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御制重刻《十三经》序 班固说：六学，是君王教化所依据的典籍，是先圣用来阐明天道、端正人伦、达到至善治理的成法。汉代以来，儒者传授经典，有的称五经，有的称七经。到了唐代分为三礼、三传，便称为九经了。又增加《孝经》《论语》《尔雅》，刻在国子学的石碑上。宋代儒者又增入《孟子》，前明沿袭这一做法，于是“十三经”这个名称才确立。自宋代更替汉、唐石刻的旧本，五经才开始有了刻板本。到了明代南北监刻本流行，笺注、疏解、传义排列完备，士大夫家中都有这些书，传习更加广泛。但训诂繁多，就会彼此错杂；卷帙沉重，就容易发生“豕亥”一类的讹误；有时因一句话的差错而意义晦涩，有时因一个字的错误而义理乖离。校勘疏略，疑误日益增多，后学之士无从取正。我朝 历代祖先相承，尊崇文教，考究古典。皇祖圣祖仁皇帝精研大道，尊崇圣学。五经都有成书，并颁布天下。朕阅览《十三经注疏》，想到它们历经岁月久远，刻板和书页日渐漫漶。因此命词臣重新加以校正：对于经文中的误字，以及传、注、笺、疏中不相协调之处，互相参校以求得正确，各自撰写考证，附在卷后，不扰乱旧有体例。刊成善本，并不只是为了收藏在金匮石室之中而已。《尚书》说：学习 古代的训诫，才有所得。传说说：经籍，是圣哲所成就的事业；它的教化各有适用之处，而作用无穷。朕广泛咨询采择、承受教诫，实在没有审定这些典籍的闲暇，也没有鉴察古义的才识；只是勤勉光明、谦逊立志，日益进步、月月精进，这一点志向却不敢不努力。从今以后，既然经籍的流传已经得到校正，便可由此穷究道德的深奥之处，与天下学者共同坚定志向、研习经典，敦厚并崇尚实学。这样或许经义得以明白，儒术得以端正；儒术端正，人才便会昌盛；弘扬先王之道，以辅佐治理教化，对于宏远的谋略也就有深厚的希望了。乾隆十二年二月初一日 御制《伏日读易》百舌鸟已经不再鸣叫，三庚日正逢初伏。清静的白昼仿佛缩短了一年，安静地可以读韦编。风吹来，蝉声传远；雨过后，花香更浓。万物万事都体现《易》的简易之理，哪里还需要玩味九六？回想阳气初生的时候，观其象便能得到“复”。御制读《易·枯杨生稊》辨析训诂 《易》大过卦九二爻说：“枯杨生稊。”王弼注说：“稊，是杨树抽出的嫩芽。”孔颖达说：“枯槁的杨树重新生出幼嫩的芽，所取的象明显而容易看见。”陆德明《经典释文》也采用这种说法。考察《夏小正》说：“正月柳稊。稊，就是开始萌发。”戴德亲自解释这段文字，确实可信，足以与王弼的注相互发明。而且并不只是王弼、孔颖达这样说，唐代以前讲解《易》的诸儒无不如此。即使郑康成的书写作“荑”，解释为树木重新生长；虞翻训释作“穉”，解释为杨叶尚未舒展，字词虽略有不同，意义实际上并不相远。只有朱子《本义》把“稊”解释为“梯”，又训为“根”，说是“在下方荣盛”，他的说法本于程传。但程子却举刘琨《劝进表》中“在枯荑上开出繁花”为证。刘琨信笔作文，与《易》的义理无关，而且也没有明说是根义；“荑”的训释又是草，刘琨所谓“枯荑”，怎么知道不是指彼处而不是此处？可见其不足为据。程朱的意思，不过是因为卦体中二爻的初阴在下，便认为是向下生根、长梯。至于五爻的老阴在上，则认为是向上生花抽秀。二爻与初爻相近，可以说是老夫得到年轻的妻子；五爻与上六相近，可以说是老妇得到士夫。若拘泥于上下爻的卦象，把根、梯和花、秀分别说成上下两方，就不对了。朱子不是又说过：“在下方荣盛，便在上方生长”吗？既然说“生于上”，那不是花秀又是什么？何况植物的生长，无不由根而到茎、枝，再到芽蘖；如果舍弃“稊秀”而专门说“梯”，并且训为“根”，那么所谓“生于上”究竟指什么呢？考察朱震《河上易传》说：“二爻变动，与初爻二爻形成艮、巽，木在土下，就是根。”枯杨有根，于是它的幼芽和花秀从根上生出；“穉”就是杨树的花秀。朱震并不是不兼说根，而是进一步引申到稊，这比程朱的说法更加概括周全。我曾综合考察各爻的辞义，反复核验，“生稊”必定应当以王弼的注为正。因为阳虽过盛，却得到阴的辅助，所以能够成就生发之功。譬如枯杨生出嫩芽，开始萌发抽秀，具备生生不息的象，如同老夫得到年轻妻子，因过盛而彼此相济，所以“无不利”。五爻的“生华”，应直接解释为“生出花絮”。陆佃《埤雅》说：“柳花又名絮。”这就是它的意义。杨树到了开花吐絮的时候，生机已经过盛，从此以后将逐渐衰落，所以不能长久。这也如同老妇得到士夫，是可羞耻的事。这样用卦象的辞来解释爻辞，意义自然相合；即使用卦体来证明爻象，也没有不相合的地方。又何必拘泥于程朱的曲解，把它说成“梯”呢？只是“稊”这个字，虽然现在通行的《大戴礼》也从木旁，但训解并没有别的意义，或许是刊刻、抄写造成的讹误。张参《五经文字》则把“稊”列在禾部。唐国子学石经本，是汉代鸿都石经的遗存，最接近古本。至于从木旁的“梯”，《说文》《广韵》都训为木阶和发荣之义，与此无关，也不能不加以订正。

译御制读《易·系辞上传》第五章书义。这一章与《中庸》首章互相表里。子思或许承接了这一章的意义吧？“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就是所谓“天命之谓性”。“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就是所谓“率性之谓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就是所谓“修道之谓教”。至于“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注疏家都断作一句来读；我则认为“鼓万物而不与”应当读作一句，“而与”的“与”应读去声，如同“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的“与”，大概只是说“不居有其功”罢了。不居有其功，便是不知；不知，便无为；无为，便无心。如果读作上声，并把意义贯通到下文，就会认为天地与圣人有所不同，而且天地圣人还存有私心。大《易》不过是一个乾坤，乾坤不过是一个阴阳，阴阳不过是一个天地，天地不过是一个易简。春天生发、夏天成长，是天地把仁显现出来；秋天收敛、冬天收藏，是天地把作用藏起来。而天地实际上不居有自己的功劳，这就是天地无心。至于圣人辅佐、匡助天地，是有心的。有心便不能无为，不能无为便不能不代替天地而共同忧虑。朕在处理政务的闲暇，把这个问题拿给几位皇子和几位儒臣看，并命令各自发表意见加以论述，他们都认为没有超出朕所提示的范围，所以不再繁琐地撰文阐论，只直接陈述其意义如下。然而朕也没有立即相信这些意见就是正确的，因此简略写下此文，留待后世深通《易》学的人评定。和硕和亲王臣弘昼等上奏说：臣等奉 诏令校刻《十三经》完成，恭敬地呈上 圣明鉴览。臣等谨奉 表章，恭敬地 进呈说道：伏惟 治理与教化使天下使用同一种文字，像悬挂珠囊一样高耀于霄汉；道统隆盛，考察古代，整理漆简而遍布天下。十三部珍贵典籍焕然一新，光彩照耀册府；雕刻亿万年流传的玉版，喜庆遍及儒林。如今校勘异同，比过去讲论经典更加精审。虎观传授文章，何必拘泥于体例？仿效鸿都石经，实在令人欣喜。裁定之权出自圣上，于是宏大的事业在此完成。臣等私下想到，圣人创作、后人阐述，历代都有简册。德厚功高，政绩保存在方策之中。自云龙、火鸟等祥瑞出现，便有典、坟、丘、索等古书名称。到了汉、魏、晋、唐，甲乙丙丁等藏书目录更加丰富。但众家之说必定以圣人为准，四部之书总称为经。庖牺氏观察大地、仰观上天，一画剖析二仪的奥秘。孔子声音如金玉相振，汇集六艺，成就千古大成；修明礼乐而编次诗书，作《春秋》而赞述《易》象。《论语》是弟子记录老师言论的编纂，《尔雅》也是小学的阶梯。曾子亲自承受圣贤教诲，提炼百行的纲要；峄山私下承受孟子之学，以发扬其风教。这些典籍都光明灿烂、辉煌盛美，更加旺盛而有光彩。虽然一度遭受秦火之厄，却在汉京大为阐明。五经设置博士官，专门传授；《七略》记载藏书目录，训诂日益繁多。大体说来，后出各家流派的先后次序是可以考知的。过了一段时间，议论才得到定论；洛阳诸儒继起，开始流行《戴记》《毛诗》。东晋时期流传的经典，独以《尚书》为重。王弼注《易》，在高密一派中被推为经学之神，于是南北学派有所分歧。专擅《左传》的义理、拘泥于当阳的解释，陈、隋时期才显著。到了唐代贞观年间，才作《正义》来综合旧说。及至宋代咸平年间，又修整诸经以嘉惠后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篇〕 譬如支流从地上涌出，一同汇注江河；又像众多星宿排列天空，分别映照日月之光。只是雕版虽能传承多代，校勘却已经久被搁置。如今快意地看到宏篇巨制，欣喜地遇到这样的盛事。盛世之中，恭敬地想到 皇帝陛下 得一而守正，兼具三才而治理天下，功业达到雍熙盛美的境界，统绪继承唐尧虞舜；文章发扬性与道的精微，心源承接洙泗；时运正当复明，朝廷内外共同歌咏明君良臣的欢喜；圣性自然多能，使海内之人都仰望。您主持编修、删定经典，还认为儒家先贤的注疏确实是学习古代的津梁。可叹纸墨摹写，大多导致传抄讹误；梨枣刻本远隔于熹平石经，三种字体既因时代久远而难以考察；即使长兴年间木刻的九经，也因年代湮远而难以寻购。只有宋人的印本，偶尔还有存留；再加上明代因袭旧本，全部多已漫漶。辟雍所列经典，虽有缺失便随时修补，但旧本相沿，竟有增加也有删减。除了“郭公夏五”之类的脱文以外，仍然还有缺字；《武成》《酒诰》等篇，脱简更多。读音有齐、秦、夏、楚之异，谁能依凭陆德明的音释？字形有“亥豕”“乌焉”之误，不考察颜师古所据的正文。于是奉命 特别下诏重新校刊，馆中开设 武英殿，供给饮食并传达诏令。内府在东观延请议郎，在西清召集学士。笔架上陈列珊瑚，帘钩上悬挂玳瑁。追溯田何、伏胜，远有师承；匡鼎、张侯，从旁资助讨论。邵公则竭力纠正刘向，鲁禘、周郊之礼，王肃则内心非议郑玄的说法；景纯经过二十年，义理只取自《诗》《书》；明皇为十八章作注，文字才合于今古。孔颖达、贾公彦同时撰写疏解，但意义有时参差；孙诔、邢昺并世传经，文辞多有抵牾。凡此得失，前代贤哲早已评议；如今这些疑似之处，应当用经文互相校验。取出兰台、石室所藏的资料，作为校勘依据；拿出群玉、羽陵所积藏的典籍，全部备作考察。按部就班，既如珠联璧合；分析经文、辨明义理，又像指列眉陈一样清楚。确有错讹，才加以订正；没有确实依据，仍旧保留阙文。只是参校既多，多少恢复了古人的旧貌，同时改动也不少，恐怕增加学者的疑惑；于是又奉 诏令编成考证，只有确实有明显依据的，才可以附在每篇之后。例如《尧典》列在《虞书》之首，怎么能因为序文的说法而把它退到卷首以外？郑玄笺中分条列举各国的政事，应当汇集在谱系中，以便认识篇章的开头。《士礼》的逸文，应当借助群书来补足缺文。《春秋》记载春王正月以后所续之笔，应当增加一个字来尊崇经文。又如义理涉及支离之处，应当通观全书；有时史事需要许多引证，便查检其他书籍，按次序编成考证，上呈圣览。圣上裁定，《建初之作通议》虽由词臣起草，石渠阁讲论诸经时，必定 斟酌取舍于 诏令屡次更改，详细审定之后才完成。开刻美玉般的书简，瑶函仿佛聚集了宛委山的奇书。牙签锦轴，俨然披阅蓬山的仙籍。三古经天纬地的大文章，辉煌地完备了。一人崇儒重道的深厚心意，真是美盛啊！臣等学问如从管中窥天，才识同以蠡测海；没有刘向那样博学多闻，却还分得禄阁青藜之光；惭愧不如戴凭那样善于解经，却竟坐在金华彩席之中。字形还迷惑于元度，典校之事徒然附会于季长。深感有幸列于陪侍之班，得以一睹秘府藏书。伏愿 像商汤铭盘一样时时自我勉励，登临文德之岸，勤勉光明，专心致志，使自己不贪安逸；思考事情的始终，把学政作为常法，于是能够持之以恒；治理必定达到极盛，风俗也必将达到淳厚古朴，于是 抚循五辰而凝聚各种功绩，继承《尧典》《舜典》而成就三代事业。超越群圣，胜过百王，与六经相配而成为七经。将来可见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天下普遍来朝，乾符坤珍一并降临；沼泽有麒麟，山冈有凤凰，四海遍庆，金瓯完整、玉烛长调。考校、刻印已经完成，《十三经注疏》共三百四十六卷，十七函，谨奉 表章，随即 进呈，以便 上闻。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和硕和亲王臣弘昼（字位过密无法显示），臣张廷玉，吏部右侍郎；臣德龄，兵部右侍郎；臣王防汾，国子监祭酒；臣陆宗楷。

译奉 诏令，开列校刻《十三经》的诸位臣工职名。监理 和硕和亲王臣弘昼，总阅。（字位过密无法显示）臣鄂尔泰，（字位过密无法显示）臣张廷玉，总裁。原任经筵讲官、刑部尚书臣张照；原任礼部右侍郎臣李清植；兵部右侍郎臣王会汾；原任刑部右侍郎臣励宗万；国子监祭酒臣陆宗楷；原任翰林院侍讲职衔臣方苞，提调。原任日讲官、起居注官、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臣陈浩；原任日讲官、起居注官、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臣朱良裘；署理日讲官、起居注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臣林蒲封；翰林院编修臣孙人龙，编校。詹事府少詹事、现任河道总督臣周学健；詹事府少詹事、现任户部右侍郎臣吕炽；通政使司右通政臣林枝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臣董邦达；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臣齐召南。署理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臣宋邦绥；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臣观保。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臣于敏中。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臣德保。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臣陆嘉颖；原任翰林院编修臣吴兆雯；翰林院编修臣张映斗、冯祁、李龙官、吴瑛、张九镒、邵齐焘、朱佩莲；原任翰林院编修臣闻棠、杭世骏；翰林院检讨臣万松龄、洪世泽、程恂、出科联；原任翰林院检讨臣吴泰；原任翰林院庶吉士臣蒋麟昌；翰林院编修、现任兵科给事中臣李清芳。翰林院编修、现任监察御史臣赵青藜。翰林院编修、现任监察御史臣沈廷芳。翰林院编修、现任监察御史臣曹秀先。翰林院检讨、现任四川松茂道臣唐进贤。原任刑部主事臣李光型。候补主事、现任山西隰州直隶州知州臣王祖庚；翰林院待诏臣卢明楷，校录。举人臣薛廷栋。贡生臣廖名扬。贡生臣叶环。贡生臣王男。贡生臣费应泰。贡生臣杨茂迁。贡生臣张本。贡生臣王济师。贡生臣王积光。贡生臣周廷高。贡生臣龚世楫，监造。内务府南苑郎中兼佐领、加六级、记录十八次臣雅尔岱；内务府钱粮衙门郎中兼佐领、加五级、记录十三次臣永保；内务府钱粮衙门员外郎兼佐领、记录一次臣永忠；内务府广储司司库、加一级、记录三次臣三格；监造、加一级臣李保；监造、加一级臣姚文彬。库掌臣尚琮。库掌臣亮保。库掌臣虎什泰。库掌臣观音保。库掌臣常福。库掌臣高永仁。执事人臣文殊保。执事人臣佛纶。执事人臣弥勒保。执事人臣金笃生。执事人臣李延舜。执事人臣保庆。

译钦定《四库全书》经部第一。《周易正义》，易类。提要。臣等谨案：《周易正义》十卷，魏王弼、晋韩康伯作注，唐孔颖达作疏。《易》本来是卜筮之书，所以后来的流派逐渐流入图谶纬书。王弼乘其弊端极盛之时加以攻击，于是能够排斥汉儒，自立新学。然而《隋书·经籍志》记载，晋扬州刺史顾夷等人有《周易难王辅嗣易》一卷，《册府元龟》又记载顾悦之（按：悦之就是顾夷的字）诘难王弼《易》义四十余条，京口闵康之又替王弼驳难顾夷。可见当时已经存在异同。王俭、颜延年以后，这一派与另一派互相抑制，彼此诘问不休。到孔颖达等奉诏作疏，才开始专门尊崇王弼的注，而其他各家学说都被废弃。因此《隋志》在《易》类中说郑玄之学逐渐衰微，如今几乎绝迹了。大概长孙无忌等撰写《经籍志》时，已经是在《正义》流行之后。现在考察这部书，例如复卦“七日来复”，王弼偶尔采用六日七分的说法，便推明郑玄义理的长处；乾卦九二“利见大人”，王弼不采用“利见九五”的说法，便驳斥郑玄义理的错误。对于“见龙在田，时舍也”，则说：“经文只说‘时舍’，注文说必须按照时势的通塞来解释‘舍’。”也就是说，辅嗣把“舍”解释为通，“舍”是通的意思，却没有疏解“舍”为什么可以训为通。对于“天玄而地黄”，则说：“恐怕庄氏的话不是王弼本意，现今不采用。”却不说明庄氏的说法为什么不妥。像这一类，都明显带有偏见。至于《说卦传》关于分阴、分阳，韩康伯注说“二、四为阴，三、五为阳”，疏则说“辅嗣认为初、上没有固定的阴阳定位”，这是采用王弼的说法。“帝出乎震”，韩氏没有作注，疏却说：“益卦六二，王用享于帝，吉。”辅嗣注说：“帝，是生育万物的主宰，是兴益的宗主；从震出而在巽方整齐万物。”那么辅嗣的意思是把这里的“帝”看作天帝。即使是王弼没有注解的地方，疏家也曲折旁引来迎合王弼。然而疏家的体例，主要在诠释注文，并不希望与注文有所出入。所以皇侃《礼疏》有时违背郑玄义理，孔颖达甚至斥责说：“狐狸死了，头还朝向丘；树叶落了，才归根。”这种墨守专门之学，本来就是通常的体例。至于诠释文句，多使用空泛的话，不能像其他各经《正义》那样根据典籍，使源流始末显然可见，这是因为王弼扫弃旧文，没有古义可以引用；因此也不能算作考证性的疏解。这部书起初名为《易赞》，后来奉诏改名《正义》，但卷首又题作“兼义”，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序文称十四卷，《唐志》作十八卷，《书录解题》作十三卷。这个本子是十卷，正好与王弼、韩康伯注本相同，大概是后人依照注本合并而成的吧。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敬地校勘呈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周易经传》原目录。《周易》上经，《乾》传第一。音义：周，是周代的名称；又有周全、遍及、完备之义。如今称为“书义”，取周遍、易简而不盈满之意。“只反”是反切。这是本经的名称。虞翻注《参同契》说：字形从“日”在下、“月”在上，是相对而立的名称。经，就是恒常、法则、道路、由此而行的意思。《乾》是卦名。“传”音直恋反，以传述为义，说的是孔子所作的十翼。详见发题，也作“第”。王弼注。音义：本来也作“王辅嗣注音”，“张具反”。今本有的没有“注”字，依师说，没有“注”字的本子不对。《周易》上经，《泰》传第二。《周易》上经，《噬嗑》传第三。《周易》下经，《咸》传第四。《周易》下经，《夬》传第五。《周易》下经，《丰》传第六。《周易·系辞上》第七。音义：“系”，徐氏音胡计反；本来就是“系”，又音为系续之“系”。字从“爪”；如果直接写作“爪”，下一个“系”字音口奚反，不是原辞本字，也作“辞”。依字形应作“词”，是说、言说之意。《说文》说：“词，是内含意义而外发言语；辞，指不接受；接受辛劳者写作‘辤’，‘辤’是籀文的‘辞’字。”本来也作“系辞上”，王肃本都作“系辞上传”，直到《杂卦》都有“传”字；也有本子没有“上”字。韩伯注。音义：本来也作“韩康伯注”。按：王辅嗣只注大经，讲解者相承采用韩氏注来续释《系辞》以下各篇。《周易·系辞下》第八。《周易·说卦》第九。疏：正义说，先儒按照孔子十翼的次序，把《乾》《坤》文言放在上下《系辞》之后、《说卦》之前；又把《彖》《象》附在上下二经，分成六卷，于是上《系辞》第七、下《系辞》第八、《文言》第九、《说卦》第十。王辅嗣把《文言》分别附在乾、坤二卦之后，所以《说卦》列为第九。《周易》序卦第十。《周易·杂卦》第十一。音义：韩氏说，杂卦就是揉合众卦；孟氏说，杂就是杂乱。

译《周易经传》原目录。《周易经传》原目录考证。《周易》上经，《乾》传第一。臣良裘按：第一卷共有十卦，却唯独称作《乾》传，这是古人标记卷帙的题签，就像《毛诗》题作《周南》《关雎》训诂传第一，《论语》题作《学而》第一，正是如此。《泰》卦以下第二部分，后文都依此处理。疏释家逐字分列说明，其意义都可见于《郑重》传经的旨意。不过，篇次既已改动，而原来的篇目仍夹杂在经文和传文之间，因而显得十分纷乱；所以现在全部把它们列在卷首。韩伯为注文标注音义，王辅嗣只注解大经。○“大”字，监本作“六”。毛居正《六经正误》说：“‘大’字误作‘六’。”先儒把上下经两篇称为大经，把《系辞》以下称为大传，现在依从这种说法。《周易·说卦》第九篇疏的正义说：先儒按照孔子十翼的次序，把《乾》《坤》文言置于上下《系辞》之后、《说卦》之前，并把《彖》《象》附在上下二经中，分为六卷；这样上《系辞》是第七，下《系辞》是第八，文言是第九，《说卦》是第十。辅嗣把文言分别附在《乾》《坤》两卦之下，所以《说卦》列为第九。○臣良裘按：《汉书·艺文志》说《易》有十二篇，颜师古注说：包括上下经和十翼，所以是十二篇。关于十翼的数量，各家说法不同。朱子《本义》采用王肃本，今天折中确定的本子也依从它。这里把《彖》《象》附在上下二经中，分为六卷，这是王弼从费直那里承受的传本。费直所传说：以《彖》《象》《系辞》《文言》解释上下经，就是这个意思。孔颖达在《坤》初六爻《象传》的疏中说：孔子的《象辞》原本在六爻经辞之后；辅嗣认为《象》本来是解释经文的，应当相互接近，所以分别附在相应爻辞之下，因此《彖》《象》《文言》都随经排列。如今《乾》卦的编排，是费直的《易》本：把《彖》和《大象》附在卦辞之后，把《小象》附在各爻辞之后。如今《坤》卦以下的编排，是王弼的《易》本。这里的疏却说辅嗣把文言分别附在《乾》《坤》两卦之下，又好像费直没有分附，而是王弼才开始分附；两种说法略有不同。大概唐代流传的说法已经各不相同，孔颖达或许把两种说法都保存了下来。《周易》经、传原目录考证

译钦定《四库全书》《周易》注解传述人 唐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赠齐州刺史、吴县开国男陆德明录 宓牺氏统治天下时，抬头观察天文，低头考察地理，观察鸟兽的纹理以及土地的宜居宜作之处；近处取法自身，远处取法万物，开始画出八卦【有人说是依据河图画八卦】；又由此重叠八卦，成为六十四卦。文王被拘禁在羑里，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彖辞》《象辞》《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称为十翼。班固说：“孔子晚年喜好《易》，读它读到编联竹简的皮条断了三次，并为它作传。”这里的“传”就是十翼【先儒关于重卦以及爻辞的说法不同，参见我所撰《释文》】。鲁国的商瞿子木从孔子那里接受《易》，再传给鲁国的桥庇子庸。子庸传给江东的馯臂【户旦反，徐广读音为寒】。子弓，子弓传给燕国的周丑子家。子家传给东武的孙虞子乘。子乘传给齐国的田何子庄【《高士传》说字为庄，《汉书·儒林传》说是临淄人】。秦朝焚书时，《易》因为是卜筮之书，唯独没有被禁止，所以传授它的人没有断绝。汉朝兴起后，田何从齐地迁居杜陵，人称杜田生；他传给东武的王同子中，以及洛阳的周王孙。梁地人丁宽【字子襄，曾事奉田何，又跟随周王孙学习古义，作《易说》三万字，只训释故训、举明大义而已】。《艺文志》说《易说》有八篇，为梁孝王的将军。齐地的服生【刘向《别录》说是齐人，号服光】也都著有《易传》。汉初讲说《易》的人，都是以田生的学说为根本。田生又传给同郡的白光【字少子】和沛地的翟牧【字子况】。后汉的洼丹【字子玉，南阳育阳人，世代传授孟氏《易》，作《易通论》七篇，官至大鸿胪】、觟阳鸿【字孟孙，中山人，少府】、任安【字定祖，广汉绵竹人】，都传授孟氏《易》。梁丘贺【字长翁，琅邪诸人，少府】本来跟从太中大夫京房学习《易》【京房是淄川杨何的弟子】，后来又拜田王孙为师，传给其子临【黄门郎、少府】。临传给五鹿充宗【字君孟，代郡人，少府、玄菟太守】以及琅邪王骏【王吉之子，御史大夫】。充宗传给平陵人士孙张【字仲方，博士、扬州牧、光禄大夫、给事中，家世传授此业】、沛地的邓彭祖【字长夏，真定太守】、齐地的衡咸【字长宾，王莽时为讲学大夫】。后汉的苑升【代郡人，博士】传授梁丘《易》【一本作“传孟氏《易》”】，以此传给京兆的杨政【字七行，左中郎将】。颍川的张兴【字君上，太子少傅】又传授梁丘《易》，登记在册的弟子将近万人；他的儿子张鲂继承了这门学业【张鲂官至张掖属国都尉】。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本姓李，推演律历后自定姓京，官至魏郡太守】从梁地的焦延寿【字延寿，名赣】那里学习《易》。焦延寿说自己曾向孟喜询问《易》的奥旨；孟喜死后，京房便说焦延寿的《易》就是孟氏之学，翟牧、白生不肯承认，说：“不是这样。”焦延寿曾说：“得到我的术数而因此丧身的，就是京生。”京房作《易章句》，长于讲说灾异，传给东海的段嘉【《汉书·儒林传》作殷嘉】、河东的姚平、河南的乘弘【一本作桑弘】，三人都任郎、博士。由此，前汉多有京氏之学。后汉的戴冯【字次仲，汝南平舆人，侍中，兼领虎贲中郎将】、孙期【字仲奇，济阴成武人，兼治古文《尚书》，不仕】、魏满【字叔牙，南阳人，弘农太守】都传授京氏之学。费直【字长翁，东莱人，单父令】传授《易》给琅邪王璜【字平仲，又传授古文《尚书》】，形成费氏学。费氏本以古字书写，称为古文《易》，没有章句，只用《彖》《象》《系辞》《文言》解释上下经【《七录》说费直《易章句》四卷，残缺】。汉成帝时，刘向主持校勘书籍，考察《易说》，认为各家《易》说都以田何、杨叔元、丁将军的大义为祖本，大略相同，只有京氏不同。刘向又用中古文《易经》校勘施氏、孟氏、梁丘氏三家的《易经》，其中有的脱去“无咎悔亡”四字，只有费氏经文与古文相同。孟喜作《易》章句，用来传授。同郡的白光【字少子】以及沛地的翟牧【字子况】，后汉的洼丹【字子玉，南阳郡育阳人，世代传授孟氏《易》，著有《易通论》七篇，官至大鸿胪】、觟阳鸿【字孟孙，中山人，官至少府】、任安【字定祖，广汉郡绵竹人】，都传授孟氏《易》。梁丘贺【字长翁，琅邪郡诸人，官至少府】起初跟从太中大夫京房学习《易》【京房是淄川杨何的弟子】，后来又从田王孙学习，传给子临【黄门郎，少府】；子临传给五鹿充宗【字君孟，代郡人，官至少府、玄菟太守】以及琅邪王骏【王吉之子，官至御史大夫】。五鹿充宗传给平陵人士孙张【字仲方，博士、扬州牧、光禄大夫、给事中，世代传授家学】以及沛地邓彭祖【字长夏，真定太守】、齐地衡咸【字长宾，王莽时任讲学大夫】。后汉的苑升【代郡人，博士】传授梁丘氏《易》【一本作“传授孟氏《易》”】，传给京兆人杨政【字七行，左中郎将】。又有颍川张兴【字君上，太子少傅】传授梁丘氏《易》；他的弟子著录的就有将近万人。子鲂传承了他的学业【子鲂官至张掖属国都尉】。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原本姓李，自称推演律历而改姓京，官至魏郡太守】从梁地的焦延寿学习《易》【焦延寿字延寿，名赣】。焦延寿说，自己曾跟孟喜询问《易》的奥旨；孟喜死后，京房便认为焦延寿所传的《易》就是孟氏学说，翟牧和白生不肯认可，说：“不是这样。”焦延寿曾说：“得到我的术数而因此丧身的，就是京生。”京房为《易》撰写章句，长于讲说灾异，并把这门学说传给东海的叚嘉【《汉书·儒林传》作“殷嘉”】、河东的姚平和河南的乘弘【一本作“桑弘”】；他们都任郎、博士。由此，前汉有很多学习京氏《易》的人。后汉的戴冯【字次仲，汝南郡平舆人，侍中，兼领虎贲中郎将】、孙期【字仲奇，济阴郡成武人，同时研治古文《尚书》，不出仕】、魏满【字叔牙，南阳人，弘农太守】也都传授这种学说。费直【字长翁，东莱人，单父县令】传授《易》，传给琅邪王璜【字平仲，又传授古文《尚书》】，形成费氏学派。费氏学本来因使用古字而称为古文《易》，没有章句，只是用《彖》《象》《系辞》《文言》解释上下经【《七录》说费直《易章句》四卷，今已残缺】。汉成帝时，刘向主持校勘书籍，考察《易》的学说，认为各家《易》说都以田何、杨叔元和丁将军所传的大义为祖本，大体相近。范晔《后汉书》说：“京兆的陈元【字长孙，司空南阁祭酒，兼传《左氏春秋》】、扶风的马融【字季长，茂陵人，南郡太守、议郎，作《易传》，又注《尚书》《毛诗》《礼记》《论语》】、河南的郑众【字仲师，大司农，兼传《毛诗》《周礼》《左氏春秋》】、北海的郑玄【字康成，高密人，曾拜马融为师；朝廷征召他任大司农，他没有赴任，回到家乡；凡是《易》《尚书》、三礼、《论语》《尚书大传》《五经中候》的注笺，以及《毛氏作》《毛诗谱》，驳斥许慎《五经异议》，针砭何休《左氏膏肓》，废除公羊家的墨守，挽救谷梁家的废疾；何休见后非常惭愧】、颍川的荀爽【字慈明，官至司空，作《易》说】，都传授费氏《易》。沛地人高相研究《易》，与费直同时；他的《易》也没有章句，专门讲说阴阳灾异，自称出自丁将军的传授。”

译高相传给他的儿子康【康因通晓《易》而任郎官】以及兰陵的母将永【豫章都尉】，形成高氏之学。汉初设置杨氏《易》的博士，宣帝又设置施氏、孟氏、梁丘氏的《易》博士，元帝又设置京氏《易》博士；费氏、高氏两家没有被立为博士，只在民间流传。后汉费氏兴盛起来，高氏于是逐渐衰微。永嘉之乱时，施氏、梁丘氏的《易》亡佚；孟氏、京氏、费氏的《易》也没有人传授了，只有郑康成、王辅嗣所注的本子流行于世【江左中兴后，《易》只设置王氏博士；太常荀崧上奏请求设置郑氏《易》博士，诏令准许，但恰逢王敦作乱，最终没有设置】。王氏之学受到世人重视，所以现在以王氏为主。《系辞》以下王弼没有作注，历来相承采用韩康伯的注来续接，现在也采用韩氏本子。《子夏易传》三卷【卜商字子夏，卫国人，孔子弟子，魏文侯的老师。《七略》说汉朝兴起后由韩婴传授；《中经簿录》说是丁宽所作；张璠说或许是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记载虞而不详其为何人】。《孟喜章句》十卷【没有上经；《七录》说又没有下经的“无妄”至“节”部分，也没有上《系辞》】。《京房章句》十二卷【《七录》说十卷，另有目录一卷】。《费直章句》四卷【残缺】。《马融传》十卷【《七录》说九卷】。《荀爽注》十卷【《七录》说十一卷】。《郑玄注》十卷【目录一卷，《七录》说十二卷】。《刘表章句》五卷【字景升，山阳高平人，后汉镇南将军、荆州牧、南城侯。《中经簿录》说注《易》十卷，《七录》说九卷，目录一卷】。《宋衷注》九卷【字仲子，南阳章陵人，后汉荆州五等从事。《七志》《七录》都说十卷】。《虞翻注》十卷【字仲翔，会稽余姚人，后汉侍御史】。《陆绩述》十三卷【字公纪，吴郡吴人，后汉偏将军、郁林太守；《七志》说目录一卷】。《董遇章句》十二卷【字季直，弘农华阴人，魏侍中、大司农；《七志》《七录》都说十卷】。《王肃注》十卷【字子邕，东海兰陵人，魏卫将军、太常、兰陵景侯；又注《尚书》《礼》《容服》《论语》《孔子家语》，述《毛诗注》，作《圣证论》驳难郑玄】。《王弼注》七卷【字辅嗣，山阳高平人，魏尚书郎，二十四岁去世；注《易》上下经六卷，作《易略例》一卷，又注《老子》；《七志》说注《易》十卷】。《姚信注》十卷【字德祐，《七录》说字元直，吴兴人，吴太常卿；《七录》说十二卷】。《王廙注》十二卷【字世将，琅邪临沂人，东晋荆州刺史，赠骠骑将军、武陵康侯；《七志》《七录》说十卷】。《张璠集解》十二卷【安定人，东晋秘书郎、参与著作；《二十二家解序》说依照向秀本。钟会字士季，颍川人，魏镇西将军，作《易无互体论》。向秀字子期，河内人，晋散骑常侍，作《易义》。庾运字玄度，新野人，官至尚书，作《易义》；一说《易注》为应贞所作。应贞字吉甫，汝南人，晋散骑常侍，作《明易论》。荀辉字景文，颍川颍阴人，晋太子中庶子，作《易义》；《七志》说注《易》十卷。张辉，字义元，梁国人，晋侍中、平陵亭侯，作《易义》。王宏，字正宗，是王弼的兄长，晋大司农，赠太常，作《易义》。阮咸，字仲容，陈留人，是阮籍兄长的儿子，晋散骑常侍、始平太守，作《易义》。阮浑，字长成，是阮籍的儿子，晋太子中庶子、冯翊太守，作《易义》。杨乂，字玄舒，汝南人，晋司徒左长史，作《易卦序论》。王济，字武子，太原人，晋河南尹，作《易义》。卫瓘，字伯玉，河东人，晋太保、兰陵成侯，作《易义》。栾肇，字水初，太山人，晋太保掾、尚书郎，作《易论》。邹湛，字润甫，南阳新野人，晋国子祭酒，作《易统略》。杜育，字方叔，襄城人，国子祭酒，作《易义》。杨瓒，不知是哪里人，晋司徒右长史，作《易义》。张轨，字士彦，安定人，凉州刺史，谥武公，作《易义》。宣舒，字幼骥，陈郡人，晋宜城令，作《通知来藏往论》。邢融、裴藻、许适、杨藻四人，不详为何许人，都作《易义》。《七录》说合计二十八家，《七志》说十卷。干宝注十卷【字令升，新蔡人，东晋散骑常侍，兼领著作】。黄颖注十卷【南海人，晋广州儒林从事】。蜀才注十卷【《七录》说不详为何人，《七志》说是王弼的后人；考察《蜀李书》，说姓范名长生，一名贤，隐居青城山，自号蜀才，李雄任命他为丞相】。尹涛注六卷【不详为何人】。费元珪注九卷【蜀人，齐安西参军】。荀爽九家集注十卷【不知是谁汇集，因以荀爽为主，所以称“荀爽九家”；序中有荀爽、京房、马融、郑玄、宋衷、虞翻、陆绩、姚信、翟子、玄子；玄子不详为何人，作《易义》；注中又有张氏、朱氏，均不详为何人】。谢万【字万石，陈郡人，东晋豫州刺史】、韩伯【字康伯，颍川人，东晋太常卿】、袁悦之【字元礼，陈郡人，东晋骠骑谘议参军】、玄【字敬道，谯国龙亢人，伪楚皇帝】、卞伯玉【济阴人，宋东阳太守、黄门郎】、荀柔之【颍川颍阴人，宋奉朝请】、徐爰【字季玉，琅邪人，宋太中大夫】、顾欢【字景怡，或说字玄平，吴郡人，齐太学博士，征召而不出】、明僧绍【字承烈，平原人。国子博士，征召而不出】、刘瓛【字子珪，沛国人，齐步兵校尉，没有接受任命，谥号贞简先生。《七录》说：作《系辞义疏》】；从谢万以下十人，都注解《系辞》。作《易音》的有三人【王肃已见前；李轨字弘范，江夏人，东晋祠部郎中、都亭侯；徐邈字仙民，东莞人，东晋中书侍郎、太子前卫率】。近代梁朝的褚仲都、陈朝的周弘正【弘正作《老庄义疏》，官至尚书仆射，谥简子】，都作过《易义》；这些是其中知名的人。

译《周易》注解传述人 《周易》注解传述人考证 《周易》注解传述人 ○臣良裘按：各部经书授受的源流，传注有的详细、有的简略，现在把《释文》所记载的内容一并保存下来。这篇《周易》源流文字中有讹误和缺漏。例如说孔子作《彖辞》《象辞》《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十翼，文义已经完整；但“杂卦”之后却缺少两个字，实在无法理解。又说注解详见我所撰之书，句下也缺少两个字。考察陆德明所撰的其他著作，没有可供表明的材料；推测就是《乾传》第一篇疏所说“孔子十翼的解释，见于发题之处”，如今这部书也已不再流传【臣清植】。臣按：“杂卦”下面所缺的两个字，从文义看应当是“是谓”二字。根据孔颖达列举十翼的说法：“上《彖》为一，下《彖》为二，上《象》为三，下《象》为四，上《系》为五，下《系》为六，文言为七，说卦为八，序卦为九，杂卦为十。”可见《彖》《象》《系辞》各自都分为上下两篇；而本文所列《彖》《象》《系辞》没有明确分出上下，所以当时刻书的人疑心数量不足十篇，便缺去文字，留待考察。现在也不敢凭空确定，仍按旧本保留缺文。从“鲁国商瞿子木从孔子那里接受《易》”到末尾。○臣良裘按：从这里以下，都是采自两汉《儒林传》的文字，其中有许多地方另有不同说法：田何子庄，《汉书》作子装；丁宽作《易说》三万字，《汉书》作二万字；翟牧字子况，《汉书》作子兄，注文读作况；彭祖字长夏、真定太守，《汉书》作字子夏、真定太傅；戴冯，《后汉书》作戴凭；王璜，《后汉书》作王横。《周易》注解传述人考证 钦定《四库全书》《周易正义》序 唐国子祭酒、上柱国、曲阜县开国子孔颖达奉诏撰写 《易》就是取象，爻就是仿效。圣人抬头观察天象，低头考察地理，取法天地来养育万物；云气运行、雨水施布，是仿效四时来生成万物。如果运用它而顺应其道，两仪便有秩序，万物便和谐；如果施行它而违逆其道，六位便倾覆，五行便紊乱。因此，君王行动一定遵循天地之道，不使任何事物失去其本性；施政一定协调阴阳的适宜，不使任何事物受到伤害。这样才能包罗宇宙，酬答神明，使宗庙社稷长存，使教化声名不朽。若不是道理极其玄妙，谁能做到这样呢？这就是乾坤伟大的创造，是对众生万物的益处。至于龙从黄河中出现，八卦便宣示其象；麒麟在泽地受伤，十翼便彰明其作用。《易》的事业凭借九位圣人，时代经历上古、中古、下古三代。到了秦朝灭亡时，金镜般的经典并未坠毁，这些文章在汉代得到治理，珠囊之学重新兴起。儒雅之士传授《易》的，西都有关中丁宽、孟喜、京房、田何，东都有荀爽、刘表、马融、郑玄；大体上彼此承袭，并没有特别超绝的。只有魏代王辅嗣的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都传授他的学说，河北学者很少能够比得上。江南的义疏有十多家，全都崇尚空疏玄虚的辞说，义理多浮夸荒诞。推究《易》的道理难以穷尽，即使玄之又玄；但一到垂示规范、制定法则，就必须以有形之事来教导有形之事。如果讨论内住、外住之空，以及能、所之说，那些义理已经涉及释氏，并不是用来教导孔门的。这样既背离了根本，又违背了注文。至于《复》卦说“七日来复”，各家都解释说“七日应当作七月”，认为阳气从五月建午开始消退，到十一月建子才开始复生，经过七个辰位，所以说七月。现在考察辅嗣的注说：“阳气开始剥尽，到来复时总共经过七日。”那么就是阳气剥尽以后，经过七日才复生。但阳气虽然从建午之月开始消退，到建戌之月时阳气仍然存在，怎么能说七月来复呢？所以郑康成引用《易纬》的说法：建戌之月阳气已经尽了，建亥之月纯阴当令，到了建子之月阳气才开始产生；中间隔着一个纯阴的卦，该卦所主的时间是六日七分，举其成数来说，便称为“七日来复”。《易纬》中的说法很明白，辅嗣的注文也可以据此寻得遗迹。辅嗣在前面这样作注，后来的诸儒却背离它；考察其中的义理，能够相通吗？又如《蛊》卦说“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辅嗣注说：“甲，是创制法令的意思，就像汉代的甲令、乙令。”辅嗣又说：“法令协调之后才施行诛罚，所以说后面的三日。” 又如《巽》卦说“先庚三日，后庚三日”，辅嗣注说：“重新申明法令，叫作庚。”辅嗣又说：“甲、庚都是重新申明法令的意思。”诸儒都采用郑氏的说法，认为甲是发布命令的日子，先前三日使用辛字，是要取更新的意义；后三日使用丁字，是要取丁宁告诫的意义。王氏注文原本并不是这样，他们却又不顾王氏的注，妄自创作异说。现在既然奉诏删定、考察这些事情，就一定以孔子的说法为宗旨，使义理能够解释；先以辅嗣为根本，除去浮华而取其真实，希望使文字有凭据、可信验，文章简约，道理精要，以少数统摄多数，能够随着变化而贯通。仍恐怕我的才识浅短，考虑得不够周全，所以谨慎地同朝散大夫、行大学博士臣马嘉运，守大学助教臣赵干叶等共同参议，详细考察可否。到十六年，又奉诏与先前修订疏文的人以及给事郎、守四门博士、上骑都尉臣苏德融等，在奉诏使赵弘智主持下重新详细审定，作成《正义》，共十四卷，希望上可以辅助圣道，下可以有益后世，因此叙述其大略，附在卷首。

译《周易正义》序 《周易正义》卷首 从这里以下分为八段。第一，论《易》的三种名称。第二，论重卦的人。第三，论三代《易》的名称。第四，论卦辞、爻辞是谁所作。第五，论上下两篇的划分。第六，论孔子的十翼。第七，论传授《易》的人。第八，论是谁加上“经”字。第一，论《易》的三种名称 正义说：《易》是变化的总名，也是改换的专称。自从天地开辟以来，阴阳运行，寒暑交替而来，日月更迭出现，众类萌发，万物生长繁育，新的事物不断更新，生命相续不绝，没有一样不是凭借变化的力量、代替更迭的功效。可是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之中。因此圣人最初画八卦，设置刚柔两种爻画，以象征二气；分布为三个位次，以象征三才。称它为“易”，是取变化的意义。既然“易”的含义总括变化，却单独用“易”作名称，《易纬·乾凿度》说：“易这个名称包含三种意义，所谓易、变易、不易。”又说：“易，是它的德性；光明四通，简易而建立节度，天因而光明灿烂，日月星辰布置排列；精气贯通而没有门户，神明潜藏而没有孔穴，不烦扰、不扰乱，淡泊而不失其本性。这就是易。变易，是它的气；天地若不变化，就不能使气机贯通；五行交替终始，四时更迭兴废；君臣取法其象，制度随变化而转移；能消退的必然生长，过于专一的必然衰败。这就是变易。不易，是它的位置；天在上，地在下，君王面向南，臣子面向北，父亲安坐，儿子伏拜。这就是不易。” 郑玄依据这个意义，作《易赞》和《易论》说：“易这个名称包含三种意义：易简是第一，变易是第二，不易是第三。”所以《系辞》说：“乾坤大概就是《易》的内涵吧？”又说：“大概就是《易》的门户吧？”又说：“乾刚健而明确地向人显示易，坤柔顺而广大地向人显示简。易就容易知晓，简就容易遵从。”这是说易简的法则。又说：“道理不断迁移，变化运动不停留，周遍流动于六虚之中，上下没有固定，刚柔相互变易，不能制定固定的典要，只能随着变化而趋向。”这是说顺应时势变化、出入移动。又说：“天尊贵、地卑下，乾坤的位置确定了；卑下和高上排列开来，贵贱的位置确定了；动静各有常态，刚柔便分判了。”这是说它的张设布列具有不易的一面。崔觐、刘贞简等人都采用这个意义，说：“易，是指生生不息的德性，具有易简的意义；不易，是说天地各有定位，不能相互改变；变易，是说生生不息的道路，通过变化而相续。”他们都以《易纬》所说“不烦不扰，淡泊而不失”为依据，认为这明确是易简的意义，是无为之道。所以说“易，就是容易”，读音取难易之“易”。而周简子说：“易，是容易【音读为亦】，是不易，也是变易。易，是更换时代的名称；凡是有和无相互代替、彼此相互更换，都属于易的意义。不易，是恒常形体的名称；有常态、有形体，或者没有常态、没有形体，这就是不易的意义。变易，是相互变化改易的名称；两者相互变化，这就是变易。”张氏、何氏都采用这个意义，说：“易，是更换时代的名称，是等待夺取的意义，依据《乾凿度》而来。”他们说易是它的德，有的省略不论，有的说德就是所得。万物彼此形成形态，都能相互变易，却不顾《易纬》中“不烦不扰”的话。这就是所谓采用它的文字，却背离它的意义，实在太不加思考了！所以现在所采用的说法，同郑康成等人：易就是易，读音取难易之“易”，意义取简易之“易”，这才得到《易纬》文字的本来实意。大概《易》的三种意义，只存在于“有”之中。但有从无产生，道理却包容无。所以《乾凿度》说：“有形之物产生于无形，那么乾坤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因此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易，是还没有出现气；太初，是气的开始；太始，是形的开始；太素，是质的开始。气、形、质都具备，却还没有彼此分离，称为浑沌。浑沌，是说万物混合为一而还没有彼此分离。看不见它，听不见它，追寻也不能得到它，所以称为易。由此可知，《易》的道理完整地包摄有与无，而《易》的卦象只在有之中，大概是因为圣人作《易》，本来就是为了垂示教化；教化所面对的内容，本来就存在于有形之事中。所以《系辞》说：“形而上的称为道，道就是无；形而下的称为器，器就是有。”因此，从无来说，存在于道体；从有来说，存在于器用；从变化来说，存在于神妙；从生成来说，存在于易；从真实来说，存在于性；从邪正来说，存在于情；从气来说，存在于阴阳；从质来说，存在于爻象；从教化来说，存在于精微义理；从人来说，存在于光明的品行。这些都是这个意思。况且《易》就是取象，万物没有不能取象的。作《易》用来垂示教化，就是《乾凿度》所说：“孔子说：‘上古时代，人民没有分别，万物没有差异，还没有衣食器用的便利。伏牺于是抬头观察天象，低头观察地中的法则，考察万物的适宜之处，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贯通神明的德性，使万物的情状各归其类。’” 所以《易》是用来裁断天地的道理、整治人伦并彰明王道的。因此画八卦，建立五气，以确立五常的行为；取法乾坤，顺应阴阳，以端正君臣、父子、夫妇的义理；衡量时势，制定适宜的制度，制造网罟，用来打猎、捕鱼，以满足百姓的生活所需。于是人民得到治理，君主和亲长受到尊重，臣下和子弟顺从，众生和睦融洽，各自安守本性。这就是作《易》垂示教化的根本用意。第二，论重卦的人

译《系辞》说：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取法它们。《礼纬·含文嘉》又说：伏牺的德性与天地相合，天以鸟兽的纹理作回应，地以河图、洛书作回应；伏牺取法它们并加以取象，于是创作八卦。因此孔安国、马融、王肃、姚信等人都说：伏牺得到河图而作《易》。这样看来，伏牺虽然得到河图，还必须抬头观察、低头考察，互相参验校正，然后才画卦。伏牺最初画八卦，万物的形象都包含其中，所以《系辞》说：“八卦排列成行，象就在其中了。”虽然已经有了万物的形象，但万物变化通达的道理仍不完备，所以根据八卦再重叠它们。卦有六爻，于是重叠成为六十四卦。《系辞》说：“因而重叠它们，爻就在其中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关于重卦的人，各家儒者意见不同，共有四种说法：王辅嗣等认为是伏牺画卦；郑玄一派认为是神农重卦；孙盛认为是夏禹重卦；司马迁等认为是文王重卦。主张夏禹、文王重卦的说法，考察《系辞》：“神农时代已经有‘大概取法于益卦和噬嗑卦’”，由此看来便不攻自破。认为神农重卦的说法也不正确。现在根据各篇文字来验证，考察《说卦》说：“从前圣人创作《易》，幽隐地赞助神明而产生蓍草。” 凡是说“作”，都是创造的意思。神农以后只是传述、修治，不能称作“作”。那么所谓幽隐地赞助而使用蓍草，说的就是伏牺。因此《乾凿度》说：“垂下皇策的是牺。”《上系》论述使用蓍草说：“四次经营而成《易》，十八次变动而成卦。”既然说圣人作《易》、经过十八次变化而成卦，明确说明使用蓍草是在六爻之后，不是在三画之时。伏牺使用蓍草，也就是说伏牺已经重卦了。《说卦》又说：“从前圣人创作《易》，是要顺应性命的道理，所以建立天的道理，称为阴与阳；建立地的道理，称为柔与刚；建立人的道理，称为仁与义；兼取三才而各自加倍，所以《易》有六画而成卦。”既然说圣人作《易》、兼取三才而各自加倍，就更不是神农才开始重卦了。又《上系》说：“《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用言语表达的崇尚卦辞、爻辞；有所行动的崇尚变化；制作器物的崇尚卦象；用于卜筮的崇尚占断。”这四件事都在六爻之后。为什么呢？三画之时还没有彖辞、爻辞，不能有“崇尚其辞”；重卦以后才有变动，三画不能变动，不能有“崇尚其变”；揲蓍布置爻位，才用于卜筮，蓍法起于六爻之后，三画不能有“崇尚其占”。至于制作器物而崇尚卦象，也不是三画之时。现在伏牺结绳制作网罟，这就是制作器物，明确说明伏牺已经重卦了。又《周礼·小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说明三皇时已经有书。下《系辞》说：“上古用结绳来治理，后世圣人用书契来取代它，大概取法于夬卦。”既然取夬卦之象来制作书契，伏牺有书契，就有夬卦。因此孔安国《尚书序》说：“古代伏牺氏统治天下时，开始画八卦，制作书契，以取代结绳的政教。”又说：“伏牺、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就是这个意思。八卦只是小成，爻象还不完备；把三画重成六画，事情就完备了。如果说重卦起于神农，那么他的功业难道只有《系辞》所说的那些吗？为什么《易纬》等书列举所经历的三位圣人时，只说伏牺、文王、孔子，最终不提神农？这说明神农只有“取法于益卦”等事，并没有重卦。因此现在依从王辅嗣的说法，认为伏牺既然画出八卦，便自行重叠为六十四卦，这才符合事实。重卦的意义，完整地载在《说卦》中，这里不再详细叙述。伏牺时代，道理还崇尚质朴，画卦、重爻已经足以为后世垂示法则。后来浇薄讹乱，德行不如古人，爻象不足以用来教化，所以孔子作《系辞》来加以说明。第三，论三代《易》的名称 考察《周礼·太卜》所说的三种《易》：“第一叫《连山》，第二叫《归藏》，第三叫《周易》。”杜子春说：《连山》是伏牺的《易》，《归藏》是黄帝的《易》。郑玄《易赞》和《易论》说：夏代叫《连山》，殷代叫《归藏》，周代叫《周易》。郑玄又解释说：《连山》象征山中升起云气，连续不断；《归藏》说万物没有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说《易》的道理周遍广大，没有不完备的地方。郑玄虽然有这些解释，却没有其他文献作为依据。先儒因此又把它们解释成文质之义，都繁琐而无用，现在不采用。考察《世谱》等各书：神农一名连山氏，也叫列山氏；黄帝一名归藏氏。既然连山、归藏都是时代称号，那么《周易》称“周”，是取岐阳的地名。《毛诗》说“周原膴膴”，就是这个意思。又文王作《易》时，正在羑里，周德还没有兴盛，仍处在殷代，所以题名为“周”以区别于殷。因为这是文王推演的，所以称为《周易》。这就像《周书》《周礼》题名用“周”来区别其他时代，所以《易纬》说“因时代而题名为周”，就是这个意思。先儒又兼采郑玄的说法，认为既是周代的名称，也有周遍普及的意义。虽然想不遗漏任何说法，也恐怕未必都能解释通。《易》题名为“周”，是因时代而称周，这就是先儒不再作其他解释的原因。只有皇甫谧说：文王在羑里推演六十四卦，标定七、八、九、六的爻，称为《周易》。按照这种说法，文王安置“周”字；至于《系辞》的文字，《连山》《归藏》没有可供说明的内容。第四，论卦辞、爻辞是谁所作 关于《周易·系辞》，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卦辞、爻辞都是文王所作。依据是《系辞》说：“《易》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代吧？作《易》的人，大概有忧患吧？”又说：“《易》的兴起，是在殷朝末世、周德兴盛之时吗？是处在文王与纣王相遇的事情之中吗？”又《乾凿度》说：“垂示皇策的是牺所作的卦；推演道理、彰显德性的是文王；成就天命、贯通卦象验证的是孔子。”又说：“苍牙通达灵昌的成就，孔子推演天命，阐明道经。”根据这些文字，伏牺创制卦，文王系定卦辞、爻辞，孔子作十翼，《易》经历三位圣人，说的就是这个。因此司马迁说“文王被囚而推演《易》”，就是“作《易》的人大概有忧患吧”的意思。郑氏学派的人都依从这种说法。第二种说法认为，考察爻辞，其中很多是文王以后发生的事情。考察《升》卦六四说：“王用亨于岐山。”武王灭殷以后，才开始追尊文王为王；如果爻辞是文王制定的，就不应说“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说：“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才被囚禁为奴，文王不应预先说到箕子处于明夷的情形。

译又如《既济》九五爻辞说：“东邻杀牛举行大祭，不如西邻举行简约的祭祀。”解释者都说，西邻指文王，东邻指纣王。可是文王、武王时期，纣王还在南面为君，怎么能说自己德行所获的福报胜过殷呢？又怎么能抗拒君主的国家呢？于是便说东西只是相邻而已。又《左传》记载，韩宣子到鲁国，看见《易》的《象传》说：“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周公遭受流言诽谤，也可以说是处于忧患之中。考察这些说法，可以认为卦辞出自文王，爻辞出自周公；马融、陆绩等人也都持这种说法，现在依从这种说法。之所以只说三位圣人而不把周公计算在内，是因为以父亲统摄儿子的事业。考察《礼稽命征》说：“文王看见礼崩乐坏，道术孤立而没有主宰，所以制定礼经三百篇、威仪三千条；这三百、三千，就是周公所制定的。”《周官》《仪礼》的明文表明，文王本来就有这个意图，周公加以述说并完成，所以归属于文王。这样看来，《易》的爻辞大概也是文王本来的意思，所以《易纬》只说是文王。第五，论上下两篇的划分。考察《干凿度》说：“孔子说：阳数为三，阴数为四，这是位置的正数。所以《易》有六十四卦，分为上下两篇，用来象征阴阳。阳道纯一而属奇数，所以上篇三十卦，用来象征阳。阴道不纯而属偶数，所以下篇三十四卦，用来效法阴。乾、坤是阴阳的本始，是万物的祖宗，所以上篇以它们开始并尊崇它们。离为日，坎为月，日月之道是阴阳的纲纪，用来始终生成万物，所以上篇以坎、离结束。咸、恒是男女的开始，是夫妇之道。人道的兴盛，必定由夫妇开始；夫妇用来奉承祖宗，是天地的主宰，所以下篇以它们开始并尊贵它们。既济、未济作为最后两卦，是为了明确告诫人们谨慎戒惧，以保全王道。”按照这个说法，上下两篇是文王确定的，孔子作纬来解释其中的意义。第六，论孔子的十翼。《彖》《象》等十翼的文字，认为是孔子所作，先儒没有不同意见。但关于十翼的数量和次序，也有多种说法。既然文王的《易经》本来分为上下两篇，区域各自不同，那么解释卦的《彖》《象》也应当随经分开。因此有一家说十翼是：上《彖》为第一，下《彖》为第二，上《象》为第三，下《象》为第四，上《系辞》为第五，下《系辞》为第六，《文言》为第七，《说卦》为第八，《序卦》为第九，《杂卦》为第十。郑玄一派也都同意这种说法，所以现在也依从它。第七，论传授《易》的人。孔子作成十翼以后，《易》道大为明白。从商瞿以后，传授一直没有中断。考察《儒林传》说：商瞿，字子木，起初从孔子学习《易》，再传给鲁人桥庇，字子庸。子庸传给江东人馯臂，字子弓。子弓传给燕人周丑，字子家。子家传给东武人孙虞，字子乘。子乘传给齐人田何，字子庄。到了秦朝焚烧书籍时，《易》被列为卜筮之书，独得不禁，所以传授没有断绝。汉朝兴起后，田何传给东武人王同，字子中，以及雒阳人周王孙、梁人丁宽、齐人服生；他们都著有数篇《易传》。他们又共同传给菑川人杨何，字叔元。叔元传给京房。京房传给梁丘贺。梁丘贺传给儿子梁丘临。梁丘临传给御史大夫王骏。后来丁宽又另传给田王孙。田王孙传给施犨。施犨传给张禹。张禹传给彭宣。这些是前汉传授《易》的大致人物。此后汉代还有马融、荀爽、郑玄、刘表、虞翻、陆绩等人，以及王辅嗣。第八，论是谁加上“经”字。《子夏传》说：虽然分为上下两篇，但还没有“经”字。“经”字是后人加上的，只是不知道开始于谁。考察前汉孟喜的《易》本，已经说“分上下二经”，可见在孟喜以前就已经题有“经”字了。篇题上的“经”字虽然兴起于后世，但称为“经”的道理早已存在。因而《礼记·经解》说：“洁静精微，是《易》的教化。”既然列在《经解》这一篇中，说明《易》有被称为“经”的道理。考察《经解》一篇全面论述六艺，诗、书、礼、乐也都合称为经；而《孝经纬》说：“《易》建立八卦，排列六十四卦，转而形成三百八十四爻，运行机理、布列法度，其气运行变化，所以称为经。”不过纬书文字鄙陋虚伪，不能全部相信。至于八卦的方位、六爻上下的次序、七八九六的数目、内外承乘的象义，入经以后另行解释，这里还不详细论述。《周易正义》序。《周易正义》序考证。《周易正义》第一卷。○【臣良裘】按：这是孔颖达所著《正义》十四卷中的第一卷。这一卷通论《易》的义理，不属于经文疏解、传文疏解的范围，所以馆阁书目没有把它计算在内。说只有十三卷，是不计此卷；把此卷算上就是十四卷，并不是书籍有所残缺。《周易正义》序考证。【经部，易类，《周易注疏》】

译钦定《四库全书》。《周易注疏》第一卷。魏王弼注，唐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上经【乾】。▯【乾下乾上】。乾：元亨利贞。音义：乾，音竭然反；依字应作“乾”，下一个“乾”从“旦”，音偃。《说卦》说：“乾，健也。”这是八个纯卦中象征天的卦。“亨”，音许庚反，是卦德，训为通，其他地方依此。疏：正义说：乾，是这个卦的名称。之所以称为卦，《易纬》说：“卦，就是挂。”意思是把事物的形象悬挂出来给人看，所以称为卦。不过，只有两画的形体虽然象征阴阳之气，却还没有形成万物的形象，不能称为卦。必须有三画，用来象征三才，描绘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形象，才称为卦。所以《系辞》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了。”就是这个意思。但最初的三画虽然包含万物的形象，对于万物变化通达的道理仍未穷尽，所以又把卦重叠起来，成为六画，完备万物的形象，穷尽天下的事理，因此六画组成卦。乾卦本来象征天，天是积聚各种阳气而形成的，所以这个卦六爻全由阳爻组成。既然象征天，为什么不称为“天”，而称为“乾”呢？“天”是固定形体的名称，“乾”是形体作用的名称。所以《说卦》说：“乾，健也。”意思是，天的形体以刚健为作用。圣人作《易》，本来是为了教导人，希望人效法天的作用，而不是效法天的形体，所以命名为“乾”，不命名为“天”。天以刚健为作用，运行不停止，顺应变化而没有穷尽，这是天的自然规律。所以圣人应当效法这种自然的形象，施行人事，也应当顺应事物、成就事务，言语行动不停，整天勤勉不懈，没有片刻懈怠，因此借天的形象来教导人事。就事物的形象说，这是纯阳，是天；就人事说，这是君，是父。因为它处在尊位，所以位居各卦之首，是《易》理的开端。不过，圣人命名卦的方式并不相同：有的以事物形象作为卦名，如否、剥、颐、鼎之类；有的以形象所发挥的作用作为卦名，就是乾、坤之类。像这样的情况很多。有的虽取事物形象，却以人事作为卦名，就是家人、归妹、谦、履之类。之所以有这些不同，是因为事物有万种形象，人有万种事情；如果拘泥于一件事，就不能包容万物的形象；如果局限于一个形象，就不能总括万有的事情。所以名称有隐有显，文辞有错杂，不能用一个固定的例子去求解，也不能只取同一类。故《系辞》说：“上下没有常规，刚柔相互变易，不能把它作为固定的准则。”韩康伯注说，不能建立固定的标准，就是这个意思。“元亨利贞”是乾的四种德性。《子夏传》说：元，是开始；亨，是通达；利，是和谐；贞，是正固。意思是，这一卦的德性具有纯阳的性质，自然能够凭借阳气开始生育万物，使万物获得元始和亨通；能够使万物的性质和谐，各自获得利益；又能够使万物坚固正定，得到终成。这一卦自然而然使万物具有这四种状态，使它们各得其所，所以称为四德。就是说，圣人也应当效法此卦，实行善道，以生长万物。使万物获得生存，就是元；又应当以美善的事情会合万物，使它们开通，就是亨；又应当以义理协调万物，使万物各得其理，就是利；又应当以正固的态度成就事务，使万物各得其正，就是贞。因此圣人效法乾而实行这四种德，所以说“元亨利贞”。其中详细的条目，完整记载在《文言》中。初九：潜龙，勿用。注：详见《文言》。音义：潜，音捷盐反；龙，用来比喻阳气和圣人。疏：正义说：处在第一位，所以称“初”；因为是阳爻，所以称“九”。“潜”是隐藏伏藏的名称；“龙”是能够变化的事物。意思是，天的自然之气起于建子之月，此时阴气开始旺盛，阳气潜伏在地下，所以说“初九潜龙”。这是自然的形象。圣人据此立法，是说在潜龙的时期，小人之道兴盛，圣人即使具有龙德，也只适合隐伏收藏，不可施展作用，所以说“勿用”。张氏说：因为道还不能施行，所以称为“勿用”，以此告诫人。在小人之道兴盛的时候，如果施展才能，就会被小人伤害；少数不能敌众，弱者不能胜强者，灾祸就会到来，所以告诫不要施用。比如汉高祖生在暴秦时代，只隐居做泗水亭长，就是“勿用”。各位儒者都认为舜开始在雷泽捕鱼；但舜所处的时代是尧在位，尧作为君主在上，不应当是小人之道兴盛。把潜龙初起解释为建子之月，在义理上恐怕不对。第一位说“初”，第六位本应说“终”；第六位说“上”，第一位本应说“下”，之所以文字不同，庄氏说：下位说“初”，那么上位就有“末”的含义。所以《大过》的《彖传》说：“栋梁弯曲，本末都弱。”这说明上位有“末”的含义。六位说“上”，那么初位就应当有“下”的含义。所以《小象》说：“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这说明初位有“下”的含义，文字互相发明，义理或许确实如此。而且第一位说“初”，是想说明万物逐渐积累，由无到有，所以说“初”，不说“一”或“下”；第六位说“上”，是想显示位置处于卦的上方，所以不说“六”或“末”。初九等爻辞，是乾卦六爻的爻辞；但乾卦是阳气生长的时代，所以六爻所叙述的都借圣人的出仕或退处来寄托其义。其余各卦的六爻，分别根据卦象说明义理，随着义理发明文辞，不一定都谈圣人。其他情况都依此类推。之所以称为“爻”，《系辞》说：“爻，就是效法这些事物。”圣人画出爻来效法万物的形象。先儒说，后代圣人用《易》占断事情时，先用蓍草求数，根据数确定爻，累积爻而成卦，再根据卦产生卦辞。因此蓍草是爻、卦的根本，爻、卦是蓍草的末端。现在考察《说卦》说：“圣人作《易》，幽赞神明而产生蓍草，参天两地而建立数，观察阴阳的变化而设立卦，发挥刚柔而产生爻。”《系辞》说：“成就天下勤勉不息的事业，没有比蓍草和龟甲更大的。”所以天生出神奇的事物，圣人便加以效法。又《易·干凿度》说：“垂下皇帝的蓍策者，是牺。”根据这些文章，都是使用蓍草求取卦象，先儒的说法在道理上当然成立。然而阳爻称九，阴爻称六，这一说法有两种解释：一是乾体有三画，坤体有六画；阳能够兼容阴，所以数为九，阴不能兼容阳，所以数为六。二是老阳之数为九，老阴之数为六，老阴、老阳都要变化。《周易》以变化的爻作为占断依据，所以杜元凯注《襄公九年传》遇“艮之八”，以及郑康成注《易》，都说《周易》以变化的爻作为占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