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曰第二十
尧曰第二十
尧曰：「咨！尔舜，天之厯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絶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寛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音悦】
第二十篇，厯叙尧、舜、禹、汤、文、武之传，而终之以夫子之论政，又推本君子之学，内圣外王，于斯为至矣。论语未尝言中，而维于二十篇之末以明之。孔子之道，不外一中，后来子思作《中庸》，遂权舆于此云。尧授舜，言祈天永命之道，而推本于执中，其旨微矣。中之为义，从方所得名，而实不落方所，其在道体亦然，浑然至善，中而已矣。圣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道统，亦凖诸此而已矣。圣人立天命人心之极，而修道以立教者，更无偏倚之私、过不及之▯，所谓允执其中也。中而曰执者，对天之厯数言，则中为对越之本，如执圭玉之执然。又曰允执者，昭其信也。允执其中，中斯无矣。圣人凭空拈出中字，不说心，不说事，不说工夫，其要归于从容中道，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至舜以命禹，阐执中之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求中于心，而中外非物；求心于危微，而心不坠有无；求执中之功于精一，而执非沦于把捉，所谓诚之者人之道也，尽人所以合天也。虞廷十六字，有功于万世心学大矣。然增十六字于四字之上，不加毫末，故曰心一也。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人心易溺，故惟危；道心难着，故惟微。道噐原不相离，危者合于微而危，微者合于危而微，两物一件。合人与道言心，而心之妙始见，其藴始尽，所以更圣贤千言万语，阐发无尽，治心之功不尽，乃其要只在精与一。精以析人心道心之几，而一则以致其精也。两心杂揉处，正患不精，不精便不一。精而一之，则人心道心妙合无间，而心性流行之妙，无徃而非中矣。此虞廷授受心法也。观舜亦以命禹，则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亦一而已矣。《汤诰》、《周书》举其隐然有上畏天命、下悯民穷之意，只此便是尧舜真血脉，便是执中无方。合而观之，一。理不具，非中也；一物不该，非中也。寛则得众，信则民任，敏则有功，公则说，其帝王一中之化乎？按朱子：「中以事言。」愚谓离心无事，事之中，亦就心上看。如尧舜揖让，本于公天下之心；汤武征诛，本于救天下之心，方是中道。岂以揖让、征诛为中乎？中即是理，理无内外，而心其本也。故虞廷首以人心、道心发明其旨，可谓深切着明矣。一篇精神绾结，只一亦字。汤既伐桀，告诸侯之词。天讨有罪，天命有徳，故总承之曰：「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顾諟明命，何所不至乎？其得统于尧舜执中之传以此。周有大赉，善人是富，直是吹枯转腊，宇宙皆春，为周家苐一大政，故首掲之，意重首句。又举其伐纣誓师之词曰：「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固见仁人之无敌矣。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则孟津之举，凡以为百姓已耳，岂徒恃仁人之助以利天下为乎？及其克商之后，立政安民，拨乱反正，翕然更始，如下文所云，所以慰百姓之悬望者端在此矣。谨权量，先谨其在官者，以达于下也；审法度，谓损益沿革之宜；修废官，谓有官而无职、有职而无官者，且未及周官分职之事，只是一时修饬官常而已。凡此皆行政之本，故曰：「四方之政行焉。」兴灭继絶，举逸，人心仰望莫切于此，故天下之民归心焉。重民三事，所以厚民生、正民徳之本，至此而一人之徳泽在天下矣。此王道之所以大也。于此见武王鼎革之际，一面除残，一面反商政，救
译尧曰第二十
尧说：“咨！你舜啊，上天的大命已落在你身上了。诚实地执守中正之道，四海之内若陷入困穷，上天的福禄就会永远终结。”舜也用同样的话告诫禹。
（汤说：）“我小子履，冒昧地用黑色的牡牛，冒昧地向伟大光明的上帝昭告：有罪的人我不敢赦免，上帝的臣仆我不敢遮蔽，（这一切）都明察在上帝的内心。如果我自身有罪，不要牵连万方；如果万方有罪，罪责都在我身上。”
周朝有大赏赐，使善人富有。“虽然有至亲，也不如仁人。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
谨慎地校正度量衡，审慎地审定法度，整顿废弃的官职，这样四方的政令就能推行了。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举用隐居的贤人，这样天下的百姓就会归心。所看重的：是百姓、粮食、丧礼、祭祀。宽厚就能得到民众，诚信就能让民众信任，勤勉就能建立功业，公正就能使民众喜悦。
第二十篇，历叙尧、舜、禹、汤、文、武的传承，最后以孔子的论政作结，又推究君子学问的根本，内圣外王，在这里达到了极致。《论语》未曾言说“中”，而在第二十篇的末尾阐明它。孔子的道，不外乎一个“中”字，后来子思作《中庸》，便发端于此。尧授命给舜，说的是祈求上天永保天命之道，而推究其根本在于执守中正，其旨意精微啊。“中”的含义，从方位得名，但实际上不落于具体的方位，它在道体上也是如此，浑然至善，只是“中”罢了。圣人为天地确立本心，为生民确立命运，为万世开辟道统，也不过以此为准则罢了。圣人确立天命人心的极致，而修道以建立教化，更没有偏私之私、过与不及的偏差，这就是所谓的“诚实地执守中正”。说“执”，是相对于上天的历数而言，那么“中”就是应对上天的根本，就像手持圭玉的“执”一样。又说“允执”，是彰显其诚信。诚实地执守中正，那么“中”也就无形无迹了。圣人凭空拈出“中”字，不说心，不说事，不说工夫，其要旨归于从容合乎正道，这就是所谓的“诚是天道”。至于舜用这话告诫禹，阐发执守中正的旨意，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诚实地执守其中的中正。”在心上去求中，那么内外就不是两物；在危微中去求心，那么心就不落入有无的陷阱；在精一上去求执守中正的功夫，那么执守就不沦于把捉，这就是所谓的“诚是人道”，尽人事以合乎天道。虞廷十六字，对万世心学的功劳太大了。然而在四字之上增加十六字，并没有增加丝毫，所以说心是一个。形而下者称为器，形而上者称为道。人心容易沉溺，所以惟危；道心难以把握，所以惟微。道与器原本不相分离，危者合于微而显其危，微者合于危而显其微，两物是一体。合人与道而言心，那么心的奥妙才开始显现，其蕴藏才开始穷尽，所以圣贤千言万语，阐发不尽，治心的功夫不尽，但其要旨只在精与一。精用来分析人心与道心的几微，而一用来达到精。两心杂揉之处，正患不精，不精便不一。精而一之，那么人心与道心妙合无间，而心性流行的奥妙，无往而不是中。这是虞廷传授的心法。看舜也用这话告诫禹，那么禹以此传给汤，汤以此传给文王、武王，也不过是一个罢了。《汤诰》、《周书》举出其中隐然有上畏天命、下怜悯百姓困穷的意思，这也就是尧舜真正的血脉，也就是执守中正而无定法。合起来看，一。理不具，不是中；一物不该，不是中。宽厚就能得到民众，诚信就能让民众信任，勤勉就能建立功业，公正就能使民众喜悦，这是帝王一中之道的教化吗？按朱子的说法：“中是从事而言。”我认为离心无事，事之中，也就从心上看。如尧舜的揖让，本于公天下的心；汤武的征诛，本于救天下的心，这才是中道。难道以揖让、征诛为中吗？中即是理，理无内外，而心是其根本。所以虞廷首先以人心、道心发明其旨意，可谓深切著明。一篇的精神绾结，只在一个“亦”字。汤既伐桀，告诫诸侯的话。天讨有罪，天命有德，所以总承之说：“明察在上帝的内心。如果我自身有罪，不要牵连万方；如果万方有罪，罪责都在我身上。”顾念明命，何所不至呢？他得以统承尧舜执守中正的传承，就在于此。周朝有大赏赐，使善人富有，简直是吹枯转腊，宇宙皆春，是周朝第一大的政事，所以首先提出，意重在首句。又举出他伐纣誓师的话说：“虽然有至亲，也不如仁人。”固然可见仁人的无敌了。说：“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那么孟津之举，凡是为了百姓罢了，难道只是依靠仁人的帮助以利天下吗？等到他克商之后，建立政治安定百姓，拨乱反正，翕然更始，如下文所说，所以慰藉百姓悬望的端点就在这里了。谨慎地校正度量衡，先谨慎在官者，以达于下；审慎地审定法度，是说损益沿革的适宜；整顿废弃的官职，是说有官而无职、有职而无官者，且未及周官分职之事，只是一时修饬官常而已。凡此都是行政的根本，所以说：“四方的政令就能推行了。”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举用隐居的贤人，人心仰望没有比这更迫切的，所以天下的百姓归心。看重百姓三件事，所以是厚民生、正民德的根本，至此而一人的德泽在天下。这就是王道之所以大的原因。于此可见武王鼎革之际，一面除残，一面反商政，救
安天下，若拯溺捄焚，不遑余力然，方是天地之心、帝王之徳，非徒以其规为政事之善而已。在尧舜禹汤，何曽举一事来？尧曰一章，文不属，事不符，零星掇来，正是中无辙迹处，合之在夫子范围之内。若说某某则见而知之，某某则闻而知之，便是一付旧本子，将道理做注脚看了。然则孔子其天乎？尧舜禹汤文武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译安定天下，就像拯救落水者、扑灭火灾一样，来不及顾及其他，这才是天地的本心、帝王的德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规范使得政事良好罢了。在尧、舜、禹、汤那里，何曾列举过具体的一件事呢？《尧曰》这一章，文辞不连贯，事迹不相符，零星地搜集而来，正是中间没有车辙痕迹的地方，合起来却在孔子的范围之内。如果说某某是亲眼所见而知晓，某某是耳闻所传而知晓，那就成了一副旧本子，把道理当作注脚来看待了。那么孔子难道是天吗？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也是如此，万物同时生长而互不伤害，大道同时运行而互不违背。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屛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夫子告子张问政，统帝王之道也。曰「五美」者，后儒言王道如精金美玉是也。纔出于霸，便是恶。一尊一屛，方是纯王之心、纯王之政。王道规模宏逺，如天覆地载，万物得所，絶不从驩虞起见。故首举不费之惠，至于劳民之政，最易敛怨，王者以佚道使之，而黙动其终事之情，何怨之有？合之见杀之不怨、利之不庸气象。由是而窥王者之心，方淡然无营，失得勿恤，日转一元之生意于于穆之表而已。所谓欲仁得仁，欲而不贪也。仁则无一物之不体，无一事之不贯，便是无敢慢。盖严密之极为安舒，何至以骄侈逸豫病天下乎？故泰而不骄，在心为无敢慢，在貌即为荘莅、正衣冠、尊瞻视，恭己之象也。徳威惟畏，故威而不猛。自政说到心，又自心说到貎，具见王者过化存神之妙，虽平铺五事，而血脉自贯，合之则王道之全矣。四恶总是一苛迫近小气象，分明画出一覇道。在立教则为虐，在作事则为暴，在出令则为贼，在出纳则为有司。有一于此，皆治之贼也，故曰恶。或言上三政是刚恶，下一政是柔恶，窃未然。四者总是不仁之恶，与上文相反。然覇者信赏罚、谨教令，如何以恶归之？只是覇者先诈力而后仁义，其心不过欲罔民以就其功利之私，就他条教犂然，只是文具，仍是不教之杀、不戒之成、慢令之期、有司之出纳而已。总之，从刑罚上起念便是暴，从期会上起念便是虐与贼，从出纳上起念便是有司，故归之覇者。夫子承尧、舜、禹、汤、文、武之后，开万世之太平，商榷治道，莫偹于此。邵子曰：「仲尼祖三皇，宗五帝，考三王，孙五覇。」于此可见。呜呼，至矣！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一气流行而埋在其中，只是一个，更无气数、义理之别。言太极则有阴阳，言阴阳则有变化，而盈天地间平陂徃复之数，该于此矣。变变化化，游于无穷，方见太极之妙。人与天地万物同游无穷之中，小之日用动静，大之进退存亡，莫非命也。故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即阴阳不测之神也。然则学不窥神化之奥，不足以言知命矣。知命则知时，知时则知化。《易》曰：「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是也。又何利害、穷通、得丧之惑乎？故曰：「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知之，则立之矣。孔子自言五十而知天命，故能仕止乆速各适其时，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至于遯世不见知而不悔，乃证上达天徳之诣。故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又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可谓互相发明，为天下万世之学则矣。礼即是命之有常者，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皆天所秩也。其筦于人心，则敬而已矣。无不敬之谓知礼，敬则卓然，故能立。记曰：「庄敬日强」，是也。人心敬肆之端，即天命存亡之介，故知命者，又必约之以知礼而始真。由立而进之，则几矣。然君子之学，固非区区一己之言，而不足与通之天下者。知人则哲，由己及物之道在其中矣。有鉴别之明，而后冇曲成之仁，君子所以合明新于一致，通教学于一原也。而非知言，又胡以得之？知言者，知其理也。致知之学，有以晰羣言之摇乱而衷诸圣，即孟子之知言是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译子张向孔子问道：“怎样才可以治理政事呢？”孔子说：“尊崇五种美德，摒弃四种恶政，这样就可以治理政事了。”子张说：“那五种美德是什么呢？”孔子说：“君子施恩惠于民却不耗费，役使百姓却不招致怨恨，追求仁德却不贪婪，安泰从容却不骄傲，威严庄重却不凶猛。”子张说：“什么叫施恩惠于民却不耗费？”孔子说：“顺应百姓所利的方向去使他们获利，这难道不是施恩惠而不耗费吗？选择可以役使的时候去役使百姓，又谁会怨恨呢？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哪里会贪婪呢？君子不论人多人少，不论势力大小，都不敢怠慢轻忽，这难道不是安泰而不骄傲吗？君子端正他的衣帽，严肃他的目光，庄重威严，人们望见他就敬畏，这难道不是威严而不凶猛吗？”子张说：“那四种恶政是什么呢？”孔子说：“不先教导百姓就加以杀戮，叫做虐；不加告诫就要求成功，叫做暴；政令懈怠却突然限期完成，叫做贼；同样给人财物，却在出纳时吝啬，叫做有司。”
孔子告诉子张关于为政的道理，统摄了帝王治国的道统。所谓“五美”，后世儒者所说的王道如同精金美玉一样纯粹。一旦掺杂了霸道的成分，就是恶了。只有尊崇五美、摒弃四恶，才是纯王的用心、纯王的政事。王道的格局宏大深远，如同天覆地载，万物各得其所，绝不从取悦百姓的角度出发。所以首先提出不耗费而施惠，至于役使百姓的政事，最容易招致怨恨，王者用安逸的方法役使他们，暗中推动他们最终完成事务，有什么可怨恨的呢？这与“见杀而不怨、得利而不庸”的气象相合。由此窥探王者的心，才淡然无欲，得失都不忧虑，只是日复一日在庄严静谧的外表下转动着元气的生机罢了。这就是所谓的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追求而不贪婪。仁德则没有一物不被体察，没有一事不被贯通，这就是不敢怠慢。严密的极致就是安舒，怎么会因为骄奢逸乐而危害天下呢？所以安泰而不骄傲，在心里表现为不敢怠慢，在仪容上表现为庄重临事、端正衣冠、严肃目光，这是恭敬自身的形象。德行威严令人敬畏，所以威严而不凶猛。从政事说到内心，又从内心说到仪容，完全展现了王者教化深远、神妙莫测的妙处，虽然平铺直叙五件事，但血脉自然贯通，合起来就是王道的全体。四恶总是一种苛刻、迫近、狭隘的气象，分明描绘出了霸道。在立教方面表现为虐，在做事方面表现为暴，在发布命令方面表现为贼，在出纳方面表现为有司。只要具备其中一条，都是治理的祸害，所以称为恶。有人说前三项是刚恶，后一项是柔恶，我认为不对。这四者总归是不仁的恶，与上文相反。然而霸主确实信赏罚、谨教令，为什么把恶归于他们呢？只是霸主先讲诈力而后讲仁义，其用心不过是想欺骗百姓以成就其功利的私欲，虽然他的条教分明，只是虚文而已，仍然是不教而杀、不戒而成、慢令致期、有司出纳罢了。总之，从刑罚上起念就是暴，从限期上起念就是虐与贼，从出纳上起念就是有司，所以归于霸主。孔子继承尧、舜、禹、汤、文、武之后，开创万世的太平，商讨治道，没有比这里更完备的了。邵雍说：“孔子以三皇为祖，以五帝为宗，考察三王，以五霸为孙。”从这里可以看出。唉，真是达到了极致啊！
孔子说：“不懂得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不懂得礼，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不懂得言辞，就无法了解他人。”
天命就是天道流行而赋予万物的，一气流行而蕴含其中，只是一个整体，更没有气数、义理的区别。说到太极就有阴阳，说到阴阳就有变化，而充满天地间的平仄往复的规律，都包含在这里了。变化无穷，游于无极，才显现出太极的妙处。人与天地万物同游于无穷之中，小到日常动静，大到进退存亡，没有不是命的。所以说：“没有人去做却自然发生的，是天；没有人去招致却自然到来的，是命。”没有人去做却自然发生，没有人去招致却自然到来，就是阴阳不测的神妙。那么，学习如果不窥探神化的奥妙，不足以谈论知命。知命就知道时机，知道时机就知道变化。《易经》说：“通晓昼夜之道而有所知”，就是这个意思。又何必被利害、穷通、得丧所迷惑呢？所以说：“寿命长短都不改变志向，修身以等待天命，这就是立命。”知道了，就能确立了。孔子说自己五十岁而知天命，所以能仕止久速各适其时，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至于隐居世间不被了解也不后悔，这就证明了上达天德的造诣。所以说：“别人不了解我而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又说：“不懂得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可以说互相阐发，作为天下万世的学习准则。礼就是天命中有常理的部分，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都是天所规定的。它管束人心，就是敬而已。没有不敬的叫做知礼，敬则卓然独立，所以能立。《礼记》说：“庄重恭敬则日益强大”，就是这个意思。人心敬肆的端倪，就是天命存亡的关键，所以知命的人，又必须用知礼来约束自己才真正。由立而进一步，就接近完美了。然而君子的学问，固然不是仅仅为了自己，而是不足以通用于天下的。知人就是智慧，由己及物的道理就在其中。有了鉴别的明智，而后才有曲成万物的仁德，君子之所以能将明与新合二为一，将教学通源于一个本源。如果不了解言辞，又怎么能得到呢？了解言辞，就是了解其中的道理。致知的学问，有办法辨析群言的摇乱而折中于圣人，就是孟子的知言。穷尽事理、尽性以至于命，
此其大端乎！知言以知人，而学窥其大；合人以成已而徳造其成。其斯以为君子乎！
译这大概就是其中的主要方面吧！通过明辨言辞来了解他人，从而在学问上窥见其宏大的格局；通过团结他人来完善自我，从而使德行达到完善的境界。这大概就是成为君子的途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