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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论语学案二十三

子张第十九

儒藏 · 四书 · 已译 · 第 161–167 段

也。此真能用力于仁者也,谓之「仁在其中」,谓实有诸中,非若存若亡之见也。仁本在我,非若禄之自外而至,故与凡言「在中」者异。子夏盖示人以求仁之学也,亦即下章学以致道之意。学问工夫切近处正是仁,非心存于此,必待熟而后仁也。学而不厌,则仁安矣,既圣矣。博学是博文工夫,笃志、切问、近思是约礼工夫。

译也。这真正是能在仁上用力的人,说“仁在其中”,是说确实有仁德存于内心,而不是那种若有若无的见解。仁本来就在我自己身上,不像俸禄那样从外面而来,所以与一般所说的“在中”不同。子夏大概是向人展示求仁的学问,也就是下一章所说的通过学问以达到道的意思。学问功夫切近的地方正是仁,不是心里存着仁,一定要等到熟练之后才成为仁。学习而不感到厌烦,那么仁就安定了,也就达到圣人的境界了。博学是博文的功夫,坚定志向、恳切发问、思考切近的事是约礼的功夫。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道不可强致,善学者莫之致而至之,学也。所谓自得之也。百工居肆则必有事,必有事所以成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所以致道也。未有不学而致于道者,不致于道非学也。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去声】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真见是过也。小人之过也必文,则不可见矣,便是同云宻布,掩尽阳光,此心陷溺之极处。过不可文,而其迁就回护之心,则文也。文过时,已明知自家不是处,却不肯认错,故计出于此。问:「何故不肯认错?」曰:「一认错,便无由济恶。」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君子有三变,神明而时出之。君子豹变也。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皆莫知其所以然,故曰变。若俨变为温,温变为厉,非变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已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已也。」

信而后劳其民,信而后谏。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厉巳、谤已,则不诚,未有能动者矣。夫不信以劳民,果厉也;不信以谏主,果谤也。人各有心,其可愚乎?

子夏曰:「大徳不踰闲,小徳出入可也。」

大徳如生死利害闗系纲常名教处,不踰闲者,守道之严,不踰尺寸也。人苟能勉力于大者,则小者或出或入,间可勿论也。子夏之言,盖为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者训。小徳只就大徳中细细推勘出,如孝的大段是,即晨昏小节偶未善,亦无害其为孝,如申生之恭而愚可也;忠的大段是,即语黙去就偶未善,亦无害其为忠,如屈原之忠而过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于虔反】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师商论交,毕竟子张胜;游夏论教,毕竟子夏胜。要之,可相合而未可相非。子夏笃信谨守,其教人多由规矩节目中入,而本原性命之地容有未及者,故子游但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当之,非谓其善于洒扫应对进退也。洒扫应对进退,末也,而有本焉。曰无本云者,正恐其局末而遗本也,故曰「抑」、曰「如之何」,皆疑辞,疑其局末而遗本也。子游探本之论,亦学者所吃▯但质之圣门循循善诱之方,不能无病,故子夏从而过之。子夏意谓:「君子教人之道,执何者为先而传之?执何者为后而倦之?或先或后,初无成法,亦无成心。但生质不一,如草木之区别然。君子之道,岂可强其所未至,而从事于诬罔乎?若夫会道器于一原,即始即终,神而明之,则圣人而后能之,岂可概责之门人小子乎?」君子未尝限人以圣人之学,而无合下证圣之理,由洒扫应对进退而进之,亦可驯至于圣人之域矣。子游亦见得洒扫应对进退便是形而上者,但欲子夏即末探本也。子夏之觧,谓本末固是一体,然须圣人便合下理会到此。自学知困勉以下,只可就事事物物中逐节磨炼,使之收拾放心,变化气质。用力之乆有涣然融会处,便是知本也。若先一齐说破本末,彼实未有承当处,徒重其躐等之心、炫逺之见而已,非诬而何?子夏所见,最得圣门教法。圣人罕言命与仁,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如一贯之呼,必俟其学将有得而后及之。若曽子以之示门人,便须道忠恕而已矣。浅深上下各因乎人,何尝执有成法?所谓成徳达财,时雨之化然也。合而观之,子游之见,即博约之教;子夏之见,是循循善诱处。洒扫应对进退与徐行后长,同一作用,本末只一物,大小只一物,恁地剖析不得。洒扫应对进退,须是诚心中流出方是道,慎独工夫便做在此处。始终无定名。总是本末一致之意,然精粗大小皆在其中。有始有卒,正是无始无卒,并本末相尽捐了。朱子讥子静曰:「他之说,却是使人先见这一个物事了,方下来

译子夏说:“各种工匠在作坊里工作,才能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通过学习,才能通达大道。”

大道不能勉强求得,善于学习的人不去刻意追求,大道自然就会到来,这就是学习。这就叫做自得。工匠在作坊里就一定有具体的事务,因为有具体的事务,所以能完成工作。一定要专心于事务,但不要刻意端正,心里不要忘记,也不要拔苗助长,这就是通达大道的方法。没有不通过学习而能通达大道的,不能通达大道就不是学习。

子夏说:“小人的过错,必定会掩饰。”

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和月食一样:有了过错,人人都看得见。这是真的看见了过错。小人的过错必定会掩饰,那就看不见了,这就好比乌云密布,遮住了所有的阳光,这是内心陷溺到了极点。过错不可以掩饰,而那种迁就回护的心思,就是掩饰。掩饰过错时,已经明知自己不对,却不愿认错,所以才出此下策。问:“为什么不肯认错?”回答说:“一旦认错,就没有办法来挽救恶行了。”

子夏说:“君子有三种变化:远远望去,庄重威严;接近他时,温和亲切;听他说话,严厉刚正。”

君子有三种变化,是神明自然流露出来的。君子像豹子一样变化。远远望去庄重威严,接近时温和亲切,听他说话严厉刚正,人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叫变化。如果庄重变成温和,温和变成严厉,那就不是变化了。

子夏说:“君子取得信任后,才役使百姓;如果没有取得信任,百姓就会认为这是在虐待他们;取得信任后,才进谏;如果没有取得信任,君主就会认为这是在诽谤他。”

取得信任后才役使百姓,取得信任后才进谏。至诚而不能感动人的,是没有的。如果被认为是虐待、诽谤,那就是不诚,没有能感动人的了。如果不被信任就役使百姓,确实是虐待;如果不被信任就进谏君主,确实是诽谤。人各有心,怎么能欺骗他们呢?

子夏说:“大德不逾越界限,小德有些出入是可以的。”

大德是指在生死利害、纲常名教等关键地方,不逾越界限,就是严守道义,不差毫厘。人如果能努力做好大德,那么小德有时超出有时不足,偶尔可以不论。子夏的话,大概是针对那些不能守三年之丧,却对缌麻、小功等小礼节过分考究的人说的。小德只是从大德中细细推敲出来的,比如孝的大方向是对的,即使早晚问候的小节偶尔没做好,也不妨碍他是孝子,像申生那样恭敬但有些愚钝是可以的;忠的大方向是对的,即使言语沉默、去留等小节偶尔没做好,也不妨碍他是忠臣,像屈原那样忠诚但有些过失是可以的。

子游说:“子夏的学生,让他们做洒扫、应对、进退等事,是可以的,但这只是末节,根本的东西却没有,这该怎么办呢?”子夏听了,说:“唉!言游说错了!君子之道,哪样先传授呢?哪样后传授呢?就像草木一样,是有区别的。君子之道,怎么能诬蔑呢?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

师商论交友,终究是子张胜;游夏论教学,终究是子夏胜。总之,可以互相补充,但不能互相非议。子夏笃信谨守,他的教学多从规矩礼节入手,而根本性命的地方或许有所不及,所以子游只把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当作他的教学内容,并不是说子夏擅长洒扫应对进退。洒扫应对进退是末节,但有根本。说没有根本,正是担心他拘泥于末节而遗忘了根本,所以说“抑”、说“如之何”,都是疑问词,怀疑他拘泥于末节而遗忘了根本。子游探究根本的言论,也是学者所关注的。但对照圣门循循善诱的方法,不能没有毛病,所以子夏批评他过分了。子夏的意思是:“君子教导人的方法,拿什么作为先传授的呢?拿什么作为后传授的呢?或先或后,起初没有固定的方法,也没有固定的成见。只是人的资质不同,就像草木的区别一样。君子之道,怎么能强迫人达到他达不到的境界,而从事于诬罔呢?至于将道与器合于一源,即始即终,神而明之,那是圣人之后才能做到的,怎么能一概要求于学生呢?”君子不曾限制人学习圣人的学问,而没有当下证悟圣人的道理,从洒扫应对进退入手,也可以逐渐达到圣人的境界。子游也看到洒扫应对进退就是形而上的道理,只是想让子夏从末节探究根本。子夏的解释,是说本末固然是一体的,但必须圣人才能当下理会到这个。从自学知困勉以下,只能就事事物物中逐节磨炼,使之收回放纵的心,变化气质。用力久了,有豁然贯通的地方,就是知道根本了。如果先一下子说破本末,他们实际上没有承担的地方,只会加重他们越级而上的心思、炫耀远大的见解罢了,这不是诬罔是什么?子夏的看法,最得圣门教法。圣人很少谈论命与仁,性与天道不可得而听闻,像一贯的称呼,必须等到他学习将有收获后才涉及。如果曾子以此示门人,就必须说忠恕而已。浅深上下各因人而不同,何曾执有成法?所谓成德达财,像时雨化育一样。合起来看,子游的看法,就是博约之教;子夏的看法,是循循善诱之处。洒扫应对进退与徐行后长,同一作用,本末只一物,大小只一物,这样剖析不得。洒扫应对进退,必须是诚心中流出的才是道,慎独工夫便做在此处。始终无定名。总是本末一致的意思,然而精粗大小皆在其中。有始有卒,正是无始无卒,并把本末都捐弃了。朱子讥笑陆九渊说:“他的说法,却是使人先看见这一个物事了,方下来”

做工夫,却是上达而下学,与圣人下学而上达都不相似。然说他纔见了,便发颠狂,岂肯下来做?若有这个直截道理,圣人那里教人歩歩做上去?」又朱子门人尝过子静,且言师门教法,子静为诵《天尊地卑》一章,曰:「某教法如此。」愚按:朱子讥子静,分明子夏之见,而子静不免以有始有卒之圣尽概门人小子也,学者辨之。

译用功修行,却是从上达天理向下学习,与圣人从下学人事向上通达天理并不相似。然而如果说他刚有所见,便发狂癫乱,怎肯下来做功夫?如果有这种直截了当的道理,圣人哪里会教人一步步地做上去呢?」又朱子的门人曾经拜访陆子静,并且讲述师门的教法,子静便诵读《天尊地卑》这一章,说:「我的教法就是这样。」愚按:朱子讥讽子静,分明是子夏那样的见解,而子静不免用有始有终的圣人标准来概括门人小子,学者应当辨析清楚。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仕学一理也,亦一事也。通为一事,则学不以仕废也;故仕而优则学,仕亦不以学妨也;故学而优则仕。其必优而后及者,皆纯心之学也。当官而理,学问祗属驰鹜之见,况学焉以干禄乎?盖学者两不相妨而相为用,处为真儒,出为名世矣。

  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

子游病末世丧礼不清,故以致哀埀训之。致乎哀者,自致其心也。止者,孝子之心无穷,而于礼可无憾矣。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曽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子张盖贤智之过,其立心主于高逺,若有为人所难能者然,以言乎仁则未也。未仁之病,正坐难能中堂堂气象,望而知其未仁矣。以徳行言,曰为难能;以气象言,曰堂堂,其病一也。不曰不仁者,而曰未仁;曰难与并为仁,盖即此而反躬切已,从事于闇然之学,则仁矣。所谓如此是病,便知不如此是药也。此二贤忠告善道处。

曽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自致者,身致之也,实有是心而不容己也。人皆有是心,然而夺于情识利害攻取之私,则不能致矣。必也亲丧乎!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亲之丧,则孩提之性于此尽呈,虽欲不致,不可得也。然则良心之在我者,亦可以扩而充之矣。

曽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它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此盖为有家者训孝也。圣人以孝治天下,自诸侯而大夫,一也。孟庄子之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可谓善继志述事矣。此孝道之大处,故曰难能,非谓他事可能,而此独不可能也。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曽子。曽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春秋之世,先王抚治天下之道不复存十一之遗,而民无固志矣。失道者,如作丘赋、舎中军,而飬之之道失;其君大路越席、朱干玉舞,其臣歌雍舞佾,而教之之道失。民散者,民心皆瓦觧而不属于上也。乱亟矣,小人犯刑,固其所也。然则民情大可原矣。如得其情,亦仁人之所痛也,而可以明察自喜乎?哀矜勿喜者,岂徒死中求生,尽士师钦恤之责哉?方将穆然深思,若已推而内之沟中,于是乎复先王之道,以厝斯民于饱暖礼义之域,而希刑措之化,固不容己矣。此曾子为当时人上者发悔罪下民之意,为聨属人心之本,以救世乱也。然则乱国烦刑,非重其散乎?秦、隋可鉴也。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去声】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古今诛不善者,莫如商纣。纣之不善,宜不如是之甚也,而天下之恶皆归之,则身自处于不善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惟圣罔念作狂,狂则甚矣,自取之也。然则纣之不善,果如是之甚者也。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夫曰不如是之甚者,欲人谨恶于微,而杜下流之势也。孟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不为尧舜,则为桀纣。而且自寛曰:「我之暴恶,未至为纣之甚也。」则纣亦有可原者矣。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悲夫!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更平声】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者何?君子心事光明磊落,絶无一毫掩蔽之情,偶值情理之穷,不能无过,如天道阴阳有沴戾而日月薄蚀者然。日月食而复明,限刻可期;君子随过随改,不逺之复,似之。其见与仰,总以见君子改过之意无不在人眉睫间,若昭昭乎掲日月而行者,此正天理流行处,非必以见且仰征君子之改过也。过也,人皆见之,更是改过下手处,非既见后方更也。皆仰,则复其初矣。日月之还明有待,而君子之改过无待,纔待则不成改矣。即过即见即改,一时事。其有取于日月之食者,只言其有过必改之情同耳。过出于无心,只是昏一昏,即觉一觉,即化。如周公使兄、孔子讳君,非过也。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于虔反】学?」

译子夏说:“做官有余力就学习,学习有余力就做官。”

做官和学习是同一个道理,也是同一件事。把做官和学习看作同一件事,那么学习就不会因为做官而荒废;所以做官有余力就学习,做官也不会因为学习而受到妨碍;所以学习有余力就做官。一定要等到有余力才去从事,这都是出于纯粹求道的学问。如果当官治理政务,学问只是属于追逐名利的见解,何况是为了求取俸禄而学习呢?大概做学问和做官两者互不妨碍且互相为用,在家时是真正的儒者,出仕时是名垂后世的人。

子游说:“办理丧事,尽到哀痛就可以了。”

子游担忧末世丧礼不清明,所以用尽哀痛来垂示训诫。尽到哀痛,是发自内心地尽到哀思。止,是孝子的心意无穷无尽,但在礼仪上可以没有遗憾了。

子游说:“我的朋友子张,做到了别人难以做到的,然而还没有达到仁。”曾子说:“子张仪表堂堂,难以与他一起达到仁。”

子张大概是贤智过度,他立心追求高远,好像有别人难以做到的样子,但说到仁,还没有达到。没有达到仁的毛病,正是由于那难以做到的堂堂气象,望而知其未仁了。从德行来说,说难以做到;从气象来说,说仪表堂堂,毛病是一样的。不说他不仁,而说未仁;说难以与他一起达到仁,大概就是要他由此反躬自省,切实从事于暗然笃实的学问,就能达到仁了。所谓指出这样的毛病,就知道不这样就是药方了。这是两位贤人忠告善道之处。

曾子说:“我听说老师说过:人没有能自己尽到孝心的,一定是在父母去世的时候吧。”

自己尽到孝心,是亲身做到,确实有这种心而情不自禁。人都有这种心,然而被情感、见识、利害、攻取等私欲所夺,就不能尽到孝心了。一定是在父母去世的时候!幼儿,没有不知道爱父母的,等到父母去世,那么幼儿的天性在这里完全呈现,即使想不尽孝心,也不可能了。那么,我身上的良心,也可以扩充发扬了。

曾子说:“我听说老师说过:孟庄子的孝,其他事情别人可能做到;他不改变父亲的老臣和父亲的政令,这是别人难以做到的。”

这大概是为有家室的人训示孝道。圣人以孝治理天下,从诸侯到大夫,是一样的。孟庄子不改变父亲的老臣和父亲的政令,可以说是善于继承父亲的志向和事业了。这是孝道的大处,所以说难以做到,并不是说其他事情可能做到,而唯独这件事不可能做到。

孟氏让阳肤担任士师,向曾子请教。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民心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查明了案情,就应当哀怜同情,不要高兴。”

春秋时代,先王安抚治理天下的正道连十分之一的遗存都不存在了,而民心没有固定的归属了。失去正道,比如征收丘赋、舍弃中军,而养育百姓的道理丧失了;国君乘坐大路车、铺着越席,拿着朱干玉戚跳舞,大臣们唱着《雍》诗、跳着佾舞,而教化百姓的道理丧失了。民心离散,是民心都像瓦片一样破碎而不归附于上位者了。祸乱严重了,小人触犯刑律,本来就是必然的。那么民情是可以原谅的。如果查明了案情,也是仁人痛心的事,怎么能以明察自喜呢?哀怜同情而不高兴,难道仅仅是为了在死刑中求生,尽到士师谨慎体恤的责任吗?还将要深沉地思考,好像自己把百姓推入沟壑,于是恢复先王的正道,把百姓安置在饱暖礼义的境地,希望达到刑法搁置不用的教化,这是情不自禁的。这是曾子为当时在上位的人发出悔罪怜惜下民的意思,作为联结人心的根本,来拯救世道的混乱。那么,乱世烦苛的刑罚,不是加重了民心的离散吗?秦朝、隋朝可以作为鉴戒。

子贡说:“商纣王的不好,不像这样严重。所以君子厌恶处于下流,天下的恶名都归到他身上。”古今诛讨不好的人,没有比商纣王更严重的。纣王的不好,应该不像这样严重,而天下的恶名都归到他身上,是因为他自己处于不好的境地。所以君子厌恶处于下流,天下的恶名都归到他身上。只有圣人,不念正道就会变成狂妄,狂妄就严重了,这是自找的。那么,纣王的不好,果然像这样严重。纣王的不好,不像这样严重。说“不像这样严重”,是想让人在细微处谨慎防恶,而杜绝处于下流的趋势。孟子说:“道只有两条,仁与不仁罢了。”不做尧舜,就做桀纣。而且自我宽慰说:“我的暴恶,还没有达到纣王那样严重。”那么纣王也有可以原谅的地方了。后人看现在,也像现在看过去一样,可悲啊!

子贡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有过错时,人们都看得见;等他改正时,人们都敬仰他。”

君子的过错像日食月食为什么呢?君子心事光明磊落,绝没有一丝掩蔽之情,偶尔遇到情理穷尽的时候,不能没有过错,就像天道阴阳有冲突而日月发生薄蚀一样。日月食后恢复光明,限定的时刻可以期待;君子随过随改,不远复,与此相似。人们看见和敬仰,总之是为了显示君子改过的意图无不在人们眼前,好像昭昭地高举日月而行,这正是天理流行的地方,不一定用看见和敬仰来证明君子的改过。有过错时,人们都看得见,更是改过下手的地方,不是既看见后才改正。都敬仰,就恢复原来的样子了。日月的恢复光明有待于时间,而君子的改过不待于时间,才等待就不成改过了。即过即见即改,是一时的事。取日食月食为喻,只说有过必改的情理相同罢了。过错出于无心,只是昏一昏,即觉一觉,即化。像周公使兄、孔子讳君,不是过错。

卫国的公孙朝向子贡问道:“仲尼在哪里学习?”

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音志下同】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同前】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译子贡说:“周文王和周武王的道统,并没有失传,而是存在于人们中间。贤能的人了解其中重大的部分,不贤能的人了解其中微小的部分,没有人不拥有文武之道的某些方面。老师哪里有不学习的呢?又何必有固定的老师呢?”

圣人之道,得统于文、武,固非区区滞于大小之见者。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贤者见之为大,不贤者见之为小也。大小之见不足以尽道,而道未尝不在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夫子焉不学,则无大非小,无小非大,无大无小,则一贯矣。学在是,师在是,何常之有?虽谓能自得师可也,师文、武亦可也。苟不知所学何事,顿令大小兼举,如说一一而学之,则圣人之学亦穷于识矣。大小之原,正是文王之徳之纯,就此实证,正是一贯处。

叔孙武叔语【去声】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君子必有志于圣人之学,而后有以入圣人之道。所谓「得其门而入」者是也。得门而入,乃能真见圣道之无穷,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一一披示之矣。此见不必逺求,反之当身,稽之日用,证之天高地下之间,无不活泼泼地。只限一法,便令东驰西骋,愈求愈逺,且有当前错过者矣。善乎颜子得门而入也!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尽之矣。卓尔之见,岂偶然哉!其曰:「仰之弥高,鑚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庶几富贵之藴乎!虽然,「虽欲从之,末由也巳」。苟得其门而入,更无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宫墙之譬,总见赐之造道浅而易窥,夫子造道大而难测之意,非以门喻外、宫喻中也。使显然有及肩、数仭之悬絶可见,便当程量分明,望宫墙而小天下矣。然则学者非但不见宗庙百官,并数仭之墙亦是坐井观天。喻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所性分定故也。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寛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宻察,足以有别也:可谓富且美矣。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和一处看。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絶,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去声】也。」

日月喻其至高,高不可踰,虽欲自絶,终无伤于日月之明也。量,量度也。不知量,言不知度量浅深也。不可踰而欲踰之,非不知量而何?日月无私照临,日月未尝絶人,而人自絶之,而卒无伤于日月之明,则日月之照临如故,而人又乌容自絶为乎?多见其不知量也。罪过尽重,自圣人看来,亦无甚罪,终内之照临之下而已,此日月之所以为大也。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去声下同】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去声】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圣不可知之谓神,一天而已。子不云乎:「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夫子过化存神,超然声色之表,亦若是而已。圣同天,不既深乎?善乎子思子推言之也,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呜呼,至矣!夫子之道,不必得邦家而见,只借得邦家事业,想见其配天之化有如此者。然则夫子其尧舜乎?曰:夫子观尧舜事业,一点浮云过太虚耳。被子贡等闲说过,便是贤于尧舜处,味所谓二字可见。斯字只是诚动于此,机通于彼。圣人治天下有许多措置施为,难得当下便了。但事功有待,而立达之心无待。极之三年必世,只了得当下一念;极之千万世,亦只了得当下一念。圣人视三年必世、千万世,只在片晌呼吸间。子贡推尊夫子,一拟之宫墙,再拟之日月,拟之天,可谓至矣。然实未见得圣人亲切处,不如其自鸣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如孟子言孔子圣之时,亦近之矣。天不可阶,求天于吾心,而阶在昊天。曰明,及尔出

译圣人的大道,统摄于周文王、周武王,本来就不是那些拘泥于大小见解的浅陋之人所能理解的。贤能的人认识它的大处,不贤的人认识它的小处,贤能的人看它为大,不贤的人看它为小。仅凭大小的见解不足以穷尽大道,但大道从未不在其中。能够神妙地领悟并明察它,关键在于人自身。孔子哪里不学习呢?因此没有所谓的大不是小,也没有所谓的小不是大,没有大也没有小,这就叫作“一贯”。学问在这里,老师在这里,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呢?即使说能够自己找到老师也可以,以文王、武王为师也可以。如果不知道所学的是什么,突然让大小兼举,像数一二三那样去学,那么圣人的学问也就局限于识见之中了。大小的本源,正是文王德行的纯粹,就在此处实证,正是一贯的地方。

叔孙武叔在朝廷上对大夫们说:“子贡比仲尼更贤能。”子服景伯把这话告诉了子贡。子贡说:“拿宫墙作比喻吧,我的墙只有肩膀高,人们能窥见屋内的美好。老师的墙有几仞高,找不到门进去,就看不见宗庙的壮丽、百官的富盛。能找到门进去的人很少啊。老师说的,不也是情理之中的吗?”

君子一定要有志于圣人的学问,然后才能进入圣人之道。这就是所说的“找到门而进入”。找到门而进入,才能真正看见圣人道的无穷无尽,宗庙的壮丽、百官的富盛,一一展现出来。这种见识不必远求,反求自身,考察日常用度,验证于天地之间,无不是生机勃勃的。只限于一种方法,就会让人东奔西跑,越求越远,甚至错过眼前的东西。颜回找到门而进入,真是好啊!他说:“用各种文献来丰富我的知识,用礼来约束我的行为。”这就说尽了。那卓然独立的见解,难道是偶然的吗!他说:“仰望它更加高大,钻研它更加坚实,看它在前面,忽然又跑到后面。”这大概接近了富贵的蕴藏吧!虽然如此,“虽然想追随他,却找不到途径了”。如果找到门而进入,就不会再有宗庙的壮丽、百官的富盛。宫墙的比喻,总体上是显示子贡对道的造诣浅显而易于窥探,孔子对道的造诣宏大而难以测度的意思,并不是用门比喻外面、用宫比喻里面。如果明显有及肩和几仞的巨大差距可见,那就应当衡量分明,望着宫墙而小看天下了。然而学者不仅看不见宗庙百官,就连几仞的墙也是坐井观天。比喻宗庙的壮丽、百官的富盛,是因为本性分定如此。只有天下最圣明的人,才能聪明睿智,足以统御万物;宽厚温和,足以包容万物;奋发刚毅,足以坚持原则;端庄中正,足以令人敬畏;条理细密,足以辨别是非:这可以说是既富且美。宗庙的壮丽、百官的富盛,要合在一起看。

叔孙武叔诋毁仲尼,子贡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不可诋毁的。别人的贤能,像丘陵一样,还可以超越;仲尼,像日月一样,无法超越。人即使想断绝与日月的关系,对日月有什么损害呢?只是显得他不自量力罢了。”

日月比喻其至高无上,高不可攀,即使想断绝关系,终究无损于日月的光明。量,是量度。不知量,是说不知道度量深浅。不可超越却想超越,不是不自量力是什么?日月无私地照耀,日月从未断绝与人,而是人自己断绝,最终无损于日月的光明,那么日月的照耀依旧,人又怎么能自己断绝呢?只是显得他不自量力罢了。罪过再重,从圣人看来,也没什么大罪,终究还是在日月的照耀之下,这就是日月之所以伟大的原因。

陈子禽对子贡说:“你是恭敬吧,仲尼难道比你更贤能吗?”子贡说:“君子一句话可以显得明智,一句话可以显得不明智,说话不可不谨慎。老师的高深不可企及,就像天不能搭梯子爬上去一样。如果老师得到国家或家族来治理,那就是所说的,让他站立他就站立,引导他他就前行,安抚他他就归顺,动员他他就和谐。他活着时荣耀,死后令人哀痛,怎么能企及呢?”

老师的高深不可企及,圣人的神妙不可知,就像天一样。孔子不是说过吗:“天说什么呢?四季运行,百物生长,天说什么呢?”孔子教化万物而留存神妙,超脱于声色之外,也是这样罢了。圣人同于天,不已经很深奥了吗?子思推论得好,他说:“上天的命令,深远而不停止。”这就是说天之所以为天。唉,至极了!孔子的道,不必得到国家来显现,只是借由得到国家的事业,想象他的配天之化有如此者。那么孔子是尧舜吗?回答说:孔子看尧舜的事业,就像一片浮云飘过太虚一样。被子贡轻易说过了,这就是比尧舜贤能的地方,品味“所谓”二字可见。这个“斯”字只是诚心感动于此,机窍通达于彼。圣人治理天下有许多措施作为,很难当下就完成。但事功有待于时机,而确立通达的心却无待于外物。极而言之,三年必成世道,只了得当下一念;极而言之,千万世,也只了得当下一念。圣人看三年必成世道、千万世,只在片刻呼吸之间。子贡推崇孔子,先比作宫墙,再比作日月,比作天,可以说是到了极致。但实际上没有见到圣人亲切的地方,不如他自己说:“他的为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像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接近了。天不能搭梯子,求天于吾心,而梯子在昊天。曰明,及尔出

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是也。

译君王啊,上天说天已大明,和你一同游乐,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