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书亭集卷四十七

译书《▯嵝山铭》后 古今各种杂体书法的形势，韦续作过叙述，共有五十六种。他只说夏禹创作了钟鼎书，没有说有▯嵝铭。然而在《吴越春秋》《南岳记》《湘中记》《南岳总胜集》以及刘梦得《寄吕衡州诗》中，都有关于它的记载。刘梦得诗说：“曾听说祝融峰上有神禹的铭文。古老的石头具有琅玕般的姿态，秘密文字呈现螭龙虎兽的形状。”昌黎韩愈《谒南岳庙兼赋▯嵝山诗》上半篇说：“▯嵝山尖有神禹碑，字色青、石色红，形状奇特，像蝌蚪盘曲，碑身如倒披的薤草，像鸾鸟飘飞、凤凰停泊，又像虎螭相搏。”下半篇说：“事情庄严，踪迹连鬼也无法窥见，道士独自登上山，偶然看见了它。千方百计搜寻又能得到什么？只见森森绿树间猿猴悲鸣。”可见韩愈只是从道士口中听到这些话，仍然没有见到铭文。地方志说，宋嘉定年间，有位何贤良把它带到祝融峰下，樵夫带他到碑所在之处，他亲手摸取碑文后回来，献给曹转运彦约；当时人们不相信，何贤良于是把它刻印在岳麓书院。鄱阳张世南为此作了记，事情或许确有其事。这篇铭文，考古家大多认为是伪作，只是因为注释解释得过于支离，所以人们半信半疑。我把它收入记录中，和坛山之石相配，不也可以吗？石鼓文跋 石鼓上的籀文虽然同大篆略有不同，但距离钟鼎铭文并不远，它确实是三代的遗物。然而各家有的对此表示怀疑，马子卿甚至说是宇文周所刻，实在是乡野之人的妄言。十面石鼓过去缺少一面，皇祐年间才找到。欧阳永叔最早见到它，保存的文字只有四百六十五字。薛尚功则说年代久远，文字已经残缺剥蚀殆尽；如今《款识》所载，是从前人刻石本中得到的，比欧阳永叔所见只多两个字。胡世将《资古绍志录》说，他所见的是前代收藏的拓本，在《集古录》以前，只有多出九字。到潘惬山作音训时，只剩下三百八十六字罢了。杨用修说他从李宾之那里得到唐人拓本，多达七百零二字，又说见过东坡的拓本，许多人都因此疑惑。我考察第三鼓，潘氏《音训》有“▯众既简”一句，《古文苑》脱去“▯”字而保留“众”字；杨用修不采用，改成“六师”二字。第四鼓，潘本有“四马”；在“六辔【阙】骜”一句中，“骜”字上脱一字；《古文苑》本把“骜”写作重文，杨用修也不采用，改作“六辔沃若”。第五鼓“霝雨”上面，《古文苑》有“▯▯”二字，薛氏、施氏本则有“天”字；杨用修也不采用，又增加“我来自东”四字。“车攻在东方举行狩猎”，所以说“驾车前往东方”；“东方有甫草”，如果岐阳在镐京以西，怎么能说“我从东方来”呢？至于第六鼓“因民间洼以为臼”一句，上面的文字已经漫漶不清。用各面石鼓来验证，每行多的有七字，少的有六字；这面鼓的一行只有四字，上面显然缺了二三字。杨用修却每行增加一字，强行拼成文章。又如第七鼓，杨用修增加“徒御啴啴”“会同有绎”“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咸与小雅同文”等句，却不知道鼓文每行的字数是有定数的，不能随意增补。尤其奇怪的是，鼓上有一个缺字，郭氏说恐怕是“防”字；古人传下的说法又称是“大白泽”。杨用修于是把“恶兽白泽”写进正文，实在太欺骗人了。考察李宾之《石鼓歌》中说：“家中收藏的旧本出自棃枣刻版，纸墨轻薄，拿在手中还不满一握；拾取残文、补足缺文，能有多少呢？不过是以一粒尘埃补益大山大海罢了。”欧阳、薛、胡诸家所见只有四百多字，如果李宾之的本子有七百多字，那么拾残补缺已经很多了，李宾之不应当这样说。苏轼的诗说：“韩公喜好古物时已生得太晚，我如今又比他晚了一百年；勉强寻找偏旁，推究残缺的笔画，时常只能得到一二字，遗漏八九分；字迹模糊，大半已经像疤痕老茧，曲折难认，却还能够辨别出跟踵肘臂。” 苏辙和诗说：“石鼓的形体倾斜残破，任凭苔藓滋生；文字皴裂剥落，任凭风雨侵蚀。字形漫漶，随着石头残缺；苍蛇仿佛长出角来，龙也折断了大腿。”杨用修的本子既然据说是从李宾之那里得到的，又得到苏轼的认可；苏轼能够看到全文，苏辙也得到机会纵览。可是苏轼、苏辙又不应当说出这样的诗句。杜甫诗说：“陈仓的石鼓早已讹误。”韦应物诗说：“风雨侵蚀，苔藓遮蔽，文字残缺讹误。”韩愈诗歌却说：“您从哪里得到这纸本？连一丝一毫都完备，没有差错。”又说：“年代久远，怎么能免于缺少笔画？”可见石鼓在唐代已经没有完整全文，所以韩愈见到张生的纸本，才认为难得。吴立夫的诗也说：“岐阳以西的石鼓是天下奇观，被骆驼驮回时石头已经破烂。”既然唐、宋、元人都没有见过完整的石鼓文字，唯独杨用修说自己见过，这连陆文裕也不敢相信。由石鼓这件事推及杨用修其他的考证，我也不能不产生怀疑。难怪陈晦伯写有一篇纠正杨用修的文章。跋汉五凤二年砖字 右边是一块汉五凤二年的砖，砌嵌在曲阜孔子庙前殿东壁上，用篆书写成一行，记录烧制砖坯的年月。清代金德裔有题跋说：“西京陶工制作的砖式流传到今天的，只有这一块。”东汉则有建武二十八年北宫卫令邯君千秋住宅用砖，也写成篆书。其余洪氏所记载的，有永平八年一块砖，建初三年汝伯宁一块砖，建初七年曹叔文一块砖，元和三年谢君墓一块砖，永初元年景师一块砖。这些文字都是隶书。有的写“万岁舍大利善”，有的写“千万岁署舍子孙贵昌未央大吉”，有的写“大吉阳宜侯王”。大概东汉人崇尚谶纬，民间建造住宅和墓葬时争相写吉祥话，与西汉大不相同。

译会稽山禹庙窆石题字跋 黄冈张编修到两浙视察学政，在越地按察各部时，拓下会稽山禹穴窆石上的题字，寄给我，请我审定文字。我考察窆石的形制，聂崇义《三礼图》没有记载，只有《周官》说冢人的职掌以及挖墓穴、供应丧葬用的窆器和拿着斧子临视下葬之事；郑康成认为这是下棺时所用丰碑一类的器物。图经说禹葬在会稽，取石作窆。石头原本没有文字，到汉永建元年五月才开始有人在石上题字。王厚之《复斋碑录》把它确定为汉代刻石，大概并没有错。石头高五尺，在今天禹庙东南的小土丘上，上面建亭覆盖；相传一千个人也不能撼动它。乙酉年，有大力士把它拔出，石头从中间断裂；下部的健儿轮流出力，才把陷在地下的部分拔出，结果只扶起一寸。当地人把石头涂上漆，仍立在原来的地方。考察古代下葬，先用窆下棺，大概在使用碑之前；碑上有铭文，而窆石没有铭文。检验这里的文字，确实是东汉遗字。赵氏《金石录》题作“窆石铭”，错了。唉！谷林山的南面、苍梧的原野，已经没有陈迹可以寻求；而岣嵝山有碑，启母庙有阙，会稽有窆石，更足以证明神禹光明显著的德行流传久远。康熙己卯年夏日书写。汉开母庙石阙铭跋 右边是开母庙石阙铭，现存书写三十二行。汉代避汉景帝的讳，把“启”改写为“开”。《史记》说启是禹的儿子，他的母亲是涂山氏的女儿；《尚书》说禹娶于涂山。屈原《天问》说：“怎能得到那位涂山女子，在台桑同她交往？”《吕览》说：“禹见到涂山氏的女子，还没有同她相遇，就巡行考察南方土地；女子于是唱道：‘等候那个人啊！’这才开始形成南方音乐。”《列女传》赞美她长于教诲。这样看来，她确实是一位贤母。至于禹化为熊、涂山氏化为石、石头破裂而生出启，这种说法荒诞无稽，源自墨翟一派和随巢子。到了汉代，这个传说流传开来，于是在嵩山母庙南面保存着石阙。石阙建于汉安帝延光二年，地方志说是颍川太守朱宠所造。它用石块层层垒成，两座阙楼相对而立，中间不设门；上面又有几尺见方的石构，雕成楼屋形状覆盖其上，像佛寺中的经幢。武绥宗为兄长建造石阙，用钱十五万，是树立碑石费用的十倍。洪氏《隶续》详细绘有石阙形状。只是开母庙和少室神道的石阙没有收入其中，因为洪氏专门解释隶书，而这两座阙的铭文都是篆书。我朋友叶井叔任登封县令时拓下拓本送给我，于是在册末梳理记述了它的始末。汉戚伯著碑跋 右边是汉代戚伯著碑。宋嘉祐年间，在宿州疏浚汴水时从泥沙中得到。这份拓本的纸墨都呈古旧的颜色，是退谷孙侍郎收藏的，大概就是刚发现此碑时拓下的本子。鄱阳洪氏说它的字形古怪，偏旁有增有减，有些无法辨认；仔细观察，确实如此。同看此碑的有曲周王显祚、湛求永年、申涵光，以及和孟嘉兴谭吉▯、舟石。汉鲁相乙瑛请求在孔庙设置百石卒史碑跋。鲁相乙瑛认为，孔子庙在阙里，褒成侯每年四时前来祭祀，祭祀完毕就离去；庙中虽有礼器，却没有固定的人掌管，于是请求设置一名秩禄百石的卒史，专门主管守护孔庙。元嘉三年，司徒吴雄、司空赵戒把这件事报告朝廷，诏令依照乙瑛的意见办理；选取年满四十岁、通晓一门经学的人，于是推举文学掾孔龢担任此职。考察《汉书·儒林传》，郡国设置五经百石卒史。臣瓒认为，卒史中秩禄为百石的，刘昭注《续汉书·百官志》引应劭《汉官仪》说：“河南尹属下有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黄霸传》又补充说左冯翊有二百石卒史，可见秩禄有不同，所以用石数的多少来区别。如今杜佑《通典》的通行本，却把“百石卒史”误写成“百户吏卒”。我听说从前有给《战国策》作音义注释的人，把“鸡口”改成“鸡尸”，贻笑于文人界；现在又把“百石”改成“百户”，同把“鸡口”改成“鸡尸”是一样的错误。汉武梁祠碑跋 右边是汉代从事武梁祠堂的画像拓本，据说是唐人拓本，旧时收藏在武进唐氏家中。拓本前面有提督江河淮海兵马章，后面有襄文公顺之及其子鹤征的私印。汉代自赵岐营建寿藏、绘制图像以来，晏平仲、羊舌叔誉、东里子产、延州来季子四人的画像都被史册记录下来。此外像朱浮、鲁恭、李刚、鲁峻、董蒲、范皮等人的祠墓画像刻石，也不止一处；只是武梁祠中的人物最多。洪适《隶续》详细摹绘其形状，有古代帝王、忠臣、义士、孝子、贤妇，共一百六十二人。如今这册中保存的只有帝王十人、孝子四人。从黄帝到舜的图像，全都身穿冕服；禹手里拿着挖土的器具，帽顶尖而帽檐低，大概就是《士冠礼》《郊特牲》所说的母追，可以由此看出。这也能说明聂崇义《三礼图》有错误。桀让人作车，所以画像中画两个人坐在人的肩背上。《隶续》的摹本失去了真实形貌。每幅画像的上下左右都有小字，用分书题写姓名，有时还间杂押韵的文字。赵明诚称赞其字画遒劲，史绳祖说笔法精稳，可以作为楷模。观赏者只觉得墨色明亮得可以照见人影，气象浑厚完整；说它是唐人拓本，应当不是虚妄。汉桐柏庙碑跋 右边是汉代桐柏庙碑，在江都买到。上面引用《水经》说，淮水从南阳平氏县胎簪山流出，向东北经过桐柏山。郦道元说，山南有淮源庙，庙前有碑，是南阳人郭苞所立。另有两块碑，也是汉延熹年间郡守、县令所造，这大概就是其中的一块。考察欧阳氏《集古录》所载碑文，其中“山卢奴君”的“奴”字下面缺一字；这块碑写作“卢奴张君”，只是还不知道他的名字。碑文说“春秋宗禜”，这块碑写作“宗奉”；“灾异告变”，写作“告愬”；而“灵祇”下面，这块碑缺少“报祐”二字。中间说“自从郭君以来二十多年没有亲自到这里”，《集古录》缺少这段文字。郭君大概就是郭苞。只是奇怪欧阳氏说碑文已经断续残缺，而这块碑却保存得很完整；怀疑是后人重新摹刻的。不过它能流传到世间，也已经很罕见了。

译汉娄寿碑跋 右边是汉代南阳处士娄寿碑，欧阳氏、赵氏、洪氏都著录过。碑文称他为“玄儒先生”，这是乡里人私下给他的谥号。改定名号的礼制由礼官主管，由太常博士议定，朝廷大臣还可以提出驳正。后来却只向朝廷请示，不再考察德行，只有有爵位的人才能得到谥号，失去了制定谥号的根本。至于私谥，多出自乡人和门生弟子的私意，言辞极尽推崇，毫无限制。然而考察古代，例如展禽谥号为惠、黔娄谥号为康；到了东汉，碑阙中也可以看到，给故友改定名号并不一定都加上美谥。“玄儒先生”就是其中一例。这册拓本收藏在中吴齐女门顾氏家中，虽然不是完整本子，但古朴意味充分流露在纸墨之外。我前后见过约三十种汉碑，年老以后又能看到这块碑，真是幸运。衡方碑跋 这是一通汉代步兵校尉衡方碑，现存于今汶上县。碑文叙述他的先祖：伊尹在殷代，号称“阿衡”，衡氏便由此而来。考赵氏《金石录》所载，浚仪令衡所立的碑，也说其先出于伊尹。合之《应劭风俗通》，说法没有不同；又有人说是鲁公子衡，子孙因此以衡为氏，那么各自都有所依据。此碑很少有人椎拓，所以文字连贯，依字即可读懂。康熙乙巳年秋九月，檇李曹溶洁躬、太原傅山青主、长水朱彝尊锡鬯一同观览。《汉淳于长夏承碑》跋 这是一通汉代淳于长、夏承、仲兖碑，现存于今广平府。宋哲宗元祐年间，因修治河堤，从土中发掘出来。崇祯癸未年，我十五岁，随第六叔父子蕃观看同乡卜氏所藏的拓本，还是宋代拓本。如今被当地人重新摹刻，已经失去原貌了。《汉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这是一通汉代博陵太守孔彪碑，曲阜的石阙大多安置在孔子庙庭中，只有这通碑在树林里。欧阳修《集古录》中说：“孔君碑，可惜他的名字全都亡佚了。”赵明诚认为，碑虽然残缺，名字仍可辨认。孔彪，字元上；以《韩勅碑》《史晨碑》来考证，碑中所列钱人姓名，正是我过去在宛平孙侍郎宅中见过的。碑文更加残断剥蚀，但孔彪的名讳和字的字形模样还保存着。弘治年间修纂《阙里志》，把“彪”改作“震”，都少卿穆遂认为是撰修志书的人遗漏了它。却不知道“震”只是“彪”字的讹误。孙氏收藏的汉隶碑约有三十多种，还有《张表碑》《衡方碑》《夏承碑》《王纯碑》《侯成碑》《戚伯著碑》等，都是宋代拓本，如今全都散失了。看到这通碑，就像遇见故人；它的笔法又非常像郃阳令曹全碑。这正是欧阳修所说的：“碑石不完整的，往往字写得尤其好。”这是多么有道理的话啊。《汉析里桥郙阁颂》跋 这是一通汉代武都太守李翕所立的《析里桥郙阁颂碑》，立于建宁五年。同时还有《黾池五瑞碑》。所谓五瑞，是黄龙、白鹿、连理木、嘉禾、甘露以及承露人，分别画出它们的形象，摹刻在崖壁上，如今已经不存在了。洪氏《隶释》称碑文从“史”字起，题作“汉德”颂，是故吏、字子长的人所书，书法非常丑陋，怀疑是后人改刻的。《汉冀州从事张君碑》跋 这是一通汉代冀州从事张表碑，碑石如今已经不存在了。我所见到的是宛平孙氏家藏的宋代拓本。我曾经奇怪，六朝文士替人撰写碑、表、志、状，每每在官职门第之下就使用对偶和声律，又拿别人的事迹来比拟，使读者无法明白其人的生平。而这通碑的叙述全用韵语，没想到汉代已经有了这种开先例的人。不过，它的书法在今天保存下来的各种汉碑中尤其突出。《跋蔡中郎鸿都石经残字》中郎所书石经起初并不是三体书法，但杨衒之、刘芳、窦蒙、苏望、方匋、欧阳棐、董逌等人都误读了《范史·儒林传》。只有张縯说，是用三种字体互相校勘经文，然后写成丹书刻在碑上；因此确定它所用的是隶书，他的说法独到而正确。如今看宛平孙氏所藏《尚书》《论语》的残字，平生积存的疑惑顿时都解开了。《论语》写作“孝乎惟孝”，包咸注说：“孝乎惟孝，是赞美大孝的说法。”如今石刻本的“乎”写作“于”，那么“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三句的句法正好相同。《跋汉华山碑》汉隶大致有三种：一种方正整齐，《鸿都石经》《尹宙碑》《鲁峻碑》《武荣碑》《郑固碑》《衡方碑》《刘熊碑》《白石神君碑》《神君碑》等就是这种；一种流畅秀丽，《韩勅碑》《曹全碑》《史晨碑》《乙瑛碑》《张表碑》《张迁碑》《孔彪碑》《孔伷碑》等就是这种；一种奇特古朴，《夏承碑》《戚伯著碑》等就是这种。只有延熹《华山碑》，正体和变体相互错综，几乎无所不有，兼具三种书体的长处，应当列为汉隶第一品。我一生只见过一本，模糊漫漶得非常严重；如今看到西陂先生收藏的本子，文字特别完整，碑额也保存着。反复展读，不禁感到惊心动魄。关于郭香察书，字义方面各家议论纷纷。关中赵孝廉子函把郭香察书同杜迁市石相配合，他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再考司马彪《续汉书·律历志》，汉灵帝熹平四年有太史治历郎中郭香，这个姓名大概就是察书中的那个人吧？《溧阳长潘校官碑》跋 绍兴十三年，溧水尉喻仲远在固城湖中得到一通汉碑。考验碑文，原来是汉灵帝光和四年，溧阳丞、尉以及属吏、掾属为县长潘校官乾元卓所立的碑。它出土得晚，所以还没有漫漶。碑文说“惠我犂蒸”；“犂”“黎”相通，而“蒸”“犂”二字被颠倒使用。碑文又说“尚旦在昔，我君存今”，大概是把周公、太公比作潘校官，拿人来作不伦的比拟。《汉白石神君碑》跋 这是一通汉代白石神君碑，立在无极县。立碑者是常山相、南阳人冯巡，以及无极县令、京兆人王翊；它同欧阳氏《集古录》所载的《无极山神庙碑》大体相同。碑文说神君能够招来云雨，按照法令为百姓施雨，因此祭祀他是适宜的。然而碑文所说的那个名叫盖高的人，与《无极庙碑》合看，不过是常山的一个妄人罢了。此前的光和四年，冯巡到三公神山求雨，神让盖高传话，说将同封龙、无极一起兴起云雨；冯巡以白羊祭祀盖高等人，于是到太常那里索取祭祀神灵的法式。过了一年多，冯巡把神君的始末全部写出，上报尚书，请求依照无极山神的先例办理，立即得到批准。当时巫术风气正盛，作为百姓的长官，本应在祸患刚开始时暗中加以禁止；冯巡、王翊却轻信巫言，反而替他们请求，这算什么呢？这正是所谓国家将亡时才会听信神灵的话。碑阴还列有务城神君、李女神、砖石神君、壁神君等名号，大概是因为白石神君而类推添加的名称。碑立于光和六年，而这一年妖人张角起兵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译《汉郃阳令曹全碑》跋 万历年间，郃阳县百姓掘地得到汉代曹全碑。因为它最后出土，字画保存完好，今天还能见到的汉碑没有比它更好的。考察碑文，曹全是隃麋侯相曹凤的孙子。曹凤曾上书论说烧当的事情，获任金城西部都尉，屯驻龙耆；曹全后来以戊部司马的身份讨伐疏勒，又平定郭家之乱，确实没有辱没他的祖父。当时人说：“重视亲属而带来欢乐，是曹景完。”大概是说他孝友的品性尤其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唉！如今做官的人，即使遭逢父母丧事，也一定要追问是否亲生父母，反复递交文书，才允许他离职；而曹全因为同胞弟弟服丧，便弃官回家。由此可见汉代风俗的淳厚，他们敦促人行孝友到了这种程度，难怪士君子顾惜清誉、约束自好的并不少。曹全因禁网而隐居家巷七年，这件事可以补充《后汉书》关于党锢诸人的缺漏。史书记载疏勒王臣磐被季父和得射杀，碑文却说和德杀父篡位；“德”与“得”字也不同。史书称讨伐疏勒时有戊巳司马曹宽，却不说是曹全；又说后来疏勒王相互残杀，朝廷也不能禁止，而碑文却说和德反绑自己归于司寇受死。大概范蔚宗距汉代二百多年，传闻已经失真，总应当以碑文为准。《续题曹全碑后》右文是我在庚戌年冬天所写的跋尾。过了两年，我再次来到京师，在慈仁寺的市集上买到这通碑的碑石；碑已经从中间断裂，保存完好的部分也已经漫漶了。再过几十年，一定还会再感叹这通碑难以得到。《汉北海相景君碑并阴》跋 济宁州儒学孔子庙门排列着五通汉碑，形制各不相同。北海相景君碑是其中之一。地方志没有记载它立于哪一年；据我考察，元代天历年间，幽州梁有字九思曾奉诏巡视河南、河北，记录金石刻三万多通，进呈朝廷，并把副本分类编成二百卷，名为《文海英澜》。他在济宁得到九通汉刻，泗水中葛逻禄乃贤寄诗给他说：“泗水中流寻汉刻，泰山绝顶得秦碑。”查阅欧阳氏、赵氏的著录，这通碑原本在任城；它被迁置到州学，必定是在天历年间。碑文漫漶不清，碑阴旁边右壁的工匠以不能椎拓为由推辞；我在南池住了三夜，强令他们拓出。题名中有督邮、督盗贼、议史、书佐、骑吏、吏行、义修行、午、小史、竖等职名。所谓“午”，《续汉书·百官志》没有记载，连赵氏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广韵》解释“丘”字时，说汉代复姓共有四十四个，并引用何承天《姓苑》说汉代有司隶校尉水丘岑；而这通碑中有修行水丘郃，是营陵人，又有修行都昌台丘暹。因此，“午”即都昌台丘迁，它在四十四姓之外，也足以作为奇闻异事的资料。完 《汉荡阴令张迁碑》跋 这是一通汉代荡阴令张迁碑，欧阳氏、赵氏、洪氏的著录都没有记载它，大概是后来才出土的。碑额字体介于篆书、隶书之间，极其飞动。铭文写“蔽芾棠树”，却把“为”写作“▯沛”。考察尧母祝睦碑、魏元丕碑，它们所写的“蔽”字大致相同，但“芾”写作“沛”，却是这通碑独有的。碑阴列有率钱从事二人、守令三人、督邮一人、故吏三十二人。过去贤人说东汉少有两字名的人，这通碑除范巨、范成、韦宣之外，自韦叔珍以下的人全都是两字名，或者只写他们的字。难道是这样吗？南濠都氏《金薤琳琅》所收的碑阴文字很少，不如这个本子完整。《汉酸枣令刘熊碑》跋 这是一通汉代酸枣令、广陵人刘熊孟阳碑，收藏在上元郑簠汝器那里。碑文全部剥蚀，残存的字不到一百个。它的名笔法奇特古朴，汝器认为是绝品。唐代时碑还存在，王建已经说它“风雨消磨绝妙辞”。到了今天，当然更加无法辨认了。碑后摘取歌谣写成三章诗，其中第二章说：“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理财正辞，束帛戋戋。”诗句以三言、五言接续四言，足以看出文章格律的古朴。洪氏《隶释》却讥笑它，认为不能称为绝妙辞，这也是拘泥于固定形式的见解。《汉泰山都尉孔宙碑》跋 汉代泰山都尉孔宙碑，立在曲阜县孔子庙庭中。孔宙是大中大夫孔融的父亲。裴松之注《魏志》时引用司马彪《续汉书》，也写作“宙”。《韩勅碑》碑阴又出现“私钱数列郎中鲁孔宙季将千”一句，也应当以碑文为依据。但《后汉书·融列传》写作“伷”。考察孔宙死于汉灵帝熹平四年，而孔伷于献帝初平元年被任命为豫州刺史，籍贯本是陈留，字公绪，显然是另一个人。我私下怀疑《范史》不应有这样的错误；如果确有其事，或许是在雕刻时被狂妄之人擅自改动，后来的学者便信以为真而不再怀疑。

译《书韩勅孔庙前后二碑并阴足本》阙里孔子庙庭中，汉代鲁相韩勅叔节立有两通碑：前碑记载制作礼器，后碑记载修整孔庙、拜谒孔子墓。两碑碑阴两侧都有题名。金陵郑簠汝器根据碑文凹陷的深浅，亲手拓下带回；其精良胜过工匠椎拓的本子百倍。因为我同样爱好金石文字，他远道写信把它寄给我。于是我把题名参差不齐的地方整理齐整，装裱分界，编成册子。想到孔子去世以后，历代都有褒崇圣人的典礼；世上的王侯、大夫没有不拥有宗谱、族牒的，唯独圣人的后代反而没有听闻。后来仙源宗子珍扈随宋室南渡，金源政权又立别子为祖。嘉熙年间虽然仍然赐文远爵位，却授给他田地和宅舍，使他居住在三衢。宋朝灭亡也很快。元人想重新立大宗，但宗子推辞不接受，能够如此以礼相让，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我所见明代嘉靖年间《孔门佥载》一书，是先圣第六十一代孙、承德郎、鲁府审理正孔弘干所撰，书中有世表，也有宗系图。可是对三衢这一支却弃置不录；不列出这一支，来考订世系、辨明昭穆，难道应该这样吗？真令人长久叹息。韩勅前后碑的碑阴记载孔氏苗裔，有褒成侯孔损、建寿御史孔翊元、世东海郎中孔防定、伯豫州从事孔方、广平故从事孔树君、德朝升高守庙百石卒史孔恢、圣文文学百石孔芝、德英故督邮孔承伯、序赖元夏进、幼达相史孔誧、仲助术子孔佑、赞元宾曜、仲雅遵公孙旭、连寿番安世、太尉掾孔凯仲、悌处士孔征子举、巡百男孔宪仲等，共二十三人。而后碑称碑是孔从事所立，大概就是孔方。想到圣人的后代中有贤能的子孙，如果重新修订《阙里志》《孔门佥载》，那么凡是宗子、支子的流派，以及见于书籍、史册、碑碣的内容，都应当详细记载；只是非孔氏族人之事一定删去，不是圣人的言论也一定削除，这样大概才可以了结。《郎中郑固碑》跋 己酉年春天，我把船停泊在任城南池的南边，步行进入州学，看见仪门旁排列着五通汉碑，左边两通，右边三通，郎中郑君固碑就是其中之一。碑文全部漫漶，无法辨认，我只好舍弃离开。第二年冬天，我同昆山顾宁人、嘉定陆翼王观看北平孙侍郎收藏的本子。碑文有“逡遁”二字，顾宁人认为这是“逡巡”的异文；回来后又引用《三礼注》加以证明，并广泛考察《晏子春秋》写作“巡遁”，《汉书》写作“逡循”，《庄子》写作“蹲循”，《灵枢经》《亢仓子》写作“遵循”，又说“逡遁”是异文，我便把这些考辨写在金石文字记录中。以我的考察，《集韵》把“逡遁”三个字牵连书写，三字都读作七伦切，音义相同。《说文》解释“辵”字说：“忽走忽停。”虽然“遁”字读徒困切，但配上“辵”偏旁，就应当读作“足缩缩”的“循”，如同“循”字；把它看作假借字可以，却不能说是异文。顾宁人著有《音论》，可惜《集韵》已经失传，不知这部书是否还存在于天地之间，所以对各书中的疑难字义还没有完全辨析清楚。《书王纯碑后》冀州刺史王纯碑，娄彦发《汉隶字源》说在郓州中都县，立于延熹四年冬十二月。而郦善长把“纯”写作“纷”，把“延熹”说成“中平”，大概是从未亲自到过碑所在之处，只是听闻传说而产生的错误。丁未年，我同谭七舍人兄舟石在北平孙侍郎砚山书屋观看，这是宋代拓本。碑阴列有门生一百九十三人，其中六人的姓字不完整，大致如此。考察汉人题写姓名，必定要具备名和字；但这通碑从冯定伯以下，全都只写字而不写名，同太尉杨震、高阳令杨著、玄儒先生娄寿三碑相同，也是门生题名中的一种变例。《跋竹邑侯相张寿残碑》竹邑侯相张寿残碑，在兖州城武县，立于汉建宁元年五月。当地人把它截下来做了后人的碑座，现存大约二百字。竹邑侯是彭城靖王刘恭的儿子，名阿奴。明帝永初六年受封，这件事见于《熊方后汉书》的同姓诸王年表。《金乡守长侯君碑》跋 金乡守长侯君名成，字伯盛，是山阳防东人。碑文说他是侯公的后代，从平国君改封为安国君，又是乡哀侯霸的后代；他的儿子昱迁封阿陵，却说霸封在陵地。欧阳氏、赵氏已经纠正了这种错误。碑末记载夫人在延熹七年因病去世，大概是附葬于侯君墓中。我私下想到，东汉碑版的文章，没有人比蔡邕写得更多；如今蔡邕文集中有碑铭、颂、赞、诔、辞、灵表、神诰，男女各自有不同的篇目。由此怀疑东汉的风俗中，夫妻合葬的很少。因此，广汉属国侯李翊和夫人臧氏的墓都在渠州，各自有井椁、立碑，这可以概括其余情况。整个汉代，除侯君之外，夫妻合葬的只有郎中马江一例，碑中还写明夫人是冤句曹氏、附葬于此。这是潘昂霄《金石例》、王行《墓铭举例》没有揭示的规律。《汉丹水丞陈宣碑》跋 明代成化年间，内乡县高岸崩塌，当地人得到一通古碑，原来是汉代丹水丞陈宣的纪功碑。碑文说：陈宣字彦成，是汝南新阳人，丞相曲逆侯的后代。陈氏先祖离开门户家园，迁居淮水、汉水之间，传习欧阳《尚书》；陈宣在郡中任职，历任主簿、督邮，后授项都卿。后来补任临县县令。永寿三年七月，洪水盛大而且频繁，田地荒芜，百姓失去水利。陈卿单骑前往经营治理，重新修复古代水利工程，十天到一个月便完成了。长流河水注入灌溉田地二十多顷。于是疁地百姓胡访等人想要报答他的浩大恩德却无从报答，便登山伐石，建立完整的碑，将他的巨大恩惠详细记载下来。碑后附有铭文两章，立于建宁四年五月。这通碑很少有收藏家著录，只有同县人李蓘曾在《丹浦款言》中记载过。康熙庚戌年冬天，我在宛平孙氏家观看到它；孙氏的盖耳伯先生曾任祥符县知县，是他得到的。《跋汉司隶校尉鲁君碑》这通鲁君碑立于熹平二年四月，使用隶书，碑额中间有穿孔，碑文共十七行。原来在金乡山墓旁，赵德甫撰写《金石录》时，已经被运到任城县学，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相传是蔡中郎所书，可惜碑文没有收入他的文集；石碑长期崩裂剥蚀，如今只能辨认出其中百分之一。

译《执金吾丞武君碑》跋 武君荣碑在济宁州学仪门。汉代制度规定，执金吾一人，丞一人，每月三次巡视宫城外，警戒并主管非常时期的水火等事务，秩禄六百石。缇骑二百人，车舆、服饰、导从齐备，光彩充满道路。汉光武帝曾感叹说：“做官就应当做到执金吾。”而乐府古歌辞说：“陛下三万岁。”大概执金吾这个官职在中兴以后并不经常设置。武荣的生平事迹，可惜碑文已经漫灭，年代也无法考知，只剩下大致的轮廓而已。《书尹宙碑后》尹宙碑从土中较晚出土，文字还很完整，结体刚劲有力，还保留着篆书籀文的遗意；这个本子的纸墨全都古旧，面对它就像面对一百年前的旧物，尤其完美。太原傅山青主收藏，檇李曹溶洁躬审定，朱彝尊锡鬯书写。康熙乙巳年秋八月。《滕县秦君碑》跋 兖州滕县以东四十里的马山古城遗址，有一通滕君碑，从土中出土，无法考知年代。滕君也没有姓名，铭辞为四言，音韵杂乱。碑文说他的祖先出自睾睾，与峄地相通，是滕地人；又说他治理政事崇尚博大，三年便有成效。大概是出仕做官的人，末尾说用丹砂书写、刻在石上，留给后代观看。由此可知刊刻石碑、先书丹再刻石，确实始于汉代，其来历很古。《曝书亭集》卷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四十八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跋【七】《魏封孔羡宗圣侯碑》跋 这通魏封孔羡碑，在今天阙里的孔子庙庭中。相传碑文是陈思王曹植所作，由梁鹄书写，著录于图经。假如有好事者把它采入陈思王文集，谁能说不应该呢？鄱阳洪氏因为碑文说是黄初元年，而《魏志》记载黄初二年正月下诏任命议郎孔羡为宗圣侯、奉祀孔子，便认为错误在史书。考察魏王接受禅让是在汉延康元年十一月，登坛即位以后，事情办完便把延康改为黄初。碑文叙述黄初元年大魏受命，应当根据天命历数改变制度，整顿各种祭祀而不留下违背礼制的事情。随后又光大圣人的事业，彰明前代，追述三代，实行三恪之礼，同时承继宣尼、褒成侯之后，以鲁县百户封孔子第二十一世孙孔羡为宗圣侯，并下诏给三公，如此等等。推原受禅之初，年末将尽；碑中有“既乃”这样的文字，那么下诏应在第二年二月。史书未必错误；如果章怀太子注《孔僖传》把宗圣写作崇圣，那才是错误。《尚书宣示帖》跋 古文由仓颉创制，篆书由史籀创始，李斯加以破改，隶书始于程邈，八分书发端于王次仲，章草源自史游，行书起于刘德升，飞白擅长于蔡邕。唐代张怀瓘说得很详细，唯独谈到真书时没有举出创始人的姓氏，大概是把隶书当作真书了。然而洪适把八分称为隶书，学者从未议论他不对；不能因为举出了隶书，便把真书遗漏了。太傅钟繇的八分书有《受禅碑》，其余多是真书。王丞相王导喜爱他的书法，携带《尚书》《宣示帖》渡过长江；如今流传的本子出自王内史王羲之临摹，而《奏捷》《墓田》《荐季直》等帖，也都受到世人重视。王僧虔赞赏其婉转妩媚、精妙至极，陶弘景称许它举世无双，庾肩吾评价它自然天成、天下第一。但《魏志》本传中没有一字提到他擅长书法，这是为什么呢？我私下怀疑汉代没有真书书法家，真书从太傅钟繇才开始；当时楷法虽已精妙，但除用于章奏以外，还没有广泛流行。到了晋代帝王才使用正书，这一点见于窦臮注《述书赋》；而卫夫人《笔阵图》中有“真书离笔头二寸一分”的说法。这样看来，真书应当另立一类，不能牵强混入隶书一门。写给儿子【昆田】看。康熙癸酉年夏六月。《跋吴宝鼎砖字》康熙四年，吴地村民在小防岭掘地得到两块砖，上面写道：“大吴宝鼎二年，岁在丁亥作一十有一字。”这是孙皓在位时的年号，相当于《资治通鉴》所说的晋泰始三年。砖面有螭纹，可知不是民间器物。考察这一年六月，孙皓兴建昭明宫，规模方圆五百丈，二千石以下的官员都亲自入山督察伐木；当时烧制砖瓦的工匠一起作业，或许分派吴郡来帮助这项工程，道理上是说得通的。古人制作砖瓦，选取材料一定精良，所以羽阳瓦、铜雀瓦、香姜瓦都可以制成砚台；至于这块砖，考察其质地粗劣而暴裂，好像火候没有调和，泥坯没有烧熟，或许是被泥瓦匠抛弃后流落民间，也未可知。两块砖为顾秀才肇敏所得，他把其中一块赠给我。我已经拓下孔庙五凤二年砖，又从候官林氏那里摹得甘泉瓦，把它们同这块砖一起装裱成册，于是蘸笔记下这些话。壬午年，又是六月，寄居慧庆寺时书写。《吴天玺纪功碑》跋 吴天玺元年纪功碑，也叫《天发神谶碑》，旧时在岩山段石冈。山谦之《丹阳记》说，岩山东边有一块大碑石，长二丈，断成三段。如今碑石移置在学舍中，层层堆叠起来，高度只到几尺。山谦之大概是神化了自己的说法。碑文倒置错乱，无法读懂。如今依照祥符周在浚雪客考订的本子装裱；相传碑文出自华覈。我为雪客撰写《碑考序》，已经辨明这件事不对。看它的字体介于篆书、隶书之间，虽然古朴，却接近拙劣，也未必一定出自皇象的手迹。《金陵琐事》说是苏建所书，不知有什么根据。《晋汲县齐太公二碑》跋 汲县是古代朝歌所在地，相传是师尚父旧居。遗存的碑有两通，一通在县衙西南角，另一通在别处。晋武帝太康十年三月，师尚父的后代、范阳人卢无忌来任汲县令，在县西北三十里的庙中刻石立碑。北魏孝静帝武定八年四月又立石，由司农卿穆子容用正书书写。考察李白诗说：“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但韩婴《诗外传》说文王起用太公时，太公七十二岁，这与李白诗不相合。卢无忌的碑表说：“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去世。”考察《尚书·顾命》有齐侯吕伋，可见当时汲县已经继承公位成为侯，不是死于康王年间。这样看来，金石文字也有不足以完全相信的地方。《晋平西将军周孝侯碑》跋 宜兴县周孝侯碑，相传是平原内史陆士衡撰文、会稽内史王逸少书写。周孝侯战死了，但碑文却说：“元康九年，旧病加重，突然死在官舍。”荒谬得太厉害了，不过书法也并不坏。只是借用王逸少的名声，这是不自量力。碑末题写：“元和六年，岁在辛卯，十一月，承奉郎、守义兴县令陈从谏重树。”怀疑碑文都是陈从谏伪托的。

译《宋拓黄庭经》跋 褚遂良在《西堂录》右军书目中，列出的正书只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赞》三种。此外《太史箴》《大雅吟》已经不传，《遗教经》讹误残缺过半，《乐毅论》也缺失一角，只有《黄庭经》独自完整。宋人说它不像王羲之的书法，怀疑是后世仿写的。然而褚遂良已经著录，足以证明它确实是右军的书迹。我曾经评论周公、孔子的文章和屈原的楚辞，各篇体裁不同，并不形成一家一派的固定风格。右军的书法也正是这样。自从昙壤以书法换鹅以后，传刻者很多，逐渐失去真貌，佳本很难得到。这一册在谨慎收束中仔细观看，纵横变化、欹侧横逸的神态充分显露，大概是汴京名手所刻，也是名手所拓，确实是令人铭记于心的绝品。《开皇兰亭本》跋 王逸少的书法，只有《禊帖》的摹本最多。南宋渡江以后内府收藏的，共有一百一十七本。贾师宪被放逐，朝廷命王孟孙登记抄录他的家产；石刻《兰亭》有八千匣，如今陶九成所载的目录中，唐代以前的本子已经没有听闻了。这一册是烂溪潘氏家藏的，序后完整写着“开皇十三年，岁次壬子十月摹勒上石”，并有“高颎监刻”五字，共十九字。观看的人有的会怀疑它。考察桑泽卿《博议》，其中记载有智永临摹的本子。智永是王羲之第七世孙，继承家法，在永欣寺阁的梯桄上学习书法四十年不下楼，勤苦到了这种程度。况且陈天嘉年间，王羲之真迹的茧纸本曾归于他，难怪他的笔力精妙，超过赵、韩、冯、葛几位书家。明代胡祭酒若思也说，永嘉本是智永临写的。宋绍兴年间，太守程迈把它刻置于郡斋，末尾有孙兴公后序；那是唐高宗乾封三年，僧人怀仁集王羲之书字而成。前后所说互相吻合，我私下怀疑这一册就是智永所临摹的本子。到了隋炀帝时，又有大业石本，见于周公谨《云烟过眼录》。这样看来，《禊帖》的流传在隋代已经有两个本子，考究古迹的君子可以因此解除疑惑了。《跋兰亭残石拓本》兰亭残石不知道从哪里刻成，后半部分多有残缺，大概属于肥本。《禊帖》的肥本、瘦本各不相同：褚廷晦本肥，张景元本瘦，欧阳行本本瘦，石熙明本肥，释怀仁本前半瘦、后半肥。王顺伯主张肥本，尤延之主张瘦本。黄鲁直认为，肥本不能多肉，瘦本不能露骨，这是持中平之论。大体上书法家都把瘦本看得珍贵；相传宣和年间拓定武本，层层装入金匣，共三纸，加毡椎拓，所以形成下部肥、上部瘦的样子。如果这样，那么下部才没有失去真貌，怎么能看出肥本不如瘦本呢？黄鲁直又说：“东坡道人年轻时学习兰亭，所以他的书法姿态妩媚，这话说得对啊！”如今看这块残石，苏东坡的书法同它极其相似，大概苏东坡的书法本来就是从肥本出来的。此帖如今也由烂溪潘氏、竹垞老人收藏。《跋兰亭定武本》《兰亭》茧纸本已经收入昭陵，书法家评论时便把定武本列为第一。熙宁年间它被纳入宫禁，有人说这块石刻也陪葬于裕陵；如果真是这样，人间就不应该还有这个本子。考察欧阳永叔《集古录》，说定武有两家百姓各藏一块石刻，两者相比纤毫无异；这样看来，定武原来有两个本子。相传赵子固在嘉兴翻船，急忙呼喊：“兰亭还在不在？”船夫把它背出来，赵子固大书：“性命可以轻看，这件宝物难以得到。”好事者把这件事看作佳话。又因为赵子昂出仕元朝，赵子固不肯出仕，他的弟弟超过赵子固，赵子固行礼之后还在座位上拂尘。按我的观察，袁伯长跋《禊帖》说，赵子固死后，帖进入贾相家；贾相败亡后，家产被官府籍没，帖上有官印。这样看来，赵子固死在宋朝灭亡以前，袁伯长所说大概没有虚假。如今来到柘湖，看到了定武本，却不知道是孙次公收藏的石刻，还是薛向收藏的石刻？总之，它肥瘦适中，笔画舒展、顿挫有生气，胜过其他本子，因此把所听闻的情况记述下来。《国子监石本兰亭》跋 书法到了右军王羲之，才进入圣境；右军的书法到了《兰亭》，变化更是无穷。后人品评时，把定武本列为最好，认为是欧阳率更临摹的。流传的本子有玉本、石本和棠梨木版，字有行距宽的，有被削损的，有肥的，有瘦的，有开头肥、结尾瘦的，各本都不相同。相传石晋广运年间，契丹把它运回去，半路丢弃；但荣次新说，宋代定国使出使金国时说它还在中京。中京是辽的南京，金海陵王改称中都，就是燕京。我的同乡前辈沈虎臣撰《野获编》说：万历乙酉、丙戌年间，北雍修治土地时得到《禊帖》，行款、肥瘦同定武本大致相同。有见识的人怀疑这是广运年间被丢弃的石刻。当时长洲韩公存良任国子祭酒，拓了几百本赠送朋友；结合荣次新的说法，或许就是薛氏摹刻的本子，但还不能确定。《姜氏兰亭二本》跋 这两块《禊帖》石刻，收藏在姜编修西溟家中，都是瘦本。世人评论《禊帖》，一定以定武本为标准，考察它的谱系和等级。洪景卢说：“碑刻不必追问它从哪里来，只应根据书法的工拙来判断。”我曾赞叹这是知言。这两个本子在侧掠、努趯等笔画上不受成规束缚，极其飞动。难怪西溟心中仰慕、手上追摹，喜爱玩赏而舍不得放下。西溟拓下来赠给我，前后都盖了他的私印，大概是不轻易送给别人的。《兰亭神龙本》跋 评论《禊帖》的人，十九人中有十多人推重定武本，只有陈长方认为唐人摹本不是定武石刻所能比的。这个本子有神龙年间的半方印，正是唐人摹本。墨迹收藏在项子京天籁阁，分给他的儿子德弘刻在石上。康熙壬子年夏天，我买到了它。经过熙宁、元丰年间诸位贤者审定，也得到元人的赏识；它大致可以同瘦本相比，稍微肥一些，但抑扬顿挫得当，骨力相称。假使孙莘老见到它，一定会把它移入墨妙亭中。

译《晋王大令保母砖志宋拓本》跋 昆山徐尚书原一最初得到王子敬《保母砖志》，我曾前往观看。考察得知这是宋嘉泰年间的拓本，经过众多贤者鉴定，鄱阳姜尧章尤其赞赏，在后面连续写了十一则跋。尚书认为晋代石刻墨本难得，拿十镒白金换取了它。这天一同观看的有慈溪姜宸英西溟、晋江黄虞稷俞邰、秀水沈廷文元衡。砖志刻于嘉泰壬戌年，钱清王畿得到它。会稽山樵樵人得到它；黄閍是兴宁年间保母的葬地。考察“保母”这个名称，见于《礼记·内则》，郑司农说是安置、照料居处的人。《仪礼·丧服》规定乳母服缌麻三个月，子夏传说：“为什么服缌麻？因为按照名分服丧。”郑玄注认为，养育孩子的人因为另有原因，便由身份低下的人代替，这就是慈母。大概慈母一定是父亲的妾，保母、乳母则由身份低下的人代替母亲，或者另有来源。王子敬说“归王氏”，不是指右军王羲之，而是说归于王氏家族，由此可以知道了。黄閍没有见于施宿、张淏两部地方志。《尔雅》说“閍”就是门閍，“祊”同庙门，也指巷门。砖出土时已经断成四块，归王畿后又断成五块，拼合拓印，理应有裂纹，但仍然像没有断过一样；确实是因为拓手高明，不是今天的工匠所能相比。归德安世凤撰写《墨林快事》，诋毁这件作品的字写得不好，言语也不合常理。但姜尧章精通书法，他评论《禊帖》《绛帖》没有失误，说这一底本有七种优点，同《兰亭序》差别不大，而且说一定是王大令亲自刻的，推崇到了极点。他又说有人刻了另一个本子来混淆真本；那么安世凤所见的，难道不是那个拙劣不堪的别本吗？我只相信姜尧章的话，告诉尚书好好收藏它，不要被豪强之人夺去就是了。《梁始兴、安成二王墓碑》跋 康熙辛酉年，江南乡试结束后，我准备游览摄山。出城途中经过黄城村，见到梁侍中、司徒、骠骑将军、始兴忠武王萧憺的墓。王是太祖的第十一子，曾都督荆、湘等六州军事，施政仁惠，州民歌颂他，所谓“始兴王，民之爹”，说的就是这件事。他在普通三年去世，碑文由侍中徐勉撰写，贝义渊书写。又往东北甘家巷，那里有梁朝追赠侍中、司空的安成康王萧秀墓。王是太祖的第七子，曾任中卫将军，兼领宗正卿，不久都督郢、司、霍三州军事，后调任雍、梁等四州军事，也多有惠政。天监十七年，他在竟陵去世，灵柩送回京师。旧日属吏谯郡夏侯亶上表请求立碑，诏令准许。于是当时游历王府的名士东海王僧孺、吴郡陆倕、彭城刘孝绰、河东裴子野，各自撰写碑文。如今还存两通碑，其中一通已经全部泐损，只有刘孝绰所撰的一通，碑末石上的署衔还可辨认，书写者也是贝义渊。两位王是同母兄弟，都以孝友闻名当时，又都喜爱文章。安成王曾招请刘孝标撰写《类苑》，始兴王则降低身份礼接士人，曾经和宾客并榻而坐。史臣把他们合在一传中，将他们比作汉代的河间王、东平王。他们下葬时，墓地离这里不远；虽然墓旁的树木已经不存，麒麟、辟邪、赑屃却还在。只是高大的碑将要倒下，已经难以支撑，捶拓碑文的工匠不敢下手，观看的人也害怕久站。过去欧阳修撰写《集古录》，涉及萧梁时只收录智藏法师的一通碑；而这两通碑都在建康都会之中，汴京太平时期，估计碑石还牢固地立着，为什么反而遗漏了它们呢？贝义渊的爵位和籍贯不详。《广韵》注释贝姓时没有记载其姓源，郑樵《姓氏略》谈到贝姓，只引用《宋登科记》所载的常州贝宝明，永嘉方日升作了补注。黄公绍《韵会》引用《千家姓》《韵谱》说：贝氏以清河为郡望，古代有贝独坐，晋代有方士贝灵该，却没有提到贝义渊。罗泌《国名纪》说贝姓在吴越很多，这个姓本出于《左传》的郥氏。按《春秋传》昭公十九年记载，楚王在蔡国时，郥阳封人的女儿投奔楚王，生下太子建。杜预注说：“郥阳，是蔡国的城邑。”昭公二十三年传文又说，楚太子的母亲在郥地，召来吴人并开启城门。冬十月，吴太子诸樊进入郥地。杜预注说：“郥，就是郥阳。”定公十三年传文说，齐侯、卫侯驻军垂葭，其实是郥氏。杜预注说：“垂葭改名为郥氏。”高平钜野县西南有郥亭。然而《说文》《玉篇》《类篇》都没有“郥”字，只有“郹”字。如今南北国子监刻本全都把字改了。把“郹”写成“郥”，还有比这更不合典据的吗？只有唐代长安所刻的石经仍写作“郹”字，足以纠正这种错误。我想到六代刊刻的碑石文字，南朝的尤其难得，于是取来刘孝绰的碑文，又亲手摹写始兴王碑上残存的字，抄录成册，并在末尾题记。《茅山许长史旧馆碑》跋 我在烂溪潘氏家观看陶隐居书写的《许长史谧旧馆碑》拓本。陶隐居擅长草书、隶书，这一点在史传中有记载。他曾经和梁武帝讨论书法，连续写了许多篇章，收录在《法书要录》中。袁昂《书评》说：“像吴兴的小孩子，外形虽然还没有长成，骨架和体势却非常骏快。”窦臮作赋则说：“高爽紧密，自然开合。”如今欣赏这通碑，看到笔意与手法相互契合，才相信古人的话并非虚妄。碑立于梁普通三年，到唐大历十三年，中山人刘明素因为碑文将要湮没，重新清洗并刻深，使它仿佛原碑仍在；那种骏快高爽的风格，应当比现在更加突出一倍。

译《魏鲁郡太守张猛龙碑》跋 右边这通《魏鲁郡太守张猛龙碑》，建于正光三年。它能够列置在孔林中，是因为张猛龙当时有兴办学校的功劳。我对此很有感触。孔子的学说，如同太阳和月亮，万物本来都应当接受它的照耀。可是有人竟然背离它而归向佛、老之教，这是为什么呢？大概诛罚和奖赏，是治理社会的权力；圣人则是判断是非的根源。《春秋》的撰作，就是为了严惩乱臣贼子，已经十分明确。天下人中，持错误意见的往往多，持正确意见的往往少，大家害怕没有谁能逃脱圣人的裁判。唯独佛、老之教用不作任何是非判断的话，宣扬清净寂灭的宗旨，迎合了常人的喜好；而圣人之道，正是乱世所厌恶的。北魏的风俗尤其崇奉佛教，凿山作为洞窟，铸造金属佛像，建造九层高台，耗费万金的熔液，竭尽民力来供奉它。工程完成后，无不刻石勒铭来记载功德。在那个时代，又哪里知道还有圣人之道呢？张猛龙是西平武公曲轨的第八代孙。晋朝时，士人崇尚庄子、老子，只有武公在凉州征召五百名贵族子弟，建立学校，春秋两季举行乡射礼；张猛龙能够遵循祖父的教诲，修习圣人之学，在举世都不这样做的时候，使讲习圣人之道的声音重新在阙里响起。唉，这件事确实值得流传。我留居大同时，询问拓跋氏旧都的遗迹，观看那里开凿的佛寺和佛窟；那些高大的碑、巨大的碣都已经不存在了，唯独这通碑还在孔氏庭院中，历经千年而不坏。即使再过千年，我也知道不会有人把它迁走；这就是我感慨的原因。唉，治理政事的君子，可以由此知道自己应当致力于什么了。《魏李仲璇修孔子庙碑》跋 右边这通曲阜县修建孔子庙碑，由魏兖州刺史李仲璇撰文并书写。孝静帝兴和三年十二月立石。碑在杏坛下面，至今还保存完好；碑文在正书中杂用大篆、小篆、分书和隶书。大概从太武帝始光年间开始，起初创造了一千多个新字，颁行远近，作为楷模，因而一时的风尚和文字都发生了偏离。这正是江著作江式所说的：“世代变迁，风气转移，文字改变，世俗学问和鄙陋习气在当时炫耀惑众。”从前我看太原风峪中北齐时刻在石柱上的佛经，也多有类似情况。这同样是穿凿附会而失去条理。李仲璇，《魏书》中有他的传记。他从兖州返回后，被任命为将作大匠，去世后追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北齐少林寺碑》跋 右边这通碑，建于北齐后主武平元年正月，立在嵩山少林寺。碑文以正书为主，杂用大篆、小篆和八分书法。北朝碑刻大多如此。书法家嫌它书体乖僻拙劣，但它以拙笔显露古意，与后代专门卖弄姿态妩媚的书风不同。碑后列有劝化主、邑师、邑子、都维那、忠正、北面像主、□主等许多人，其中有张黄头、马黄头。按《北史》，游雅的小字是黄头，那么以“黄头”命名，也应当是当时的习俗。不过“尔□主”按字义推测，应当属于“斋”字。但《说文》《玉篇》《汗简》等书都没有这个字，我也不敢断定。曹上舍仲经喜爱古代金石文字，特意把它装裱、分栏制成册子，在末尾题跋。《宇文周华岳颂》跋 后周《华岳颂》立于武帝天和二年，现存华阴县西金天王庙中。碑文题名后面的署衔写道：“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司宗、治内史、临淄县开国公万纽于瑾撰写此文。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县伯大夫、赵兴郡守、白石县开国男南阳赵文渊，字德本，奉诏书写。”万纽于瑾就是唐瑾。燕公于谨器重他，向文帝说唐瑾学问和品行兼优，希望与他同姓，结为兄弟。文帝于是赐他姓万纽于氏，朝廷中排列其子孙，使他们行兄弟、侄辈之礼。当时唐瑾已经任开府，后来晋爵临淄县伯。周代制度中，封为郡县五等爵位的，都加“开国”二字；授予大将军、开府、仪同等官职的，都加使持节、大都督。官名中的“司宗”，是武帝保定四年把礼部改称司宗。复姓古已有之，三个字的姓氏则开始于代地。《北魏书·官氏志》记载有勿忸于氏，“纽”写作“忸”；“勿”很可能是“万”字的讹误。被赐予这个姓的，洛阳有于谨，猗氏有樊深，并不只是唐瑾一人。赵文渊因大统十年追论建立义功，封白石县男，食邑二百户，后升为县伯下大夫，加仪同三司。天和元年，露寝建成，因为题写匾额有功，增加食邑二百户。《北史》把文渊改作深，是为了避唐高祖的名讳。史书称他的楷书、隶书高雅，很有钟繇、王羲之的法度；如今观看这通碑，他的声誉大概并非虚传。《后周幽州刺史赠少保豆卢恩碑》跋。右边这通《周少保豆卢恩碑》，康熙戊子年在稼堂潘氏书屋观看。豆卢恩本是前燕皇族支庶，慕容氏；他和兄长都任州刺史，封楚国公，死后追赠太保、宁州刺史，前后所立功碑如此记载。豆卢恩字永恩，《北史》和《后周书》都没有记载他的名，只写他的字永恩，附见于豆卢宁传中，实在可惜。碑的后半幅已经漫漶，无法读完。宇文氏建立周朝后，采用苏绰、卢辩等人议定的礼制和谥法，不轻易把美谥赐给人；即使是宗室藩王，也不隐瞒他们的恶德，如晋公宇文护谥为“荡”，齐王宇文宪谥为“炀”，卫王宇文直、毕王宇文贤谥为“刺”，赵王宇文招谥为“僭”，陈王宇文纯谥为“惑”，越王宇文盛谥为“野”，代王宇文达谥为“奰”，纪王宇文康谥为“厉”。可是豆卢恩兄弟，有的改名为昭，有的改名为敬，实在是非常幸运。稼堂说：“这不正说明我的话吗？为什么要把它写下来？于是就写下了。”

译《真定府龙藏寺隋碑》跋 真定府城东有龙兴寺，是隋代龙藏寺的旧址。寺院创建于开皇六年，恒州刺史、鄂国公、金城王孝▯立碑，齐开府长兼行台军、九门张公礼撰文。恒州在齐亡后归入周，周亡后又归入隋，但张公礼仍然署写齐朝官职；君子不忘故国，从称写官名就可以看出来。相传宋太祖曾亲临此地，寺院于乾德元年重建，龙兴寺的匾额就是因此更换的。然而欧阳修《集古录》称龙藏寺已经废弃，遗碑在常山府署门前，那么嘉祐年间这通碑仍在寺外。如今进门有一座殿，殿北有五层楼阁，宽九楹，高十三丈，里面供奉观世音像，高七丈三尺，有四十二只手臂，当地人称它为大佛。寺碑也完整保存着，但终南山释道宣撰写的《神州寺塔录》详细铺叙佛像，却没有提到它，这是为什么呢？隋代碑刻保存到今天的很少，我把它装裱分栏，收藏起来。可 题写伪刻《李卫公告西岳文》王侯将相，时机到了就会处在那个位置；即使是豪杰之士，平日也不能预先料定自己将来会怎样。刘季起兵于沛县，众人推选可以担任沛县令的人，萧何、曹参等都是文吏，爱惜自己的名声，担心事情办不成，于是全都把职位让给刘季。当时怎么能肯定后来会有辅佐刘季的人，封为鄼侯、平阳侯呢？刘伯温被羁留在绍兴，感愤到想要自杀；他又曾经被石抹宜孙任用，起初并没有辅佐皇帝建立功业的想法。有人说他在西湖上看见云气，便说：“十年以后会有帝王出现，我应当辅佐他。”这大概是胡说。世间传说李卫公未遇时，曾作一篇文告祭西岳神，意思是想取得天下；退一步说，也要选择明主来任职，好像他在地位卑微时就预先把自己当作帝王的辅佐一样。考察史书，李卫公起初在隋朝任殿内直长，不久任马邑丞。唐高祖攻打突厥时，李卫公察觉他有非同寻常的志向，于是亲自加锁上报紧急变故。《新唐书》和《旧唐书》的记载大体相同。可见他是最不了解天命的人，又怎么能在未遇之时预先知道自己会成为唐朝的辅命之臣，并出入将相之位呢？这件事虽见于李肇《国史补》，但那篇告文却不知道是谁写的。其中说“斩大王之头，焚烧他的庙宇”，这难道是李卫公说的话吗？糊涂的人竟跟着把它刻在石上。按欧阳修、赵明诚所收录的金石文字，都没有这篇文章，大概是近代伪造的，真是愚昧妄为的男子。《潘氏家藏晋唐小楷册》跋 右边是晋、唐小楷十六种，共一册。旧时收藏在新安毕侍郎懋康家中，我的朋友潘次耕得到后，拿出来给我看。次耕广泛访求金石文字，每件都装裱、分栏；得到这册后，它就成为他所收藏的精美墨迹之冠。仔细看了几遍，字比近代摹刻的稍小，而且纸张、墨色一致，我私下怀疑，除《淳化帖》之外，《大观》《淳熙》《潭绛》《鼎汝》等法帖的完整版本已经亡佚。侍郎偶然得到其中一种，字形和楷法已经大致完备。若试用张怀瓘评估书法的方法来估价，它不止值千缗钱。《曝书亭集》卷四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四十九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唐太宗晋祠碑铭》跋 唐太宗从晋祠起兵，平定天下。贞观二十一年七月，亲自撰写碑文和铭文，刻石立在叔虞祠东边。碑阴列有长孙无忌、萧瑀、李勣、张亮、李道宗、杨师道、马周等人的署名。后来人们在碑上盖建亭子，而平庸的工匠把字画上石时刻得稍浅，于是又重新刻深。皇帝曾亲自说过他的书法方法，只求笔力骨力；骨力得到后，形势自然产生。没想到被庸工重新凿刻，骨力和形势全都丧失了。我曾五次到晋祠下，每次都抚摸这通碑，观览古迹而兴发感怀，于是集录杜少陵的诗句：“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写在亭柱上。富平李因笃，字子德，看见后赞赏书写得好，于是写信给我，约定交为朋友。他回去时，我拓了一本铭文赠给他，又在后面题写了这段话。《圣教序》跋 钟山的纪檗子客居燕地，壬子年八月经过他的寓所，观看宋代拓本《圣教序》。这本帖旧时收藏在同乡项子京家中，上面有张澂的跋尾。张澂字如莹，建炎年间任尚书右丞。周益公称赞他在书法上声名远播，地位声望都很高，人们想得到他的尺牍却不可得。如今看他的书法，果然合乎法度；同时又感叹这册子的纸张、墨色极为精妙，应当知道它是南渡以前的东西。项子京收藏书画，天下第一，每卷末尾都一定评估价值。分家析产时，按书画上所记的价值分给子女，见到的人都认为丝毫不差。甲寅年春天，檗子准备南归，我们在潞河酒馆相对而坐，他请求我题识。我又拿其他拓本来比较笔画，总的说来都不如这一拓本精美。《唐骑都尉李君碑》跋 同乡曹仲经喜爱金石文字，亲手拓下同州李君碑给我看。纸张、墨色精良，看着令人眼明。碑上没有详载书写者的姓氏；看它笔势峻利、秀逸，不是王知敬、殷仲容这样的书家，不能达到这种境界。李君名文，字纬。东汉以后，字一定用两个字来称呼，取一个字作字的很少。唐书所载有房玄龄，字乔；颜师古，字籀；李众，字师；李琇，字琇；张巡，字巡；郭曜，字曜；宇文审，字审；李恢，字祚；李条，字坚；窦思仁，字恕；张义方，字仪。此外就不多见了。《唐郭君碑》跋 右边这通郭君碑，在汾阳县以北七十里处。我在丙午年秋天经过郭社村，走在沟中，抬头看见土冈上露出碑额的一点。绕着土冈走了几里，才登上去读碑文，全文都是骈俪语。开头两行已经剥落破裂，郭君的姓名、家世以及撰文者姓名都缺失了。之所以知道是郭君，只是因为碑额还保存着。碑立于干封二年，其中有一句说：“挥动霜刃般的钺斧，斩杀老生，大概是跟随太宗攻打霍邑的人。”按《旧唐书》，宋老生弃马跳入壕沟，被甲士斩杀；《新唐书》则说他被刘弘基杀死。温大雅《创业起居注》又说：“老生攀着绳子登城，军头卢君谔部下的人跳跃着追上他并将他斩杀。”世人都不知道挥刀斩杀老生的是郭君，而郭君的姓名又因石碑裂损而始终没有流传下来，实在可惜。

译《唐明征君碑》跋 上元县摄山佛寺有一通明征君碑，碑文由唐高宗亲自撰写，书写者是高正臣。碑立于上元三年。所谓征君，是萧梁处士明山宾；这座寺院是他的旧宅。唐高宗因为明山宾的来孙萧崇俨入阁供奉，特意撰文刻在石上。碑石至今仍保存完好。辛酉年十月，我与金陵郑簠，曾熟识的王翚，嘉兴周筼，平湖曹彦枢，以及我的弟弟彝玠一起游览这座山，住了两夜，各自拓了一本带回去。《唐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像龛记》跋。《水经》说：“伊水发源于南阳县西部，向东北流经陆浑县南面，又向东北流经伊阙。”郦道元注说：“从前大禹疏通水道使它通行，两座山相对而立，远望像门阙，这就是《春秋》所说的阙塞。”韦应物诗说：“凿开山岭引导伊水，中间断开处像天门。”而司马君实说：“龙门、伊阙是上天造成的，并不是山横在前面、水流被堵塞后，大禹才开始凿开它们，然后使水流通。”这话确实可信。伊阙一带有八座寺院，其中一座叫奉先寺，佛像始建于咸亨三年，调露二年赐予寺额。伊阙离洛阳不过二十五里左右，两岸洞窟中的佛像累积有数千尊，夹侍在佛像旁边、坐着或站立的造像几乎接近一万尊。这就是杜少陵诗中所说的：“皇宫气象近在眼前，金银装饰的佛寺敞开。”碑额没有书写者的姓名，有人说是袁元哲，等待考订后续书写。康熙戊子年，八十岁的竹垞老人彝尊记。《石淙碑》跋 右边是唐武后《夏日游石淙诗并序》，应和的群臣共十六人，由河东薛曜用正书书写，久视元年五月刻在平乐涧北面的崖壁上。这次游览，新、旧《唐书》的本纪都没有记载，《唐诗纪事》作者计敏夫也没有收录，只有赵明诚《金石录》和楼大防的文集中可以看到。我的朋友叶封，字井叔，任登封县令时，撰写《嵩阳石刻志》，才开始把它著录进去，但删去了九首诗，读者不能不遗憾它的缺漏。康熙己卯年九月九日，我有幸看到全文，碑石还保存完好，只漫漶了三个字；只是张易之、张昌宗的姓名被人击毁，不过仍可辨认。井叔从前告诉我：“涧壁面向水流，必须在崖壁上凿孔、架设栈木，才能摹拓，所以收藏家很少拥有它。”我生性爱好金石文字，因为它们可以用来证明国史的错误，而古代贤人的题咏往往在记载之外。例如贾竦《华岳诗》、李夐《恒岳诗》、任要《韦洪岱岳观白蝙蝠诗》、三衢石桥寺李諲《古风》、临朐冯氏诗、海盐胡氏《唐音统签》、泰兴季氏《全唐诗集》，都略去而没有收录；这通碑也被弃置不录，于是世人竟不知道睿宗和狄梁公的诗还流传到今天，所以我在碑的末尾写下这篇跋。《唐博城令祭岳诗》跋 右边是唐代博城县令马某的诗，刻在岱岳观碑的东侧面。他的姓名已经剥蚀，题名写作“敕使麻先生”。考察如今观中的碑刻，有一通碑的西面、北面第二层有久视二年的记文，称：“神都青元观主麻慈力，亲自接受皇帝的敕令，携带龙璧、御用诗词、丝帛、香等物品，到这里设斋醮。”说的就是这个人。神都就是东都，所以诗中有“伊水嵩岩”的句子。□大概是“金轮”十三字中的一个字，读音和意义不详。我的亡友顾炎武，字宁人；吴任臣，字志伊，都怀疑是“应”字，只是凭空推想罢了。《唐张长史郎官石记》跋 张长史以草书圣手闻名，流传下来的正书极少；《墨薮》九品把他的书法列为上上，实在是因为他的正书难得。郎官石记的旧拓本，原先收藏在王太傅王济家中，后来王元美、王敬美兄弟相继收藏，三位王氏都留下了题识。董尚书董其昌摹刻了它，《戏鸿堂帖》说天下只有一本，大概是把它视为绝品了。传说这册子是唐人拓的，但我怀疑未必如此。龚明之《中吴纪闻》说，唐代郎官题名碑太平时期在学舍中堂后面，战乱后就不再存在。张长史是苏州人，所以把碑立在这里。按理说郎官题名应当在长安，刻石却保存在苏州学舍，这是吴人乡土之情的缘故。这本拓本毫无疑问是淳熙以前所拓。康熙乙酉年六月，在商丘宋公节使的官署中观看。《开元太山铭》跋 庄周说：“改换姓氏而称王、封禅泰山的有七十二家，刻石一千八百多处。”经过无数年代，石碑和玉牒都被毁坏消失，后人无法看到它们的形制，难道真是神明在替它们守护遮蔽吗？秦始皇开始立碑，但早已荡然无存。两汉直到唐代，隔代才修治一次，以举行顺应时令的典礼。开元皇帝答应文武百官的请求，在开元十三年冬十一月，按照旧例，在泰山举行祭祀。皇帝下诏命中书令张说、右散骑常侍徐坚、太常少卿韦縚、秘书少监康子元、国子博士侯行果，在集贤书院撰写仪注。己丑日冬至，皇帝乘法驾到山下，骑马登山，举行升中之礼。皇帝亲自撰写《纪太山铭》，亲笔写成后刻在山顶的石头上，到开元十四年九月丙戌才告完成。于是中书令张说撰写封祀坛颂，侍中源乾曜撰写社首坛颂，礼部尚书苏颋撰写朝觐坛颂。赵明诚《金石录》著录说，《太山铭》侧面原有三列题名，如今已经没有了。苏颋所撰颂文由梁升卿书写，刻在御制铭右侧；明代有俗吏又在上面凿刻“忠孝廉节”四个大字，颂文被毁去一半，实在可惜。碑铭典雅，有的可能是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的手笔；皇帝御书刚劲有力，如愤怒的狮子、口渴的骏马，拘束中又有闲适，不像《孝经》那样肉多骨少。如果唐代隶书都达到这样的水平，面对汉代碑碣还有什么可惭愧的呢？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行旅从道路上经过时，车前马首仰头望去，大致可以看见碑石。己酉年我住在五宿，未能从这座山脚叩拜天关、登上环道，只能亲手摹摸碑文；询问当地老人，才知道必须架木、系绳攀登上去，之后才能捶拓。况且山高风大，又担心日晒，纸张容易破裂，确实困难如此。从前我先后装裱、分栏收藏过三本，都被好事之人夺走。己丑年夏天，同乡沈秀才【翼】擅长分书，在白下得到这一本；虽然有缺文，却是百年以前的旧拓本，于是加以审定，并把前后情况写在册尾。铭文书写时“随作随书”，原文作“绎绎”，应为“奕奕”。其中有话说：“从今以后，警诫你们这些在位者，将要超过从前的功业，并且谨慎防备后来的祸患。”哪里想到天宝之乱已经近在眼前了呢？这一年六月丁未日，船从江都出发，因风阻于瓜洲渡口时写下。

译《唐封北岳神碑》跋 唐天宝七年，封北岳神为安天王。当时安禄山近在身边，安天王这个名号，难道不是对他的预兆吗？碑文由李荃撰写。碑阴则由康杰书写，用八分书体；康杰就是戴千龄。笔法淳厚古朴，远在韩择木、蔡有邻、梁升卿、张庭珪、史惟则等书家之上。盛熙明考论书法时，为什么偏偏遗漏了他呢？《唐崇仁寺陀罗尼石幢记》跋 西安府崇仁寺的陀罗尼石幢，建于唐天宝七年五月，由张少悌书写。碑上所题官名有“驾出长上”“扶车长上”。按唐代制度，兵部尚书选拔勇猛而有才能、可以担任统领的人，从中挑选最优秀的，命令他们担任宿卫，称为各色长上。有一天上值、两天下值的，有五天上值、十天下值的。至于“长人长上”，则选取身高六尺六寸以上的人充任，每天随仪仗下值，隶属左右监门卫。又有“直长长上”：长孙温充任尚仪直长，李嗣福充任监门直长，李善充任尚辇直长，上周先孝充任左羽林军长上，这些都见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外河渠署还有长上渔师。这里所说的驾出、扶车长上，大概都是宿卫士兵。张少悌的笔法秀美，这一本是稼堂收藏的，尤其精佳。于是我摘取《六典》和新、旧《唐书》的材料，在末尾作了说明。康熙四十七年二月壬寅，朱彝尊题，当时八十岁。题写唐代苏秘监《小洞庭》二碑后 天宝十三年七月，扶风人苏源明任东平太守。当时济阳有修筑河堤的工程，太守李倰，字虞夫，认为劳役分配不均，于是濮阳太守崔季重、鲁郡太守李蔺、济南太守田琦一起到东平商议。苏源明提议废除济阳郡，把卢县、东阿划归东平，把平阴、长清划归济南，把阳谷划归濮阳；后来县的划分没有实行，各郡也仍旧不变。这些事见于苏源明所作的诗序，可是刘昫《地理志》却称天宝十三年废除了济州，难道是国史传闻有误，或者实际情况与记载不符吗？到第二年安禄山叛乱时，苏源明已经被征召入朝，任国子司业；这就是杜甫《八哀诗》中所说的“一麾出守还黄屋，朔风卷之”。当五位太守聚会时，苏源明特意把水面称为“小洞庭”，把亭子称为“洄源”。到太和年间，天平节度使令狐楚将两首诗刻石，题目说：“从苏源明到令狐楚，时间不过八十年，洄源亭和小洞庭已经迷失所在了。”听说这通碑还保存着，可惜收藏金石文字的人大多没有把它著录下来。《唐悯忠寺宝塔颂》跋 右边是悯忠寺宝塔，碑文由张不矜撰写，苏灵芝书写。碑建于唐至德二年，碑文称为“御史大夫史思明奉为大唐光天大圣文武孝感皇帝敬造无垢净光宝塔颂”。宛平孙侍郎，字耳伯，撰写《春明梦余录》，说碑建于史思明刚刚归附之时；昆山顾处士，字宁人，撰写《金石文字记》，说他曾和鄞人万贞一一同观看这通碑。碑文凹陷处像是被磨去后重新刻过，顾宁人认为这是史思明再次叛乱以后磨掉的；等史思明被诛杀、此地归唐后，后人才重新刻写。今年冬天我在诸城李渭清家遇到万贞一，于是和他一同前往观看。碑首有“范阳郡”三个字和“史思明”三个字，下一行有“大唐”等十二个字。文中“维唐绍统”“彼命启与禅虞”“东宅四水，西都八川”，以及从“唐祚”二字到“德二载”二字之间，字迹都深陷，但书法确实出自同一个人，这才明白孙侍郎、顾处士所说的情况还不能作为定论。考察史实，史思明投降在至德二年十二月，到第二年正月，肃宗才开始加尊号；二月才大赦天下，改换年号。因此碑若已在至德二年十一月建立，就不应预先写上这个尊号。又何况史思明刚归附时，肃宗授予他归义王、范阳节度使的爵职；如果碑是在他投降之后建立，就应当大书王爵，不应只称御史大夫。这样看来，这通碑的建立大概在史思明尚未投降唐朝以前。“范阳郡”三个字，起初原本应是两个字；安禄山僭称范阳为东都，所以这里原来一定是“东都”。“大唐”一行，最初一定是安禄山父子的伪号；文中的“唐”字起初必定是“燕”字，而“至德二载”起初无疑是安禄山父子僭用的年号。再考察，安庆绪继位后，赐史思明姓安，名荣国；等到他投降归附，又恢复旧名，因此命令苏灵芝改写碑文。碑文以左边为前，顾宁人认为这是因为写丹书于石的缘故；我怀疑是沿用安禄山的习俗，但还不能确定。张不矜和判官耿仁智同僚，史思明将要再次叛乱时，上表请求诛杀李光弼，表文确实由张不矜起草，措辞说：“陛下如果不替臣诛杀李光弼，臣当亲自领兵到太原将他杀死。”将要送入朝廷时，被耿仁智删去；史思明知道后，便逮捕了两人，耿仁智被杀，张不矜估计自己也难以独免，所以应当已经知道其中缘故。当时史思明投降后又叛乱，诛杀他以后，唐人看见他的碑，唯恐毁坏得不够彻底，怎么可能反而把他的名字重新刻在石上呢？这又是事情绝不可能有的情形。万贞一听了我的话，站起来说：“竟有这种道理吗！”于是有人摹拓了一本，我考察这件事的始末，写在后面。

译《苏灵芝易州铁像颂》跋 苏灵芝的书法，我所见到的只有幽州悯忠寺《宝塔颂》和这通碑而已。如今碑石逐渐泐损，飞动的神采已经消失，因而不能再和李北海的书法相抗衡。这是宋人的拓本，精气神采都还保存着。董尚书称赞它刚劲严密，确实恰当。这册拓本旧时收藏在曹氏古林家，康熙壬子年春天，忽然在花南水北亭中见到它，正如同久别的老朋友，和古林相对而坐。金石表所记收藏的秦汉以来直到五代十国的碑帖，共有七百本，近来已经散失。这通碑独自被有识之士得到，实在是幸运。《唐御史台精舍记并碑阴题名》跋。唐代贞观年间，李干祐任御史大夫，另设御史台狱，把应当审讯的囚犯就近拘禁。后来逐渐形成制度，侍御史分东西推问，监察御史负责纠察、审视刑狱，各自拘禁囚犯。到武后时期，来俊臣、侯思正都任御史，御史台狱之外，台狱的圆形牢门里常常挤满囚犯。崔隐甫总管御史台事务，向朝廷进言，将台狱挖除。于是旁边设置精舍，用佛教经典进行忏悔超度。崔湜撰写碑文，梁升卿用八分书书写，开元十一年刻在石上。碑阴列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以及内供奉等官衔的题名，其中从卢怀慎、崔湜、陆景初开始的三组，也由梁升卿用分书书写。自卢怀慎以下用正书书写的一百二十二人，是侍御史；自崔湜以下用正书书写的一百八十四人，是殿中侍御史；自陆景初以下用正书书写的三百四十七人，是监察御史。碑额上又有天宝元载以后担任侍御史知杂、侍御史、监察御史的共五十人，但碑的左右两面没有来得及捶拓。其中有薛偘偘，姓名中两个字相同；碑上总共出现三次，这是唐代一朝仅有的情况。梁升卿从监察御史历任殿中侍御史，升为侍御史，又升任太子右庶子。《唐储潭庙裴谞喜雨诗碑》跋 赣州储潭庙有唐碑，建于至德二年；陈思的《宝刻丛编》中有记载。我托朋友寻访，但凡到庙里拜谒的人都说没有见过。康熙壬申年十一月，我把船停泊在潭边，终于在仪门右侧找到它；碑阳是裴谞的诗，碑阴是裴氏族人的题名记。十年以后，吴江张吉士张尚瑗出任兴国县知县，才拓下裴谞的诗赠给我，可惜碑阴面向墙壁，工匠不知道采用响拓法。可是胡氏《统签》和季氏《全唐诗》都没有收录裴谞的作品。《宝刻丛编》所载各地石刻中，唐人诗作还很多，可惜没有像张君这样热心的人替我广泛访求并摹拓。裴谞字士明，洛阳人，是尚书裴宽的儿子，官至兵部侍郎，旧史中有传。《五经文字》跋 唐大历十年，有关官员上奏说：“经典文字不正确，取舍没有标准。”于是诏令儒官校订经书版本，送交尚书省；又命国子司业张参辨析齐、鲁方言，考察古今文字，详细订定五经字形，书写在论堂东西两厢的墙壁上。论堂是太学孔子庙西面的厢屋。舒元舆《问国学记》记载：“开始时只是把墙壁涂上泥土。”太和年间，祭酒齐曍、司业韦公肃把它改成坚固的木板，选择国子监中通晓书法的人抄写，悬挂在堂上。礼部郎刘禹锡为此撰写记文。当时科举考场甚至拿它来出题考士。《文苑英华》收有王履贞的赋，大意说：“把六经放置在屋壁上，作为群儒的龟鉴。”又说：“一人制定规范，成为京城的楷模，使我们的朝廷光耀，与那丹青图画不同。”推崇赞美到这种程度。这部书从泥墙文字变成木版文字，又从木版变成石刻，字形已经三次改变，恐怕不是张参当初所书的样子了。依我看，唐人多专门攻习诗赋，专心研究经义的人很少；唯独张参奉诏和孝廉生颜传经一起，取出有疑义的文字，互相参校、钩稽考订并作出裁决，成为士子学习的规范，功劳不可谓不大。因此刘禹锡的记文称他为名儒，修史的人本应把他列入《儒林传》，但《旧唐书》《新唐书》都没有提到，这是第一件遗漏。按《孟浩然集》有《送张参明经举觐省》诗，钱起集中有《送张参及第还家作》，而郎官石柱题名中，张参曾列入司封员外郎的名单。大概张参在开元、天宝年间考中明经，到大历初年任司封郎的属官，不久授任国子司业。如今他的姓名只在《宰相世系表》中出现一次，在《艺文志·小学类》中出现一次，其他情况都没有详细记载，这是第二件遗漏。张参说读书不如抄书，估计他的书法一定很好，所以当时儒生把墙壁上的经文奉为龟鉴；即使不能列入《儒林传》，书法家的姓氏中也应该记载他，但《书苑》《书谱》《书史》都没有提到，这是第三件遗漏。墙壁上的经文虽然已经不存在，但张参所订定的五经文字，与唐玄度《九经字样》刻在同一块石上，附在《九经》之后。欧阳永叔最喜爱金石文字，他在《集古录序》中说：“上自周穆王，下至秦、汉、隋、唐、五代，远到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以及神仙鬼物、诡怪传说，没有不收录的。”可是唐代所刻的石经，他在著录后跋中写了三百九十六篇，唯独这一通没有收录。也就是说，唐代刻石经，欧阳永叔当日反而没有摹拓到，未免正像昌黎韩子所说的“拾取星宿，却遗漏羲娥”，这是第四件遗漏。如今各种书都有雕版本，唯独《五经文字》和《九经字样》只有拓本，没有雕本，这是第四件缺憾。我想到汉魏石经已经湮没，只有唐代开成石经还保存着；这两部书幸而附刻在石经旁边，只是学者们把它束之高阁，很少有人阅览，所以特意把它们记录下来。

译《平定州唐李諲妒神颂》跋 奇怪啊，妒神竟然还有颂文。这个神的名号不见于祭祀典章，史传中说：唐髙宗将要前往汾阳宫，并州刺史李冲▯因为道路要经过妒女祠，民间传说穿着华美衣服经过的人一定会遭遇风雷灾害，于是征发万人另行开辟御道。知顿使狄仁杰说：“天子出行，风伯雨师会清扫尘土、洒水净道，哪里会有什么妒女造成灾害呢？”立即命令停止劳役。这样看来，妒女有祠，来历已经很久了。相传她是介之推的妹妹。颂扬她的人是谁？是游击将军、上柱国李諲。碑立在哪里？就是今天的平定州娘子关。州东有井陉，东北有磐石、苇泽，而这座关却称作娘子关，大概就是因这个神而得名。立碑的年份是大歴十三年。神的事迹不见于《春秋》内外传；她的“嫉妒”，又是谁传述下来的呢？自唐代以来，人们向她祈祷并祝告，史书记载有庙，春秋还举行祭祀，这就是所谓既然有这样的祭祀举动，就没有人废止它。况且嫉妒是坏的品德，本应为众人共同憎恶，神却因此得到颂扬，这真是意料之外的荣誉。井陉西南、太原东北，妒神之水清澄，水色如黛，升腾云气而带来雨水，力量可与天地造化相比，这就是颂文所说的内容。我想到古代喜爱金石文字的人很多，考察这通碑却没有著录，于是把它捶拓下来，装裱分格收藏的，是古林曹侍郎溶。在碑后用八分书写这些文字的，是秀水布衣朱彞尊。时在强圉协洽年，秋八月初一日。《跋唐衢州刺史嗣江王袆石桥寺诗》石桥寺在衢州府西安县南三十里，是道书所说的第八青霞洞天。康熙壬申年冬，知县鹿君祐邀请我一同前往游览。从寺中登山，寻找仙人对弈的地方。前后洞穴开阔，右边立着一通碑，原来是唐嗣江王袆题写的五言诗。诗于贞元三年正月刻上石，末尾题着“朝散大夫、使持节衢州诸军事、守衢州刺史、赐紫金鱼袋韦光辅建”。碑文说，刺史韦公在石桥寺桥下，把外祖信安郡王的诗刻在石上。考《新唐书·表》：太宗第三子吴王恪，恪的第三子琨，琨的儿子是袆。《旧唐书·传》说：袆年轻时承继江王嚻的后嗣，被封为嗣江王，后来改封信安郡王。景云、开元年间，两度任衢州刺史。诗题写“嗣江王”，应当是他在景云年间初任刺史时所作。成都杨用修不知道“薄烟羃远郊，遥峰没归翼”两句是王袆的诗，怀疑是仙人遗留下来的句子，错了。《唐郎官石柱题名》跋 唐代尚书省郎官石柱上的题名，由吴郡张长史旭撰写记文，京兆许左丞孟容撰写后序。记文出自张旭的正书，后序是刘补阙寛夫的隶书。这两篇文字分别刻在碑上，而题名刻在石柱上。自贞元以后，就由令史接续书写，所以工拙、大小并不一致。唐代制度中，尚书省都堂居中，东面有吏部、戸部、礼部三行，每行四司，由左司统领；西面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每行四司，由右司统领。各自掌管十二司的事务，举察正当之事，稽核违失，审核省署文书，确定期限。吏部分设司封、司勲、考功；戸部分设度支、金部、仓部；礼部分设祠部、膳部、主客；兵部分设职方、驾部、库部；刑部分设都官、比部、司门；工部分设屯田、虞部、水部。各司都有壁记，详细记载官员改任、充任、迁转的年月，而石柱只注明姓名罢了。康熙戊子年，我开始买到郎官题名三张，字迹已经模糊漫漶，因眼睛昏花无法辨认。方桐城生从京师来梅防里拜访我，我们坐在曝书亭中，他用界尺压住拓本，仔细察看，能够辨认的姓名有三千一百多人，于是另行抄录在格纸上。同里的曹生又把他所拓的本子送给我。他还说，石柱在西安府儒学孔子庙庭院的右边，上面有古柏遮覆。我私下想，既然六部已经分为左右两司，那么当时立石一定是东西各一通。如今右司以及兵、刑、工三部所属郎官的题名一个也没有，这是左边的石柱保存下来，而右边的已经失去了。至于礼部四司中缺少郎中考功、员外郎膳部，大概是捶拓的人遗漏了。方生名世举，字扶南；曹生名曰瑚，字仲经。二人都是在我门下受业的。《跋唐岱岳观四诗》以上唐代张嘉贞、任要、韦洪、公孙杲的四首诗，都刻在岱岳观碑的侧面，而编纂《岱史》的人没有收录。任、韦、公孙三人的事迹，《新唐书》《旧唐书》都无从考查。任要又题名说：“贞元十四年正月十一日立春，祭祀泰山后登上太平顶；当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立春，再来这里致祭，在此举行茶宴。”大概唐代祭祀完毕仍不用酒，所以用茶举行宴饮。《唐濮阳卞氏墓志铭》跋 康熙二十年秋，宫城西侧，宦官刘进成的宅第掘地时，误挖出一座古墓。墓中有瓦炉一件、瓦罂一件、墓石两方，每方宽一尺二寸。一方刻着“卞氏墓志”四字，四周排列十二辰的形象，都是兽首人身；另一方刻着墓志铭，而“志”字写作“鋕”，又没有撰文人的姓名，只说“归于我彭城刘公而已”。文中说，贞元十五年，岁次己夘七月初一日，夫人因病重在幽州蓟县去世，当年暂时安葬在幽州幽都东北五里礼贤乡的平原上。考悯忠寺有两篇唐人舍利记，一篇说“寺在城东门”，另一篇说“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那么唐代的幽州在今天都城的西南方，与这些记载相合，这通碑就更加可信了。《唐游石桥记》跋 《游石桥记》。元和元年三月，衢州刺史陆庶撰。陆庶是吴地人，宰相陆元方的曾孙，陆象先的从孙，陆希声的从祖。其先祖陆玩，官至司空侍中，追赠太尉。他的子孙一支号称“太尉支”，元方、象先、希声三代都在唐朝任官。《新唐书·世系表》说，陆庶历任福建观察使；当时他以显贵公孙的身份治理一郡，碑后列出亲友宾客，依次相随，男子也随行，这也是好事者的游览。亲友宾客二人：女婿、试大理评事元益，前绛州太平县尉崔纉。男子五人：右内率府录事参军陆综，前弘文馆明经陆绘，左监门卫率府兵曹参军陆绍，前崇陵挽郎陆缜。按《世系表》，书中记作鄮令陆综、河南府戸曹参军陆绘、信州刺史陆绍，却没有颍州刺史陆惟缜。崇陵就是德宗的陵墓。陆缜以大臣子弟充任挽郎，符合唐代制度。

译《跋石桥寺六唐人诗》以上刘迥、李幼卿、李深、谢剧、羊滔、薛戎的诗各四首，刻成两通碑，留在石桥寺。嘉靖年间还保存着，都御史江山赵镗修撰府志时，完整地记录了下来，中间缺失的文字只有六个字。刘迥字阳卿，是刘知几的儿子，大历初年任吉州刺史，最终官至谏议大夫，曾任给事中，有文集五卷，载于《新唐书·艺文志》。李幼卿字长夫，陇西人，大历年间以右庶子身份治理滁州，州中有庶子泉，因李幼卿而得名。李深字士达，任兵部郎中、衢州刺史。羊滔是泰山人，大历年间宏词科及第。薛戎字元大，元和七年由刑部郎中升任河南令，历任衢州、湖州、常州三州刺史，最终任浙东观察使。谢剧的事迹不详。两通碑不知哪一年失去，后来任三衢地区长官的人改修府志，竟把唐人的诗全部删掉，实在令人痛恨。宋代陈耆卿撰《赤城志》，明代谢方石续写，各自成为一部，合起来流传。后来的君子改修地方志，应当把这件事作为准则。《唐济渎庙北海坛置祭器铭》跋 按照山川祭祀的等级，济渎神号清源公，在济源县西北建庙，又在庙后修筑北海坛，称广泽王，掌管此地。祠官每年立冬日奉行祭祀，这种做法由来已久。旧俗中庙里不设置祭器，祭祀前先向上级官员请示，到洛阳购买，用税钱偿付。所用沉币的船，则用车远运到沁河渡口。贞元十三年，济源令张洗，字濯缨，看见庙中几株楸树、槐树被大风拔倒，便用这些木材制作祭器，共一百二十二件，其余木材用来制造两只船。考《尔雅》说：“祭祀河川叫作浮沉。”郭景纯注释说，是把祭品投入水中，有的漂浮，有的沉没，但说得并不详细。碑文说沉币要用双船，大概是用船使祭品漂浮，用钱币使其沉下去，与郭氏的注释相比，意思更清楚。如今山川祭祀之后，祠宇中常常还有车船放在殿堂两侧，大概就是古代祭祀河川遗留下来的制度。张洗祭祀神灵合乎礼法，治理百姓也一定有方，只可惜这篇铭文没有载入图经，张洗的政绩也没有留下可供表彰的记载。这通碑如今收藏在吴江潘氏稼堂，收藏得很好。《书唐贾竦华岳庙诗石刻后》元和元年十月，著作郎、河南人贾竦拜谒华岳庙，作五言诗并题名。太和六年四月，他的侄子宣义郎、行华州参军事琡修整了它。所谓修整，大概就是重新刻印。诗题下题有“北周天和二年赵文渊书”字样，刻在万纽于瑾所撰《华岳颂》的左边。《华岳颂》的背面是开元八年刘升所书、咸廙所撰的《精享昭应碑》；其右边刻着颜真卿乾元元年的题名。工匠每次只捶拓三面，却遗漏贾竦的诗，因此流传下来的很少。然而他的诗特别醇厚雅正，只是图经没有采录。于是我装裱分格，把这些文字写在后面。《白乐天草书春游诗拓本》跋 以上是白傅的草书，共十九行。钱穆父在越地刻石，放置在蓬莱阁下。如今《长庆集》没有收录，有人把这首诗补入元微之的集中，错了。“散”字，《广韵》没有收录，而毛晃增注《礼部韵》略有记载，并引用白诗作为证据，还注说是后来重增的。这样看来，如今的《广韵》也不是唐代韵书的旧本了。依从雕本的讹误，最后却又喜爱雕本的讹误，都是应当校勘订正的。《曝书亭集》卷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五十 翰林院检讨朱彛尊撰 《唐国子学石经》跋 以上是唐代国子学刻在石上的九经：《易》九卷，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七字；《书》十三卷，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诗》二十卷，四万八百四十八字；《周官礼》十卷，四万九千五百一十六字；《仪礼》十七卷，五万七千一百一十一字；《礼小戴记》二十卷，九万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传》三十卷，十九万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氏传》十卷，四万四千七百四十八字；《谷梁氏传》十卷，四万二千八十九字；《孝经》一卷，二千一百一十三字；《论语》十卷，一万六千五百零九字；《尔雅》二卷，一万零七百九十一字。这是开成二年由都检校官、银青光禄大夫、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判国子祭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清宫使、兼修国史、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戸郑覃校勘审定并刻石的版本。《新旧唐书》记载，郑覃奏请起居郎、集贤殿学士周墀，水部员外郎、集贤殿直学士崔球，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孔温业四人校定。又《册府元▯》记载，文宗命率更令韩泉充任详定官；而石上题名的人有四门馆明经艾居晦、陈玠，文学馆明经一人姓名不详，将仕郎、守润州句容县尉▯绛，将仕郎、守秘书省正字柏暠，将仕郎、守四门助教陈庄，士朝议郎、知沔王友、上柱国、赐绯鱼袋唐元度，朝议郎、守国子毛诗博士、上柱国章师道，朝散大夫、守国子司业、骑都尉、赐绯鱼袋杨敬之，加上郑覃，共十人。可是国史所记载的没有记题名，石上题名所记录的人国史又没有记载，实在无法解释。石经文字，刘昫讥讽它的字形不合书法规范，但终究胜过今天的监本、坊本，收藏书籍的人不能不把它插在书架上保存。《榆次县三唐碑》跋 距榆次县三十里，赵村有三通高大的碑。中间一通倒在地上，断成两截，是追赠太保李良臣的碑。碑文由李宗闵撰写，杨正书写，立于长庆二年。右边一通是安定郡王李光进的碑，碑文由令狐楚撰写，其子季元书写，立于元和年间平定蔡州之后。左边一通是太尉李光颜的碑，碑文由李程撰写，郭防书写，立于开成五年。李良臣原是河曲部落稽阿跌族人，世袭鸡田州刺史，隶属朔方军。他被称为太保，是因为儿子显贵而获赠官。李光进、李光颜都凭功劳名盖天下，当时人以“大夫”“小大夫”区别他们。兄弟二人孝顺和睦，旧史有记载；而碑文说李光颜平定吴元济，军队凯旋后请求朝廷，安葬他的兄长，这是史传没有记载的。又，碑文写李光进为安定郡王，史书却遗漏了这一点。我认为碑文一定不会是虚妄的。

译《九经字样》跋 张司业的《五经文字》，起初写在土上，后来刻在版上。年久流传、辗转抄写，笔画逐渐参差不齐。于是开成年间，沔王友、朝议郎、翰林待诏唐元度依据张司业的旧本，参照考订并加以改正，撰成《新加九经字样》一卷，请求附在《五经文字》的末尾，同时请求在国学创立石经。如今长安所保存的石经，虽然由郑覃等人完成，但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唐元度首先提出的。王伯厚称赞它辨正经书文字，很有依据。大概自后周广顺年间田敏进献两部印版以后，除了石本之外，再也没有人刻印版了。《书张处士瘗鹤辨跋后》流传到今天的石刻文字，有些难以一下子读懂。《天发神谶碑》断成三截；《瘗鹤铭》裂成四块，又失去了中间腹部，因此释读的文字互相不合。读古书的人保留疑问是可以的，擅自移动、增补文辞却不可以。从前我在白下得到祥符周雪客的《神谶碑考》，已经为它作序并刊行流传了。淮阴张力臣乘江水归入河道，来到焦山山麓，借着落叶仰头阅读《瘗鹤铭》的文字，把四块石头集中起来绘图连接，并用宋人补刻的文字排列，次序不乱，而且考证出这是顾逋翁所书。顾逋翁的故宅虽然在海▯的横山，但他到句曲学道，后来就迁居到这里。他的集中有《谢王郎中见赠琴鹤》诗，鹤大概是他性情所爱，因此作了这篇葬鹤铭文，情理上是说得通的。自从张处士的图本出现，足以平息众说纷纭了。张力臣名弨，精通书法，曾替顾处士炎武抄写《广韵》和《音学五书》，亲手摹写家藏鼎彞上的款识，临终前送给我，只可惜他不经营生产，去世后这些东西全都散失了，连传刻的枣木版也都归了福建人，真令人叹息。《湖州天宁寺尊胜陀罗尼石幢》跋 湖州天宁寺建于陈永定三年，是武宣章皇后的旧宅。寺额先后称为龙兴寺、孝义寺、万寿寺、报恩光孝寺，多次更改。称作天宁寺，是沿用吴越武肃王更改后的寺额。相传寺中有尊胜陀罗尼石幢十四座，如今还保存八座，其中文字能够辨认的有以下几座：一座建于大中元年十一月，后面题有刺史令狐绹的姓名；一座建于大中二年八月，后面题有刺史苏特的姓名，书写者是曹巨川；一座建于大中十二年四月，书写者是凌渭；一座建于防昌元年十一月，书写者是胡季良；一座建于咸通十一年三月，另有一块断石，是平望芮文琛所立，后面题有干符六年四月。大概平望驿当时隶属乌程澄源乡宜阳里，所以张承吉诗说：“一派吴兴水西来，此驿分斯。”这就是证据。曹巨川、凌渭的事迹无法考查，胡季良见于《宣和书谱》，记载他的行书、草书各有五种。考察各家记载以及金石文字，太和八年湖州德本寺碑的碑阴是胡季良的正书，宝厯二年杭州大觉禅师碑、元和二年平定李锜纪功碑，都是胡季良的八分书。元和四年《国子司业辛璿碑》、元和九年《永兴寺僧伽和尚碑》，也都是胡季良所题篆额。由此可见，胡季良精通书法各种字体，并不只是行草书擅长。可惜石幢只称他为处士，没有记载他的籍贯，我怀疑他就是湖州人。至于题名“绘画人鱼简”，画谱中没有详细记载，只能在这里见到。我友人郑元庆芷畦撰写《湖州府志》，亲手拓下各石幢的文字给我看，我赞赏他见闻周全广博。于是把这些文字写在书册末尾，归还给他。《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跋 以上是唐代阿育王寺常住田碑，由秘书监正字郎万齐融撰写。起初，赵州刺史徐峤所书的碑文已经毁于寇乱。明州刺史于季友在僧人惠印那里看到旧文，邀请处士范的重新书写。这是太和七年冬天的事。寺建于晋太康二年，田地赐于宋元嘉二年，寺额改于梁普通三年。释道宣记录神州佛塔寺院，把这座塔列为第一。碑题称越州都督府鄮县，是因为齐融在神龙年间与贺知章、贺朝、张若虚、邢巨、包融等人一起，都是以吴越士人的身份知名。刘昫《唐书·文苑传》记载了他们，《国秀搜玉》二集也曾收录他们的诗。《唐书》把贺朝、万齐融误作一人，又把齐融误作另一人。唐代自武德四年起，各州设置总管，不久又改为都督府。到乾元元年，才开始称越州，而鄮县就是原来的鄞州。开元二十六年，才分鄞州设置明州。齐融撰写碑文时，这座寺还隶属越州。碑中引用诗句“倬彼甫田，岁取十千”，却把“甫”写作“硕”，不知道依据何在。碑阴还有记文，是于季友的辞文，附有赠给范的的诗；范的也有和诗。胡氏的《统签》和季氏的《全唐诗》都没有收录这些诗。于季友是太保于頔的次子，娶宪宗的女儿惠康公主，被授予驸马都尉，任羽林将军。诏制是元稹起草的，史书没有说他曾任明州刺史。《宰相世系表》只记载他任绛州、宋州等州刺史。《悯忠寺重藏舍利记》跋 以上是采师伦书写的《重藏舍利记》，刻在京师悯忠寺的碑上。碑建于唐会昌六年，文中说舍利原来藏在智泉寺。智泉寺由元魏幽州刺史尉苌命创建，所以又称尉使君寺。考《北史》，苌命是太安狄那人；“苌”应作“长”。参与齐神武起兵、击破尔朱兆的那个人，名叫节制司空清河张公，也就是张仲武。武宗下诏毁灭佛寺时，把寺院土地分为三等，幽州等地属于上等，准许留下僧人二十名；不久又下诏，各道原准留二十人的减半，因此碑上说：“敕令封管八州内寺只留一所，僧人限十人。”到这一年宣宗即位，禁令才解除。此前智泉寺已经被毁，于是便把舍利移归悯忠寺。张仲武在幽州时，多次击破回鹘，郑畋认为会昌年间他的功劳第一。正是在毁寺那一年，五台山的僧人多逃往幽州，张仲武封锁两把刀交给居庸关，说有游方僧人进入境内就杀掉。等到宣宗增置僧寺，碑文却称司空张仲武坚定地护持佛门、真诚修敬，前后态度如此不相称，大概是因为张仲武是追求功名之人，爱憎应时势而改变。采师伦没有以善书闻名，但他的书法还保留着王知敬、薛稷的遗意，也足以超出流俗。

译《唐漳州陀罗尼石幢》跋 以上是唐咸通四年八月漳州押衙兼南界游奕将王剬所造的陀罗尼石幢，由宣义郎、前建州司戸参军事刘镛作序并书写。经文后题有朝议郎、使持节漳州诸军事、守漳州刺史、柱国崔衮的姓名。后面又用分书写明建立的年月和镌字人的姓名。考察“游奕将”这一官职，五代十国时有很多，唯独唐代不见记载。《六典》记载，骑曹掌管外府兵马簿帐和牧畜之事，凡各卫的马匹由金吾巡简、游奕等承直配给，按季节请领料给。大概是负责巡逻的职务，至今已有这个帖本。现收藏在吴江潘检讨稼堂家，经审定为宋代拓本。《唐北岳庙李克用题名碑》跋 曲阳县北岳庙有唐代李克用题名一百二十八字，碑文称“中和五年二月”，就是光啓元年。考查唐僖宗在这一年二月到达凤翔，三月返回京城，改元的诏书还没有下达。李克用与义成节度使王处存一起击破黄巢，因此有功被封为陇西郡王。然而卢龙节度使李可举、成德节度使王镕憎恶王处存，约定共同消灭他，瓜分他的土地。《资治通鉴》记载李克用派将领康君立去救援，而碑文却说“率领蕃汉步骑五十万众，亲自前来救援”，与《通鉴》不同。碑文又说“到三月，幽州请求就此议和，于是退兵，从飞狐路返回河东”，这又是史书没有记载的。当唐朝末年，藩镇在边境上连年交战，各自争斗，职方司连他们的土地也不记录了，朝廷号令能够达到的地方只有河西、山南、岭南、剑南十几个州，上下不相交通，以至于国家几乎不存在。生在这个时代的人，他们的见闻已经不能全部真实，何况相隔百世以后，怎么能避免传闻产生不同说法呢？只有金石文字长久而不磨灭，往往能从风霜兵火的遗余中保存下来，可以补充旧史的缺漏。这就是好古之士不怕在荒崖破冢之间穷搜的原因。李克用本是武人，从未以通晓书写闻名，但碑文的楷书笔画端正刚劲，文辞也简洁质朴，足以诵读。英雄人物的才量不可估测，正是如此啊！唉，这更使人看到金石文字是值得珍视的。《悯忠寺葬舍利记》跋 以上是唐景福元年，僧人复严把舍利葬在悯忠寺观音像前的记载。南面叙述此事的记文，由知常书写在碑上：“陇西令公大王，就是李匡威。这一年，李克用、王处存联合军队进攻王镕，李匡威出兵救援。有诏令他们和解，河东、镇州、定州、幽州四镇的碑文都说：想把舍利迁到阁内，于是陈述理由，请求打开封土，上面答应了。大概李匡威当时正倚仗燕蓟劲旅，有雄霸天下的意图，所以有请求就没有不答应的。碑文夸张地陈述打开封函时舍利放出光芒、异香浓烈，外面是石函封固，里面是金函密封。他尊崇佛教到了极点。到了第二年，李匡威再次出兵救王镕，他的弟弟李匡俦占据军府，自称留后。李匡威进退无路，王镕迎接并安置他在镇州；他登上城西大悲浮图，回头远望，流下眼泪。不久，王镕因为图谋李匡威而把他杀死。这样看来，信奉佛教果真能得到福报吗？舍利塔一次在太和八年被焚毁，一次在中和二年被烧毁。如今李匡威所建的阁，遗迹已经无法查考，只剩下这块碑罢了。我已经把倒在佛脚旁的碑扶起，让工匠把它拉出来，拓下收藏在箱子里。” 《唐济安侯庙二碑》跋 乙巳年秋，有客人从华州来，把唐代李巨川撰写的《济安侯庙碑》送给我。济安侯就是华州的城隍神。李巨川是韩建的掌书记，曾撰写《许国公勤王录》来讨好韩建。当昭宗前往华州时，韩建请求遣散殿后军，杀死李筠，包围诸王居住的十六宅，这些都是李巨川教唆他的。唐史把李巨川列入叛臣之中。看他的碑文，把功劳大肆归于韩建，这仍如同疯狗狂吠，不值得奇怪。后来又得到金张建撰写的庙碑，碑中说诸王已经被杀后，当夜韩建袖藏宝剑前往行宫，将要接近皇帝的帷帐时，神厉声斥责道：“你不过是陈州、许州之间的一个士卒罢了，承蒙天子的恩宠到了这种地步，竟敢做弑逆之事吗？”韩建仓皇退走。昭宗感念神的功德，把神迁到行宫。返回京城后，封神为济安侯。然而欧阳修《五代史》却说这是韩建的父亲韩叔丰告诫他的，大概是儒者不谈怪异之事的意思吧？金源时期流传下来的文章很少，这篇碑文尤其恳切明白，值得诵读。碑文说神用草捆泥，借此塑成形象，却还能奋力斥责不祥之事；而当时藩镇中的重臣，趁天下混乱，竟不肯派出偏将率领老弱之师来保卫国家、谋求勤王，简直还不如草木土石。大概碑文中的话正是有所激愤。那个李巨川毫无忌惮，认为草木土石可以欺骗，自己的文章足以替错误在后世掩饰。他不知道正直的道理存在于人心之中，从唐代到金代二百年，华州的父老仍然能够讲述这件事。而张建又刻石把真实情况记载下来。那么小人扰乱是非，想要迷惑天下后世，究竟又是为了什么呢？究竟又是为了什么呢！

译《晋王墓二碑》跋 代州柏林寺东面有晋王李克用墓，墓旁有两块断碑。其中一块题作：“唐故左龙武军统军、检校司徒、赠太保、陇西李公神道之碑。”碑文说：“公讳国昌，字德兴，世代是陇西沙陀人，身材相貌伟岸，善于骑马射箭，大概就是李克用的父亲朱邪赤心，也就是所谓赤马将军、头上生火的人。”另一块题作：“唐故使持节代州诸军事、代州刺史李公神道之碑。”碑文说：“公就是太保的次子，名克，字只存下这一字，其余能够辨认的文字有‘公前跃马弯弓’以及‘徐方’等几个字。”考查史书，李克用有四个弟弟，排行第四的叫克让，任振武军校，跟随讨伐王仙芝，因功授金吾卫将军，住宿护卫京师，宅第在亲仁里。自从李克用在云中起兵，杀死守将段文楚以后，诏令捉拿克让。克让带着仆人和十几名骑兵，弯弓跃马，突围逃走；从碑文来看，二者相合，必定就是克让。但史书记载，克让镇守潼关，与黄巢军交战失败，藏在南山佛寺中，被寺僧杀死；没有说他任过代州刺史，也没有说明他后来得以归葬代州，这些事情都无法弄清。当地人相传，王墓上原来有十三通碑，如今十一通已经亡失，剩下的两通也散埋在土中。大概自欧阳永叔、赵明诚以后，世上就没有专心喜爱金石文字的人了，所以它们像这样漫漶而难以辨认，也就不足为奇。当欧阳永叔在世时，距离五代还很近，沙陀人的世系已经不能详细考查；他为唐家人作传，说太祖的四个弟弟都不知道父母的姓名，却连国昌字德兴的记载也遗漏了。这十三通碑，欧阳永叔也没有见过；相隔六百多年后我竟然得以看到其中两通，难道不是幸运吗？可惜其余十一通没有能够见到。同乡曹先生广泛搜集金石文字，具有欧阳修、赵明诚那样的爱好，把两通碑从土中挖出，摹写并拓印，让我审定碑上的文字，于是我就把这些写在后面，归还给他。《千峰禅院碑勅》跋 以上是泽州盘亭山千峰禅院的碑文，是后唐明宗赐给僧人洪密的诏书。大概明宗即位那天，洪密上表祝贺，明宗便用这道诏书答复他。文中说：“退避而没有什么惭愧羞惭的地方，实在很多。唉！五代末年，怎么能听到这样长者的言论呢！”欧阳修说：“明宗是武人，不通文字；看诏书末尾几个大字，出自他亲自判署。上面有‘书诏’印，是新铸的印章，真是奇怪。” 《晋义成节度使驸马都尉史匡翰碑》跋 史驸马匡翰的墓在太原县东北三十里黄陵村。墓碑深深陷在地下，村民对我说：“土不能挖，挖一尺，就会再深一尺。”我坚持命令他们挖掘，用畚箕把土运走，挖到一寻深，龟趺才露出来。检验之后，原来是陶学士谷撰写的碑文。文辞多用骈俪，我只抄录大意如下：“天祐年间，授任代州副使，因劳绩加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改任辽州副使兼领九府都督。同光初年，充任岚、宪、朔等州都游奕使。解除职务后，授天雄军牢城都指挥使，升任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转任检校戸部尚书、浔州刺史。不久改任天雄军步军都指挥使，升任侍御彰圣马军都指挥使兼九府都督。进任检校司空、懐州刺史。转任控鹤指挥使，加授金紫阶，兼和州刺史、驸马都尉，食邑五百戸。不久遭遇母丧，服丧期满起复，授冠军大将军、右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仍充任义成军节度使。天福七年三月在镇所去世，诏令追赠太保。” 他前后所任的官职，碑文记载得很详细。然而史书说他曾任郑州刺史，碑文却没有写，这是为什么？又有传记赞美他喜欢读书，尤其喜爱《春秋》三传，和学者讲论不知疲倦。碑文也说：“怀有击鼓入学、负笈求学的心志，做事还有余力；蕴含飞箝般的辩才，却好像不能说话。不积聚财产，只是丰富地收藏书籍；不忧虑家事，只想着报效国家。”在当时的名士中寻找这样的人，很少有可以相比的。这样看来，确实与史传相合。《建雄节度使相里金碑》跋 汾阳县有大相里、小相里，相里氏的子孙聚族居住在那里。考查相里氏，东周时就已经有这个姓氏，《庄子》所说的相里勤的弟子就是例子。汉代有御史相里武，十六国前赵有偏将军相里览，大多都是晋地人。相里金的墓在小相里北面，考索碑文，与《五代史》本传大体相同。只有史书称他的字为奉金，碑文却说字国宝；史书称追赠太师，碑文却说追赠太子太师。因此碑文是可信的。《镇东军墙隍庙记》跋 镇东军墙隍庙碑，由施宿撰写，《稽防志》由张淏续写，两书都没有收录碑文。我友人顾征士宁人从卧龙山西冈上得到此碑，把它收入《金石文字记》中。碑文由钱武肃王镠撰写。钱王在干宁二年讨伐董昌，第二年五月平定了他。这年冬十月，诏令把越州威胜军改为镇东军，授钱王兼任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到开平二年，升为大都督府，也称东府。碑题写作“墙隍庙”，是因为朱全忠的父亲名叫诚；钱王既然向梁称臣，就不得不避讳这个名字。只是奇怪，朱全忠还没有篡位弑君时，唐帝仍在位，竟下诏把武成王庙改称“武明”，成德军改称“武顺”，义成军改称“宣义”，连嫌名也一并避讳。等到梁已经僭号，司天监又因为皇帝曾祖的名讳是茂琳，请求把岁、月、阳、日、辰中凡是“戊”字都改写成“武”，尤其可笑。

译《北汉千佛楼碑》跋 丙午年二月，我登上天龙山，得到北汉李恽撰写的《千佛楼碑》，觉得很奇异，便让工匠拓下带回，装裱之后，在后面写道：北汉建立的国家，还不及一个大郡，王朴却认为它是必须拼死攻打的敌人；它直到最后才灭亡。周世宗、宋太祖在位时，经过百战仍不能攻克，看来它的君臣确实有超出常人的才能。然而刘继元在满目疮痍、民众困苦之后，仍轻率地役使百姓，命宠臣范超冶炼金属铸造佛像，办理这些不急迫的事务；李恽身为宰相，不能匡正，只知道围棋饮酒，反而撰写碑文，把事情夸大，这是为什么？碑文称刘承钧为睿宗皇帝，称刘继元为英武皇帝，这些都是史书没有记载的。刘旻所说的话、张元徽的事情，难道他们算什么天子？也算什么节度使？这样看来，李恽夸大文辞，反而只足以显出他的浅陋罢了。考查刘继元即位在宋开宝元年戊辰，史书说他即位时改元广运，而碑建于乙亥，所以碑文说：“皇上统治天下的第八年”，后面又写“广运二年，岁次乙亥”。按杨梦申撰写的《刘继颙神道碑》，也称广运元年、岁次甲戌，与这通碑相合；那么即位时就改元的说法，史书没有把详情记清楚。刘继元残忍嗜杀，史书已经详细记载。然而当时的诸位臣下大多抛弃他投降宋朝，范超也投降了；只有李恽到国家灭亡时才投降，大概刘继元对他的诛杀也是势在必行的，不能过分责怪。唉！凭借小小的一块土地抵抗百万大军，百姓争相为他拼死效力，他的君臣难道真的没有超出常人的才能吗？至于这篇文章格调低下、书法鄙陋，考察古代的人不加讥评，也就可以了。《曝书亭集》卷五十 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五十一 翰林院检讨朱彛尊撰 《宋太宗书库碑》跋 以上是宋太宗皇帝书库碑。大中祥符四年，真宗亲自书写并刻石，立在太原府寿宁教寺。碑文被风雨剥蚀，其中一半埋在土中，年代久远，文字几乎全被侵蚀，共有二千多字，仅存数百字。碑的背面石刻尤其剥落，能够辨认的有：太宗御制文集四十卷，另集一十卷，《怡怀诗》一卷，《回文诗》一卷，《逍遥咏》一卷，《至理勤怀篇》一卷。宋代史志记载御制集一百二十卷，大概是把这些合在一起说的。棋势图、琴谱各二卷，《莲花心漏》《回文图》若干卷，杂书扇子一百三十六柄，杂书簇子七百五十三轴。考察史书，太宗平定诸国以后，收集各国图籍，下诏在左升龙门北面征购遗书，建立崇文院，把三馆的书迁来充实其中，这就是崇文书目的起源。后来又把三馆的一万多卷书另行分出，设置书库，就是所谓秘阁。王明清说：“太平兴国年间，各国投降的国王死去后，他们的旧臣有的还发表怨言，太宗却把他们全部收用，安置在馆阁中，让他们整理群书，扩充书籍篇卷，优厚供给俸禄，以此供养他们而使他们专心，又让他们终老于文字之中。这样看来，皇帝留意翰墨，实在只是出于权谋秘计，并不是本性喜好。” 即便如此，亡国之臣，历代君主往往把他们看得如同泥土草芥，反而严厉惩罚他们；唯独太宗容纳他们，把他们置于禁近侍从之列，供给纸笔，让他们从事编纂著述，这难道不是历代君主所难以做到的吗？唉，这件事是值得记载的。《宋京兆府学石经碑跋》。《京兆府学新移石经碑记》：宋元祐年间，京兆黎持撰写碑文，河南安宜之书写，刻碑的是长安石匠安民。碑文所称汲郡吕公，是宣公吕大防的哥哥吕大忠。他以工部郎中、陕西转运副使的身份知陕州，后来以直龙图阁的身份知秦州，是一位忠贞之臣。自唐代郑覃等把九经一百六十卷刻在石壁上，天祐年间修筑新城，石经被韩建抛弃。刘鄩镇守长安时，幕僚尹玉羽请求把石经运入城中，刘鄩说这不是急务，尹玉羽欺骗他说：“一旦敌兵来到城下，石经碎了做箭石，也足以帮助作战。”刘鄩认为有理，于是把石经移置在尚书旧省。到吕大忠主管漕运时，才终于把石经全部排列在府学中，黎持所作记文记载得很详细。当时，宣公吕大防在朝中，几位执政无不是正直之人，监司和长官都把兴办学校、搜集经史作为要务。到了绍圣、元符年间，小人掌权，诸位君子都因重罪被贬逐。宣公逃窜至防州而死，不久吕大忠也被降职。崇宁初年，登记党人名籍，在端礼门旁立碑，蔡京又亲自书写碑文，颁行各郡县。那张商英、周秩、杨畏一类人，反复附和，竟恬不知耻。百姓认为只有一个石匠能够严明辨别邪正，不肯把自己的姓名刻在碑上，只怕得罪后世。一个平民的志向竟不可夺取，就是这样啊。黎持任京兆府学官时，文章条理通达，类似南丰曾氏；安宜之的书法也称得上合乎法度。直到今天，博学多闻的人中，有的还不能说出他们的姓氏，百姓和后生末学却都能讲述他们。由此可见，立身行事，不可不为后世考虑。假如是非能够得到正确判断，即使是各种工艺技能之人，反而也会比当时的士大夫更为荣耀。唉，实在令人感慨。尹玉羽是京兆长安人，以孝行闻名，闭门隐居。刘鄩征召他为保大军节度推官，他在后唐做官至光禄少卿。晋高祖召见他，他以年老辞谢，退归秦中。他曾著有《自然经》五卷、《武库集》五十卷，这些书散见于《册府元龟》……可惜欧阳修没有为他立传，他的著作也没有流传于世。我已经因为感慨碑文出自安民所刻，便在碑后题写了这些话。我的朋友钟渊映将要为《五代史记》作注，于是我把尹玉羽的事告诉他，请他附在刘鄩传中作注。《太原县惠明寺碑跋》。吕惠卿是奸邪之人。当时的君子把他看作鬼蜮，王安石却唯独毫不怀疑地任用他，还说：“吕惠卿的贤能，即使前代儒者也不容易与他相比。”如今观看《惠明寺舍利塔碑》，即使能文善书的人也没有谁能超过它；世人只知道他有搜刮民财、聚敛钱粮的才能，却不知道王安石、吕惠卿二人当日是以经术结交，又以文章相互取合。唉，这难道正是他们成为奸人的原因吗？

译《桂林府石刻元祐党籍跋》。元祐党籍是宋徽宗亲自书写的，刻石立在端礼门。最初只有九十八人，后来蔡京又大字书写，颁行各郡县。他把上书之人以及自己所不喜欢的人列为附丽党人，增补进去，共三百零九人。碑上说“皇帝即位的第五年”，大概就是崇宁四年。当时党籍中曾任宰臣、执政的人，十人中已没有一个在世；曾任待制以及其他官职的人，也已经凋零过半。死去的人，画像和著作被毁，坟墓和寺院被夺；活着的人被定为邪党，降职责罚，编管到荒远边地，禁止与本州人同住。他们的子弟也不得到京城宫阙之下。小人的得意，没有比这个时候更厉害的了，难道还有什么顾忌吗？后来张纲审查，认为王珪的姓名不应列入党籍，于是在九十七人之外，又增加上官均、岑象求、江公望、范柔中、邓考甫、孙谔六人，共一百零三人，都是有名望德行的大臣，准许他们的子孙按次数请求恩例。龚颐正于是搜集三百零九人的事迹，编成《元祐党籍列传谱述》一书，共一百卷。大概是唯恐有所遗漏；这样看来，小人对君子的迫害，恰好反而使君子获得荣耀。士人立身，应当慎重选择自己的道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九人、一百三人〕 蔡京所书、所刻的碑遍布天下，只有桂林这一通刻在山崖上，所以直到今天独自保存下来。碑后王珪、章惇的姓名模糊不清，是被瀑布泉水冲蚀的。康熙乙丑年二月十五日记。《大同府普恩寺碑跋》。以上是大同普恩寺碑记，是宋代修武郎、借吉州团练使、充任通问副使的婺源朱公弁所作。朱公在建炎元年十一月奉命出使，被金人扣留。金人逼迫他侍奉刘豫，他不肯；要给他改换官职，他不肯；用计策诱使他归顺，他也不肯。他对耶律绍文说：“上国的威命，早晨到达，那么使臣晚上就死；晚上到达，那么早晨就死。”看他怀抱官印起卧，悲歌慷慨，与汉代苏武有什么不同？这不正是孔子所称的不辱君命的人吗？碑记写成于金皇统三年二月，实际是宋高宗绍兴十三年。这时朱公离开本国大约已经十七年了。碑题作“江东朱弁”，却不书官职，且在上面系用皇统年号。论者怀疑朱公是有意贬抑自己的文辞，符合古代君子行为谨慎、言语谦逊的道理，只是还没有找到其中的实情。考察朱公归宋，是在这一年秋季七月。碑记应当写于和议刚刚达成、朱公将要出发的时候。那位寺僧见朱公已经离去，不明白朱公大节所在，只知道遵奉金国人的法令，便擅自删去他的官爵，改换他的纪年，也就不足为怪了。史书载，朱公被扣留时，曾备办酒食告诉同僚说：“我已经找到近郊某寺的一块地，一旦死去，诸位如果能把我埋在那里，墓表写作‘宋通问副使朱公之墓’，我就满足了。” 而且朱公的碑文也说：“我修筑馆舍的第三年，岁在庚戌冬十月，于是迁到这座寺院。”那么所谓近郊某寺，大概就是普恩寺吧？史书又载，朱公用文章教金国贵人的子弟，使他们入学，因此能够提出和好的主张。大概朱公的文章中，有些是不得已而作的。当时，宋朝留在金国的诸臣，如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一类人，大多以文学自负。只有寺僧把朱公的言论看得足以传世，这也说明恭敬之心不可抛弃，而忠信的影响是深远的。唉，士君子不幸生在丧乱之时，又不幸因文章为世人所看重，得到其文章的人，有时不了解他的志意所在，便擅自改易，以迎合当时人的耳目，以至于像朱公这样大节明白的人，几乎无法向后世自我申明。读普恩寺碑，难道不令人感慨吗？《杭州府学宋石经跋》。宋高宗皇帝亲自书写的石经。绍兴十三年，临安府知府张澂摹写刻石。淳熙四年，诏令知府赵磻老在太学建阁，题名为“光尧石经之阁”，把石经安置在阁下。洪迈、曾惇、杨冠卿、叶绍翁、李心传、陈骙、王应麟、潜说友都作有详细记载。宋朝灭亡、太学废弃后，这里成为肃政廉访司的治所。西域僧人杨琏真伽在行宫旧址建白塔，取石经的石头砌塔。杭州路廉访经历申屠致远竭力坚持不可这样做，但石经已经损失十分之一。元至正年间，在治所西面建西湖书院，用来祭祀先师，设置山长掌管书库。后来，明代常熟人吴讷、赣州人宋廷佐先后巡按浙江，有的把石经覆盖在廊下，有的用砖砌嵌保护。崇祯末年，廊屋倒塌，于是把石经嵌入墙壁中。《左传》《易经》二书，《六诗》十二篇；《礼记》原来有《学记》《经解》《中庸》《儒行》《大学》五篇，如今只有《中庸》残片石刻保存下来。石经南面还有理宗亲自大字书写的御制序四碑。右面是《春秋》《左氏传》四十八碑，缺少首卷。总计八十七碑，各经虽然不是完整本子，但书法十分精美，是学习古代书法的人应当收藏的。至于秦桧的一篇跋，已经被吴讷用椎子砸碎了，其文辞见于学士院《中兴纪事本末》，君子不取。《书〈玉带生铭〉后》。玉带生，是宋文丞相文天祥给砚台取的名字。石料产自端州，并不是绝品。砚长八寸，宽为长度的一半，厚度又稍薄一些。砚腰像系着玉带，砚身像穿着紫衣，丞相十分珍爱，在旁边刻了铭文，用小篆书写，共四十四字。甲申年，我在商丘宋节使的座席上看到它，于是请求用硬黄纸摹写，不敢直接捶拓。玉带生的来历，大略见于《玉笥生诗》，它的铭文也附注在诗集中。考察金华胡翰所作《谢翱传》，说文天祥转战闽、广，到了潮阳被捕，谢翱藏在民间，长期流离，后来秘密行走抵达勾越。由此可知，信公军队败亡以后，这方砚便归了谢翱；可以推知他寓居浦阳、永康，经过祐思诸陵，登上钓坛时，一定带着玉带生同行。怀念古人的君子，对此可以作深长的思考。

译《辽释志愿葬舍利石匣记跋》。京师仙露寺曾是金人俘获宋室子女并安置他们的地方，见于《蔡鞗北狩行录》《赵子砥燕云录》《顾地志》，但这些书都没有记载其遗迹，于是后来无法考察。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宣武门西南面的居民挖地时得到一只石匣，匣旁有记文，自称《讲经律论大德志愿录》，并写明辽世宗天禄三年在此埋葬舍利佛牙。记文后有“千人邑”三字，大概是社名。施主姓名，开头列有皇帝、皇后、诸王、大臣，下至童男童女。考察《辽史》，世宗妃甄氏原是后唐宫人，皇帝随太宗南征时得到她，宠爱优厚；即位后立她为皇后。直到天禄四年，才册立皇后萧氏。两位皇后都死于察割之乱，同葬在医巫闾山。记文刻于天禄三年，所说的皇后大概指甄氏。东明王，怀疑是明王安端，也就是察割的父亲；因为他凭功劳封王于东丹国，所以称为东明王。燕主大王，是中台省右相牒蜡担任南京留守、封为燕王，所以称燕主大王。国舅相公，是靖安萧太后的族人只撒古鲁，他在天禄元年任国舅帐详稳，所以称国舅相公。只有赵思温的儿子延照，《辽史》写作延昭，而《资治通鉴》也写作延照。他曾任石晋祁州刺史，后来仍归附辽国；其余诸子的始末就不详细了。记文中又有“建窣堵波”的文字，怀疑当时石匣放在塔下，后来塔废了，石匣只剩在土中；石匣已经没有盖子，其中的舍利佛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散失了。《辽云居寺二碑跋》。以上是王正所作《智光云居寺二记》，合刻在一通碑上。碑额用篆书写着《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防之碑》。一篇说结成一千人的社团，凝聚一千人的心；另一篇说修缮一座寺院，结成千人的乡社。近年京城挖地，得到仙露寺石函记，后面有“千人邑”三字。尼姑称为“邑头尼”，观看的人怀疑这是地名。结合这通碑来看，就知道“千人邑”是社团的名称。天顺皇帝，是辽穆宗的尊号。丞相秦王，是重元担任南京留守。考察《辽史》，圣宗刚即位时，群臣上尊号为“昭圣皇帝”。统和元年六月，上尊号为“天辅皇帝”。统和五年四月，上尊号为“至德广孝昭圣天辅皇帝”。统和二十四年十月，又上尊号为“至德广孝昭圣天辅皇帝”。如今这通碑建于统和二十三年，尊号中没有“天辅”二字。这样看来，在统和二十四年十月以前，圣宗的尊号只是“至德广孝昭圣皇帝”，正如碑中所记；到了二十四年，才把元年尊号中的“天辅”二字合并进去称呼。否则，二十四年所上的尊号与五年没有区别，群臣为什么还要重新上尊号呢？我私下怀疑史书有误。《金京兆刘处士墓碣铭跋》。《金京兆刘处士墓碣铭》，由奉天杨英撰文，武功张徽书写，洛阳李微题写碑额。立碑的是京兆总管府同知高贵。碑文说，处士起初名章，后来改名九陇，又名渭，又名于菟。他的字是希文，没有改过。下笔有骨力，关中西部的碑版大多出自他手。只要拓出一张，他便能辨别那些法书名画的真伪。他曾在市上卖书，有一位达官拿着书离去，处士直接到官府去取书，言辞神色丝毫不退让，夹着书扬长而出。他生性不喜欢佛教，却在开元塔住了三十年，没有家室，也没有妻子儿女。正大八年，诏令百姓向东迁徙到陕西。后来局势将要发生变化，他把积蓄的古印章、鼎彝投入河中，避居平阳，进入太原，不久又回到故乡，最后因病去世。考察《金史·哀宗纪》，元兵攻取凤翔以后，东西两行省放弃京兆，把居民迁往河南。所谓局势变化，就是指这件事。杨英的铭文说：士人得到时机，就像龙、像虎；不得志时，就像鱼、像鼠。既然做了鱼，却想做龙；既然做了鼠，却想做虎。活着一定违背自己所爱好的一切，死后却又顺从自己所厌恶的一切。究竟是想矫正世俗而自我伤害，还是只管正直行事而不顾一切？只要把它记在心中，千年之后仍然如同眼前一样清楚。因此我相信杨英是诚实可信的人，便把这篇铭文刻在先生墓上。唉，这篇铭文的言辞特别奇崛，张徽的楷书中也多涉及篆书、隶书笔意，字体同样不同寻常。金源遗集流传到今天的，只有赵秉文、王若虚、段克己、诚已、李俊民、元好问几家而已。这篇铭文不见于记载，于是我摘录其大略，写在册页末尾，同时录下副本，给长洲孙先生看，并附在《书法考》中。《赵吴兴〈千字文〉跋》。周兴嗣所作《千字文》便于小学学习，善于书法的人常常写一遍。只有智永曾写过八百本，散布在江南；吴兴赵王孙也多次书写。延祐三年四月，有诏令赵子昂书写所存《千字文》一十七卷，交秘书监装裱整理；这大概就是其中的一十七卷。我乡项子京家所刻的石碑，现在归我所有。《元丰闰县令碑记跋》。丰闰县原本是玉田县的永济务，《金史》称金太和年间设置，明代《寰宇通志》《一统志》沿袭这一说法。如今看至元七年县令孙庆瑜的碑记，才知道它后来由务改为县，是章宗大定年间的事；碑中又说承安年间，怀远大将军夹谷公习捏来任此县县令，这足以证明设置县的时间在泰和年间以前。碑中还说，大安初年为避东海郡侯的名讳，改名为丰闰。东海郡侯就是卫绍王；这样看来，县刚设置时仍名永济，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碑中又说，大朝开创以来庚辰年，改县为闰州。考察《元史》，竟没有记载这件事，宋代王姓诸公未免疏于考订了。《清类天文分野之书》说，洪武元年把“闰”改为“润”；如今国子监所刻金、元史书的版本，也都在“闰”旁加水旁，同样不对。碑的书法虽然不精美，但文辞足以通达地叙述事情，前后政事也记载得很详细。可是修撰地方志的人竟然从不引用它来作证，这是为什么呢？《霍山庙建文元年碑跋》。以上是《霍山庙碑》。建文元年正月壬午，只在南郊祭祀上帝。二月癸亥，鸿胪寺序班周敖、国子监生袁纲奉命，带着香、币帛、牲畜和酒醴，祭告中镇，并把碑文刻在碑上，嵌在庙的西墙上。大概自燕王军队发动靖难以后，建文四年的政事全部被革除，旧有的典章和遗文也被清除，唯恐不彻底。可是天下各处，竟还留下这样一片石碑存在于人间。世上的君子如果有志于补修《惠宗实录》，即使碑文不多，也应当大书特书，传布在四方的地方。

译《跋首善书院碑》。万历丁酉年，先太傅文恪公与福清叶文忠主持应天乡试，得到华亭吕原先生的试卷。先文恪想把它列为第一，文忠说这篇文章虽然高明，恐怕不能中第，想把原拟定的第二名录取为解元。先文恪说：“这是时文，即使中第与不中第也差不多；不如把这篇不中第的文章留下，因为这个人将来一定会以学问和品行闻名于当世。”于是便定吕先生的试卷为第一名。后来吕先生参加礼部会试，却屡次落第，于是谒选，授任工部司务。当时邹忠介、冯恭定在京师讲学，在宣武门内大时雍坊建立首善书院，吕先生与周忠毅共同主持这项工程，而我的祖父当时任都察院照磨，实际上负责经营此事。书院建成后，叶文忠作记，董文敏书写；那时我的祖父已经升任别的官职，所以没有能够把字写在石碑上。后来群小相互攻击，毁掉书院并砸碎碑石。传闻碑最初立起时，只拓了十三张，吕先生收藏了其中两张。到了崇祯壬申年，董文敏从乡间被起用，桐城舍人孙国敉请求他重新书写此碑。董文敏说，他过去曾经写过两通碑，一通放在书院，一通由王评事王应遴摹写刻石，收藏在墙壁之间；后来被某位御史移置到中城察院的官舍，派人查访，果然还在。后来西洋人借用书院作为历法局，时间一久便占据了那里。甲申年春天，李自成入侵，中城所收藏的碑也无法查问了。康熙辛酉年，我再次主持江南乡试，吕先生的孙子嘉先拿拓本给我看。又过了六年，嘉先的儿子天右把拓本带到京城，请求重新刻石，并请我在碑末作跋。我的母亲是华亭唐文恪公的孙女，先父安度先生曾在京城宅邸侍奉先太傅，两家结为婚姻，吕先生实际上还是这桩婚姻的媒人。如今两家的子孙离散困顿，先代赐书也都散失殆尽，而吕先生的后人仍能在兵火余烬中装裱这通碑，守护它而不使遗失。如今摹写并刻下它，使观看的人仰望先儒的典范，可以认识君子和小人存亡进退的原因。这通碑即使随着书院毁灭，谁知道不会有人使它重新恢复呢？这样，嘉先父子的功劳就不可磨灭了。《北京国子监进士题名碑跋》。唐代人把及第者的姓名写在雁塔上，未必刻在石头上。明代自永乐二年起，命工部在南京国子监建造进士题名碑，撰写碑记的是翰林侍读学士王达。永乐十三年在北京考试天下贡士，登科考据说就是这一年，便下令在国子监立碑。然而现在已经没有这一通碑了，现存的题名碑以宣德五年林震榜为开端。从宣德到崇祯十三年，共有碑七十一通。思陵皇帝轻视进士，所以把下第举人和廷试贡士史惇等一百六十三人，以及吴康侯等一百人，全部留下来特别任用。史惇等请求援照进士的成例，到孔庙举行释菜礼，并立碑题名。皇帝准许了他们的请求，大学士周延儒奉诏撰写碑文，太仆寺少卿、翰林院侍书朱国诏奉诏书写碑石，工部营缮司郎中王灏监工，碑立在进士题名碑之后。到了崇祯十六年杨廷鉴榜时，已经没有空地可以立碑了。我编纂《日下旧闻》时，已经摘取了大略，写在书中。康熙辛未年秋八月上丁日，天子命大学士代理祭祀孔子，彝尊充任十哲分献官。礼毕后，我和祭酒汪霦鼂采、司业吴涵容一起遍览各通碑石。起初，进士脱去布衣后就撰写碑记、立碑；后来有的迟至一二十年才立碑，又有的只有题名没有碑记，甚至连碑倒在地上的也很多。唉！明代的祖宗对待进士，可以说优厚了。假如不是由进士出身而被选用，往往就把人投放到偏僻荒远的地方。士大夫论定资格一天比一天严格，而万历以后，题名石碑不依照旧例作记，登第的人很少拓印下来传给子孙，只让碑石僵立在风雨冰雪中，任凭它剥蚀，这不是很可叹吗？于是我请两位先生扶起那些倒地的碑，并把它们拓印下来。《曝书亭集》卷五十一。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五十二。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跋【十一】。《陶征士〈圣贤群辅录〉跋》。韩非说过：“孔子以后，儒家分成八派。八儒之中，公孙氏列在第七。”晋代陶征士在《圣贤群辅录》中分条解释说：“公孙氏传授《易》，属于主张道德、清净精微的一派儒者。”有人怀疑这个公孙氏就是公孙龙，错了。公孙龙字子石，《孔子家语》说他是卫国人，而北海郑氏说他是楚国人。因此唐代追赠他为黄伯，宋代追赠他为枝江侯。他的名字虽然列在七十子之中，却没有听说他传授《易》。至于赵国有个名龙的人，字子秉，《庄子》中记载惠子说：“儒家、墨家、杨朱、子秉和先生合为五派，究竟谁是正确的呢？”所说的“秉”，就是辨析坚白、异同之理的公孙龙。乐正子舆讥讽他行事没有老师、求学没有朋友，由此可知他不是孔门弟子。考察《晋书》，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掘魏王墓，得到竹简古书《易》五篇；其中有公孙段与邵陟讨论《易》的二篇，这正是公孙氏传授《易》的明证。大概公孙龙，字子石，与公孙龙，字子秉，只是名和姓偶然相同；而传授《易》的公孙氏，与郑国大夫、字伯石的人，姓名也恰好相同。我记录这些，是为了证明小司马《索隐》的错误。

译《唐律疏义跋》。《唐律疏义》三十卷。永徽二年闰月，诏书说：太宗文皇帝拨乱反正，体恤狱讼，慎重用刑，堵塞弊政的根源，删削烦琐苛细的法律，使治道达到刑罚不用的境界，二十三年间，遗留在御案上的训诫，命令予以刊改。朕仰遵先帝遗法，广泛寻求旧例，于是命太尉、扬州都督长孙无忌，开府仪同三司李勣，尚书左仆射张行成，光禄侍中高季辅，右丞段宝玄，太常少卿令狐德棻，吏部侍郎高敬言，刑部郎中贾敏行等，以及朝中贤臣，详细审定法律，斟酌前代君王的法典，考察历代君主的旧章，调和轻重得宜，采择宽严的要旨，使统一的制度简明易行，使约束性的法令疏密合宜而不遗漏。经过两次周岁，才开始刻成。应当把它颁示天下，传给后代；凡是群臣以及各地长官，都务必审慎办理，以符合朕的心意。这件事见于唐代的大诏令。永徽三年五月，诏书说：律学还没有确定的疏文，应当广泛召集通晓法律的人，修订义疏，使中书、门下监定并撰修，编成三十卷。永徽四年十一月进呈，诏令颁行天下。这件事见于《唐会要》。考察长孙无忌等人的进表，其中有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褚遂良、中书令柳奭、刑部尚书唐临、守黄门韩瑗、中书侍郎来济、辛茂将、尚书右丞刘燕客、颍州刺史裴弘献、刑部郎中王怀恪、盩厔县令董防、大理丞路立、始平县丞石士逵、大理评事曹惠果、律学博士司马锐等人，却没有张行成、高季辅、令狐德棻、高敬言。有人怀疑参与编修的大臣姓名不相符合。考察诏令的开头记载，才知道前一份名单是总修律令格式的人员，而进表是在永徽二年以后呈上；其中所列县令、县丞、博士，大概是被召来解释法律的人，至于张行成、高季辅、令狐德棻、高敬言四位没有参与编修义疏，正是这个缘故。唐代遗书在传抄中多有残缺，这部书前面有元泰定四年江西儒学提举柳赟的序，又附有江西行中书省检校官王元亮的释文，末尾还缀有编校考亭书院学士余资的姓名，确实是一部完整的书。世上有好事的君子把它雕刻刊行，用来警戒在位者不要违背旧章，也希望古代宽大仁厚的法条能够复兴。《刑统赋解跋》。《刑统赋》四卷，《宋史·艺文志》不知道作者。晁公武《读书后志》著录为二卷，说是本朝傅霖撰写，或许另有人为它作注。我所收藏的版本与晁氏所记相同，是古林曹氏的藏本。《刑统》定于周显德四年，命侍御史张湜、太子右庶子剧可久等十人编集，兵部尚书张昭远审阅后进呈，共二十一卷。窦仪重新加以详定，增加九卷。当时认为律令格式繁多，期望删省文字、通达义理，编成一部书。傅霖于是摘取其中的要旨，作成赋文并自己解释其意义。又有东原郄某，每联撰写四言歌诀来概括它。书前有延祐三年赵孟頫的序，说明大概情况。后来益都王亮又为它增加注释。大体说来，傅霖、郄某都是宋人，王亮则是元人。后世儒者把赵孟頫的序放在长孙无忌等《唐律》三十卷之前，于是怀疑《疏义》是傅霖等人所注，这是错误的。傅霖自题官衔为“左宣德郎律学博士”，但还不能确定他是宋代哪一朝的人。《长短经跋》。《长短经》十卷，唐代赵蕤撰写。赵蕤是梓州盐亭人，曾经为《关朗易传》作注，李白曾拜他为师。孙光宪称赞他夫妇二人都有隐士的操守，而这部书专门论述王霸之道、权谋机变以及正道和变道的策略。第十卷相传记载阴谋、捭阖之说，所以秘密保存，不拿给人看。依照《汉书·艺文志》，它应当列入纵横家。考察《汉志》，纵横家书籍多达一百零七篇，而《隋志》只列两部，《唐志》列四部。这六十四篇应当著录在纵横家类中，不应该混入杂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七篇〕 《东宫备览跋》。《东宫备览》六卷，由宋迪功郎、守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陈模进呈。陈模字中行，泉州永春人。庆元二年中邹应龙榜进士。嘉泰二年八月任正字，三年二月以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开禧三年二月以正字兼实录院检讨官，嘉定二年三月任校书郎，仍兼实录院检讨官。陈模历任官职的先后次序，见于《中兴馆阁续录》，就是这样。如今看他的告词和进表，才知道是把前后官衔合并写在一起的。又兼任庄文府教授，有人怀疑庄文太子在乾道三年去世，陈模到庆元初年才释褐做官，经历嘉泰、开禧、嘉定，不应当还设置教授之职。根据我考察李心传《朝野杂记》，皇太子宫小学教授设置于绍兴三十年，当时孝宗还是建王，光宗与庄文太子、魏惠宪王都在这里就学。此前绍兴十四年春，在临安建立宗学，学生名额定为一百人，在学的都是南宫、北宅的子孙；如果是亲贤宅的近亲，就另外设置教授，以馆职兼任，不列在宗子之中。所以魏惠宪王死于淳熙七年时，还有儿子赵柄在世，府中设置有教授。而庄文太子有两个儿子梴、▯，府中也可以设置教授。陈模因为担任馆职，便兼任了这个职位。《宋史·职官志》记载不详细，所以写在这里。

译《书〈玉台新咏〉后》。《昭明文选》最初编成时，听说有一千卷；后来删去芜杂污秽的篇章，搜集其中清新精美的作品，保存为三十卷，选择可以说很精审了。然而入选的文章中也不免有伪作。书中所录《古诗十九首》，拿徐陵《玉台新咏》校勘，枚乘的诗占其中八首；至于《驱车上东门行》，载在乐府杂曲歌辞中，其余六首，《玉台新咏》没有收录。就《文选》原本第十五首来说：“人生年寿不能满百，却常常怀有千年的忧愁。白天短而苦于夜晚太长，为什么不拿着蜡烛出游？”这是《西门行》的古辞。古辞说：“既然要欢乐，欢乐就应当及时，怎么能坐在这里忧愁烦闷，难道还要等到来年？”《文选》却改成：“欢乐应当及时，怎么能等待来年？”古辞说：“贪图钱财、爱惜花费，只能被后世讥笑。”《文选》改成：“愚蠢的人爱惜花费，只能被后世讥笑。”古辞说：“如果不是仙人王子乔，寿命长短本来难以预定。”《文选》改成：“仙人王子乔，也难以同他相比而有同样长的寿命。”他们裁剪长短句，改作五言诗，调换前后次序，杂糅放入《古诗十九首》中，隐去枚乘等人的姓名，一概题作古诗。总之，这些作品都是《文选》编纂机构中各位学士所作的。徐陵年轻时在梁朝做官，是昭明太子诸臣中的后进，不敢公开说出其中的错误，于是另作一部书，列出枚乘的姓名，把诗作归还给他；作者大概是有意这样做的。刘知几怀疑《李陵答苏武书》是齐梁文士拟作，苏轼怀疑李陵、苏武互赠的五言诗也是后人拟作；并不是他们不能辨别，而是不能统统说明。昭明太子优礼儒臣，容许他们作伪，如今《文选》广泛流行，作伪者的心力也就没有白费。有人认为《文选》缺疑，《玉台新咏》实际上补足了它；但是按人名来说并不是这样。当时昭明太子聚集书籍三万卷，大规模召集群儒讨论，难道不知道五言诗起始于枚乘吗？可是《文选》序中说：“退职的太傅有在邹地所作的诗，投降的将领有河梁送别之篇，四言、五言，已经分别开来。”给《文选》作注的人于是说“河梁送别是五言诗的开始”，钟嵘《诗品》也这样说，说到汉代李陵才开始有五言诗这个名称，这又是多么荒谬啊！因此，诵读诗歌、评论时代的人，应当把《玉台新咏》和《文选》一并参看，不要偏信《文选》就可以了。《宋本六家注文选跋》。《六家注文选》六十卷，宋崇宁五年开始刻板，到政和元年完工。墨色光亮如漆，纸张坚实细密，全书保存完好。书序末尾写道：“现今在广都县北门裴宅印卖。”大概宋代的蜀地纸张就是这样。每部书都有吴门徐贲的私印，又有太仓王氏赐书堂的印记。这部书曾由袁氏仿照宋本雕刻刊行，所以流传特别多。不过，书中没有刻板完工的年月，可以据此辨别真伪。《大唐类要跋》。康熙己卯年七月，湖州有书商拿《大唐类要》一百六十卷求售。我反复观看，才发现它就是虞世南的《北堂书钞》。考察《新唐书·艺文志》，作一百七十三卷；晁氏《读书后志》也如此，而《宋史·艺文志》只作一百六十卷。这部书的地部写到泥、沙、石便结束了，估计不是完整的书。如今世上流行的本子，出自常熟陈禹谟、锡玄氏的删补，甚至把贞观以后以及五代十国的书混杂进去，完全失去了原貌。读起来令人恼怒，藏书的人大多把它收藏起来，而原书很少能看到了。《类要》虽然传抄中有许多错误，大体上却出自原书，不容易得到。《跋五百家昌黎集注》。宋人编书，往往用搜采丰富来向人夸耀。比如蔡梦弼《杜诗注》号称千家，成申之《尚书集解》号称四百家，无名氏《播芳文粹》号称五百家，都是这样。韩愈《昌黎集》训注四十卷，外集十卷，别集一卷，附《论语笔解》十卷。庆元六年春，建安魏仲举在家塾刻印，也称为五百家。考察实际情况，列出姓名的不过一百四十八家而已。其余所谓新添集注五十家、补注五十家、广注五十家、释事二十家、补音二十家、协音十家、正误二十家、考异十家，大概也都是没有根据的话。然而当时刻书的人知道把博学详说作为要务，如今却守着一家之说，把它当作小儿的启蒙册子，才智还在麻沙镇刻书的人之下。这部书过去藏在长洲文伯仁家，后来归我乡李太仆君实所有，大概是宋刻本中最精美的一部。可惜中间缺少三卷，后人补抄时原注已经失传，无法再看见，应当再向藏书家访求。《播芳文粹跋》。《五百家播芳文粹大全》二百卷。从前我在京城时，曾向朋友借来阅览，只因它卷帙混乱，又有许多缺文错字，所以便置之不录。归田以后，见江浙收藏家中有这部书的，都是抄本。丙戌年三月，我留住在徐学使章仲的花谿别业，看到宋刻本，心中才感到畅快，仿佛庭院里的落叶全被扫尽，老眼顿时豁然开朗。卷首有绍熙庚戌年的序，是南徐许开所作，称此书为钜鹿魏齐贤、魏仲贤和南阳叶棻子实所编，共列姓氏，凡五百二十家。内容真丰富啊！然而其中所录并不全都醇正。可惜我的朋友宜兴陈维崧其年、华亭钱芳标葆馚、吴江叶舒崇元礼、钱唐陆繁弨拒石、嘉兴李符分虎，都是以骈体文著名的大家。这些人都已去世，没有人替他们删去繁芜、提出精要。许开字仲启，官至中奉大夫、提举武夷冲祐观，著有《志隐类稿》，见于赵希弁《读书附志》。

译《书晁以道撰苏叔党墓志后》靖康年间，苏叔党以真定倅的身份赴任，行至河北，被贼人劫持。叔党对贼人说：“你们知道世上有苏内翰吗？我就是他的儿子，难道肯跟随你们到草野间苟且求生吗？”他整夜痛饮，第二天去看他时，他已经死了。王明清《挥麈后录》记载了这件事，而晁以道为他撰写墓志，只说“因暴病死于镇阳”。推究他的文章，可以说是孝子了。合起来看，他没有辱没父亲。考察东坡先生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巳死于常州。先生死后，蔡京由尚书左丞升任左右仆射，蔡卞随即任知枢密院事。从崇宁元年至四年，把党人姓名列榜张贴在朝堂，评定上书人属于上、中、下六等邪党，予以责罚、贬谪，又把他们的子弟编管，不许到京。一块石碑立在端礼门，第二块立在各州，第三块立在文德殿门。皇帝亲自书写以后，蔡京又亲自书写，颁行天下。在这种时候，叔党隐姓潜身以免祸患，哪里还会有追求富贵利达的念头萌发呢？只是因为梁师成自称是东坡的养子，曾向裕陵诉说：“先臣有什么罪？竟禁止诵读他的文章，销毁他的书信。”于是先生遗文和手迹才逐渐重新流传出来。叔党不忍公开断绝同梁师成的关系，原因就在这里。然而党禁刚刚放松，后来他虽然得以进入京师，却借诙谐来玩世，从未受到熏染；晁以道所说的“嬉笑戏谑放纵之间，仍有节制防范”，正是如此。可是诋毁他的人却说，叔党谄媚侍奉师成，自称是他的干儿子。师成既然以东坡为父，称东坡为“先臣”，那么必定把叔党当作兄弟，哪里有已经作为兄弟、又降格称为干儿子的道理？这是那些帮助洛党攻击蜀党的人造的谣，像织贝锦、造南箕一样；后世论者不可不替叔党洗清冤屈。《竹友集跋》临川谢幼槃和哥哥谢无逸都以诗著名，吕居仁编江西诗派二十五人，幼槃便是其中之一。然而他的诗实际上不同于涪翁，吕居仁又称他的诗像谢宣城，也不相似。《书录解题》记载两种《竹友集》，一种十卷，一种七卷。大概七卷的是诗，十卷的是诗文合编。这部集子流传极少，谢布政在杭州从内府抄出。谢布政收藏宋人文集很多，近来大多散失，只有这一部是他亲手抄写的，子孙装订成册。平湖陆编修次友主持福建庚午乡试时，抄得此书。我见到后，便让楷书生赶快抄录副本。诗派遗集流传下来的没有几部，我所收藏的陈无己、饶德操、洪玉父、韩子苍、晁叔用、吕居仁，仅有六家，得到此集便是七家了。《书剑南集后》诗家用比喻，是六义之一，偶尔这样写还可以。陆务观《剑南集》的句法层层重复，读完一卷，令人厌烦。例如：“身子像老和尚却还留着头发，门户像村舍却勉强称作官府；踪迹像春天的浮萍本来没有根，心像秋燕一样不能安巢。” 身子像居家的狂道士，心像退院的病禅师；心像春鸿，哪里能长久停留，身子像秋扇，正应当永远弃置；身子像败棋，难以重新振作，心像病树，内部已经空了；心像枯葵，只是徒然朝向太阳，身子像病栎，谁知道还能活多少年；家像江淮间归来的产业户，身子像湖岭间罢参的僧人；心像游方僧，思念着遥远的道路，身子像败军之将，陷入重重包围；居处像穷边的荒凉马驿，身子像深谷中的老桑门；人像登仙者，只有火食可吃，风俗像太古时代，连巢居都没有；闲适像苔石边垂钓的老人，淡泊像村院里罢参的僧人；懒散像老鸡，屡屡错过报晓，衰老像蛀蚀的叶子，早早知道秋天将至；喜悦像囚徒听到获释的消息，畅快像疥痒得到搔抓；闲适像白鸥，自得其乐，强健像黄犊，却已经无缘再有作为；酒像浓粥，知道社日将到，饼像盘子那么大，庆幸秋收有成；艰难像车子爬上蛇退岭，险峻像船经过马当山；月亮像有情意，迎着骑马人出现，黄莺像相识的人，向人鸣叫；心像泽国春归的雁，身子像云堂里过早堂的僧人；身子像巢燕，到了将归之日，心像堂中僧人，正要起身行动；身子像病树，惊觉秋天来得太早，心像失偶的鱼，害怕漫漫长夜；心像老骥，仍想奔驰千里，身子像春蚕，已经第二次安眠；身子像海燕，却遇不到社日，家像瓜牛，仅仅有一间小屋；心像老马，虽然知道道路，身子像鸣蛙，不能列入官籍；身子像病鹤，长久停在料槽旁，心像山僧，已经抛弃家庭；心像顽石，忘却荣辱，身子像孤云，任凭去留；心像逃出陷阱奔向树林的鹿，踪迹像归山而不带雨的云；恩典像长期休假，容许居住乡里，官职像分司，不限定年限；瘦削像饭粒一般的吟诗人的面孔，饥饿像柴桑乞食者的身子；勇猛像徒手捉虎，只能令人发笑，学习像堆叠棋子，哪里容易成功；清爽像瑞露滴落在仙掌上，清澈像寒冰贮藏在玉壶中；衰老像蛀蚀的叶子，秋天尚未来便已察觉，忧愁像失偶的鱼，夜里不能入眠；快乐像追逐兔子、牵着黄犬，畅快像挥兵卷起白浪；墙壁像龟甲，难以占卜，瓦片像鱼鳞，彼此不相连接；道路像剑阁遇上秋雨，山峰像炉峰被暮云锁住；云像山崩塌，长空一片漆黑，风像潮水回旋，万木倾倒；雨像梅子初黄的时节，水像桃花将要开放的时候；花像上苑中长成的集市，酒像新丰酒，竟不值钱；雁像有意为之，频频惊醒枕边人，月像知道愁苦，故意进入门户；蚕像黑蚁，桑树生长以后，秧苗像青针，水田灌满之时。我写诗时把“如”“似”二字用于对偶，难以一一列举，其中也并非没有佳句。这正是陆平原所说的“分开看各有双美，合在一起便两相受损”。我的朋友三原孙枝蔚，字豹人，被征召入京，不愿领取分修史书的俸禄。他作诗说：“身子像橘柚，因病困居北方；心像鹧鸪，飞向南方。”有见识的人都同情他，这只是偶然这样写罢了。近来的诗人多舍弃唐诗而学习宋诗，我曾嫌陆务观太熟，鲁直太生。太生的流派流为萧东夫，太熟的流派降为杨廷秀。萧东夫的诗没有流传而杨廷秀的诗流传下来，跟着他们学习，岂不是同海边追逐臭味的人一样吗？《赖良大雅集跋》《大雅集》十卷，天台赖良采选诗文，共二千多篇；杨防夫杨防删定为三百首，既替它作序，江阴王逢、吴兴钱鼒也为它作序。集中的作品都是元人所作，后来其中间或有人在明朝做官。第六卷载有林洵《送顾谨中入太学诗》，这应是洪武年间后来补缀进去的。赖良字善卿，《赤城续志》没有记载他的姓氏，他的出处显晦已无法考知。从席帽山人的序文推断，他大概曾在松江任教授。倪元镇赠给赖良的诗说：“陈诗从前在周朝盛世，删诗又是在衰周末年。”这两句话已经概括了他的情况。

译《书敦交集后》右边这部《敦交集》一册，是上虞魏仲远编的，收录他朋友酬答唱和的诗。作者二十四人，共七十六首诗。册末本来应有仲远的题记，但现在已经亡佚，所以不是完整的书。这部集子是我同乡李太仆君实《紫桃轩》的藏本。康熙丁丑年，我买到了它。考察《竹斋集》《丹崖集》《清江集》《全室集》，其中有许多同魏仲远兄弟赠答的诗。仲远的父亲处士明叔，预先在福祈山南面选择墓地，并在墓地下结庐，取名福源精舍。处敬为此作赞，又替它题写尚古亭。元章也有《筠深轩》长歌，季潭则有《短歌》。清江替它写《竹深记》，说会稽地方多竹，大概是因为适宜竹子生长，正如卫地左边有泉、右边有淇水一样。他家住在县城西面的夏盖湖上、伏龙山下，但各地郡县志都失载了他的姓名。考察宋学士濂为仲远所作《见山楼记》，才知道他的姓名叫寿延。《梅庵李氏明正音跋》《明正音》七卷，是海盐李景孟宗浩选编的。景孟于景泰甲戌年中进士，任莆田县知县。他的父亲季衡公、伯父孟璿、哥哥仲玑景高以及宗远，都以诗著名。季衡有《西溪集》，孟璿有《南庄集》，都没有流传下来。这部书所录大多是嘉兴人的作品，如沈镒、孟钧、陶瑾、廷璧、朱孟德、维新、陈善、敬佐、李澄、若渊等人。从前我编《诗综》，全都无法采录，连景孟自己的诗也遗漏了。同乡有人有著述，却没有人替他传播，这就像眼睛能看见别处，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景孟的曾孙儒烈，于嘉靖丁未年中进士，历任福建按察司佥事。他曾刊刻这部书使之流传，可惜如今流传下来的刻本很少。戊子年闰月，竹垞八十老人彝尊记。《跋危氏云林集》《云林集》二卷，是元翰林学士承旨危素太朴的诗，由葛逻禄乃贤易之编纂，虞集伯生作序。太朴以文章著名，诗却不常见，流传下来的只有这一部。明军攻入大都时，学士逃到报恩寺，弯身跳入井中，寺僧大梓把他拉出来，对他说：“国史如果没有您就无人知道，您死了，就是让国史殉国。”学士因此没有死。世间传说，明太祖听到学士的脚步声，便把他放出来，让他守余阙祠。考察我同乡贝助教琼所作《送危于幰赴安庆教授序》，说洪武三年在京师认识危公，不久危公便去世，那么学士从未奉命守祠，只是他的儿子于幰任安庆教授，好事者于是附会说他曾守祠。于幰曾和欧阳佑、吕复、黄盅等人采辑《北平载记》，书中脱漏了“幰”字。此集在后至元三年刊刻，大概学士入明以后续作的诗文都已经失传了。《跋草阁集》钱塘李晔宗表，元朝末年结草阁居住在北关门外，后来到永康、东阳一带避难。洪武初年，任国子监助教，有《古今诗》六卷、《拾遗》一卷。天台徐大章极力称赞他，金华朱伯清替他作序。看他的长篇诗，高峻奔放，可以同刘伯温、高季迪并列。然而如今杭州人竟没有提到他的姓氏，真可叹啊！集中的《题徐原父画梅歌》说：“平常还有梅花船，停泊在鉴湖柳姑庙前。”柳姑，恐怕就是沈约诗中所说的“山阴柳家女”。施宿《会稽志》说：“柳姑庙在山阴县西十里，前面临着镜湖，是湖山最优美的地方。”后来修府志的人，竟然把它删去了，这是什么用心呢？《跋钓鳌集》吴江陶振子昌，洪武年间任本县儒学训导，改任安化教谕，后来归隐在华亭九峰之间，自号钓鳌客。长陵起兵于北平时，他作《哀吴王濞歌》，感慨悲壮，想来当时一定流传到了燕王那里。燕王听到后，深深怨恨、私下发怒，必定更加厉害。革除年间，凡诗文中稍有忌讳的，全都焚毁抛弃，只有这首歌保存在集中，却没有人替它表明意义。后来陶振死于虎，王达善作诗挽道：“从前是海上的钓鳌客，如今成了山中的饲虎人。‘饲’字的意思是喂食，指以食物喂虎而被虎吃掉。”九峰一带并没有老虎，难道是靖难之后有人让他遭到“饲虎”之祸吗？《高丽权秀才应制集跋》高丽秀才权近，字思叔，别字阳村。洪武年间来到南京，高皇帝以优厚礼节接待他，赏赐衣服和食物。于是命他作诗，阳村先写本国兴亡的原因和沿途经过的地方，接着写本国离合的形势、山河的优胜以及邻境的情况，并叙述东人感受教化的心意。诗成之后，辞采精华灿烂，声调铿锵有力。皇帝读后赞叹，于是命他和刘公三吾、许公观景、公清、戴公德彝、张公信等一起游览南北市、来宾、重译、鹤鸣、醉仙诸楼。皇帝又赐给他御制诗三首。这是洪武丙子年的事。建文四年春，朝鲜恭定王李芳远命知申事朴锡交议政府刻版流行。于是嘉靖大夫、艺文馆提学、朝鲜人李詹，以及奉使翰林、史官、兵部主事金陵端木孝思，都替它作序；淮南陆颙、鄱阳祝孟献又在书后题诗。阳村获赐游览酒楼之事，实录没有记载；我所见的《应制集》，是天顺元年朝鲜刻本。《书姚学士明山存稿后》文征仲任翰林待诏时，传说曾使明山学士和杨方城受窘。他在众人面前夸口说：“我们衙门不是画院，怎么能容纳画匠？这是什么孔目？”元朗《丛说》记载这件事，并说：“这两个人只防止中了状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东西。”衡山先生长存于天地之间，如今世上难道还会有敢说姚涞、杨维聪这样话的人吗？听到的人都认为这是痛快的议论。然而明山曾同孙太初、薛君采、高子业唱和，而且听说章丘李中麓藏书丰富，特意派儿子去向他求学，可以说是敏于好古的人。即使征仲离任那天，明山还亲自送他到张家湾，作十首诗赠别，并替他作序，把他比作唐代元鲁山、宋代孙明复，说他的荣耀在科举之外，尊贵超过爵禄之上，他倾心推重到了极点。这样看来，元朗所记的就是欺骗人的话。金华吴少君在《诗说》中说谎，断定是何太史所传，后来的评论者却偏偏相信他的话。洁白的丝，难道可以任意染污吗？

译《书狷石居遗集后》我小时候在谭氏家中入塾，前后同学共六人：谭舟石、左羽、陆英、一次友和第五兄夏士，都是中表兄弟。书屋有五间，我把座席和砚台放在鸭脚树下。十七岁时，我入赘为婿，便迁到冯氏住宅。这一年兵乱发生，舟石跟随他的父亲五经进士渡海进入越地，又辗转到漳州。左羽避居于▯。二陆和我兄弟彼此都失去了音信。后来离散的人团聚，团聚的人又离散，有人出仕，有人隐居。六十年来，五人忽然都去世了，活着的只剩我一人。闲暇时读《狷石居遗集》，才知道这是舟石、左羽的祖父，名昌言，字圣俞，万历甲午年在浙江乡试中第一名，八年后中进士，任常熟、婺源、栾城三县知县，升南兵部主事，历任员外郎，升福建布政司参议、提督学政，又转任山东按察副使，最后以布政司参政身份死于任上。思陵即位后，抚恤那些因尽忠办事而死的大臣，特赠他太仆寺卿。公考校士子时，文章不让任何人代为过目，一定亲自甄别审定。即使长子入京省亲，也让他寄住旅店，不许进入官署。有人投递私人书信，他连信封也不拆；考试结束后，只题写几行字，把原信包好退回。闽地人有句话说：“来一封，去两封”，用来讥讽不守信用的人，说他连邮筒也要查看。大概他任提学三年，鬓发胡须全白了。舟石对我说：“己丑年冬天，他带着家眷从琯溪前往漳州，在山脚遇到贼人，主人和仆役都被紧紧捆绑，贼人将要挥刀杀人。突然有人传报官军来到，贼党便把他们放下离去。只见有个老人叉手独行，便呼喊他请求救援。老人问客人从哪里来，回答说是浙江人。老人说：‘客人知道浙江有谭学使吗？’回答说：‘他是我的祖父。’老人立即上前替他解开绳索。原来那贼首的父亲自称从前是诸生，岁试时谭公把他的名字列为二等，他说：‘他是我的老师啊！’他的儿子回来置办酒食，带领客人翻越山岭才离开。”由此看来便可相信，持衡公平的人，其子孙一定会得到报偿；这并不是非要受到国士般的礼遇，才会产生遇到知己的感受。舟石名吉▯，官至登州太守；陆英名世楷，任思州太守；左羽名瑄，任工科掌印给事中；次友名葇，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夏士名彝，承受祖上荫恩，任中书科中书舍人。康熙己未年。被召试博学宏词的六个人中，舟石、次友和我，占了其中三人。《书曼寄轩集后》东汉的风俗淳厚，服丧期功亲属都可以弃官守丧。比如贾逵因祖父去世，戴封因伯父去世，西鄂长杨弼因伯母去世，繁阳令杨君因叔父去世，上虞长度尚因堂叔父去世，渤海王郎中刘衡因兄长去世，思善侯相杨著因堂兄去世，太常丞谯玄、槐里令曹全因弟弟去世，广平令仲定因姐姐去世，王纯因妹妹去世，马融因兄长的儿子去世，都因忧丧弃官，轻易便获准。到了晋代，嵇绍任徐州刺史，也因长子去世而离职。陶潜因程氏妹妹去世而自免，作《归去来辞》。从此以后，古代的这种道义便无人实行了。我的先伯祖君舆公掌管东曹铨选，听到先文恪公去世的讣告，便向朝廷请求回乡守丧，德陵答应了。当时掌管礼制的人并不认为这是过分之举，这件事本应附载在国史《礼乐志》中。《摭言足本跋》唐代重视科举，考试和任用的制度各不相同，其中有些国史还没有详细分辨记载。借助王氏《摭言》，大小事项都能知道，后代也得以了解那些已经失传的制度。无奈流传下来的本子很少，又被末学之人删削，保存的不到一半。这部书共十五卷，是我在京师慈仁寺得到的，乃是足本。卷末有柯山郑昉的跋，说嘉定辛未年刊刻于宜春郡。吴江徐电发近来抄录棠村相国所藏本，与此本大致相同，应当根据它校订错字后刊刻。《书鉴诫录后》《鉴诫录》十卷，是后蜀人何光远、辉夫所撰。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说：“汇辑唐以来君臣的事迹，可以作为世人的鉴戒。”书前有刘曦度的序。如今读这部书，其中多是记载可笑的诗文，简直只是小说家之流。每条用三个字作标题，这一点同苏鹗《杜阳杂编》大致相同。这一册还是宋刻本，卷首题作“重雕足本”，只是刘序已经失传。它是我同乡墨林项氏的藏书。济南王先生贻上很喜爱它，曾亲手抄录过一部。《书北窗炙輠后》《北窗炙輠》二卷，是宋代施彦执编的。我从海盐陈琠少典的藏书中得到它，昆山徐氏、晋江黄氏都曾向我借抄。这部书于是稍稍在世间流传。考察可知，彦执名德操，是海昌人，张子韶的朋友。他一生不婚、不做官，因病残废而死。子韶写文章祭奠他，说：“一生的朋友不过四人。”姚、叶二人先死，您接着也离去了。他和彦执的诗中又说：“环顾天下之间，四海之内只有三位朋友。”这三位就是彦执以及姚进道、叶先觉。彦执曾著《孟子发题》一篇，子韶的门人郎晔编《横浦集》时把它附在卷末。如今《海昌志》记载人物，竟没有人列出他的姓氏。姚进道名述尧，是张孝祥榜进士，有《萧台公余词》一卷，我收藏着它。《跋刘豫事迹》《刘豫事迹》一卷，不知是谁编纂的，我从倦圃曹氏那里抄来。考察可知，刘豫祖坟在阜城县南十二里，元朝初年还称为御庄，石马尚在。见王恽《秋涧集》，王恽转述陈教授的话：刘豫还没有显贵时，有一天回头看见一条白龙出现在岳父家大镜子中，只是没有鳞和角。后来岳父也看见了这件事，便把女儿嫁给他，陪嫁资财非常丰厚。生下两个儿子后，就用麟、角为他们命名。有人说两个儿子中，长子刘豫将来会大贵，后来果然应验。王恽诗中说：“您从前曾在这里读书，郁郁之中看见佳气；还看那书带草，碧色映照着台阶。”这简直把他当作读书人看待了。这件事迹中没有记载，附在这里。唉！刘豫是一个叛臣，他的书本来可以不录；然而安禄山事迹，姚汝能把它写了下来，保存这类书也足以作为后世的鉴戒。

译《书王氏墓铭举例后》《墓铭举例》四卷，由长洲王行止仲编纂。先列唐代韩退之、李习之、柳子厚，接着列宋代欧阳永叔、尹师鲁、曾子固、王介甫、苏子瞻、陈无己、黄鲁直、陈莹中、晁无咎、张文潜、朱元晦、吕伯恭，共十五家，把他们的文章列为范例，足以接续苍厓潘氏《金石例》并补其缺漏。这部书没有见到刻本，是从无锡秦氏那里抄来的。我私下认为，墓铭没有比东汉更盛的；鄱阳洪氏所辑《隶释》《隶续》，其中的文章和铭文，体例并不统一，正应采用止仲的方法，逐一列举编排。可惜我已经老了，不能去做这件事。《跋防溪诗话》《防溪诗话》十卷，是宋代黄彻常明所撰。《书录解题》说他是莆田人，《八闽通志》却说他是邵武人。他在绍兴十五年考中进士，大概祖籍莆田而将户籍落在邵武。他编书时所持的论点大多以杜少陵为依据，自称曾任辰沅官职，过了一年回顾各州郡的官员和属吏，却没有记载姓名，这部集子也失传了。他送给弟弟的诗句说：“到住处不要让人知道，离开座位渡过江时不要和马同船。”语言浅近而感情真挚，不失风雅的本旨。《格斋四六跋》宋人的骈体文，起初大多模仿杨亿、刘筠的文体，没有超出四字、六字句式的；欧阳永叔厌恶这种风格，便一变而崇尚真实自然，苏子瞻尤其以流丽见长。于是汪彦章擅长此道，熔铸六经和诸史的材料来组成对偶句，可以说是登堂入室的上乘之选了。庐陵王子俊才华出众，受到周子充、杨廷秀赏识，曾被他们引荐来代写草拟笺表、奏疏、书记。他所撰《三松集》世间很少流传。我抄得宋刻本《格斋四六》，共一百零二首，喜爱它从内心自然发出，渐渐接近天然，没有刻意组织的痕迹，这便是仅次于彦章的作品。《书王司防宫词后》宫官的设置，见于《周官》，也见于《戴记》。汉魏设置贵嫔、夫人，这是仿照《周官》的三夫人。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这是仿照《周官》的九嫔。《北史·后妃传》中有正华、令则、修训、曜仪、明淑、芳华、敬婉、昭华、光正、昭宁、贞范、弘徽、和德、弘猷、茂光、明信静训、曜德、广训、晖范、敬训、芳猷、婉华、明范、艳仪、晖则、敬信，这些是仿照《周官》的二十七世妇。穆光、茂德、贞懿、曜光、贞凝、光范、令仪、内范、穆闺、婉德、明婉、艳婉、妙范、晖章、敬茂、静肃、琼章、穆华、慎仪、妙仪、明懿、崇明、丽则、婉仪、彭媛、修闲、修静、弘慎、艳光、漪容、徽淑、秀仪、芳婉、贞慎、明艳、真穆、修范、肃容、茂仪、英淑、弘艳、正信、凝婉、英范、怀慎、修媛、良则、瑶章、训成、润仪、宁训、淑懿、柔则、穆仪、修礼、昭慎、贞媛、肃闺、敬顺、柔华、昭顺、敬宁、明训、弘仪、崇敬、修敬、承闲、昭容、丽仪、闲华、思柔、媛光、怀德、良媛、淑猗、茂范、良信、艳华、徽娥、肃仪、妙则，这些是仿照《周官》的八十一御女。唐宋以来，宫官制度参照增减，但没有废除这些名称。明初确定设置六局，称为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由宫正掌管，总理六局事务。凡是文书的收发，都要加盖印章署名，再交给内史监发文移交外局。六局各有四司：尚宫所属有司纪、司言、司簿、司闱；尚仪所属有司籍、司乐、司宾、司赞；尚服所属有司宝、司仪、司仗、司饰；尚食所属有司馔、司醖、司药、司供；尚寝所属有司设、司舆、司苑、司灯；尚功所属有司制、司针、司防、司计。司防掌管储藏绫缎布匹。此官制设于洪武五年。王氏家住南海河南村，永乐二年被选入宫，皇帝命她与权妃同乘一辆车，她辞谢说：“妾是寡妇，怎么敢充任下陈之列呢？”皇帝更加敬重她，允许她回家。唉！开国之主在宫中和府中设置机构、分掌职务，各有专门的掌管。后来正位于内宫，夫人、嫔妃、御女共同辅佐阴教，居处有保阿之训，行动有环佩之声，宫内没有传出宫门以内的话，权力也没有因私爱而授予，法度实在完善。后来宫官制度被废除，宦官便得以横行。王振、汪直、刘瑾的罪恶已经满盈，到了魏忠贤专权时，又亲近客氏，深宫之中再没有人为懿安皇后辅佐，虽有女秀才也无济于事。女史官只是空有名号，常常被罚去提铃警夜，而宫官大多都成了宦官的菜户。对外征收矿税，对内代皇帝批红，监军则养寇贻患，贼人到来时反而开门，所造成的祸害竟达到这种地步。假如旧日女官制度没有废除，宫中有袆衣褕翟、绛纱貂蝉，仪态雍容严肃，怎么会突然在大宦官面前称呼“九千岁”呢？《书五百罗汉名记后》杭州净慈寺的五百罗汉塑像，自宋代就有了，曹太尉勋曾为它作记。只是梵文夹本没有载出罗汉名号，同乡高念祖把他祖父、工部郎道素所收藏的宋代江阴军干明院五百罗汉名号刻板，附在《释藏》之后。考察佛书，诺俱那和他的八百名弟子居住在震旦国，其中五百人在天台，三百人在雁宕。所以梁克家《三山志》说，怀安大中寺有八百罗汉像；太尉南渡后侨居赤城，宜止以及天台石桥所供的，都是五百罗汉。《曝书亭集》卷五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五十三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跋【十二】

译《裹鲊帖跋》“包裹的鱼鲊味道很好，一一都是您所需要的，可以给您看，不必为难；应当把这话告诉虞令。”全篇十九字，是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所书。如今收藏在宛平孙氏家中。王羲之的书法古今独绝，世人得到双钩本和摹刻石本，争相把它当作珍宝，更何况是真迹呢？这件书法南宋时收藏在内府，元兵把它用车载入燕地。前面有亡宋南廊库经手人郭墨的印记。当时元中书省向内外发布檄文，江南既然平定，宋朝应称为亡宋，而此人竟直接写“亡宋”，又隐去自己的姓名，以表示不臣服。然而卷后有米友仁的跋以及赵子昂等人的图书印记，可以确定是真迹，并非伪作。君子看到这里，应当感叹赵子昂以王孙身份出仕元朝，他在南廊库经手人面前所感到的惭愧，实在多得多了。《书万岁通天帖旧事》《万岁通天帖》一卷，用白麻纸双钩书写，勾勒方法精妙，笔锋神采完备；用墨浓淡不露出一丝痕迹，正像一笔独自写成。懂得鉴赏的人说，不是薛稷、钟绍京不能达到这种水平，确实是墨宝。相传武后向王方庆索取他祖先的手迹，得到二十八人的书法，取来玩赏，说：“这是你们王家世代守护的东西，我若夺走它是不仁的。”于是命善于书法的人廓填成卷，又命王方庆用正书标明二十八人的官职和世系，在武成殿设置九宾观礼，然后把墨迹卷还给王方庆。大概因为它收藏于秘府，所以很少有题跋，只有宋高宗用的小玺，以及后来岳珂、张雨、王鏊、文征明四人的跋。此卷从前收藏在同乡先生项子长家。子长名笃寿，中嘉靖壬戌进士，入翰林院，性情喜欢藏书，见到秘册便让小吏传抄，收藏在舍北万卷楼。他的弟弟子京因为善于经营而富裕，能够鉴别古人的书画、金石、文玩，所居处称天籁阁；他坐在当铺中估价，天下珍奇之物十件中有九件归他所有。但他吝惜钱财，交易结束后若所付价格稍高，便常常后悔，甚至忧愁显露在脸上，停止吃饭。子长暗中询问小童，小童把实情告诉了他。子长经过那里，问道：“弟弟近来收购的书画中，有没有铭心绝品、可以使心情舒畅、令人赏心悦目的东西？”子京拿出那些买价偏高的物品，子长赞叹拍击不止，便按照子京当初所付的价钱偿还给他，买下带回去。他们兄弟友爱到这种程度。子京的六个儿子没有一个显达。子长的儿子德桢，万历丙戌年中进士；梦原，万历己未年中进士；德桢的儿子鼎铉，万历辛丑年中进士；声国，崇祯甲戌年中进士。同乡人认为这是厚德的报应。声国字仲展，授官雅州知州，死在京师，娶了我的祖姑。乙酉年战乱时，祖姑避居深村，家中贵重物品全都丢失，只有这卷藏在枕头中，战乱平定后仍然完好。我每次向祖姑请求，总能长久地纵览它。祖姑去世后，项氏家日益贫困，继承人便把它卖给别人，后来转入权贵之家，像过眼云烟，再也看不到了。《跋草书千文》怀素、亚栖都写过草书《千文》。这一卷的书法奇异自矜，有惊蛇入草、猛火吹烟般的气势。中间又把“眺”写成了“更”，把“殷”写成了“了”，把“商”写成了“更”，把“匡”写成了“辅”。而真宗以后避庙讳时却直接书写，当属于宋初墨迹，疑心是南岳宣义大师梦英所写。《书黄山谷试李展笔真迹卷》涪翁试用李展的笔写字，仿佛张颠蘸醉中发狂的笔势；看他笔画曲折自如，不仅书法通神，也可以想见李展制笔的精妙。《书曹太尉勋迎銮七赋后》右边这卷《迎銮七赋》，是宋代曹太尉勋奉诏迎接道君皇帝的梓宫以及显仁韦太后时所作。曹公在绍兴十一年十月整治行装，第二年七月，显仁太后从东平登船，梓宫已经迎回，太后居住在慈宁殿。曹公极力请求任祠禄官，退居天台山，绘图作赋，把它流传在家中。题目虽然分成七篇，实际上是一篇文章。曹公的子孙世代居住在海盐，保存这卷书五百多年没有遗失。近来它归我同宗衎斋所有，重新装裱，珍重收藏。因为我得到曹公《松隐集》四十卷，却缺少《七赋》中的四篇，看到曹公手迹，便抄写补成足本。衎斋也把曹公全集抄完了，我认为应当把曹公《北狩行录》一并附在集中，这样尤其好。衎斋欣然答应，于是把这些话写下来。《赵子昂书十二月织图后》赵文敏书法的伪本最多，即使有足以乱真的，也不过得到他的妩媚风姿罢了。这一卷很有风骨，锋芒峭拔，应当是他晚年居家时所写。诗也有陶靖节的风味。题上说是奉懿旨创作，这说明当时宫廷仍然重视文章，也留心蚕桑纺织，这些都值得记载。《跋赵魏公书》书法家中，以翠墨流传于世的，只有颜鲁公、赵魏公两人最多。大概苏轼、黄庭坚等诸位君子曾遭党禁，而这两位没有遭遇党禁。如今作伪的人动辄使用粉笺双钩来欺骗眼目。即使说它比真迹低一个等级，反而也不如摹拓本保存了原作的真实。这一卷笔势波磔飞动，面对它使人精神爽朗，因此在卷末作跋。《鲜于伯机草书千字文跋》元代赵子昂的书法盛行一时，人们相继学习妍媚的体势，只有鲜于伯机以古朴瘦劲见长。世上流传的高闲《千文》和张旭书法，大概多出于他的手笔。这一册除去了狂放恣肆的习气，在平淡之中，笔法最为谨严细密。后来题跋的宋集贤李昭文、周景远、田师孟、李惟肃，都是北方擅长书法的人，可惜他们的书法如今很少流传。伯机是渔阳人，居住在浙江；我是浙江人，却客居渔阳，在他的书法上题道：“奇异啊！” 《跋陈子防书》吴人陈深，字子防，是宋朝遗民，入元后因擅长书法受到荐举，却没有出仕。他的居室名宁极斋。我家收藏有他的诗一卷、《读春秋编》五卷。这一部应当是子防所书。小印上写着“仲房”的，是萧山魏文靖公魏骥。

译《书张子宜墨迹册》古人的诗文不愿显露自己的才华，常常以淡泊显示滋味，书法也是这样。只讲究楷正法度，不卖弄姿态妩媚，所以晋唐墨迹刻在石上反而更加精工。像赵吴兴、董华亭的手书，收藏者争相夸耀为墨宝，一旦摹勒上石，便失去了光彩。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过于卖弄姿态妩媚。长洲张子宜不以书法著名，他的后裔孙星收藏有用小纸写的五则文字，很像范文正所书《伯夷颂》的手迹。子宜生于元末，早年便有乡里的声誉，明初一次考中秀才，授都水郎，随即辞官回乡，居住在朱乐圃旧居，成为四杰、十友聚游的地方。诗中所说“坊中保存前代贤哲的遗迹，屋里收藏古人的书籍”，就是指这里。吴中书画流转四方，而子宜晚年寄身于乘田、委吏一类低微职位，仕途既不显达，名声也随之湮没。孙星凭借祖传遗墨，请我题识。我想到先生以甘白自号，诗笔一概归于简古，书法也瘦劲而神采贯通。孙星啊，试着把它刻在石上，使作书法史的人重新估量它，怎么样？《悊皇帝御书跋》右边这三通德陵手敕，是先太傅文恪公在内阁时奉命批答的。第一通是派人代皇帝祭祀三皇庙；一通是因皇妃去世，将她附葬于孝洁皇后陵，命令传谕礼部、工部修造坟墓；一通是把光宗皇帝和皇后的神主安置在太庙。大概当时的批答还有很多，如今只是兵火之后仅存这些罢了。朝野相传，皇帝天资聪慧，能亲手操斧锯，制造轻车小屋，却把国家政务搁置不理，因此威权下移。现在看这三道敕书，书法虽然不工整，却不曾假手司礼监太监，初政仍然如此。等到先公和福清叶公先后离职，中官才开始肆无忌惮；诏令不再出自皇帝，朝士遭受的祸患便更加惨烈了。由此看来，治乱盛衰的反复，正是由于大小权力彼此消长。三道敕书似乎与政治的治乱没有关系，但天启初年到末年的政局，却是论述当时世事的人应当辨明的。跋王阳明先生家书 王子逸仲拿出《阳明先生平浰贼后家书》给我看。先生在平定叛乱之际，不夸耀功劳，也不自我矜伐，心意在于请求退休，足以看出先生的学力，他从未同别人争功争能。可是世上的儒者谈论性理，认为先生的学术不够纯正，动辄加以诋毁。假如没有先生来防御宁藩之变，危及社稷，靖难的旧事就足以令人寒心了。却有吴人伍袁萃倡导邪说，诬陷先生暗中勾结叛乱藩王，那些曲解学术、迎合世俗的人又随之附会诬蔑，实在太不仁了。唉，真是悲哀啊！如今从政的人患得患失，能够像先生那样功成而不居，只想着请求退休的，有几个人呢？读先生的家书，实在令人感慨。题十五完人墨迹 崇祯十七年，先后任命为宰辅的有五十人。国家灭亡以后，活着的还很多。他们出仕或退处各不相同，平日又都同世俗交往，要想成为完人实在困难。机山阁老在江南考终，未收入其中。在皇朝版图上，他们清白无瑕；当时幸免于东市被杀之祸，晚年更加成为正人君子的归依。即使卷中的九人，也都是面对危难而献出生命的人。公孙介维持拿来给我看，我请求把箱笼中所藏的墨迹全部取出，又加上傅公冠、张公国维、文公安之、彭公期生、沈公犹龙五位先生的手迹，装裱在卷后，并请阁老题写卷名，改称为《十五完人墨宝》，恭敬地拜手书写在卷末。高念祖先世遗墨跋 我的朋友高念祖，吃一顿饭也不忘记他的祖先；同他谈话时，不是祖父的话就不说。他曾经搜集祖先世代的手书，装裱成卷。大概他虽然南游舒、越，向西北进入燕、齐，攀梯跋涉数千里，也一定带着这些手迹同行，他的用心真是勤恳。过去江左诸王氏，大多擅长书法；到了唐代，武则天向王氏后裔方庆索取历代书迹，方庆便搜集祖先二十八人的书法献上。后来皇帝命善于书法的人摹勒其笔画，陈设九宾，在武成殿上观看；那些遗迹流传于世，成为珍宝。如今高氏几位先人，虽然不全都以善书著称，但如果把这些手迹传给子孙，能够完全像念祖这样用心，谨慎守护而不使它们散失，将来难道不会被后世珍视吗？念祖请我在卷末题字，他或许认为我的话可以作为凭据吧。鉏菜翁梦记跋 《周礼》说占梦有六种：正梦、噩梦、思梦、寤梦、喜梦、惧梦。像曹先生所记述的三个梦，大概是噩梦而没有失去正道的吧？先生深入研究儒者的学问，对于佛氏的书并不是专门喜好，却屡屡受到观世音菩萨的感应，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白天的言语行为，本来曾经思考如何说出道理，忽然在内心受到感动吗？《易》说：‘神明用来知晓未来，智慧用来藏纳过去。’只有先生对于佛氏的学说内心寂然不动，才可能受到感应而通晓其中的缘故。至于鬼神的情状，他应当没有不知道的。大概真诚是无法遮掩的，确实有如记文所说的情形；把它绘图流传，可以说明吉凶忧患的缘故。推究佛氏传入中国，最初就是感应于汉明帝的一场梦，而后世千百年来以他的学说为师，不敢认为那是异端。佛法能够进入人的梦寐，以善道诱导人，唉，也真是神奇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译书沈文恪公行书卷 顺治初年，云间几社的诸位文人还有许多人在世。后辈中的领袖，论诗歌是吴懋谦，论书法是计南阳子山。沈公起来同他们抗衡，却能诚心谦下地对待他们。后来显贵了，便请他们留宿，和他们订下分享财物、共用簦笠的盟约，彼此没有间隔。天子看重沈公的书法，常常 召他入宫禁中书写屏风、匾额和碑版。他退朝回乡后，贫寒的读书人进入京城，谋求一席之地和砚台的位置，沈公便替他们写荐牍，动辄耗费百番纸，却没有一点厌倦的神色。他在京城住所管理下属很慈爱，童仆有时不守约束，子山就在沈公面前抓住他们鞭打，沈公笑着道谢说：‘朋友相处之道，本来就应当这样。’京城人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这一卷大半是沈公的手札，虽然不是他一生中最精绝的作品，但真气洋溢在纸墨之间，实在不易得到。壬戌年夏五月。皇帝在瀛台，我当时任 起居注，侍立在班次中。天气长久不下雨，天子告诉辅臣，说年成干旱，时政一定有缺失，可以同九卿、詹事、科道官一起商议后上报，于是跟随大学士之后罗列坐下，武英殿东南满是朝臣，众人都说：‘衮职没有缺失。’只有沈公直率地说：‘有三件事：第一，山海关的满洲差员应当撤掉；第二，湖口关处在江湖交通要冲，不是商船停泊的地方，船只容易倾覆溺水，应当仍然迁到九江才方便；第三，有司对盗窃案件处分过于严厉，因此忌讳报告盗案的人很多，反而成为百姓的祸害。’当时同班的大臣都愤怒地瞪着沈公，还夹杂着讥笑嘲讽，但沈公毫不顾忌。大学士转奏此事，虽然最终没有施行，退朝后却对同僚说，大家都感叹仁人的勇气，是自己无法赶上的。等沈公去世以后，晋陵士子有人替朝廷贵人撰写沈公墓碑，概括说：‘沈公以善于书法闻名海内四十年，这就是沈度兄弟称许沈公的原因。’这卷是同知辰州府事、平湖沈暭日融谷所藏；沈公把他当作族子来对待，所以装裱题签时只题作‘文恪公遗迹’，没有写姓氏。近年来，朝廷大臣中以‘文恪’作为谥名的并非一人，我担心后人观看时会怀疑不是沈公的书迹，于是特意写明姓氏来表明它。书姜编修手书帖子后 我的朋友慈溪姜西溟，以古文辞在江南享有盛誉，书法也神妙通灵；年老而未得志，因推荐进入史馆，领取七品俸禄，追赠他的父亲为郎，母亲为孺人。我曾劝他不要再参加乡试，西溟生气而不回答。他一生不吃猪肉，也厌恶别人吃猪肉。有一天，我故意对他说：‘假如有人负责乡贡进士榜，蒸了一盘猪肉，说吃了它就用淡墨写上你的名字，你会吃吗？’西溟笑着说：‘那不是马肝。’他七十岁时，果然以第三名考中进士，正是《楚辞》所说的‘年纪已经老了却没有衰退’。江都程子蒿亭一向喜爱他的书法，查浦编修便把箱中的册页赠给了程子。看那笔画有浓有淡、有瘦有硬，没有不合乎法度的地方。蒿亭幸好没有喝缸面酒，不至于轻易被人欺骗。小长芦八十老人朱彝尊书。书东田词卷后 我年轻时不喜欢作词，到中年才开始写，写个不停，也渐渐喜欢上它，于是遍览宋、元词集，差不多有二百家。我私下认为，南唐、北宋只有小令写得精工；至于慢词，到南宋才把变化发挥到极致，因此这样对人说，常常遭到嘲笑。只有宜兴陈其年认为这是确切的见解，确实难得遇到同调之人。陈其年去世以后，我的词也不再多作。等读到东田的小令和慢词，发现他兼有南、北宋的长处，同我的看法相合。我曾经铺写江南风土，作《鸳鸯湖棹歌》一百首；东田也以吴苑风景作《望江南》六十阕。我所作的诗被修撰地方志的人看到后，大都放置一边不予收录；东田的乐章却在有井水的地方就没有不歌唱的。可惜陈其年早早去世，不能同他一起欣赏唱和。书先太傅奏疏尺牍卷后 先太傅取得仕籍以后，从未请人代拟奏疏书信，所以一生的奏疏和书牍都亲自起草。彝尊年轻时，在有容堂西廊看见过，留下四个箱子，后来经过战乱全部散失。此后我搜访拾取，五十年间装裱成六册，在后面写道：‘先公万历年间以礼部左侍郎掌管本部尚书事务，清廉的德行闻名于世。’当时朋党纷争，先公保持中立而不偏倚，只是竭力坚持正直的意见，上疏请求确立太子。等到册立诏书下达，他从袖中取出仪注，过了两夜大典便举行了。其他如弹劾郑国泰身为外戚不应干预国事，认为利玛窦应当勒令回国，琉球派遣使者应当仍依照旧典，派给事中、行人出使不能失信于外藩。在政府任职时，他救护邹公元标、王公纪，都是为了保存朝廷的大体。即使是尺牍草稿，也有十分之九是同边疆大臣讨论边防，绝不涉及私事。留下这六册给我的子孙，希望将来有人读到彝尊写在卷末的跋语，知道我没有诬蔑祖先，也稍微看见先公立于朝廷的大节。书写在先文恪公答复杨通政弹劾罗近溪的奏疏之后。明朝自正德以后，讲学的人大多以王伯安为老师。王伯安的许多弟子渐渐流于禅学。到万历初年，南城罗维德拾取禅宗残余的说法，迷惑世人、欺骗百姓，更加肆无忌惮，狂澜已经无法遏止。杨公任南通政使，上疏纠正这件事。先公掌管礼部尚书事务，复奏千言，首要主张是铲除邪说、端正人心。《明实录》没有记载这件事，大概是史官害怕伪学的虚名，曲意掩护其短处，因而加以隐讳吧。杨公是上饶人，名时乔，嘉靖乙丑年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追赠尚书，谥号端洁。

译书忠贞服劳录后 《忠贞服劳录》一卷，是彝尊第八叔父芾园先生所撰，记述先祖忱予府君的政绩。先祖在万历四十七年由官生授任都察院照磨，历任都事，署理经历司。天启初年，授阶修职郎，皇帝因普遍施恩而颁诏说：‘先帝旧日的学问，由你的父亲留传来辅佐我这个年轻人；如今你勾稽查核旧档，在职任上劳苦，朕非常嘉许。’当时吉水邹公元标、长安冯公从吾共同掌管都察院事务，创办首善书院，退朝后讲学。府君负责训导工匠、选拔材料，同吴江周公宗建协力营造；后来改任后军都督府经历司都事，进阶文林郎，不久升任太仆寺丞，又调任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因先太傅文恪公去世而奔丧，回到原籍。丁卯年，魏忠贤专权已久，三殿工程尚未完工，他罗织罪名陷害不依附自己的人，借指贪污数万，以充实将作监。于是御史梁梦环迎合他的意思，上章弹劾数十人，诬陷府君协助管理马政、边饷亏空数额，应该交给法司提审。府君服丧期满进京，逆党将要逮捕他入狱，他便上封章自我申辩，事情得以解脱，补任官职并进阶承德郎。崇祯二年，京城被围，府君分守西直门，戴着破帽、穿着破衣，登上城墙同将士巡逻。庄烈皇帝驾驭臣下，聪明而明察，不时派身边的人侦察群臣是否懈怠；有人因此在宫阙之下被杖打、革职。府君在城门楼吃午饭时，中使拿着令箭突然来到，原以为府君这位贵公子将会纵情索取，等看到他进献的只是红色仓米和臭鱼，便叹息离去。从此侦察的人互相传说此事，不再呵斥责罚。府君居住京师时，善于测知北方的阴晴。有一天买了苇席一千条，铲子、扫帚各数百把；半夜雨雪交集，八座城门的守卫都喧哗不安，只有西直门打扫清理、遮蔽防护，安然无事。第二年改任员外郎，又过一年出任云南楚雄府知府，不从百姓那里取一物；招抚流民，平抑粮价；体恤狱囚，断绝争讼；宽免马户的拖欠，免除僰族妇女的鞭打。刚满八个月，楚雄便没有了战鼓警报。府君听闻母亲何太夫人的讣告，于是解下印绶，却无力准备船只。巡按御史姜公思睿对僚属说：‘朱太守可以说身处油脂膏腴之地，却不能使自己受到滋润；如今相隔万里的长路，哪里能靠步行回去？’于是众人各自拿出私钱为他送行。府治百姓在道路上拦住车轮，争相作歌作诗、编歌谣来称述他的德行，并取陆续的故事绘图，题作《郁林石》。歌谣说：‘清平太守，一世难得；百鸟之中有凤凰，凤凰之中有鸾鸟。’ 这些事都记载在《郁林石》中。我们寒微的家族自文恪公以宰辅身份告老还乡后，连袍服和衣带都曾拿去典当。府库中遗留下来的东西，府君只有墓田七十亩，所以德陵安葬文中说：‘活着尚且没有居所，死后怎么能有墓葬？’到了府君时家境更加贫困，然而他不借此沽名，所以没有在世上显名。彝尊仕途不得志，幸好遵守祖父的遗训，归来守护墓田，奉行祭祀。读到先生所撰的记录，于是把记录中没有详细说明的地方取出，写下来交给桂孙、稻孙。先君子五言诗书后 右边是一首五言诗。明朝崇祯戊辰年，先父在杭州西湖上观看焚毁魏忠贤生祠时作成。全诗共有四十六韵。在此以前，河南道御史、广州人梁梦环罗织罪名，陷害朝廷中不依附魏忠贤的人。先大夫曾任工部营缮司主事，因先太傅文恪公去世而奔丧回籍，尚未起复。梁梦环诬奏，将他交给法司审问；恰逢思陵皇帝即位，先大夫进京上疏自我申辩，得以免罪。西湖焚毁生祠之日，正是先父经历忧患之后。逆祠的建造，起于浙江巡抚、桐城人潘汝桢，他把地点选在关壮缪、岳忠武两座庙之间。祠堂建成后上报朝廷，赐额为‘普德’。从此各地封疆大吏更加竞相仿效。清苑人阎永泰任顺天巡抚、总督蓟辽和保定等处军务，在辖区建魏忠贤祠七所。天津是巡抚、永城人黄运泰；长芦是御史、合肥人龚萃肃；蓟州是巡抚、杞县人刘诏；保定是巡抚、代州人张凤翼；房山是部曹何宗圣；卢沟桥是工部主事、临川人曾国桢；宣府是巡抚、宛阴人秦士文；南直隶苏州是巡抚、遂安人毛一鹭和巡按、蕲州人王瑛；扬州是巡盐御史、藁城人许其孝和巡按、莆田人宋桢汉；淮安是总督漕运、户部尚书、潍县人郭尚友；徽州是知府、祁县人颉鹏；应天是指挥李之才；山东济宁是总督河道、工部尚书、南乐人李从心；德州是巡抚、颍川人李精白；登州是巡抚、荣河人李嵩；山西大同是巡抚、魏县人王骤；代州五台山是总督、阆中人张朴、巡抚、兴州人曹尔桢、巡按、临邑人刘宏光；河东是巡盐御史、缙云人李灿然；河南开封是巡抚、大名人郭增光、巡按、余姚人鲍奇谟、参政、海宁人周锵、祥符知县、泰兴人季寓庸；陕西延绥是巡抚、莱芜人朱童蒙；固原是巡抚、武定人史永安；湖广武昌是巡抚、慈溪人姚宗文和巡按、东莞人温皋谟；直到都城内外，建造祠堂的尤其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勋臣中有保定侯梁世勋、博平侯郭振明、武清侯李诚铭。词臣中有庶吉士、大兴人李若琳。台臣中有日照人李蕃、庐陵人黄宪卿、寿张人王大年、旌德人汪若极、平定人张枢、河间人智铤。府尹中有阳城人李春茂，此外还有主事张化愚、上林监丞张永祚，他们争先恐后营建祠堂，六街之中接连不断。九条大道上的祠宇相互望见，甚至有人在内城东街建祠。当时工部郎官、余姚人叶宪祖私下对人说：‘这是天子幸临辟雍所走的道路，皇帝出行时，难道土偶还能站立起来吗？’侦察的人把这话报告给魏忠贤，他当天就被削除名籍。祠堂竞相追求宏伟华丽，瓦片使用琉璃，神像加戴冕服；有的用沉香、檀香塑成，眼耳口鼻、手足曲折转动，一如活人，肠胃内脏则用金玉珠宝填充。发髻中空有一个孔，插着四时花朵。他们赞颂的言辞中有：‘至圣至神，居于天地中央而树立纲极；既文且武，与日月同样长久光明。’每建一座祠堂，必定上报朝廷，阁臣总用骈体文辞褒奖答复。最为悖逆的是国子监生陆万龄，他把魏忠贤颁布《三朝要典》比作孔子作《春秋》，把魏忠贤杀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魏大中等诸公比作孔子诛杀少正卯，请求在国子监旁建祠，匾额题为‘配圣防悊’。

译皇帝去世，建祠之事才停止。然而江西巡抚、益都人杨邦宪却毁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的祠堂，还夺取澹台灭明、子羽的祠堂，砸碎神像。当时思陵皇帝已经即位，他仍然上疏请求建造逆祠。等到魏忠贤被诛杀，各地祠堂全都被士民毁掉。凡是建祠的人都列入逆案，匾额中可以考见的有：永恩、感恩、祝恩、瞻恩、隆恩、洽恩、沾恩、广恩、留恩、湛恩、怀德、昭德、懋德、戴德、瞻德、普德、彰德、显德、崇德、隆德、成德、萃德、仰德、褒勋、崇勋、茂勋、表勋、鸿勋、隆勋、崇功、元功、报功、旌功、怀仁、崇仁、隆仁、存仁、广仁、景仁、【缺】仁、嘉猷、懋猷、德馨、德芳、留敬、鸿惠、隆禧、永爱、著爱，其余难以全部列举。康熙己未年五月，史局已经开设，我同馆中诸位君子谈及旧事，退下后便写在先父诗作的后面。《小雅·十月之交》说：‘四国没有政令，不任用贤良。于是任用皇父、家伯、仲允，以及番、棸、蹶、楀等人。’使听到这些事的人足以引以为戒。彝尊任职国史，怎敢不引用《小雅》的意义，把这些事情详细写下。不能因为谄媚小人有后代，就隐瞒他的罪恶。先父在万历末年补任秀水县学生，天启五年九月承蒙先太傅的恩荫，授任中书科中书舍人，姓名列入《复社初集》。这一年八月初吉，彝尊恭敬书写。题亡儿书陶靖节文 康熙己卯年三月，我从吴门借来抄本雪山王氏《绍陶录》，回来给亡儿看。他伏在枕上读了一遍，起身说：‘杜少陵讥议陶公，说他未必能够通达道理，这不是确切的论断。’病情稍微好转后，他为▯嵉书写了这册书；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写字，大概这是他的绝笔了。过去颜嘉宾死去时，他的父亲方回哭得非常悲痛。嘉宾的门人拿出他遗留下的小箱子，里面全是同桓宣武往来的秘密计谋，方回于是便不哭了。如今看见亡儿留下的纸张，里面没有不合古道的话，我的老泪怎么能够干呢？涂月八日，竹垞防独叟书。书罗浮蝴蝶歌卷后 《尔雅》没有解释蝴蝶的名称，六朝文士也没有作蝴蝶赋，蝴蝶真是不幸。后来滕王湛然画蝴蝶，下至菜花子村，乡里人都制作铅粉来描绘它。临川谢无逸咏蝶，多到三百首，蝴蝶也并非没有知己。崇祯年间，长山王君某生任如皋县令，极其喜爱蝴蝶，县民有犯事的，便装笼蝴蝶来献给他，他总是免除罪责。有空时登上县衙高处把蝴蝶放掉，把这当作笑乐。可惜他没有见过罗浮凤子；假如让增城、博罗两县送来成百上千的罗浮蝶茧，把它们放在万花谷中，岂不是更加愉快吗？乡里戴君请求我父子为《罗浮蝶歌》书写，我随意缀写在卷后。书戴贞女事 国子监生、桐乡人金梁聘娶同县戴氏女子，婚期已经确定。金梁因病去世，女子告诉父母，穿斩衰服哭悼，并向公婆请求，抚养叔父的儿子作为嗣子，发誓终身不再嫁。于是邻里亲戚交口称赞她贤德，事情传到学官，又报知县。她的兄长、行人司行人戴樟，请求我撰文，昭示于各位闺秀。有个人告诉朱老说：‘礼制有三种殇，丧服传说十九岁至十六岁为长殇；未成年而死的人，丧服制度的文辞并不繁缛。如今金梁十七岁夭亡，仍然算未成年。’我回答说：‘《礼记》不是说过吗？男子加冠后不算殇，女子插笄后不算殇。袁准说：男子十六岁就成为成童，国君十五岁便可以生子；这样看来，十五、十六岁就可以算成人了。袁准的话是对的。’又有人说：‘吊丧是宾客所行的礼。女子未婚而死，未婚夫穿齐衰服前往吊丧；丈夫去世，女子穿斩衰服吊丧。所行的是吊礼，所穿的是吊服，显然不是以妻子的身份对待她。如今戴氏女子还没有成为妇人，却前往报丧并拜见公婆，这是妇人的道义；住在丧庐中，这是妻子的道义；抚养他的遗孤，这是母亲的道义。这不是超过礼制了吗？’我回答说：‘女子未婚而丈夫去世，礼制有前往吊丧的条文。凡是吊丧的人一出门就脱下丧服，而女子所穿的斩衰本来是妻子的正服，又必须等到下葬以后才除去，因此她同普通宾客并不相同。况且汉代制度规定妇人不能两次穿斩衰；如今既以斩衰吊丧，又要为后来的丈夫服斩衰，这就是两次斩衰，所以贞女按义理不敢再嫁。’又有人说：‘礼部的职责是掌管民间寡妇，五十岁以后不改节的，便表彰她们的门闾；这是担心那些守贞而不嫁的人，十年后又改嫁。如今戴氏女子才十七岁，试想人的遭遇变化无常，怎么知道她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我回答说：‘士人以志向为高尚，女子也是这样。志向既然预先确定，鬼神也会依从，连上天也不会违背，所以想使自己的德行长久，只在于先坚定志向罢了。卫国的共姜作《柏舟》自誓，歌词说：“至死也发誓不改变”，又说：“至死也发誓不做邪恶之事。”她最终践行了自己的誓言，这难道不是前人的榜样吗？’又有人说：‘礼制规定，女子尚未到夫家庙见便去世，应当归葬于母亲家族。周官规定媒氏禁止迁葬以及嫁殇，所以邴原的女儿去世后，没有听从魏武帝的命令与仓舒合葬。如今戴氏女子未婚便为丈夫哭丧，留下侍奉公婆，抚养叔父的儿子作为自己的儿子，准备终身如此，死后可以合葬吗？’我回答说：‘《诗经》已经说过了。’ ‘活着时住在不同的房间，死后却同穴而葬’，这是说尚未共用祭祀的牲牢同桌吃饭的人。戴氏女子既然已经在金家入殓，公婆便可以把她作为儿媳安葬；嗣子既已确立，作为儿子的职责便可以把她作为母亲安葬。这件事虽然接近于嫁殇，讨论礼制的人似乎也应当通达变通。老夫已经年老，不能等到贞女应当立坊表彰的年限，只相信她立志专一，所以特意记下这件事。《曝书亭集》卷五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五十四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跋【十三】顾长康《女史箴图》跋 虎头画的谢太傅，谢太傅说自从有生民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画，到了当世也很少有保存下来的。我康熙壬子年春天在江都汪氏家观看《女史箴图》，绢本虽然剥落，气韵却无与伦比，可惜只剩下一半。男女老幼共二十八人，形象各不相同，所谓‘意存于笔先，画尽而意仍在’，不就是这样吗？题识的小字尤其好，很像王献之的《十三行》。这是虎头已经写过的。过去王世将的书法、绘画都居第一，所以对王羲之说：‘画我自己画的，字我自己写的。’虎头也能够兼擅书画，更加证明善于绘画的人大多也善于书法。古代贤人的话并没有欺骗我。因此劝汪老放下画卷，把字双钩摹出，刻在石上。

译王维《伏生图》跋 右边是王维所画的伏生，上面有宋思陵的题字。庚戌年十月，我在退谷孙侍郎的书斋中观看。伏生是济南人。我游历济南时，曾在长白山北面拜谒伏生墓，见他的祠宇低矮狭窄，甚至容不下一张筵席和几案。官府供给的祭牲和酒，有时也缺少而没有按时修整，于是感叹世人不知道尊重伏生。大概经学不明已经很久了。想当年秦朝时，诸生争相议论封禅，终于酿成坑杀儒生的祸患。伏生任秦朝博士，得以免死，他的明智远胜常人。汉朝兴起以后，隐士中享有一时声望的，没有谁比得上商山四皓；但起初没有听说他们讲习经义、传授给弟子，那么他们即使年纪已经八十多岁，衣冠很伟岸，也同土木有什么区别。唯独伏生能在古代典籍的言语已经断绝之时，在齐、鲁教授经学，年老而更加勤勉，最终把经学传给鼂错，使斯文没有丧失。上天仿佛有意成全伏生，赐给他长寿。百代以后，应当以这样的人为老师，并且认识他的容貌。王维所画的，不过是凭想象画成的。然而艺术既然神妙，他精心构思时受到的感发，就像亲眼见到伏生一样。观看这幅图的人，不必询问也知道画的是伏生，这就是思陵珍爱它并亲自题字的原因。世间的名家书法和善画，多收藏在内府，人们既不能看到，偶尔又流传到民间。收藏它的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那么观看它的人也会落入不合适之人手中，这就是书画的厄运。这幅图能够归于孙氏，难道不是极大的幸运吗？先生今年七十八岁，仍然不停地研究《尚书》；他所注的《禹贡》《洪范》，阐发经义十分详尽。对着先生的容貌，更加领悟王维所画的伏生相貌，伏生真能进入神妙境界。同观者有：谭七舍人、谭兄吉▯、舟石、李十九秀才、良年、武曾。再题王维伏生图 这幅图在庚戌年冬天于北平孙侍郎的蛰室中观看，因而在卷末题跋。后来它归棠村梁相国所有，如今为漫堂宋公收藏。主人虽然三次更换，却没有落入秦桧、贾似道、师宪、严惟中一类人的手中，济南伏生也算幸运。考察《中兴馆阁续录》，王维所画《济南伏生图》曾经归入秘阁收藏，所以宋、元以来题跋特别少。宋公认定这是真迹，可知孙、梁二位的鉴赏大致相同。《光武帝燎衣图》跋 《汉光武帝燎衣图》，是唐代吴道子所画。吴道子在开元年间曾被召入宫禁，任内教博士，没有诏令不得作画。评论者说他下笔有神，但大多画在门板、屋壁上，年代久远便容易毁坏。至于仙人、佛像、鬼怪一类，虽然世间流传，也不是儒者所取，所以这幅图最为难得。此图创作于哪一年，无法详考。推想是在开元初年，明皇勤于政事、谋求治理天下，追思古代帝王创业的艰难，在处理万机之余，命吴道子奉诏作成此图。后来司马承祯、张果、叶法善相继被召入朝，而佛寺的营建也盛行起来。因此东都老子庙墙壁上的画和地狱变相图相继出现；一种技艺的盛衰，也随着世运而升降，真可叹息啊！此图如今归程穆倩所有，穆倩从僧人渐江处得到，渐江又从歙县吴氏那里购得。跋《钓鼇图》《钓鼇图》一卷，是新安旧家所收藏的，签题署郭忠恕之名。卷中只有一座临水阁楼，周围百物俱在，却没有钓鱼的器具，也没有钓鱼的人，观看者大多不能解释。考察晁子止《郡斋读书志》，有《钓鼇图》一卷，同《捉卧瓮人格》并列，应当是唐代的酒令。晁子止说把它分为四十类，每类各有一首诗。如今这部书已经失传，即使聪明的人也有不知道的地方。刘道醇称赞郭忠恕的屋木楼观画，是一时绝作。看他的界画，确实无可挑剔。图上有察司横印，大概是内府之物。可惜下半截破碎了，哪里能找到善手李仙丹重新装裱它呢？李龙眠《九歌图》卷跋 李伯时的《九歌图》用澄心堂纸绘制，每幅图后都写着三闾大夫的辞章，笔法秀美精妙，不只是绘画属于绝品。题识已经残缺，只剩下‘年七月望日臣李公麟画’十个字，上面有宣和年间的大、小印玺。卷末有许多元人的题咏。康熙庚戌年秋九月九日，我同昆山顾炎武、宁人、嘉定陆元辅、翼王永年、申涵光、凫孟、嘉兴谭吉▯、舟石，一起在宛平孙氏研山斋观看。《八景图》跋 宋代度支员外郎宋迪擅长画平远山水，他一生最得意的作品有八景，就是如今人们仿作的潇湘八景。但当时作者的本意只是取平远之景，并不是专门描绘潇湘的风土。到了元代，人们用诗歌来表现它；后来从京城到州县的地方志，没有不记载八景的。这正是世俗固执得可笑！这册画不知道出自谁的笔，但构思以平远为主，没有失去宋迪的意旨。观看者不要断定它是潇湘八景，这样才算理解它。题李唐《长夏江寺图》康熙乙丑年三月，纳兰侍卫容若买到李唐的着色山水卷，请我题写签条。李唐字晞古，是河阳人，宣和年间曾任职于画院；南渡以后进入临安，年已八十，授官待诏。看他的画法古雅深厚，难怪受到思陵的赏识。卷首题作‘长夏江寺’，卷尾题作‘李唐可以比拟李思训’。考察宋人着色山水，大多以李思训为宗法。大概春山浅薄，秋山疏淡，只有夏山适宜使用丹青浓墨。思陵把李唐比作李思训，可以说是懂得绘画的知言了。题杨补之墨梅 朱三十五的《梅词》说，横斜的梅枝清瘦，仿佛空无一物；又说空中只有几处疏落的梅花，‘梅花有魂’这两句话，只有号称逃禅的杨老才能画出来。若是煮石山农兴致酣畅时落笔，便同杜少陵‘乱插繁花照晴昊’的诗句相似。即使能冲破愁苦的眼界，也不是逃禅老人心中的景象。丁未年冬，我坐在孙侍郎退翁的蛰室中，凿冰研墨，试写谢道韫。书彝斋赵氏水仙花卷 赵子固画的水仙横幅，我在北平孙侍郎砚山斋观看并记下。先父常说：世上流传的多是赝品，真迹中有九十三茎水仙的最好。如今数它的花茎，果然如此。侍郎收藏的画中，有杨补之的墨梅、顾定之的墨竹，同这一卷合称‘岁寒三友’。梅、竹没有多少花叶，只有水仙格外繁盛。然而面对它，仍然像面对神仙冰雪般的容貌，正是乐府诗所说的‘寂寥抱冬心’。钱舜举《鼠图》跋 天下最令人憎恶的东西，没有比老鼠更甚的了。画家中只有边鸾画过石榴、猴，易元吉画过青菜、猿狼，除此之外流传的作品大概很少。康熙甲申年畅月，我偶然聚集在小沧浪亭，西陂放鸭翁拿出钱舜举的鼠图给我看，我感叹它画得极其精妙。翁嘱托我在后面书写苏和仲的赋。乙酉年夏天，我才用八分书写成归还他，同时还想在上面题诗，最终没有完成。

译题赵子昂《鹊华秋色图》《鹊华秋色图》卷，作于元贞元年。吴兴赵王孙结束齐州任期，回乡后为周公谨创作，用丹墨淡淡着色，完全合于王右丞、董北苑的画法。华不注山一峰独立，华山附着在旁边。面对这幅画，更加相信郦善长所说‘单椒秀泽’一句话形容得精当。卷中有杨仲弘、范德机、虞伯生三位题跋。华亭董尚书喜爱它，曾多次题写。过去我曾听画家谈论绘画理论，文徵仲说赵孟頫的画法源自松雪。把玩这幅画卷，确实如此。康熙甲子年冬，在纳兰侍卫容若的渌水亭观看。题赵子昂《水村图》赵王孙画山水，多用绢素着色；唯独《水村图》横幅用纸绘画，而且使用水墨，确实是神品。题字说：‘大德六年十一月望日，为钱德钧作。’又自题说：‘过了一个月，德钧拿这幅图给我看，已经装成画轴了。当时随手涂抹，竟然承蒙如此珍重，实在令人惭愧。’卷末题咏的共有四十八人。乙丑年三月，纳兰容若嘱托我题写签条并留下此卷。过了一个月，画卷归还不久，容若突然去世，真迹再也无法看到了。水村就是今天的分湖；明宣德年间，将嘉兴一府分为七个县，于是分湖隶属嘉善。后来修地方志的人没有记载这件事，所以我撮取大意写在这里。题王孤云《葡萄庭榭小幅》永嘉人王振鹏，字朋梅，以绘画受到知遇，元仁宗赐号孤云处士。他最擅长界画，常常在台榭下面点缀花篱、果架。这幅画虽小，大概是真迹。世人只见《图绘宝鉴》，说他官至漕运千户，却不知道他在延祐初年曾任秘书监典簿。题《江山伟观图》元代会稽人董旭、字遂初所画《江山伟观图》，以金山、焦山两山入画；纸背在图后题写长歌，书法也很精工，并用董旭私印钤在诗笺前端，用遂初私印钤在诗笺末尾。同时题识的有三十一人。想起辛巳年，我留住昭庆僧寺时，这卷是姚氏所收藏的东西；我喜爱董旭的长歌高耸奔放，曾借来抄录，寄给顾孝廉侠君，选入《元诗》。今年春天，我的族弟衎斋上舍见到它，爱不释手。姚氏的儿子对他说：‘你想得到它吗？’题跋者每人出一金，于是用白银二斤换来，也可称为好事。只是卷首‘江山伟观’四个篆字，笔画奇古，不知道是谁写的。题《元四学士画像》四位学士的经学、文章冠绝元代，百代以后瞻仰他们的画像，仿佛还能听到他们的咳嗽声。苏昌龄的书法进入精妙神化的境界，品第在宋仲温、朱孟辩之上。跋文说‘怅然有生者死者之感’，是因为至正甲午年，吴、虞、揭三位都去世了，只有欧阳原功在丁酉年去世，所以这样说。考察画家绘制人物，活着的人只画半身，死去的人才画全身。这样看来，欧阳原功也是死后续补绘制的。卷中有凌晏如的私印。晏如是湖州人，以书法受到长陵赏识，官至佥都御史。这一卷过去收藏在南阳村庄吕氏家中，如今没有子嗣，便传给女婿宝灵通。书顾定之墨竹 顾定之画的一幅墨竹，竹根下没有土石，竹梢抽出直上；看着它，仿佛新雨刚刚洗过，修长秀美，令人喜爱。当时画竹的人，众人都推许吴仲圭；然而在尺幅之间，交错的竹枝、连接的竹叶，有时反而显得繁密，又夹杂着草书题识，便觉得画得少一些的未必不更可贵。顾定名安，是淮东人，元统年间出仕，任龙岩都巡，转任毗陵录判，历任泉州路判官，自号石屋老人。郯九成有诗说：“吴下几人能画竹，风流只数顾防军。”真是赏识得不错。这幅画收藏在李太仆的写山楼中，因为不是以吃肉为生的人所喜爱的东西，所以他的子孙还保存着它。题跋李紫筼画卷 画家中的高手，元代尤其多。略见于《图绘宝鉴》一书，紫筼便是李弁。李弁是濠梁人，擅长画竹石，也精于画平远山水。这幅画是送给冲真观主蔡霞外的作品，松竹清疏，山峰云气用焦墨渲染，淡淡地涂上蠃青，画作远山。懂画的人说，它本来出自王维一派。现在收藏在孙上舍洪九家中。想来当日一定有诸位名公题赠跋语，可惜被人割去了。不过，这正如郑人买椟还珠，珠子本来还在，又有什么妨害呢？丁亥年夏五月，北行至小长芦，朱彝尊题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 又 紫筼晚年居住在淀山湖畔，所以吴郡一带尤其还保留着他的遗迹。尤存以仁赠诗说：“积玉溪头水拍天，草堂只在淀山前。”云间钱元方彦直赠诗说：“谪仙今住五葺西，大泖当门鲈正肥。”他的居所有一间白云窗，东维子作诗赠给他。如今这些遗迹已经不存在了。慈溪黄玠伯成在他的墨本竹枝画上题诗说：“刻雕妙入神，余情寄乀丿。”大概是说当时人们很看重他的墨竹，把它用来雕刻屏风吧。洪九正在编纂《书画谱》，又题写此跋，将画归还给他，使他采录收入书中。八十岁的朱彝尊又作跋。黄子久《浮岚暖翠图》顺治十七年冬十一月初一，我寄居在山阴的箪醪河，在莱阳宋公的官署中饮酒。他斟出隗嚣宫的绿瓷盏劝客，又蒸莱鸡作为菜肴。客人因醉而辞谢，宋公拿出黄子久的《浮岚暖翠图》给客人看，用来解酒。画高六尺，宽三尺，树木秀美挺拔，山石奇异险怪，恍惚间好像坐在富春江上，完全忘了自己身在官舍。画额上的题识说，子久当时已经八十三岁；可是画面章法严整，神韵深厚，反而胜过他少壮时。这是完全出于天成的作品。同日，南昌王猷定、长洲宋实颖既庭、金坛蒋超虎臣、仁和陈晋明康侯、吴江叶燮星期一同观赏，秀水朱彝尊锡鬯题写。记王叔明画的旧事 京城有旧家收藏着黄鹤山樵的画，让缝衣匠拿到市场上去卖。我恰好看见了它，答应出三十缗钱，把画挂在寓居的墙上。看它勾勒皴擦的笔法，好像下笔写草书，完全不加修饰，而收束处却细致入微。华亭董尚书在画额上大书“天下第一”。王叔明的画，装潢也很精美，使用粉绿色官窑轴，轴心坚实如玉。把画留了十天，囊中空空，羞涩窘迫，始终无法付款。不久，棠村梁尚书用五镒白金买走了它。这件神物已经离我而去，即使在梦中见到它，也无法消除思念。尚书以宰相身份告老还乡，听说自己死后墨宝大多散失，偶然想起这件旧事，便把它记了下来。

译题跋《师子林书画册》甲辰年九月，我从京师进入云中。同乡曹公任山西按察副使，让我住在万物同春亭。闲暇时，他拿出徐贲幼文的《师子林画册》给我看。所谓师子林，是元至正二年，僧人维则的门人凿池堆石，建造兰若来供养老师居住的地方。山峰有师子峰、含晖峰、吐月峰；桥叫小飞虹；窝叫禅窝；谷叫竹谷；堂叫立雪堂；室叫卧云室；阁叫问梅阁；轩叫指柏轩；池叫玉鉴池；井叫冰壶井。当时留下题诗的有高启、季迪、张适、子宜、王行、止仲、谢徽、玄懿、申屠衡、仲权、张简、仲简、陶琛、彦行和僧人道衍。此画册只有斯道用小楷书写他的诗，其他诸公没有题入。考察师林最初建成时，朱德润泽民曾为它作图，赵元善长、倪瓒元镇又相继续图。徐贲幼文画这本册子是在洪武七年三月，他自己说是依照图意来画，起初并不计较形似，大概是想另辟面目，不同于朱、赵、倪三人罢了。题记孙氏《同爨图》后 我乡的孙简肃公治家严谨，子弟侍立时，即使暑天也不脱衣服。然而他教导初学者，饭后一定要散步吟诗，用歌咏来陶冶性情，所以他的六个儿子都擅长作诗。孙家共同生活、同灶吃饭，每隔三日聚会一次；每次聚会必有诗，把图画排列在前面，把诗集中在后面，装裱成卷，关于孝友的言语充满一幅之中，真可以说是天伦中的乐事了。孙公曾告诫诸子说：“家人离间，必定从妇人开始。只要兄弟能够时时相聚，谗言从哪里产生呢？如今穿着裙子和木屐的子弟，往往白天住在内室，兄弟很少相见，这就是谗言得以产生的阶梯。如果都像孙氏六位公子那样饮酒尽兴却不失礼仪，频繁聚会却不流于奢侈，贤能的子孙依照这样实行，即使传到百代，也可以平安无事。”孙公的后裔某人拿给我看，因此我在卷后作跋，把它归还给他，并且记载在《禾录》中。项子京画卷跋 我家和项家世代通婚，所谓天籁阁，年轻时我曾多次登临。乙酉以后，尚未焚毁的书画，全都散失到人间。近来士大夫喜爱古物，家境往往因此贫困，有的刚买来便又卖掉，大多归于不适当的人家。唉！书画落在不适当的人手中，即使厚厚收藏，最终也不过归于焚毁罢了。黄山程穆倩家境最贫困，却尤其嗜好古物；书画归到他那里，实在是幸运。可惜那些价值成百上千的东西，他又无力购买。世人很少知道子京的画，只有程先生特别珍爱，请我在卷尾作跋。程先生尚且如此，何况我生在同乡，又屡次到他家拜访呢？题薛素素画册 嘉兴歌妓薛素素，小字润娘，排行第五。人们称她有十种才艺：诗、书、琴、棋、箫，以及骑马、走索、射弹，尤其是绝技。我见她亲手画的水墨大士像，十分精巧。董尚书尚未中进士时，在禾中授课，见到她后很喜爱，替她用小楷书写《心经》，并题跋在上面。至于山水、兰竹，她下笔迅疾一扫，无不意态入神。听说她在京师时，带着弹弓骑马，能够先后发射两枚弹丸，使后发的弹丸在空中击碎前一枚。又把一枚弹丸放在地上，左手持弓向后，右手从背后反拉弓弦，射击地上的弹丸，百发百中。她曾把弹丸放在小婢女的额头上，弹丸射去而婢女竟毫无知觉。江都陆无从作歌说：“酒酣请为挟弹戏，结束单衫聊一试。防缠红袖袒半韝，侧度云鬟引双臂。侍儿拈丸着髲端，回身中之丸并坠。”意思是动作看似迟缓，实际更加迅疾，完全应手；将要发射却没有停顿，姿态偏偏别有情致。范夫人赠诗说：“重开别院贮文君，宝络千金换翠裙。非雨非云香满路，前身应是薛灵芸。”不久，她被李征蛮宠爱。又曾侍奉沈孝廉景倩，为他梳头整衣，她的画像流传到了蛮地。酉阳彭宣慰非常仰慕她，耗费了数不清的金钱，却始终没能得到她。许旌阳《移居图》跋 许旌阳《移居图》，是宛平崔秀才道母所画的一幅一丈多长的横幅。图中搬运家具，四处奔走的都是鬼，手臂和手指各不相同，神情形状怪异可疑，全是鬼。自从吴道子、朱繇传下《地狱变相》以后，后来画鬼、子鬼、母鬼、钟馗、小妹，画家各不相同。到了宋代龚高士，专门以画鬼物见长；看他所画鬼的骨相狰狞丑陋，令人不快。这幅图画的是神仙移居，所以鬼的嘴并不张裂，眼睛睁开也没有凶狠的目光，比龚开所画的略有不同；然而前代先贤和后世贤者借此寄托情感，却是相同的。诗中说：“没有红色的不是狐狸，没有黑色的不是乌鸦。”龚高士大概心中有深切感慨，把它寄托在笔墨之中了。崇祯末年，有鬼白天进入市场，用纸钱交易；死者的魂魄还没有离散，便敲人家门户购买棺材。当时思陵皇帝命令将领出师，京城内外的臣民没有一个足以供他驱使的人，反而还不如许旌阳使鬼，鬼都忘记了劳苦。道母画这幅图，难道不是有所寄托吗？道母起初名丹晚，后来改名子忠，别字青蚓。明朝灭亡后逃入土窟中死去。这幅图如今收藏在莱阳宋氏家中。顺治庚子年冬，在云门舟中观赏。

译题赵淑人《宫门待漏图》右边这幅《宫门待漏图》，是先伯祖妣赵淑人朝见孝节烈皇后、孝哀悊皇后的情形，后来据此传写而成。按照规定，命妇朝见女君的制度见于《周礼》：她们穿鞠衣、防衣、缘衣、素纱衣，戴笄和纚，穿黄色鞋。汉代制度则穿蚕衣。唐代外命妇入朝，有时从光顺门进入，有时从肃章门进入。宋、元两代逢节令序庆祝，都允许外命妇入宫。明代元旦、冬至以后，皇帝在坤宁殿接受朝拜，中使引领命妇，她们各穿相应服饰行礼；后来改在仁智殿。崇祯七年三月甲寅，即二十八日，孝节皇后生辰，下诏命妇入宫祝贺。旧有典礼已经很久没有实行，许多人都称病不来，进入大内的只有五十三人，步行从西华门进去，在殿下行拜礼。懿安皇后传令赐给她们鲜果。皇帝责问礼部，认为人数太少，礼仪不能成立。到了七年十月己丑，孝哀皇后生辰，命妇到慈宁宫朝拜，步行从东华门进入并按位就班的有一百六十八人。十年三月丁卯，即二十八日，又在隆道阁朝拜中宫，仍从西华门步行进入、按位行礼的有一百八十人。嘉定伯周奎的夫人也在其中。拜礼完毕，周夫人进宫行家人礼。皇后后来对周夫人说：“各位命妇的骨相大多福分浅薄，只有朱侍郎的妻子容貌端庄，才配得上穿象服。”随即赐给她银豆和鲜果。经过另一座宫殿时，神宗皇贵妃刘氏又在思善门赐茶。因此，淑人三次朝见女君。第一次时，先伯祖正任大理寺卿；第二次入宫时，升任刑部右侍郎；第三次入宫时，转任左侍郎。他去世后，追赠尚书。十七年春，京师陷落，思陵皇帝传下遗命，后宫命令自杀。太监王永寿奔走报告皇帝说：“懿安皇后已经上吊了。”皇帝于是起身前往煤山，以身殉国。孝节皇后也去世了。这年五月，孝哀皇后附葬德陵，孝节皇后附葬思陵。大书于 《世祖章皇帝实录》越过两年，淑人因病去世。将要入殓时，在她手臂上发现亲笔书写的遗言：“老妇五次接受封诰，三次入朝中宫。甲申之后，先后两位皇后升天，却没能跟随她们到黄泉之下。如今怀着惭愧而死。你们子孙办理丧事务必从俭，不要接受贵人的吊唁。这样老妇的魂魄就安宁了。”乡里人传述这件事，认为可以收入《女诫图》。现在此图由兄长的儿子建子收藏，年久将要重新装潢，我朱彝尊于是撮取大意写在后面，希望子子孙孙永远保存，不要遗失。《曝书亭集》卷五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五十五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跋【十四】题《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后 右边这部《诸病源候论》共五十卷，是隋代太医博士巢元方奉诏与诸位医官共同论述疾病发生的根源及九候的要旨。大业六年成书，进献朝廷。全书共论一千七百二十篇，论述十分详尽。隋代《唐经籍志》没有把它著录在书目中，宋代书志却有记载。大概太平兴国年间，朝廷命王怀隐、王祐、陈昭遇等编纂《圣惠方》，每一部都取巢元方的论说列在卷首。神宗又用它来考核、试验医士，这部书才在当时大为显著。《书录解题》说，《千金方》中的各种论述大多取法于此书。考察宋代制度，医家把巢氏之论与《千金翼方》并列为小经，而《千金方》并不列入其中。这样看来，如今流传的孙真人著作，恐怕还不值得深信。题《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后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晁氏读书后志》《陈氏书录解题》《宋艺文志》都作五卷。考察宋代大观年间，诏令全面校订药局方，于是库部郎中陈师文等人校正，分类为二十一门，收录药方二百九十七首。这样看来，这部书是在汴都成书的。如今考察王氏《玉海》，设置药局四所，其中一所叫和剂局，在绍兴六年正月。至于把熟药所改为太平惠民局，则在绍兴十八年八月。大概陈师文等校正的原本实际上只有五卷，后来又增补绍兴、宝庆、淳祐年间的药方以及吴直阁方等各局方，所以增加到十卷罢了。我家收藏的是元代刻本，后面附有太医助教许洪的《指南》三卷，是建安高氏日新堂刊行的版本。《本草衍义》跋 《本草衍义》十七卷，卷首有序例三卷，合计二十卷。此书由宋代承直郎、澧州司户曹事寇宗奭撰写。政和六年，太医学博士李康等人会同详审后上报尚书省，诏令升一官为通直郎，添差充任收买药材所辨验药石之职。宣和元年，他的侄子、宣教郎、解县丞寇约校勘后雕版印造，颁行《本草经》。据说《本草经》为神农所撰，隋代书志已经列有此书。皇甫谧《帝王世纪》说：黄帝派岐伯制定《本草经》。荀勗《中经簿》中有子仪《本草经》一卷，郑康成作注。《周礼》所说疾医治病合药，保存的就是神农、子仪的医术。贾公彦疏说，子仪是周末时人。但陈骙《中兴馆阁书目》引《汉书》说：元始五年，选举天下通晓方术和《本草》的人，派他们到京师。又《楼护传》称楼护年轻时诵读医经、《本草》方书，说书名最早见于此处，这是错误的。陶隐居以后，参照考核、增补订正更加详尽；到了寇宗奭，考察各家学说，援引材料加以辨证，文字简略的便为它证明意义，避讳的便推究其本名，于是六根、五华、九实、二冬、三建等药物的形态和性质都完备了。这部书被白云子收入《道藏》。从前我跟吴检讨志伊在京师灵佑宫观看它，最近才得到元人的旧文书，因此写在书后。题《是斋百一选方》后 《百一选方》没有署撰写者的姓名，题名为“是斋”。考察陈氏《书录解题》说：“这是山阴王璆孟欲编辑的，共三十卷。”《宋史·艺文志》作二十八卷。我家收藏的是元代刻本，按照书目看只有二十卷罢了，恐怕是经过后人删选的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题宋本《晞范子脉诀集解》后 咸淳二年，临川李駉子野撰写《脉诀集解》十二卷。同乡何桂发为它作序，说此书是他在诵诗读书之余撰成的，可见他是儒者。我私下认为，人的形体有长短、强弱、肥瘦的不同，脉象也随之不同。如今的医生只凭切脉，而王叔和的脉诀大概有许多地方并不容易理解。庸医一年杀人的数量，比司法官处决囚犯的数量还要多一倍。李駉自号晞范子，他的书引证周详完备；当时能够刻板流行，必定有很多人传习，可是《宋艺文志》却没有记载，这是为什么呢？

译《济生拔萃方》跋 《济生拔萃方》六卷，延祐二年由铜鞮杜思敬编辑，并亲自作序。他说：“医生不能只专靠药物，但离开药物就无法完成医疗；药物不一定非要配成方剂，但离开方剂就无法成为药物。明白调制汤剂、诊察脉象等神妙医术的人，理应能够采集众家长处来成就一部书。”元代没有撰写《艺文志》，典籍也没有可供查考的记录。我曾经想从医书中补辑出来，只能列出大概知道书名的：金代有纪天锡、张元素、刘元素、李庆嗣、张从正五家，二十四部，共八十八卷；元代有李杲、窦默、王好古、钱近之、罗天益、戴起宗、滑寿、李希范、王镜潭、鲍同仁、朱震亨、邓焱、王中阳、李鹏飞、葛应雷、葛乾孙、朱防、赵良、陈直、邹铉、胡仕可、吴湍、尚从善、熊景元、申屠致远、危亦林、萨德弥实、李中南、陆仲达、尧允恭、吴以宁、齐德之、曾世荣、冯道玄、孙允贤、殷震三十六家，七十三部，其中十八部已经亡佚，共四百零七卷。如今又得到杜氏这部书，那么等待访求的医书难道会有穷尽吗？杜思敬自号宝善老人，这部书成书时已经八十一岁。我今年的年龄也相同，虽然已经老了，仍然想履行从前的诺言。《医家四书》跋 南浔平民许兆祯，字培元，精通医术，名列先少保门下。先公取他所撰的《诊翼》《药准》《方纪》《医镜》四部，合称为《医家四书》。我的伯父、贵阳太守把它刻版刊行。此书成书时，申文定、李文节、朱文肃都替它作了序，先公也题写在卷首。培元的名声，天下没有不知道的。后来先公也做了御医，在圣济殿当值，官至院使。他曾被召入乾清宫西暖阁，为定陵皇帝诊脉，奏说道：“圣上的病在肝肾，应当宽缓平和来调养气息，安静来增益精气。”皇帝很高兴，立即命太监陆敬把这些话记录下来。屏山所编的《立命玄圭》，经过战乱散失了，只有《太医院志》还保存着一些记载。《大观证类本草》跋 《经史证类本草》三十一卷，目录一卷。大观初年，唐慎微撰写此书。通仕郎、杭州仁和县尉、管勾学事艾晟为它作序，说传写这部书的人失去了他的籍贯，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地方人。对于有疑问之处存疑即可，怎么能勉强说他是蜀人呢？又有什么根据？自神农、子仪以来，《本草》历代都有增广。旧经只记载三百六十五种药罢了。如今考察它的目录，实际有一千七百四十八种。与唐本、蜀本、掌禹锡的补注、苏颂的图经相比，增加的已经很多。绍兴年间，曾下诏命王继先校定，又附《释音》一卷，交付国子监刻版流行。后来大德壬寅年，又由宗文书院刊刻一次。明代万历丁丑年，再由宣城民间刊刻，并把寇氏《衍义》附在各条之下。虽然对义理没有损害，却不是唐慎微的旧本了。这难道不像看见皋禽而硬要续接野鸭的脖子吗？《张氏医说》跋 《医说》十卷。嘉靖年间的刻本没有题写撰者的姓氏。看了《书录解题》，才知道是宋代新安张景季明所撰。我为此高兴，便把它写在卷尾。《孙子算经》跋 《孙子算经》三卷，汉代书志没有著录，隋、唐《经籍志》却有记载。开头讲度量衡的起源，与《兵法》中“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的话相合。接着讲乘除法，设置具体数字来说明。十三篇中所说的“开拓土地、分配利益，积蓄物资、远途运输，贵价售卖、兵役分配”，与《九章算经》中“方田、粟米、差分、商功、均输、盈不足”等篇目往往相符。它的要点在于取得计算结果，计算得越多越能取胜；由此可知，这部书并不是后人伪托的。唐代设立算学，命李淳风为它作注解，并颁发给学官。如今连算学博士也很少有人懂得这部书了。《九章算经》跋 《九章算经》就是《周官》所说的九种数学，是保氏用来教国子弟的。方田是第一，粟米是第二，差分是第三，少广是第四，商功是第五，均输是第六，方程是第七，盈不足是第八，旁要是第九，都是周公所作。汉代《易经》的差分称为重差，删去旁要而改为勾股。又有《夕桀》一篇，它的意义已无人知晓。大概周公既然向商高询问数学，便制定了这九种数学；古代算术没有比它更早的了。于是刘徽为它作注、作序，徐岳、甄鸾等人加以阐述，李遵义作疏。远至日月运行周天的度数，近至田地、粮仓、面积、隐杂、广斜、正圆等深奥细节，没有不加以说明的。这是秦火没有烧毁、唐代明算科取士所用的第一部书，如今还能保存下来，实在可贵。《五曹算经》跋 右边这部《五曹算经》共五卷，是唐代太史令李淳风作注、博士梁述和助教王真儒等人校定的书。土地利益是养育人的根本，所以首先讲田曹；耕种田地必定要依靠人力，所以其次讲兵曹；人家必定要使用饮食，所以接着讲集曹；聚集物资必定要致力于储蓄，所以接着讲仓曹；仓廪又必定需要贸易，因此最后以金曹结束。相传这些算法出自孙武，但孙子另有《算经》，考古的人保存这种说法也就可以了。《鄱阳洪氏南朝史精语》跋 康熙辛酉年冬天，我买到宋刻本《经史法语》四册，数量不足《艺文志》所载二十四卷。后来这部书散失了，我便从旧家抄得南朝史《精语》：宋四卷、齐三卷、梁三卷、陈一卷。《宋史》作六卷，大概是把每个朝代合并为一卷的缘故。《志》中记载《开法语》有《左氏传》六卷、《史记》八卷、《汉书》二十卷。《精语》有《后汉书》十六卷、《三国志》六卷、《晋书》五卷、《唐书》一卷。可惜这些书我都没有见过。所谓“南朝史”，大概指沈约、萧子显、姚思廉所撰的史书，而不是李延寿的《南史》。《志》中漏写了“书”字和“朝”字，错了。

译题《杨太真外传》后 宫闱中的事情，外人很少知道、很少亲见，何况出自传闻的记载，岂能没有不同说法？《太真外传》是宋代乐史所撰，说杨妃在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嫁入寿王府，开元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到温泉宫，派高力士到寿王府把她接来，度为女道士，居住在内廷的太真宫。这是传闻中的错误。考察《唐大诏令》记载，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派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李林甫为正使、黄门侍郎陈希烈为副使，册立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的长女为寿王妃。考察《开元礼》，皇太子纳妃时，将举行纳采礼，皇帝临轩，命使臣出宫；亲王的礼仪有所减省，但命使臣的程序相同。由纳采到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然后亲自迎娶，同牢合卺，礼仪完备；每一环节都需要选择吉日，并没有纳采、受册后立即嫁入寿王府的礼制。第二年，武惠妃去世，后宫中没有谁能得到皇帝的宠爱，有人上奏说杨妃姿色冠绝天下，于是把她度为女道士。诏书说：“寿王瑁的妃子杨氏，向来以端庄坚毅作为藩王的妃嫔；虽然身居荣贵，却常常清修。正值太后忌辰，她永远怀着追福之心，因此请求度为女道士。她的高雅志向难以违背，正应当用来敦厚弘扬道教之风，特意满足她内心的请求，宜度为女道士。” 大概皇帝先对杨妃有了心意，只是难以从朱门王府夺取她，便想把她纳入禁宫，于是说这是出自杨妃本人的意愿。诏书所说“作为藩国的妃嫔”，是根据她曾经受册立而言。所说“太后忌辰”，是因为昭成窦皇后在长寿二年正月二日遇害；武则天以建子月作为岁首，中宗虽然恢复旧制采用夏历正月，但正月仍举行行香、停止政务，直到顺宗永贞元年，才改定以十一月二日为忌辰。开元年间仍沿用中宗行香的旧制，所以杨妃入道的时间应当在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杨妃入道以后，穿道士服入宫朝见，号称太真。史书说不到一年，礼遇就如同武惠妃。然而这样看来，杨妃是从道观进入宫中，而不是从寿王府入宫。陈鸿《长恨传》说高力士暗中搜访外宫，在寿王府找到杨妃，和《外传》犯的是同样的错误。张俞《骊山记》说杨妃以处女身份入宫，似乎得到了事实。李商隐《碧城三首》中，一首咏杨妃入道，一首咏她尚未嫁入寿王府，一首咏皇帝和杨妃定情是在七月十六日。用《武皇内传》来相互验证，事情明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之中，这足以和诗歌、史事相互印证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杨妃的祖父志谦有三个儿子：长子玄琰，次子玄珪，次子玄璬。玄琰的儿子是铦，玄珪的儿子是锜，玄璬的儿子是鉴。至于杨国忠，则是杨妃的再从兄。杨妃本来是玄璬的长女，册文明确写作寿王妃。天宝四年，皇帝才把她立为贵妃。皇帝想掩住天下人的耳目，堵住天下人的嘴，于是让杨妃不认自己的父亲，而改说她是玄琰的幼女。因此追赠玄琰为太尉、齐国公，母亲封为凉国夫人；玄珪为工部尚书，铦为鸿胪寺卿，锜为侍御史；尚太华公主；其三个姐妹分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唯独玄璬没有听说受到恩典。玄璬的儿子鉴任湖州刺史，后来虽然娶了公主，册立贵妃时，恩泽也没有施及他，大概是有意把他们推远。况且铦是玄琰的儿子，而刘昫《唐书》却说他是杨妃的再从兄，那么当时已经有人认识到其中的错误了。唐明皇本是英明之主，开元年间的政治被称为全盛；却被一个妃子迷惑，以至于沦丧社稷。费尽心机作伪，行迹反而更加隐晦，言辞也更加丑陋。诗不是说过吗：“祸乱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由妇人滋生。”又说：“宫中的钟鼓敲响，声音传到外国。”史书没有辨识错误，反而落入皇帝的安排之中。有人说杨妃幼年丧父，由叔父玄璬抚养，却把玄琰说成杨妃的父亲；所以我考证这些事情，记载下来辨明《外传》的诬妄，只是特别揭示其中隐微之处罢了。至于玉溪生诗笺的另一幅。《曝书亭集》卷五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五十六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考

译《孔子弟子考》序言说：孔子的门徒有三千人，其中亲身通晓六艺的有七十人。所说三千，并不是要凑足三千这个数；所说七十，也不是把人数限定为七十。自孔子门徒的名册制度失传以后，文翁石室中的画像还存在，历代儒生便根据它来考订弟子名籍，所依据的不过是《史记》的传记和《孔子家语》的解释罢了。讨论配享孔庙的制度时，先把七十人的名单横在心中，担心人数超过七十二人。于是议论纷纷，凭主观臆断决定取舍，至于《论语》《春秋传》《礼记》等书，反而一概不知道考察。有的人又把复姓改成单姓，只写一个字；从国学到府、州、县学所供奉的栗主，都这样做，难道还称得上懂礼吗？我退居田园的闲暇，于是作《孔子弟子考》，下至孔子的门人以及孟子的弟子。我私下想，杏坛设教，必定先讲长幼次序，所以《史记》《家语》都记载弟子年龄。现在先列写三十二人；莱芜侯没有年龄，排在卫公之后，是依照侍坐四人的伦理次序排列的，不能把郕公排在他前面。我从群书中采集所得，全部列在这里。鲁国秦子商，字丕兹【《家语》作不慈，《史记》作子丕】，比孔子小四岁。唐开元二十七年追赠上洛伯，宋大观四年赠冯翊侯。考察高邮夏氏《孔门弟子记略》和《阙里广志》，都说秦商比孔子小四十岁。然而秦子的父亲堇父参加偪阳之战时，和叔梁纥都以勇力闻名，应当与孔子的出生年代相近。现在依据《家语》的旧说，以及《史记·索隐》、苏氏《古史》、文正之的考订，宋大中祥符元年封赠孔门弟子侯爵时，秦商没有获得封赠。到大观四年，礼局上奏，才补赠为冯翊侯。《阙里志》误把秦祖封于鄄城的封号移给秦商，不对。鲁国颜子无繇【《家语》无“无”字，繇作由】，字季路，比孔子小六岁。唐代追赠杞伯，宋代赠曲阜侯，元代进封杞国公，谥文裕。蒲大夫卞仲子，由，字子由【“子”也作“季”】，比孔子小九岁。唐代追赠卫侯，宋代赠河内侯，进封卫公。鲁国南武人曾子蒧【也作防】，字子晳；唐代追赠宿伯，宋代赠莱芜侯。蔡国漆雕子开，字子若【《史记》作子开】，比孔子小十一岁，学习《尚书》。唐代追赠滕伯，宋代赠平舆侯。《汉书·艺文志》载《漆雕子》十二篇。郑康成说：是鲁国人。考察《龟山杨氏先圣大训》，把“开”作为漆雕子的名，恐怕错了。鲁国闵子损，字子骞，比孔子小十五岁。唐代追赠费侯，宋代赠琅琊公，改封费公。考察闵子比孔子小十五岁，《史记》《家语》的文字相同，小司马索隐可以证明。如今通行本《家语》多误作五十岁，夏氏沿用了这个错误，不对。鲁国冉子雍，字仲弓，比孔子小二十九岁。唐代追赠薛侯，宋代赠下邳公，改封薛公。考：今本《家语》没有记仲弓的年龄，而《史记·索隐》的文字有年龄记载。鲁国冉子求，字子有【《家语》说是仲弓的同族】，比孔子小二十九岁。唐代追赠徐侯，宋代赠彭城公，改封徐公。鲁国商子瞿，字子木，比孔子小二十九岁。唐代赠蒙伯，宋代赠须昌侯。齐国梁子鳣【也作鲤】，字叔鱼，比孔子小二十九岁【《家语》作三十九岁】。唐代赠赵伯，宋代赠千乘侯。鲁国颜子回，字子渊，比孔子小三十岁。唐代追赠兖国公，宋代沿袭这一封号。元至顺年间，赠复圣公。卫国士师齐高子柴，字子羔【《左传》作季羔，《檀弓》《韩非子》作子皋】，比孔子小三十岁【《家语》作四十岁】。唐代赠共伯，宋代赠共城侯。郑康成说：是卫国人。王应麟说：“卫国的高柴是孔子的弟子，后来居住在鲁国。” 单父县令陈巫马子施，字子期【《史记》作旗】，比孔子小三十岁。唐代赠鄫伯，宋代赠东阿侯。郑康成说：是鲁国人。鲁国、卫国的相国卫端木子赐，字子贡，比孔子小三十一岁。唐代赠黎侯，宋代赠黎阳公，进封黎公。鲁国有子若，字子有【也作子若】，比孔子小三十三岁。唐代赠卞伯，宋代赠平阴侯。考察小司马依据《家语》的文字说：比孔子小三十三岁。如今通行本《家语》作三十六岁，大概错了。武城县令吴言子，偃，字子游，比孔子小三十五岁【《史记》作四十五岁】。唐代赠吴侯，宋代赠丹阳公，改封吴公【许慎《说文》说，“偃”字像旌旗，“游”字为子游之字】。鲁国樊子须，字子迟，比孔子小三十六岁【《家语》作四十六岁】。唐代赠凡伯，宋代赠益都侯。郑康成说：是齐国人。宋国原子宪【《檀弓》称仲宪】，字子思，比孔子小三十六岁。唐代赠原伯，宋代赠任城侯。郑康成说：是鲁国人。鲁国大夫武城澹台子灭明，字子羽，比孔子小三十九岁。唐代赠江伯，宋代赠金乡侯。单父县令、鲁国宓子不齐，字子贱，比孔子小三十九岁。唐代赠单伯，宋代赠单父侯。考察《史记·索隐》引《家语》说：“比孔子小四十九岁。”而如今通行本《家语》没有“九”字。《索隐》又引《史记》的文字作“三十”，而今本《史记》作“四十”。流传时间既久，这些文字都失去了原貌。陈国陈子亢【《说文》作伉】，字子禽，比孔子小四十岁。唐代赠颍伯，宋代赠南顿侯。考察班固《古今人表》，其中记载孔门弟子非常简略，唯独陈姓弟子出现三次：一个陈亢、一个陈子禽，列在中中；一个陈子亢，列在中下。不知道其中有什么解释。鲁国公西子赤，字子华，比孔子小四十二岁。唐代赠郜伯，宋代赠钜野侯。莒父县令、卫国卜子商，字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晚年成为卫文侯的老师。唐代赠魏侯，宋代赠东阿公【也作河东公】，改封魏公。郑康成说：是温国人。南武城人曾子参，字子舆，比孔子小四十六岁。起初在莒国做官，后来齐国聘请他为相，楚国聘请他为令尹，晋国聘请他为上卿。唐开元年间追赠为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进封为郕侯，政和元年改赠武城侯，咸淳三年进封为郕国公，元至顺年间赠为宗圣公。《汉书·艺文志》记载《曾子》十八篇。王应麟说：“曾子和他的弟子公明仪、乐正子春、单居离、曾元、曾华等人，论述立身处世、孝行的要旨以及天地万物的道理。”

译鲁国颜幸【《通典》作‘柳’，《咸淳临安志》作‘韦’，有的本子作‘辛’】，字子柳，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唐代赠为蕃伯，宋代赠为阳谷侯。陈国颛孙师，字子张，比孔子小四十八岁。唐代赠为陈伯，宋代赠为宛丘侯，后改赠陈公。鲁国冉孺，字子鲁【有的本子作‘曾’】，比孔子小五十岁。唐代赠为纪伯，宋代赠为临沂侯。蔡国曹防，字子循，比孔子小五十岁。唐代赠为曹伯，宋代赠为上蔡侯。鲁国伯防【《孔子家语》作‘处’】，字子析【《孔子家语》作‘晳’】，比孔子小五十岁。唐代赠为聊伯，宋代赠为沐阳侯。考察《伯防》《史记》《孔子家语》，都没有记载他是哪里人。考《咸淳临安志》说他是鲁国人。宋思陵题赞说：“有伯防、子析这样全鲁之地的贤才，其说一定有所依据。”聊伯的封志作“骈伯”。鲁国颜高【《史记索隐》说《家语》中名为‘产’，今本《家语》作‘颜刻’】，字子骄，比孔子小五十岁。唐代赠为琅琊伯，宋代赠为雷泽侯。鲁国叔仲会，字子期，比孔子小五十岁【鲁国嵇石壁画像中如此记载】。唐代赠为瑕丘伯，宋代赠为博平侯。郑康成说：是晋国人。楚国公孙龙，字子石，比孔子小五十三岁。唐代赠为黄伯，宋代赠为枝江侯。考《家语》称公孙龙是卫国人。然而唐、宋追封的封号都在楚地，大概是采用北海郑氏的说法。至于主张“坚白异同”之论的，是赵国人乐正子舆。他的行为没有老师指引，求学没有朋友相助，因此可知他不是孔子的弟子。以上在《家语》《史记》《隶续》中记有年龄的共有三十一人，加上曾蒧共三十二人。其中颜渊的年龄，王肃怀疑是错误的。中都宰、鲁国冉耕，字伯牛。唐代赠为郓侯，宋代赠为东平侯，后改赠郓公。考《圣门志》《阙里广志》称伯牛比孔子小七岁，但不知道依据是什么。临淄大夫鲁宰予，字子我。唐代赠为齐侯，宋代赠为临淄公，后改赠齐公。鲁国【《史记》作‘齐’】公冶长【《家语》作‘苌’】，字子长。唐代赠为莒伯，宋代赠为高密侯。范宁说：“名叫芝，字子长。” 鲁国南宫縚【有的本子作‘韬’】，一名括【有的本子作‘适’】，字子容。唐代赠为郯伯，宋代赠为袭丘侯，后改赠汝阳侯。夏洪基说：把南宫适说成敬叔，是不对的。考《史记》说南宫括字子容，起初从未说他是孟僖子的儿子、孟懿子的哥哥。《史记索隐》却立即注说是孟僖子的儿子仲孙阅，《论语集注》也说他谥敬叔，是孟懿子的哥哥；史书没有这样的文字，这是可疑之处一。南宫适在《家语》中又名縚，既然适已有两个名字，而《左传》记孟僖子说“必将说和何忌托付给夫子”，《索隐》又说是仲孙阅，这样就有两个名字，天下哪里有一个人却有四个名字的道理？这是可疑之处二。孔子在鲁国时，家族身份颇为卑微；南宫敬叔是公族的嫡长子，跟随孔子时一定已经娶了显贵人家的女子，孔子怎么能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他？这是可疑之处三。《礼记·檀弓》记载南宫敬叔回来时，一定带着宝物入朝，孔子说：“办丧事不如赶快使自己贫穷，反而更好。”如果是这样的人，哪里能够抑制权势、伸张德行，谨慎言语而不在有道之国废弃德行呢？我认为敬叔和南宫适显然是两个人。考《史记》说南宫括字子容，《论语》把括作适，《家语》说南宫縚字子容；郑康成注《檀弓》称南宫縚为孟僖子的儿子南宫阅，字子容，他的妻子是孔子兄长的女儿；又称南宫敬叔是鲁国孟僖子的儿子仲孙阅。《左氏传》昭公七年记载，孟僖子把说和何忌托付给孔子，让他们侍奉孔子。杜预注说：“说，就是南宫敬叔，孟僖子的儿子。”这样看来，括、适、縚、说、阅都是同一个字子容的人，只是名字有五个。崇祯末年，高邮夏洪基编纂《孔门弟子传略》，认为南宫縚、适、括字子容是一个人，仲孙说、阅、谥敬叔的是另一个人。至于《说苑》记载的南宫边子，他认为是“适”字的讹误。然而《汉书·古今人表》既有南容，又有南宫敬叔，又有南宫边子。颜师古注南容说“就是南宫縚”，注敬叔则说名叫“南宫适”。因此，縚与适、适与边子，都不能混为一人。齐国公晳哀【《家语》作‘克’】，字季次【有的本子作‘沉’】。唐代赠为郳伯，宋代赠为北海侯。顾炎武说：“汶上县有汉代卫尉卿衡方碑，碑文说：‘德行兼备如颜回、原宪，兼且修养如季路。’洪适把颜原解释为颜渊、原宪，而都穆把季由解释为季路，‘兼修’的意义却不相合。考公晳哀字季次，不做家臣。太史公把他和原宪并称，一个称字，一个直称名，这也是古文中曾有的写法。” 陈国公良孺，字子正。唐代赠为东牟伯，宋代赠为牟平侯。宋国司马耕【《家语》‘耕’字上有‘黎’字】，字子牛。唐代赠为向伯【有的本子作‘滕伯’】，宋代赠为楚丘侯，后改赠睢阳侯。卫国琴牢，字子开，又字子张。唐代赠为南陵侯，宋代赠为顿丘侯，后改赠阳平侯。《家语》中有，《史记》中没有。秦国秦祖，字子南。唐代赠为少梁伯【《咸淳临安志》作‘沙梁’】，宋代赠为鄄城侯。卫国奚容蒧，字子晳【一说字子楷】，唐代赠为下邳伯，宋代赠为济阳侯。鲁国公祖句兹，字子之，唐代赠为期思伯，宋代赠为即墨侯。卫国廉洁，字子庸，唐代赠为莒父伯，宋大观年间补赠胙城侯。齐国公西舆如，字子上，唐代赠为重丘伯，宋代赠为临朐侯。宰父黑【有的本子作‘防’】，字子素，唐代赠为乘丘伯，宋大观年间补赠祁乡侯。鲁国公西蒧，字子尚。唐代赠为祝阿伯，宋代赠为徐城侯。秦国壤驷赤，字子徒【有的本子作‘从’】。唐代赠为北卫伯，宋代赠为上邽侯。鲁国冉季，字子产，唐代赠为东平伯，宋代赠为诸城侯。薛国子邦，字子从。郑国子国，字子徒。唐代赠为荥阳伯，宋代赠为朐山侯。司马贞说：“《家语》作薛邦，《史记》作子国；《家语》称邦，大概是为了避汉高祖的名讳而改的。郑、薛二字也是讹误。”

译考察孔子的弟子，名字中有相同的：既有曾蒧，又有奚容蒧、公西蒧；既有冉耕，又有司马耕；既有宓不齐，又有任不齐；既有公西赤，又有壤驷赤；既有卜商，又有秦商；既有原亢，又有陈亢；既有狄黑，又有宰父黑；既有冉孺，又有公良孺，这说明名字相同并不妨碍。冉求字子有，有若和漆雕徒父也字子有；颜无繇字季路，仲由也字季路；颛孙师字子张，琴牢也字子张；巫马施字子期，叔仲会也字子期；公西蒧字子上，公西舆如也字子上；秦非字子之，公祖句兹也字子之；原宪字子思，燕伋也字子思；曾蒧字子晳，伯防、狄黑、奚容蒧也字子晳；壤驷赤字子徒，郑国也字子徒；秦冉字子开，琴牢也字子开；申绩字子周，公伯缭也字子周；荣旂字子祺，县成也字子祺；颜哙字子声，乐欬也字子声；漆雕哆字子敛，邽巽也字子敛，这说明字相同也不妨碍。既然如此，薛邦、郑国以及子徒、子从，怎么能仅仅因为名字相近，就断定姓氏有误呢？至于主持讨论祭祀制度的人，封祭郑国而停止祭祀薛邦，又怎么能断定他们一定是同一个人？按照礼制来衡量，终究还有不妥之处。齐国后处【今本《家语》误作‘石’】，字子里。唐代赠为营丘伯，宋大观年间补赠胶东侯。鲁国左人郢，字子行。唐代赠为临淄伯，宋代赠为南华侯。卫国狄黑，字子晳【《家语》作‘晳之’】。唐代赠为临济伯，宋代赠为林虑侯。鲁国商泽，字子秀，唐代赠为睢阳伯，宋代赠为邹平侯。楚国任不齐，字子选。唐代赠为任城伯，宋代赠为当阳侯。鲁国荣旂【《家语》作‘祈’】，字子祺【《家语》作‘子颜’】。唐代赠为雩娄伯，宋代赠为厌次侯。鲁国颜哙，字子声。唐代赠为朱虚伯，宋代赠为济阴侯。原亢【《家语》作‘忼’，有的本子作‘桃’】，字子借。唐代赠为莱芜伯，宋代赠为乐平侯。晋国【有的本子作‘鲁国’】公肩定，字子中，唐代赠为新田伯，宋大观年间补赠梁父侯。鲁国秦非，字子之。唐代赠为汧阳伯，宋代赠为华亭侯。漆雕徒父【《家语》名为‘从’】，字子文【一说字子友】。唐代赠为须句伯，宋代赠为高苑侯。燕国子伋【有的本子作‘级’】，字子思。唐代赠为渔阳伯，宋代赠为汧源侯。鲁国公夏守，字子乘。宋大观年间补赠为钜平侯。考《魏志》有公夏浩，或许是公夏子乘的后代。卫国勾井疆，字子疆。唐代赠为淇阳伯，宋代赠为滏阳侯。齐国少叔乘，字子车。唐代赠为淳于伯，宋代赠为博昌侯。考《应劭风俗通》说：“以字中的伯、仲、叔、季为氏，就是这种情况。”既然有太叔、仲叔这样的姓氏，就有少叔，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子车》这个姓，《家语》《史记》等书都作“步”，但《广韵》注说：“孔子的弟子有少叔乘，是复姓。”现在采用《广韵》的说法。石作蜀，字子明。唐代赠为石邑伯，宋代赠为成纪侯。鲁国邽防【《史记索隐》作‘邦防’，文翁石室图作‘国选’，《家语》中‘防’也作‘选’】，字子敛。唐代赠为平陆伯，宋代赠为高堂侯。鲁国施之常，字子恒。唐代赠为乘氏伯，宋代赠为临濮侯。鲁国申续，字子周【今本《家语》作‘绩’】。申棠，字周【《史记》今本作‘党’，礼殿图作‘傥’】。唐代赠为邵陵伯，宋代赠为淄川侯。申枨【《论语》作此名】，字子续【《咸淳临安志》作此字】。唐代赠为鲁伯【《临安志》作‘阿伯’】，宋代赠为文登侯。陆德明说：“申枨，郑康成说：‘大概就是孔子的弟子申续。’《史记》说：‘申棠，字周。’《家语》说：‘申续，字周。’” 司马贞说：“文翁图所记载的有申枨、申棠。” 王应麟说：“《史记》记申棠，字周；《家语》记申续，字周。现在《史记》把棠写成党，《家语》把续写成绩，都是传抄造成的错误。后汉王政碑说：‘有羔羊般的纯洁，没有申棠般的欲望’，也把枨作棠，那么申棠、申枨就是同一个人。唐开元年间封申党为召陵伯，又封申枨为鲁伯；本朝祥符年间封申枨为文登侯，又封申党为淄川侯，都列入从祀。党就是棠，却把一个人当作两个人，是没有详细考察的过失，也是陆氏《释文》的错误。《史记索隐》说文翁图有申棠、申枨，但现在流传的礼殿图有申党，没有申枨。” 考察七十弟子，颜氏有八人，冉氏有五人，秦氏有四人，公西氏、漆雕氏各有三人，商氏、县氏、原氏各有两人。假如申枨、申棠在文翁图记中并列，开元、祥符年间也都分别追封，那么郑康成、陆德明怀疑他们是一个人，就会把申续、申党都归为字周。棠、党二字意义相近，把它们合为一人还可以；但高邮夏洪基硬说棠、枨是谐声字，也近于穿凿附会。况且公西蒧、公西舆如同字子上，仍然一同祭祀，为什么唯独申续、申党字相同，就一定要去掉其中一个？我私下认为，唐、宋讨论礼制的诸儒并没有错；既然已经举行了祭祀，就不应有人废止。《礼记》记载的正是这个道理。鲁国乐欬【有的本子作‘欣’】，字子声。唐代赠为昌平伯，宋大观年间补赠建成侯。考《春秋》定公十二年，费宰公山不狃率领费人袭击鲁国，孔子命申须、句乐颀整顿士众，下令攻打他们。费人败退，于是毁坏了三都的城墙。杜预注说：“这两个人都是鲁国大夫。”考察《家语》把“乐欬”作“乐欣”，“欣”和“颀”的偏旁相同，怀疑颀就是欣。而且文中说“孔子命令他们”，他们是否是孔子的弟子，还不能确定。鲁国颜之仆，字子叔。唐代赠为东武伯，宋代赠为冤句侯。鲁国孔忠【有的本子作‘弗’】，字子蔑。孔子的哥哥孟皮，字子唐。唐代赠为汶阳伯，宋代赠为郓城侯。鲁国漆雕哆，字子敛。唐代赠为武城伯，宋代赠为濮阳侯。鲁国县成，字子祺【今本《家语》作‘子横’】。唐代赠为钜野伯，宋代赠为武城侯。鲁国颜相【《史记》作‘祖’】，字子襄。唐代赠为临邑伯，宋大观年间补赠富阳侯。司马贞说：《家语》中没有这个人。

译考《孟子》说：“从前曾子对颜子襄说：‘有人这样说颜子，这件事也还不能确定。’” 鲁国公伯寮【《论语》作‘寮’，《史记索隐》作‘缭’，今本作‘僚’，又作‘辽’，有人说就是申缭】，字子周。唐代赠为任伯，宋代赠为寿张侯。马融说：寮是鲁国人，是孔子的弟子。考公伯缭见于《史记·弟子传》，又见于《文翁礼殿图》，一定不是毫无根据的记载。后来的儒者因为公伯缭向子路进谗言一事，断定他不是圣人的弟子；但是《论语》所记圣门六十多人，谁是谁非，都有明确记载；即使宰我、冉有、陈亢的过错也没有隐瞒，似乎不能因为一次过失就把他一生的事迹全部抹杀。子长引用孔子的话说：“受业并且通达的有七十七人，都是各有所长的人士。”公伯寮大概就是其中之一。致堂胡氏因为《家语》没有列出他的姓名，便说《史记》记错了。到了明代，程敏政又主张他是圣门中的害虫，请求停止祭祀。嘉靖年间，行人司正薛侃又说公伯寮以及秦冉、颜何都不见于《家语》，却附会在《史记》中，请求一并除去他们的祭祀。我认为，《家语》《史记》和周公礼殿图之间，确实有传闻不同的情况；如果专信《家语》，而把《史记》说成附会，未免失之偏颇。鄡单，字子家。唐代赠为铜鞮伯，宋大观年间补赠聊城侯。《史记》和礼殿图中有记载，《家语》中没有。秦冉，字子开。唐代赠为彭衙伯，宋代赠为新息侯。《史记》和礼殿图中有，《家语》中没有。鲁国颜何，字子冉。唐代赠为开阳伯，宋代赠为堂邑侯。《史记》中有，《家语》中没有。考秦冉、颜何二人，弘治元年，少詹事程敏政请求整顿祭祀制度，怀疑他们是字形相近造成的错误，于是停止了对他们的祭祀。他自以为这样不违背礼制，可以彻底洗除前代相沿的陋习，永远成为百代都能遵行的典制。然而相隔数千年之后，怎么知道这两个人一定不存在？释昙积向周太祖进言说：“孔子率领弟子三千人，通达的有七十二人，能够登堂入室的不过数人。除此以外的人，难道都可以斥逐吗？佛教徒尚且这样说，却凭个人臆见斥逐先贤的祭祀，这种天性刻薄的话，我不相信能够成为百代遵行的典制。” 防瑀。礼殿图中有，《家语》《史记》中没有。鲁国孺悲。考《小戴礼》中的《杂记》说：“鲁哀公为子路办丧事时，让孺悲向孔子学习士的丧礼，于是士的丧礼才被记录下来。”郑康成注说：“士的丧礼已经废弃了，孔子用它来教孺悲，国人于是重新记录并保存下来。”方悫注说：“丧礼将要亡失，圣人不能不把它记录下来；一定要等孺悲学会之后孔子才记录，是为了说明礼并没有废弃，也是有所因由的。”孔门弟子中，除了子夏兼通六艺以外，像子木接受《易》的传授，子开学习《书》，子舆撰述《孝经》，子贡向孔子询问音乐，以及有若、仲弓、闵子骞、言游撰写《论语》，而传下《士丧礼》的，实在有孺悲的功劳。只是因为《论语》记载孺悲想见孔子，孔子以有病推辞，人们便怀疑孔子把他拒之门外，不屑于教诲他。应当知道，开始时孔子以有病推辞，最后还是把礼传授给了他；这样一个亲自从孔子那里接受礼学的儒者，反而不能列入配享孔子的行列，这正是祭祀制度的缺漏。公罔之裘。

译序防。考这两个人曾跟随孔子在矍相之圃参加射礼，孔子让他们举酒器致辞，见《礼记·射义》。射礼结束后，子路上前说：“我和诸位同门担任司马，怎么样？”孔子说：“能够听从命令。”这些事情《家语》中有记载。《礼记》开头说孔子和门人在矍相之圃练习射礼，子路说“诸位同门”，可见这两人毫无疑问是孔子的弟子。仲孙何忌，是孟僖子貜的儿子。死后谥为懿子。考《春秋左氏传》说：孟僖子将要去世时，召集大夫说：“孔丘是圣人的门徒。”臧孙纥曾说：“圣人中有明德的人，如果不能当世显达，他的后代一定会有通达之人。如今大概就在孔丘身上吧？如果我有后代，一定把说和何忌托付给孔子，让他们侍奉孔子并学习礼。”因此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以仲尼为老师。据此，因为孟僖子病重，不能主持礼仪，所以说：“礼，是人的根本；没有礼，就无法立身。”于是把这两个儿子托付给孔子，让他们跟随孔子学习礼。懿子问孝，孔子回答说：“不要违背。”大概是教导他不要违背孟僖子让他学习礼的命令。樊迟不明白，孔子便告诉他：父母活着时要按礼侍奉，死后要按礼安葬，祭祀也要按礼进行；除了礼，没有别的可以教导懿子。《孔丛子》又记载懿子向孔子问《尚书》，以及敬重四邻的道理，因此不可不把他列入弟子之中。仲孙说【也作‘阅’】，是孟僖子的儿子、懿子的弟弟，居住在南宫，又称南宫敬叔。考《世本》说：仲孙生貜，貜生南宫縚。孔安国认为南宫适就是敬叔，是鲁国大夫。郑康成注《礼》说：敬叔是鲁国孟僖子的儿子仲孙阅。又说：南宫縚是孟僖子的儿子南宫阅，字子容，他的妻子是孔子兄长的女儿。陆德明《释文》说：南宫阅一名縚。司马贞《史记索隐》也说是南宫括。《家语》作南宫縚。考察这个人，是鲁国孟僖子的儿子仲孙阅。近来高邮夏洪基辨析说：南宫适、括、縚，字子容，是一个人；仲孙阅、说，字敬叔，是一个人。考《春秋名号归一图》：仲孙就是阅，南宫敬叔，孟僖子的儿子，也是孔子的弟子；但没有提到括、縚，那么夏氏的说法似乎可以采用。从前孔子将要前往周地，敬叔向鲁昭公进言，资助孔子一辆车、两匹马，与敬叔一起到了周地；孔子向老聃询问礼，向苌弘询问乐，又考察郊射的场所、明堂的制度和宗庙朝廷的规模。孔子从周地返回鲁国后，弟子渐渐增多。孔子说：“自从南宫敬叔乘车载我以后，道就更加得到推行。”可见敬叔列在弟子之中，对圣门是有功劳的。如今祭祀制度中祭祀南宫适而没有祭祀南宫阅，不能说没有可议论之处。孔子璇。考嘉靖年间，张孚敬改定祭祀制度，认为秦冉、颜何的名字是字形相近造成的错误，便停止了对他们的祭祀；又怀疑薛邦就是郑国，于是也停止祭祀薛邦，并且把孔璇排除在外。这种说法本于程敏政的考证：秦冉，唐开元年间追封为彭衙伯，大中祥符年间加封为新息侯；颜何，唐开元年间封为开阳伯，大中祥符年间加封为堂邑侯。从唐代直到明代，他们列入从祀已经很久，所谓“既然举行了祭祀，就没有人敢废止”，张孚敬却把它废除，实在过分。《家语》说：孔璇和叔仲会年龄相近，都手执笔交替侍奉孔子。孟武伯见孔子，问道：“这两个孩子这样年幼，在学问上难道能和成年人相比吗？”孔子说：“是的，年少时形成的习性就是天性，长期学习就像自然形成的一样。”只是因为两人合在一篇传记中，所以没有另外标出孔璇的名字。如今叔仲会既然已经得到祭祀，孔璇不应独自被遗漏；这正是祭祀制度的缺漏。卫国司寇惠叔兰。考《家语》说：子游曾跟随孔子到卫国，和将军子兰关系友善，让子兰接受孔子的教育。司寇惠子去世的记载，见于《檀弓》。郑司农注说：“惠子是卫国将军文子弥牟的弟弟，名惠叔兰。”古今讨论列入从祀的弟子，大多以《家语》为依据；孔璇和《惠叔兰》却独独被遗漏了，难道不应补上这个缺漏吗？又《荀子·法行篇》说：“南郭惠子问子贡：‘先生的门徒为什么这样复杂？’子贡说：‘君子端正自身以等待别人，想来的人不拒绝，想走的人不挽留。况且良医门前病人多，矫正弯木的工具旁弯木多，所以门徒复杂。’”杨倞注说：“先生的弟子姓名不详，大概因为住在南郭，所以用南郭作称号。”据此怀疑南郭惠子就是惠叔兰。鲁国太史左丘明，唐贞观十三年，诏令与颜渊一同在孔庙中从祀。宋祥符年间赠为瑕丘伯，政和年间改赠为中都伯。叶梦得说：“古代有左氏，也有左丘氏。太史公称左丘明失明，却写成了《国语》。如今《春秋》传称左氏，而《国语》出自左丘氏，那么他们不可能是同一家族。两书的文体也各不相同，不是同一家所作，显然可见。” 考左丘明是孔子弟子，主张这一说法的人很多。有人说孔子将要修订《春秋》，与左丘明乘车到周地，向周史官观览书籍，回来后修成《春秋》经，丘明为它作传，这是严彭祖的说法。有人说左丘明亲眼见到孔子的好恶，与圣人相同，这是刘歆的说法。有人说仲尼和丘明考察鲁国史记，对其中的褒贬有所取舍，孔子口授给弟子，弟子退下后各自发表不同说法，丘明担心弟子各自按自己的意思解释而失去真实意义，所以论述原事并作传，这是班固的说法。有人说左氏传的义理长、明、切、直、顺，超过另外两传，这是贾逵的说法。有人说《春秋》诸家离孔子很远，左氏传从孔子墙壁中发现，最接近事实，这是王充的说法。有人说丘明的传记包罗古今，内外贯通人事，这是卢植的说法。有人说丘明从仲尼那里接受经学，因此成为孔门的“素臣”，这是杜预的说法。有人说孔子作《春秋》，丘明、子夏亲近孔子接受亲自传授，这是荀崧的说法。有人说丘明的传解释孔氏之经，如同儿子回应母亲，又像胶投入漆中那样契合，这是孔颖达的说法。有人说丘明亲自担任鲁国史官，又从仲尼那里接受经学，这是刘知几的说法。有人说左氏从仲尼那里接受经学，广泛采集各家说法，叙事尤其完备，能让万代以后的人看见事情的始末，比其他传的功劳最大，这是啖助的说法。

译有人说仲尼彰明周公的志向而修订经书，丘明接受仲尼的经书并作传，这是权德舆的说法。有人说孔氏门下，左氏传内容丰富而不虚妄，能够由此看见圣贤的心意，这是刘轲的说法。有人说丘明与圣人同时代，接触圣人的见闻，参照并求取其长处，左氏传是最好的，这是陈岳的说法。大概唐代以前诸儒的议论，都认为丘明在孔门受业。因此贞观、永徽年间祭祀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当时孔子庙中配享的只有颜渊、左丘明二人，褒奖崇敬的礼遇达到如此程度。到了宋代，群儒全都舍弃三传而议论《春秋》，时间久了，论说时代的人受到赵匡之说的迷惑，便怀疑左氏生活在孔子之前；又受到王安石之说的迷惑，便怀疑左氏生在孔子之后。众说纷纭，始终没有定论，于是使唐代特意祭祀的先贤，反而不能列入七十弟子的行列。难道汉晋以来经学家的说法全都不值得相信吗？我私下认为，这是讨论礼制者的过失。又考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说：“左丘失明，于是写成《国语》。”应劭《风俗通》说：“丘姓，是鲁国左丘明的后代。”这样看来，左丘是复姓，十分明确。孔子作《春秋》，明确是为它作传。《春秋》记事止于获麟，而传却详细记载孔子去世。孔子已经去世，周代以避讳来侍奉神明，孔子的名最终也将成为避讳之名。作为弟子，自然应当避讳老师的名字。因此这里只称《左氏传》，而不写左丘明的名字。鲁国林放。唐代赠为清河伯，宋代赠为长山侯。考《家语·弟子解》《史记·弟子传》都没有林放的姓名，只有《蜀礼殿图》中有记载。牧皮。赵岐说：牧皮是跟随孔子学习的人。考《孟子》把他和琴张、曾晳并列称说，这一定是孔子所认可的人，似乎不应把他排除在祭祀制度之外。常季。考《庄子·德充符》篇说：“常季问仲尼：‘王骀是个被砍去一只脚的人，跟随他游学的人和跟随先生的人，在鲁国各占一半。’”郭象注说：“常季，是孔子的弟子。” 鲁国大夫子服何，字景伯。考汉代鲁峻石壁上绘有七十二弟子的画像，其中有子服景伯。唐代刘怀玊作《孔圣真宗录》，把子服景伯列在七十七弟子之中。宾牟贾。《广韵》注说：汉代有鲁国人宾牟贾，宾牟是复姓。考《乐记》说：宾牟贾侍坐在孔子身旁，孔子和他谈论音乐，宾牟贾起身离开席位请求指教，这正是弟子应有的礼节。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论语》中孔子对弟子的命令，以及《季路孝经》中孔子对季路的命令，对子舆也都是这样。孔子大概以老师自居，因此宾牟贾列在弟子之中，是很明显的。只是孔子对弟子说话，一定称呼他们的名字，而记礼的人却称他说“吾子”，难道是记礼的人距离圣人的时代稍晚，所以产生了这种失误吗？鞠语。考《晏子春秋》说：齐景公走到路寝，听见哭声，问道：“我听见哭声，这是怎么回事？”梁丘据回答说：“是鲁国孔丘的弟子鞠语。他通晓礼乐，熟悉服丧之礼；他的母亲去世后，安葬得很厚重，服丧三年，哭泣得十分悲哀。”齐景公说：“这样做难道不可以吗？”脸上露出喜悦之色。《孔丛子·诘墨篇》也记载了这件事。除了曾参、闵损、高柴、仲由、孺悲以外，他又是一位孝子。齐国大夫颜涿聚【有的本子作‘浊邹’】。考《吕氏春秋》说：颜涿聚是梁父的大盗。他向孔子学习，成为天下闻名的士人，直到寿终正寝。《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弟子有三千人，通晓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像颜浊邹这一类，接受孔子学业的人很多。因此，虽然他不在七十弟子之列，却不能说不是孔氏的门徒。以上《家语·弟子解》有七十六人，加上叔孙会，共七十七人；传记中还有孔璇，另见惠叔兰，共七十八人。《史记·弟子传》有七十七人，另见《孔子世家》的颜涿聚，共七十八人。苏辙撰写《古史》，著录七十九人。《家语》中有而《史记》中没有的，是琴牢、薛邦、申续、陈亢、县亶；《史记》中有而《家语》中没有的，是公伯寮、郑国、申棠、鄡单、秦冉、颜何。再加上文翁礼殿图中的防瑀、林放、鲁峻，石壁画像中的子服何，《礼杂记》中的孺悲，《射义》中的公罔之裘，《序防》，《春秋左氏传》中的仲孙何忌、仲孙阅，《晏子》中的鞠语，《孟子》中的牧皮，《庄子》中的常季，共计九十八人。我私下认为，其中有些人的姓氏相近，不应凭主观臆断决定谁留在先师孔子的庭院中、谁被除去，应当一概列入从祀。至于《论语》中阙党的童子、互乡的童子，鲁峻石壁画像中的□子、虑襄子、孺襄子、鲁公子庶颜子、思夫子、高韦，《续书品》所说的作为素王祥瑞记录、制作麒麟书的申氏姓名缺失者，以及蘧伯玉、孔子恭敬事奉的友人施存，虽然陶弘景《真诰》把他们记在三千人之数中，但他们没有列入弟子行列，就不再著录，以免增加后学的疑惑。又考察孔门弟子的名籍，汉代《艺文志》有《孔子徒人图法》二卷，隋代《经籍志》有郑康成《论语孔子弟子目录》一卷【唐代《艺文志》作《论语篇目弟子》】，可惜都已经失传。议论礼制的人只把《孔子家语》作为依据，甚至斥责《史记》为附会；至于文翁礼殿中的画像和名位设置，更不再加以考察了。又有《会要》《通典》《祖庭广记》《素王纪事》《孔门佥载》《阙里志》等书编录诸弟子，只连续书写姓名，一概不作分析，以致明代南北雍、阙里孔庙以及海内外府、州、县、卫学中配享的弟子，大都把复姓改成单姓，沿袭错误而不知其误。现在依据《广韵》的注释，像奚容、壤驷、左人、少叔、石作、左丘等复姓，全部加以更正，希望相信古制的君子能够采纳。又考察《古今人表》：孔子弟子列在第二等的，有左丘明、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列在第三等的，有宰我、子贡、冉有、季路、子游、子夏、曾子、子张、曾晳、子贱、南容、公冶长、公西华、有若、漆雕启、澹台灭明、樊迟、巫马期、司马牛、子羔、原宪、颜路、商瞿、季次、公良、颜刻、颜柳。

译列在第四等的，有孟懿子、南宫敬叔、公伯寮、公肩子、子石、琴牢、宾牟、贾；列在第五等的，有颜烛雏、陈亢、林放、申枨、子服景伯。《曝书亭集》卷五十六。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五十七。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考。《孔子门人考》。成回。刘向说：成回向子路学习。楚国的馯臂子弓【有的版本作“馯弘”】。司马迁说：“孔子把《易》传给商瞿，商瞿传给楚国人馯臂，字子弘。”应劭说：“子弓是子夏的门人。” 韩愈说：荀卿的著作谈到圣人，必定说孔子、子弓。子弓的事迹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太史公的《弟子传》记有姓名，说是馯臂子弓、吴莱；又说荀卿所推重的是仲尼、子弓。子弓究竟是什么人，还不能确定。韩愈说：仲尼的弟子中有馯臂子弓。《汉书·儒林传》说：商瞿传授《易》，孔子传给鲁人桥庇子庸，子庸传给江东人馯臂子弓。子弓与仲尼并非同时代人，事迹也没有什么特别显著之处，不足以和孔子相配。邢昺《论语疏》引用王弼的话说：逸民朱张，字子弓；但王弼的说法又没有见到其他依据。大概，孔子曾称赞冉雍可以面南而王，而且冉雍又列在德行一科。冉雍字仲弓，大概与子弓是同一个人，就像季路又称子路一样。荀卿的学问实际上出自子弓门人，所以尊重自己老师的学术源流，把子弓同圣人并列。考察《子庸传》说，子庸从子弓那里接受《易》；“弓”有的版本作“弘”。吴氏想改作“雍”，未免过于穿凿了。鲁国的桥庇子庸。班固说：“商瞿从孔子那里接受《易》，再传给鲁国的桥庇子庸。” 司马贞说：“桥庇，《世本》作蟜疵，字子肩，是鲁庄公的族人。考察《子木传》，《史记·易传》说子弘传给子庸，《汉书》和《汉纪释文》说子庸传给子弓，记载彼此不同，现在一并保存。” 魏文侯教。司马迁说：魏文侯接受了子夏传授的经学。徐广说：名叫都；《世本》说名叫斯。鲍彪说：是桓子的孙子。吴师道说：名叫勘。考察魏文侯从子夏那里接受经学，撰有《孝经传》。蔡邕《明堂论》引用其中的话说：“大学，就是中学明堂的位置。”又如贾思勰《齐民要术·耕田篇》引用其中的话说：“百姓春天用力耕田，夏天用锄头除草，秋天收获聚敛。”这应当是《孝经》“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一章的注释。晋国的段干木。吕不韦说：“段干木，是晋国的大夫。他向子夏学习，成为天下闻名的士人和显达之人，直到终其寿命。罗泌说：段干氏，起初封邑在段，后来封邑在千，因封邑而得姓。《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可是《风俗通·氏姓》的注释却把他当作姓段、名干木的人。这大概是被《吕氏春秋》“干木光于德”和《魏都赋》“干木之德”这些话误导了。唐代《百官表》于是说他因受封于段而成为干木大夫，实在疏误。《幽通赋》说：“木偃息以藩魏，干木岂其名哉？” 田无择，字子方。李颐说：他是魏文侯的老师，名叫无择。韩愈说：“子夏的学问，后来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传下来，便成为庄周的学说。所以庄周的著作喜欢称道子方的为人。” 齐国的高行子。赵岐说：高子是齐国人。徐整说：子夏把《诗》传授给高行子。王应麟说：“高行子就是《诗序》和《孟子》所说的高子。” 曾申，字子西。刘向说：左丘明把《春秋》传授给曾申。赵岐说：曾西是曾子的孙子。陆德明说：“曾参的儿子从子夏那里学习《诗》。” 王应麟说：“曾西，赵岐的注释认为是曾子的孙子，集注沿用了这种说法。《经典序录》说：曾申，字子西，是曾参的儿子。子夏把《诗》传给曾申，左丘明作《春秋传》传给曾申。曾西的学问，由此可以考见。楚国的斗宜申、公子申都字子西，那么曾西就是曾申，没有疑问。” 考察《史记》记载吴起侍奉曾子，他的母亲去世却没有回去，曾子因此鄙薄他，并同他断绝关系。这里所说的曾子，恐怕是曾申。齐国的公羊高，宋代追赠为临淄伯。戴宏论述《春秋》说：“子夏把它传给公羊高。” 荀崧说：公羊高亲自接受了子夏的传授。梁武帝说：公羊高承受的是西河之学。孔颖达说：“孔子把《春秋》传给卜商，卜商又传给弟子公羊高、谷梁赤，他们各自为《春秋》作传。” 吴兢说：公羊高就是子夏的弟子。鲁国的谷梁赤，宋代追赠为龚丘伯，后来改赠为睢阳伯。应劭说：谷梁子的名是赤，是子夏的弟子。杨士勋说：谷梁子的名是俶，字元始。颜师古说：“谷梁子的名是喜，从子夏那里接受经学。” 考察罗长源撰写的《路史》：炎帝的后代中，没有说有公羊氏、谷梁氏。罗子苍《识遗》说：除了公羊高、谷梁赤作传之外，再也没有见到有这两个姓。万见春认为，二字都是以“姜”字为切韵声母，怀疑是姜姓的假托。然而，从戴宏的记载看，公羊高传给子平，子平传给子地，子地传给子敢，子敢传给子寿。班固《古今人表》也记载有这两个人，列在第四等。想来刘氏、宋氏也一定记载过他们，未必是假托。又考察《春秋》是孔子所作，那么讲解《春秋》的人必定属于孔门弟子。比如《公羊传》所称的沈子、司马子、女子、北宫子、曾子、高子，以及《谷梁传》所称的尸子、沈子，都是称述自己的老师。这些讲《春秋》的人，难道都是子夏的门徒吗？鲁国的孔伋，字子思。宋徽宗崇宁初年，追赠沂水侯；宋度宗咸淳年间，加赠沂国公。孔鲋说：“子思向曾子学习。” 韩愈说：子思的学问大概出自曾子。考察班固《古今人表》，子思列在第二等。乐正子春。郑康成说：是曾子的弟子。鲁国的檀弓。陆德明说：檀弓是鲁国人，擅长礼仪。胡寅说：“檀弓，是曾子门人编纂修订的；《论语》，沈犹行。赵岐说：是曾子的弟子。考察《广韵》注说：“沈，直深切。”这是汉代的复姓，鲁国有沈犹氏。通常早晨饮用羊奶，不应按上声读。阳肤。包咸说：阳肤是曾子的弟子。公明高。赵岐说：公明高是曾子的弟子。公明宣。刘向说：公明宣向曾子学习。单居离。《大戴礼记》注说：“单居离是曾子的弟子。” 公明仪。孔颖达说：“子张去世时，公明仪替他作志铭。公明仪是子张的弟子，而公明仪又是曾子的弟子。所以《祭义》说：‘公明仪问曾子说：“老师可以称为孝吗？”’就是这个意思。” 子襄。赵岐说：是曾子的弟子。公孙尼子。

译考察《汉书·艺文志》，儒家有《公孙尼子》二十八篇，杂家有《公孙尼》一篇。颜师古注说：“是七十子弟子的弟子。”隋代《经籍志》、唐代《艺文志》都记载《公孙尼子》一卷，注说：“似乎是孔子的弟子。”沈约认为《乐记》取自公孙尼子，刘瓛认为《缁衣》是公孙尼子所作。现在依从颜氏的说法，确定他为孔门弟子。世硕。考察《汉书·艺文志》：有《世子》二十一篇，列在儒家一类。王充《论衡·本性》篇说，周人世硕认为人的本性有善有恶，取决于后天培养，因此作《养书》一篇。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这一类人，也都讨论性情，其说法与《世子》互有相同之处。《艺文志》记载：宓子著十六篇，漆雕子著十三篇，他们都以仲尼为宗师，因而重视他们的言论。颜师古说：“《世子》是陈国人，是七十子弟子的弟子。” 景子。考察《汉书·艺文志》：“《景子》三篇。”颜师古说：“记述宓子的言论，似乎是宓子的弟子。” 王史氏。《汉书·艺文志》记载《王史氏》二十一篇。刘向说：是战国六国时期的人。颜师古说：是七十子之后的后学。李克。《汉书·艺文志》记载《李克》七篇。颜师古说：“是子夏的弟子，做过魏文侯的相。” 芊婴。《汉书·艺文志》记载十八篇。颜师古说：是齐国人，属于七十子之后。公孙段。韩非说：“孔子之后，儒家分为八派，有子张氏之儒、子思氏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公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 陶潜说：“颜氏传授《诗》，其学说属于以道义教化、以诗讽谏的儒者；孟氏传授《书》，其学说属于疏通事理、达到远大目标的儒者；漆雕氏传授礼，其学说属于恭敬、节俭、庄重、严肃的儒者；仲良氏传授乐，其学说属于调和阴阳、移风易俗的儒者；乐正氏传授《春秋》，其学说属于联缀文辞、比较史事的儒者；公孙氏传授《易》，其学说属于清洁宁静、精深微妙的儒者。” 考察儒家分为八派，其中一派就是传授《易》的公孙氏。《群辅录》中有明确证据，却没有详载其名。考察《晋书》：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挖掘魏王的坟墓，得到竹简本《易》五篇，其中有公孙段与邵陟论《易》二篇，这就是公孙氏的《易》学。有人怀疑公孙氏就是龙，龙字子石；他虽列在七十子之中，却没有听说传授《易》。至于赵国有个名叫龙的人，字子秉，所以《庄子》说惠子：“儒、墨、杨、秉，四家加上先生就是五家，究竟谁正确呢？”所说的“秉”，就是龙。他发表数万字的诡辩之辞，纵谈坚白、异同之辩，根本不是孔子的弟子。小司马《史记索隐》误以为是同一个人。现在考定传授《易》的是公孙段；至于郑国大夫、字伯石的公孙段，又是另一个人。县亶父【“亶”字，《索隐》作“丰”；《孔子家语》没有“父”字，依据《广韵》注补入】，字子象。王应麟说：“县丰，唐、宋两代的封爵都没有涉及他。《礼记·檀弓》中有县子，难道就是这个人吗？” 考：子象是孔子的门人，见于《广韵》注；这就是唐、宋封爵没有涉及他的说法。公休哀。公祈哀。《广韵》注说：“孔子的门人中有公休、哀公、祈哀。” 考：公祈哀，恐怕就是公晳哀，因为“晳”写作“祈”，是字形相近而造成的讹误。然而，《广韵》注既然先列孔子弟子公晳哀，后面又列孔子门人公祈哀，那么后者就是另一个人，不能凭臆断定。盆成括。考察《晏子春秋》：齐景公住在路寝宫中，到了半夜，听见西边有男子哭泣，景公为之悲伤。第二天早朝，他问晏子。晏子回答说：“那是住在西郭、身份为平民的士人盆成适。他是父亲的孝子、兄长的顺弟，又曾经做过孔子的门人。如今他的母亲不幸去世，棺材还没有下葬；他家贫穷，自己年老，儿子幼小，恐怕力量不足以举行合葬，所以悲伤。”景公说：“您替寡人去吊唁他。”晏婴前往吊唁，责怪景公没有亲自屈尊前来。景公于是命令男子袒衣免冠，女子散开发笄，打开凶门迎接。盆成适与景公是同时代人，不应列入孟子弟子的行列。宋代配享孟子，追赠莱阳伯。孙宣公说：“盆成括曾经想向孟子学习，这个说法也值得怀疑。” 欧阳修说过：“接受老师学业传授的人叫弟子，向弟子接受学业传授的人叫门人。”试着考察《论语》所说的“门人”，都是向弟子学习的人。颜渊去世，门人厚葬他，这是颜渊的弟子。孔子出门，门人询问，这是曾子的弟子。孔子病重，子路让门人充任臣属；后来门人又不敬子路，这是子路的弟子。子夏的门人向子张询问交友之道，这是子夏的弟子。孟子说：“门人整理行装将要回去，进来向子贡作揖。”这是子贡的弟子。看洪适《隶释》《隶续》所记载的东汉各碑，其中既有弟子，又有门生，可见门人与弟子本来就有区别。至于弟子的儿子，其身份大致相当于门人。子渊、子舆本来是门人，却列在弟子之中。此外，如季路的儿子子崔、子舆的儿子元、华子游的儿子言思、子张的儿子申详，以及齐国的芊婴，著有《芊子》十八篇，也属于七十子之后；虽然不知道他们各自拜谁为师，但应当是彼此向七十子的后人学习。又考察《孔子门人古今人表》，列在第三等的有乐正子春、段干木、田子方；列在第四等的有公羊子、谷梁子、公明高；列在第五等的有阳肤；列在第六等的有檀弓；子张的儿子申详，也列在第三等。

译《孟子弟子考》。乐正子克，宋代政和年间追赠利国侯。赵岐说：是孟子的弟子，做过鲁国的臣子。万章，字子章，宋代追赠博兴伯。赵岐说：是孟子的弟子。公孙丑，字子丑，宋代追赠寿光伯。赵岐说：是孟子的弟子。浩生，亦作告，字子不害，宋代追赠东阿伯。赵岐说：是齐国人。孟仲子，宋代追赠新蔡伯。赵岐说：“孟仲子是孟子的堂兄弟，也是跟随孟子学习的人。” 陈子臻，宋代追赠蓬莱伯。赵岐说：是孟子的弟子。充子虞，宋代追赠昌乐伯。赵岐说：是孟子的弟子。屋庐子，宋代追赠为奉符伯。赵岐说：是孟子的弟子。徐子辟，宋代追赠为仙源伯。赵岐说：是孟子的弟子。陈子代，宋代追赠为沂水伯。赵岐说：是孟子的弟子。彭子更，宋代追赠为雷泽伯。赵岐说：是孟子的弟子。公都子，宋代追赠为平阴伯。赵岐说：是孟子的弟子。咸丘子防，宋代追赠为湏城伯。赵岐说：是孟子的弟子。高子，宋代追赠为泗水伯。赵岐说：高子是齐国人，曾向孟子求学。桃子应，宋代追赠为胶水伯。赵岐说：是孟子的弟子。盆成子括，宋代追赠为莱阳伯。孙奭说：盆成括曾向孟子求学。滕子更。赵岐说：“滕更是滕君的弟弟，来向孟子求学。” 吴莱说：“孟子的学术源出于曾子、子思、荀卿，却还受到荀卿的讥讽，说：‘世俗那些浅陋愚昧、昏昧不明的儒者，喧嚣地大略取法先王，考察往昔旧事而创立学说，却不知道其中的统系。我却不同：治理国家只取法后王罢了。’所谓浅陋愚昧、昏昧不明的儒者，正是指万章、公孙丑一类人。荀卿在战国时号称大儒，尚且同门而分立门户到这种程度。” 顾炎武说：“《史记索隐》把万章、公明高等人都列为孟子的门人，《广韵》的注又说离娄是孟子的门人，却不知道各自依据什么。元代吴莱著有《孟子弟子列传》，可惜今天已经失传了。” 考察赵岐注《孟子》，把季孙、子叔二人列为孟子的弟子。季孙明知孟子不想去，心里却想让孟子前往，所以说“弟子所听到的真奇怪”。子叔心中疑惑，也认为可以前往。孙宣公奭仍沿用这种说法，因此政和五年采纳太常寺的意见，追赠季孙为丰城伯，子叔为乘阳伯。自从朱子的集注问世，才开始否定这种说法，世上再没有人采用赵氏的观点。吴立夫撰写《孟子弟子列传》，此书虽然失传，但序文说有十九人，可见他并没有依照朱子删去季孙、子叔二人，而是加上滕更，正好合为十九人。考察《尽心》篇，公都子说“滕更在门下时”，赵岐注说“滕更是滕君的弟弟，来向孟子求学”，他是孟子的弟子，实在很明确。不知宋代太常寺的议论为什么唯独没有追赠他的爵位，实在令人无法理解。至于《史记·索隐》把公明高列为孟子的弟子，《广韵》注又说离娄是孟子的门人，都是没有根据的话，君子不会相信。《广韵》注解释“丘”字，引《孟子》说“齐有曼丘不择”，如今《孟子》七篇中没有这句话；既然如此，对弟子的说法难道不也应当如此看待吗？” 我也无法知道其中的究竟了。又考察班氏《古今人表》，孟子列在第二等；他的弟子公孙丑列在第三等；万章、乐正子、告子、高子列在第四等；徐子列在第五等；其余的人不列入其中。《曝书亭集》卷五十七。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五十八。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考。

译《太极图授受考》。自汉代以来，各位儒者谈论《易经》，没有人提到太极图；只有道家一流有《上方大洞真元妙经》，著有太极三五的说法。唐开元年间，唐明皇为它作序；东蜀卫琪注《玉清无极洞仙经》，又推衍出无极、太极等图。考察陈子昂《感遇诗》说：“太极生出天地，三元交替而有兴废，至精之理确实存在，三五之数谁能考证。”三元本于《律历志》所说的阴阳至精之数，三五本于魏伯阳《参同契》。总之，太极图说，唐代君臣早已知道。陈抟居住在华山，曾把无极图刻在石上。图中圆形分为四位、五行，自下而上，第一层叫“玄牝之门”，第二层叫“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第三层五行定位叫“五气朝元”，第四层阴阳配合叫“取坎填离”，最上层叫“炼神还虚，复归无极”，所以称为无极图，不过是方士修炼的方法罢了。相传陈抟从吕岩那里得到它，吕岩从钟离权那里得到它，钟离权从伯阳那里得到这种学说，伯阳又从河上公那里听闻其大意；在道家中也从未夸称它是千圣不传的秘密。”},{ 元公取来重新绘制，也画成四个圆圈，分别代表四位和五行。其中从上到下，最上面写着“无极而太极”，第二层写阴阳配合，称为“阳动阴静”；第三层写五行定位，称为“五行各一其性”；第四层写“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下面写“化生万物”。他又把它改名为《太极图》，但仍没有抹去“无极”这一层的防护。由此，诸儒推演他的学说。南轩张氏说，元公自得的精妙之处，大概是亲手传授给二程先生的；自孟子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事。晦庵朱子说，元公的学问，其精妙之处都具备在《太极图》中。山阳度正所作的《元公年表》记载：庆历六年，元公任防州兴国县知县，程珦以代理官员身份任职南安，因而同元公结交，并让两个儿子拜他为师；当时明道十五岁，伊川十四岁。后来元公绘成《太极图》，只亲手传给二程，其他人都没有听闻。考察这一年，元公因转运使王逵推荐，调任郴县知县；从此以后，未听说二程再同元公见面，那么他究竟从哪里亲手传授给他们呢？伊川撰写《明道行状》说：“先生求学，从十五六岁起，听到汝南周茂叔谈论道理，于是厌弃科举事业，慨然产生求道的志向。但当时还不知道求道的要领，便广泛涉猎诸家学说，出入于老、释之学几十年，后来返求于六经，才获得了道。” 推究这段文字，似乎明道并没有正式从元公受业；否则，为什么说他求道时还不知道要领，后来又出入于老、释之学呢？潘兴嗣《志元公墓》也没有提到二程跟随元公学习的事情。明道去世后，他的弟子和朋友，如范淳夫、朱公掞、邢和叔、游定夫，叙述他的事迹时，都没有说他以元公为师。只有刘斯立说他曾跟随周茂叔问学，这就像孔子向老子问礼、向苌弘问乐、向郯子问官一样；这种关系同正式受业为师是有区别的。吕与叔《东见录》中却有“从前曾向周茂叔求学”的话。然而，弟子称呼老师，不能直接称老师的名字；而遗书中凡是司马君实、张子厚、邵尧夫，均称他们为“先生”。只有元公被直接称名，甚至还以“穷禅客”称呼元公，这尤其不是弟子按照礼义应当说出的话。况且元公原名惇实，后来为了避英宗藩邸的嫌名，改名为惇颐。既然说他的学问传给了伊川，就不应当在称名上同他相同；而伊川也没有避讳。过去朱子给程正思作墓表，称他的名字与字相同，周、程两人急忙请示他的父亲，替他改名。谁能说二程的智慧反而不如正思呢？这些都是事情中值得怀疑的地方。浙江分地考 浙江布政使司最初设置时，所管辖的只有九府。嘉兴、湖州隶属于直隶，所以《实录》记载，洪武九年十二月，直隶湖州、嘉兴等府发生水灾，派户部主事赵干等人前往赈济。洪武十一年五月，诏令工部确定每年制造军器的数量，文书中提到嘉兴、湖州时，也都在名称前冠以“直隶”二字。到洪武十四年四月，又设置巡检司：嘉兴府一处，在嘉兴县杉青闸；湖州府三处，在乌程县后潘、德清县下塘和新市，仍然在文书前冠以“直隶”二字。宋濂《京畿乡闱纪录序》说：“洪武辛亥年秋八月，接连到了举行乡试的时期，凡是京畿以内三州十七府的士人，都欢欣相告，带着干粮奔走而来。礼部官员把情况详细上报。”这里所说的十七府，是直隶的十四府，其中之一是广德；广德在洪武四年以后才降为州，连同嘉兴、湖州合计，所以共有十七府。天台徐一夔《送赵乡贡序》说：“元朝在浙江设置行省，统辖三十二郡，杭州隶属于其中。如今统辖九郡，杭州也隶属于其中。”崇德贝琼《縠江渔者诗序》说：“洪武五年秋，我在浙江太末校阅文章，徐复礼迫于有关官吏的命令，起身同九府士人一起参加考试，于是入选四十人。” 鄞县人郑真在《同年录》跋文中说：“洪武壬子年秋，浙江行省奉诏召集九郡士人进行考试，选得四十名，送往京师。”他又在《送何本道还金华序》中说：“洪武五年，诏令每三年连续举行考试，于是浙江所属九郡把入选者的姓名上报行省，金华人何本道也在其中。”这里所说的九郡，嘉兴、湖州并不在内。直到洪武十四年十一月，才把这两府改为隶属浙江。考察《清类天文分野》一类的书，它在洪武十七年进呈，其中关于两府沿革，只记载今天隶属于浙江布政司，叙述十分简略。后世的人大概没有弄清楚情况，因此柳琰、邹衡、赵瀛、刘应钶撰写嘉兴志，劳钺、栗祁、张铎撰写湖州志，都没有说明分地沿革的始末。只有仁和人夏时正撰写《杭州府志》时独自说：“元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本朝平定浙江，设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统辖九府。洪武九年，改为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把直隶的嘉兴、湖州二府划归浙江，统辖十一府。”又说：“洪武三年，诏令开设科举，浙江行省就在杭州府学西面设置贡院，合并考试九府士人，记载得特别详细。” 嘉靖年间，武进人薛应旂修撰《通志》，自己说郡县志中可以采录的内容十份中只有一两份；可是夏氏的志书内容完备，为什么这里却漫无考察呢？划分地域、确定疆界，是地理志的大纲，竟然搁置不写，后世记述地理的著作大多以《通志》为依据，因此错误很多。于是作《浙江分地考》。

译吕冢考 半逻以南有一座吕冢，传说是吴国孱陵侯的墓。考察《吴志》，孱陵侯死在公安，史书没有说明他的葬处；而盛弘之《荆州记》说：“长沙蒲圻县有吕蒙墓，墓中的头骨非常大，吕蒙的身材既高大魁伟，人们怀疑那就是吕蒙的头骨，那么墓在楚地便是可信的。”考察东汉末年黄巾之乱时，吴国有许升的妻子吕荣，她不向贼人屈服，被贼人杀害；糜府君收集钱财为她安葬，嘉兴南部人称那里为义妇堰。这样看来，吕冢大概是吕荣的墓，只因声音相近，后来便把“荣”讹传成了“蒙”。地名流传到今天，往往已经不是古代的名称；就嘉兴而言，例如把由拳讹传为油潭，把西埏讹传为西县，把蹲宾讹传为蒸饼，把射襄讹传为寿香，把新塍讹传为新城，把徐弯庙讹传为徐偃王庙，这类情况多得数不清。把这些写下来，等待后来记载地理志的人加以订正。辨 《尚书》古文辨 《尚书》古文从孔子住宅墙壁中发现，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全部得到这些书。考察伏生所传的二十九篇，孔安国多得到十六篇，并把它们传授给都尉朝、倪宽。当时司马迁也曾向孔安国求教，所以班固说，司马迁的著作记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等篇，多采用古文的说法。考察《史记》，其中《五帝本纪》记载了《尧典》《舜典》的文字；《夏本纪》记载了《禹贡》《皋陶谟》《益稷》《甘誓》的文字；《殷本纪》记载了《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的文字；《周本纪》记载了《牧誓》《甫刑》的文字；《鲁周公世家》记载了《金縢》《无逸》《费誓》的文字；《燕召公世家》记载了《君奭》的文字；《宋微子世家》记载了《微子》《洪范》的文字。这些内容都是司马迁向孔安国求教所得，所以能够流传下来的，正是孔子墙壁中真正的古文。然而，《史记》所载并没有超出伏生所传的二十九篇，只有《汤诰》记载了一百三十字，《太誓》记载了九十七字。这是因为那十六篇还没有奉诏设立博士、招收弟子，孔安国不敢私自向众人传授，所以从胶州庸生以下，直到桑钦所学习的，仍然只是二十九篇而已。东汉初年，扶风人杜林在西州得到漆书古文，传给徐巡、卫宏。于是贾逵作训诂，马融作传，郑康成作注解。其他如尹敏、孙期、丁鸿、刘祐、张楷、孔乔、周磐等人，都是学习漆书古文的，起初并不以孔安国为根本。然而孔颖达《正义》错误地说，孔安国所传的古文，贾逵、马融等人的学说都是这种传授。又说郑康成的学说以孔安国之学为师法根本，而轻视夏侯、欧阳等人的学说。孔颖达没有考察古文字，便把它当作孔安国所传，实在也很粗疏。漆书古文虽然不知道具体有多少篇，但马融、郑康成的注解确实依据这部书。陆德明《经典释文》采录马融注释很多，然而只有今文和尚书小序有注，也没有一句提到增加篇数和篇中文字。这说明贾逵、马融、郑康成诸家都没有见过孔氏古文。《后汉书·孔僖传》说：“从孔安国以下，世世相传古文《尚书》。”《连丛子》也记载孔大夫与孔僖之子季彦的问答：“孔大夫说：如今朝廷以下、四海以内，人人都学习章句之学，只有你独自研究古义，难道不应该固守自己的学问吗？”季彦回答说：“先圣留下的训诫，墙壁中出土的古文，临淮传授的义理，可以说是精妙了；但是它不在科举考试的范围之内。” 世人本来就没有谁能认识其中的奇异之处，只是依靠我们家世世代代独自研习它。这样说来，墙壁中的书，孔僖家应当全部保存着。只是奇怪，肃宗巡幸鲁地时，遇到孔氏子孙，备极恩礼。既然孔僖家拥有临淮所传的义理，当时上面没有私藏书籍的禁令，下面也没有禁止私下交谈的法令，为什么不在讲论时把它进献给皇帝，送入东观，反而秘密收藏，不让世人看到呢？我私下认为，孔僖家所传的古义，同博士所传的篇目并没有不同，因此孔僖也没有见到孔氏所增加的古文篇章。赵岐注《孟子》，高诱注《吕氏春秋》，杜预注《左传》，遇到孔氏增加篇章中的文字，都称为“逸书”。只有许慎《说文序》说：“《易》称孟氏，《书》称孔氏，《诗》称毛氏。”贾逵、马融、郑康成等儒者都没有见过这些文字，许慎又凭什么能独自得到呢？他撰写《五经异义》时，解释《舜典》中“禋于六宗”一句，一种说法是：“六宗，上不指天，下不指地，旁不指四方，处在中央而恍惚不明，是辅助阴阳变化的。”这正是欧阳生和大小夏侯氏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是：“古文《尚书》解释六宗，认为天宗有三种、地宗有三种：天宗是太阳、月亮、北辰，地宗是岱山、河流、海洋。” 太阳、月亮是阴阳之宗，北辰是星辰之宗，岱山是山岳之宗，湖海是水之宗。”所谓“古文《尚书》的说法”，就是贾逵所说、以漆书为依据的学说。假如许慎所说的是孔氏古文，那么四时、寒暑、日月、星辰、水旱之气等内容，也一定会一并列出；现在他只叙述欧阳、夏侯、贾氏的说法，可见许慎实际上没有见过孔氏古文。谯周《五经然否论》引用古文《尚书》的说法，以证明成王加冠的年纪。考察今天的孔传，其中并没有这种说法，那么谯周也没有见过孔氏古文。孔颖达《正义》说，王肃注《尚书》时，似乎开始偷偷见到孔传，所以在注释中扰乱了年代纲纪，把这件事安排在夏太康时期。然而考察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用的王肃注释，内容并不止一处，却没有一个字涉及增加篇章中的文字，因此王肃也没有见过孔氏古文。孔颖达《正义》又说：“古文《尚书》是郑冲所传授的。郑冲在高贵乡公时期已经官拜司空。高贵乡公讲授《尚书》时，郑冲手执经书亲自传授，并且同郑小同一起受到赐予；既然得到了孔氏增加的书，为什么不把它进献上去呢？”后来郑冲官至太傅，俸禄等同郡公，赐给几杖和安车，享尽荣宠。他又同孔邕、曹羲、荀顗、何晏共同汇集《论语》的训诂注释，把它进献朝廷；为什么唯独孔氏古书只传给苏愉，秘密收藏而不进献呢？

译又如《论语》解虽然列有何晏的名字，实际上是郑冲主持其事。如果孔氏古文《尚书》确实已经得到，那么有人说孔子章句引用《尚书》时，就应当用《君陈》的句子来作证明，不应再采用包咸的训释。所谓“这是孝吗？只有孝才是美善的，是赞美大孝的说法”，我私下怀疑郑冲也没有见过孔氏古文。正义又引《晋书》说：“皇甫谧从姑表兄弟梁柳那里得到古文《尚书》，所以撰作《帝王世纪》，其中常常记载孔传五十八篇的内容。”士安既然得到五十八篇书，且深信不疑，按理应当在《帝王世纪》中全部采用孔传的说法。然而孔传说尧十六岁即位，在位七十年，寻求禅让并考察舜，考察三年，从正月上旬到尧去世共二十八年；尧死时一百一十七岁。《帝王世纪》却说尧一百一十八岁。孔传说舜三十岁才开始被考察任用，历经考察二年，摄政二十八年，五十岁即位，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苍梧之野并葬在那里，享年一百一十二岁。《帝王世纪》却说舜八十一岁即位，八十三岁荐举禹，九十五岁让禹摄政，摄政五年，有苗氏叛乱，舜南征，死于鸣条，享年一百岁。孔传解释“文命”，说是向外施行文德和教化命令；《帝王世纪》却说他足履有文饰，所以取名文命，字高密。孔传解释“伯禹”，说禹代替鲧成为崇伯；《帝王世纪》却说尧封他为夏伯，所以称为伯禹。孔传解释《吕刑》，说吕侯是天子的司寇；《帝王世纪》却说吕侯是宰相。所记载的多不相合，我私下怀疑皇甫谧也没有见过孔氏古文。既然这样，增多的十六篇，从汉代到西晋没有人见过，突然到了东晋初年，古文五十九篇一同出现，而且连孔氏奉诏所作的传也一并得到，学者难道不会踊跃称快吗？于是诸儒有的阐说大义，有的撰成义疏，有的解释音义，经过唐代直到汴宋，没有人敢轻易加以议论。南渡以后，新安朱子才开始怀疑它，申述这种说法的有吴棫、赵汝谈、陈振孙等家，还不十分激烈。到了元代吴澄、明代赵汸、梅鷟、郑瑗、归有光、罗敦仁，则竭尽全力加以攻击。大概从徐邈注《尚书逸篇》三卷开始，晋人据此缀辑，就像捡拾遗落的稻穗来做饭、收集野鸡头上的少许毛来制裘一样；对于大义没有违背，遗留下来的言语又值得取用，似乎可以不必攻击。”},{ 概括地说，传文中值得怀疑的地方是：孔安国曾经注解《论语》，《尧曰》篇“予小子履”以下十句，注释说这是商汤代替夏桀向上天发布的文告。墨子引用《汤誓》中的“若此”，而古文传文却用它来解释《汤诰》，说的是灭夏之后的事情；其中虽然有“周亲”二句，注释却说，亲近而不贤的人就应诛杀，管叔、蔡叔就是这样。又说仁人是指箕子、微子来到周朝便任用他们；但传文却说，纣王的至亲虽然很多，却不如周家仁人多。传文和注释既然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为什么说法却不同呢？《史记·殷本纪》说，殷的太师、少师带着祭器逃奔周；《周本纪》说，纣杀死比干，囚禁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着乐器逃奔周；《宋微子世家》说，微子多次劝谏纣王，纣王不听，到了想离开却不能自己决定时，便询问太师、少师，太师、少师劝微子离去，于是微子就走了。这样看来，今文《微子》篇所说的父师、少师，自然各有其人。司马迁从孔安国那里学习《尚书》，他的说法一定本于孔安国。然而今天的孔传却说：父师、少师，父师是三公箕子，少师是孤卿比干。三位仁人都是殷王的儿子，若父师就是箕子，殷人重视质朴，称呼兄长的儿子，一定会直呼其名；只有出自太师疵之口，才会称微子为王子。班固《古今人表》也记载太师疵、少师强，姓名的流传自有来由，伪托孔安国传文的人却不知道这一点。至于《金縢》中贿赂肃慎的诏命，注释说：“东海有驹骊、夫余、馯貃之类，周武王灭商后，它们都同周朝交通。”考察《周书·王会篇》，北方只有稷慎，东方则只有濊良；在那个时候，未必已经有驹骊、扶余这些名称。况且“主骊”“主朱骈”作为国号，是到汉元帝建昭二年才开始建立的，《东国史略》有记载。孔安国奉诏撰写《书传》时，恐怕驹骊、扶余还没有同中原通使，何况在武王灭商之时呢？序文中值得怀疑的地方还有：三坟讲大道，五典讲常道，遁辞和《易》穷尽了可以再分的分别，已经没有可再分的余地；赞美《易》的道理以排斥八索，叙述职方以除去九丘，告诫“没有根据的不要听”，也没有可以再加指责之处。古文流传到今天的，只有岣嵝禹碑奇异古老、难以辨认；其余如坛山石刻、岐阳猎碣，以及夏、商、周的鼎、钟、鬴、鬲、敦、卣、盘、匜之类，都没有使用科斗文，为什么唯独孔子墙壁中藏的书使用这种文字呢？大概不过是夸张其辞，用来欺骗迷惑后世罢了。所谓以听闻到的伏生之书考察文章义理，确定其中可以知道的内容，正如金华王柏所说：古文《尚书》起初对今文并没有补益，反而是依靠今文才形成了这部书。况且，像司马迁向孔安国询问典故，他写入《史记》各篇的字句就有很多不同；如今所谓四十九篇中，凡是今文已有的内容，都同伏生所传没有不同，那么作序的人起初根本没有见到孔子墙壁中的古文，只是增加了二十五篇而已。况且班固《汉书·艺文志》、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荀悦《汉纪》、颜师古《汉书注》所说的增加篇数都只有十六篇，而孔安国奉诏为五十九篇作传；如果这样，那么诸家所说反而不足以相信。《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安国为当今皇帝的博士，后来任临淮太守，早早去世。孔安国自序中说：“我叙述自皇帝以来直到太初为止。”又说：“我最终叙述陶唐以来直到麟趾。”由此可知，孔安国死在太初以前。巫蛊之事爆发是在征和二年，距离孔安国去世应当已经很久了。《汉纪》记载，汉成帝三年，刘向主持校勘经传，考察古文《尚书》的异同，说：“汉武帝时，孔安国家中进献了它。”由此可知，孔安国已经去世，是他的家人进献了古文。《汉书》和《文选》的刻本流传时，偶然脱去了“家”字而已。至于班固说：“遭逢巫蛊这种仓促发生的灾难，来不及施行。” 这其实是史家追述古文《尚书》未能列入学官的原因。可是序文却说“正逢国家发生巫蛊之事，经籍传播的道路断绝”，这话如果出自孔安国本人之口，岂不是非常悖谬吗？自从高斋十学士把它收入《文选》以后，学习这种说法的人便不敢非议它，因此不能不加以辨明。五羖辨

译《孟子》说：“百里奚自卖给秦国养牲畜的人，得到五张羊皮，替人喂牛。”赵岐注说：“有人说百里奚自己卖身，换取五张黑公羊皮，替人养牛。”这里“自卖”一句应当在“五羖羊皮”处分句，意思是穿着这种皮衣，替人养牛。朱熹《集注》说：“有人说他自己卖身给秦国养牲畜的人家，得到五张羊皮，于是替他们喂牛。”大概因为说他自卖后得到五张羊皮，解释者便怀疑他卖身只得到五张羊皮。可是《扊扅歌》说：“百里奚刚娶我时，只有五张羊皮。”又说：“向西进入秦国，带着五羖皮。”这样看来，百里奚大概是穿着五张羊皮缝成的衣服进入秦国的。五张羊皮缝制成裘，毛最为丰厚，是贫贱之人所穿的衣服。过去我客居代州时曾谈到这件事，李孔德不以为然。后来偶然读到范处义《诗补传》解释《羔羊》诗，其中说：“白丝一定用来缝合五张羊皮。”大概是把五张羊皮合成一件裘，沿着接合处用白丝作装饰。这正同我的看法相合。考察《史记》，百里奚逃离秦国，跑到宛地，楚国边地的人捉住了他。秦穆公听说百里奚贤能，想用重金赎回，又怕楚人不答应，便派人对楚国说：“我的陪嫁臣百里奚在那里，请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回他。”楚国于是答应交还。百里奚在秦国时，五羖皮本来就是他所穿的衣服，秦穆公担心楚国不相信，所以拿百里奚穿的衣服作为赎物；否则五张羊皮这种微薄的东西，楚人哪里会贪图呢？太原阎百史喜欢订正注疏中的错误，撰写《孟子劄记》，我把这些写下来请他考订，同时寄给孔德。原 《原教》最初提出“三教”说的人，是谁呢？是那些身为小人而又毫无顾忌的人吗？人类刚出现时，穿草编的衣服，吃生食，露宿野外，男女随意交合。圣人出现后，教人耕作居住，教人种植和畜养；养生的根本具备以后，又修明道理。它的道理，在于身心性命；它的治理对象，在于家庭、国家和天下；它的基本内容，在于礼、乐、刑、政；它的著作，在于《易》《诗》《书》《礼》《春秋》。大概从庖牺氏创制开始，经过伊耆、轩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几位圣人不断损益修订，教化已经十分完备。最初从来没有什么不足，必须等待佛、老学说来补充。佛、老二教持有过分高远的理论，实行不近人情的事情；不耕种就没有粮食，不养蚕就没有衣服，没有男女关系，生养人的道路就会断绝；没有上下尊卑，纷争的苗头就会产生。把他们的学说施行于中国，往往会有行不通的时候，于是他们相互聚集在国中，吃百姓的食物，住百姓的房屋，表面上背叛圣人的言论，暗中却享受圣人教化带来的利益。愚昧的人不能明察，便被他们的学说迷惑，以至于把圣人的教化同佛、老二教并列为三教。唉！他们所奉行的只有一种，而我们所奉行的却有三种，竟然还不如他们。天下的道理，从刚强走向柔弱，从阳面走向阴面，从君子走向小人，没有两种同时正确的道理。只是内心没有主见，生死祸福便在其中交战；起初守道不坚定，持论两端，最终便归于无所顾忌，获罪于名教。在是非可否之间，倡导调和折中的说法，没有不流于小人的。况且所谓“教”，是什么呢？不过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教化罢了。舜命令契说：“恭敬地施行五种教化。”孟子说：“让契担任司徒，用人伦来教导百姓。”所以说：“教人孝，是为了使天下做父亲的人都受到尊敬；教人弟，是为了使天下做兄长的人都受到尊敬；教人臣，是为了使天下做君主的人都受到尊敬。”佛、老二教既然抛弃隔绝了人与人之间通常的人伦事物，还怎么配称为“教”呢？子路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用端正名分来告诫他，说名分不正，甚至会使百姓连手脚都不知道放在哪里；事情严重到了这种地步。世上的儒者，诵读圣人的言语，却安于把它们同佛教、道教并列为三教，也就成了罪人啊。原刑 墨刑、劓刑、剕刑、宫刑和大辟，并不是舜所说的五刑。舜命皋陶施行的是流放、鞭打、扑打、赎刑和惩治盗贼，所谓“象以典刑”中的五项就是这些。甫刑说：“苗民不采用灵善的制度来施刑，只制定五种残虐的刑罚，称为法。”这说的就是割鼻、割耳、断足、刺面等刑罚，是肉刑的开始。刑罚一经施行便不可改变，是圣人非常不忍心的。所以对于触犯典刑而应流放的人，便宽宥而流放；应受鞭打、扑打的人，可以用财物赎刑。至于倚仗罪行最终不改的人，按照法令必然诛杀。“贼”这个字的意思是杀，《春秋左氏传》说晋侯派鉏麑杀赵盾，就是这个意思。考察古代有虞氏的时代，画出刑罚象征，百姓便知道禁令；给罪人穿赭色衣服、戴墨色头巾，以服饰区别他们，使触犯法律的人知道羞耻、悔改过错，从而能够重新做人。自从五种残虐的刑罚出现，残害人的形体、毁伤人的身体，皮肉割断后不能再接续，终身不敢同士人百姓并列，哪里还有什么羞耻可以使他们悔改呢？那些割鼻、割耳、断足、刺面等刑罚，在苗民那里已经传播并施行；舜当时正怜悯众多被杀戮而无罪的人，努力阻止并断绝这种刑罚，难道反而会仿效它，用最仁厚的心实行最不仁的刑法吗？荀卿说：“古代治理天下不用肉刑，而采用象征刑。”这话是正确的。可是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引用俗说写成论断，认为禹继承尧、舜之后，因为自认为德行衰微，所以制定肉刑。从前郑国子产铸造刑书，晋国叔向非难他。他说：“夏朝有混乱的政事，于是制定了禹刑；商朝有混乱的政事，于是制定了汤刑。”他说“禹刑”“汤刑”，起初并没有指它们是肉刑，班固却把它们解释成肉刑。孔氏《书传》说，吕侯奉周穆王的命令作书，训释并阐明夏禹赎刑的制度：“夏刑中大辟二百条，膑刑三百条，宫刑五百条，劓刑和墨刑各一千条。”不知道这些说法依据什么，大概是没有根据的话。我考察肉刑，夏朝没有使用它，商朝也没有明确的证据。《伊训》中“臣下不能匡正，便处以墨刑”一句，出自古文《尚书》，不值得深信。到了《周官》分掌官职，才由司刑掌管这些刑罚：受墨刑的人守门，受劓刑的人守关，受宫刑的人守内宫，受刖刑的人守园囿。这样看来，肉刑大概起源于周代吧？周穆王核实罪行，允许用赎金锾来处罚，这也是不忍伤害人的政治。到了汉代，汉文帝才开始废除肉刑，真是仁人啊！使五种残虐刑罚断绝于世，可以说已经尽心尽力了。可是迂腐儒者的议论还认为肉刑应当恢复，难道不是荒谬吗？作《原刑》，是告诫后世研究古书的君子，同时也可以说明孔传是伪作。原贞

译为贞妇所在的里巷立表、在她家门上悬挂旌表，是从后世才开始的。那么古人难道不重视贞节吗？回答说：“《易经》恒卦的大过卦辞说：‘恒守他的德行而贞正，妇人吉祥。’古人认为一生只守一个丈夫，是出于合宜的义理，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又问：“女子尚未出嫁而丈夫已经去世，终身不再嫁，怎么能说不奇异呢？可是经传也没有详细说明，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先王制定礼，是用来防范百姓行为上的不足，只求符合人事的适宜罢了。女子尚未成婚而未婚夫去世，安葬后除去丧服，除服后再嫁，是人事的常态。若有人终身不嫁，大概是超过礼制的做法，这正是经传没有详细说明的地方。”唉！自从婚姻之礼废弛，夫妇之道困苦，百姓甚至有人亲自献出自己的身体。《蒙》卦之《蛊》卦说：“见到有钱的男子便失去自身，这是贞正。”后世女子所做的难事，即使超过礼制，只要符合守一的义理，就是君子深为赞许的。又问：“古代女子没有在宗庙正式拜见舅姑便去世，不能迁葬到夫家祖先墓地，也不能附葬于婆母墓旁，而要葬在女方亲族一边，以表示她还没有成为夫妇。何况尚未成婚的人呢？能说她已经归属于夫家吗？”回答说：“夫妇之道，靠恒久来守持，而以感通开始。男女分居不同房间，就像水火、山泽彼此隔绝；自从由媒人传达婚姻之言，经父母之命确认，送上禽鸟作礼，纳入纯帛作为聘礼，便如同山泽之间开始通气，他们相互感通的道理已经很深，所以说：‘男女虽有阻隔，而心志已经相通。’顺着这种感通，即使生死也不改变他的心志，这才叫作‘恒其德’。《春秋》僖公九年记载“伯姬卒”，文公十二年记载“子叔姬卒”，公羊、谷梁二人的传都说：“已经许嫁，就为她取字并举行笄礼；如果去世，就按成人的丧礼办理。”按照礼，女子没有许嫁而举行笄礼、设宴，就把头发挽成鬈髻；已经许嫁，举行笄礼并取字，就为她加缨。大概直到出嫁后，夫家主人亲自为她解下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明确她已经归属于某人，也是为了培养她守贞专一的品德，说明她有从夫之义。又问：“赶到丧家哭吊，合乎礼吗？”回答说：“《礼记》记载：‘已经择定婚期，女子却去世，女婿穿齐衰服前往吊丧，安葬后便除去丧服。’如果男子去世，也同样如此，女方穿斩衰服前往吊丧。”郑康成、范甯都赞同这种说法，谁能说它不可以呢？又问：“既然这样，死后可以合葬吗？”回答说：“《周官》说，媒氏掌管百姓婚姻关系，禁止迁葬和嫁殇。” 尚未成婚便合葬，就是把夭折者嫁出去。”又问：“活着不能结成婚姻，死后又不能同葬，这是人事中最令人怜悯的事情。为她立旌表，不是不能这样做。”回答说：“这是有关官吏的事情。那个女子的贞节，只在于知道专一自己的志向，以恒久维持夫妇之道而已；难道她会因为喜欢在乡里闻名，才这样做吗？”山阳人高于云，他哥哥的儿子高昂聘娶大河卫蒋氏的女儿，尚未成婚便夭折。蒋氏女赶到丧家哭得非常悲哀，发誓终身不嫁。每年寒食节，她一定前往高昂墓前祭奠；如今已经五十多岁，有关官吏却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世俗儒者拘泥于牵强的见解，认为女子尚未出嫁，不应擅自到夫家抚棺哭吊；而乡里人怜悯她守节，又说她死后可以同高昂合葬于他的墓中，这两种说法都不对。高先生熟悉礼制，并且能够明白贞女的志向，所以没有向有关官府请求旌表，而请我写文章记述这件事。我于是推究贞女的志向，把合乎经义的道理告诉后人；至于把这件事载入世俗史书，就不再详述了。《曝书亭集》卷五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曝书亭集》卷五十九 翰林院编修朱彝尊撰写 论 书论【一】《尚书》为什么以《费誓》《秦誓》作为结尾呢？解说经书的人说：周朝衰微时，孔子对鲁国还抱有希望；鲁国衰微时，孔子又对秦国抱有希望。圣人想到焚书之祸的惨烈，虽然知道终究不能避免，却仍不能废弃人事。唉！这不是儒者的说法。周官中的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籍，把书名通达于四方。郑玄说：例如《尧典》《禹贡》，就是把这些篇名传达出去，使人知道。既然书名已经传达，又担心年代久远后人们会不明白它的意义，于是命令大行人每九年就宣示一次书名。这样说来，百篇《尚书》都由外史掌管，并由行人向各地宣示，并不是孔子能够删削、截断、废除的。说孔子删削、截断、废除它们的，是孔安国《尚书序》中的伪文。司马迁说孔子为《尚书》作序传，上述唐虞之际，下至秦缪公，编次这些事情；班固也说：为《尚书》作序，是从《尧典》断起。《尚书》这部书，孔子没有在其中增删什么，只是为它作了编次而已。夏代的书以《胤征》为结尾，周代的书以《费誓》《秦誓》为结尾，并没有什么不同。周公作《多士》，载入《周书》；鲁公作《费誓》，也载入《周书》，同样没有什么不同。况且平定淮夷、徐夷是一回事，召穆公、程伯休父以及《江汉》《常武》这些篇章都收入《诗经》，为什么《费誓》就不能收入《尚书》呢？悔过也是一回事，《卫武公》《宾之初筵》列在《小雅》中，为什么《秦誓》就不能列入《周书》呢？拿这些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偏要说圣人存心对周、鲁寄托希望，岂不是近于谶纬之说吗？秦军袭击郑国时，经过周朝都城的北门，将士们在车的左右解下头盔下车，又有三百人跳上车追赶，王孙满讥笑他们轻率而无礼。秦缪公大概听说了这件事，他作誓辞说：“那些勇猛强健的人，射箭驾车都没有失误；即使我尚且不愿这样做，事后也会深深悔恨。”他的悔恨，恐怕不只是因为违背蹇叔的意见而遗憾。他大概在殽山封埋尸体后返回，一定会向天子报告胜利，并陈述他的誓辞，于是被史官掌管并传达四方。虽然现在已无法知道详情，但只要不是孔子有意用《秦誓》来结束《周书》，这件事就可以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