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书亭集卷四十六

译《宋拓钟鼎款识》跋 宋绍兴年间，秦相秦桧掌权，他的儿子熺、字伯阳，居住在赐第中，十九年间每天整理书画碑刻；这部册子大概就是他所收集的，像楚公钟、师旦鼎，都是一德格天阁中的器物。我有些是从毕少董那里得到的，有些是从朱希真那里得到的，有些是从曾大中那里得到的。朱希真晚年做了伯阳的门客，而毕少董当时管理盱眙榷场，于是摹拓了十五种铭款，用青笺标记，末尾写“良史拜呈”，送给伯阳，至今还在装池的册子里。秦氏败亡后，册子归王厚之所有；王厚之在每一款上钤盖“复斋珍玩”私印，又替它们释文，疏说明收藏的处所。后来册子转入赵子昂家，赵子昂又钤盖“大雅”印，并在后面写下薛氏的考证。当时钱德平、柯敬仲、王叔明、陈惟寅也都有鉴赏私印。隆庆六年，项子京得到它，不久归于倦圃曹先生。康熙戊申年，曹先生拿给我看，我爱玩不忍放手，先生嘱我写跋，没有完成。辛酉年冬天，我留在吴下，先生寄信和册子来，再次命我写跋，我仍然没有完成。改年才封好寄回。先生去世后，他收藏的书画大多散失；过了很久，这部册子终于在我的藏箧中保存了十年。宗人寒中喜欢古物，见到它后爱不释手，就像我当年一样，于是把它送给了他。我常常感叹，书画、金石、铭文中的绝品，往往总是落入炙手可热的人手中，比如秦桧、贾似道、师宪、严嵩、严世蕃之类，最终都归他们所有。然而众人指斥之下，他们的败亡很快就会到来，反而不如山林寂寞之乡的收藏能够长久，所以我把它托付给寒中，希望他守护而不遗失。册中拓有钟七件、鼎二十一件、饮器二件、爵六件、鬲四件、卣九件、敦四件、簠一件、甗二件、壶二件、刀一件、槃二件、镫一件、尺一件、汉器一件。其中有荣次新手跋，以及书林羲叟、公辅诸家的图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周鼎铭》跋 右边是一篇周鼎铭文。新城王吏部子厎在焦山佛寺中见到它，便请程处士穆倩释读。能够辨识的文字有七十八字，存疑的有八字，不能识别的有七字。吏部作长歌记述此事，他的弟弟礼部贻上作和诗。摹写铭文交给我的这三位，可以说都是好古之士。从前欧阳永叔得到古器铭文，总要请杨南仲释读文字。杨南仲说：“古文到了汉代，懂得的人已经很少；贾逵、许慎一类人，很多也没有解释。”蔡君谟也说：“古代篆字有的增多、有的省略，有的移到左右上下，只取决于它所要表达的意思。”辨识古文字实在太难了。鼎铭文说：“惠敢对扬天子丕显敷休，其人莫考曰王，格于周曰司徒。”杨南仲大概认为这是周初的器物。铭文说“立中庭”，考察《毛伯敦》铭文也有这句话。薛尚功释作“立”，而杨氏认为古文字“立”与“位”是同一个字。古文《春秋》把“公即位”写作“公即立”，那么这篇铭文写“立”也应当作“位”解释。穆倩确定释为“立”，采用薛氏的读法。古代在王室有功勋的人，接受策命归来后，必定把事情铭刻在器物上，论述祖父的德行、善举和功业，以昭示后世。如申伯、召虎、韩侯、文侯受赐的盛大事迹，《诗经》《尚书》所记不过千百中的一二，而铭刻在器物上的却无穷无尽。不只是齍、盉、簋、敦、卣如此，凡是锋、矛、刀、剑，没有不刻铭文的。自从秦朝在咸阳销毁金属，严厉禁令所到之处，金属被反复熔炼，几乎数不胜数。世人只知道惩戒秦朝焚烧诗书的灾祸，却不知道销毁金属造成的祸害更加严重。唉！三代的文章，除了九经以外，如今还能见到的很少了。不过神奇的古物有时隐没，有时也会重新出现。可惜它又被弃置在荒山佛寺中，没有人珍爱，只能使好古君子不停地摩挲叹息。鼎高一尺三寸，腹深八寸，口沿宽一尺四寸，鼎耳三寸。礼部对我说：《周司成颂宝尊壶铭》跋 右边是《周司成颂宝尊壶》的跋注：这件器物容量一斛，颈部和腹部都有铭文。考察其文字共一百五十字，能够辨认的内容是：在三年五月既望之后的某日，甲戌这天，周王在周康邵宫。早晨，周王来到太室，举行即位礼。宰▯在右边引导颂入门，站在庭院中央；尹氏接受周王的命书。周王召史虢【阙】来册命颂。周王说：“颂，任命你为司成，赐给你玄衣、舄履和带子，赤色蔽膝、朱黄色服饰，銮旂、鋚勒等，用来供你办事。”颂拜谢叩头，敬敢答谢并颂扬天子的大显【阙】美德，于是铸造这件宝尊壶，作为我皇考龚叔的祭器，用来追念孝道、祈求吉祥安康。愿颂长享万年、长寿【阙】臣，愿天子善终，子子孙孙永远宝藏使用。大意就是这样。考察周王朝的车驾尚未东迁以前，王宫名称见于史籍记载的，从未听说有康邵宫。只有▯敦，吕大临《考古图》所载铭文中有“王在周邵宫”的话。薛尚功把“邵”释作“昭”，大概是受《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中西王母来宾昭宫一事的影响。吕氏定为“邵”，如今这件铭文写得很清楚，确定是“邵”无疑。椒举说：“康王有在酆宫举行朝会的事，宫名冠以‘康’字，或许是康王所筑，不能确定。” 太室，就是明堂中央的房间，《尚书》说“王入太室祼”，指的就是这里。司成这一官职，《周官》没有记载。《戴记·文王世子》篇说：“大司成在东序讲论学业，侍坐的人无论远近，彼此相隔三席。”北海郑氏认为司成就是《周官》司徒所属的师氏；新安王氏驳斥其说，认为世子和国子的德行学业由大司乐教导使其成就，因此称为司成，大概就是大司乐。这两种说法都讲得通，总之《周官》中确实有这个名称。铭文称“皇考龚叔”，▯敦称“皇考龚伯”，这两件器物大概出于同一时期。尊壶如今收藏在钱唐王太仆益朋家中，识货的人把它同郜国的大鼎、燕国的重器相提并论。周延陵季子剑铭跋 康熙九年冬十二月，我和嘉兴李良年、吴江潘耒、上海蔡湘一起拜访退谷孙先生的蛰室。他拿出延陵季子佩剑给我们看，说这把剑用周尺量，长三尺，剑身宽二寸半，重九锊，是上士所用的规格。剑身有篆书铭文，但字迹无法辨认；把它同韦续所列五十六种书体相比较，没有一种相像。所谓“季子剑”，是孙先生审定后的说法。先生命我们四人联句咏剑，诗写成后，前面摹录铭文，后面抄写联句，装裱成册，收藏在砚山书屋。

译南海庙二铜鼓图跋 广州波罗江边的南海神庙有两面铜鼓。大的一面，是唐代岭南节度使郑絪出镇时，高州太守林霭从洞户那里得到后献上的，郑絪把它收藏在庙中。鼓面宽五尺，鼓脐高起，遍布海鱼、虾、蟆等纹饰，两旁设置鼓耳，通体微呈青色，夹杂丹砂色的斑痕，光亮得可以照见人影。小鼓比大鼓小五分之四，从浔州滩水中涌出，颜色纯绿，杂有鹧鸪斑；仔细观看，隐约像八卦的爻画。每年二月第一个壬日，当地人击鼓来娱乐神灵；民间有人生病向神庙祈祷，也击鼓。考察《周官》所说的六鼓四金，鼓人辨别鼓声，用籥章演奏，用土韗制鼓框，以木和皮革蒙覆，并没有说铸造金属鼓。到了伏波将军平定交阯、诸葛丞相渡过泸水以后，才开始铸铜为鼓；这种鼓流传于三川、百粤，数量很多。岭南一带，廉州有塘，钦州有村，博白有潭，万州灵山、文昌有岭，都是取铜鼓之名命名的地方。传说铜鼓刚铸成时，悬挂在广阔的庭院中，宰杀牲畜、摆设酒食，男女纷纷拿出金银簪子敲击它，交给主持者，称为“都老”。如果有仇怨相互攻打，就击鼓召集众人，不一会儿便能聚成乌合之众。蜀地则把所有铜鼓都说成是诸葛孔明遗留下来的，价值可以换一千头牛。苗民得到这种鼓，便雄视一方。总的说来，它的形制没有比南海神庙中那面大鼓更大的。至于金錞和鼓，也就是名为錞、用来配合鼓的乐器，人们在《春秋》内外传中可以看到，早在铜鼓之前就已经有了。郑康成说它圆得像碓头，上大下小；后来宋代聂崇义绘制《三礼图》时，错误地把它悬在龙床上，形状像杯盂；《宣和博古图》所载十九件器物也没有画绳索，而是用龙、马、虎、蜼、龟、鱼、栖凤、山花等纹样镇饰，器口朝上像井口，这些都把下部当成了上部。南齐始兴王鉴镇守益州时，什邡人段祖得到一件錞于，献给始兴王。史书记载它高三尺六寸六分，周长三尺四寸，圆如竹筒，颜色黑如漆，器壁很薄；上面有铜马，用绳子悬着铜马，使其离地一尺多；在錞中灌水，下面又用器皿盛水，把芒草茎对准錞的中心跪着吹奏，用手振动芒草，声音就像雷鸣。《释器》一书记载得较为详细。我私下想，制造錞本来是为了和鼓相应，考量它的形状，也大略像鼔，只是鼓的腰部隆起，而錞的下部收削；鼓的两面蒙皮，而錞没有底。铸造铜鼓之初，一定是取这两种器物折中制作，所以蜀人把錞称作錞于鼓。铜鼓没有铭文，于是请画工缩绘成图，后来…… 汉尚方鉴铭跋 处士钟▯立在新塍市西边得到一面古镜，用一百文钱买下。镜背被田土侵蚀了一半，他让工匠刮磨修整。镜面晶莹澄澈，处士拿出来给我看，挂在墙上，像弦月照耀霄汉一样。查验背面的铭文，写道：“尚方制作的镜子，真正大好。上面有仙人，不知道衰老。口渴饮玉泉，饥饿吃枣。”镜字省略笔画写作“竟”，大概是汉代尚方制作的铜镜。汉代宫阙有尚方掖门，官制设置尚方令、丞，另有待诏，隶属少府，主管制作宫禁所用器物，掌管皇家的工匠，通常由宦官担任。蔡伦造纸以及制作秘剑，都是这种职掌。自汉武帝喜好神仙之术以后，宣帝也相信方士制作的东西。隋侯剑、宝玉、宝璧、宝鼎，都是尚方制作的。后来刘更生进献《淮南》《枕中》《洪宝苑》《秘之方》，朝廷命尚方铸造制作，但事情并未应验。张敞上书请求斥退远方来的方士，尚方的待诏也都被罢免。这样看来，这面镜子的铭文大概是方士所作。《宣和博古图》记载汉镜一百零三面，其中尚方镜有四面，铭文增删各不相同。古人制作器物，不屑于彼此雷同。像这件镜子，处士说：“确实如此！”摹下铭文后，便装订成册。书汉镜铭 金属有时会熔化，只有镜子，无论大户人家还是小户人家都有。所以自汉代以来，制作的器物偶尔还有保存下来的。衎亝所收藏的这面镜子，大概是汉代的东西。它的铭文写成押韵的话：“安乐无事，天天有喜，适宜饮酒进食。”难道不是懂得知足、知道适可而止而不会陷入危险的君子所作的吗？跋新莽钱范文 把龟贝改为泉布，是师尚父创立的制度，后来退居后仍推行此法；齐国的《周官》则由泉府掌管。周景王把钱分为大小两种等级，调节子钱与母钱，使货币流通更加广泛。可是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这些事情，因为利益本来就是孔子很少谈到的。新莽篡位后，特别重视钱币制度；钱共有六品，刀币有二品，布币有十品。后来因为刚卯、金刀上都有刘氏的文字，于是禁止佩带刚卯，废除刀币，只让大钱、小钱两种并行；为防止百姓私自铸钱，凡携带铜和木炭的人都要送入钟官。那时铸钱之事多有变故，所以至今还有保存下来的。至于钱范，我私下怀疑编排钱币谱录、图志的诸家，或许还没有见过这种东西。丁亥年夏天，我在衎亝上舍的小葫芦山书屋观看它。钱范形状正方，中央有四个轮廓，其中两个上面有“大泉五十”四字；通体青绿色，差不多就是诗人所说的“活碧”。上舍从石门吕编修葆中的案头得到它；吕家古铜器虽然很多，但应当以这件为第一。跋甘罗城小钱文 右边这枚钱又薄又小，钱文只有一个字，无法辨认，下面穿有一个小孔。相传淮口有一座土丘，当地人称为甘罗城。由于淮水流向变迁，遗迹已经无法考察。有人挖到这种钱，便称它为“甘罗钱”。它大概属于鹅眼钱、綖环钱、榆荚钱、荇叶钱之类，也就是所谓幺钱、幼钱。景云观钟铭跋 景云观在修业坊。宋次道《长安志》载有景云观钟铭，说是唐睿宗景云二年撰写并亲自书写的。字体与顺陵碑文略为相似，还保留着八分书的遗意，间杂篆书笔法，姿态横逸，是精妙的作品。自唐代以来，岁月已经很久，当时的古迹中，高台已经倾圮，曲池已经填平，残碑断碣只剩千分之一，而睿宗的书迹却独自保存至今，完好无损。钟架也没有移动，这同样是罕见的事情。

译咸宁县唐冶金五佛像铭赞跋 唐太宗崇奉佛教以后，凡是发生战事的地方，都深切悼念为国牺牲的人。在汾州击败刘武周，建立弘济寺；在吕州击败宋老生，建立普济寺；在晋州击败宋金刚，建立慈云寺；在邙山击败王世充，建立昭觉寺；在汜水击败窦建德，建立等慈寺；在洺州击败刘黑闼，建立昭福寺。征讨高丽回来后，又在幽州建立悯忠寺，说是悼念战死士兵并为他们荐福，也算没有失去发政施仁的一端。到了武后窃取帝位，横征暴敛，增建佛寺不止一处。当时，她命春官尚书王攸宁充任检校大像使，在白司马坂冶炼金属铸造佛像。京城上下受到影响，炼金铸铜造佛身的越来越多。如今咸宁县还保存着五尊，都是长安年间铸造的，每尊必有铭文和赞文。作铭文的有三人：韦均、李承嗣、姚元景；作赞文的有二人：高延贵、萧元眘。我的同乡曹侍郎洁躬派人捶拓，合在一起装裱成一册，可惜没有写跋，因此无法详细知道这些佛像设置的始末。只有姚元景的铭文，是为光宅坊光宅寺造佛像而作。考《唐会要》，仪凤二年，望气者说这个坊有奇异的光彩，挖掘石头得到舍利一万粒，于是因此建寺。姚元景是姚元之的弟弟，官做到潭州刺史，见于《宰相世系表》。吴大安寺铁香炉题名跋 曹生说：瑚喜欢搜集金石文字，从上元灯市买到铁香炉题名十张，拿给我看。文字说：吴太和五年，岁次癸巳，七月己丑日铸造这只香炉。收买铁制仄钱来打造，共计重一万二千斤，安置在大安寺大殿上。为国王、吴主府尊令公以及十方万姓，永远用作供养。证因僧是智玄，铸炉工匠是丘师立。所谓国王、吴主，是说唐朝灭亡十二年后，吴国仍未改用天祐年号。到杨行密的次子隆演时，才开始建立年号。第四子杨溥虽然在文明殿即皇帝位，国人仍称他为王，以“主”代称皇帝。府尊令公，是指太和三年以中书令徐知诰为金陵尹。十国的君主大多谄媚佛教，杨氏拥有的二十九州，往往铸金刻石。比如升州兴化院、江州开福院、安国寺都有钟，钟上有铭文，见于王象之《碑目》。如果大安确实有寺，《金陵梵刹志》却没有记载；然而既然有铭文拓本，那么这件器物还保存着是毫无疑问的。题名的一百人中有金一娘、段二娘、雷三娘、魏四娘、张五娘、孙六娘、金七娘、戴十三娘、丘六十娘等人，她们混杂在都勾当工人的姓名中，字迹歪斜，男子和女子没有区别。治理国家要依靠礼，务必使男女各自处在适当的位置。因此，交接物品不能亲手相授，不能混杂；坐席时不能交错递酒爵；不能共用巾、梳子、衣架和枷具；说话不能越出门限。这是为了使百姓知道哪些事情不可逾越。可是窃据国家的君主没有教化百姓的办法，失去了礼制的防范，把男子的冠服同妇女的衣饰混在一起，使百姓不知道羞耻。君子因此认为，这个国家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了。书钱武肃王造金涂塔事 寺塔的兴建，吴越武肃王超过九国。根据《咸淳临安志》，九厢四壁以及各县境内，单是武肃王建造的就有八十八所；合计十四州，全部数起来甚至无法一一列出名称。当时他曾在宫中冶炼乌金铸成瓦片，绘制佛经夹叶中的故事，再涂上金色，合起来制成佛塔。鄱阳姜尧章得到其中一片，图像是如来舍身。阳谷周晋仙作长诗记述这件事，其中说：“钱王本来就是英雄人物，白莲花中显现国主之身；蛇乡虎落，狗脚朕又怎么样，穿锦袍束玉带，便可称为功臣。”考察罗平僭越称号时，武肃王曾给董昌写信说：“与其闭门做天子，使九族遭受涂炭，不如开门做节度使，一生富贵而无忧。”周晋仙只是把这段话铺陈演绎出来，使听到的人足以引以为戒。这正是诗人善于取材的地方。乡人蒋尔龄也得到一片，画的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形象，送给城东白莲寺的僧人。我的朋友周青士亲眼见过，曾把这件事告诉我。等我归田时，蒋尔龄、周青士都已去世；我向寺僧询问，他们坚决不肯承认，真迹也就再不能看到了。于是我记下这件事，并附录晋仙的诗，希望这些瓦片尚未熔毁，好古的君子或许还能偶然见到它们。【附录《周文璞方泉集》诗：“白石招我入书斋，使我赶快礼拜金涂塔。” 我怀疑这座塔不是人世间所有的，白石说它是钱王宫禁中的东西，上面作如来舍身的形象，饥鹰饿虎纷纷向它扑来。正当拈起灵山受记之时，龙天、帝释也应当感到惆怅。形制远自流沙传来，如今重新铸造得更加精致。钱王把土地献还朝廷回到京师后，这些东西流落在西湖各寺。钱王本来就是英雄人物，白莲花中显现国主之身；蛇乡虎落，狗脚朕又怎么样，穿锦袍束玉带，便称为功臣。天封寺开裂后立即退让，两浙听不到胡笳战鼓的争鸣；归来后佛子成为护持者，仍然担任太师、尚父、尚书令。这其中一片传到白石手中，世世代代如今只留下善于作诗的声名。同袍的出家朋友铦师兄，吟诗礼塔，作为佛事，和我一起吃地炉烤的山芋羹。哪里曾用薰陆香供奉绮丽的床榻，只看见相轮上铜绿色的光明。吟诗礼塔还没有结束，芦叶低低飞舞，山雨湿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枚〕

译溪州铜柱记跋 右边是铜柱记。楚王马希范与溪州刺史彭士愁立誓，铸金属为柱，命掌书记、天策府学士李弘臯撰写记文。铜柱高一丈二尺，埋入地下六尺，重五千斤，四周环绕石制莲花台，位于今天辰州溪蛮境内，距离府治一百多里，因此很少有摹拓本流传于世。即使是翟、赵、曾、洪等好古之家，也没有著录过它。我三十岁时读欧阳修的《五代史》，喜爱他的文辞；后来读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年叙事，反而觉得它比国史的纪传更加详尽，心中暗自不安。因此同钟秀才渊映约定，分头给欧阳修的书作注。后来我从云中转客太原，访求沙陀、北汉的遗迹，残碑断碣无不抚摩、抄录。渊映也作了许多考证，不幸客死燕地，遗稿全部散失，从此我失去了相助的人，兴致也逐渐消散。康熙戊午年，昆山叶征士奕苞和我在京师相聚，谈到金石文字，他说家中有铜柱记拓本，于是托他寄来，完整抄录记文，并审定《楚世家》中的错误。弘臯本来只名“臯”，彭士愁改作“士”；但他的儿子师杲改作“师暠”。刘勍本是静江军指挥使，记文却没有写出他的官职，未免过于简略，也不符合事实，这些地方应当以铜柱记为准。续题溪州铜柱记后 《溪州铜柱记》一卷归还后，叶氏寻找了三十年也没有找到。己丑年七月，忽然从西吴的书商那里得到它。书中记文完好无缺，出乎意料。检查从前的跋文，发现对于弘臯的始末没有说详细，于是命装裱工人装成册，把旧题写在前面，又在末尾续写。马希范去世后，天策府都尉希广是他的同母弟，武陵帅希萼是他的庶兄。弘臯主张拥立希广，大校张少敌对此忧虑，劝他说：“希萼排行年长，意气刚强，必然不肯屈居都尉之下，而且又同九溪蛮交好。如果不能即位，势必引来蛮军作乱，请您仔细考虑。”弘臯不听，少敌于是辞去。希广即位不久，希萼果然以武陵起兵反叛，联合九洞溪蛮，分路同时进攻，最终到达长沙，把希广绞死在郊外，又将弘臯肢解。这件事欧阳修也只是略写，没有记载。溪州静边都向化立誓的文书，详细记在天福五年正月。记文写于这一年五月，铜柱铸于七月，文字刻于八月，立于十二月。宋天禧元年十一月，迁立到现在的地方。广州光孝寺铁塔记跋 唉！那些僭越窃取帝位的君主，没有比刘鋹更愚蠢的了。他认为群臣都有家室，反而只顾相信宦官，却不知道宦官结党营私、收受贿赂，危害更加严重。铁塔建于大宝十年，共七层，加上相轮和莲花座，高二丈二尺。看它所列的名字，全都是宦官。当时刘鋹又铸造铜像作为自己的形象，并仿照他的几个儿子铸像，陈列在天庆观；如今这些都已经不存在了。金石刻铭之所以能够流传于世，是因为金属用途广泛，所以熔毁也容易。以我所见，自唐代以来，只有景云观、法性寺的两篇钟铭和这篇塔记保存下来。至于晋祠铁人，是宋徽宗建中靖国年间铸造的，铭文刻在胸部，凸起在外，很难摹拓。这大概是因为款识的形制不同，已经改变了前人的旧制。续书光孝寺铁塔铭后 壬申年，我再次游历岭表。次年正月，南海陈元孝在光孝寺设饭招待我。这里就是南汉的兴王寺。寺僧引导我和主人到刘鋹铸造铁塔的地方，看见两座塔并立在一间屋中，高矮不齐，一座有记文，一座有题名。这才明白从前的拓本是把两座塔合在了一起，记载得不详细。元孝告诉我：“南汉主刘防葬在番禺县治东二十里的北亭。明崇祯丙子年秋九月，墓穴中传出鸡鸣声，当地人挖开他的墓。墓道高五尺、深三尺，里面有十二尊金像：一尊戴冕端坐，一尊插笄端坐，大概是马后；两旁侍立十人，疑是他的儿子们。另有学士十八人，用白银熔铸。其他珍奇物品非常多。有一块碑，碑文由翰林学士、知制诰、正议大夫、尚书右丞、上紫金袋臣卢应奉诏撰写，说：‘大有十五年，岁次壬寅，四月甲寅朔二十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在正寝去世。到光天元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将神灵迁葬于康陵，这是礼制……’我当时正在注《五代史》，年老衰病而且容易忘事，于是把这段话连带写在前一册之后。已故友人仁和吴志伊撰写《十国春秋》，把卢应改作卢膺，说卢应曾任工部侍郎，大有年间加太尉，中宗时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但碑上的官衔和姓名并不相合。” 可惜他已经去世，没能听到这件奇闻。跋晋祠铁人胸前字 太原县唐叔虞祠西南角圣母庙台阶下有四尊铁人，长九尺，分成两行侍立。胸前有文字，记载铸造的年月，是政和年间制造的。文字内容既草率，字迹也粗陋丑拙，没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地方。倦圃鉏菜翁因为金石文字中石刻多而金刻少、刻有款识的多而有铭文的少，于是仍然把它摹拓装裱起来。这就像燕人到市场上买马骨一样。太医院铜人腧穴图拓本跋 京师太医院三皇庙的腧穴图，传说是宋天圣年间铸造的，旧时有石刻《针灸经》，宋仁宗亲自书写碑额。靖康之乱时，从汴京用车运到金国；有人说是安抚使王檝出使宋朝时进献给元朝的。元世祖命阿尼哥重新制作，至元二年铜人像制成，全身的腧穴和经脉络脉都具备，并注水试验，所有关窍都能通达。明裕陵命工匠重新修整，制作经过载于实录。万历初年，先父少保、时任太医院使，又给它加以洗濯修整。所谓明堂针灸，始于黄帝；后来关于膏肓等穴位，侧卧、偃卧和经脉流注，以及三部、五脏、十二经等，差之毫厘，后悔也来不及。学医的人可以试着拓下这幅图挂在墙上，早晚省察观看，也算是实行仁术的一种方式。《曝书亭集》卷四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四十七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跋【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