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问第十四

译说正直的话容易，说委婉的话难。

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善言，有善言的人不一定有德行。仁爱的人一定有勇气，有勇气的人不一定仁爱。”

译有德之人的言语，说的是应当说的话；仁者的勇敢，做的是应当做的事罢了，并不曾对言语和勇敢有所执取。如果执取言语，那么言语就可以修饰了，能一定是有德吗？如果执取勇敢，那么勇敢就可以矫饰了，能一定存有仁吗？多言会损害德行，混乱的勇敢会伤害仁德，难道还能说有没有（德行与仁）吗？言语和勇敢实在不值得珍视，所以君子致力于根本。

南宫适问孔子说：“羿善于射箭，奡善于水战，都不得好死。禹和稷亲自耕种，却得到了天下。”孔子不回答。南宫适出去后，孔子说：“这个人真是君子啊！这个人真崇尚德行啊！”

羿和奡不得善终，禹和稷称王天下，这是宇宙间的大常理。南宫适只是举例来说明修养与悖逆是两条不同的路，而天人的感应终究不会有差错。推究这种志向，大概是他践行法则、等待天命的心态吧！所以孔子在他出去后称赞他说：“这个人真是君子啊！这个人真崇尚德行啊！”他品格的真实、学术的正统，在这里独自窥见了其深远。然而孔子不回答，南宫适所说的是实理、实事，即使孔子也没有更多阐发的地方。圣人的言语和沉默都是教化，一定要等他出去后赞美他，以向天下后世展示法度与警戒。学者诵读羿、奡以及禹、稷的事迹，也知道有警示策励之处，可以立志于道了。颜回早逝，盗跖长寿，这正只是肉眼看到的表象。孔子和颜回的道统在万世，哪里会有没有土地不称王的道理？像田氏篡夺齐国，六卿瓜分晋国，即使自身仅仅免于刑罚诛杀，后世也有余下的杀戮。学者必须高瞻远瞩看遍万古，才能看透。不然的话，白璧不可强求，平庸之人多有后福，能不使英雄汉子感到屈辱吗！

孔子说：“君子而不仁的人或许有吧，没有小人而仁的【夫音扶】。”

判别容易，清楚难。比如子夏出去见到纷华靡丽而喜悦，回来听到夫子的道而喜悦，便不清楚。以不仁来求君子，只在一念之微，必须君子自己知道、自己证明才行，所以说：“或许有吧！”这是表示怀疑。如果是小人，可以直接断定他不仁了。我由此知道仁体的微妙，君子存有它尚且不足，小人丧失它却有余。学者只有每日勤勉不懈而已。孔子说：“给我几年时间，五十岁学习《易经》，就可以没有大过错了。”所以说：“至于圣与仁，那我怎么敢当？”又说：“学习而不厌倦。”小人的不仁，可以观察仁。门人说：“盗贼一定在夜间行动吗？”孔子说：“是的。”

孔子说：“爱他，能不让他劳苦吗？忠于他，能不教诲他吗？”

亲人不爱他的儿子就算了，爱他怎能不让他劳苦呢？臣子不忠于君主就算了，忠于他怎能不教诲他呢？以劳苦作为爱，以教诲作为忠，道理似乎相互成就，而情理本来如此，君子也只是追求尽到忠爱的实质罢了。

孔子说：“起草外交辞令，禆谌起草初稿，世叔讨论修改，行人子羽修饰文字，东里子产润色定稿。”

郑国的一道辞令，而众人发挥各自的长处，关键在于共同成就，宛然呈现出同僚间恭敬协作的气象，这对郑国的贡献很多。当时主持国家政事的是子产。集中众人的智慧，扩大众人的益处，尤其可以作为治理天下者的法则。

有人问子产。孔子说：“是个宽厚的人。”问子西。孔子说：“那个人啊！那个人啊！”问管仲。孔子说：“是个人才。剥夺了伯氏骈邑三百户的封地，（伯氏）吃粗粮，直到老死也没有怨言。”

周王衰微而议论诸侯，孔子随着时世来评论人品，没有对世道有功的人，不足以称赞。春秋时期，王室日益衰微，而民生紧迫。郑国有子产，大概是以百姓为念的人，他还存有先王的遗爱吧？所以说“是个宽厚的人”。楚国有子西，则参与了僭越称王、扰乱华夏的恶行，这符合人理吗？“那个人啊！那个人啊！”是厌恶他。至于主宰春秋二百年来运势的，只有管仲一人。管仲尊崇周室、抵御夷狄，凭借他的君主称霸天下，即使桓公夺取伯氏骈邑给管仲，（伯氏）直到老死也没有怨言，而知道管仲的功劳，真有使天下后世心服的力量。管仲真是人杰啊！与子西相比，功罪不能并存；与子产相比，高出一等，让人望尘莫及。孔子这话，是春秋人物的权衡标准啊！

孔子说：“贫穷而没有怨恨很难，富有而不骄傲容易【易去声】。”

贫穷而没有怨恨，没有真学术、大涵养不能做到，所以说难；富有而不骄傲，还可以在意念间矜持，所以说易。孔子大概是从学问中考察难易，不是从世情上比较难易。

孔子说：“孟公绰做赵氏、魏氏的家臣则有余，不可以做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

孔子只是根据孟公绰的才能来权衡任用，而鲁国的政事日益昏暗了。有人而不善用，与没有人一样，怎么能治理国家？滕、薛的大夫，国家小而政事简单，尚且让他受挫，何况鲁国的大夫呢？卫灵公无道，任用仲叔圉、祝鮀、王孙贾，各尽其才，所以不丧失国家。鲁国不能用一个孟公绰，那么鲁国的不兴盛，比卫国更严重了。房琯因将败，黄霸因丞相而损害功名。宋王安石做翰林学士有余，担任辅弼之臣不足，最终导致宋朝败亡。

子路问什么是完人。孔子说：“像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清心寡欲，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多才多艺，再用礼乐来修饰，也可以算是完人了。”子路说：“现在的完人一定要这样吗？见到利益想到道义，遇到危难献出生命，长久处于穷困也不忘记平生的诺言，也可以算是完人了。”

译【知，去声】

世间不乏资质美好的人，如果不学习，就没有听说过大道。大道就是人自身的本体，就是这样。礼这个词，意思是节制；乐这个词，意思是和谐。这是人性的德性，是融合外在行为与内在心性的道理，它不脱离人的气质，但实际上并不偏倚于气质。礼乐与德性相合，气质便得以融合，如果这样，那么学习以穷尽本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成为完人，就是穷尽本性、践行形体，参赞天地化育而确立中正之位。兼修各种特长并不是圣门学问的宗旨。如果一定要凑齐这四种特长然后加以礼乐的修饰，那么颜回深沉潜默的品德，就要让位于卞庄的勇武了；曾子迟钝质朴的品德，就要让位于冉求的才艺了，这样怎么能听闻大道呢？子路有超过常人的资质，却因不学习而有所缺失，所以孔子说：“做人的道理不必样样都成就，只求能够自我成就罢了。”像武仲这些人，如果用礼乐来修饰，也可以成为完人了。因为知道廉洁、勇敢、才艺都是天生资质的美好之处，但如果偏重于才技，不转化为德性，就会成为德性的拖累，所以必须依靠礼乐的修饰才能成为完人。仅仅像武仲那样的智，不是真正的智；公绰那样的廉洁，不是真正的仁；卞庄那样的勇敢，不是真正的勇；冉求那样的才艺，不是真正的道，怎么能成为完人呢？现在的所谓完人，如果他们的忠信之德足以辨别义利、决断生死、坚守长久与短暂，那么根本的大道就确立了，也差不多不辱没做人的道理了，但这不是我所说的完人。他们对于礼乐的大道，还没有听闻过。子路也只是要求达到极致罢了。孔子说：“子路已经升堂了，但还没有入室。”这就是两种完人的区别。《诗经》说：“像切骨角那样切磋，像雕琢玉石那样打磨。庄重啊威严啊，显赫啊盛大啊。”用礼乐来修饰，应当像这样。

译孔子向公明贾询问公叔文子，说：“听说公叔文子不说话、不笑、不取财物，是真的吗？”公明贾回答说：“这是传话的人说错了。公叔文子到了该说话的时候才说话，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话；快乐的时候才笑，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笑；符合道义的时候才取，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取。”孔子说：“原来是这样，难道真是这样吗？”

大道并不远离人，公叔文子能够遵循它，公明贾能够阐明它，可见百姓日常使用却不知道，这乃是精微的义理和奥妙的道理，只是行为中不显著、习惯中不察觉罢了。所以说：“终身遵循它却不知道它的人很多。”到了该说话的时候才说话，快乐的时候才笑，符合道义的时候才取，这也是百姓日常使用的道理，但达到极致时，即使是圣人也有所不能。所以说：“原来是这样，难道真是这样吗？”这是审慎怀疑的语气。在公叔文子那里固然如此，但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孔子就在人们昏昏然的状态中提点唤醒，使人反省自身而自然领悟。普通人何尝不是到了该说话的时候才说话、快乐的时候才笑、符合道义的时候才取？只是有达到极致与否的区别罢了。求学的人只有察识并扩充这些道理，才能有所得。

孔子说：“臧武仲凭借防邑请求在鲁国立后代，虽然说不胁迫君主，我不相信。”

孔子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正派而不诡诈。”

五霸中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更兴盛的了，他们都借助尊王的名义，但就事情而论，正派与诡诈便区分开了。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在于征伐和会盟。会盟中最大的，在齐国是首止之盟，安定太子以安抚王室；在晋国是践土之盟，挟持天子以命令诸侯。都借助尊王的义理，而正派与诡诈便区分开了。征伐中最大的，在齐国是讨伐楚国，责备楚国不进贡包茅；在晋国是讨伐卫国以招致楚国，而用阴谋取胜。都借助攘除夷狄的义理，而正派与诡诈便区分开了。所以孔子大大阐发其中的细微差别说：“五霸的事业，如同没有源头的水，一发出来就迅速干涸。只有秦穆公的一誓，从根本流出，其规模应当拥有天下。”

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为他而死，管仲却没有死。可以说他不仁吗？”孔子说：“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不依靠武力，这是管仲的力量啊。这就是他的仁！这就是他的仁！”子贡说：“管仲不是仁人吧？不能殉死，又辅佐了仇敌。”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头发、衣襟左开了！哪里像普通男女那样拘守小信，在沟渠中自杀而无人知道呢？”

子路责备管仲不殉死，这是君子守身的常法。像子贡便看得宽泛了，子路只是坚决责备他不殉死，不落入第二层见解，这就是后来死守孔悝的征兆。管仲跟随子纠出奔，君臣的名分尚未确定，在此时一死，是匹夫失节而殉义，虽然不能说是极致的忠，也算成就了一种节义。但春秋时期终究不能没有管仲这个人，管仲本来就有所抱负，一定要以功名显扬于天下，所以隐忍不死，最终实现了他的志向。当他和鲍叔牙一起侍奉公子出奔时，三人本来就已经预知襄公必定作乱，而各自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发作，以匡正内乱，这也是臣子同心报国的至义。小白先进入齐国，那么管仲就辅佐桓公；子纠先进入齐国，那么鲍叔牙就辅佐子纠。管仲和鲍叔牙向来相知，才识相似，所以各自分任所事。只有召忽最正派，可以做管仲的副手。刚发生动乱时，三人侍奉两位公子，如同救溺救火，利于先进入。先进入平定祸乱，就应当拥有齐国了，不必问谁是哥哥、谁是弟弟。桓公和子纠势不两立，而鲍叔牙等三人可以互相任用。召忽一死，可以尽到周旋的情义，对子纠没有遗憾了。管仲为什么还要再死呢？请求囚禁而入，心在桓公，就像在子纠一样。鲍叔牙向桓公推荐管仲为相，两人匡正齐国的志向才完全实现。孔子说：“殷商有三仁。”这三个人有点像，但三人都不是看到道理应当如此，不免有投机取巧猎获禽兽的意思。小小的召忽，也不过是匹夫的小信。总之，管仲的事情，忽略他的用心而取他的功绩是可以的。孔子生于衰微的周朝，亲眼目睹僭越称王、扰乱华夏的祸患，而自己不能有所作为，一腔热血无处挥洒，不觉追念管仲的功绩，以至于认为百姓至今受赐，大概是哀伤当今没有管仲这样的人。从此痛痒相关，子路、子贡只从个人角度出发，所以这样说。

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与公叔文子一起升任为大夫。孔子听说后，说：“可以谥为‘文’了。”

按照《谥法》，“经天纬地曰文，勤学好问曰文”，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考证。公叔文子推荐贤才这一件事，简直是虚心无我，有古代大臣的风范，不是不学无术的人能比的，可以谥为“文”，是深深嘉许他。臧文仲不推荐柳下惠，愧对改换谥号了。推举贤才、让出能力，是千年的盛事，大概不是虚心克己、以身殉国的人不能做到的。

孔子谈论卫灵公的无道，康子说：“像这样，为什么不灭亡？”孔子说：“仲叔圉接待宾客，祝鮀管理宗庙，王孙贾管理军队。像这样，怎么会灭亡？”

宾客，是主持邻国聘问的人。宗庙用来治理内部，军队用来治理外部，文事武备都得到合适的人，国家怎么会灭亡？君主德行虽然昏庸，但还明白用人，得到安定国家的要害，国家不灭亡，不是侥幸。我观察后世，像齐文宣帝荒淫狂悖，比桀、纣还严重，但能知

译杨愔贤能，被托付以国家大事，最终保全了性命；宋朝南渡后的各位君主，并没有多少失德之处，只是因奸臣把持朝政而导致灭亡。所以说：两位老臣归顺，周朝便兴盛；三位仁人离去，殷商便沦为废墟；伍子胥死去，吴国便灭亡；文种、范蠡在世，越国便称霸。

译孔子说：“一个人说话不惭愧，那么他做起来就困难了。”

说话不惭愧，精神便一并向外泄露，怎么能够有所作为呢？士人君子亲身践行本来就很艰难，只有凝聚到极致，才有全部的力量可以承担天下的重任而不疲乏，可以到达天下的远方而不跌倒。只要他说话不惭愧，就一定可以推断他做事困难，哪里一定要考虑到他的话无法兑现呢？所以君子以说话超过行动为耻。孔子说：“古代人不轻易说话，是因为以自己做不到为耻。”说话不惭愧，就是没有羞耻心。建文朝时，金川门失守，杨士奇、胡俨、解缙、金幼孜、黄淮、周是修在吴溥的府邸聚会，约定一同死节。各位大臣都慷慨激昂，只有周是修不说话，只是流泪。后来吴溥问他的儿子吴与弼说：“各位叔叔怎么样？”吴与弼当时才七岁，回答说：“只有周叔会死。”羞恶之心，正是在这里体现。

陈成子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后上朝，向鲁哀公报告说：“陈恒杀了他的君主，请出兵讨伐他。”哀公说：“去告诉三位大夫。”孔子说：“因为我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哀公说：“去告诉三位大夫。”孔子去告诉三位大夫，他们不同意。孔子说：“因为我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

请求讨伐陈恒，自然是宇宙间的大义，并非专门为鲁国三家大夫而发。当时周朝政治纲纪废弛，失去了礼乐征伐的权柄，孔子将其举荐归之于鲁国，这也是《春秋》的微言大义。哀公说：“去告诉三位大夫。”而三位大夫不同意，那么鲁国就沦为齐国的附庸了。所以说：“因为我位列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孔子既私下说话以自伤其志，又公开对三家说话以震慑乱臣贼子的胆量，那么他用来扶持天理、树立人心，从而挽回春秋时代道德沦丧的局面，其用心真是到了极致。我按：假如孔子的话得以实行，那么正义足以战胜齐国，抓获罪人并将他交给周天子审判。周天子一举而号令诸侯，由此天子得以收回诸侯的权力，诸侯得以收回大夫的权力，大夫得以收回家臣的权力，政教号令重新统一，文武之道复兴于世了。在那时，周朝仅得到中等君主，任命鲁国为方伯，任用孔子承担周公、召公的职责，必将阐发二帝三王的道，以使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所谓的三年有成、必世之仁，简直就在我们夫子亲眼所见之中了。可惜哀公不足以有所作为啊！问：“《左传》记载孔子告诉哀公说：‘陈恒杀了他的君主，请讨伐他。’哀公说：‘齐国强鲁国弱很久了，您说讨伐他，为什么呢？’孔子说：‘齐国百姓支持陈恒的只有一半，凭借鲁国的军队加上齐国的一半兵力，可以战胜。’而程子认为这不是孔子的话，这样就是以力不以义了，是这样吗？”回答说：“说圣人此举以义不以力是可以的，说义必然废弃力则不可以。圣人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不是仅仅虚张名义而不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人，何况是为了破除强弱之惑呢？这确实是实话。”

子路问如何侍奉君主。孔子说：“不要欺骗他，但可以犯颜直谏。”

不要欺骗，是秉持自己所学的不欺之道来侍奉君主，那么出仕不欺骗君主就是忠。犯颜直谏，是为了尽我的忠。前一章说：“尽忠了，能不教诲吗？”犯颜直谏而欺骗君主的情况是有的，但尽忠而不教诲的情况是没有的。所以说：不要欺骗他，但可以犯颜直谏。饶双峰说：“现在的人自己好色好货，却劝谏君主不要好色好货，这都是欺骗君主。”我认为道理固然微妙，但如果因为自己好色好货，就坐视君主好色好货而不劝谏，难道是人臣的道义吗？孟子说：“畜君有什么过错？畜君，就是爱戴君主。”如果出于由衷的本性，那么即使不能正己正物，也是卓然的社稷之臣。但孔子告诉子路，一定要他做到极致。

孔子说：“君子向上通达，小人向下通达。”

君子就其上面而通达，那就是天理；小人就其下面而通达，那就是人欲。上下的分别，只在一念之间，而通达的机括自然不能停止，这就是君子小人的品级之所以区分的原因。

孔子说：“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自己，现在的人学习是为了别人。”

古今的学问是一样的，但学习的用意不同。为了自己，是学习以成就自己。学问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如果不求在自己身上落实，而是为了利，或者为了名，只是从毁誉得失中起念头，这就是为了别人，学问就虚伪了。为己、为人的细微差别，是古今学术的辨别，其成就相差天壤，求学的人要慎重。跨过这一关，那么后世儒者的疏漏就很多，凡是只是不太狼狈就过去了。

蘧伯玉派使者去见孔子，孔子让使者坐下并问他，说：“您的主人做什么呢？”使者回答说：“我的主人想要减少过错但没能做到。”使者出去后，孔子说：“好使者啊！好使者啊！”

想要减少过错但没能做到，这是圣学的真血脉，日进无疆的道路，大概就在于此。孔子说：“不善不能改。”又说：“五十岁学习《易经》，可以没有大过错了。”就是这个意思。蘧伯玉的贤德，孔子一向赞许，到这里更从使者口中发出他一生的精神，有独契其好学之心的人，所以等他出去后赞叹如此，他开示求学者的用心也到了极致。近世如邓文洁公，晚年学问有得，他的哥哥问他：“弟弟近日只是检查自己的过错。”病重时，对子弟说：

译万事万念都是善的，都不算数，只要有一件事、一个念头不善，便算数。」问想要减少过错却未能做到该怎么办，回答说：「圣贤看待自己，通身都是毛病，简直是千疮百孔，必须实实在在地用功才行。我们这些人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与天合一的境界？虽然天地广大，人还是会有遗憾。」谁肯承认自己的不对之处呢？即使声称要改过，也是援引圣人不自认为圣人的意思，当作一段好话的借口罢了。看到这种情形，真让人忍不住发笑。

译曾子说：“君子思考问题不超出自己的本分。”

心的功能是思考，这是人心永不停息的本体。人心没有不思考的时候，而精妙之处在于无思无虑，思考得其职分，所以称为思考不超出本分。本分，是人心的本体，也就是天理。君子的心有恒常的运行，随着日常生活的动静，没有不是天理的本然，想要指出其中丝毫的渗漏溢出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艮卦象辞的意思，圣人门下关于思诚的学问，本来就有雅正的言论，所以曾子阐发简要的宗旨来作为训诫，并非一定要从《易经》的卦象中获得。查《易象》说：“两山重叠为艮，君子因此思考不超出本分。”体现艮卦止的含义，就有这样的道理。而卦辞说：“艮止于背，看不见自己的身体；走在庭院里，看不见别人。”大概说的是止的含义。思考不超出本分，宇宙万物都在我的本分之内。问：“人有超出本分的思考吗？”回答说：“孟子说：‘思考就能得到它，不思考就得不到它。’超出本分不是思考，而是念头。明亮而有知觉的，是思考的本体；忽然没有根基的，是念头的发动。”不符合礼的不看、不听、不说、不做，居家恭敬，办事严肃，对人忠诚，这就是君子思考不超出本分。程子说：“心要安放在胸腔里。”

孔子说：“君子以说话超过行动为耻。”

君子先实行所说的话，然后再说出来，那么行动可以超过言语，言语不可以超过行动。言语超过行动，还有什么比这更耻辱的呢，这就是君子之所以少说话而亲身实践的原因。不必说十分的话，只做九分就超过了，只占先一步，正是超过的地方。

孔子说：“君子之道有三，我都没有做到：仁德的人不忧愁，智慧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畏惧。”子贡说：“这是老师在说自己啊。”

君子之道有三，就是君子成就德行的关键。成就德行的关键，在于智、仁、勇，而君子之道就在于此了。不忧愁的仁，是仁的极致；不迷惑的智，是智的极致；不畏惧的勇，是勇的极致。在不忧愁、不迷惑、不畏惧之中，看到君子的心纯粹是天理，渣滓完全浑化，不是上达天德的人不足以谈论这个。所以孔子谦虚地说：“我都没有做到。”大概是因为切实地体认在自己身上，而他的心中容或有不敢自信的地方，不仅仅是谦辞，这是学而不厌的心。而子贡说：“这是老师在说自己。”意思是仁、智、勇之道，正不是老师不能全部具备，这话是用来陈述老师的实际情况的。随意说无能，圣人不自认为圣明罢了。至于子贡，也是智慧足以了解圣人了。

子贡议论别人。孔子说：“赐啊，你就算贤德了吗？我则没有空闲。”

议论别人，不是圣人有空闲做的事，怎么能算贤德？把议论别人当作贤德，正是要他反观自省，深深自责引愧，作为增进德行的地步罢了。所以说：“我则没有空闲。”仍然就议论别人的见解而提醒他，教育得很深刻。子贡议论别人，必须从师生名分上考察，贤与不贤才能确定。

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担心自己没有能力。”

圣人常常从别人不了解的地方割除俗学的肺肠，使他们反过来致力于修身，不是用能力来邀求知遇。圣人雅正的言论，其旨意深切啊。

孔子说：“不预先猜测别人的欺诈，不凭空推测别人的不诚信，然而能预先察觉的，这才是贤德的人啊！”

推测和猜测不是察觉，所以不推测不猜测却能预先察觉的人是贤德。预先察觉的人卓立于事物情理之外，随着感应而随时照察。圣贤的心体至诚，未曾以欺诈和不诚信待人，但事物来了自然照察，自然没有隐藏的情态。问：“不推测不猜测了，容或有不能预先察觉的吗？”回答说：“预先察觉不是说用察识，只是良知不被遮蔽罢了。比如子产被校人欺骗，舜被象欺骗，正不失去预先察觉者的身份。”“如果察觉别人欺诈，察觉别人不诚信，正是推测猜测的地方，预先察觉者有察觉而不使用罢了。”周子说：“明察不到极致就会产生怀疑，把怀疑当作明察，相差何止千里？”这就是推测猜测的说法。

微生亩对孔子说：“丘为什么这样忙碌奔波呢？莫非是为了卖弄口才吗？”孔子说：“我不敢卖弄口才，只是痛恨固执的人。”

既不敢卖弄口才，又痛恨固执。一定是圣人吧！清高、放任、和同，难道没有弊病吗？违背正道以求合群，君子以此为耻。这在贤者有所不为，何况圣人呢？只有圣人体现道义责任重大，时机适宜就行动，时机停止就停止，未曾有一定的权变，有什么固执的呢？固执，是我的成见；圣人无我，有什么固执呢？“乐于行道，忧于违背，坚定不可动摇”，不是固执吗？回答说：从一身起念，那么隐退避世就是正；从天下起念，那么周游列国就不是卖弄。并行而不违背。

孔子说：“骏马不称道它的力气，称道它的德行。”

有人说：“用恩德回报怨恨，怎么样？”孔子说：“用什么回报恩德？用公正回报怨恨，用恩德回报恩德。”

用公正回报怨恨，用恩德回报恩德，自然是衡量事物公平施予，天理人情之极致。公正则忘记怨恨不计较，不违背正道以伸张私情，也不隐藏私情以买好恩德；恩德则没有恩德不回报，在天理之中，伸张人情之极致。两者都是事物来了顺应常理，而不萌发丝毫私意于其中，所以是圣人之道。推究这个意思便须知明处得当，万物各得其所。有人说：“用恩德回报怨恨，也是说小怨恨可以捐弃，不是说父兄的仇敌，然而不公正也太过分了。所以圣人借此告诉那人，而至理也不外是这个。”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

译啊！」子贡说：「为什么没有人了解您呢？」

译孔子说：“不怨恨上天，不责怪他人，从日常事物中努力学习而通达高深的道理，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圣人从未有过渴望被人知晓的念头，也没有无人理解的叹息，只是说自己平生所学没有可以被人看见和知晓的罢了。这正是子贡之所以问“夫子之道必有其可知者在乎”的原因。难道夫子的道一定有可以被知晓的地方吗？不知道圣人的心原本不是从“知”与“不知”的念头出发，而是对上下天人坦然顺应而不违背，哪里会有怨恨和责怪呢？不怨不怪，这颗心正有用处，是圣人一生精神专注、不懈怠的学问。所说的“下学”，是指从安于本性生活开始，在困顿中勉力用功，回避谈论天赋本性而选择射御等技艺，心境越是谦下，所造化的道就越真实，自然能寻着方向向上，日积月累，就能通达所学。这是暗中为了完善自我而做的学问，真正无愧于独处时的慎独，从而向上通达于天命。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这不是凭空臆想，心即是天，独自知晓即是天知晓，以此表明世人终究不了解我。这就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原因。无人知晓之后，才能显现圣人内心的真诚，那么世人急切地追求被人知晓，我不知道这种对“知”的执着是怎样的弊病。圣人难道也乐于被人知晓吗？老子说：“了解我的人少，所以我珍贵”，这就有了逃避被人知晓的心思。圣人真是没有可以被知晓的地方。“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这是道的实情。圣人将上乘的功夫让给别人去做，只对中下等人做学问，所以说“下学”。比如发愤忘食，确实是钝根之人，如此进步自然不能停止，这就是所谓的“上达”。“达”的意思是由此通彼，从低到高，由小到大。圣人的学问不喜欢说顿悟，下学的学问正是正途，不追求顿悟，随着学习随着通达，机理并非两种，自下而上，功夫靠积累，至于通达天命、知晓造化，就有不知道其所以然的境界，并不是刚学习就通达天德。发愤忘食，快乐得忘记忧愁，是一时的学习通达；立志学习而从心所欲不越出规矩，是终身的学习通达。学习人事而通达天理，上下训释也通，但未见圣学吃紧的精神。比如在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间是学习，未能做到的地方是下学。圣人说未能做到，哪有不一而足就是难的呢？如果苛刻严厉地埋头去做。学习只是遏制人欲，存养天理。

公伯寮向季孙诽谤子路，子服景伯把这事告诉孔子，说：“夫子已经被公伯寮迷惑了，我的力量还能把他杀了陈尸于市朝。”孔子说：“道将要实行吗？这是天命；道将要废弃吗？这也是天命。公伯寮能把天命怎么样呢？”

命是我自己的命，命由我自己确立，兴废的契机，由我掌控。公伯寮能把天命怎么样？意思是说这不是公伯寮的力量所能左右的。君子只遵循法则行事以等待天命罢了，废弃或实行而说“将要”，圣人不以一成不变的见解固守未定的天命，也不以因应的心态遮蔽预先确定的道理，有这样的人。

孔子说：“贤人逃避乱世，次一等的逃避险地，再次一等的逃避脸色，再次一等的逃避言语。”孔子说：“实行这些做法的有七个人了。”

贤人逃避乱世，身处乱世而长久离去，像鸿雁飞入幽暗深处，这是最高的境界。次一等的逃避险地，不进入危亡的国家，不居住在动乱的国家，仍然拘束在世间的罗网之中。再次一等的逃避脸色，时机已经显露了。再次一等的逃避言语，时机已经很晚了。论及洁身自好的意义，那么后三者依次不如逃避乱世那样高。而君子所遇到的情况不同，或许有等待时机然后决定的，就洁身自好的意义而言则是一样的。而下一章接着说：“实行这些做法的有七个人了。”以此表明天地闭塞，贤人隐居，深深足以成为世道的痛惜。七个人没有特指，当时像沮溺丈人、晨门、荷蒉、太师摰等人，都从事于逃避乱世。种种说法，看待圣人无可无不可，如果显得固执，而洁身避乱，等待天下清明，也不违背出处的大义，这种清风高节、明哲保身的道义，千载之下不可多得。夫子说：“实行这些做法的有七个人了。”推崇尊重的意思也极其深切。春秋时期除了逸民等人外，那些藏名远举的，像丈人、长沮、桀溺、楚狂、晨门、荷蒉、微生亩，共七人。有人问：“逃避乱世就果断了，逃避险地、脸色、言语还接近圣人奔波劳碌的样子吗？”回答说：“论隐居的道义，毕竟以早见远举为高，这是《易经》所讥讽的尾随退隐。现在只看见圣人周游列国，就忘记了无道则隐居这一桩公案，出处的道理几乎在后世不明朗了。”章文懿公说：“康斋的出处是第一着，白沙是第二着，一峯是第三着，像我辈又是第四五着了。”

子路在石门住宿，守门的说：“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氏那里来。”守门人说：“是那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吗？”

知道不可为，旁观者自然明白。圣人身处世道之中，像当局者迷一样，直接是不忍心分明。就像子女看父母生病，虽然不可救药，没有不下药的理；虽然已经死了，还希望复活。圣人直接看得世道尚有可为而去做，不是漫无目的地做无益的事。那最终不可为又怎么办呢？晨门本来讥讽圣人不知时务，却故意说他是知道的，正是要唤醒他，可以说是委婉地讽刺了。

孔子在卫国击磬，有个背着草筐的人经过孔子的门，说：“有心啊，击磬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又说：“鄙陋啊，硁硁的声音！没有人了解自己，那就算了吧。水深就穿着衣服蹚过去，水浅就提起衣服蹚过去。”孔子说：“果决啊，没有什么可难为的了。”

译荷（去声），莫已知己（音纪），余（音以）

译有心人的感叹，真正了解夫子的心事啊。接着又说：“鄙陋啊，那固执的样子！”是说这颗心固执而不通变化。既然已经没有人了解自己，也就罢了。水深就穿着衣服涉水，水浅就撩起衣裳过河，随着时势卷舒进退，不也很好吗？荷蒉的人正自视甚为圆通，却不知道圣人看荷蒉的人非常果断。所以说：“果断啊！”断绝了他忘世的想法，正是为那种固执辩解。深浅适宜，他看恰好合适，只处理自己的出处一节，还不难。圣人直接做那难的事，圣人的难，是把天下当作一身，而拯救溺水、通达困顿的是他。水深就涉水，水浅就揭衣，自然是圣人的家法。但荷蒉看得固执，圣人看得圆通，这是圣人与贤人的区别。

子张说：“《尚书》说：‘高宗居丧守孝，三年不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何止高宗，古时候的人都这样。国君去世，百官各自总领自己的职责，听从冢宰三年。”

父母的丧礼，上达天子。上古圣人用孝道治理天下。天子有治理天下的责任，所以制定由冢宰听政的礼制，使孝子的情感在上位得以伸张，而天下安然。观察古人都这样，就知道这个礼制是万世不变的常道了。后世的丧礼毁坏，襄公穿着黑色丧服临阵作战，那么在天子身上也可以知道，所以圣人留下训示以昭示天下万世。

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喜好礼，那么百姓就容易役使【好、易都读去声】”

百姓难以役使已经很久了，用威势胁迫他们反而更加叛逆，用法律笼络他们也不畏惧。心存敬畏则全身顺从命令，心放逸则全身都违逆。君子对于百姓，也是这样。在上位的人喜好礼，安住于齐庄中正的本体，而出身加于百姓，无非是这个道理，所以可以统摄天下的精神而通为一体，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所以百姓容易役使，这是说顺从。在上位的人喜好礼，只是无不恭敬，恭敬就有办法消除天下狡诈轻慢的情感而归于顺从，所以容易役使。礼主于教化，而默寓于刑罚政令之中。在上位的人喜好礼，就是《能以礼让治国》的意思。用礼引导百姓，那么百姓都效法规矩，而激发他们的忠敬之心，所以容易役使，也是“莫敢不敬”的意思。

子路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以恭敬。”子路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以安定他人。”子路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以安定百姓。修养自己以安定百姓，尧舜还担心做不到呢。”

说君子就必须参赞天地、辅助化育，然而其道则求诸己。己不是与人和百姓相对待的己，修己也不为安人、安百姓起念头，只求得一个己。《己传》说：“如琢如磨者，是自我修养。”敬，是圣学始终的关键，修养自己的心法。敬修之道，在于肃然收敛此心而专一，不显也临，无斁也保，湛然没有非几的扰乱。至于反身而诚，就得到了己。得到了己就静虚动直，天地万物都归于宽宥，没有所以及人而人自安，就是用修养自己的方法安定他人，所以说修养自己以安定他人；没有所以及百姓而百姓自安，就是用修养自己的方法尽安百姓，所以说修养自己以安定百姓。安人、安百姓，在修己中实有此事，不是意想的。说君子到此，则存神过化，上下与天地同流，即使尧舜还担心呢。尧舜的学问只是一敬，然而修养没有止境，修养而安没有限量，尧舜不必做不了，学者只当敬修而无失即可。“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是敬修正当处。修养自己以恭敬，正是尊德性而道问学。程子说：“敬胜百邪。”古来没有偷惰放逸的学问，所以下一个敬字，摄入诸义。其中大题目，只是克己复礼、忠恕一贯、择善固执、慎独、求放心便是。后儒将敬死看，转入注脚去，便是矜持把捉，反为道病。拈出敬字，良多苦心，如说：“敬只是心中无一事也。”又说：“惟忘敬而后无不敬。”不免翻案之说，使后人借口而谓打破敬字方能入道，几乎像小人的无忌惮，而圣学晦暗了。

原壤伸腿坐着等待。孔子说：“年幼时不孝顺悌敬，长大后没有可称述的成就，老了还不死，这是贼。”用拐杖敲击他的小腿【孙弟都读去声，长读上声】

原壤伸腿坐着等待，显示放达，平生情状尽露于此。所以夫子历数其生平而痛斥之，以声名教之辟；用拐杖敲击他的小腿，若使他因而知改。那么还有故人之谊吗？如果老了而知改，不屑之教诲，朝闻夕死可矣。所厌恶原壤的，是因为他贼道。春秋去先王之世未远，始生老氏，为惑世诬民之祖。当时一种好异之民起而应之，如原壤者不少。观行径，大是诡怪不常，可喜可愕，至易至简。由是天下学士靡然从风，转相祖述，愈流愈远。一变而为杨墨，再变而为申韩，三变而为苏张，终变而为佛氏之学，以返其初旨。嗣后士大夫往往以佛氏之说丈老氏之奸，精者窃道德之唾余以学佛，粗者拾翕张之机锋以学禅，而杨墨、申韩

译苏张的权谋之意，时时在其中隐现。纵观整个宇宙世界，修道之人，终究只是困于这一种格局之中。

译阙党的童子负责传话。有人问孔子说：“他是想求益的人吗？”孔子说：“我看见他坐在成人的位子上，看见他和长辈并肩而行。他不是想求益的人，而是想急于求成的人【与读平声】。”

圣人并不能使童子有所增益，只会使他有所减损罢了。童子年少而不学习，倚仗自己的聪明才智，俨然以成人自居，却没有求益之心，只是急于求成罢了。古人八岁进入小学，就教他们洒扫应对的礼节、礼乐射御书数的学问；十五岁进入大学，就教他们大学的道理、修身治人的方法。等到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像那样循序渐进，急于求成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圣人用传话这件事来裁断他，想使他在礼法的场合中受到抑制和减损，以消除他越级求成的念头。如果童子在这里果真知道如何求益，那么即使一日千里也是可以的。

《论语学案》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学案》卷八

（明）刘宗周 撰

○下论

卫灵公第十五

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军事阵法，孔子回答说：“祭祀礼仪的事情，我曾经听说过；军事作战的事情，我没有学过。”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饿得病了，都起不来。子路生气地来见孔子，说：“君子也有困窘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固然会困窘，小人一困窘就无所不为了【陈读去声，从读去声，见读贤遍反】。”

问：卫灵公询问军事阵法，一句话不投合，第二天就离开，不显得愤愤不平吗？回答说：“道不能实行，不离开还做什么？圣人处于这种境地，只是洒脱而没有丝毫计较，一旦计较就不能成行了。所谓进合乎礼，退合乎义，大概就是这样。如果是因激愤而离开，就不是这样了。”圣人出仕、隐退、久留、速去，不要看作固定的格局，认为这里一定要速去，那里一定要久留，这就是可不可的偏见。圣人不但说军事作战的事情没有学过，而且先用祭祀礼仪来打动他，其中有许多委曲之处。子路曾经诵读不嫉妒、不贪求的话，可以说能够自信了。到了这里却又信不过，把困窘看作分外的事一般，分明是被感遇触动了，平生得力之处在哪里呢？由此可知他没有闻道。所以下一章有知道德的感叹。孔子说：“贫穷和卑贱，是人们所厌恶的，如果不以正道去摆脱它，就不摆脱。”这就是固穷的意思。隐居世间不被了解而不后悔，只有圣人才能做到，确实如此啊！君子处于困窘，好像本来就有这种境遇，安守本分而行；小人一困窘就无所不为，是因为心向外求。

孔子说：“赐啊，你以为我是多学而记住它的人吗？”子贡回答说：“是的，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用一个根本的道理来贯穿它们【女读汝，识读志】。”

孔子说：“多听，选择其中好的去实行；多看并记住它。”这就是多学而记住它的意思。记住，是随着所学而根本于心，使不忘记。由多而记住，是在事物中寻求归宿。圣人的学问固然如此，但所学虽然多，只是一个道理，多学而记住，只是一个根本的道理来贯穿，不是在多学而记住之外另外有一个贯穿。然而子贡的疑问正好恰当，说的是多，又有超越多的东西，所以说只喝出一个“一”字不出来，不是的，是说我的多学，不要看作多了，只是一个贯穿罢了。“一”是学问的归宿；“贯”是学问融会自得的契机。“一”没有形体，就在多中存在；“贯”没有踪迹，就在记住中融合。圣人的学问，从日常动静所涉及的，随处理会，只是一个道理，认得是，才成为我的。一贯的说法本来没有两样，但这章直指学问的脉络，前章直指道的本体。道也是学，学就是道。后儒的学问，多教人理会一个“一”，便要求必须多学，圣门不这样。以子贡的颖悟，还不轻易示以一贯，一定要等他学问有得，才点破。如果先点破，就没有持守遵循的地方。不如暂且从多学而记住入手，自己寻找来路，久了必然有山穷水尽的时候，所见无非是一个“一”。这个“一”是从多处来的，所以说：“用文献丰富我，用礼仪约束我。”圣门传授，如同印板，颜回、曾参、子贡都一样。

孔子说：“仲由啊，知道德的人太少了【鲜读上声】。”

德性是人所固有的，但行不通，习不察，很少能知道。知道德的人，深造自得，全体洞然，有不探究其深奥不已的。即使像仲由那样力行，还可能有病，何况其他人呢？夫子呼唤仲由而深深感叹知道德的人太少了。后来又说：“仲由，我教你的知道吗？”自知自证，有什么难的呢？知道德的人，是知道性中的德，知道性就知道天了。朱注：这一章怀疑是为愠见发出的，知不知正在这里证明。杨子云说：“不只是知道，还要切实履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孔子说：“无为而治的人，大概是舜吧？他做了什么？只是恭敬地端正自己面向南面而坐罢了【与读平声，夫读扶】。”

君道以无为为最高，这是古代帝王所共同的。单独称颂舜，是因为舜亲身具备圣人的德而继承尧的治世。凡是敬天授时、封山浚川、命德讨罪，都在摄政二十八载之日代终了，而等到他格于文祖，首先打开四门来招纳天下的贤人，于是任命禹为司空平水土，任命后稷播种百谷，任命契为司徒敷布五教，任命皋陶作士听五刑，任命垂共工若予工，任命益虞掌山泽，任命伯夷秩宗典三礼，任命夔典乐教胄子，任命龙纳言出纳惟允。九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