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子第十八

译端正志向，必定有一段曲折而真诚的心意，经历九死一生的境地，此时极为艰难，真是哭不得，也笑不得，这策略再无转圜的余地。比干方才舍弃一死，是最后的关键着数。如果说箕子偶然没撞上纣王的怒气所以没死，比干不幸而死，似乎没能完全体现当时他们安定奉献的心志。万一两人都死、或两人都没死，难道不会留有遗憾吗？况且圣贤的生死，又哪里取决于纣王呢？

译柳下惠担任士师，三次被罢免。有人说：“您难道不能离开这里吗？”柳下惠说：“遵循正道侍奉君主，到哪里不会三次被罢免？如果违背正道侍奉君主，何必离开自己的祖国。”

孔子说：“如果没有祝鮀那样的巧言善辩，却拥有宋朝那样的美貌，在当今世上很难免于祸患。”那么，遵循正道就能被容纳吗？所以展禽（柳下惠）也是这样，他不能违背正道以求被容纳，于是暂且栖身于自己的祖国，还存有忠爱之心。然而，这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情谊相比又如何呢？孔子就不是这样。柳下惠最终置身于世外，行迹混同于世俗而心境超脱，因此被列为逸民。这是那种悠然自得、不失本心的面貌，令人仿佛能看见他的风采，温和而不随波逐流，说的就是柳下惠吧？

齐景公接待孔子，说：“像对待季氏那样，我做不到，只能在季氏和孟氏之间对待他。”又说：“我老了，不能任用他了。”孔子便离开了。

齐景公商量如何对待孔子，说：“像对待季氏那样，我做不到，暂且以介于季氏和孟氏之间的礼节对待他吧？”又说：“恐怕我老了，不能任用了。”这是同一时间商量的话，刚商量，意志就犹豫了，怎么能任用贤才？所谓“怀着狐疑之心的人，会引来谗言贼口；持有决断之意的人，会打开群枉之门”，晏婴阻挠孔子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孔子离开的原因。记录者不记载晏婴阻挠孔子的事，而专门归罪于景公，本来就是为了表明圣道的兴衰不是晏婴所能决定的，而且在于任用贤才的人君主意志不坚定罢了。这里关于出处的关键错误在一个“待”字上。“我老了，不能任用他了”，是说只怕最终不能任用孔子，也是自谦的话，并非真的不用。

齐国人赠送女乐，季桓子接受了，三天不上朝，孔子便离开了。

既然立志侍奉齐国人，又归罪于季桓子，好像鲁国没有定公一样。定公已经被齐国人控制，最终被季桓子误导，而不能自主，三天不上朝，鲁国的状况可以知道了。圣人能推行大道吗？圣人离开鲁国的本心，是因为祭肉没有送来，存有委曲求全的情意，而事实坐实于此，所以记录者直接以女乐一事作为孔子离开的案件，确实识得了圣人出处的大义。有人问：“孔子离开鲁国是怎样的情况？”回答说：“这是孔子最不得已的地方。孔子刚在代理相国时得志，而一旦有女乐被赠送，道义上有可离开的理由，必定等待祭肉，说：‘还有可为之处，暂且装作没听见而安心。’等到祭肉没有送来，然后念头断绝立即出发。白天心事一般，孟子所说的以微小罪名离开，正是为了显示臣子离开国家的情意，不忍心淡然处之，最终不想暴露君父的过失，如孟子所说的‘王还足以行善’一样。总是梦寐中思念东周的心事割不断的地方。至于离开齐国、卫国则不然，固然是离开他国的道理，也尚无可为的征兆，那么进退的道义可以一言决断。”

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经过孔子，说：“凤凰啊凤凰！为什么德行衰败？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还来得及补救。算了吧，算了吧！现在的执政者危险啊！”孔子下车，想和他说话。他快步避开，没能和他说话。长沮、桀溺并肩耕作，孔子经过，派子路问渡口。长沮说：“那个拿着缰绳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那他知道渡口了。”子路问桀溺。桀溺说：“您是谁？”子路说：“是仲由。”桀溺说：“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回答说：“是的。”桀溺说：“天下像洪水一样混乱的都是这样，而谁能改变它呢？况且你与其跟随逃避坏人的人，不如跟随逃避世间的人呢？”继续除草不停。子路走回去告诉孔子。孔子怅然地说：“鸟兽不能和我们同群，我不和这些人在一起，又和谁在一起呢？天下有道，我就不参与改变了。”子路跟随孔子落在后面，遇见一位老人，用拐杖挑着除草的工具。子路问：“您看见我的老师吗？”老人说：“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谁是你的老师？”把拐杖插在地上除草。子路拱手站着。老人留子路住宿，杀鸡做饭给他吃，让两个儿子出来见子路。第二天，子路走了，告诉孔子。孔子说：“是隐士。”派子路回去见他。到了，老人已经走了。子路说：“不做官是不义的。长幼的礼节，不能废弃；君臣的道义，怎么能废弃呢？想要洁身自好，却扰乱了大伦常。君子做官，是履行道义。道不能实行，已经知道了。”

三个人的言论风旨大致相同，而楚狂衰凤之歌，飘然有尘世之外的想法，所以称为狂者。孔子下车想和他说话，其属意应当最切。沮溺多溺而不返之意，名称其实，所谓石隐也。丈人一言而起子路之敬，想当时语次有周旋中礼处，其操履当在楚狂之上，故邂逅遂成莫逆。夫子闻而嘉之曰：“隐者也。”言有道而隐者也。夫子周流楚蔡之间，不得一遇时主，乃就尘埃中物色数君子，使千载而下仰其风节，虽数君子之幸乎，而吾道不可为不遇矣夫！春秋之世，固不以孔子之圣贬数君子也。原旨曰：“欲与之言，亦是镜中看花，未知所言者何事。”“而谁以

译容易改变吗？”意思是说天下大乱，谁能去教化并改变它呢，是说天下到了这种地步必然无法改变了。所以孔子反过来说：“天下如果有道，我就不会去改变它了。”“与”字呼应上面的“与”字，“丘”字呼应上面的“谁”字。那么今天这滔滔浊世，不是由我来参与改变，又由谁来参与改变呢？避世之人，是指避开这里去往那里，在去留之间琐碎计较。圣人怅然若失的几句话，是倾吐肝肺的地方。子路被老丈人的意思所感动，专门从两位隐士的观点出发，所以还没有领会圣人忧天悯人的情意。大概是说：“君臣之间的道义自古就有，如果人人都推崇不做官的节操，这君臣的道义不就最终废弃了吗？君臣之义与长幼之节，哪个轻哪个重？长幼的节操尚且不可废弃，何况君臣的道义呢？想要洁身自好却扰乱了人伦大义，像老丈人这样的见解，也是糊涂了。君子出仕，正是借此来践行君臣的道义，并不是把出仕当作推行大道的计策。如果大道不能施行，我已经知道了，但这君臣的道义不可废弃该怎么办呢？”这就是君子之所以周游列国、停驻车马而不能停止的原因，老丈人究竟是何居心呢？

译《逸民》篇提到：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这是伯夷、叔齐吧。”谈到柳下惠、少连时，孔子说：“他们降低了志向，辱没了身份，但言语合乎伦理，行为合乎思虑，大概也就这样罢了。”谈到虞仲、夷逸时，孔子说：“他们隐居避世，直言不讳，自身保持清高，废弃官职合乎权变。我与他们不同，没有什么是必须做的，也没有什么是绝对不能做的。”

逸民以“逸”著称，大概是因为他们身隐而道超，不受世俗风气的影响，也不将情感寄托于山水泉石之间，超然于人世之外。许师说：“逸民，是那些生不逢时的天民。比如伯夷、叔齐在首阳山坚守节操，清高而不晦暗；柳下惠在三次被罢免后仍推行道义，温和而不随波逐流，他们都比一般的隐士高出一等。不降低志向、不辱没身份的人，内心和外在表现都超凡脱俗，其道义与日月争光，这是高尚的；降低志向、辱没身份的人，内心与外在表现相分离，看似降低了志向、辱没了身份，但言行符合道义，其操守纯粹而卓越。隐居避世、直言不讳，有轻视世俗、放纵心志的意思，保持清高、合乎权变，也是独行君子的气概。总之，逸民的行为，以自身和志向为纲领，以伯夷、叔齐为典范，而这几位都在这个范畴之内。因此，从自身和志向的外在表现看言行，又从言行的外在表现看清高和权变，这就是掌握了天机，忽略了表面的差异。对于柳下惠、少连，说‘大概也就这样罢了’，意思是这两位的超逸既然如此，那么降低志向、辱没身份就不是他们的本意了，至于虞仲、夷逸、朱张等人，也可以推知，这几位都是不降低志向、不辱没身份的，这就是他们被称为逸民的原因。然而，这几位虽然都超逸，但学问尚未穷尽，本性尚未融会贯通，存有‘我’的成见，有所可即有所不可，心有所向而行为局限于一隅，道义滞留在具体事物上。只有圣人全体周流，神妙无方，变化无体，哪里有什么可不可呢？这就是圣人的时中。圣人与逸民的不同就在于此。那么，这几位固然在伯夷、叔齐的范畴之内，而七位逸民又在圣人的范畴之内，这就是道集大成的原因。圣人叙述逸民，最后将自己附在七人之后，他的感慨真是深远啊！”伦，就是常理，秩序。虑，是思虑的精微，思虑善美而后行动。废弃官职合乎权变，是指自我放逐以显高洁，却恰好符合道义的权变。凡是说“中”的，都是从容不迫地符合道义。问：“伯夷是圣人的清高，柳下惠是圣人的温和，圣人则大而包容他们。比如伯夷厌恶恶人的严厉，但度量能容纳万物；柳下惠与人的宽厚，但耿介且在三公之位也不改变，这也未尝不是偏至的行为，而所谓可不可，也只是追求道理的正当而已，这有什么妨碍中道呢？”回答说：“只有像伯夷那样的清高，才能称为圣人的清高；只有像柳下惠那样的温和，才能称为圣人的温和。从这两个人来看，截然不同，无法企及，从而形成了可不可的成见。道中本来没有清和的区别，清和的名称，是从气质作用中得来的。可不可的弊病，不是说可在于清不可在于和，可在于和不可在于清，只是各自从清和中。”表现出如不屑的样子，就不屑去做，难道没有成见吗？一旦有成见，就有分歧，此是彼非，心中相对立，无处不是可不可的成见。可不可正是假象，如镜中花，随感随灭。圣人从未说七位都有可不可，只是说我的作为，有如此之处，这是圣人自我描述最真切的地方，只是从心所欲不越规矩。只有圣人才能认清可不可最真实的一面，因其可而可，因其不可而不可，所以能无可无不可。德行轻如毫毛，毫毛还有伦常，尚且弊病在于可不可。圣人的极致，无声无臭，达到了极点。

太师挚到齐国去，亚饭干到楚国去，三饭缭到蔡国去，四饭缺到秦国去，打鼓的方叔到了黄河边，播鼗的武到了汉水边，少师阳、击磬的襄到了海边。

太师等人，以贤者隐于乐工之中，已经不符合他们的志向。况且鲁国政事日益败坏，国君舞大夏之舞，设两观；大臣歌雍舞佾，礼乐废弃已久。各位贤人目睹僭越混乱的风气，想要履行职守却不得不离开，为什么呢？意思是这次行动，大概在孔子离开鲁国之后，所以附记在这里。从此鲁国就空虚无人了。三仁离开而殷商废墟，八士兴起而周朝兴盛，这是世道消长的大契机啊！

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怠慢他的亲人，不让大臣怨恨不被任用。故旧没有重大过错就不抛弃，不对一个人求全责备。”

按周公被封于鲁国时，太公问：“如何治理鲁国？”周公说：“亲近亲人而崇尚贤能。”圣人以仁厚培育国脉，和蔼地有一体充周而无间隔的气象，这就是它被称为隆盛的原因！亲近亲人，是和睦九族；眷顾故旧，是叙录功勋；敬重大臣，是重视股肱；量能任使，是爱惜人才。这四者都是从君子至仁中流露出来的，得到了王道致治的要领。纪纲法度，举而措之罢了。

周朝有八位贤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春秋以后，天地闭塞，贤人隐居。各位君子看到至圣奔波劳碌，而宇宙升降的契机就决定了。楚狂、沮溺之类，已经长往而不返；太师、少师等人，又离开国家而无所顾惜，还能做什么呢？记载八士，是思念盛王。八士的生，正值周朝的盛世，足以系一代之兴，那么周朝能任用他们，周朝

译能够拥有他们。如果不是这样，春秋时期的大圣人孔子，以及像长沮、桀溺、荷蓧丈人、隐逸之士这些人，难道就不能与八位贤士相媲美吗？人才的任用与废弃，确实取决于世道的兴盛与衰败。虽然如此，周朝能够拥有八位贤士，却不能拥有大圣人，这是因为：“上天将要把夫子当作宣扬教化的木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