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灵公第十五
奋庸，熈帝之载，而天下大治。舜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若冺其有为之迹，故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天下本无为也，舜亦何为哉？但见其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更无所为也。敬徳之至，穆然如天运于上，而四时行，百物生，自莫知其所以然者，此无为之象也。其斯以为君道之极乎！自古清净无为，独称黄帝时当然也。老子之教本于黄帝，其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至欲絶圣弃知，复结绳而用之，则非无为之旨矣。君道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者敬而已，敬则知要，知要则事理。尧舜兢业而惟不得舜与禹、皋陶为己忧，急先务也。治至于唐虞，无不为矣，而诵无为者，乃不归之黄帝而归舜，固知老氏之教不可以治天下也，故晋以黄老亡。故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言君道尽于此也。舍恭已外，絶无声臭可窥，故曰：「夫何为哉？」语意呼应，倒喝法也。
译奋发功业，光大帝王的事业，从而使天下得到大治。舜在寻求贤才时辛劳，而在任用人才时安逸，仿佛抹去了他有所作为的痕迹，所以说：“无为而治的，大概只有舜吧！”天下本来是无为的，舜又做了什么呢？只见他恭敬地端正地坐在南面而已，再也没有其他作为。这是敬德的极致，肃穆地如同天道运行于上，四季自然运行，万物自然生长，人们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无为的景象。这大概就是君道的极致吧！自古以来，清净无为，唯独称颂黄帝时代如此罢了。老子的学说本源于黄帝，他说：“我无为而百姓自然教化。”甚至想要抛弃圣智，恢复结绳记事，这就不是无为的宗旨了。君道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就是敬罢了，敬就能抓住关键，抓住关键就能理清事务。尧舜兢兢业业，只以得不到舜和禹、皋陶这样的贤才为忧虑，这是急于处理首要事务。治理达到唐尧虞舜的时代，无不为矣，而称颂无为的人，却不归功于黄帝而归于舜，本来就知道老子的学说不能用来治理天下，所以晋朝因信奉黄老之学而灭亡。所以说：“内心恭敬而行事简约，以此来治理百姓，不也可以吗？内心简约而行事也简约，岂不是太过简约了吗？”恭敬地端正地坐在南面而已，是说君道尽在于此。除了恭敬之外，再也没有声音气味可以窥探，所以说：“他做了什么呢？”这是语意呼应，倒喝法也。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行笃行不之行去声夫音扶。
此心此理随处发见，于言为忠信，于行为笃敬，一而已矣。故在舆犹是，立亦犹是，忠信笃敬所以行也。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者，所以宻其忠信之功也。夫然后行，苟不如是，则不诚，未有能动者。故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学者体认通塞之机，一丝未彻，自难假合，乃谓诚不能动物，是诬性也。参前倚衡，反身而诚也，推之东南西北海而凖，其此之谓乎！立则见，在舆则见，是实有所见。我軰只恁地昏昏，虽食有不知味者。漆雕开曰：「吾斯之未能信。」所见合当如此。子张才高意广，看学问事但等闲做过，只格立与在舆一闗，顿令爽然自失。书绅一举，乃做上大人生活，从此一日千里者。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巻而怀之。」
直哉史鱼，臣品之正也！君子哉蘧伯玉，道学之纯也！有道、无道，只是一节，更无夹杂、转移处，故谓之「直」；可仕、可止，只是一理，更无系累、鹘突处，故谓之「君子」。都从他心体表出来。学者学伯玉之学，而行史鱼之志，其可矣！如史鱼者，何处得来？只尸谏一事，凛然日月争光。看来无道则止，只为仕无益于国，无济于君。如史鱼死而忠感其君，何必巻懐乎？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声】
学者纔黙便失，人纔语便失言，一无恰好处，只此心物蔽在。知者虚而能觉，自能知语、知黙，物来顺应，当境精明，何失之有？洪钟之善鸣也，以其虚乎！能尽语黙之道，则能尽出处之道；能尽出处之道，则能尽生死之道。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一边是求生以害仁，一边是杀身以成仁，几人勘得清楚？就下一割，惟有志之士必遂其志，成徳之人必成其仁。志一决而莫违，心已安而无累，君子之于仁，直以身殉之而已。志于仁之为志，成其志则仁矣，然古今仗节义之士，其品亦有不同者，及其至则一也。只为死得恰好，故谓之仁。好仁者无以尚之，其杀身成仁之谓乎？方逊志先生临难晓门人廖镛曰：「汝读书几许，尚不识个是字。」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圣门论仁，只是直求本心；论为仁，只有亲师取友，是吃紧工夫。即居是邦也，何地无仁贤，而失之所贵乎我？有善下之心，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则逊志时敏，迁善改过之益在其中矣。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逺佞人。郑声淫，佞人殆【逺去声】
王者继天立极，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莫大乎时。昔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岁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熈。其定时之法，首命义叔正仲春，次命羲仲正仲夏，次命和叔正仲秋，次命和仲正仲冬。举仲以概孟季，而正四时之中，则建寅之法肇于是矣。是夏受唐虞之禅，其法因之不改。其四时之书有《夏小正》，视唐虞益加宻焉。若日月昏旦之次，分至启闭之期，雷风氷雪雨旸水旱之节，百榖草木稊秀之候，羽毛鳞蠃蠕动蛰兴陟降离损鸣呴之应，以及王者因时行政、庆赏刑威之凖，三农以时获植耕敛作息之宜，靡不毕及。此夏时之善，而万世帝王宪天出治之道，无踰此矣。此圣人行夏时之意也。殷周以征诛得天下，其敬时授事，固未尝有外夏正之遗，而建统改歳，则递而更之，取以新天下之耳目也。殷以冬十二月为岁首，则建丒之月也。《伊训》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丒，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
译子张问如何处世行事。孔子说：“言语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即使到了蛮貊那样的边远之地，也能行得通。言语不忠诚守信，行为不笃实恭敬，即使在本乡本土，能行得通吗？站着的时候，就仿佛看到‘忠信笃敬’这几个字参列在眼前；坐在车上的时候，就仿佛看到它们倚靠在车前的横木上。只有这样，才能行得通。”子张把这些话写在大带子上。笃，笃实。行，去声。夫，音扶。
这个心、这个理随时随地显现，在言语上表现为忠信，在行为上表现为笃敬，其实只是一个道理。所以无论是在车上还是站着，都是一样的，忠信笃敬就是处世行事的基础。站着时看到它参列在眼前，在车上时看到它倚靠在车衡上，这是为了加深忠信的功夫。只有这样然后才能行得通，如果不这样，就不真诚，没有能够感动他人的。所以说：“行事有不顺利的地方，要反过来在自己身上寻求原因。”求学的人体认通达与阻塞的关键，有一丝没有透彻，自然难以勉强凑合，于是说真诚不能感动他人，这是歪曲人性。参列眼前、倚靠车衡，就是反省自身达到真诚，推广到东南西北四海都准确无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站着时看到，在车上时看到，是确实有所见。我们只是这样昏昏沉沉，即使吃饭也不知道味道。漆雕开说：“我对这个还不能确信。”所见应当如此。子张才高意广，看待学问之事只是当作平常事来做，只在“参列眼前”和“倚靠车衡”这一关，顿时让他清醒而自我失落。写在大带子上的举动，才是做读书人的本分，从此以后一日千里。
孔子说：“史鱼真是直啊！国家有道，他像箭一样直；国家无道，他也像箭一样直。蘧伯玉真是君子啊！国家有道就出来做官，国家无道就可以卷起抱负藏起来。”
史鱼真直，这是臣子品格的正直！蘧伯玉真是君子，这是道学修养的纯粹！有道、无道，只是一个节操，更没有夹杂、转移的地方，所以称之为“直”；可以出仕、可以停止，只是一个道理，更没有牵累、糊涂的地方，所以称之为“君子”。这都是从他们的心性中体现出来的。求学的人学习蘧伯玉的学问，而实行史鱼的志向，就可以了！像史鱼这样的人，从哪里得来？只是尸谏这一件事，凛然与日月争光。看来无道就停止，只是因为出仕对国家的益处不大，对君主没有帮助。像史鱼死后忠诚感动了君主，何必卷起抱负藏起来呢？
孔子说：“可以和他说话却不和他说话，是失掉了人；不可以和他说话却和他说话，是失掉了话。聪明的人不失掉人，也不失掉话。”知，去声。
求学的人刚一沉默就失掉了人，人一说话就失掉了话，一点恰当的地方都没有，只是这个心被外物遮蔽了。聪明的人虚空而能觉察，自然能知道何时说话、何时沉默，事物来了就顺应，面对情境精明，有什么失去的呢？洪钟善于鸣响，是因为它虚空啊！能穷尽说话与沉默的道理，就能穷进出仕与退隐的道理；能穷进出仕与退隐的道理，就能穷尽生死的道理。
孔子说：“志士仁人，没有为了求生而损害仁德的，只有牺牲生命来成全仁德的。”
一边是为了求生而损害仁德，一边是牺牲生命来成全仁德，有几个人能看得清楚？只要下一刀割断，只有有志之士必定实现他的志向，有德之人必定成全他的仁德。志向一旦决断就没有违背，心安而没有牵累，君子对于仁德，直接以身殉之罢了。立志于仁就是志，实现了这个志向就是仁了，然而古今仗义执节的志士，他们的品格也有不同的，但达到极致是一样的。只是因为死得恰当，所以称之为仁。喜好仁德的人没有比这更高的了，说的就是杀身成仁吧？方逊志先生临难时告诉门人廖镛说：“你读了多少书，还不认识一个‘是’字。”
子贡问如何实行仁德。孔子说：“工匠想要做好他的工作，一定要先磨利他的工具。住在这个国家，要侍奉大夫中的贤者，结交士人中的仁者。”
圣人门下谈论仁德，只是直接寻求本心；谈论实行仁德，只有亲近老师、结交朋友，是吃紧的功夫。即使住在这个国家，哪里没有仁德贤能的人，而失去了我所珍视的呢？有善于下问的心，只侍奉大夫中的贤者，结交士人中的仁者，那么谦逊志向、时常勤勉，迁善改过的益处就在其中了。
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采用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用《韶》乐和《舞》乐。排斥郑国的音乐，远离奸佞之人。郑国的音乐淫荡，奸佞之人危险。”远，去声。
王者继承天命确立准则，裁成天地的道理，辅助天地适宜的规律，以此来左右百姓，没有比时间更重要的了。从前尧命令羲和，恭敬地顺应昊天，观测日月星辰，恭敬地授予百姓农时。一年三百六十六天，用闰月确定四季完成一年，确实治理百官，各种功绩都兴盛。那确定时间的法则，首先命令义叔校正仲春，其次命令羲仲校正仲夏，再次命令和叔校正仲秋，再次命令和仲校正仲冬。举仲春、仲夏、仲秋、仲冬来概括孟春、季春等，而校正四季的中点，那么建寅的法则就始于这里了。这是夏朝接受唐尧虞舜的禅让，其法则因袭而不改变。那四季的书有《夏小正》，比起唐尧虞舜更加精密了。至于日月昏旦的次序，分至启闭的期限，雷风冰雪雨晴水旱的节气，百谷草木萌发的候应，羽毛鳞介蠕动蛰伏升降离损鸣叫的感应，以及王者因时行政、庆赏刑罚的准则，三农按时收获种植耕种收割作息的适宜，无不全部涉及。这是夏历的善处，而万世帝王效法上天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超过这个的了。这是圣人采用夏历的意思。殷朝和周朝通过征伐诛讨得到天下，他们恭敬时间授予事务，固然不曾有背离夏正的地方，但建立正统更改岁首，则依次更改，用来刷新天下人的耳目。殷朝以冬十二月为岁首，那就是建丑的月份。《伊训》说：“只有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祭祀先王，奉嗣王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
是也。周以冬十一月为岁首，则建子月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盖十三年春正月二日也。班固《律歴志》曰：「初发师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为天驷。后三日为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明日壬辰，晨星始见。至戊午，渡师于孟津。二月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陈。甲子昧爽而合。」按析木为建亥之月，于夏为十月，殷为十一月，周为十二月。殷人建丒，故殷十一月正周之十二月，故越三日而为周正月，则周以冬为春矣。所云十年春，果何为耶？则出于后儒牵合，以明周正建子之证也。而蔡沈注以为建寅之月，则殷周之时序，固不能改乎夏矣。故箕子叙畴，四五纪：一曰歳，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厯数。又八、庶征：曰岁、月、日、时无易。曽以箕子之明、武王之圣，曽不能访羲和万古不易之序，而谬冬为春、春为夏？审如是也，政教号令又安所出乎？至秦，事不师古，但取更新厌胜之意，而以孟冬为岁首。按《史记》：「始皇推五徳终始之传，以为周得火徳，秦代周徳，从所不胜。方今水徳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然则秦固以冬十月为岁首，而非以冬十月为春正月也。知秦，则知殷、周二代矣。董仲舒曰：「《春秋》受命改正朔、易服色。」而胡文定公曰：「《春秋》以夏时冠月，谓周之冬正月，而圣人改之为春王正月也。」若是，则春夏秋冬之序在周不易，而圣人乃易之，是以行夏时而先紊天道矣。而其发明「春王正月」之义，则曰：「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其大者在任徳不任刑云耳。圣人承天心、正王道之端，而反以冬为春，失任徳之意，则亦何取于《春秋》之名哉？然则「春王正月」之序，即鲁史之旧，即武王革命「惟十有三年春」以来之序也。知武王之时不必冬而春，则《春秋》之时可知矣。然而《春秋》所书时令，徃徃有不合者，其义何居？王者宪天出治，莫大于时。时者，天道；君道，即天道也。治之而争夺息，道之而生飬遂，教之而伦理明，皆时之所为也。上古圣人之治天下，一时也，而法莫偹于夏，且载在《夏小正》一书。其钦若昊天、敬授人时之道，一本尧舜之遗而润色之，要于尽制焉。万世治天下大经大法具是矣。故夫子尝曰：「吾得夏时焉。」而至此首以告颜子也。区区改正朔，其余事也。若夫世道循环之运、人心风俗升降之机，不过文、质二者。圣人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冝之。乗殷之辂，所以崇质也；服周之冕，所以右文也。文胜则返之以质，质胜则辅之以文，斟酌二代而趋于一中，并行不悖，所以推而凖、动而化也。由是治定功成而乐作焉，尤所以鬯宇宙之元气，而归于必世之仁也。舎韶舞又奚则哉？协和风动，万古一时也。鳯凰来仪，百兽率舞，和之至也。乐法韶舞，而宛然臻斯世于唐虞之域矣。至于蠧政之大者，莫如郑声与佞人。郑声淫，淫人心也；佞人殆，覆人国也。放之逺之，二端之害，似是而非，其中人主之惑，甚于盘游逸豫。非人主端本澄源、修身建极，日月明而迅雷霆之断，鲜有不中其祸者也。夫治乱之机，危矣哉！以二帝三王之法治之而不足，以郑声佞人丧之而有余。自古帝王未议经纶，先圗儆戒，有以也。圣人用世之道，首法天时以为岁月羣生之本，而又礼凖其中，乐奏其和，无非本之天道。至于法外之防，则所为「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也。君道一天道也。呜呼大哉！达则规四代之礼乐，帝王逊其事功；穷则修六籍之儒宗，帝王逊其道术。故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四代礼乐不是剿袭，圣人只明得学问，事自于上天下地、徃古来今，都包孕在这里。溥博渊泉而时出之也。或问所学何事？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译是这样的。周朝以冬季的十一月作为一年的开始，也就是建子月。《泰誓》说：“在第十三年的春天，在孟津举行大会。”《武成》说：“在一月壬辰日，月亮处于旁死魄的状态。”这大概是第十三年春正月的初二。班固的《律历志》说：“最初出兵是在殷历的十一月戊子日，太阳位于析木七宿的箕宿七度。那天晚上，月亮位于房宿五度。房宿是天驷。三天后是周历的正月辛卯日初一，合辰位于斗宿前一度。第二天壬辰日，晨星开始显现。到了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二月四日癸亥日，到达牧野夜间布阵。甲子日黎明时分交战。”考察析木对应的是建亥之月，在夏历是十月，在殷历是十一月，在周历是十二月。殷人建丑，所以殷历的十一月正好是周历的十二月，因此过了三天就是周历的正月，那么周朝就把冬天当作春天了。所说的十年春天，究竟是指什么呢？这出自后世儒者的牵强附会，用来证明周历建子的说法。而蔡沈注释认为这是建寅之月，那么殷周的时间顺序，本来就不能改变夏历的顺序了。所以箕子叙述洪范，五纪：一是年，二是月，三是日，四是星辰，五是历数。还有八、庶征：说年、月、日、时没有改变。难道以箕子的明智、武王的圣明，竟然不能咨询羲和那万古不变的时序，而错误地把冬天当作春天、把春天当作夏天吗？如果真是这样，政教号令又从哪里产生呢？到了秦朝，做事不效法古代，只取更新和厌胜的意思，而把孟冬作为一年的开始。考察《史记》：“秦始皇推演五德终始的传说，认为周朝得到火德，秦朝取代周朝，取其所不胜。现在水德开始，改定年的开始、朝贺，都从十月初一开始。”那么秦朝本来是以冬十月作为一年的开始，而不是以冬十月作为春正月。了解了秦朝，也就了解了殷、周两代了。董仲舒说：“《春秋》接受天命改正朔、改变服色。”而胡文定公说：“《春秋》用夏时的季节冠在月份上，说是周朝的冬正月，而圣人把它改为春王正月。”如果这样，那么春夏秋冬的顺序在周朝没有改变，而圣人却改变了它，这是实行夏时却先扰乱了天道。而他阐发“春王正月”的意义，则说：“正次于王，王次于春。春，是上天所作为的；正，是君王所作为的。”他的意思是：上承上天所作为的，而下端正君王所作为的，端正王道的开端，其大者在任用德政而不任用刑罚罢了。圣人承奉天心、端正王道的开端，却反而把冬天当作春天，失去了任用德政的意思，那么又何必取《春秋》这个名字呢？那么“春王正月”的顺序，就是鲁国史书的旧例，就是武王革命“惟十有三年春”以来的顺序。知道武王的时候不必把冬天当作春天，那么《春秋》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了。然而《春秋》所记载的时令，往往有不合的地方，这是什么道理呢？君王效法上天施行治理，没有比时间更重要的了。时间，就是天道；君道，也就是天道。治理它而争夺平息，引导它而民生养育顺利，教化它而伦理明白，都是时间的作用。上古圣人治理天下，遵循一个时间，而法度没有比夏朝更完备的，而且记载在《夏小正》一书中。它敬顺昊天、恭敬授予人民时间的道理，完全依据尧舜的遗风而加以润色，目的在于尽善尽美。万世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都在这里了。所以孔子曾经说：“我得到了夏时的历法。”而在这里首先告诉颜回。小小的改正朔，是其他的事情。至于世道循环的运数、人心风俗升降的契机，不过是文、质两个方面。圣人通晓其变化，使人民不疲倦；神妙地化育它，使人民适应它。乘坐殷朝的辂车，是为了崇尚质朴；穿着周朝的冕服，是为了偏重文采。文采胜过了就返回质朴，质朴胜过了就辅之以文采，斟酌两代而趋向于中庸，并行不悖，所以推行而准确、行动而化育。由此治理安定功业成就而音乐兴起，尤其用来畅达宇宙的元气，而归于必世之仁。舍弃韶舞又效法什么呢？协和风动，万古一时。凤凰来仪，百兽率舞，是和谐到了极点。乐法效法韶舞，而宛然达到唐虞那样的境界。至于败坏政事最大的，没有比郑声和佞人更甚的了。郑声淫靡，淫乱人心；佞人危险，颠覆国家。放逐他们远离他们，这两方面的危害，似是而非，其中迷惑君主，比盘游逸豫更严重。不是君主端正根本澄清源头、修身建立极则，像日月那样明亮而像迅雷霆那样果断，很少有不受其祸害的。治乱的契机，危险啊！用二帝三王的法治它还不够，用郑声佞人丧掉它却有余。自古帝王没有商议经纶之前，先图儆戒，是有原因的。圣人用世之道，首先效法天时作为岁月群生的根本，而又用礼来准则其中，用乐来奏和其和谐，无非根本于天道。至于法度之外的防范，就是所谓的“敕天之命，惟时惟几”。君道一天道啊。呜呼伟大啊！通达时规摹四代的礼乐，帝王逊色于其事功；困顿时修习六籍的儒宗，帝王逊色于其道术。所以说：“自生民以来，没有比孔子更盛大的。”四代礼乐不是抄袭，圣人只是明白了学问，事情自然从上天下地、往古来今，都包孕在这里。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有人问所学何事？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子曰人无逺虑必有近忧
逺虑者，逺大之虑，非行险以徼幸、徒偷旦夕之安者。如是，则虑慎以动，动罔不臧，小而尤悔之乘，大而祸败之廹庶几其免矣。人无逺虑，其如近忧何？《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可为逺虑。燕雀处堂，噬脐何及也！噫！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徳如好色者也【好去声】
此必有为而重言之也，如好好色，可为诚矣，无以尚之之谓也，故又曰：「我未见好仁者。」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者与之与平声】
人臣之不忠于君父也，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盗也。易曰：「晋如鼫鼠，贞厉。」据非其有，而唯恐失之，非窃位而何？窃位之情形无穷，而独于蔽贤一节窥其大者，秉轴君子念之也哉！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逺怨矣【逺去声】
君子尽其在我而已矣，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过督之有？此君子所以一体天下而无怨也与！《中庸》曰：「正已而不求于人，则无怨。」然则怨不生于人，而生于我乎？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非悬想也，自修自证，自叩自灵，辕转寻求，必恍然而后即安，所为深造自得者也。进徳修业皆是也，此非可取贷于他人之力也，明矣。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虽人将如之何哉？程子曰：「他人食饱，子无馁乎？」使人可如之何也，则不属我之事矣。即欲倩人索，如何仍是骑驴觅驴？如何如何，只索自家寻取。语曰：「卤莾焉而耕，亦卤莾而获；灭裂焉而耘，亦灭裂而获。」
子曰：「羣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好去声】
言不及义，将一切伦常日用都束之高阁，却只习一等行险徼幸之事，自谓得计，习惯自然，世教人心俱受其病，有莫究其终者，曰：「难矣哉！」不言得失利害，而祗絶其出于人道之外也。羣居讲学，出禅入佛，惯用棒喝，正是圣人攅睂事。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孙去声】
君子之道不可见，而义其质也。义也者，宜也。宜于理之谓义，日用动静皆是也，所为义也。义以为质，道体立矣，而礼则所以行之也，中之至也；孙则所以出之也，和之至也；信则尤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诚之至也。此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也，故曰：「君子哉。」就君子上见出义、礼、孙、信，故曰：「君子哉。」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君子不病人不知已，既反求于所能矣。至于没世无称，平生碌碌，直与草木同腐耳。君子一念及此，而早夜皇皇，圗所为三不朽者，其容已乎？然则君子之学，能杜生前之名心，而又激死后之名心，非得已也，总欲了吾分内事而已。名之一字，正须在没世以后觑破，此方是亭亭丈夫。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同一学也，而所为不同，其辨在隠微之际。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则显而易见者也。求诸己者，求则得之；求诸人者，心劳日拙矣。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羣而不党
矜者斩斩自持，不争则非絶物矣；羣者油油与人，不党则非殉物矣。此君子持世之凖也。矜而争，其失小；羣而党，其失大。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此章失案】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求终身之行于一言，可谓善学矣。「其恕乎」，言举斯心推诸彼而已矣。心体与天下相关，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之端也，仁之方也。学者苟随所在而扩充之，则全体大用无不由此出矣，非终身可行之道哉！恕之一言终身可行，即忠恕一贯之旨。如心为恕，心合是这様，还他这様。如心之爱以为仁
译孔子说：“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就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
所谓长远的考虑，是指远大的思虑，而不是去冒险以求侥幸、仅仅苟且偷安于旦夕之间的人。像这样，就会思虑谨慎而后行动，行动没有不吉祥的，小的过失悔恨，大的祸患败亡，大概就可以避免了。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那眼前的忧患又该怎么办呢？《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下雨，剥取那桑根的皮，修补好门窗。现在这些下民，谁敢来欺侮我？”这可以作为长远的考虑。燕雀居住在堂屋，等到被火烧时咬自己的肚脐也来不及了！唉！
孔子说：“算了吧！我没有见过像喜欢美色那样喜欢道德的人。”
这一定是有所针对而反复强调的话，像喜欢美色那样喜欢道德，可以说是真诚了，没有什么能超过它的，所以又说：“我没有见过喜欢仁德的人。”
孔子说：“臧文仲大概是窃取官位的人吧？知道柳下惠贤能，却不让他任职。”
臣子不忠于君主父亲，好比小人，就像穿墙挖洞的盗贼。与其还没得到时，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了，担心失去，这是盗贼的心态。《易经》说：“前进像鼫鼠，正固危险。”占据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却唯恐失去，这不是窃取官位又是什么？窃取官位的情形无穷无尽，但唯独在遮蔽贤才这一节上窥见其大端，掌握权柄的君子应当引以为戒啊！
孔子说：“对自己要求厚道，对别人要求宽容，就能远离怨恨了。”
君子只是尽到自己该做的罢了，别人有不足之处，可以情理上宽恕；非故意冒犯，可以理性上排遣，有什么过错需要严厉督责的呢？这就是君子之所以能包容天下而无怨恨的原因吧！《中庸》说：“端正自己而不苛求别人，就没有怨恨。”那么怨恨不是产生于别人，而是产生于我自己吗？
孔子说：“不说‘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也对他没办法了。”
怎么办？怎么办？这不是凭空想象，而是自我修养自我验证，自我叩问自我灵悟，反复寻求，必定在恍然明白之后才安心，这就是所谓深入探究而自得。增进德行修习学业都是如此，这显然不能借助他人的力量。不说怎么办、怎么办，即使别人又能把他怎么样呢？程子说：“别人吃饱了，你就不饿吗？”如果别人能把他怎么样，那就不属于我的事了。即使想请人索取，怎么还是骑在驴上找驴呢？怎么办怎么办，只能自己寻找。俗话说：“马虎地耕种，也就马虎地收获；草率地除草，也就草率地收获。”
孔子说：“整天聚在一起，说话不涉及道义，喜欢卖弄小聪明，真是难啊！”
说话不涉及道义，将一切伦理纲常日常事务都束之高阁，却只习练那些冒险侥幸之事，自以为得计，习惯成自然，世道教化和人心都受到其害，有无法探究其终局的，所以说：“真是难啊！”不谈得失利害，只是断绝其出于人道之外。聚在一起讲学，出入禅佛，惯用棒喝，这正是圣人皱眉之事。
孔子说：“君子以义为根本，用礼来实行它，用谦逊来表达它，用诚信来完成它，这才是君子啊。”
君子的道不可见，而义是它的本质。义，就是适宜。适宜于理叫做义，日常动静都是，这就是所谓的义。以义为根本，道的本体就确立了，而礼是用来实行它的，是中道的极致；谦逊是用来表达它的，是和气的极致；诚信更是用来善始善终的，是真诚的极致。这就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原因，所以说：“这才是君子啊。”从君子身上体现出义、礼、谦逊、诚信，所以说：“这才是君子啊。”
孔子说：“君子担心的是自己没有才能，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孔子说：“君子痛恨的是死后名声不被称颂。”
君子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已经反求于自己的才能了。至于死后没有称颂，平生碌碌无为，直接与草木一同腐朽。君子一念及此，早晚惶恐不安，图谋所谓的三不朽之事，怎么能停止呢？那么君子的学问，既能杜绝生前追求名声的心，又能激发死后追求名声的心，并非不得已，总是要完成自己分内的事罢了。名声这一字，正需要在死后看透，这才是顶天立地的丈夫。
孔子说：“君子求之于己，小人求之于人。”
古代的学者为自己而学，现在的学者为别人而学，同样是学习，但目的不同，其区别在于隐微之处。君子求之于己，小人求之于人，这是显而易见的。求之于己，寻求就能得到；求之于人，就会心力交瘁日益拙劣。
孔子说：“君子庄重而不争执，合群而不结党。”
庄重是指严肃自持，不争则不是隔绝事物；合群是指随和与人相处，不结党则不是殉从外物。这是君子处世的标准。庄重而争执，其过失小；合群而结党，其过失大。
孔子说：“君子不因为别人的话说得好就举荐他，也不因为讨厌那个人就废弃他的好话。”
子贡问：“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吗？”孔子说：“大概是‘恕’吧！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
寻求一句话作为终身奉行的准则，可以说是善于学习了。“大概是‘恕’吧”，是说举此心推及他人罢了。心体与天下相关，仁者自己想立身也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帮助别人通达，就是这样。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这是恕的开端，也是仁的方法。学者如果随着所在之处而扩充它，那么全体大用无不由此而出，难道不是终身可行的道吗！恕这一句话终身可行，就是忠恕一贯的宗旨。如果心为恕，心合是这样，还他这样。如果心之爱以为仁
，固恕也；如心之宜以为义，如心之别以为礼，如心之知以为智，亦恕也。此易简之道也。实有是恕，即是忠。
译这本来就是恕道；按照内心所认为的适宜来确立义，按照内心所具有的辨别来确立礼，按照内心所具备的认知来确立智，也都是恕道。这就是简易的道理。切实拥有这种恕，就是忠。
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誉平声】
世衰道微，人心不直，无复三代之遗乆矣。而圣人犹不忍以叔季之道待其民，而曰：「斯民也，即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民也。」则圣人挽气化之情深矣。无毁无誉，所以为直也。道在人心，万古如一日也。道则犹是道，故民亦犹是民。圣人不过先得斯民之所同然耳，因斯民之道而觉斯民而已，无所与焉。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乘平声，亡与无通，夫音扶】
子尝曰：「文胜质则史。」《春秋》文胜之习，于一史得其概矣。「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则我生之初，犹未冺先进之遗也，而今不然矣。「有马者借人乘之」，庶几大道为公之一端也，而今又不然矣。文胜则质亡，故人皆习于偷，而不胜其自私自利之见，其不流为禽兽者几希。此风一倡，至于战国，苏季子曰：「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贾谊曰：「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徳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则文胜必至之势也。然则周道其敝于文乎？《春秋》良史，莫如左氏。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纪载，何辨而多凿也！范宁曰：「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韩愈曰：「左氏浮夸。」夫子叹阙文，殆谓是与此？《春秋》所以作也。或云：「有马者借人乗之，正是史阙文也。」张
子曰：「史阙文。」祝史阙文也。子曰：「巧言乱徳小不忍，则乱大谋。」
有言者不必有徳，巧言者工于言者也，弥近理而大乱真，丧徳而似徳，故乱乎徳。小不忍者，顾小则失大，大谋莫决，能无乱乎？溺于小小利害，首尾莫能一割，若煦煦姑息者然，是小有所不忍，则逺大之圗能无茫然乱乎？《易》曰：「利武人之贞，志治也。」乱则不治，言无断也。巧言似徳而乱徳，小不忍似谋而乱谋，进徳居业者知之。小不忍如妇人之仁，谓小之乎不忍也。若匹夫之勇，是小不忍也。一语不可两解，两意不能相兼，且匹夫之勇，无谋者也，曷云乱谋？《书》曰：「必有忍，其乃有济。」从含忍之忍，自与不忍语意不类。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好恶并去声】
众好恶不可不察，固也。曰：「必察之者，见圣人之好恶未尝求异于众人，而苐欲自证于吾心。以吾心之好恶，衡众人之好恶，而好恶乃定。即从众可也，违众亦可也，要于其当而已矣。故唯圣人能致好、致恶，亦唯圣人能以众好、众恶。」问：「众人好恶何故与圣人不同？」曰：「众人之情，或泛而不察，或私而不公，则好恶亦仅得其概而已，不察故也。使能察焉，则善恶之情虽有遁焉者寡矣。虽然，非至虚不能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庸》曰：「率性之谓道。」离人则道之名不立，故曰：「大哉，圣人之道！」又曰：「待其人而后行。」此人能弘道之说也。言人能自弘于道之中，而非道操其弘也，故又曰：「非道弘人。」然则人自谓不能者，是诬人也；谓人不必弘而听道之弘者，是诬道也。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人心未有有过而不自觉者，旋觉旋改，何过之有过而不改，不即改也，是谓过矣，其不流为恶者几希。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思者，圣功之本，即学中之能事，然亦曰慎思而已，非荒唐无据者也是之谓思诚。若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则思而荒矣，何益之有哉！夫惟反而从事于学，乃知斯道只在当人之身，学之即是博而约之，好古而敏求之，进进不已则益矣，所为下学而上达也。此之为学，未尝废忍而所由殆与忘寝食者异情，则亦止谓之学而已矣。夫言学，则不言思可矣，故圣人但曰「学而不厌」。终日不食，终夜不寝，只另有意见在，故入难僻一路去。若反观黙识，自不应如此。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妙在勿忘勿助间，此圣人之善学也。终
译孔子说：“我对于别人，有谁诋毁，有谁称赞呢？如果有所称赞的人，那一定是经过考察验证的。这些百姓，正是夏、商、周三代能够以正道行事的百姓。”
世道衰微，人心不再正直，三代遗留的风尚早已不复存在了。然而圣人仍然不忍心用衰世末道的标准来对待百姓，所以说：“这些百姓，就是三代能够以正道行事的百姓。”可见圣人挽回风气、教化人心的情意是多么深厚。不诋毁也不称赞，这才是正直的表现。道存在于人心之中，万古以来如同一天一样没有改变。道还是那个道，所以百姓还是那些百姓。圣人不过是先体悟到百姓心中共同认可的道理罢了，依据百姓本有的道去唤醒百姓而已，并没有外加什么。这就是天地之所以伟大的原因。
孔子说：“我还来得及看到史官对于缺失的文字予以空缺，以及有马的人借给别人骑乘的情况，现在这些都不存在了。”
孔子曾经说：“文采胜过质朴，就像史官一样。”《春秋》中文采胜过质朴的习气，从一位史官身上就可以看出大概了。“我还来得及看到史官对于缺失的文字予以空缺”，说明我出生之初，还尚未完全泯灭先进人物的遗风，而现在却不是这样了。“有马的人借给别人骑乘”，这大概是大道为公的一个方面，而现在也不是这样了。文采胜过质朴，那么质朴就丧失了，所以人们都习惯于苟且偷安，无法克服自私自利的念头，不沦为禽兽的人很少了。这种风气一旦兴起，到了战国时期，苏秦说：“贫穷时父母不把他当儿子，富贵时亲戚畏惧他。”贾谊说：“秦国人家里富裕、儿子成年就分家，家里贫穷、儿子成年就入赘。借给父亲农具，还担心父亲有恩德之色；母亲拿走扫帚，站着就责骂。”这是文采胜过质朴必然导致的趋势。那么周代的道难道败坏在文采上吗？《春秋》的良史，没有比左丘明更好的了。然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记载，为什么辨析过多而穿凿附会呢？范宁说：“左氏辞藻华丽而内容丰富，它的缺点是虚妄。”韩愈说：“左氏浮夸。”孔子感叹史官留白，大概就是指这些吧？这也是《春秋》之所以创作的原因。有人说：“有马的人借给别人骑乘，正是史官留白的情况。”
孔子说：“史官对于缺失的文字予以空缺。”这是祝官和史官对于缺失的文字予以空缺。孔子说：“花言巧语败坏德行，小处不能忍耐，就会败坏大谋略。”
有言论的人不一定有德行，花言巧语的人擅长言辞，非常接近道理却大大扰乱真相，丧失德行却看似有德行，所以败坏德行。小处不能忍耐的人，顾及小处就会失去大处，大的谋略无法决断，能不混乱吗？沉溺于小小的利害，首尾不能一致割舍，就像温和姑息的样子，这是在小处有所不忍，那么远大的图谋能不茫然混乱吗？《易经》说：“利于武人的贞正，意志在于治理。”混乱就不能治理，这是说没有决断。花言巧语看似有德行却败坏德行，小处不能忍耐看似有谋略却败坏谋略，增进德行、安守事业的人懂得这一点。小处不能忍耐如同妇人的仁德，是说在小处不忍心。如果是匹夫的勇力，就是小处不能忍耐。一句话不能有两种解释，两种意思不能相互兼容，况且匹夫的勇力，是没有谋略的，怎么能说败坏谋略呢？《尚书》说：“一定要有忍耐，才能成功。”这是从含忍的“忍”字来说，自然与“不忍”的语意不同。
孔子说：“大家都厌恶他，一定要考察；大家都喜爱他，一定要考察。”
众人的喜爱和厌恶不可不考察，这固然没错。说：“一定要考察，是因为看到圣人的喜爱和厌恶从未追求与众人不同，只是想要在自己的心中得到验证。用我心中的喜爱和厌恶，来衡量众人的喜爱和厌恶，喜爱和厌恶才确定。即使顺从众人也可以，违背众人也可以，关键在于恰当罢了。所以只有圣人能够极尽喜爱、极尽厌恶，也只有圣人能够根据众人的喜爱、众人的厌恶。”问：“众人的喜爱和厌恶为什么与圣人不同？”答：“众人的情感，有时泛泛而不知考察，有时私心而不公正，那么喜爱和厌恶也就只能得到大概罢了，这是因为没有考察的缘故。如果能够考察，那么善恶的情状即使有隐藏的，也很少了。虽然如此，不是达到极致的虚空就不能考察。”
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不是道弘扬人。”《中庸》说：“遵循本性叫做道。”离开人，道的名称就无法确立，所以说：“伟大啊，圣人的道！”又说：“等待那个人然后施行。”这就是人能弘扬道的说法。意思是人能够在道中自我弘扬，而不是道操纵人的弘扬，所以说：“不是道弘扬人。”那么人自称不能弘扬道，是欺骗人；说人不必弘扬而听任道去弘扬，是欺骗道。
孔子说：“有过错而不改正，这就叫做过错了。”
人心没有有过错而不自知的，随即觉察随即改正，有什么过错是有过错而不改正，不立即改正的呢？这就叫做过错了，不流于恶的人很少了。
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整夜不睡，用来思考，没有益处，不如学习。”
思考，是圣功的根本，也就是学习中的能事，然而也只是谨慎思考罢了，不是荒唐无据的，这叫做思诚。如果整天不吃，整夜不睡用来思考，那么思考就荒疏了，有什么益处呢？只有反过来从事于学习，才知道这道就在当人自身，学习就是广博而简约，喜好古代而敏捷地追求，不断进步不停止就有益处了，这就是所说的下学而上达。这种学习，未曾废弃忍耐，而所由的路径大概与忘记寝食的人不同，那么也就只称为学习罢了。既然说学习，那么不说思考也可以了，所以圣人只说“学而不厌”。整天不吃，整夜不睡，只是另有意见在，所以走入难僻的路子去了。如果反观默识，自然不应该这样。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妙在勿忘勿助之间，这是圣人的善于学习。
日不食，终夜不寝而无益，助之长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所思合是，纔致思便已不是，道愈思愈隔。而今试举得仁是甚样？只索就日用间平铺做去，故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如此而已矣。
译不吃东西，整夜不睡觉，不仅没有益处，反而助长了这种毛病，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心中所想的若是这样，刚一产生念头便已不对，道理越是思考越隔阂。现在试着问，得到仁德是什么样？只能在日常事务中平实地去做，所以说，起居庄重，做事恭敬，待人忠诚，仅此而已。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君子谋道不谋食，道外无学，非富贵利达之学也。夫人亦知得失之辨乎？耕也，馁在其中矣，谋食有余贫也；学也，禄在其中矣，谋道有余禄也。富于道之谓禄，贫于道之谓贫。得道则失贫，故君子但忧道之不我得，而卒未尝动念于贫也，谓将以道易贫也。谋道不谋食，殆谓是与？圣人慨世之学而千禄焉者，故惓惓致晓如此云。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荘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荘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君子之学，知之真，守之固，大而化之，斯全学也。知及之者，择乎中庸是也。知之所及即是仁，但未必能服膺勿失耳。非礼勿视听言动，仁也，守之至也。意想之及非知也，把持之守非仁也。知及仁守，君子之学有真得矣。然非充积之盛者，有中而忽乎外也，以语荘莅无由矣，则亦无以作民敬矣。非存神过化，上下同流，则动民之礼犹未见所性之节文，而欲民自至于中，不可得也，则亦岂得为尽善之学哉！故君子从仁守以后，随处体认天理，本诸身，征诸庶民，必要乎尽善而后已。盛徳大业一以贯之，其斯以为全学乎！知仁并进，纔有觉便是知，常常觉去便是仁守，纔守得便须显微无间，体用一原，荘礼一齐俱到，不如此不能守矣。但工夫有生熟之不同，只得次苐检查去。陆子静曰：「论语中多有无头说话，如『知及之，仁能守之』，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又曰：「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程子曰：「仁也者，仁此者也。」将知去及此理，仁去守此理，则知仁是一物，理是一物，如何打合得？礼者，敬而已矣。以此治身，即以此动天下，犹至诚动物之动。动不以礼，则敬徳在我犹有间隔处，未能尽人物之性也。所谓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乌得为善！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从道徳起经济，则所受者大；从才技出挥霍，规规乎小已。出乎大则入乎小，出乎小则入乎夫，此君子小人之分也。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此甚醒人以仁也。仁者，人也。即水火虽至切于民生，而仁尤甚，何也？不仁则不人，不人则不生。仁则生，虽死而生。然则起死回生，莫仁若矣。以生为生，则人固生于水火，而有时而死，若蹈之而死者然。以生生而生，仁能死人乎？故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蹈水火而死，言终身托于水火而死也。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颜渊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此当仁不让于师之谓也。程子曰：「言学便以道为事，言人便以圣为志，何让之有？」胡云峯曰：「颜、曽逰于夫子之门，未尝以当仁之事逊于夫子。」旨哉！当仁不让于师，只是极当仁之量，不听人独占地歩也。
子曰君子贞而不谅
四时之贞也，言天道贞于终也。于人则为智，智者，贞之蕴也，故知是知非而不失其常。谅则执一不通，为有我之私而已。贞而不谅，其君子守道之正乎！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不徒曰任事，而曰敬其事，一乃心也，何暇顾利禄乎？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其是之谓乎？
子曰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分明天地气象。善恶之类虽殊，而天地生物之心，初无■〈扌东〉择。栽培倾覆，物之自取则然，天地无心也。圣教亦然。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徳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有不屑之教诲也者，其无类也夫？其辨类也夫？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为去声】
道一而已，一则无弗同。不同者，非我之异于彼，而彼之有异于我也。大同之中，忽起籓篱，吾儒与异端之名始立。吾儒方独伸其是，而异端且自执其迷，两相角以求胜，若氷炭之相为用也。君子其如异端何哉？虽然，为吾道谋者，
译孔子说：“君子谋求道义而不谋求衣食。耕种，饥饿就在其中了；学习，俸禄就在其中了。君子忧虑道义而不能掌握，不忧虑贫穷。”
君子谋求道义而不谋求衣食，道义之外没有学问，这不是追求富贵利达的学问。人们难道知道得失的区别吗？耕种，饥饿就在其中了，谋求衣食有余而贫穷；学习，俸禄就在其中了，谋求道义有余而得禄。在道义上富足叫做禄，在道义上贫乏叫做贫。得到道义就失去了贫穷，所以君子只忧虑道义不能被我获得，而最终不曾对贫穷动过念头，认为将用道义来交换贫穷。谋求道义不谋求衣食，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圣人感慨世人学习是为了求取俸禄，所以恳切地这样晓谕。
孔子说：“智慧足以达到它，仁德却不足以守住它，即使得到了，也一定会失去。智慧足以达到它，仁德足以守住它，不用庄重严肃的态度来面对它，百姓就不会尊敬。智慧足以达到它，仁德足以守住它，用庄重严肃的态度来面对它，但行动不依循礼制，也不算完善。”
君子的学问，认知真切，坚守牢固，广大而能化育，这才是完整的学问。智慧足以达到它，是指选择中庸之道。智慧所达到的就是仁，但未必能铭记于心而不丢失。不符合礼的不看、不听、不言、不动，这是仁，是坚守的极致。想象中的达到不是真正的知，勉强把持的坚守不是真正的仁。智慧达到、仁德坚守，君子的学问有了真正的收获。然而如果不是充实积累盛大，内心有中正而忽视外在表现，就无法庄重严肃地面对，也就无法使百姓产生敬意。如果不是存养精神、超越变化，与上下天下一同流贯，那么感动百姓的礼制还没有见到本性中的节度文饰，而想让百姓自然达到中正，是做不到的，这又怎么能算是尽善的学问呢！所以君子从仁德坚守之后，随处体认天理，以自身为根本，在百姓中验证，一定要达到尽善才停止。盛德大业一以贯之，这就是完整的学问吧！智慧与仁德并进，刚有觉悟就是知，常常觉悟就是仁守，刚能守住就必须显隐无间，体用同一，庄重与礼制一齐到来，不这样就不能守住。只是功夫有生熟的不同，只能依次检查。陆九渊说：“《论语》中有很多没有头绪的话，如‘知及之，仁能守之’，不知道所及、所守的是什么事情。”又说：“智慧所及的，就是及于此；仁德所守的，就是守于此。”程颐说：“仁，就是仁于此。”用智慧去及此理，用仁德去守此理，那么知和仁是一物，理是一物，怎么能够合在一起呢？礼，就是敬罢了。用这个治理自身，就用这个感动天下，如同至诚感动万物一样。行动不依循礼制，那么敬德在我这里还有间隔之处，未能尽到人物之性。所谓用声色来教化百姓，是末节，怎么能说是善呢！
孔子说：“君子不可以小事去试探他，但可以委以重任；小人不可以委以重任，但可以小事去试探他。”
从道德出发处理政务，那么所承受的就大；从才技出发挥霍，拘泥于小我。出自大的就进入小的，出自小的就进入大的，这就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孔子说：“百姓对于仁德的需要，比水火更迫切。水火，我看到有人因陷入其中而死，却没看到有人因践行仁德而死。”
这是非常警醒人们重视仁德的话。仁，就是人。即使水火对民生极其迫切，但仁德更为迫切，为什么呢？不仁就不是人，不是人就不能生存。仁则生存，即使死了也是生存。那么起死回生，没有比仁德更好的了。以生存为生存，那么人固然生于水火，而有时也会死，就像陷入水火而死一样。以生生不息为生存，仁德能使人死吗？所以说：“百姓对于仁德的需要，比水火更迫切。”陷入水火而死，是说终身寄托于水火而死。
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
颜渊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有所作为的人也是这样。”这就是当仁不让于师的意思。程颐说：“说到学习就以道为事，说到人就以圣人为志向，有什么可谦让的呢？”胡云峯说：“颜回、曾参在夫子门下学习，不曾把当仁的事情逊让于夫子。”旨哉！当仁不让于师，只是极尽当仁的度量，不让人独占地步。
孔子说：君子坚守正道而不拘泥于小信。
四时的贞正，是说天道在终始上贞正。在人就是智，智者，是贞正的蕴藏，所以知道是非而不失其常。小信则固执一端不通，只是有我的私心罢了。坚守正道而不拘泥于小信，这是君子守道的正途吧！
孔子说：侍奉君主，恭敬地处理事务，而后考虑俸禄。
不只是说任事，而说恭敬地处理事务，专一其心，哪里有空闲顾及利禄呢？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说的就是这个吧？
孔子说：教育没有类别之分。
教育没有类别之分，分明是天地的气象。善恶的类别虽然不同，但天地生物的心，起初没有选择。栽培或倾覆，是事物自己取致的结果，天地无心。圣人的教化也是如此。有像及时雨化育的，有成德的，有通达财物的，有回答问题的，有私下向老师学习的，有不屑于教诲的，这是没有类别吗？这是辨别类别吗？
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道只有一个，一就没有不同。不同的，不是我异于他，而是他异于我。在大同之中，忽然竖起藩篱，吾儒与异端的名称才开始确立。吾儒正独自伸张其正确，而异端且自执其迷误，两相角斗以求胜，如同冰炭相为用。君子对异端怎么办呢？虽然，为吾道谋划的人，
姑力持同异之辨，毋使以异为同，相谋而蚀，犹庶几乎！韩愈曰：「孔子必能用墨子，墨子必能用孔子。」此见不到处。遗衣大颠，毕竟惑其说。
译姑且极力持守同异的辨析，不要让不同的被当作相同的，互相勾结从而侵蚀正道，这样或许还差不多！韩愈说：“孔子一定能任用墨子，墨子一定能任用孔子。”这是见识不到的地方。赠送衣服给大颠禅师，终究是被他的学说所迷惑。
子曰辞达而已矣
易》曰：「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可与言达矣。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见贤遍反道与之与平声相去声】
子曰：「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与师言意也。谢上蔡监西场竹木，为诸生讲《子见齐衰者及师冕见》一章，曰：「一部《论语》只如此看。」故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可为独窥其微矣。只此是道，便只此是学。子张实认得来，不是凿空疑问者，故夫子曰：「然。」而又申之曰：「是道也，固相师之道也。」言非有我之所得私也。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其圣人之道乎！子张求道于夫子之身，所见真；夫子求道于天地万物之固然，所见大。一部《论语》正合如此看。相师之道，不是旧格子，圣人仍作旧格看。如此是道，便知不如此非道；知相师之道，便知子臣弟友之道。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贤遍反】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平声】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于庚反】用彼相【去声下同】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平声】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逺人不服，则修文徳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逺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季氏将伐颛臾，是无鲁也，亦无王也，将则必诛。故夫子因二子之见而力诛之，又姑置季氏而先斥二子，始终一辞。春秋讨贼，必先治其党，而后为恶者孤也。夫颛臾固先王之封国也，而耳附庸于鲁，称社稷之臣，季氏何以伐为哉？二子者独不能矢大义而折其邪心乎？然且曰「夫子欲之也」，则如陈力就列之谓何？不特此也，尔实有能救之责而莫之举，则季氏之恶尔实成之，是谁之过与？直令冉求无廽避处。于是辞穷而遯，遂有后世必为子孙忧之说。既曰欲之矣，又舎曰欲之而必为之辞，支吾辗转，欲盖弥彰，故圣人疾之，摘发至此，如秦镜照胆，邪谋毕见矣。「丘也」以下，又发明利害以破子孙忧之说，因坐二子误国之罪，而讨贼之义无余藴矣。君十而臣一，均也；均则和，和则安；均故无贫，和故无寡，安故无倾。内治既修，何患逺人之不服哉？今由、求之相夫子也，以服逺则无徳，以安内则不均，而徒怂惥其君以干戈之事，祗以速萧墙之祸耳，可为忠于所事哉？然则始终误季氏者二子也，故曰「求，无乃尔是过与？」是役也，圣人力攻二子，既声大义之不可伐，而又深切利害之情，愈驳愈证，如老吏入狱，一字不可平反，令闻者感动，卒寝颛臾之伐。圣人有功于宗国大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先王治天下，有五礼、六乐、八征、九伐，以统一宇内，故系子于天，谓之天子。降及春秋，而自诸侯出，又自大夫出，又自陪臣出，礼乐征伐乱于杂出，而清议自庶人出矣，此极乱之征也。权出于下则乱，乱而无所归则散，而庶人且将挈其权以归之一人，而天下复治。故曰：「得乎丘
译孔子说：“言辞能够表达意思就够了。”《易经》说：“修饰言辞以确立诚信，这是用来成就事业的。”这样就可以与师冕谈论言辞通达的道理了。
师冕来拜见孔子，走到台阶前，孔子说：“这里是台阶。”走到坐席前，孔子说：“这里是坐席。”大家都坐下后，孔子告诉他说：“某人在这里，某人在这里。”师冕告辞出去。子张问：“这是与乐师说话的方法吗？”孔子说：“是的，这本来就是辅助乐师的方法。”
孔子说：“我没有哪件事是不与你们二三子共同经历的，这就是我孔丘啊。”又说：“上天说了什么呢？四季运行，百物生长，上天说了什么呢？”这就是与师冕说话时的用意。谢上蔡在监西场竹木时，为诸生讲解《子见齐衰者》及《师冕见》这一章，说：“整部《论语》都应当这样看。”所以子张问：“这是与乐师说话的方法吗？”可以说他独自窥见了其中的精微之处。这就是道，也就是学。子张确实认识到了，不是凭空臆测提问的人，所以孔子说：“是的。”并且进一步解释说：“这是道，本来就是辅助乐师的道。”意思是这并不是我私自拥有的。天无私地覆盖，地无私地承载，日月无私地照耀，这就是圣人的道啊！子张从孔子身上求道，所见真切；孔子从天地万物的本来状态求道，所见宏大。整部《论语》正应当这样看。辅助乐师的道，不是旧有的框格，圣人仍然当作旧有的框格来看待。这样是道，就知道不这样就不是道；知道了辅助乐师的道，就知道了子、臣、弟、友的道。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将要攻打颛臾，冉有、季路拜见孔子，说：“季氏将对颛臾采取军事行动。”孔子说：“冉求，恐怕该责备你吧？那颛臾，从前先王让它主持东蒙山的祭祀，而且它在鲁国的疆域之内，是国家的臣属。为什么要攻打它呢？”冉有说：“季孙要这样做，我们两个做臣子的都不愿意。”孔子说：“冉求！周任有句话说：‘能够施展才能就担任职务，不能胜任就辞职。’危险却不扶持，跌倒却不搀扶，那还要用那辅助的人做什么呢？况且你的话错了。老虎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龟甲玉器在匣子里毁坏，这是谁的过错呢？”冉有说：“现在那颛臾，城墙坚固而且靠近费邑。现在不夺取，后世一定会成为子孙的忧患。”孔子说：“冉求！君子厌恶那种不说自己贪欲却一定要找借口的人。我听说拥有国家和大夫封地的人，不担心财富少而担心分配不均，不担心人口少而担心不安定。因为分配均匀就没有贫穷，和睦就不觉得人口少，安定就没有倾覆的危险。像这样，所以远方的人不归服，就修治文德来招致他们；已经招致来了，就使他们安定。现在仲由和冉求辅佐季孙，远方的人不归服而不能招致他们，国家分崩离析而不能守护，却谋划在国内动用武力。我担心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宫廷内部。”
季氏将要攻打颛臾，这是没有鲁国君主的尊严，也没有天子的权威，将要必定受到诛讨。所以孔子趁着两个弟子的拜见而极力诛讨季氏，又暂且搁置季氏而先斥责两个弟子，始终只有一个宗旨。《春秋》讨伐乱贼，必须先惩治其党羽，然后作恶的人就孤立了。那颛臾本来是先王分封的国家，而且依附于鲁国，称为国家的臣属，季氏为什么要攻打它呢？两个弟子难道不能表明大义而折服他的邪心吗？然而却说“季孙想要这样做”，那么对于“陈力就列”这句话怎么说呢？不仅如此，你们实际上有挽救的责任却没有行动，那么季氏的恶行实际上是你们促成的，这是谁的过错呢？简直让冉求无处逃避。于是言辞穷尽而逃避，于是有了“后世必为子孙忧”的说法。既然已经说了想要这样做，却又舍弃说想要这样做而一定要找借口，支吾辗转，想要掩盖却更加明显，所以圣人厌恶他，揭露到这里，如同秦镜照胆，邪谋完全显现了。“丘也”以下，又阐明利害关系以破除“子孙忧”的说法，因此坐实两个弟子误国的罪名，而讨伐乱贼的大义就没有遗留的蕴藏了。君主十而臣下一，这是均；均就和谐，和谐就安定；均所以没有贫穷，和所以不觉得少，安所以没有倾覆。内部治理已经修好，还担心远方的人不归服吗？现在仲由、冉求辅佐季孙，用来使远方归服则没有德行，用来安定内部则不均，而只是怂恿他们的君主从事战争，只是加速宫廷内部的祸患罢了，这可以说是忠于所事吗？然而始终误导季氏的是两个弟子，所以说“冉求，恐怕该责备你吧？”这次事件，圣人极力攻击两个弟子，既声张大义不可攻打，而又深切利害之情，越驳斥越证明，如同老吏审案，一个字不可平反，让听闻的人感动，最终停止了攻打颛臾的行动。圣人对宗国的功劳太大了！
孔子说：“天下有道，那么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天下无道，那么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由诸侯发出，大概十代很少不丧失的；由大夫发出，五代很少不丧失的；陪臣执掌国家命运，三代很少不丧失的。天下有道，那么政权不在大夫手中。天下有道，那么百姓不议论。”
先王治理天下，有五礼、六乐、八征、九伐，用来统一天下，所以天子系属于天，称为天子。降及春秋时期，而由诸侯发出，又由大夫发出，又由陪臣发出，礼乐征伐混乱地杂出，而清议由百姓发出了，这是极度混乱的征兆。权力出于下则混乱，混乱而没有归属则离散，而百姓将要挟持权力归于一人，而天下重新治理。所以说：“得乎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