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第七

译我多次践行“三缄其口”的原则，所以说“对于身体力行的君子，我还没有达到”，又说“古人言语不轻易出口，是因为以自身行为赶不上言语为耻”，我敢以此来判断“默识”的含义。

译孔子说：“品德不修养，学问不讲习，听到义理不能追随，有缺点不能改正，这些都是我所忧虑的。”

这就是承接上一章的意思而反过来论述，其中忧虑勤勉、警惕严肃的意旨更加深切了。夫子既然没有这三种学问，就会想到品德没有修养，而又不去寻求修养的方法，这就是学问不讲习，于是迁善改过的功夫全都丧失了。人堕落竟到了这种地步吗？所以说：“这些都是我所忧虑的。”圣人切己反省，历数弊病，字字都有根本和枝节，他用来教导天下万世，真是深远啊！圣人是讲学，不是讲道。讲学是讲自己本分上的事，讲道是讲他人本分上的事。讲自己本分上的事，所以只说最下乘；讲他人本分上的事，便说得天花乱坠。只说最下乘，所以不犯口业；说得天花乱坠，就是呵佛骂祖。

孔子闲居时，整齐舒展的样子，和乐自得的样子。

孔子闲居，正是处在居室之中，尚且无愧于屋漏之时。说“整齐舒展的样子”，是没有愧疚的容貌；说“和乐自得的样子”，是没有愧疚的神色。学者不要只把它当作气象来摹拟。

孔子说：“我衰老得厉害啊！我很久没有再梦见周公了。”

从前夫子喜好古学而学习，夜里就亲见文王、周公旦而向他们请教，大概用志如此勤勉。等到他年老而气力衰退了，气力衰退而志向不足以鼓动它，所以梦寐之间不再有感应会晤的迹象，这也是年运的常理。夫子不觉对此有所感触而叹息说：“我衰老得厉害啊！”惊觉的样子带有老大的伤感，好像在说：“我的学问荒废了吗？我的志向不足以统领气力吗？今后将再鼓生平，以一当盛年之志而已吗？”俗话说：“走百里路的人，走到九十里才走了一半。”说的是末路之难。圣人垂老再加一把劲，才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问：“不梦见周公，还是道不能推行的征兆吗？”回答说：“只看梦见时的光景如何。梦时多只见无逸待旦的周公，不必见相武摄成的周公。”那么为什么不梦见尧、舜、禹、汤、文王呢？回答说：“道统从周传到孔，那么周公是他的父辈，所以亲近而容易感应。”那么现在为什么不梦呢？回答说：“这是圣人归根复命的消息。不是说‘我衰老得厉害’吗？意思是兴歌梁木其不远乎？”有人说：“张子韶咏此章云：‘向也于公隔一重，寻思尝在梦魂中。如今已是心相识，尔是西行我是东。’怎么样？”回答说：“不对。孔子终身醒亦终身梦。”象山对门人说：“白天观察妻子儿女，夜里卜问梦寐，两无所愧，然后可以言学。”我认为这两句话非孔子不足以尽之，看这一章及上一章可见。

孔子说：“立志于道，根据于德，依凭于仁，游憩于艺。”

这四者的学问，只是一时的事。学要在求仁，而其功夫必始于辨志。才立志，便以道为目标，那么进学就有基础了。立志的人，想要得到它，所以接着说根据德。以身体据守它，又不可不以心安顿它，所以接着说依仁。德的体就是仁，不是两样东西。然而不是偏于内而遗于外的。立志于道之后，其在六艺的途径上所得到的力量深吗？所以最终以游艺合之。大概艺不是道，而其理就是道所寄托的。返而验证它，德在这里，仁也在这里。切实履行其事的人，是根据德的功夫；虚泳其趣的人，是依仁的功夫。这是内外合一的学问。学者由此，大概不迷惑于入道的方法，而日就月将，以进自不容己了。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按《内则》：生六岁，教之数与方名；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岁，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岁，教之数目；十岁，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十有三岁，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学无方，孙友视志。那么游艺的学问，古人生而习之。游之则曰艺，溺之则曰能、曰鄙事。

孔子说：“只要自愿拿着十条干肉为礼来见我的人，我从来没有不给他教诲的。”

束修，还是主执贽，言有作修淑之意，解者非也。圣人不责人以苛礼，而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耳。说：“未尝无诲。”何等蔼然恳至！

孔子说：“不到他努力想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善表达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举出一个方面，不能由此推知其他三个方面，就不再教他了。”

愤悱只就一人见，心求通而未得，故口欲言而未能。启而发之，迎机之教也。且启发之际，又姑引其端而不竟其说，以俟其自悟而反也，而后再告之，教学相引于无穷，而学者愤悱之机划然解矣。此所谓循循善诱也，如携小儿歩然，一歩一引，一引一放，指日成行。盖夫子自言教法如此，非谓人有不愤者则必不启云也。圣人精神透

译道理进入求学的人心中，要逐一激发他内心的感悟，使人的生机蓬勃兴起，这才是学问的根本命脉。如果学生还没有产生愤懑求知的状态，就让他继续处于这种愤懑的状态中。

译孔子在居丧者的旁边吃饭，从未吃饱过。孔子在这一天哭过，就不再唱歌。

圣人参与凶礼，遵循本性的准则自然如此，这就是所谓盛德达到极致的表现。《曲礼》说：“哭丧的日子不唱歌。”

孔子对颜渊说：“如果任用我，我就推行道；如果不任用我，我就退隐藏身，只有我和你有这种态度啊！”子路说：“如果您统率三军，那么会和谁共事呢？”孔子说：“赤手空拳搏虎，徒步涉水过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我不和他共事。一定要是面对事情心存敬畏，善于谋划并能成功的人【“舍”读上声，“夫”音扶，“冯”音皮冰反，“好”读去声】

孔子远大的志向在于效法三代的英明君主，曾经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能让周朝复兴吧？”然而圣明的君王没有兴起，世人没有尊奉孔子，最终孔子只能退隐藏身，但他始终不忘推行大道的初心。所以发出关于“用则行，舍则藏”的议论，意思是：如果被任用就推行大道，如果不被任用，退隐藏身也不困难。那种顺应造化、无心无我的意境，自然流露在言语之外。颜回是可以和他谈论这些的人，因为颜回内心不违背仁德，具备天赋的德行，就可以谈论王道了。推行大道的原则，包括文治武功的预备，根据时势加以施行，即使是统领三军的职责，也不废弃对人才的任用，但绝不是仅有勇气的人可以胜任的。面对事情心存敬畏，善于谋划并能成功，这是以恭敬谨慎之心为本，审时度势，行动必有成效。这才是天下的真正人才。拥有真正才能的人，必定具备真正的学问。凭借这种才能统领军队，固然可以称为元老；而对于天下大事，也可以随时尝试并立即见效。孔子和颜回的学问被称为“龙德”，最终不落入世俗事务中追求功名。就事论才，这正是孔子和颜回的学问。后世如赵充国的老成持重、周亚夫的稳重谨慎，反而不敢望子路那种赤手空拳搏虎、徒步涉水的勇气项背，这就是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如果被任用，就为天下开创太平盛世，所以说“行”；如果不被任用，就为万世倡导绝学，所以说“藏”。这是本性中蕴含的道理。孔门弟子中只有颜回接近圣人，足以谈论这些。其他如冉闵等人，虽然可以出仕也可以停止，虽然卓然有成圣成贤的法度，但在发挥本性蕴含的道理方面，毕竟有所欠缺，何况子路以下的人呢？古代将军事寓于农业，从公卿大夫士中选拔将领。大国拥有三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军将都是命卿；二千五百人为一师，师帅都是中大夫；五百人为一旅，旅帅都是下大夫；一百人为一卒，卒长都是上士；二十五人为一两，两司马都是中士；五人为一伍，伍各有长官。赤手空拳搏虎，徒步涉水，死了也不后悔，到了死的时候终究还是会后悔的。世人常把曾子换席和子路结缨并列提及，我曾经说：“曾子换席，是他道心始终如一的表现吗？子路结缨，是他悔心初现的表现吗？”

孔子说：“如果富贵可以求得，即使是执鞭的差役，我也愿意去做。如果不可求得，就顺从我所热爱的【“好”读去声】

富贵不可强求，人人都知道，正担心这种贪婪追求的心割舍不下，所以明知故犯，终身纷扰不安。孔子为人们指出他所热爱的，是显示他自己无尽的宝藏，帮助人们割舍贪婪之心。问：“所热爱的是什么？”答：“只在于我而不在他人身上的东西。”

孔子所谨慎对待的是：斋戒、战争、疾病【“齐”音侧皆反】

圣人的谨慎，是天理凝聚专注的地方，不是小心翼翼的畏惧忌讳。孔子说：“我作战就能胜利，祭祀就能受到福佑。”这是因为掌握了其中的道理。又说：“我的祈祷已经很久了。”除了这一份谨慎，没有其他方法。这三件事，临事时谨慎容易，事先谨慎困难。

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肉味，说：“没想到音乐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听到《韶》乐而三个月忘记肉味，不仅仅是熟悉它的声音、器物和节拍。听到《韶》乐而见到舜帝，是学习虞舜朝廷的学问。借助遗留的乐声来通达好古的精神，而舜之所以为舜，就在孔子身上了。所以感叹说：“没想到音乐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说“达到这样的境界”，直接是不可言说的地方。孔子通体都是舜帝，天覆地载，规范只适合我的心，这不必像季札那样做模拟表现。苏氏轼说：“孔子对于音乐，熟悉它的音律，知道它的节拍；知道了节拍，就知道其人。对于文王，看到他黯然而黑、颀然而长，对于舜帝也可以知道，因此三个月不知肉味。”查《史记》在“三月”上有“学之”二字，我认为“三月不知肉味”正是学习，不必再赘加“学”字。

冉有说：“夫子是支持卫君吗？”子贡说：“是的，我将去问他。”进入屋内，问：“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古代的贤人。”子贡问：“他们怨恨吗？”孔子说：“他们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怨恨什么呢？”子贡出来，说：“夫子不支持卫君【“为”读去声】

查《春秋传》：卫灵公夫人南子淫乱，太子蒯聩以此为耻，与家臣戏阳速谋杀南子。南子察觉，向灵公告状，蒯聩逃往宋国。不久灵公在郊外游玩，子南驾车【子南，公子郢的字，是蒯聩的弟弟】，灵公说：“我没有儿子，将立你为君。”子南不回答。过了一天又对他说，子南回答说：“郢不足以辱没社稷，请君主另作打算。君夫人还在堂上，卿大夫士都在下面，君主的命令只会带来侮辱。”夏天，灵公去世。夫人说：“立公子郢为太子，是君主的命令。”子南回答说：“郢不同于其他儿子，而且君主如果死在郢手里，如果有这样的事，郢一定会听说。况且逃亡者的儿子辄还在。”于是立辄为君。晋国赵鞅护送卫太子蒯聩到戚邑，居住在那里。卫国石曼姑与齐国国夏率领军队包围戚邑。后来，蒯瞶从戚邑回到卫国，卫侯辄出逃。卫辄之

译动用武力，《春秋》记载说：“齐国的国夏、卫国的石曼姑率领军队包围戚地。”发动战争的是卫国，却把齐国人列在前面，这是首要谴责齐国党同恶类。党同恶类的人尚且遭受首诛，何况身为叛逆的人呢？那么《春秋》诛讨卫辄并判定他背叛父亲的罪行，就像是说：“如果这样的事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如果从现实局势来看，卫国不能一天没有君主，夫人还可以援引先君的命令来拥立他。然而卫辄的罪恶，难道在于不仁吗？所以说：“夫子不会这样做。”大概《春秋》讨伐罪行的法则，无非是彰显天理、树立人心，以垂戒万世，而不是仅仅着眼于成败利钝的浅见。有人问：“卫辄怎么能和伯夷、叔齐相比论是非呢？”回答说：“道只有两种，仁与不仁罢了。不做伯夷、叔齐那样的仁人，就是做卫辄那样的不仁之人。”有人问：“公子郢坚决推辞而不即位，有伯夷、叔齐那样的仁德。”我认为古今让国，只有伯夷、叔齐最为高尚。郢如果承先君之命而自立，对兄弟可以没有遗憾，即使是亡国之人的儿子也能得到国家，但父子之间终究难以相处，宁可牺牲自己来安定国家。知道不是出于这种考虑，却让国导致动乱，废弃了先君的统绪纲纪，哪里算得上仁？《春秋》对于季札的评价也是如此。

译孔子说：“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就在其中了。用不义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一样。”

圣人日常生活中的动静，没有不是符合天理的，以天理为本体而不被外物所牵累，因此常常快乐。圣人心中体现的天理是不可见的，就从快乐的状态中得以显现，所以说“乐天”。这种快乐不一定只在吃粗粮、喝冷水、弯臂为枕中，即便从这些情境中拈出来说，快乐也依然存在。看圣人这种气象，分明是浩浩荡荡无边无际，视富贵如浮云，这正是快乐的滋味，看透时便有此眼界。说“不义”云云，如果只在吃粗粮、喝冷水、弯臂为枕的情境中去看待，那么富贵就属于不义了；等到挑选出合乎道义的富贵来，早就被浮云般的富贵所牵累了。富贵是浮云，就知道圣人心中果然有天理在。《诗经》说：“上天的意志，深远而永不停息。”如果说有时不在，那就不是天理了。请以此来探寻心中的快乐。吃粗粮、喝冷水、弯臂为枕这一段风光，自然是眼前的事，如同曾点沐浴在暮春时节的心境一样。如果只把它看作贫穷，那就是在贫穷中寻找快乐了，还有什么快乐可言？明道先生说：“无论是管理百官万务，还是统领百万军队，还是吃粗粮喝冷水弯臂为枕，快乐都在其中。万变都在人身上，其实并没有一件事。”问：“颜回的快乐是怎样的？”回答说：“颜回的快乐，是从忧虑中勘验出来的，正是功夫得力之时。用孔子的快乐来观察，还带着许多辛酸的味道。”

孔子说：“再给我几年时间，五十岁时学习《易经》，就可以没有大过错了。”

许师述说：“此前孔子自述说：‘五十而知天命’，而这里说‘再给我几年，五十岁时学习《易经》’，分明是五十岁之前才开始学《易经》而没有完成，期望在将来完成志向，急切渴望的心情，表现在言语中了。”大概《儒林传》称孔子晚年喜好《易经》，读得皮绳断了三次，并为之作传。《干凿度》说孔子占卜《易经》得到《旅》卦，向商瞿请教，知道了天命的终始，然后停止其他志向，五十岁研究《易经》，作《十翼》。《易经》的道理广大精深，孔子一见伏羲的卦画、文王的彖象，就知道其中的道理不能轻易完结，所以想借助岁月来用心研究。他说“学《易经》可以没有大过错”，是委婉的说法。学习没有达到穷尽天人的奥秘、穷尽性命的道理，与天地相似而不违背，与伏羲、文王千古同一辙，那么圣人的心，连一息都不能自安。圣人虽然没有什么大过错可言，但他知道天命以后，必定更加纯粹精融，逐渐进入耳顺、从心的境界，说这不是学《易经》的功劳是不可以的。唉！自从孔子赞《易经》，《易经》的道理就在天下后世大明了。数千年之下，那些真正懂得学《易经》的志向，窥见孔子圣人一斑的人有几人呢？我认为：《易经》的道理难以言说，我夫子学《易经》的心思精深，尤其难以言说，姑且举出师说来阐明它，也已经窥见大概了。而间或曾为之申补其意说：我夫子对于《益》卦而思过半了。夫子在《益》卦的象辞中说：“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大《易经》的道理，是天道的体现。上天的意志，深远而永不停息，而其妙万物而为神者，没有比风雷更快的。风雷交加迅疾，其增益没有定方，这是后天的作用，符合先天的道理。圣人学《易经》，全体太极的蕴藏，而二气五行莫能窥其端倪，浑然一天道了。其不能不依附于二五者，在推行变化之间，即使是圣人也有所不尽。乘着神龙之德，趋于亢奋者有之，于是先时而戒惧，默察此心的几微，而合之貌、言、视、听的法则，如果有其一不动乎天，而圣人之心不容自恕。急切地，乘着化育于日新者，愤忘食，乐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即使是风雷之迅，也不比这更快了。所以说：“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只有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而后天在我身上的，举之以时而不悖，那么天人合一了。圣人于是悟到了《易经》的道理！《易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非是迁善改过的书。立象以示之，变通以趋之，系辞以告之，定之以占以断之，都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惧以终始，其要无咎。”这就是《易经》的道理。而至此遂自述其学《易经》的志向说：“再给我几年，五十岁时学习《易经》，就可以没有大过错了。”唉！夫子一生观象玩辞、观变玩占的精神，全在这里了。圣人一生学《易经》，必说五十者，真见迁善改过之学无穷，姑宽之岁月，庶几老而后得之，犹不敢以无过自期也。“无大过而已”，则学亦何时而已乎？所以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圣人之善学《易经》也！吉凶与民同患，而神以知来、知以藏往者乎？是故与天地合德而不以为大，与日月合明而不以为昭，与四时合序而不以为顺，与鬼神合吉凶而不以为柄，先天弗

译违背后天之道，虽然奉行天命却不以此自居为圣，这正是圣人之所以达到至高境界的原因。自从《易》的道理不再彰明，学者大多谈论先天之学而遗忘了后天，以无思无为为宗旨，摒弃名教，与老子的玄学相通，所以后世《易》与《老》并称，逐渐流变为佛学、禅学，本已虚无却更加空寂，其核心在于善恶双泯，而直探本来面目，迁善改过的学问被世人视为大忌，于是《易》道在天下分裂了。周元公推演阐明太极之说，说得好啊：“君子刚健不息地践行真诚，但必须克制愤怒、遏制欲望、迁善改过，然后才能达到至诚的境界。”

译孔子平时说话，诵读《诗》、《书》和主持礼仪时，都使用雅言。

孔子阐述《六经》以作为万世的典范，当时他在门徒中的教诲，大概可以由此推知了。《六经》中的《诗》、《书》和执掌礼仪，尤其切合初学者的功夫，所以孔子用雅言来讲解，既以此学习，也以此教导，旨在端正求学者的志向和行为，进而推广到经世济民的事业中，这是卓然有体有用之道。查考《礼记》记载：“《大学》的教育，乐正推崇四种方法，确立四种教化，遵循先王的《诗》、《书》、《礼》、《乐》来培养人才。春秋两季用《礼》、《乐》来教导，冬夏两季用《诗》、《书》来教导。”那么用雅言进行教化，先王已经率先实行了。所谓“执礼”，是指可以持守的礼仪，推测是当时礼经的篇名，即《曲礼》、《内则》之类就是。

叶公向子路询问孔子为人如何，子路没有回答。孔子说：“你为什么不这样说：他的为人，发愤用功时会忘记吃饭，快乐时也会忘记忧愁，连自己快要老了都不知道，如此而已。”

孔子的为人，不仅沈诸梁（叶公）不了解，即使子路也无法向沈诸梁描述。不只是子路如此，亚圣如颜回，前后所见的高深境界，尚且自感望洋兴叹。其他人如怀疑孔子是天、是日月、是贤于尧舜的，那就更加遥远了。曾有人揭示过孔子的真面目吗？并非圣人果真难以了解，而是只模拟其外在轮廓而未能得其内心精微，这也是不善学习圣人的过错。圣人哪里比常人多了什么？他耗尽一生的精力，汇聚于人道的中心，充实的样子好像无穷无尽，惶惶的样子好像有所求却得不到，还有什么比这更愤激的呢！又不敢因求速成而急躁，从容优游，慢慢等待它自然到来，于是快乐了。愤激时只知道愤激，所以忘记吃饭；快乐也仍然归于愤激，所以忘记忧愁。而且在这道中快乐，更没有停止的方法，直到终身罢了。所以说“不知老之将至”这样的话，是说这足以概括孔子的为人，不必再向远处寻求了。唉！大概像天的运行吧？像太阳的升起吧？像超越尧舜却不自以为圣的人吧？得到孔子的自述，并贯通其他弟子的见解，未尝不足以了解天子（圣人）了。发愤是圣人困顿勉力做学问，得力之处在于“发”字，也就是天道勃发的生机。问：“愤是心里想通却未通吗？”答：“愤不同。小愤是在疑惑处寻求解答，大愤是在解答处转而疑惑。越解答越疑惑，时时转换，费尽苦心，不觉通身汗下。像七十岁而从心所欲不越规矩，就知道他费尽了苦心。”愤与乐相互交替，须知心体本如此。忘记之处，正是天地流行之处。不知老之将至，就像圣人正在耐受衰老；朝闻道夕死可矣，就像圣人正在舍弃死亡。狂驰的人怎么会老？怎么会死？反省吧！反省吧！

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人，而是喜好古代文化，勤勉地去探求的人。”

观察圣人喜好古代文化并勤勉探求，那么他发愤的地方，正是效法尧舜、梦寐文王周公的精神所在。周公思考兼采三王之道以施行四项政事，如果有不合的地方，抬头思考，夜以继日，幸好得到了，就坐着等待天亮。孔子难道独独不然吗？生来就知道的人，是了解他的本性。圣人纯粹合乎天道，本性浑然一体，但也必须通过学习才能充实其本性的分量，那么古人就是印证了。虽然说圣人不是生而知之是可以的，虽然说尧舜禹汤文武不是生而知之也是可以的。喜好古代文化不废弃诵读诗书，只是借诗书来与古人交游罢了。

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叛乱和鬼神。

圣人的道，只是中庸罢了。舍弃中庸而追求奇特诡异，就是怪异；追求功利，就是暴力；追求邪僻，就是叛乱；追求玄虚，就是鬼神：这些都是迷惑世人、欺骗百姓的道理。所以圣人不谈论，记录者列出这四类，概括尽万世异端之学，孔门捍卫正道真是严厉啊！后世如邹衍、公孙龙的学说，属于怪异一类；管仲、商鞅、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属于暴力一类；杨朱、墨翟的学说，属于叛乱一类；佛、老的学说，属于鬼神一类。

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路，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选择他们的优点来学习，看到他们的缺点就反省自己并改正。”

这也是说迁善改过的学问，应当随时随地自我勉励。学问如果自我勉励，即使三人同行，也俨然有师保的教诲了。从善改不善，谁启发谁辅助呢？君子说：“也一定在于我自己罢了。”别人的善就看作我的善，别人的不善就看作我的不善，何等真切！

孔子说：“上天生成了我的德行，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呢？”

查考《史记》：孔子经过宋国，与弟子在大树下演习礼仪。桓魋砍倒那棵树，孔子离开那里。弟子说：“可以快走。”孔子说：“上天生成了我的德行，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呢？”于是前往郑国。孟子又说：“穿着平民的衣服经过宋国。”可见圣人在患难之际，处之与平日无异，乐天知命，最终免于灾难，他自信的程度到了极点。我认为说到天，那么知微知彰自然包含其中，即使不提及微服之事也可以。天生成人，德行是一样的，只是圣人能够保全它罢了。

孔子说：“你们几个认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没有隐瞒什么。我没有哪一次行动不和你们几个在一起，这就是我孔丘啊。”

你们几个通过言语来探求圣人，却始终无法见到道，于是怀疑圣道有所隐瞒，不知道道是不容隐瞒的。道存在于日常用度、动静、语默之间，森然显现，不隔宇宙。圣人直

译将自身的修养成果，传授给那两三个弟子，是绰绰有余的。关键在于学者能否识取罢了。没有哪一行事不与这“生意”相关，这“生意”正是那一点生机。圣人分明将这一点生机通传给世人，它存在于皮肉之外。这一点生机遇到有生命的地方才会透入，然而它怎能透入枯木死灰之中呢？如果看清了丘（指孔子），才知道丘也不过与我一般无二。阳明先生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仲尼（孔子），只是自己用见闻知识苦苦遮蔽迷惑罢了。”

译孔子以四项内容教育学生：文献、品行、忠诚、守信【行读去声】。

圣人的教化，包含广博与简约两个方面，细分则有四项：广博是根本，简约的途径精妙啊！从文献简约到品行，从品行简约到内心，称为忠，称为信。用忠来契合信，善于简约的人又妙在善于推演，这就是简约礼法的原因。如果只是固守自己那一层心，而不能推己及人，那只是形骸的障碍罢了，不是礼。所以简约的途径精妙啊！这四项合在一起，入道的方术就完备了，这就叫做善于教化。教化有四项，而学习的原则只有一个。比如侍奉父母而穷究孝的道理，这是文献；进而亲身实践，在早晚起居饮食之间，这是品行；反过来体悟父母亲爱我的心，这是忠；这种亲爱之心确实能传达给父母而不隔阂，这是信：这样学习就成功了。这四项确立教化，让人丝毫不能偏离，似乎只造就了一个拘谨的儒生。然而圣人只应该这样学习，后人妄开方便之门，是错误的。

孔子说：“圣人，我没法见到了；能见到君子，也就够了。善人，我没法见到了；能见到有恒心的人，也就够了。没有却装作有，空虚却装作充实，节俭却装作奢侈，很难有恒心啊【亡读作无】。”

不是圣人无法传承圣人的道，所以孔子首先想到圣人，接着想到君子、善人、有恒心的人。圣人的学问有根本，并且是逐渐达到的。源头泉水滚滚流淌，不分昼夜，填满洼地后再前进，就是这个道理。有恒心是根本。有恒心的人，就是保持平常心。常守那成为圣人的心而不二，就会逐渐接近善人，逐渐接近君子，逐渐接近圣人。没有却装作有，空虚却装作充实，节俭却装作奢侈，一路浮夸，想立刻登上善人、君子、圣人的地位，以为学问主张顿悟法，却不知道这正好损害了本心的德行，所以说“很难有恒心”。那么顿悟的学问就是伪学。亡、虚、约三句话，分明画出了伪学的样子。本来没有善，想冒充善，就是亡而为有；本来不是君子，想冒充君子，就是虚而为盈；本来不是圣人，想冒充圣人，就是约而为泰：这正是不能保持平常心的地方。比如沟渠的水满了，忽然满，忽然干涸，是等待干涸的态势。圣人、君子、善人是从学问角度说的，有恒心是从心角度说的。有人说：“善人是从学问角度说的，为什么呢？”回答说：“立志于仁而没有恶念，不是学问吗？”“难乎有恒”，凡是做作言语、铺张举止、博取声誉，不谈神化，不学性命，不悟一日千里，都是这样。

孔子钓鱼不用拦河的大网，射鸟不射归巢的鸟【射读食亦反】。

弟子偶然从见闻中得知，收集这两件小事，来窥探圣人万物一体的仁爱就是这样。如果圣人的道得以施行，那么鸟兽、草木、昆虫、鱼鳖都能顺应它们的本性了。

孔子说：“大概有不懂却凭空创作的人，我没有这样。多听，选择好的方面跟随；多看并记住，这是次一等的知识【识读志】。”

世人认为闻见的知识与德性的知识有两种，孔子说：“聪明睿智，不是本性吗？睿智的本体，不能不通过聪明来开窍，而闻见启发它，也是本性的闻见。效法本性而行动，就是学问。现在一定把闻见当作外在，而想毁坏身体、摒弃聪明来求睿智，连睿智也枯槁了，这是毁坏本性于空无，是禅学的谈柄。”张载说：“没有天的聪明，就不能成为人。圣人而天的聪明，是尽其极致罢了。天聪天明，耳朵辨别声音、眼睛辨别事物，就是这样；天聪明的极致，就是孔子多听，选择好的方面跟随，多看并记住。说‘知之次’，是因为从学问中获得，姑且逊于天性，以显示天性非人不能尽。这是圣人尽性的实际功夫，最终避免了不懂却凭空创作的毛病。”闻属于声音，前面说的以外皆是；见属于行为，往行以外皆是。子厚驴鸣，茂叔窗前草，正是、正是。禅门闻喝吃棒，见佛回头，何尝不是？只是他们所见闻的不同罢了。多听则善恶都投入，所以必须选择；多见则不贤的人也在内省的资粮中，所以心里记住罢了。识读志。不懂却凭空创作，是盲目行动。孔门重视亲身实践，而先致知，是因为知道然后行动。阳明子讲良知，说行动到然后知道，见到知行合一的学问。

互乡难以交谈，童子却得见孔子，弟子们疑惑。孔子说：“我是赞许他的进步，不是赞许他的退步，何必太过分呢？人洁身自好来进步，我赞许他的洁身自好，不保证他过去的行为【见读贤遍反】。”

童子可以接见，只就眼前的道理看，浑然天成无我。孔子以自身为天下万世之身，即以他的学问为天下万世之学问。互乡的接见，正想让天下同归于善，转污为洁的契机，深致意焉，又怎么忍心以过分阻碍人的进步呢？不赞许他的退步，说不以不善最终禁锢这个童子。圣人只是不保证既往罢了，如果已经退步之后，殷切期望他呢。以本文为顺。仲尼不为自己过分，本于此，乃知不为自己过分，就是圣人的仁爱。问：“周元公为什么不见王介甫？”回答说：“介甫不是童子，没听说孔子诛杀少正卯吗？况且没听说程子见介甫，而最终从介甫那里得到什么呢？”

孔子说：“仁难道遥远吗？我想要仁，仁就来了。”

想要仁仁就至，是一阳来复的契机。只是白天心一转，就是仁。

译觉得不仁，便是仁。等到那时才觉得是仁，自己已经不是仁了。那么靠什么能够自我恢复并达到“干”的境界呢？回答说：“一定要从事于仁的修养而不要预设目的，心里不要忘记，也不要拔苗助长。”这样就能进步到“干”的境界了。问：“做什么事呢？”回答说：“去除积习，比如手想要恭敬就恭敬，脚想要稳重就稳重，侍奉父母想要孝顺就孝顺，侍奉长辈想要敬顺就敬顺，这就是‘想要仁，仁就到来’的真实体现。”人整天想要仁，仁就到来，却只是坐在暗中（不明真相），所以圣人唤醒他：“暂且不要刻意求仁，回头认识真正的自我。”

译陈司败问：“鲁昭公懂得礼吗？”孔子说：“懂得礼。”孔子出来后，陈司败向巫马期作揖，然后上前说：“我听说君子不偏袒，君子也会偏袒吗？鲁君从吴国娶妻，因为同姓，所以称她为吴孟子。如果鲁君懂得礼，还有谁不懂礼呢？”巫马期把这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孔丘真是幸运，如果有过错，别人一定会知道。”

关于昭公知礼的回答，作为臣子的道义，委婉周全到了这种地步。从提问者的角度看，这似乎是偏袒。陈司败的责备，恰恰是公正的言论。孔子立即把这当作自己的过错，这是平实的大道理。如果加以辩解，流露出为君主隐瞒过错的意思，那就是我们凡夫俗子的心思了。圣人起初的本意，实在没有为君主隐瞒过错的念头，忠爱之情自然流露，便成了这样。等到陈司败一语点破，触动了平日迁善改过的学问，不觉欣然领受。这不是含糊认错，借以阐明礼义，也不专指“知礼”这一回答为过错，而是指平日而言，拿今天的事来证明，所以庆幸之深，自然是切身痛痒，毫无回护之情。看圣人只是一片至诚之心，随处圆满，没有丝毫夹杂，便处处是道理。如果用我们凡夫俗子的心思去揣度圣人，陈司败旁观的言论，不能领会圣人的道；后人旁观的眼光，更不能领会圣人的心。常人的过错，别人知道了九分，就已经知道了一分；圣人的过错，别人知道了一分，就已经知道了九分。说圣人有过错，已经是愚笨人的说法；说圣人还有不知道的过错，以至于被别人知道，更是奇特。这层意思最宜体悟，学者便能长进一格。问：“孔子看待周公的过错如何？”答：“孔子的过错，不也是应当的吗！周公尽到了宗庙社稷的机微，却因兄弟而败坏，这不过是伯鲧的试验罢了。”

孔子与人一起唱歌，如果唱得好，一定请对方再唱一遍，然后跟着一起唱【和读去声】

许师述说：“《尚书》说：‘诗表达志向，歌延长言辞。’《礼记》说：‘唱歌的人，是直接表达自己并陈述德行，感动自己而天地相应，四季和谐，星辰有序，万物繁育。’所以唱歌，声音上扬如举，下抑如坠，转折如折，停止如枯木，直处合乎矩，曲处合乎钩，连绵不断端正如串珠。”唱歌的意义，广大而深远！古代的君子，琴瑟在侧，歌唱常常不断。孔子在这一天哭过，就不唱歌。曾子拖着鞋子唱歌。兴起于诗的人，必定习惯于歌唱，这是可以知道的。圣人将万物视为一体，关键在于天下各自尽情，而没有郁结不通的弊病，那么圣人的元气就有办法吹拂滋养它了。观察孔子与人唱歌这件事就可以明白。老者安适，少者怀恋，就是这样罢了。

孔子说：“在文献知识方面，大概我还和别人差不多。至于身体力行的君子，那我还没有做到。”

广博地学习是进入大道的门径，但必须反求自身努力践行，并且要以成就德行为要旨，这才称得上是身体力行的君子。所谓身体力行，就是心得领会后付诸自身实践，自身就是道。践行得彻底，渣滓便完全融化，上下与天地同流，即使是圣人还认为有所欠缺，何况学者呢？广博与简约虽然是一回事，但圣人尚且容易谈论广博，而对反求自身的困难如此关切，那么世上只追求广博而不追求简约的人，大概也很多了。文，是道的华彩。圣人在文方面无所不学，所以说“在文方面大概我还和别人差不多”，这不是指语言文字辞藻的意思。收敛华彩而归于实质，就是身体力行的君子之道了。说“还没有做到”，那么不敢不勉励自己，这是可以知道的。

孔子说：“至于圣和仁，我怎么敢当？不过是努力追求而不厌烦，教导别人而不疲倦，可以说只是这样罢了。”公西华说：“这正是我们弟子学不到的。”

孔子方才自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对我有什么呢，而到这里又亲身承担而不推辞，为什么呢？答：“孔子从未真正承担。孔子一生的学问，实际从事于这两句话，而常觉得分量难以穷尽，又始终不敢自诿其难。努力跟随，或许能侥幸万一罢了，所以说‘抑抑’。‘抑’是语气词，表示迟疑，就像用今天来期待明天一样。如果自以为不厌倦，那就厌倦了；自以为不疲倦，那就疲倦了。‘何有于我’，正是他深于无厌倦的实质，而他的心始终不敢认为就是这样。一生的苦心，到这里几乎要呕出来了。”公西华有智慧足以了解孔子，只有赞叹而没有疑问，真正知道孔子实践这两句话，而仁圣的学问正不外乎此，虽然想推辞这个名声却做不到。学问固然以求仁为目的，而极至于是圣。云尔，是说极口道尽不过如此，还是用口舌来承担。孔子以仁合圣，孟子以智之事合圣之事，正因为智尽，所以仁至。这是孔孟之学相互印证的地方。只有学而不厌通于诲人不倦，正是仁的真面目，不必说学习仁圣的道理而更以此教导别人。先师说，不厌不倦这一副精神，却从何处得来？他的话引而不发。我私下窥探孔子的学问，只是发心真诚，自然停手不住。问诸子问如何为仁，圣人一一有条理地回答，圣人如何为仁？答：“圣人对于诸子的方法都用得上，更有吃紧的工夫，看诸子反而在下面。”答：“迁善改过。”没明白。答：“时乘六龙以御天也。”

孔子病重，子路请求祈祷。孔子说：“有这种事吗？”子路回答说：“有。《诔》文说：‘为你向天地神祗祈祷。’”孔子说：“我孔丘祈祷已经很久了。”

孔子从事于迁善改过的学问已经很久了，迁善的学问追求没有念头不可对天知晓，而凛

译怀着对败亡陨落的恐惧，怎能不真诚呢？我祈祷的时间长久，这是基于真实的道理和事实，并非随意空谈以解除子路的疑惑。如果说平素的品行已经符合神明的要求，没有罪过需要悔改，仅仅因为这一句话，就麻烦子路去请求祈祷了。因为子路的心念起于祸福，孔子用确立命运的道理来纠正他，就是这样的道理。《礼记》说：“患病的人要斋戒，奉养父母的人也要斋戒。”当子路请求祈祷的时候，正是孔子亲自祈祷的时候。赵清献白天有所作为，晚上必定焚香向天禀告。

译孔子说：“奢侈就会不谦逊，节俭就会固陋。与其不谦逊，宁可固陋。”

先王制定礼制，宫室、衣服、器皿、饮食等类，都有等级威仪，用来防止百姓僭越。所以尊贵者可以等同卑贱者，卑贱者不可以比拟尊贵者。按照礼制：天子设七座宗庙，诸侯五座，大夫三座，士一座；天子的豆（礼器）二十六，诸公十六，诸侯十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天子的席五重，诸侯三重，大夫两重；天子驾崩，七月下葬，用五重棺八面棺饰；诸侯五月下葬，用三重棺六面棺饰；大夫三月下葬，用两重棺四面棺饰；天子的堂高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穿绣有龙纹的礼服，诸侯穿绣有斧形花纹的礼服，大夫穿绣有两形相背花纹的礼服，士穿黑色上衣、浅红色下裳；天子的冕冠，朱红色和绿色相间的玉饰垂旒十二串，诸侯九串，上大夫七串，下大夫五串。这类等级威仪井然有序，稍微超出本分，就是犯上。有的大夫僭越诸侯，有的诸侯僭越天子，这是不可教导的。如果在本分之内节俭，只是固陋罢了，固陋是可以修饰的。所以管仲有三归台、反坫，是贤能的大夫，却难以做到谦下；宁可像晏子那样，豚肩遮不住豆，一件狐裘穿三十年，也难以做到谦下。春秋时期僭越混乱相继发生，祸患全从奢侈而来。大概先王文治胜利之后，人情日益导向泛滥，而一切典章文物，都成为乱臣贼子僭越比拟的阶梯，所以孔子教导我们。贾谊为汉朝的事流涕，对屋壁用帝王服饰、娼优用皇后装饰感到感慨，所以恭敬节俭的朝代尚且如此，何况后世呢？

孔子说：“君子心胸平坦宽广，小人经常忧愁悲伤。”

天地是这样，万物是这样，人心也是这样。

孔子温和而严厉，威严而不凶猛，恭敬而安详。

圣人全部的气象，经过切磋琢磨之后，浑然如圭璧，不露丝毫端倪。即使是文章，也就是性道。所以弟子记录的这三点，一时并现。温和与威严，是阴阳互相藏其居所；而恭敬安详，又是阴阳各自止于其所。我认为学者应当从恭敬安详入手。张载十五年学习恭敬安详没成功，程颐说：“可知学没成功，有多少毛病在。”我认为：程颢十二年还除不掉喜欢打猎的心，只此是一病除，百病除。

泰伯第八

孔子说：“泰伯，可以说是至德了！三次把天下让给弟弟，百姓没有地方称赞他。”

圣人在商周之际，扶持万古君臣的界限，已经表彰了有二事商之德，又追论其始，追溯周家世袭的由来，那么泰伯的德行实在与文王并隆。以泰伯的德行处于商周盛衰之际，本来就已经渐渐有得天下之势，不在他本人，也一定在他的子孙。自从逃到荆蛮，就把商的天下直接以身相让了。圣人见端知末，逆知必然的趋势，而早决其无待之机，真是能让天下的人，所以说“三让”。现在人事到临局处，无可奈何，只得听时势所转。时当汤武，不合做征诛事；时当尧舜，不合做揖让事。如果先一步做，直可由得自己，虽造化任其斡旋，所以说“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泰伯的让，直是天地人鬼所避的。如舜避尧之子于河南，禹避舜之子于阳城，而天下之民归之；武王观兵，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欲让天下，其可得乎？如泰伯者，真能让天下者也。有人说：“逆知数世之后必有天下，托之荆蛮以志让，其事不几于诞乎？”回答说：“泰伯善继太王之志，与伯夷同义，所以全人伦也。”那么太王废嫡立少非乎？回答说：“泰伯知季歴父子有圣徳可以光后稷之烈，故让贤而去，非太王所废也。若夫太王之属意于季歴亦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心也，天与贤则与贤也。”那么太王志翦商乎？回答说：“后人见周家王业定于太王、季歴授受之间，故谓翦商始于太王，而诗人歌之，非谓太王志于翦商也。”那么泰伯让天下于周乎？回答说：“若然，则泰伯挈商之天下，假手于弟侄，悖乱甚矣，乌乎称至德？”那么民无得而称者何也？商周兴衰，决在四世之后，与文王三分有二之势不同。后人亦见得季歴之后至文武而有天下，与泰伯全不相及，是天命未尝归泰伯，安得让？故无由称之。那么泰伯与文王孰贤？回答说：“文王何可当也！让天下一节，做得恰好到至处。文王终有天下之势，而坚让天下之节，其事难。泰伯始有取天下之兆，而坚让天下之心，其情深。”

孔子说：“恭敬而无礼就会劳累，谨慎而无礼就会畏缩，勇敢而无礼就会作乱，直率而无礼就会尖刻。”

礼，就是理。所行当乎理而后无弊，非徒调剂乎节文之间。朱子说：“礼者，天理之节文。”是对的。凡人劳扰周章、用妄用讦处，都是私意。凡浅似直，讦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