鸣犊祠还很远，于是没有能够前往。中午时分，僧人缺少稻米，便煮黍米给千之吃。又让童子买酒，走了五里得到烧春酒，才返回寺中。把酒倒入僧钵，两人相对饮酒。千之问“崛▯”二字的意义，我说它起初一定没有这些偏旁，恐怕是村里的先生强行加上的。郭忠恕说过：“飞禽就一定要加鸟旁，水族便一定要加鱼旁。”俗体字越来越错误，这两句话已经说尽了。酒喝到半醉，我们把姓名题在寺壁上才返回，希望后来游览的人能够看到。防山访碑题名 山西按察副使、整饬阳和道、同乡曹公溶因公事留在太原，借给我他的马，让我访求金石刻辞，于是出城到达晋祠，晚上住宿朝阳观。清晨起来，道士带来一位跛脚老人，说他擅长拓碑，于是带着他同行。我们取道风谷，曾考察《北齐书·段韶传》说：“突厥从北面列阵向前，东边抵达汾河，西边延及风谷。”又考察《唐创业起居注》说：“炀帝在楼烦设置宫殿，因而经过太原，取道龙山、风谷。”《资治通鉴》又记载：“后唐刘后与李存渥逃往晋阳，李彦超不接纳，李存渥逃到风谷，被部下杀死。”这样看来，风谷这个名称在史籍中出现已经很久了。胡三省注说：“唐长安三年，分宜芳县设置岚谷县，隶属岚州，所谓风谷应当写作岚谷。”谚语说，南方人不认识盩厔，大概就是这一类吧。”跛脚老人对我说：“防山有很多石刻，我们去寻找吧。”马在碎石中行走，将要到达时，看见山崖多用断碑垒砌，大多是和尚塔铭和陀罗尼幢。进入开化寺，有一块高大的碑，碑额上有题字，原来是苏禹珪撰写的《宝严阁记》。碑后完整地写着：“开运二年，兴邦佐命忠力保定功臣，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北面行营都统，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行太原尹，上柱国，北平王，食邑一万三千户，实食封二千二百户，刘知远立石。” 这些内容与《五代史·帝纪》相符合。按《乐史·寰宇记》说：“防山上有杨忠墓碑，隋文帝追谥为武元皇帝，如今已经亡失，也许被垒进山崖中，不能确定。”这一天，我们从风谷登上天龙山，转入防山，在寺壁上题名，拓取北齐碑二通、五代十国碑一通，又带回去赠给曹公。胥山题壁 嘉禾四面远望都没有靠近府治的山，只有胥山像一筐土那么高。己酉年初冬，我和同乡周筼、字青士，沈傅弓、字武功，一起乘船游魏塘。听到钟声，便取道进入山中。山脚有僧舍，倚着石壁而建。天将下雨，并不是没有几寸厚的云。于是我对二人说：“《尔雅》解释山名说：‘文，是小山；岌，是大山。’‘峘’，是说小山高而超过大山。‘大山宫，小山霍’，是说大山环绕小山。小山区别于大山，很少说它与大山不相连接。既然如此，这座山是不是所谓与大山相区别的山呢？”至元《嘉禾志》称它一名张山，那么胥山这个名称未必出自古代。山上有磨剑石，传说是夫差遗迹。又有一块石龟凝望泾水，像有奔赴深谷的势头。有人看见它仿佛在潜行，便命工匠凿刻，伤了它一只眼睛，大概是村民附会传说，不值得相信。宋隆兴年间，山为李氏所有。后来有人向朝廷请求，把它隶属于郡学。再后来乡人陈氏在此建书屋，如今成了大户人家的墓地。现存的僧舍，大概就是书堂的旧址。二人对我说：“山不在于高，应当以少见而珍贵。您行走万里，难得遇到故乡的山，既然游览了这里，就不能不留下题记。” 于是我们共同联句作诗，同时写下来给后来游览的君子看。题历下亭 康熙庚戌年五月既望，我乘船游莲子湖，眺望北极台。当时荷花刚刚舒展，热风还不太强。沿湖而行，寻找七桥的旧址。忽然骤雨来临，便再次乘船登上历下亭，和客人纵情饮酒。雨过天晴后，泉水清冷，潺潺流入亭下；有鱼自己跃出水面，溅水跳入台阶。童子把它们煮来佐酒。我在济南已经两年了，到这时才在这座亭中痛饮一醉。西山秘魔崖题名 秀水朱彝尊、锡鬯嘉兴李良年、武曾吴江潘耒、次耕上海蔡湘、竹涛，从翠微山来登临此处。这一天狂风扬沙，夕阳挂在山岭上，仆人和马匹都十分疲惫；我们一起摩挲旧碑，观看二龙子的遗事，久久徘徊。直到太阳落山后才返回，当时是辛亥年正月九日。引导我游览的是退谷僧瞻西。京师西山弘教寺题壁

译都城西山的弘教寺，相传是正德年间中贵晏忠修建的。寺前有山涧，越过山涧堆石作门，题名“道统门”。石殿有三间，殿上雕刻三皇、五帝、三王的像；左边刻周公、召公、孔子、孟子等圣贤像；右边刻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儒者像。另有一座石龛，用来收藏五经。殿外有一座石亭，墙上排列着钟、虡、干戚、钱镈、弁裳之类的礼器。左边刻龙马，马毛旋纹共有五十五数，像《河图》；右边刻龟，龟甲共有四十五数，像《洛书》。东堂有三间，墙上排列着龙逢以下的忠臣、曾参和闵子骞以下的孝子若干人。按《元史》，泰定二年中书省上言：“供养军民，必须凭借地利。世祖建立大宣文弘教寺，赐给寺院永久产业。”当时已经有人称它是白费钱财，等等。如今遗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考察观看的了。晏忠祠中的石像、礼器和制度质朴浑厚，不像明代工匠所雕刻的。而且元代对于儒教、佛教本来没有分别，所以我怀疑这座寺就是宣文弘教寺的遗址，晏忠只是随后加以修饰罢了。金华姜应申的诗说：“空山中的石祠堂，寂寥地横跨深谷。塑造古代圣贤的形象，高低坐在幽深空旷之中。殿阶排列着龟龙，仿佛出自河洛。光明灿烂的先儒言语，都是为了忠孝而作。” 《性理》累积有数百卷，题写在墙壁上的，只能看见大概。历来看过这些题记，深深触动了我的心，人们传说这是晏公开凿的。晏公的志向寄托在尼山，志趣高远，终于找到了寄托。可惜那些施主，竟用鲜血涂染丹红的彩饰。慈谿人冯元舒有诗说：“唉，晏常侍啊，石室保存着道统。上面象征皇帝和诸王，左边依次接列着周公、召公、孔子、宋代四位大儒，一个接着一个。高高的三楹大殿，诸像全都刻在石上。供奉在四壁龛中的共有五尊，分别标明五经的总名。这是古人从未听说过的，实在是我开了先例。那个人究竟是谁啊？真是卓然不凡、勇于担当的儒者。两位先生竟因此被忠诚之心驱使而开凿了这些石像。”祠堂中排列圣贤塑像，始于文翁，继而有赵岐。至于司隶校尉鲁恭、荆州刺史李刚，以及从事掾武梁祠，也都有这种做法，不能说是开了先例。题写在福州长庆寺的墙壁上 长庆寺在荔枝林中，树高五六丈的有四百多株。壬子年六月，我和徽州人郑珵清早从城下出发，远远望见初升的太阳浮在林梢，青红相间，仿佛覆盖着厚重的锦缎。到了那里，当地人正攀树采摘荔枝，放入筐中，我们便坐在僧舍等候。每个人吃了百颗，到了正午才吃饭。僧人等到申时才离开。世人品评荔枝没有统一说法，有的说闽地的最好，蜀地次之，粤地又次之；有的说粤地次于闽地，蜀地最差。依我看，粤地所产的挂绿，才是最好的。福州的佳品尚且比不上岭南的黑叶，而蔡君谟《荔枝谱》却说：“广南各州郡出产的精美荔枝，仅仅比得上东阁以下的品种。”这同样是乡曲之见。我把这些话写在墙上，用来请教真正懂得品味荔枝的人。鼓山题名 鼓山距离福州府治东面三十里。康熙壬子年六月，我和徽州人郑珵乘竹轿前去游览。清晨的阳光照在脸上，只得用扇子遮挡，手指都流汗了。随后在松阴下走了三里，到达涌泉寺。寺院创建于梁开平二年，是闽王审知所建，请国师神晏居住其中。进门后，山僧迎接我们，端来香积饭。很快我们带着饭出门，探访灵源洞。沿岩石台阶下行几十级，中间裂开一道山涧，以石桥横跨其上。向下看，涧中没有多少水，山僧告诉我：“这就是喝水岩。国师在这里安禅，嫌涧水喧闹，便喝令它倒流，水于是干涸了。”我听后很是惆怅。旁边有许多宋人的题字，其中徐锡之在石上刻诗说：“重重山峦、层层峰岭锁住松林关隘，只缺少泉声传入座间。我若当年侍奉在禅师身旁，定不叫他把泉水喝到别的山去。”诗句颇为清新挺拔，先说出了我的心意。郑先生登上崱屴峰，我在僧廊乘凉。太阳已经落山，我们留在廊下休息，喜爱青松横架山谷，住了一夜才回来。于是用苕帚拂去尘土，在墙上题写姓名。房山北砦题名 康熙癸丑年二月十五日，从上方山脚下策马出发，转向西面到达北砦。两面山崖像门一样，琳宫梵舍在左右相对耸立。老树倾斜，枝干交错遮蔽涧谷，寒叶积满一尺，行走时发出簌簌声。流泉分作三叠，在空山中鸣响，汇流成池。当地人告诫不要洗手，说洗了手龙就会发怒，雷电也将到来。我们沿着狭窄小径上行，在僧舍吃饭。于是扫净墙壁，题写此次游览的年月；同行的是宛平刘氏二位先生，这番游踪因他们而更加美好。还有宣城冯源漳，字湛；华亭钱柏龄，字介维。洞霄宫题壁 从余杭县城外出发，乘竹轿经过九锁山，走了将近三十里，又走十里到达大涤洞天。洞中有绍兴年间游人的题名，转过道路全是礐石。轿夫说这里是归云洞，但完全没有道路可以进去，于是我们前往洞霄宫住宿。当夜有一只老虎卧在宫前松树下，道士见了它，问我是否害怕，我回答说：“这只虎是仙人郭文骑着去买药的，不会咬人。”天亮后听见捣药鸟在灌木中啼叫，便起身洗脸，寻找石斋黄公书院，在那里吃午饭。道士在山房中给我看邓牧心撰写的《大涤洞天志》。南渡以后，主管宫观的各位大臣，大概都没有被记载进去，我认为这是典章上的缺失。道士坚持请我写下姓名，我已经老了，若上天再借给我几年寿命，我想考察旧史，补足邓志的缺漏，于是答应他说：“好。”康熙癸酉年九月。灵隐寺题名 灵隐寺建于晋咸和初年，由沙门慧理创建。寺前有飞来峰，理公岩，冷泉从岩下流过，向西流出合涧桥，分流进入僧房。在丛生的竹林中，岩石上下大多刻有佛像。当地习俗相传，说这些佛像是元代僧人杨琏真伽开凿的。这个说法大概源于夏时，《正府志》的记载是不对的。佛教自汉孝明帝时传入中国，整个汉代，天下墓门、石阙上所刻的，都是先圣、贤人、孝子、烈女，从未有刻佛像的。直到晋代才开始出现。潜说友撰写《临安志》时已是宋咸淳年间，这时杨琏真伽还没有来到江浙。《行省志》中记载寺内有梁简文帝石像记。又据陆羽《灵隐寺记》说，理公岩是慧理宴息之处，后来有僧人在岩上周围刻了小罗汉、佛、菩萨像。这样看来，飞来峰的石佛在唐代以前就已经有了。仔细观察它们的形状，削峻奇古，一看便知道是六代遗迹。如今烟霞洞有罗汉六尊，石屋有罗汉一百一十六尊，绝不是吴越以后工匠所凿。当地传说之所以错误，只是因为没有见过咸淳《临安志》。康熙辛巳年三月，同游七人：长洲顾嗣立，字侠君；秀水朱彝尊，字锡鬯；杭州冯念祖，字文子；吴县陈琰，字宝厓；顾之挺，字搢玉；周崧，字层岩；汪日祺，字无已。约定而没有到来的，是萧山人毛奇龄，字大可。南屏题名

译我这个小长芦老人把船停在雷峰下，从塔边拄杖走到壑庵，同乡戴生戴锜跟随而来。我们沿石阶登上山丘，看见摩崖上的隶书题刻，以及家人卦的文字。戴生说：“这里就是南屏。”咸淳《临安志》说：“南屏山在兴教寺后面，上面有石壁像屏障一样，因此得名。”开宝五年，吴越王创建寺院，名为善庆；太平兴国年间改额为兴教寺，寺中有齐云亭、清旷楼、琴台。杨廷秀诗中所说的“清旷楼中夕眺间”，就是这里。又有鱼池，所以东坡居士访南屏臻师时有诗句：“我认识南屏的金鲫鱼。”他再次来到这里，在栏杆边散步，消遣斋戒之余的时光。如今壑庵前的池子还在，疑心就是过去养金鱼的遗迹。还有谦师精通茶事，居士也曾赠诗给他，其中说：“有道之人清早走出南屏山，前来施展烹茶的绝妙手艺。”到了宋代末年，亭台楼阁全都废弃了，但南屏晚钟仍列在西湖十景之中。考察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吴自牧《梦粱录》，都说石壁上的刻字出自司马温公之笔；只有周密说是唐人遗迹，后人在石旁刻下“右司马温公书”六字，其实并不是这样。我家藏有《宋鉴》，其中说：“绍兴六年十一月庚辰日，皇帝对大臣说：‘司马光的隶书真像汉人，我有五卷，日日放在座位右边。’” 他所书写的，是《中庸》和《家人卦》，都是修身治国的道理，并不只是玩赏他的书法而已。如今摩崖上所刻的《家人卦》后面，又杂有《乐记》中的一段文字，从“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到“至举而措之”，共一百九十二字；《中庸》从“道不远人”到“无入而不得焉”，共一百九十七字，与《宋鉴》所记相合，应当是各位大臣听到思陵当面传谕后，请求刻在石上的。这就是王参洧诗中所说的：“洓水崖碑长满半边绿苔，春游时谁还来到这座山呢？”又有张榘《应天长慢》词，咏叹《南屏晚钟》说：“翠色屏山面对暮色，乌篷船停泊在堤边，钟声又收拢了春色，几番从半空敲响月亮。山南应当就是山北。”这些句子都指兴教寺的钟声。然而如今的人多把净慈寺后面的山峰当作南屏，这是错的。戴生说：“先生为什么不把这些记下来呢？”于是我便把事情的始末全部写在墙上。羊石山题壁 竹垞老人留住在山阴莫氏家中。有人谈到羊石山的胜景，莫先生便备好酒具，划船前往，到达山脚，同行共六人。登上高丘远望，想寻找吴越王钱镠派遣游奕使崔则防守的旧迹，可是当地人已经没有谁认得了。山上有一块石头像羊，所以得名。村民用斧头凿石，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如今石头有的被凿成宫殿形，有的像霍山、岌山、峘山，几乎没有不遭砍凿的。于是把低洼处凿成洞，积水处挖成潭，塑成佛的形体，开辟道路来引导游人进入观赏。游览完毕，大家一起在山神祠中举杯。老人于是说：“上天生育百姓，又使他们利用土地的利益。各种土地都已开垦，农具所到之处，天下没有不能耕作的土地，也没有不能除草的时节。自从堪舆择日的术数兴起，方位和年月才开始有许多禁忌，说是有神灵主管这些事。吉神有一百二十位，凶神也有二百二十位，数量几乎加倍，并且用凶神配合吉神，所以吉日就很少了。再加上司天官颁布历书，把年神方位列在前面，又在甲子下面注出不宜动土。这样说来，土地一定要选择日子以后才能动吗？试看看这座山左右前后建屋居住的人家，有数百家，开凿石头的工程从未停止；观察他们的村落房舍，全都平安喜庆，从来没有多余的灾祸。这就是所谓青乌、铁帚的说法，全都不值得相信了。”众人都说：“是这样。”老人于是用浓墨大字把这番话写在刚刚磨平的新石壁上。时在康熙丙子年九月十六日。殳山题壁 我避居在梅防，距离殳山十三里，住处还没有安定下来。向南到端州，向西北远至云朔，向东放舟到琅琊。这座山就在门窗之外，我历经四十九年，却一直没有游览过。丁丑年九月九日，我和谭十一给事兄约定了登高的日期，便舍舟登岸，拄着藜杖一同前行。山高只有二丈，曲折延伸七百步。山上有铜棺墓，道士殳基尸解后葬在那里，遗井还在，传说是殳基开凿的。山上的石头都是赭色，当地人砍下来用来围墙。年代久了，山已经失去了一半，只剩一座僧舍。推开北窗，看到一片灌木林，叶子还没有变黄飘落。寺僧捧来新栗，栗子上还带着刺猬般的外壳。取出栗仁品尝，味道像岩桂刚开花时一样。元代末年，贝助教琼来到千金之圩居住，闲暇时与邻近诸子宴饮。后来他入朝成为史官，分教中都的贵族子弟，常常想到这种快乐难以得到，便把它写进诗歌。如今给事兄和我都已脱离朝廷官籍归田，乘破车小船，任意前往想去的地方，没有什么可以限制我们。况且上天如果再赐给我们几年寿命，老了却不学习，那么每一寸光阴都值得珍惜。为什么不各自带上书卷，留住在这座山中，一同辨析古今疑义，分别是非，用来给后来的学者看呢？这也是不可错过的时机。给事兄说：“弟弟的话有道理。”于是把这些话分写在寺院墙壁上，下山而去。包山寺题名 康熙甲申年三月初一，我和同乡沈秀才从林屋洞门口拄杖步行到神景观，坐笨车前往包山寺。快到寺院时，经过一片新松林，约有一千多株，走到小路尽头便看见寺门。石桥覆盖在山涧上，泉水涓涓流淌不绝。寺门左边有唐代咸通二年僧人契元书写的碑。契元的姓名不见于书史，但楷书端庄秀丽，处在颜真卿、柳公权之间。我还没有读完，山僧便出来迎接，于是一起进入方丈，汲取沙泉煮野茶。过了很久才出寺，再次阅读咸通碑，想用硬黄纸拓下来，却没有办到。包山寺相传建于梁大同年间，这块碑立在寺门边，年代已经很久了。可是欧阳修、赵明诚、曾巩诸家广泛搜集金石文字，却没有收入著录，大概因为此地偏僻，位于太湖之中，所以见闻有所不及。然而这块碑立下以后，祠部上奏统计天下寺院，计有四千六百所，兰若四万所，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诏令山野寺院先行毁弃，五年七月，浙西东道只各留僧人二十名。这样看来，这块碑没有倒掉，也是因为地方偏僻才得以保存。只是奇怪王文恪编纂《震泽编》时删去不载，后来修《具区志》的人也因此遗漏，不能不补上这个缺失。同行六人：钱唐冯念祖，武陵胡期真，秀水沈翼，他带我游览；吴县徐上舍惇孝、惇复，以及他的弟弟天秩。《曝书亭集》卷六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六十九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碑文 东瓯王庙碑 豪杰之士，往往在家破国亡之后崛起，流离困顿，遭受人情所不能承受的苦难，最终仍能在当世奋发有为。评论者只是赞叹他们功勋战绩的显赫，对于他们内心隐微而不显的志向，大多没有说明。张良对于韩国，田横对于齐国，最后都跟随诸侯消灭秦朝，归根到底，他们的志向只是报仇雪耻罢了。至于封为留侯、封齐王，难道他们把这些当作荣耀吗？我读史书读到秦楚交替之际，想到东海王的事情。他报仇雪耻，与张良、田横所做的没有不同；但他最终成为故土之王，守护越国宗庙，使其不致废绝，这是张良、田横含悲饮恨却没有做到的，而东瓯王做到了，难道能说不艰难吗？可惜没有人推究阐明他的内心，只把他看作赵佗、梅鋗一类的人。癸卯年，我游历永嘉，于是得以在县治东面华盖山下拜谒东瓯王庙。庙宇长久失修，我把这件事告诉知县汉阳王君世显，他答应修葺。王君答应之后，因为我将要回去，便先请我写文章刻在石碑上。考察史书，东瓯王是勾践的后代，国家被楚国覆灭；到秦朝把天下分为郡县，他被废为君长。等到诸侯反抗秦朝，东瓯王率领越人跟随鄱君入关灭秦；汉军攻打楚国时，他又率越人辅佐汉军灭楚。高帝把东瓯王封在越地，让他奉祀越国后代。惠帝二年，评定高帝时期越人的功劳，说闽君摇功劳很多，百姓都顺从归附，于是立他为东海王，定都东瓯；世俗称他为东瓯王，庙宇因此得名。汉朝制度规定不是刘氏不得封王，起初异姓王有八国，最后都遭诛灭。东瓯王与长沙王吴芮、闽越王无诸，唯独从始至终得以保全；这并不只是因为他们忠诚谨慎。但司马迁说，东瓯王入关时项籍掌握封王之权，却没有封他为王，所以东瓯王不依附楚国，这也没有推究东瓯王的内心。大概东瓯国确实是楚国覆灭的，项氏虽然不是楚国后裔，却世代做楚国将领，谁知道覆灭越国的不是项氏呢？这样看来，东瓯王不依附楚国而辅佐汉朝，原因就很清楚了。当他在楚国手中丧失国家，又被秦朝废掉，土地版图被收入丞相府时，越人仍然保持团结而没有离散。他带着尚未从创伤中恢复的部众，奔驰数千里，进攻强悍如虎狼的秦军和汉军于垓下；黥布、韩信、越王期都犹豫不前，而东瓯王奉命行动，如同赴汤蹈火，大概是因为国耻尚未洗雪，他内心不能容忍有一天安居享乐。这才称得上豪杰之士。他虽然流离困顿，但英勇刚毅、果敢锐利的气概历经百折而不回，死后成为明神，享受千年的祭祀，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依从王君的请求，缀写一首诗，使迎神、送神的人能够歌唱。辞曰：大禹治水留下的足迹广大无边，没有遥远之处不能到达啊；只有这东瓯，在九州牧守之外啊。夏少康封余为越王，他是少康的支庶啊；到了勾践，终于称霸江淮啊。鼫与不长寿，世代不断更替啊；翁翳为侯，直到无疆啊。军队在今地覆灭，国家忽然灭亡啊；有时为君，有时为长，海滨便是安身之处啊。七代相承为王，既受挫折终于伸展啊；土地虽已成为秦朝郡县，越人仍是越人啊。进入函关以后，拯救百姓脱离秦朝的残酷啊；又在垓下交战，消灭楚国宗族啊。国耻已经洗雪，举行白马盟誓啊；敬奉鬼神而享长寿，活到一百六十岁啊。东瓯这片乡土，是大王治理的地方啊；祭祀礼数隆盛，百姓都有所求啊。用什么迎接大王呢？尊中盛满美酒啊；枇杷、橘、栗，桃、李、梅啊。大王即将到来，树起两面旗帜啊；用什么送大王呢？乐工唱起歌啊；琴、瑟、笙、竽、筑、坎侯一齐奏响啊。大王即将离去，也不要怪罪我们啊；我们唱歌应和啊，我们舞蹈欢快啊；黍稷芬芳，笾豆丰盛啊。愿千秋万岁，使百姓安乐康宁啊。开化寺碑 用泥土捏成神像，再给它涂上彩色装饰，穿绿衣、戴黑头巾，两个童子在两旁侍立，前面拴着一匹白马。有人说：“文昌的形象，古代有吗？我不得而知。建造房屋作为宫殿，雕刻椽子，涂红柱子，旁边有三座门，每座门有三条道路，像王者居住的地方，用来安置文章之神。称作帝君，古代有吗？我不得而知。”然而，难道就不该祭祀文昌吗？回答说：“怎么可以说不该呢？”司马迁《天官书》说：“北斗斗魁上方有六颗星，名为文昌：第一颗叫上将，第二颗叫次将，第三颗叫贵相，第四颗叫司命，第五颗叫司中，第六颗叫司禄。”班固《汉书·艺文志》说：“第五颗叫司禄，第六颗叫司灾。”《晋书·天文志》则说：“第四颗叫司禄，第五颗叫司命，第六颗叫司寇。”这就是文昌之名。《尚书》说：“用洁净的祭品祭祀六宗。”孟康认为六宗是星辰、风伯、雨师、司中、司命。《周礼》说，大宗伯用槱燎之礼祭祀司中、司命，小宗伯在郊外祭祀四类神。《月令》说，季冬之月要遍祭天上的神祇，郑康成认为其中包括司中、司命。《汉律》说：“祭祀司命。”这些都是文昌祭祀见于传世文献的依据。至于如今所谓帝君的名称，只是出自道士的说法，说读书人凭文章进身的，姓名全都登记在册，帝君可以据此掌握他们升降进退的权柄。因此天下争相祭祀他，甚至把他的神像迁入学宫，与孔子并列供奉。唉，这也太过分了！道书说帝君之神屡次降临人间，必定转生为王侯将相。可以考知的，周代是张仲，晋代是凉王吕光，五代是蜀主孟昶。我曾经对这种说法感到奇怪，认为帝君既然能用文章教化天下，他降生为人，就应当有远异于凡人的才华，阐明天地间宏大的文章，用来教导世人。张仲年代久远，姑且不论；至于孟昶，他所能做的，只听说是打球、骑马罢了；至于吕光，史书还讥讽他不喜欢读书，这与道理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明白了。古代祭祀文昌，祭的是司中、司命；如今称为帝君的，大概是司禄。世上享有厚禄的人，并不都是善于文章的人，那么司禄也就与文章没有关系了。假如天下士人有才华的不一定得禄，得禄的不一定有才华，那么帝君掌握士人进退的权力，不是更加重大了吗？即使如此，把他祭祀在学宫中仍然是错误的。推究道士说法的用意，不过是想抬高帝君，以动摇孔子的地位罢了。他们说，诗书虽然是孔子的教诲，但富贵利达都由帝君掌管，孔子却不参与其中。鄙陋的儒生不明白其中道理，便把帝君迁入学宫祭祀。神灵的威验，难道会安处于这种做法之中吗？开化寺，是大同的士人另外修建来供奉所谓帝君的。它的堂室制度不低陋也不奢侈，与世间崇敬祭祀的规格相称，没有越过尺度，神灵应当能够安居其中。因此，我为世人听从道士说法、无暇考察文昌名称的意义而悲叹，又感慨民间流俗把帝君与孔子一同祭祀在学宫中的错误，而大同人独独做得对。文章写成后，又缀写一首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