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书亭集卷四十四

译《书宋宝祐会天历后》这是宋宝祐四年，奉天历保章正荆执礼、谭玉，灵台郎杨旂，相师尧，判太史局、提举历书邓宗文等人推算编造、加注并颁行的历书。这一年是丙辰年，元旦立春。正是农家谚语所说的“百年难遇”。考察《会天历》原名《显天》，淳祐十二年由太府寺丞张湜、秘书省检阅林光世和师尧、谭玉等共同推算，在《宋史·律历志》中略有记载。后来宝祐改元，确定名称为《会天》。于是尤学士焴奉命作序，继承授时的典制，每年向天下颁发历书，雕版印行，数量多得无法计算。然而一年过去，便再也没有留存的本子了。马氏《经籍志》记载金人的《大明历》，正是因为它难以得到。这一部是昆山徐阁老公肃甫收藏的，我借来抄写，并把副本收录在编修道积的记录中。考察南渡以后，从统元历到会天历，历名总共改了七次，只有奉天历在史书中称其历法已经缺失。姑且从丙辰这一年推算，历法家也可以推测出其中的缘故了。《太平寰宇记》跋 《太平寰宇记》二百卷，目录二卷，是宋朝奉郎、太常博士乐史撰写的。康熙癸亥年从济南王祭酒池北书库抄得，缺少七十多卷。两年以后，又借昆山徐学士传是楼的本子抄写补充，仍缺河南道第四卷、江南西道第十一至第十七卷。听说黄冈王少詹买到了上元焦氏收藏的足本，等询问后，卷数的残缺竟然相同。这部书考察国史时，多有不合，大概取自野史小说的内容居多，不如《九域志》《舆地记》简明而切要。《宋本舆地广记》跋 亡友仁和人吴志伊以经史教授乡里，用束修所得买书阅读，以好价购得后收藏起来。欧阳忞的《舆地广记》就是其中一部。志伊在任所去世后，藏书大多散失，这部书偶然归到我手中，放入书架时，却缺少开头两卷。徐尚书总裁《一统志》时，请求暂时取出《文渊阁》的旧书作为考证资料，这部书的开头两卷正在其中。我赶紧传抄，于是成为完整本。因为它是亡友的遗物，我不轻易借给别人；每次展开阅读，还仿佛是刚刚接触到他的手迹。欧阳忞是庐陵欧阳氏的族孙，此书成于政和年间，开头列《禹贡》九州，接着叙述秦、汉、三国、晋、唐、五代，并先总述纲要说：“用今天的州县去考察汉代，就是郡；用汉代的郡县去考察三代，就是州。三代的九州分散成汉代六十多个郡，汉代六十多个郡又分化为今天三百多个州。虽然其中有时分离、有时合并，难以完全考究，但这些在我的胸中大体已经清楚了。”所以它所记的沿革条理清楚，胜过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后来记载舆地的著作，大多不把中原纳入职方，残存的山河只叙述偏安政权的州郡。直到元代开始修撰《大一统志》，但这部书很少流传，更足以证明此书应当珍重。《桂林风土记》跋 《桂林风土记》是唐光化二年融州刺史莫休符撰写的。《新唐书·艺文志》记作三卷，如今只存一卷。这是闽人谢在杭《小草斋》所抄录的本子，旧藏于徐惟起家。卷末说是在钱塘沈氏处获得的，是洪武十五年抄写流传的。虽然不是足本，但其中收载张固、卢顺之、张丛、元晦、路单、韦瓘、欧阳膑、李渤等人的诗，凡是采录唐音的书都没有著录。博闻的君子，应当赶快使它重新显露光彩。《续锦里耆旧传》跋 我这些年来想为欧阳先生的《五代史记》作注，于是到蜀地搜求野史。像毛文锡的《前蜀记事》二卷、董淳的《后蜀记事》三卷、李昊的《蜀书》二十卷、张▯的《锦里耆旧传》一卷，都已散佚失传。现存的只有张唐英《蜀梼杌》十卷，如今也只剩二卷。至于勾延庆的《续锦里耆旧传》三卷，恐怕也不是完整的书。勾延庆字昌裔，成都人，官至应灵县令。此书成于开宝二年，记事起于咸通九年，止于干德三年，另一个名称是《成都理乱记》。卷中载有李昊的降表，以及随同投降、列入任官名册的三十二人，其中二十六人有除授记录。李顺、王均、刘旰发动叛乱的事情，也略有记载。这些内容可以帮助采集史料，只可惜太常博士张约的序文已经亡佚了。《书梦华录后》《东京梦华录》十卷，幽兰居士孟元老撰写。绍兴丁卯年，他亲自为书作序。琴川毛氏曾把它刻入《津逮秘书》，但后来失传。淳熙丁未年，浚仪人赵师侠为它作了后序。这部是弘治癸亥年雕刻的本子，亚中大夫、汴人贾宗仲原还在卷末作了跋，大概是周藩的仪宾。《书成都文类后》安吉人袁说友，字起岩，是木待问榜的进士，授官秘书丞，历任宝文阁学士、通议大夫、四川安抚制置使，兼任成都军府事。他辑录汉代以下直到宋淳熙年间蜀人的诗文，分编为五十卷，命名为《成都文类》。书成于庆元五年，他亲自作序，分为十一门，颇为详细整齐。这是杨文宪公慎《全蜀艺文志》所依据的底本。自从杨氏的志书流行，袁氏的《文类》就被束之高阁了。我从海盐陈氏那里得到刻本，重新装订后收藏起来。袁说友在蜀地任官以后，入朝任吏部尚书；嘉泰二年八月任同知枢密院事，三年正月任参知政事，九月罢职。这些事可见于《宰辅编年录》。《书熙宁长安志后》韦述的《东西京记》世上没有完整本子，宋敏求以它为依据，撰写《河南志》《长安志》二书，世人称赞它们内容完备详尽。《长安志》过去有雕本，字迹粗劣，这部书是向汪编修文升借来的善本抄录的。可惜《河南志》再也无法得到，为此惘然。金风亭长彝尊记。《元丰九域志》跋 《九域志》十卷，元丰年间，丹阳人王存、字正仲，奉诏与曾肇、李德刍共同撰写。从前在昆山徐氏家见过宋刻本，缺少四京，第一卷、第二卷也有很多文字残缺。特别是府、州、军、监、县都设有古迹一门，大概是民间流行的书，而这一本却是进呈朝廷的本子。所以晁公武《读书后志》中有新、旧《九域志》的名目；它的进表由陈文直亲自核定，确实不愧为他所说的那样。这部书的宋刻本字体小而密，这一本界格疏朗，便于老眼阅读，令人非常喜爱。抄下后放入书架。李德刍另有《元丰郡国志》三十卷、图三卷，载于《宋艺文志》。小长芦八十一老人彝尊亲笔记。

译《淳熙三山志》跋 闽中有许多藏书家。康熙壬子年经过福州时，我访求梁丞相的《三山志》，没有找到。三十年后，看见武进庄氏的书目中有这部书，借来观看却没有成功。又过了六年，昆山徐学使章仲用一镒白金买到它，我于是借回来抄录。全书共四十二卷，梁丞相亲自作序。记载闽地的书，晋代有陶防，唐代有林谞，宋代有林世程，这些书全都散佚了。这部书也很少流传，其中关于三山士大夫而未被记录的人，一旦有了记载，足以自豪。只是它的体例把山川附在寺观条目末尾，未免失去条理。然而十国时期的事情，其中可以考证为实的，有许多出自黄氏《八闽通志》、王氏《闽大纪》、何氏《闽书》之外，是学者应当广泛考察的。《书新安志后》古文到了南宋日益趋于冗长，唯独罗鄂州的小集流传不多，却极其醇厚雅正。他所撰的《新安志》简明而切要，篁墩程氏取用其中材料来撰写《文献志》，这是地方志中最好的。我的年纪已经八十岁，才开始抄得这部书；每每劝新安的富家出资刻印，最终很少有人响应，今天的人不喜爱古书，实在太严重了。《景定建康志》跋 《建康志》五十卷，是宋景定年间承直郎、宣差充任江南东路安抚使司干办公事的武宁人周应合撰写的。戊午年春天，我留在白下，亡友周雪客对我说：“曾经见过这部书的残本，寻找它三十年也没有得到。”今年秋九月，我经过曹通政子清在真州的使院，见到书架上正收藏着它，便赶紧借回来抄录。周应合在淳祐年间考中进士，曾任实录院修撰官，因上奏章弹劾贾似道，被贬为饶州通判，自号溪园先生。康熙丁亥十一月，竹垞七十九翁彝尊书。《咸淳临安志》跋 南宋咸淳四年，中奉大夫、权户部尚书、知临安军府事、缙云县开国男处州人潜说友，修订临安府志，增补旧闻，共一百卷。我先后从海盐胡氏、常熟毛氏得到宋刻本八十卷，又借抄十三卷，其中七卷最终仍然缺失。宋人幸存的地志，如宋次道的《长安志》、梁叔子的《三山志》、范致能的《吴郡志》、施武子的《会稽志》、罗端良的《新安志》、陈寿老的《赤城志》，常常嫌它们过于简略。只有潜氏这部志书独自详细，若再结合《吴越备史》《中兴馆阁录》《续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梦粱录》《大涤洞天志》，差不多就可以使文献足以考证。可惜后来撰写通志的人，没有亲眼见到这部书，以致旧闻散失，真令人叹息啊。《梦粱录》跋 从前我向古林曹氏借抄《梦粱录》，那是杨礼部南峰的节略本，只得到十卷。后来留在京师，听说棠村梁氏有足本，卷数是它的两倍，便赶快抄录收藏在箱笥中。辛巳年，我寄居在昭庆寺僧楼，取出这部书读完，嫌它行文拖沓，不知剪裁，不如泗水潜夫的《武林旧事》简明而切要。即使如此，自从曾端伯编《类说》、朱藏一编《绀珠集》、陶九成编《说郛》以来，都是从成百上千的材料中取其一二，笔记小说中能够完整保存的书已经很少了。因此赞助徐舍人在吴下镂版刊刻此书。小长芦彝尊书。《至元嘉禾志》跋 《嘉禾志》共三十二卷，至元年间由经历单庆、延郡博士徐硕编纂成书。为它作序的是本郡人郭晦、唐天麟。嘉禾有志书，始于宋淳熙年间，郡守张元成邀请名士闻人伯纪修撰。后来岳珂来任郡守，又邀请乡里前辈关栻、表卿续修。因岳珂改任而中止，只留下五卷。这部书大概是在关栻旧本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关栻分为二十五门，徐硕扩充为四十三门，但官师治绩、经籍目录都缺失了。吴越钱氏建立国家后，曾改秀州为开元府，这部书却没有记载，也未免过于疏略。不过所采录的碑碣、题咏占全书一半，旧日典章可以借此考证，实在令人欣慰。徐硕没有其他事迹可考；郭晦记载，宋淳祐十年他考中方逢辰榜进士；唐天麟字景仁，宝祐四年考中文天祥榜第四甲进士，自称纳轩叟，居住在嘉禾轩。《寰宇通志》跋 《寰宇通志》一百一十九卷，是景泰年间奉诏撰写的。总裁五人：文渊阁大学士、泰和人陈循，东阁大学士、扬州人高谷，束鹿人王文，翰林院学士、泰和人萧镃，左春坊大学士、淳安人商辂。纂修四十二人：左春坊大学士安福人彭时，右春坊大学士吉水人刘俨，翰林侍讲学士上元人倪谦，秀水人吕原，左春坊左谕德莆田人林文，司经局洗马永新人刘定之，安福人李绍，右春坊右中允莆田人柯潜，翰林院修撰杞县人孙贤，左春坊左赞善长宁人周洪谟，右春坊右赞善华亭人钱溥，左司直郎眉州人万安，香河人李泰，翰林院编修兰县人黄谏，长洲人陈鉴，博野人刘吉，寿光人刘珝，曹恩，仁和人王献，卢龙人刘宣，钱塘人童缘，检讨曹县人李本，马升，巴县人江朝宗，中书舍人兼司经局正字顺天人赵昂，庶吉士琼山人丘濬，卢氏人耿裕，安福人彭华，刘釪，涿州人牛纶，沧州人孟勋，仁和人何琮，潜山人吴祯，兴化人严洤，泰和人尹直，番禺人陈政，顺天人▯珍，冯定，上元人金绅，寿光人黄甄，余姚人夏时，长寿人王宽。书成于景泰七年五月，上表进呈，景陵亲自为它作序，在内府镂版刊行，颁示朝廷内外。在此以前，洪武三年曾命儒士魏俊民、黄篪、刘俨、丁凤、郑思克、郑权六人编纂《大明志》，到洪武二十八年又命廷臣修订刊行，这就是《通志》的起源。裕陵复辟后，认为这部书内容泛杂，便下诏命儒臣删约为《一统志》。天顺五年，皇帝也为它作序。《一统志》颁行以后，《通志》不再流布，民间收藏它的很少。总裁、纂修各位官员虽然得以在《郕戾王纪》中附载姓名，但其中只有曹恩、马升二人，香山黄才伯和翰林院所记的题名遗漏了他们；因此特意列出姓名，希望博闻的君子补录他们的籍贯。

译《跋虎丘诗集》《虎丘诗集》一卷，是明初吴地人王宾辑录的，收藏在我乡项氏万卷楼。集中载有邾经的诗：“虎丘山前新筑起城墙，虎丘寺里断绝了行人。”吕敏的诗说：“山上有楼台，山下有城池；朱旗夹道而立，行人很少。”曾朴的诗说：“在阖闾墓上看见新城，再也没有行人带着酒来往。”考察可知，这一年是至正丁酉，正是淮河张士诚用兵之时。主持这项工程的是周南老，所以他的诗说：“顶着白发奔走于公家劳役，驱驰登上虎丘。”又说：“四重新城环绕山涧弯曲处，剑池池水之上碧色山峰高耸。”柳贯的诗也说：“半山青翠处筑起了高大的城墙。”后来记载吴地的书大多没有提到此事，因此虎丘筑城，吴地人很少有人知道。我曾经从山后步行经过，看见遗址还在，只是不清楚山南以什么作为界线，大概鹤涧以南就是城外的地方。又，虎丘山原本是晋代司徒王珣的住宅；隋代舍利记载，王珣宅中有琴台，释道宣把它记在《广弘明集》中，而府志、县志都遗漏了。古迹被荒废湮没的，大概已经很多了。王宾字仲光，邾经字仲谊，吕敏字志学，曾朴字彦鲁，周南老字正道，柳贯字道传。《正德重修金山寺志》跋 葬师说祸福大多本于郭景纯的《葬经》，然而试着让一百个人分别推断，没有一个人的说法相同。他们所说的龙、穴、沙、水以及向背关系，就像榫头和卯眼互相抵触，根本无法吻合；这种说法本来就很难选择。再加上选择日期的人把年神、方煞、吉神配合起来，仅凶神就有一百二十种，想要规避实在困难，因此因无法择日而不能安葬的人很多。世间传说郭景纯的墓在金山，实在过于诡奇。沈启南的诗说：“气散风冲，哪里可以居处？先生埋骨之后，究竟又能怎样？”按日家的数术，谁也逃不脱兵解；世上的人却还相信葬书，好像面对清晨的钟声，沉睡者也可以因此深刻反省。日本中心叟墓前没有土地让子孙祭拜，其中一句话也足以令人发笑。这首诗载在庐陵人胡经用甫的《金山志》中，志书成于正德辛巳年，由文待诏征仲作序。《书土官底簿后》《土官底簿》二册，撰写人的姓氏不详，是海盐郑氏的藏书。考察《禹贡》说“三百里蛮”，《尚书·旅獒》《周官·礼职方氏》《戴记·明堂位》称“八蛮”，《尔雅》称“六蛮”；这些族类称为黎、犵、狑、獠、猺、獞，各有大姓作为首领。明代制度仿照元代旧制，分别设置官吏，设立宣慰、招讨、安抚、长官四司：云南一百五十一员，广西一百六十七员，四川二十四员，贵州一十五员，湖广五员，广东一员。起初隶属于验封司，后来其中一半隶属于武选司。嘉靖年间重申旧典，隶属验封司的由布政司统领，隶属武选司的由都指挥使统领。文官、武官相互维系，羁縻治理自有办法；虽间或有不安定，很快就会被平定。恩泽浸润久了，他们渐渐知道向学。比如黔地宋氏兄弟、云南木氏祖孙，各自创作诗文，刊刻有个人文集，能作雅诗与南音，不再昧于侏离之语，明朝的声教传播得很远了。我在史馆任职时，曾劝说建立土司传，以补前代史书所没有的内容。毛检讨大可赞同我的意见，撰写《蛮司合志》，因此可以用这部书作为采择资料。《安南志略》跋 《安南志略》二十卷，是安南人奉议大夫、佥归化路宣抚司事、爱州人黎崱、字景高撰写的。为它作序的有十一人：广平人程钜夫、魏郡人元明善、安阳人许有壬，以及庐陵人龙仁夫、欧阳原功等。黎崱也亲自作序。汉代设置交州、日南、九真三郡以来，历代建置沿革各不相同。黎崱参照考订史书传记，能够详细记载当地山川风土、人物，以及文书往来、军队进出、篇章酬答等，一一完备。大概是归附中原以后，他闲居汉阳，得以从容著述，所以应当得到诸公共同称赞。黎崱在泰定年间游历庐山，撰有《游记》三卷，可惜我无法看到。天历年间修撰《经世大典》，大学士何荣曾把《志略》进呈，诏令交给书局，于是编成《安南录》一卷，附入今天的《经世大典》，但已经不存在了。我从海盐郑氏处抄得这部书，遗憾的是讹字太多，像把“豕”误作“三”、把“虎”误作“六”之类，疑难之处都无法解释。哪里才能再找到善本来校正它呢？《越峤书》跋 《越峤书》二十卷，是宜山人李文凤、字廷仪撰写的。安南自元代黎崱编纂《志略》以后，又过了一百多年，关于建置沿革、兴废原因的事情，一直没有完整的书籍记载。李文凤特意为它编排次序，既有条理又简明扼要，作为外国史和诸国志来说，可以称得上佳作。序文说，他们的国主有两个名字：正式的名字用来祭祀天地神祇，伪造的名字用来同中国交往，并向本国人表示不臣服。李文凤因此把这些内容详细写入书中。有人惊讶于他们君臣的狡黠，不过人能够欺骗谁呢？这样做只足以显出他们极端的愚蠢罢了。李文凤在嘉靖壬辰年考中进士，历任云南按察司佥事。

译《书高丽史后》《高丽史》世家四十六卷、志三十九卷、表二卷、列传五十卷、目录二卷，合计一百三十九卷。由高丽人正宪大夫、工曹判书、集贤殿大提学、知经筵春秋馆事兼成均大司成郑麟趾等三十二人编纂，于明景泰二年八月上表进呈，并在本国镂板刊行。看它的体例，条理清楚而不紊乱，王氏一代的文献有许多可以征考。书中《乐志》的歌词，大多依据宋徽宗祐陵所赐大晟府乐谱。比如《舆服志》记载高丽风俗：剃发至额，剃成方形，中间留发，称为开剃。忠烈王四年二月，命境内百姓都穿上中国的衣冠；开剃十六年九月，百官才开始戴笠朝见。这些都是《元史》没有记载的。至于庚申君逃往沙漠以后，君臣的事迹便无法详知。高丽有时还同北元通使，称其为北元。北元君主逃到应昌，于洪武三年庚戌四月去世。高丽人追谥为惠宗，就是顺帝。他的儿子继位，带领余部逃往和林。十年丁巳，派使者到高丽，使用宣光年号；高丽人不予承认。两年后，又派佥院甫非前来告知年号。天元年辛禑派永宁君王彬前往祝贺。相传他在位十一年后去世，这就是北元谥为昭宗的君主。所有这些事情，明朝的典籍都隐而不载。借助这部史书的略本保存这些事迹，是后世讨论世系和年号的人应当记述的。又 靖难时期的君臣改修《明太祖实录》，因为方孝孺的缘故，连他的父亲方克勤这个清廉能干的官吏也把真实事迹抹去了。黄观、景清修撰史书传记时，也因禁忌而删削他的姓名，还诬蔑方先生叩头哀求。看郑麟趾《高丽史》所记梦周、李成桂的事情，李成桂没有被芳远杀死，芳远还知道给他赠官、改名。郑麟趾等人也如实记载此事。这样看来，篡夺而窃位的芳远反而比长陵更贤明，而小国的史官也胜过杨士奇等人许多了。真令人叹息啊！《书海东诸国纪后》属国之中，只有高丽有史书、有通鉴、有史略；其次是安南国，也有人撰写志略。至于日本的《东鉴》即《吾妻镜》，文字如鸟语、侏离难解，言辞不能通达。从前亡友钟广汉撰写《历代建元考》，从人类诞生以来一直记到明代，对外国极其重视，凡是僭越称号的，没有不记载的。后来得到《东鉴》，非常高兴，便把它写入记录；但《东鉴》只记载日本八十七年的事情，中间遗漏仍然很多。我晚年得到朝鲜人申叔舟的《海东诸国纪》，虽然不是完整本子，但朝鲜各代君长的传承、年号更改，从周代一直到明初，像珍珠串在线上、绳索贯通一样，于是取来补充钟广汉的遗书。至于它所记疆域的广大，八道六十六州，就像把米粒堆在面前，山川尽在眼前；和张洪、薛俊、侯继高、李言恭、郑若曾所记相比，更是清楚得如同指掌。申叔舟字泛翁，在朝鲜做官，官至议政，封高灵君，此书成于成化七年十二月。《跋吾妻镜》《吾妻镜》五十二卷，也称《东鉴》。撰写人的姓氏不详。书前有庆长十年序，书后有宽永三年日本人林道春的后序，这就是雕版刊行的年份。书中记载从安德天皇治承四年庚子开始，到龟山院天皇文永三年七月结束，共八十七年。每年的月日、阴晴都必定记载。其余内容记载将军、执权的先后次序以及弓射的礼节。文字义理艰涩难通，旁边又附有倭训，翻译起来不容易。然而国家的大事反而记载简略，所谓不贤的人只记小事，大概就是这样。外国藩属之中，只有高丽人的著述往往流入中原。例如郑麟趾的《高丽史》、申叔舟的《海东诸国纪》，以及《东国通鉴》《史略》等书，多可用来考证。日本不按时修习朝贡之礼，所以其君长传承授受的次序，除奝然所记之外，流传的说法很有不同。临淮侯李言恭撰写《日本考纪》，对日本的国书、风俗记载颇为详细，但历代国王世系传承仍不明晰。把这部书同《海东诸国纪》合起来校勘，还是不如申叔舟的书能够抓住要领。康熙甲辰年，我在郭东高氏的稽古堂看到这部书。又过了四十三年，它才归入我的书架。可惜第六、第七两卷已经失去了。庆长十年就是明万历三十二年，宽永三年就是明天启四年。《跋洪遵翰苑群书》我初入翰苑时，供事的吏员手里拿着张阁老的《位词》、林氏的《典故》、以及《翰苑须知》两编给我看。书中引用“五品不逊”的话，读者都把它当作笑料。我后来做了史官，便想另撰一部书。自分掌职务以来，直到明崇祯末年，常常带着书入宫当值，早晚抄录，积累了十四册，打算删去重复、补充缺漏，题名为《瀛洲道古录》。可惜正赶上遭到院长弹劾，未能汇编成书。然而归田以后，每次乘小船近游，没有不把它带在藤笈中的。晚年得到孙逢吉《职官分纪》、陈骙《中兴馆阁录》续录、元代王士祯《元秘书志》，心中很是快慰。近来又得到洪遵《翰苑群书》的足本，于是词臣的典故大致齐备了。可惜我已经老了，眼睛昏花，耳朵失聪，不能再加以甄别综理，只能叹息有志愿却不能实现。我于是凭记忆把所抄书目的记录交给门下弟子：溧阳黄梦麟、海宁查升、杨中讷、高邮吴世焘、娄县姚弘绪、长洲汪士鋐、武进钱名世、宝应乔崇烈。等待有志之士把它辑录完成。康熙丙戌年阳月，竹垞老人书。

译《崇文书目》跋 《崇文总目》六十六卷，我寻找了四十年也没有得到。归田以后，听说四明范氏天一阁有藏本，便把这件事告诉黄冈张学使；他巡视所属地区时替我传抄寄来。展开书卷阅读，只有书目，原来编写的叙释一篇也没有保存。乐平马氏《经籍考》记述郑渔仲的话，说他排列诸儒，每部书下面必定提出新意加以论说，只是嫌他的文字繁多而没有用处。这样看来，这部书大概是因为郑渔仲的话，绍兴年间又把叙释删去了。自从刘向《七略》、荀勖书目、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以来，著录书籍不只是列出篇名而已，还必须略述作者的事迹，用来启发后学。所以赞美《七略》的人，有的称美它能分析判别各种艺文，有的称道它能简略叙述前代盛业。后来殷淳有《序录》，李肇有《释题》，一定要做到这样，纲要才算粗略举出。如果把这些叙释全部删去，就像只留下虎豹的皮革，同羊皮狗皮有什么区别呢？《唐志》有十九家，《宋志》有六十八部，如今保存下来的已经极少。幸亏有这部书，学者才得以看到典籍的旧貌。《欧阳子集》收有《总目叙释》一卷，其余内容马氏《经籍考》间或引用，文字不费，而每部书的始末都能看见，体例实在最好。郑渔仲只是仗恃自己的长处，不肯为初学和后来的觉悟者留下余地；这就是所谓君子一句话也可能被认为无知了。《中兴馆阁录续录》跋 《中兴馆阁录》十卷，分为九门：一是沿革，二是省舍，三是储藏，四是修纂，五是撰述，六是故实，七是官联，八是廪禄，九是职掌。淳熙四年秋，秘书监、天台人陈骙、字叔进，撰成此书；为它作序的是丹棱人李焘、字仁父。《续录》也有十卷，是嘉定三年馆阁重新编次，后来的人依次补录，一直记到咸淳。这两部书是我从上元焦氏处抄来的，可惜都不是完整本子；但官联部分还保存着，可以用它续接洪遵的《翰苑群书》，向下还可接续王氏、商氏的《秘书志》以及黄氏的《翰林记》。前代贤人入仕的先后次序，大体都可以记述，不必担心文献不足以考证了。《书元秘书监志后》《元秘书监志》共十一卷，著作郎东平王士防续撰，著作佐郎曹州商企翁续成，二人共同编纂。书中所载诏敕、公文，多使用国书文体，因此流传下来的很少；一代的典章故实也保存在其中。卷中题名有张应珍：他在至元三十年十二月由从事郎升任秘书监丞，大德八年六月升秘书少监，九年十月才改名为吴鄹。然而《吉安府志》称鄹是永新人，宋末兵乱时为躲避仇家辗转迁徙到山西。元代驸马都尉、高唐郡王库哩济斯曾向他请教疑义，并把他的书刊刻在平阳路志中，于是把他列入宋遗民之中。不知道他曾在元朝做官；改朝换代之初，士人的仕进与退隐道路各不相同，不可以混淆。有这部书，足以证明《府志》的错误了。《文渊阁书目》跋 《文渊阁书目》编成于正统六年六月，负责著录的是少师、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翰林院侍讲学士马愉和侍讲曹鼐。书目没有详细写出撰人的姓名，也不分卷，使读者茫然无从考查，这是非常草率的。考察宋靖康二年，金人索取秘书监的文籍，分批解送出去，见于丁特起《孤臣泣血录》；洪容斋《随笔》也说：宣和殿、太清楼、龙图阁所收藏的书籍，在靖康之变流散之后，全都运到了燕地。元朝平定金朝时，杨中书惟中在军前收集伊洛一带的书籍，运送到燕都；平定宋朝后，王承㨗首先请求把三馆图籍用车运来。至元年间，又把平阳经籍所迁到京师，并搜括江西各郡的书板，又派使者到杭州，把官府收藏的书籍和书板全部运到大都。明永乐年间，成祖下令翰林院，凡是南内所藏的书籍，各取一部。当时修撰陈循督率十艘船，装载一百箱书送往北京。又曾命礼部尚书郑赐挑选通晓典籍的人，分赴各地收购遗书，全都收藏在文渊阁中。相传其中有雕本十三部、抄本十七部，大概是把宋、金、元三代所收藏的书汇集于一处；这种缥缃典籍的丰富，自古未有。考察唐、宋、元三代收藏书籍，都极其慎重：进献书籍有赏赐，储藏书籍有库房，校勘书籍有人负责，曝晒书籍还有专门的集会。到了明代，却把百万卷秘书交给一名典籍官负责，只看守书籍的人，都是出身微贱而不懂得珍惜的人；又设置科举，专门崇尚帖括，四书、《易》《诗》都只宗奉朱子，《尚书》遵从蔡氏，《春秋》采用胡氏，《礼》以陈氏为主。爱好广博的人也只看《大全》而止步，不敢旁涉诸家。对秘书省收藏的书籍视若泥土，任凭盗窃，百年以后便没有完整的书了。到了万历乙巳年，辅臣传谕内阁，命大理寺左寺副孙能传、中书舍人张萱、秦焜、郭安民、吴大山校理遗留书籍，只有地志还保存着一些，而且都是嘉靖、隆庆以后编的书，根本不是旧本；经典散失，所剩寥寥无几。张萱等略述作者的情况，比正统书目大为超过，可惜书籍已经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只能徒然使有识之士叹惜。《重编内阁书目》跋 《内阁重编书目》共八卷。万历三十三年，大理寺副孙能传、中书舍人张萱、秦焜、郭安民、吴大山奉内阁谕令校理。孙能传等对各书略作疏理，大体符合晁氏、陈氏的体例。现在拿正统六年的目录对照校勘，四部书籍十之有九已经亡佚，只有地志较为详备。然而宋、元图经的旧本并没有著录，著录的全是弘治以后编纂的书。这样看来，内阁藏书到万历年间已经无法考察，重编的书目大概只是从刑部、行人司所收藏的目录中取来，用以敷衍塞责罢了。唉！设置一名典籍官掌管十万册书籍，立法竟然如此草率。凭杨士奇受到皇帝信任的程度，又奉诏编纂书目，能够进言却不进言，他的罪过难道还可以逃脱吗？

译《南京太常寺志》跋 从前海宁人谈迁，字孺木，寄居在胶州高阁老弘图的宅邸中。阁老引导他借阅故府书籍，让他纵览，于是他编成一部有关国事的书，摘取其中遗事写入《枣林杂俎》说：孝慈高皇后没有儿子，不仅长陵是高丽妃所生，懿文太子以及秦王、晋王也都是李淑妃所生。听到的人都争相认为惊骇。史局刚设立时，朱彝尊曾以此事向总裁前辈询问，总裁说应当仍旧按照《实录》的说法。现在看天启三年《南京太常寺志》，其中明白记载：孝陵殿宇中，左边配祀高皇帝、后主的生子妃五人，右边只配祀高丽妃一人；这件事足以作为可信的证据。这样看来，《实录》出于史臣的曲笔，不足以遵从。汉文帝自己说“我是高皇帝侧室所生的儿子”，在道义上又有什么伤害？可是《奉天靖难记》每每记载长陵上书、下书以及向臣民宣谕时说：“我是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的嫡子。”考、妣必须并称，原想用酒浆掩饰，反而暴露了踪迹。《志》共四十卷，由嘉善沈若霖编纂。写冯尚书元飙题在《首善书院诗》后面。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庚午朔日，天津河御用监少监马堂进献大西洋利玛窦所贡的土产。当时先文恪公以礼部侍郎掌管本部尚书事务，上疏说：“《会典》中只有西洋琐里国，没有所谓大西洋，其真伪无法知道。况且寄居二十年后才来进贡，与远方仰慕义理而献珍宝的人不同。并且所进献的天主、天主母画像既然属于不合经典的事物，行李中又有神仙骨；既然称为神仙，自然能够飞升，怎么会遗留下骨头？这正是韩愈所说的凶邪污秽的残余，不应让它进入宫禁。请求立即命令其回国，不许他们暗中居住在两京、同内监来往，以免另生枝节，眩惑百姓。”奏疏送上后没有得到答复。到天启初年，邹忠介、冯恭定同在都察院任职。京城人在大时雍坊建首善书院，作为讲学之所。天启二年，御史倪文焕诋毁它是伪学。这一年，毁掉先圣的栗木牌位，在堂中焚烧经籍，又撞倒书院的碑。西洋人汤若望用本国推算天文历法的方法，证明《大统历》有误；徐宫保光启深信这种方法，借书院设置历局，于是占据其中，改名为天主堂。书院废弃了，逆祠却建立起来。诵读冯公的诗，完全可以抵得上读诗史。《曝书亭集》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四十五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跋（四） 《胡氏皇王大纪》跋 孔子编定《尚书》，把上限断在《尧典》开始的地方。屈平说：“上古之初，谁把道理传下来的？”谯周、苏辙撰《古史》，梁武帝撰《通史》，胡卫撰《通史缘起》，罗泌撰《路史》，这些书的语言并不都雅正典实，也没有全部流传下来。只有五峰胡氏所撰《皇王大纪》八十卷，从盘古氏一直写到周赧王，列举两千多年的事迹，广泛采录史书传记，用经义贯通它们，大概可以说取舍精当、叙述详尽了。近来邹平马骕撰《绎史》，恐怕没有见过这部书，但体例很相似，正可以并存而不废。胡氏名宏，字仁仲，是文定公胡安国的幼子，曾在汴京拜访杨中立，跟随侯师圣在荆门学习，所以他的学问有源流传承。此书成于绍兴辛酉年，绍定年间奉朝廷命令搜求此书，漕使曾经为它刻版。我所收藏的是明万历辛亥年重刻本。写钱氏《补汉兵志》后 宋朝鉴于五代的弊病，收缴天下的铠甲兵器，全部集中到京师，名为禁军。开宝年间登记入籍的有十九万三千人，已经不能算少了。至道年间增加到三十五万八千人，天禧年间增加到四十三万一千人，庆历年间增加到八十二万六千人。治平以后直到元丰年间，逐渐裁减，仍有六十多万人。宋徽宗只有一个童贯统领，禁军却缺额二十四万人。靖康之祸时，按名册只剩三万人，连一个可以驱使作战的人也没有，于是终于无力支撑。宋高宗只任用一个张浚，富平、符离两次战败，丢弃了数十万军队，却没有人追究他的罪责；这样还可以谈论军事吗？乐清人钱文子看到了南渡以后军队和军粮的冗滥，认为汉代制度保留了寓兵于农的遗意，而班固的《汉书》没有写兵志，于是加以补作。此书只有一卷，言辞浅近而旨意深远，文辞简约而义理完备；这不是那些低头拱手、空谈性命之学的人所能概括的。文子字文季，绍熙三年由上舍释褐出身，任吏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历任宗正少卿，退居白石山下，自号白石山人。因此，他所辑的诗传和这部书，都署名“白石”，不了解的人会怀疑是姜夔书名的错误。卷首有陈元粹的序，后面有王大昌的跋，都是他的弟子所写的跋，称此书在嘉定年间于淮南漕司官署刻板。我所抄的是虞山钱曾的藏本。《后汉书》跋 范晔的《后汉书》起初没有表、志，只有十篇帝纪、八十篇列传。因此，梁朝剡县令刘昭注《续汉志》时，序中说：“范晔是优秀的史家，确实超过众家；只是叙述有时不周全，志便完全缺失了。”刘知几说：“他的十志没有完成便死了。”叶适说：“司马迁、班固相继撰写史书和志，到了范晔便废弃而不再撰写。”陈振孙说：“范晔原书从来没有志，刘昭所注的，乃是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相传宋代孙宣公奭任国子监校勘官时，于是把司马氏的志编入范氏书中。然而刘昭的序中说：“借用旧志来作注，以补足它”，可见这件事并不是从孙奭才开始的。流传日久，读史的人竟直接认为是范氏的书，实在奇怪！《续汉书》已经亡佚，八志依靠编入范氏书中才得以保存。现在应当另行分卷，附在纪传之后，同时把熊氏的表也附进去，这样条理便不会紊乱，一代的史书也就完备了。可惜一直没有好事者来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