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也第六

译富裕。”原思担任孔子家的总管，孔子给他九百斗粮食，他推辞不要。孔子说：“不要推辞！把它分给你的邻居和同乡吧。”

译这两人的取舍，不必由圣人来裁定，只需将两人互相对照：一个是在常规俸禄之外过分地接受，一个是在常规俸禄之内过分地推辞，他们不能相提并论是显而易见的。从子思的角度看，才能发现原宪在“取”方面过分了，就像喝盗泉的水一样；从原宪的角度看，才能发现子思在“辞”方面过分了，一定要像蚯蚓那样才行。两者比较长短，中道就显现出来了。这本身就是天然道义的权衡，可以互相印证，也可以独自印证。两人都只因为私见遮蔽，所以糊涂。从接受馈赠者通情达理的角度，就有接受釜庾之义；从推辞馈赠者保全操守的角度，就有与邻里乡党交往之义。在这里可以看到圣人顺应事物本性，又曲折地施加教化陶铸的权变，分明展现了天地的气象。直白地说，将“毋”字连到下句去读，语意更加委婉，我遵从这种读法。门人陈敬伯质问我：“九百斗粟，怀疑也是超出常规俸禄之外的，所以原宪推辞了。不然，只该说宰夫的俸禄不必定为九百斗了。九百斗与釜庾的数量相应，况且以原宪的贤德，会矫情到这种地步吗？”我按：这样看，整章的意旨更加深远，把它写出来等待明白的人。

孔子对仲弓说：“犁牛生的小牛毛色红且角端正，虽然不想用它，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犁，音利。骍，音息营。舍，读上声】

朱子说：“圣人一定不肯对儿子说父亲不好，这一章还是当作‘用人不依据世袭类别’来看。”我认为这大概是孔子激励仲弓的意思，说人应当在流俗中自我奋发，而不可以安于自我放弃。圣贤豪杰只在人应当做的本分内去做，那么即使是天也不能限制他。犁牛生的小牛，生来地位低贱，但毛色红且角端正，山川之神就用它了，人难道可以因为生来的禀赋而自我放弃吗！困顿的人努力可以成为一类人，下愚的人也可以改变，也只是说学习罢了。学习到极致，那么驳杂的气禀就会彻底改变而接近道，虽然说不希望成为圣人贤人，我也不相信。骍且角，大概是取喻于变化气质的人如此，不是说本质美好。怀疑仲弓刚见孔子时，孔子以此激励他。按《玉篇》犁字有杂文的意思，又是耕具，现在解释为耕具，与下文山川用它的意旨更相应。

孔子说：“颜回啊，他的心三个月不违背仁。其他人只是偶尔达到仁罢了。”

颜子不迁怒、不贰过，分明透露出其心三个月不违背仁的消息。颜子时时学习，便时时是仁。学习本来就是用来求仁的，或者做或者停而学习，学问就荒废了，虽然有能保持的也很少了。然而为什么说心不违背仁？仁，是人心，心存在仁就存在，此心常存就是常仁，学习之所以纯粹的原因。如果其他弟子的心，已经不可得而见了，仁更从哪里寻找归宿呢？所以学习不是为了求仁，而是为了求心。圣人看待其他弟子的仁，不是模糊摸索，实实在在地从心上查检得是离是合，连时节因缘都不差一点，是从何处印证的？我们不要当作文字看过。先儒曾说：“心是镜子，仁是镜子的明亮，私欲是尘埃，尘去则镜明，所以克己复礼就是仁。”其心三个月不违背仁，有执玉捧盈的气象，恰是融然冰释的时候。涂镜源说：“学者须知时到仁，知道时到，才知道日到；知道日到，才知道月到；知道日月至，才知道三月不违。”其他弟子得到日法，日中而昃；进而得到月法，月渐盈而食；颜回得到时法，寒暑之气以积累而禅让；孔子得到岁法，其一元之常运乎？

季康子问：“仲由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仲由果断，对于从政有什么困难呢？”季康子说：“端木赐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端木赐通达，对于从政有什么困难呢？”季康子说：“冉求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冉求多才艺，对于从政有什么困难呢？”

三子常服膺圣人的教诲，各自就其资质所接近的去学习，以达到其才能，斐然成章了。说果断、说通达、说多才艺，显然是经世的才能，所以都可以让他们从政。相比九官，他们是夔、龙那样的英才吧！子路，是勇敢的人，遇事就决断，也是决断于理。子贡聪明敏捷，尤其能洞察理的无穷变化。冉子周详机警，事事安顿得有理，像曲技的迭奏一样，所以说“艺”。子路才气极大，比起冉求则已疏略，比起子贡则已愚直。子贡见事早，冉求见事审。总之，各有长处。

季氏派闵子骞做费邑的长官。闵子骞说：“好好地替我推辞吧！如果再来召我，那我一定在汶水上了。”【费音秘，为读去声，复音扶又，汶音问】

圣贤见道分明，在出仕与隐退之际斩然自断，不作一毫迟疑前后的想法。看闵子推辞费宰就可以知道。当时稍微回顾，便费许多商量，不知不觉落入季氏的圈套，帖帖听命了。汶上的托言，直是不再计议，听到的人能不心服？而又先以善辞，则对待人有礼，不至于拂逆人而招祸，所以能实行其志向。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闵子有这些品质。闵子也是幸运而处在季氏那里，假如不幸像蔡邕面对董卓的征召，他会肯以死相逼吗？唉！蔡邕也可哀啊。如果龟山对于蔡京，这也是不可以停止的吗？闵子至性过人，闻道甚早，其刚

译子夏像曾子，但风度凝定深远超过他，推测他在体悟大道上的精深造诣，则不如曾子。有人问：“孔子门下不在大夫家做官的，只有闵子、曾子等几个人，竟然以此区分优劣，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求学与不学求学的区别。其他弟子对于学问已经荒废了。子贡希望休养生息，子求划定界限，子张学求取禄位，子路把治理人民、安定国家当作学问了。平时信道不坚定，难免夹杂一点向往外物的心，等到遇到机遇，这颗心就炽热地跳动，又带着一种自命不凡、想要自我施展的心态，如果有任用我的人，也就逢时而去，哪里有空暇去选择出仕或隐退的正道呢？像子路说的‘不善之人不入’这样的话，在别人的分际上最分明，等到在卫国辄那里做官时，就茫然不知如何处事了。可见平时只是把道理讲解贯通，更不曾下过实践践行的功夫，所以遇到具体情境就昏乱不明。曾子、闵子这一类人，他们听到圣人的教诲并信奉奉行，每天勤勉不懈，一定要达到至道才停止。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大道盛行时不增加什么，穷困隐居时也不减少什么，把富贵功名的念头一齐斩断。到了面临具体情境时，只随缘应对，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不受人的束缚牵制，这中间是什么次第呢？况且应当出仕而出仕，还难免怀着不被信任的歉疚，何况在权贵之门奔走呢？所以我从闵子拒绝费邑宰的任命，而知晓闵子在道上的进步，哪里是区区沮、溺、丈人这类人可以同日而语的呢？”孔子，是陶冶教化世人的人；颜子，是运用世道的人；闵子，是持守世道的人；曾点，是超脱世道的人；子由、子求这一类人，是随顺世道的人。

译伯牛生了病，孔子前去探望他，从窗户里握着他的手，说：“要死了，这是命运啊！像这样的人却得了这样的病！像这样的人却得了这样的病。”

孔子去世，颜回贫穷，伯牛患病，没有不是命运安排的。春秋时期，正道遭遇困厄，圣贤共同承受着命运。命运之中，自有道理，寿命长短都不改变志向，修养身心以等待天命，这就是确立命运的方式。伯牛病重时更换寝处，侍奉老师必定合乎礼仪，这大概有易箦的风范吧？这就是圣人之所以为这样的人深深叹息的原因啊！陈白沙说：“古人处于贫困有道，处于疾病有道，处于死亡有道，说的就是颜回、冉伯牛这些人吧？”

孔子说：“颜回真是贤德啊！一竹筐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这种忧愁，颜回却不改变他的快乐。颜回真是贤德啊。”

周敦颐教导人，常常让人寻找孔子和颜回快乐的地方，他们所快乐的是什么事？这个疑案，后人解开，消除得好像指着虚空的花、踏着幻影，没有这样的地方。程子说：“不是因为贫穷，也不是因为道。”朱子又说：“未尝不是道。”如果有极力说也说不出的，毕竟是什么事？这事不能从言语中得到，不能从玄妙的领悟中得到，学者必须切实学习孔子和颜回的学问才行。孔子和颜回快乐的地方，就是孔子和颜回学习的地方。孔子说：“不怨恨天，不责怪人，从日常小事中学习而通达高深的道理，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哪里有不快乐的呢？王心斋的话说得好：“学习然后快乐，快乐然后学习。学习就是快乐，快乐就是学习。天下的快乐，没有比这学习更大的；天下的学习，没有比这快乐更大的。”那么孔子和颜回的快乐，就是他们之所以合乎愤悱的原因吧？乐字原本是从贫字中勘验出来的，所以说“贫穷而快乐”，“不改变他的快乐”，也是说贫穷而有自我快乐的方法。这本身就是道，不必说快乐于道。

冉求说：“不是不喜欢您的道，是力量不够啊。”孔子说：“力量不够的人，会在中途放弃。现在你是自己画地为牢。”

做学问必须自己认识病痛，才有鞭策的地方。我们这一辈明明坐着自画地为牢的毛病，终究没有长进，却要把罪责推卸给力量，如果认为这是上天限制的，以此来欺骗自己欺骗别人，如同讳疾忌医，更没有痊愈的方法。圣人直接为人指出膏肓之处，让人毛发骨节都惊惧。冉求说：“不是不喜欢您的道。”开口就错了，所谓遗落自家的宝贝，整天数别人的珠子。冉求不反求诸己，却对夫子说道，是说他人的道，说他人的话，行他人的事，曾与自己有一毫关系吗？如同人原本没有志向去长安，只见别人去长安，便产生赞叹，这身子仍在门里坐着，未曾试走一步，哪里问力量够不够呢？所以说：“力量不够的人，会在中途放弃。现在你是自己画地为牢。”说你是自己画地为牢，只是唤醒你，让你反求诸己。你说你的道，便是道上人，不担心不到长安啊。颜渊说：“用文献来丰富我的知识，用礼仪来约束我的行为。”颜子只认定我亲切，所以想停止也不能，这是冉求的对症公案。中途放弃，是力量不够；现在你是自己画地为牢，是志向不够。

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

学习以持守世教叫做儒，大概是素王的事业，倡导于《春秋》，孔子是它的宗主吗？而七十子的弟子为之疏附后先，共同鸣响学问的兴盛，万古斯文的统绪于是禀承于一了。然而儒是一样的，而有君子、小人的不同。君子儒，是真儒；小人儒，是伪儒。儒没有不君子的，而不能不盗用于小人。以小人的心，而盗用君子的学问，连同他的儒也变成小人了，这是学术真伪的辨别。君子、小人容易辨别，同样冒用儒的名义，就很难辨别。那么儒门就可以作为小人一个藏身的窟穴，这个酿祸的胎源不浅，所以圣人严厉地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卜子夏入闻夫子之道而喜悦，出见纷华靡丽而喜悦，他的精神分裂了。根底不清，即使一切规模严谨，也只守得一个伪字。他日后老了，曾子哭他说：“和你一起侍奉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让西河的百姓怀疑你像夫子，这是你的第一条罪过。”难道不是实际达不到而有奢侈的心吗？夫子预先窥见他的细微之处，所以用这话警示他。陆象山说：“子夏的学问传之后世尤其有害。”这话最刻薄，大概是讥讽朱子。他讥讽朱子说：“揣量摸写的工巧，依仿假借的相似，他的条画足以自信，他的节目足以自安。”说朱子实际传承了子夏的学问。然而说朱子传承了子夏的规模可以，说朱子传承了子夏的血脉则不可以。朱子是孔子的血脉，孟子的眼孔。

子游做武城的长官。孔子说：“你得到人才了吗？”回答说：“有澹台灭明这个人，走路不走斜径，不是公事，未曾到过我的房间。”

澹台灭明，是狷介的士人。从这两件事来看，就知道他一言一行都有成法，而他的大节凛然，有所不为又如此。得到这样的人来端正士风、表彰民风，就可以了，将大道的传承，也还有依靠吧！洪武末年，苏州知府姚善亲自下士。隐者王宾独居陋巷，姚善亲自前往候见，舍车步行叩门。王宾问：“是谁？”回答说：“

译姚善。」于是打开门邀请他进来交谈。等到宾客通报姓名，（姚善）在门外拜了两拜就回去了。姚善亲自邀请他回来，（那人）推辞说不是公事不敢进入。」又将要去拜访韩奕，韩奕躲避进了太湖。姚善感叹说：“韩先生就是所谓名声可以听到而面容却不可见到的人吗？”有钱芹，自我约束非常高洁，姚善起初想见他却不可得。恰逢俞贞木凭借明经被姚善看重，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必定邀请他到学宫，讲解经书以训导士人。一天（姚善）给俞贞木送菜，误送到钱芹那里，钱芹接受了。官吏发觉送错了，到俞贞木那里告知。俞贞木说：“钱先生不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您现在接受而不推辞，一定是仰慕府公的贤德罢了。”姚善高兴又惊讶，想要去拜访，派人先去表达心意。钱芹对使者说：“我确实有幸见到府公，然而我是百姓，按礼制不可以到府衙去拜见。如果明公发扬礼贤下士的风范，请等到初一在学宫相会。”姚善如期而至，迎接钱芹坐在上座，邀请他探讨经义。钱芹说：“这是士人的本业，现在有事比这更紧急的。”姚善更加肃然起敬，请问详情。钱芹只拿出一张简札交给姚善，竟然没有交谈就离开了。查看简札，都是关于战守制胜的策略。姚善心中赞赏他，当时靖难军已经南渡了。后来姚善最终因勤王而死节。我按：夏商周三代以后，像姚公这样尊重贤才、礼遇士人的，真是空谷中的足音啊。

译孔子说：“孟之反不夸耀自己的功劳，撤退时走在最后。将要进入城门时，他鞭打自己的马，说：‘不是我敢于殿后，是马不肯前进。’”

《左传》记载：齐国军队攻打我国，孟孺子泄率领右师，冉求率领左师，在郊外与齐军交战。右师败退，齐军追击。孟之侧最后进入城门，担任殿后，他抽出箭矢鞭打马匹，说：“是马不肯前进。”孔子特意表彰他内心不居功，以此作为对居功自傲者的劝诫。士人君子如果没有礼义来涵养内心，在功名面前，很少有不起而争夺的。晋国灭吴时，王浚功劳最大却受到王浑的冤枉，心中愤恨难平。有人劝他说居功并非好事，王浚说：“我起初因邓艾之事受到惩戒，害怕祸及自身，不得不辩解，但最终无法从胸中消除这种情绪，这是我的心胸狭隘。”大概狭隘的心性难以改变到了这种地步，所以君子不可以不学习。谢上蔡举出孟之反的事例，有人说：“现在的人也能做到这样，还需要别人知道他不居功吗？”程先生笑着说：“竟然如此巧妙！”这就是所谓的巧于居功，可见人心辗转变化，只是一团矜持之气。

孔子说：“如果没有祝鮀那样的口才，却只有宋朝那样的美貌，在当今世上很难免于祸患。”

这是人心的变化，人人都习惯于像祝鮀和宋朝那样行事，却安然不觉怪异，不仅仅是喜好谄媚和悦色而已。负有教化世人责任的人，何不思考如何挽回这种风气？问：“祝鮀的口才，宋朝的美貌，对世道有什么作用？”回答说：“只是为了争名夺利，如果没有这一副乖巧的嘴脸、热络的面孔就无法达成，所以人人都习以为常，沿着这条路走，最终就会做到弑父弑君的地步。”我曾经问朱文懿公是怎样的人，刘静之说：“也很甘美。”正是这个“美”字。

孔子说：“谁能走出屋外而不经过门户呢？为什么没有人走这条道呢？”

这是说人不能不遵循道，却最终没有人遵循，这是非常值得奇怪的，何不醒悟于“走出门户”这一必然性呢？人原本就在道中生活，只是一件事物，没有以己合彼的辛劳，所以说“由”。要达到极致，就像舜那样由仁义而行就是。如果只是依门傍户，就如同背道而驰。对“由道”的感叹，不仅仅是激发下愚之人，也是指点上等士人。

孔子说：“质朴胜过文采就会粗野，文采胜过质朴就会虚浮。文采和质朴配合得当，这样才是君子。”

文与质，是华与实的称谓。一旦有华实多寡的分别可言，就是“胜”，就落入小成的德行器具之中。如果文质彬彬，简直是浑然无迹，恰好符合礼乐的中和，所以说“君子”，这是就其学问所达到的境界而言的。质胜、文胜，是气质上的弊病；文质彬彬，是学问的功效。

孔子说：“人的生存是因为正直，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那是侥幸避免了灾祸。”

这是孔子论述性善，说性善并证明情善、才善，还只是在枝叶上讨论。现在直接举出人生归结于直，只要竖起一根毫毛、喘一口气，也是这纯粹至善的道理，更没有不正直而生的人。说：“侥幸避免灾祸也是危险啊！”判断到生死关头更不必说圣人与狂人、人与禽兽的区别，令人悲怆。学问是救命的灵符，只要初念是正直的。

孔子说：“懂得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不如以它为乐的人。”

君子的学问，知是开启端绪，知达到极致，就喜爱它了；喜爱达到极致，就以它为乐了。知道道在我自身，于是学习它，追求必定得到它，得到它就快乐了，这是进学的次序。学问不进步，只是自满，刚一尝试于道，就自以为已经到达，哪里知道进了一格又有一格呢？指出不如的地方，正是催促人进步。终身难以满足知的分量，当下也有乐的契机，只有“好”这一关，是贯穿始终的精神。

孔子说：“中等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中等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

形而上者称为道，道不可言说，其可言说的都是形而下者。虽然是形而下者，但形而上者就在其中，所以圣人的教化，没有不是形而下的，也没有不是形而上的，只看学者所听到的是什么。上等的人领悟形而上的契机，虽然居处恭敬、办事严肃，也是上等的，所以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下等的人无处不滞留在形而下，即使是一以贯之的传授，实际上也启发了门人的疑惑，所以不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因此君子设立教化，不固执一方而治理，不超越节度而施行，适时通达他们已经能做到的，而不强迫他们未达到之处。孔子说：“下学而上达。”这正是语下不语上。说：“可以语上，也不是执着于上而语上。”如神化性命的话语，也只是注脚。

樊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致力于民众应当做的事，尊敬鬼神而远离它们，可以称为智慧了。”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先付出艰苦的努力而后收获，可以称为仁了。”

人只是一颗心，没有二心、没有杂念就是道。第一是祸福之心害道，进而欲速、助长之心害道。只有智者知道当务之急，而不媚神以邀福；只有仁者勇于力行，而不累于正助之私。以知来推广，以仁来坚守，由粗浅到精微，逐渐恢复心体的纯粹，对于道也就差不多了。孔子告诉樊迟，也是彻上彻下的方法。

孔子说：“智者喜爱水，仁者喜爱山。智者好动，仁者好静。智者快乐，仁者长寿。”

这是知仁合一的学问，学问达到成德，而其交养

译事物相互感应的机理就是这样。喜爱水与喜爱山，其关键正在于既不忘却也不强求的微妙境界，这是在造化中印证学问。君子的学问是合一的，从造化中取法，曾经仰观俯察，发现充满天地之间的只有这阴阳之理，也就是我心所具有的条理。部分接触便部分感应，全部接触便全部感应，有一种勤勉不息、欣喜契合而无间隙的状态，何况是山水这样宏大的事物呢？智慧的人在动态中证悟大道，所以喜爱水；仁德的人在静态中证悟大道，所以喜爱山。在动态中证悟大道，恰好回归了吾心之动；在静态中证悟大道，恰好回归了吾心之静。在动态中得到快乐的人，彰显了动态通畅天地化育之功；在静态中得到长寿的人，彰显了静态保存天地精神之妙。学问达到这个境界，才与造化融合为一。所以说：“伟大的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季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于天意而动，天不违背；后于天意而动，则顺奉天时。”唉，真是至高至妙啊！不是通晓大道的人，谁能知道呢？喜爱山与水，是穷究事理；从事动与静，是尽己之性；获得乐与寿，是至达天命。穷究事理、尽己之性以至于达天命。这是圣人向上通达的精微言论，应当是研习《易经》之后才能掌握这其中的关键枢纽。喜爱水与喜爱山，乐就是乐，动也乐，静也乐，长寿则常乐。想要探寻孔子、颜回之乐的人，由此可知了。

译孔子说：“齐国只要经过一次变革，就能达到鲁国的水平；鲁国只要经过一次变革，就能达到先王之道。”

从前姜太公治理齐国，主张“尊重贤才而崇尚功绩”。周公说：“后世必定会有篡位弑君的祸患。”周公治理鲁国，主张“尊重贤才而亲近亲属”。太公说：“后世必定会衰弱。”两位开国君主建立的治国规模各不相同，却都能预先料到后世衰败动乱的原因。太公治理的齐国，尚需经过一次变革才能到达先王之道，何况后世呢？积累强大而称霸，积累霸业而陷入混乱。变革齐国，第一次变革是将今天的齐国变为像鲁国那样，再经过一次变革才能到达先王之道，这是因为达到先王之道非常艰难。鲁国的衰弱日益严重，积累衰败而走向崩溃，也不是经过一次变革就能到达先王之道，只是比起齐国稍微容易一些罢了。孔子借两国志在更化变革的思考，实际上证明了治理国家着手实施的次序就是如此。所变革的是政治，而风俗随之改变。鲁国的败坏，大概始于隐公、桓公时期吧？桓公杀害兄长自立为君，这是春秋时期最大的变故。后来公子遂专权弑君立君，直到三家专政，将昭公逼迫到干侯，君臣名分灭绝了。桓公被杀，庄公即位却不讨伐凶手；昭公被驱逐，定公即位却不讨伐凶手，父子名分灭绝了。桓公夫人姜氏前往齐国，昭公娶吴国女子孟氏为妻，夫妇名分灭绝了。于是三纲之道完全丧失了。国君设立两观，乘坐大路；臣子在大庭使用八佾舞蹈，在泰山举行旅祭，演奏《雍》诗撤去祭品；家臣占据大邑，掌握国家政权，盗取宝弓，名分僭越混乱到了极点。其他如提升僖公地位导致昭穆次序混乱，实行初税亩导致井田助法废除，制作丘甲、修筑内城导致武备松弛，狩猎不合时宜导致军政败坏，烝尝祭祀不合常理导致礼典亵渎，观鱼、筑鹿台导致政事荒废，收纳郜鼎、驱逐归父导致刑赏错乱，纲纪法度荡然无存了。周礼仅仅保留在官府之中，已是末流了。国家的灭亡，还会远吗？这就是圣人立志变革鲁国的原因。

孔子说：“觚不像觚，这还是觚吗！这还是觚吗！”

这大概是指礼教而言，只知道和谐而不知道礼制，就像把有棱角的觚磨成圆形一样，所以圣人感叹。杨升庵说：“古代献酒用爵，酬酒用觚，就是《说文解字》所说的乡饮酒礼中的爵。《博古图》记载它的形制说：觚的口能容纳一爵，足能容纳两爵。《韩诗外传》所说的三升容量叫觚，就是这个意思。后世用木片称为觚，削木制成，有的六面有的八面，可以书写作为简牍。陆士衡《文赋》说‘操觚而率尔’，就是这个意思。孔子所感叹的觚，是酒器，不是木简。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因为把觚当作简牍，始于秦汉以后，孔子从未见过。那么孔子为什么感叹呢？”回答说：“古人制作器物必定崇尚象征意义，以一只觚来说，上部圆形象征天，下部方形象征地，而且又取它放置安稳之意。春秋时期，大概已经有将觚磨成圆形的了，只是贪图工匠铸造容易，而不知道失去了象征意义；便于人们手持，而不考虑放置时的危险。孔子在献酬酒礼之际，看到这种情况而感叹，感叹事情虽然微小，却轻易改变古制，不效法先王。这已有秦人开辟阡陌、废除井田、焚烧《诗经》《尚书》、崇尚律法的苗头了，与《春秋》主张大复古而讥讽变法的主旨是一致的。”

宰我问道：“仁爱的人，如果告诉他‘井里掉进了一个仁爱的人’，他会跟着跳下去吗？”孔子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君子可以被派往井边（去救人），但不能被陷害；可以被欺骗，但不能被愚弄。”

不丧失自身而能为天下人做事的，是有的；没听说过丧失自身来为别人做事的。丧失自身来为别人做事，就是跟着跳井救人的说法，这件事是陷害，其道理则是愚弄。用“井里有人”的情境来悬设，虽然足以打动仁人的心，前往救援，按理说也应该有这样的道理，然而如果可以被欺骗，却不知道终究没有可以被陷害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有害。所以君子必定尊重自身作为天地万物的根本，然后才能安顿天地、养育万物，以成就他的仁德。喜好仁德却不喜好学习，它的弊病就是愚昧，这在日常用度之间往往如此，何况推广到天下之大呢？所以圣贤借此事来证明。仲由被剁成肉酱，龟山被放逐，都属于跟着跳井救人的类型。听到公山不狃、佛肸的召请而想要前往，最终却没有前往，分明是可以前往但不能被陷害。宰我发问，恐怕是探讨夫子出仕与隐退的事宜。

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用礼来约束自己，也可以不背离道了。”

这是孔子门下教导学生的根本准则。君子的学习，是为了求取大道。起初借助于耳目的广泛见闻，而践行其事者需要修养，所以称为“文”；接着归宿于身心的切近，而造作其礼者需要精微，所以称为“礼”。礼就是文的本质，博与约没有先后之分，就是在所博学的地方加以约束。博与约合一，即事即理，即理即心，道就在这里了。学者的一切聪明意见，都足以背离大道，只要通过这两个关口，有始有终，有伦常有要领，这是入道的正路。博学而不约束，是俗学；约束而不博学，是异端。阳明先生说：“博文是约礼的工夫，约礼是博文的主意。”我认为：博与约固然是一件事，但学者初入门户，只可在文献上着力，未必就是礼；等到循习久了，才有天理可归，才是约束；等到即博即约，就贯通了。多闻，选择其中好的而跟随；多见而记住，这就是博约的样子。

孔子见了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如果我做得不对，上天厌弃我！”

译上天厌弃他

译旁行而不流，这是圣道的精妙之处。孔子见南子这件事，不论子路如何昏乱，恐怕天下后世也没有人能真正明白。圣道如同天然，如果局限于耳目所及的近处，执着于一种说法、依附于一个道理去探求圣人，都是错误的。比如有人说“出仕后拜见小君，是合乎礼的”，但孔子并未在卫国出仕，这样说也是冤枉。终究没有任何一种说法可以依附，而最终又不隐藏自己的道，这分明就是天道。所以圣人只是直接举出天道来展示罢了，然而他还不愿让天知道，反而暂时怀疑自己的行为，好像被天深深断绝了一样，为什么呢？是为了让不悦的人解嘲，才这样做。如果说“我是道”，那就不是道了。“我所做的不对，天会厌弃我，天会厌弃我”，这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圣人见子路不悦，如同疾雷惊耳，将平日的罪过忏悔一番，不仅仅因为这件事而起念头。唉！这是圣人后天的学问，与先天之道相合。问：“孔子见南子，究竟是什么意思？”答：“恐怕只是‘与其洁也’的教法。”

孔子说：“中庸作为德行，大概是最高的了！人们很少能长久保持它【鲜读上声】。”

中道始于唐尧虞舜，将中与庸结合，是从孔子开始阐发的。将中与庸结合，然后才知道中不会沦入虚幻，不脱离百姓日常生活的常道，而能上达天德。所以说它是最高的，至德就是庸德；而人们正因为它是庸常的而忽视它，所以人们很少能长久保持。这不仅仅是责备这些愚昧的百姓，自从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这道不传已经不止一天了。如果不是我们的孔子，还有谁能担当这个重任呢！

子贡说：“如果有人能广泛施惠于百姓并能救济众人，怎么样？可以称为仁吗？”孔子说：“何止是仁！那一定是圣人了！尧舜大概还担心做不到呢！所谓仁人，自己想立身就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就帮助别人通达。能够从近处取譬，可以说是实行仁的方法了【施读去声，夫读扶】。”

子贡从事务上求仁，而不从本心上求，也是立身匮乏的方法。博施济众，未尝不是仁者做的事，而尧舜还担心做不到的，是因为形势所限。圣人所担心的，正是仁人所担心的。如果是仁者的心，则反过来，自己就会宽裕自如了。这已经盎然与万物同体，即与万物同欲，在自己发心时，是什么样的愿欲，而这种欲已经通于他人，而且有必须通于他人然后才快的，愿欲如此，功行也就如此，如同元气初运，万象皆春，所以说仁，这是仁的本体。能近取譬，是就近取此心而自我比喻，不是以自己比喻他人。自我比喻，良心一提就醒，随醒随彻，己心人心一齐勘破，果真能做到自己想立身就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就帮助别人通达，所以说“可以说是实行仁的方法了”。仁道至大，学者苦于没有下手的方法，现在却不超出这个取譬，这果真是至易至简至神至妙的方法，所以说“方”，即医家的寸金匕。得到仁的方法，则造化在手，宇宙在宥，匹夫可以比拟皇王，日用足以掩盖勋华，区区博施渺小得微不足道，这是孔子的仁。能近取譬，未尝不是恕，但即心言仁，便是恕，所以是仁的方法，而仁是其本体，起初并非安与勉的区别。问：“这与乍见有人入井时有什么不同？”答：“乍见时因为在自己原本觉得痛，所以觉得别人也痛，这心仍不从人生正立达论仁的意思。如果自己身体先害麻木，即使有人告诉他各各痛痒，他一定不信。”

论语学案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学案卷四

（明）刘宗周 撰

○上论

述而第七

孔子说：“传述而不创作，相信并喜好古代文化，我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好读去声】。”

孔子生在伏羲、尧、舜、禹、汤、文、武之后，固然可以不创作，而他的心实在退然以愚贱自居，宁愿师法古人而不敢师法自己的心，并且以我的心印证古人的心，而不敢传播他所怀疑的，以集群圣之大成，这是仲尼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圣人对古人实在是信得过，不仅仅是喜好而已，能信则古人在吾心矣。传述古人的事容易，传述古人的心难，传述古人的心而事有不待言者。幸而斯文在此，私下依附于后世的君子，以垂宪万世而已。说：“私下比作老彭”，是志幸，心越低下而自道越直了。斯文的鼻祖莫大于《羲易》，持世之功业莫尊于《春秋》，古今作者二人而已。

孔子说：“默默地记住它，学习而不满足，教导别人而不疲倦，这些事我做到了哪些呢【识读志，又如字】。”

道在身有之，则不言而信，以归于慥慥之地，所谓躬行君子也，所以说“默识”。识读如字，谓信诸心也。默识之学，精神毫不渗漏，彻首彻尾，以此学即以此教，何厌倦之有？这是圣人的全学，而说“何有于我”者，身试之而后知不足，愈进而愈不足也，亦终归之无穷而已矣。然而“何有于我”一语，正是默识学诲之证也。自“默”字讹解，而学者遂以语言道断当之，谓圣学入手只在妙悟，学诲都从悟中来。不知圣学是下学，只是反躬鞭辟，不堕于杳冥玄默之见。盖圣人之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