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御制题宋版《尚书详解》

五十八篇，从头到尾历经，作为详解，折中于正道，心不使人心杂乱，圣法由来，王法通达士人品行【去声】胡编确实足以伟大，九峯蔡氏〇实相同，假如切合自身，举其要点，二典三谟，用之不穷。

御制书夏僎《尚书详解》费誓篇论淮夷徐戎事。

曾经说解经者不可以己意穿凿以见长，想要出人一头地，反而晦暗经义的本防。如夏僎的《尚书详解》，其研精搜罗，酌古准今，用意不为不勤，而瑕瑜各半。政以欲为新奇中的其他，姑且不论。如解《费誓》之“淮夷徐戎”，不失之穿凿吗？盖孔安国之〇固已有“淮夷徐戎错居九州，秦始皇逐出之”之语，然引而未发。僎则谓徐州淮浦中夏之地，安得有戎夷？似先王于此事有不及，始皇能除害，更泛论波及先王，虽不能逐戎夷，而能用周召；始皇虽能逐戎夷，而不知逐赵高李斯，虽寓鉴诫之意耶？然于《费誓》经义有何关涉哉？盖古时之中国幅员小，后世之中国幅员大，其非中国幅员以内之地，则率以戎夷目之。如《禹贡》之“莱夷作牧”，《孟子》之“舜东夷，文王西夷”之〇，不一而足。岂其时东莱诸冯岐周亦有戎夷杂处乎？宣王薄伐猃狁至于太原，或者其地近北狄阑入居之耳。若夫淮浦徐州，去边外远甚，戎夷何所利，而舍其故土来居之乎？可知淮夷徐戎即其地之土著尔，时或有跳梁梗化者，未为中国幅员以内之地，故以戎夷目之耳。即如春秋抑吴越与楚，谓之蛮夷猾夏，不但不可以例今之江浙湖广，即汉唐以来已无此论矣。孔〇固已失之，而夏僎以讹〇讹，更枝其辞，以为始皇能除害，先王有不及，而申其不忧中国有戎夷，第忧朝廷无忠臣之〇，不已甚乎？支离其辞而盩庢其义乎。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二

尚书详解 书〇

提要

【臣】等谨案《尚书详解》二十六卷，宋夏僎撰。僎字元肃，号柯山，浙之龙游人，与周升、缪景仁为友，皆以明经教授，时称三俊。僎尝举进士，少治《尚书》，老而益精，因博采众说是解。淳熙间，麻沙书坊刘氏刊板印行，时澜为之序，称其议论渊深，词气超迈，参于前则有光，顾于后则绝配，其倾挹甚至。考宋南渡以后为《尚书》之学者，毋虑数百家，而三山林之奇集解，尤见称于世。僎作是书，所采虽兼取二孔、王、苏、陈、程、张氏之说，而折衷于之奇者什之六七。当时吕祖谦受业之奇之门，而时澜为祖谦高弟，增修《东莱书说》即出其手，顾于是编独多所推许。宜春李公凯治经不专一家，于诗宗东莱《读诗记》，于书亦舍吕氏而独取柯山《详解》，是其书虽陈振孙以为便于举子而作，要其渊源之正，议论之醇，一时亦未有能过之者。明洪武间，初定科举之式，诏习《尚书》者并用夏氏、蔡氏两〇。后永乐中，《大全》出蔡〇，始独立于学官，而夏氏书浸微。今观其荟粹众说，舍短取长，参求其是，而断以己意，较诸九峯书〇，固不免略冗之嫌，然其反覆条畅，深究详绎，使唐虞三代之大经大法，有以曲折而防其通，其用心实出蔡〇之右，洵说书者之善本也。其书惟抄帙仅存，多有脱误，今浙江所进本检勘，自《尧典》至《禹谟》全阙，中又阙《泰誓》中、《泰誓》下、《牧誓》三篇，后又阙《秦誓》末简，谨以《永乐大典》参校，惟《秦誓》原阙外，其余所载并全，谨据以补辑，遂成完帙。至其他文义，则以《永乐大典》本及浙本彼此互校，择所长而从之，亦庶几详善胜旧。原本分十六卷，经文下多附录重言重意，乃宋代坊本陋式，最为俚浅，今悉删去而重加厘定，为二十六卷，不复准其原目云。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孔氏序

正义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之书，后世之所慕尚，故曰《尚书》。要之，非孔子之旧，乃伏生之所加。何以知之？安国作序言：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〇授，裁二

译十余篇。因为它是上古时代的书籍，所以称它为《尚书》。这是伏生的意思，认为这本书是上古时代的书籍，因此加上“尚”字，称它为《尚书》。

译远古伏羲氏统治天下时，开始绘制八卦，创造书契，用来取代结绳治事的制度，从此文献典籍便产生了。

伏羲是三皇中最先的一位，也就是所谓的太皥。伏羲时代，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于身，远取于物，开始绘制八卦，创造书契，用来取代结绳治事的制度。文献典籍从此开始显著。安国作序，想要阐明文献典籍的起源，以显示这本书的根本源头，所以先说伏羲创造书契取代结绳的事。关于结绳，郑玄说：事情重大，绳子就打大结；事情轻微，绳子就打小结。王肃也说：这是为了识别政事。关于书契，郑玄说：写在木片上，在侧面刻出契口，双方各执一半以便相互考合。至于像结绳那样治理天下，陆德明又说：是用书契来约定事情。这是说在伏羲之前，洪荒时代，用结绳来治理天下，虽然已有文字，但未见于使用。到了伏羲才开始用书契取代结绳，所以三坟五典从此兴起。所以说：创造书契来取代结绳治事的制度，从此文献典籍便产生了。

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说的是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的书，称为五典，说的是常道。至于夏、商、周的书，虽然设立教化不尽相同，但雅正的诰辞和深奥的义理，其归宿是一致的。因此历代都珍视它们，作为重要的训诫。

伏羲、神农、黄帝，称为三皇。三皇的书，称为三坟。坟，意为大。是说三皇的道简明而宏大，所以他们的书所说的也简明宏大，所以说“说的是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称为五帝。五帝的书，称为五典。典，意为常。是说五帝的道，不仅可行于一时，也可以作为百代常行的法则，所以他们的书所载的都是常道，所以说“说的是常道”。自三皇以前，用来观察神道而设立教化的事情，虽然不见得有条理，但总之三坟、五典与训、诰、誓、命的文章，其雅正的言辞、深奥的意义各不相同，其归宿则是一致的。揆，意为度量。人射箭，都瞄准目标进行度量。圣人设立教化，也符合至理，所以说“其归宿一致”。坟、典、训、诰，都是历代珍视并作为训诫法式的，所以说“历代珍视它们作为重要的训诫”。

关于八卦的解说，称为八索，是探求其义理。九州的志书，称为九邱。邱，意为聚集。是说九州所有的事物，土地所生长的物产，风气所适宜的情况，都聚集在这本书里。《春秋左氏传》说：“楚国的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这就是指上古帝王的遗书。

大概在孔子未修订六经之初，六经之外还有八索九邱。索，意为探求，是说这本书的创作，是为了探求八卦的义理；邱，意为聚集，是说这本书的创作，是为了聚集记载九州所有的事物、土地所生长的物产、风气所适宜的情况。就像《禹贡》中的“厥贡厥筐”，《职方》中的“其谷宜，其民宜”，就是如此。又必定引用《左传》，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这就是指上古帝王的遗书。立言的人也想要表明，在孔子之前，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混杂虽然近在春秋时代，但像倚相这样的良史，也认为它们是上古帝王的遗书，而不知道它们并非如此。

先祖孔子生于周末，看到史籍的烦琐文字，担心阅览的人不能统一认识，于是便确定礼乐，阐明旧章，删减《诗》为三百篇，简约史记而修撰《春秋》，赞颂易道以废除八索，叙述职方以去除九邱。

这大概是论述孔子修订六经的意图。按照《孔子世家》，安国是孔子的十一世孙，尊崇他的祖先，所以说先祖。说孔子生于周末，看到《八索》《九邱》的杂乱，都是史籍的繁文，担心阅览观看的人无所统一，于是便确定礼乐，阐明旧章，删减《诗》为三百篇，简约史记而修撰《春秋》，赞颂易道以废除《八索》，叙述职方以去除《九邱》。正义说：修订而不改变叫定，就地减削叫删，依据其事叫约，因而辅助叫赞，显扬阐明叫述。大概礼乐的制定，出自天子，孔子已无其位，只是因其制度错乱，加以确定，阐明先世旧的典法，所以礼乐只说定。《诗》未删之前，原本三千篇，削去那些不合于礼义的，只保留三百十一篇。所以对于《诗》说删。《春秋》的创作本于鲁史，于是孔子依据鲁史成文，寓含褒贬之意，以成一代之书。所以对于《春秋》说约。《易》作为书，伏羲画卦，文王重卦，都是圣人所作，不可强行更改，只是因而辅助完成，以成十翼。所以对于《易》说赞。十翼既成，易道已明，那么八索之书起初就不必用了，所以废除并抛弃它。职方，就是《周礼》中的职方氏，所掌管的都是九州所有的事物、土地所生长的物产、风气所适宜的情况。孔子叙述其所职，并载入经中，所以对于职方说述职。职方既已叙述，那么九州所有的事物，便清晰可见。九邱之书，也不必用了，所以删减并去除它。

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直到周代，删削烦乱，剪除浮辞，举出宏纲，撮取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共一百篇，用来弘扬至道，向君主展示规范。帝王的制度，坦然明白，可以举而行之。三

译千之等人，都接受了他的道义。

译《三坟》《五典》等书，流传既久，难免杂乱。孔子加以讨论整理，删去《三坟》及《五典》之书，断自唐尧虞舜，只选取《尧典》《舜典》两篇，直到周代。其间杂乱难考之处，都予以删削，使其归于平正。浮华无实之言，都剪截剔除。只举出宏大的纲领，撮取精微的要旨，以垂示后世，用来教导人罢了。纲网的绳索，称为宏纲，是说举出大纲而众目自然张开。机弩的扳机，称为机，是说撮取机括的最紧要处，不是泛泛而无统属的。只举出大纲而撮取要旨，所以上自唐尧虞舜，下及商周，经历时代最久，经历君王甚多，而《典》《谟》《训》《诰》《誓》《命》特别只有百篇而已。大体上孔子审定《尚书》，都是为了阐明张大二帝三王至治的要道，作为后世君主施行政治的规范。规范就像车有轮轨，可见其所行都由这个规范。就像器物有模范，可见其所为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只有我夫子用意如此，所以百篇之书，其中所载二帝三王的制度，坦易明白，后世可以举此而见于实行，实在不是只可说而不可行的。可惜出非其时，言论不被采用，百篇之义，只传授给三千弟子罢了，没有推行实行。

等到秦始皇防备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的祖先于是把家藏的书藏在屋壁中。

查《秦本纪》：秦王名政，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为皇帝，不再立谥号。因为初次统一天下，所以号称始皇。始皇想要愚弄百姓，所以灭除先代典籍，焚烧古书，坑杀儒士。天下儒者大都隐身避世，分散于四方，而书籍没有再存留的。当时孔子的七世孙孔襄，知道秦法峻酷，又担心家藏的书不保，于是把家藏的书藏在墙壁中。所以安国称之为“先人藏在壁中的”，因为孔襄是自己的先祖，所以称为“先人”。

汉朝兴起，开设学校，广泛寻求儒雅之士，以阐明大道。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去原本的经典，口传教授，仅二十余篇。因为它是上古之书，称为《尚书》。百篇之义，世人不得听闻。

前面既已言说秦焚书的用意，所以至此又言说汉求书的用意。龙兴者，是《易经》乾卦九五爻，以龙飞在天，比喻圣人居尊位而养育百姓，所以安国说“汉朝兴起”，大概是指汉朝继秦而兴。汉朝既继秦而兴，于是惩秦之弊，开设学校，广泛寻求儒雅之士，以阐明先王的大道。大道即先王的六经。大概自焚书之后，学校废弃已久；自坑儒之后，儒雅之士逃散于四方。到汉朝兴起，才开设学校而广泛寻求，称为旁求，是说寻求不限于一方。伏生名胜，为秦二世博士，《儒林传》说：“汉文帝时寻求能治《尚书》的人，天下没有，听说伏生治《尚书》，想要召见，当时年已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令太常派掌故臣晁错前往受教，得到二十九篇，就以此在齐鲁之间教授。”这部书经秦火，到汉文帝访求伏生，才仅仅得到二十九篇。得到二十九篇而称为二十余篇，大概是伤叹其少。然而史记载秦时焚书，孔襄壁藏之，汉朝平定天下，伏生寻求其书，亡失十篇，独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这是伏生在壁内得到二十九篇，现在安国却说失去原本的经典，口传教授，大概伏生初实在壁内得到，以教齐鲁，教授既久，诵文则熟，到其末年晁错前往受教之时，才不执经而口授之。以书考之，伏生所得之书，大概有《尧典》《舜典》《皋陶谟》《益稷》《禹贡》《甘誓》《汤誓》《盘庚》三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吕刑》《文侯之命》《秦誓》《费誓》，共二十三篇。除去《尧典》《舜典》合为一，《皋陶谟》《益稷》合为一，《盘庚》三篇合为一，《顾命》《康王之诰》合为一，则伏生所授凡二十八篇。明白了。现在《史记·儒林传》并说得到二十九篇，究竟依据什么而言呢？查马融说“《泰誓》后得”，郑玄《书论》也说“民间得《泰誓》”，而《书别录》也说“武帝末得《泰誓》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用以教人”，则《泰誓》非伏生所授，而言二十九篇者，因为司马迁在武帝世见《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授内，故为史总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复曲别分析。说民间所得，其实得时，不与伏生所授同故也。但伏生虽无此篇，而书中有八百诸侯俱至孟津，白鱼入舟之事，与《泰誓》同。不知伏生先为此语，抑是《泰誓》出后，后人加此语，是未可知也。彼王充《论衡》及后汉书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云：“宣帝太和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

译《论衡》又说：“从地下挖掘得到的，不过是司马迁时代防氏已经得到，或者到了宣帝时期，河内女子再次得到，也未可知。”《书》原本的名字，只是叫“书”罢了，并没有“尚”字。伏生在秦朝焚书之后，仅得到二十多篇，因为它是上古的书籍，所以称之为《尚书》。那郑玄依据《书纬》，认为《尚书》是孔子所加，所以《书赞》说：“孔子尊崇它并命名为《尚书》。”却不知道安国亲自见过伏生，既然说伏生因为它是上古之书而称之为《尚书》，怎么能说是孔子所加呢？由此可知，“书”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所以朱熹引用《书》时直接说“书曰”，如果配合朝代来说，则说“夏书”，没有说《尚书》的。《书》原本有一百篇，遭遇秦朝焚书而散失，到伏生口传仅得到二十多篇，其余的只是名字存在而意义已经听不到了，所以说“百篇的意义，世人无法得知”。现在《书》中的各篇序，都附在每篇的末尾，那么百篇的书名存在而意义消亡，是确实的。

译到了鲁共王喜好修建宫室的时候，他拆毁了孔子的旧宅，以扩大自己的居所，在墙壁中得到了祖先所藏的古文《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以及《春秋》、《论语》《孝经》，都是科斗文字。鲁共王又登上孔子的厅堂，听到了金石丝竹的音乐声，于是就不再拆毁宅第。经过秦朝焚书散失之后，到了汉文帝时期，伏生口传，仅得到二十多篇。景帝时，鲁共王拆毁孔子旧宅，得到了他的七世孙孔襄所藏的屋壁古文书，于是增加伏生的二十五篇，成为五十八篇。所以孔安国作序，先说伏生口传的事，到这里又说鲁共王拆宅得书的意思。鲁共王是景帝的儿子，名余，封为鲁王，死后谥号叫恭。孔安国生活在武帝时，鲁共王已经死了，所以有谥号可以书写。鲁共王在世时，住在鲁地，靠近孔子宅第，喜好修建宫室，所以拆毁孔子宅第以扩大自己的居所。所拆墙壁内得到了孔安国祖先孔襄所藏的古文《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以及《春秋》、《论语》《孝经》，都是科斗文字。鲁共王虽然得到了书，仍然拆毁不止，又登上孔子的庙堂，于是听到了金钟石磬丝琴竹管的声音，因为觉得神异，才不敢拆毁宅第，上奏说拆毁了孔子旧宅。这里又说不再拆毁宅第，大概是在之前总体拆毁屋壁得到书之后，又听到八音才停止，其余的不再拆毁罢了。科斗，是蝌蚪，说字形头粗尾细，状如腹部圆，像蝌蚪，所以叫科斗书。这些字是苍颉的本体，周朝还在使用，所以屋壁书都是科斗文字。科斗文字，是古人所写，今人不用，所以叫古文。孔安国作序，不说得到古文《尚书》，而说得到古文《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大概屋壁所得上面直接题写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本来没有“尚”字，所以不说《尚书》而说《虞书》《夏书》《商书》《周书》，这是孔安国想以此知道“尚”字不是孔子的旧称，而是伏生所增加的。至于《春秋》《论语》《孝经》，陆德明说“〇”是《春秋》，又说《周易》十翼不是经，叫作“〇”，只有《正义》说孔安国的意思，是说古文书之外，又得到“〇”，即《论语》《孝经》是也。《论语》《孝经》不是先王旧典，是孔子的“〇”说，所以叫“〇”。又引用汉武帝对东方朔说：“〇言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又汉东平王刘云给他的太师策书说：“〇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赐翟方进策书说：“〇曰髙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这是汉代通称《论语》《孝经》为“〇”，明白了。

全部把书归还给孔氏。科斗书废弃已经很久，当时没有人能认识。用所听到的伏生的书考论文义，确定能知道的用隶书固定古文，再用竹简抄写。增加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把《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篇，《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又分出这些篇并序，总共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余错乱磨灭，不能再知道。全部上送官府藏书的地方，等待能人。

这是说鲁共王既害怕神异，不敢拆毁宅第，于是把他所得的古文《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与《春秋》、《论语》、《孝经》，全部归还给孔氏。科斗书始于苍颉，其文字到三代没有改变。周宣王时，虽然史籀有大篆十五篇，仍然与科斗并行。所以终三代所用的，只有大篆与苍颉二体而已。等到秦朝焚烧先代典籍，断绝古文，另外设立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所以科斗文字经过秦朝废弃而不用。到了汉朝则其废弃已经很久，当时没有人能认识。孔安国因为没有人能认识，所以自己想整理，于是用以前所听到的伏生口授的书比较起废，考论古文的义理，确定能认识的用隶书写古文，所以叫隶古定。《正义》说隶古，是就古文体而从隶书来定，虽然用隶书但还保留古文的样子。大概保存古文就可以仰慕，用隶书就可以认识。孔安国既做了隶古定，于是另外用竹简抄写。顾氏说策长二尺二寸，简一尺二寸。竹简，大概是用竹长一尺二寸做的。书自从伏生口传之后，除了《禹贡》《甘誓》后出实得二十八篇，到这里用屋壁古文校定，于是增加伏生二十五篇。大概是指《大禹谟》、《五子之歌》、《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盘庚》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总共二十五篇。伏生初得二十八篇，现在已增加这二十五篇，是已得五十三篇了。而五十三篇之中，伏生《舜典》合《尧典》为一篇，《益稷》合《皋陶谟》为一篇，《盘庚》三篇合为一篇，《康王之诰》合《顾命》为一篇，现在都依古文分《尧典》、《舜典》为二篇，《益稷》、《皋陶谟》为二篇，《盘庚》为三篇，《康王之诰》、《顾命》为二篇，所以五十三篇复出。这五篇并孔子所作，书序昔自作一篇，在百篇之后，是总共得五十九篇。既说得五十九篇，又说为四十六卷，五十九篇除序在外，不以卷计，余五十八篇同序者同卷，异序者异卷。如《太甲》、《盘庚》、

译《说命》《泰誓》都是三篇合为一卷，这样就减少了八卷。又《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三篇共用一篇序言，合为一卷；《康诰》《酒诰》《梓材》三篇共用一篇序言，合为一卷。这样又减少了四卷，前面减少八卷，后面减少四卷，共计十二卷。用五十八减去十二，就是四十六卷。然而《顾命》与《康王之诰》之所以单独成卷，是因为这两篇虽然

译伏生将《尚书》合为一卷，而古文原本各自有序，所以另外成卷。

孔颖达《正义》认为，伏生的本子也是壁中古文，之所以有合并篇章与武帝所得古文不同的情况，是因为伏生年老，凭口授时，因诵读熟练而将其连缀在一起罢了。自五十八篇之外，其余都错乱而无序，文辞晦涩而不明，不能强行贯通。所以孔安国便连同竹简所写的五十八篇一起上送朝廷，藏于秘府，等待后世有能力整理阅读的人。

（孔安国）奉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深入钻研，广泛考证经籍，采撷众说，以确立训传。精简文字以阐明义理，铺陈畅达其界限，希望能对将来有所补益。

孔安国先前已经详细说明了《尚书》兴废的缘由，这里又说奉诏作传的事。大概孔安国当时是武帝的博士，孔安国既已考正古文，便说：“皇帝所知晓的，也已确定完毕，应当上报给皇帝。”皇帝命令注解，所以说奉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传”是通晓其意，其名出自左丘明。大致秦汉之间的注解多名为《传》，后世儒者以传相授，多有改动。称注解的也有同称为《传》的，起初并无定例。解说者认为前汉称《传》，后汉称注，这是错误的。孔安国说既欲作《传》，而圣道宏大深远，必须详悉，于是深入考核精审，穷尽思虑，以求其理。又广泛推考群经六籍，在经籍中采撷众说，互相参证作为训《传》，表明不敢草率。然而孔安国又说作《传》的体例，虽然想要广泛征引，也不可失之过于烦琐，所以此《传》之作，精简其文。然而虽然精简其文，又必须阐尽一书之义，使其志意铺布而宣畅，希望天下后世即得其《传》而求圣经之理，有所裨益。

书序，序是为了说明作者之意，义理昭然可见，适宜相互靠近，所以引用它，分别冠于各篇之首。确定五十八篇，既已完毕，恰逢国家有巫蛊之事，经籍之道衰息，因此不再上报皇帝，只留给子孙，以遗后代。如果好古雅正的君子，与我志同道合，也不会隐瞒。

书序即如今书各篇首所冠者。如“昔在帝尧”至“作《尧典》”，“虞舜侧微”至“作《舜典》”者，即此序也。古文本自为一篇，在百篇之后。孔安国意谓此序之作，乃欲序说作者之意，一篇之义，观序则昭然可见。但作序者不敢厕于正经，所以谦而在下。今我既欲著述是书，岂可代替作者的谦辞，须从宜引而分之，各冠其本篇之首，使与本篇相从附近。这正是孔安国所言，所以分序冠篇之意。书本连序五十九篇，今序既分，是损其一篇，故言定为五十八篇也。孔安国此《传》本承诏而作，作毕当以奏闻。但恰逢国家有巫蛊之事，武帝好经籍之道，至此衰息，因此不再将其所闻上报于上，只是留给自己的子孙，使之遗与后世之人行之耳。然而孔安国虽欲贻与后人，亦不敢望后人必行，故云后世若有好爱古道，广求学问，志怀雅正之君子，与我同于慕古之志，明白吾道，也希望能流传而不至于隐蔽。按《王制》言执左道以乱政者杀，郑玄注云：左道谓巫蛊之属，以非正道故为之左道。以蛊皆巫之所行，故曰巫蛊。蛊者总名。《汉书》武帝末年，上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术，奸人江充因而行诈，先于太子宫埋桐人，告云太子宫有蛊气，上信之，使江充治之，于太子宫果得桐人，太子知已不为此，以江充故为陷己，因而杀之。帝不知太子实冤，谓江充言为实，诏丞相刘屈牦发三辅兵讨之，太子赦长安囚与斗，不胜而出走，奔湖关自杀。此即巫蛊事也。

尚书详解

有唐虞三代之议论，有叔季之议论。居叔季之世，而求绎乎唐虞三代之书，难乎而得其蕴也。夫书之为书，断自唐虞，迄于秦穆。凡尧舜之典谟，禹启汤武之誓命，周公成康之训诰，悉备于是。读是书而求以绎之，其可以叔世肤见料想而臆度之哉？要必深防详绎，求见乎唐虞三代之用心，而后可。故读二典三谟之书，当思尧舜授受于上，皋陶稷契接武于下，都喻吁咈者何谓？读三盘五诰之书，当思人君布告于上，臣民听命于下，丁宁委曲，通其话言，而制其腹心，开其利病，以柔其不服者何防？读九命七誓之书，当思其命诸侯命大臣者何道，誓师旅誓悔悟者何见？以是心读是书，唐虞三代之用心，庶乎其有得，而唐虞三代之议论，可以心通而意解矣。柯山夏先生僎，少业是经，妙年撷其英以掇巍第。平居暇日，又研精覃思而为之释。今观其议论，渊源辞气，超迈唐虞三代之深意奥防，皆有以发其机而启其

译隐秘在千年之后。没想到先生生活在当今时代，而言论风范，却呈现出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的气象。唉！《书》《说》这类著作流传于世，自孔子、孟子之后，大概有几十家，而卓然显著的，不过只有河南程氏、眉山苏氏，以及陈氏少南、林氏少颖、张氏子韶罢了。程氏温和而深奥，苏氏奇特而恰当，陈氏简练而明晰，林氏圆融而丰富，张氏广博而华美，都是近世学者所极度喜爱的。如今先生继承这些先贤来阐释这本书，看他的议论，与前人相比则增光添彩，与后人相比则绝无仅有。这难道是随意写作的吗？麻沙的刘君智明，得到了好的版本，不想将其秘密据为己有，命令工匠刻版印刷，以便与学者们共同分享。我既高兴柯山的学问能在世间流传，又赞赏刘氏的用心，他不是那种划地为牢、心胸狭隘的人所能比拟的。他请求我作序，因此写下这些文字赠给他。淳熙丙午年七月某日，觉斋时澜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