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十八

译将恩德施及异姓的诸侯国，大概是想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恩德远及蛮夷，这样他们必定会爱慕仰慕，而不敢废弃侍奉君主的诚心。所以说“不要废弃他们的职事”。既然已经彰显了恩德施及异姓诸侯国，于是又将所珍视的玉器分赐给同姓的伯叔诸侯国，用来展现亲近亲属的道理。所以说“这时便用来展现亲亲之道”。唐代孔颖达认为，彰显恩德施及异姓诸侯国，就像把肃慎氏的箭分赐给陈国；将宝玉分赐给伯叔诸侯国，就像把夏后氏的玉璜分赐给鲁国，就是这样的例子。

译人并不因外物而改变，只有德行才能使外物显得珍贵。德行盛大就不会轻慢侮辱他人；轻慢侮辱君子，就无法使人们竭尽忠心；轻慢侮辱小人，就无法使人们竭尽劳力。不驱使耳朵去听声、眼睛去看色，各种法度才能纯正。把人当作玩物会丧失德行，把物品当作玩物会丧失志向。志向依靠正道才能安宁，言语依靠正道才能应对。不做无益之事，以免妨害有益之事，功业才能成就。不珍视远方的奇异之物，而轻视日常有用的物品，百姓才能富足。犬马如果不是本地所产，就不饲养；珍奇的禽鸟和奇怪的野兽，不在国内培育。不珍视远方的物品，远方的人就会归服；所珍视的只有贤才，近处的人才能安定。

太保在前面已经说明，圣明的君王得到远方的物品，不把它作为私利，而是分赐给诸侯，接着就论述人所珍视的，只在于德行，而不在于物品，所以紧接着说“人不易物，惟徳其物”。所谓“人不易物”，是说人并没有改变物品本身，只有有德行，那物品才显得珍贵；如果没有德行，那物品又有什么用呢？这就好比俗话说的“只是同一件物品，并没有改变”，有德行的人，物品便随着德行而显得珍贵。太保说这话，大概是说圣明的君王把从远方得到的物品分赐给诸侯，如果没有德行，那物品又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呢？所以唐代孔颖达解释说：“既然说了分赐物品给人，接着就说珍贵不在于物品。无论有德行还是没有德行的君王，都是用物品赐人，所赐的物品是一样的，并没有改变物品，只有有德行的人赐人，这物品才值得敬重；如果没有德行的人，这物品就不值得敬重了。”说这话，是担心君主赐物给人，却不修养自身的德行。这个说法非常正确。而王氏诸儒却认为，圣明的君王既然用德行招致异姓诸侯，用宝玉分赐同姓诸侯，那么人们就不敢轻视这些物品，反而把我所赐的物品当作德行，他们的意思是将这个“德”字理解为像贾谊所说的“虑有德色”中的“德”。这个说法虽然能与上文连贯，但与下文“德盛不狎侮”中的“德”字意思不同，所以不能采纳。上面既然说了物品因德行而后珍贵，接着就论述没有德行所以不值得珍贵的意思，说德行盛大的人不会轻慢侮辱别人，只有没有德行的人才有轻慢侮辱的过失。所以轻慢侮辱君子，君子就不肯为他竭尽谋虑，怎么能使人竭尽忠心呢？轻慢侮辱小人，小人不肯为他竭尽劳力，怎么能使人竭尽劳力呢？大概君子劳心以治理百姓，所以侮辱君子就无法使他们竭尽忠心；小人劳力以服从治理，所以侮辱小人就无法使他们竭尽劳力。如果獒犬能顺从人意去攫取撕咬，君主接受它来玩弄，那么对臣民一定会有轻慢侮辱之心。所以太保才提到这一点。只有不驱使耳朵去听声音，不驱使眼睛去看美色，那么玩好之物就无法迷惑人，内心至正，深沉而没有私欲，各种法度自然都归于至正。如果驱使耳目去沉溺于玩好之末，比如接受獒犬用来攫取撕咬人，那就是把人当作玩弄的对象了。把人当作玩弄的对象，那么人们一定认为这是德行浅薄的人，所以必然丧失德行。如果因为獒犬能顺从人意而接受它作为玩弄的工具，那就是玩弄物品了。玩弄物品，就会沉溺于此，不知不觉，难道不会丧失志向吗？獒犬这种东西，施加于人，就是玩弄人；接受于己，就是玩弄物。那么武王在这方面的过失也就太大了。所以太保一定要武王在自身的志向上，用正道来使其安宁；在应对他人的言语时，用正道来使其恰当，使辞受取舍得当。大概西旅进献獒犬，一定有甜言蜜语来改变武王的意志以求接纳，所以太保才说到这一点。太保既然说了君主在存心应对言语时，都应当遵循正道，接着就说无益之事不可做，奇异之物不可珍视。大概做无益之事，就一定会妨害有益之事，功业怎么能成就呢？比如宋平公筑台，妨碍了农收，这是筑无益的台，妨害有益的农事，农功怎么能成就呢？只有汉文帝爱惜百金相当于十家的财产，于是停止修建露台，这就是不做无益之事，以免妨害有益之事。不珍视远方奇异之物，而轻视日常有用之物，那么百姓自然不把奇异之物当作珍贵，财用自然充足。比如汉文帝时有进献千里马的，皇帝说：“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我乘坐千里马，独自领先，放在哪里呢？”下诏让马回去，而自己身穿粗布衣，脚穿皮鞋，表示崇尚质朴为天下表率，所以海内殷实富足，兴起礼义，难道不是不珍视奇异之物，轻视有用之物，百姓就能富足吗？现在西旅进献獒犬，从事来说，是无益之事；从物来说，是无益之物。武王怎么能接受呢？这是太保之所以谆谆告诫不能自己的原因。太保既然泛泛地说了无益之事不可做，奇异之物不可用，所以又详细地说先王的时候，对于能守御的犬、能致远的马，都有可用的利益。如果不是本地所宜，也不敢饲养，所以珍奇的禽鸟、奇怪的野兽，也不敢在国内培育。说这话大概是深入说明獒犬不可接受的原因。林少颖说，现在把西旅的獒犬饲养在国内，那就是饲养非本地所宜的动物了。因为它能顺从人意而接受它，那就是把奇兽培育在国内了。这个说法非常正确。太保既然深入说明了獒犬不可妄自接受，接着就说君主不珍视物品而珍视贤才的效果，以勉励武王决意不接受。说君主如果不因为远方之物难得而珍视它，那么就不从蛮夷那里索取，蛮夷见其不贪婪，一定会喜悦而来归服。既然不珍视远方之物，那么所珍视的一定只在于贤才。这样贤才在位，施行善政善教，有办法造福百姓，不仅远方的人归服，即使是近处的中原地区也

译从而获得自身的安定。大抵君主若不贪求远方的策略，就不必劳役百姓，近处的人自然就能获得安宁。林少颖也说，君主既然将远方的奇珍异宝视为宝物，那么远方的人就不会归顺。这样一来，征伐的军队就会长驱直入沙漠，而近处的人就会遭受祸害了。意思与此相同。林少颖又说，贤者与远方奇珍异宝相比，君主所珍视的，就像拿着秤一样。这边重，那边就轻。如果把远方的奇珍异宝当作宝物，就必然会有轻视贤者的心态；如果把贤者当作宝物，那么对于远方的奇珍异宝也一定不会看重。所以虞公把垂棘之璧当作宝物，就把宫之奇看得像路人一样；齐王把四位贤人当作宝物，就把直径一寸的珍珠看得像粪土一样。这种说法恰当吗？

译唉！早晚没有不勤勉的，如果不注重细微的德行，最终会损害大的德行。堆山九仞，只差一筐土而功败垂成。确实遵循这个道理，百姓就能保住他们的居所，你的子孙才能世代称王。

太保先前告诫的意思已经说尽，所以又感叹并重申其义。说武王从今以后，只应在早晚之间，兢兢业业，没有不勤勉的过失。如果怠惰不勤，不能注重细微的德行，认为细微的小节对德行没有益处，因而不去谨慎对待，这种念头日积月累，必定成为大德行的累赘。譬如堆山高达九仞，八尺为一仞，九仞则山即将完成，所缺的只是一筐土的功夫罢了，那就不足以成为山。大概山高九仞，譬如德行；功亏一篑，譬如不注重细微的德行。山已经高了，却因一筐土的微小而亏损，就不足以成为山；德行已经大了，却因细微德行的微小而不注重，就成为大德行的累赘。说这些大概是说武王现在开创大业，德威远播，这是德行已经很大，如同山已经九仞了。如果因为接受一只猛犬的小事认为无伤大雅，而不能自我谨慎，就必定损害盛德，这是德行的累赘，如同那一筐土的亏损。这关系到利害成败，难道不大吗？所以太保既反复陈述，又勉励说：“确实遵循这个道理”，是说武王如果能切实践行这些话，那么君主就没有玩物丧志的喜好，百姓就能安居乐业，我们周朝的子孙也能世代称王天下而没有穷尽了。大概君主如果真的能像太保所说的那样，就一定不会有丧国亡家的祸患了。

巢伯来朝见，芮伯作《旅巢命》

这是失传篇章的序言，其位置在《旅獒》之后。书既然失传了，序言也就无所归属，孔安国把它附在这里。那本书的大义无法得知。唐代的孔颖达顺着文意解释，说巢国伯爵的君主，是南方的偏远国家。因为武王攻克商朝，仰慕道义而来朝见。周王的卿大夫中有在芮地有食邑，且封爵为伯的人，陈述周王的威德来命令巢君，“旅”是陈列的意思。史官叙述这件事，所以称为《旅巢命》。

金縢

武王有病，周公作《金縢》

武王已经攻克商朝而拥有天下，法度还没有完全得到条理，归附周朝的商民还不够稳固。而武王突然生病了，周公担心他无法救治，而成王因为年幼继承王位，自己作为冢宰听政，那么天下必定危险。所以制作册书来禀告太王、王季、文王，想要用自己的生命代替武王的死。禀告之后，史官就把那册书藏在金縢柜中。到了武王去世后，周公摄政，三监散布流言，周公避居东方，上天出现风雷之变。成王因为天象变化的缘故，打开金縢柜来观看吉凶之书。大概国家有重大的册命以及所有的卜筮之书，都藏在其中，每逢大事就打开来看。知道现在出现了风雷大变，所以成王打开柜子看书，因而看到所祈祷的册书中有代替武王死的说法，成王才开始相信周公对王室有大功，而二叔的话不值得相信。所以这本书在当时才出现，史官因为它出自金縢柜，所以这本书称为《金縢》。“縢”是封缄的意思，大概藏书于柜中，外面用金縢封住，像金属锁钥之类，所以称为金縢。林少颖说这篇都记载周公筑坛占卜代替武王死的事，最后又记载武王去世后，众叔父散布流言与周公避居东方以及上天出现风雷之变，成王迎接周公的事，那么这些书都是出自史官之手。而它的序言却说“周公作金縢”，与《周公作立政》没有不同，大概书序的体例也有篇章虽然不是那个人所作，但也称为作的情况。比如《太甲》三篇，首先说太甲不贤亲近伊尹，接着说被放逐到桐宫，最后说悔改过错，伊尹奉迎他复位，也多是史官所说的，其序言也说“伊尹作太甲三篇”，正与此相同。

金縢

攻克商朝的第二年，武王有病而不快活。太公、召公说：“我们为王恭敬地占卜吧。”周公说：“不可以。”因为这样会惊扰我先王，周公就自己认为有功，建造三个坛共用一个祭场，在南面建坛，面向北。周公站立在那里，树立玉璧，手持玉圭，于是禀告太王、王季、文王。史官于是宣读祝辞说：“您的长孙某人，遭受了严重的恶疾。如果您三位先王，在天上负有养育子孙的责任，就让旦代替某人的身体。我仁德如同父亲，才能多才多艺，能够侍奉鬼神。您的长孙不如旦，多才多艺，能够侍奉鬼神。您在天庭受命，广施保佑四方，因此能使您的子孙安定在下界，四方的百姓没有不恭敬畏惧的。唉！不要坠失上天降下的宝贵天命，我先王也能永远有所依托归向。现在我就在元龟上受命，您如果答应我，我就把璧和圭带回去，等待您的命令。您如果不答应我，我就抛弃璧和圭。”于是占卜三次，一次重复占卜吉利，打开钥匙看到书，于是都是吉利的。周公说：“占卜的结果显示大王不会有祸害。”我小子刚刚在三王那里受命，只图长久的终结，这所等待的就是能念及我一人。周公回去，就把册书放入金縢柜中。武王第二天病就好了。

“金縢”这两个字是旧竹简上标出的题目。“既克商二年”，就是伐纣的次年。武王在伐纣的次年生病而不快活，太公、召公的意思，认为武王的安危系于天下的安危，将为王恭敬地向鬼神占卜，以观察吉凶，所以说“穆卜”。“穆”是恭敬的意思。这时周公已经有了请命代死的想法，不想让太公、召公知道自己想要代死，所以找借口阻止他们说“不可以惊扰我先王”。汉代的孔安国把“戚”解释为近，那么“戚”有亲近的意思，所以

译用来训导亲近的人。其意思是说，如果武王去世，便与先王相近；如果活着，则人与神道隔绝，这就是疏远了。这种说法迂回曲折。郑氏将“戚”解释为忧虑，认为周公内心知道文王有九龄的寿命，以及文王有“我与你们三代”的约定，武王必定不会因此终结生命，所以阻止两位公进行占卜，说“不可以使先王忧虑”。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周公自己知道武王必定不会死，自己的请祷必定不至于代替武王去死，今天的话几乎像是挟持诈伪而为之了。所以不如潘博士所说，孔子回答武伯问孝时说“父母只担忧子女的疾病”，因为子女有病必定给父母带来忧虑，所以周公对两位公说如果“郑重占卜”，那就是用武王的疾病让先王忧虑了。周公既然用这些话推辞两位公，让他们不要占卜，所以自己把请命的事当作自己的职责，必定说“自以为功者，是功事”，意思是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大概三座祭坛共用一个祭场，坛是用土堆筑的，墠是清扫平整的地方。大概将要禀告太王、王季、文王，所以设立三座祭坛；而三座祭坛则在同一块清扫平整的地面上设立，大概是在同一块清扫的地面上共同筑起三座祭坛。林少颖说天子设立七座宗庙，远祖的庙称为祧，离开祧庙称为坛，离开坛称为墠。周公在坛墠为武王的疾病祈祷，符合礼制。然而不在离开祧庙的坛墠祈祷，而是设立三座祭坛共用一个祭场，这是礼制的变通。大概这本书说“周公于是自以为功”，那就是周公不是为武王祈祷，而是为自己祈祷。为自己祈祷，那么在国家设立的坛墠上就没有参与祭祀的礼制。大夫、士离开国都越过国境时设立坛位，面向国都哭泣。这是古时候有事禀告祖先，就进入宗庙，如果没有宗庙或不可以进入宗庙，就设立坛来祭祀。周公用坛墠禀告先王，也是这样。这种说法有道理。周公既然设立三座祭坛以礼敬三位先王，于是在三座祭坛的南面又设立一座祭坛，而坛面则向北。因为三座祭坛坐北朝南，三位先王在上，所以周公自己设立这座祭坛北面向着先王而立，将要向三位先王禀告自己的心意。于是树立玉璧手持玉圭以礼敬三位先王，大概玉圭和玉璧都是用来礼敬神灵的。《云汉》这首诗说：“玉圭玉璧都已用尽。”《周礼·典瑞》说：“四圭用来祭祀天，两圭用来祭祀地，裸圭用来祭祀先王，玉圭玉璧用来祭祀日月。”那么古代礼敬神灵兼用玉圭和玉璧了。所以说：“树立玉璧，手持玉圭。”大概玉璧就树立在祭坛上，玉圭就手持在手中。必定像孔氏所说玉璧放置在三位先王的座位上，而周公自己手持桓圭。因为这里的玉圭是礼敬神灵的玉圭，像四圭、两圭之类，不是桓圭的缘故。既然树立玉璧、手持玉圭，于是就将周公想要代替武王去死的心意向三位先王禀告。所谓禀告，就是史官用简册所祝祷的言辞。从这里以上，是史官记载周公祈祷三位先王的由来。那么称为“史”，就是“册祝”的意思，大概古时候史官将要向神灵禀告，必定将禀告的言辞书写在简册上，然后诵读。大概说史就是手持简册而祝祷。所祝祷的，就是下文的内容。元孙，指的是武王。某也指的是武王。大概周公向三位先王祈祷，必定称呼武王的名字，现在史官记载其书，所以避讳而用“某”字代替。避讳名字从周朝开始，周朝之前就不避讳，像武丁、盘庚之类，都直呼其名而不避讳。周公作册的言辞，首先说：“只有你们三位先王的长孙某，遭遇危险严厉暴虐的重疾，将要沦落到死亡。”如果你们三位先王对上天有重大的子嗣责任，“丕”是大。说武王以长子继承世位拥有天下，所以称为“丕子”。周公的意思，大概说你们三位先王对上天有责任，必须长子死以偿还其责任，那么就请以旦代替武王的身体。前面说“元孙”，这里说“丕子”，大概从太王、王季的角度来说，就称为“元孙”；从文王的角度来说，就称为“丕子”，其实是一样的。周公既然说自已应该代替武王去死，于是就说武王不应当死以及自已可以死的原因。说我的仁德像我父亲文王，又多才多艺，又多技艺，可以侍奉鬼神，所以可以死而侍奉先王。如果武王则不如我多才多艺、多技艺，不能侍奉鬼神，所以不可以死而侍奉先王。正因为他不能侍奉鬼神，所以受命于天帝之庭，以拥有天下，使广泛佑助四方。“敷”如同敷纳的“敷”，说敷布而纳之，那么纳之者不是一个人；敷布而佑之，那么佑之者不是一方。大概“敷佑四方”犹如普遍帮助四方之民。天既然让他敷布以佑助四方之民，所以能安定你们三位先王的子孙于下地，有的成为天子，有的成为诸侯，而四方之民，没有不敬重而畏惧他的。这是武王不可以死，而可以成为天子，安定四方。周公说这些，大概深说自已能侍奉鬼神，决可以死。武王不能侍奉鬼神，而能成为天子，所以不可以死。虽然三位先王对天有责任，自已决当代替他。然而武王实在不是短于才艺，不能侍奉鬼神，只是周公正为武王祈祷，想以身代其死，所以其言辞不得不这样。林少颖说周公代替武王去死，难道是挟诈伪想要博取天下的赞誉吗？大概深思远虑，害怕武王如果丧命，那么周的社稷，大概岌岌可危了。虽然自已苟且偷生，无处安身，所以宁愿自已死，而希望社稷不危，是以出于诚心而进行这次祈祷。周公既然说武王不可死，而

译可以成为天子，因此又感叹着说道：“不要使上天降下的宝贵天命坠落。”大概武王拥有天下，实在是上天将宝贵的天命赐予他。如果武王真的在灭商的第二年去世，那么法度尚未建立，民心尚未稳固，周朝能否成为周朝，必定难以预料，上天的宝贵天命，必定不能保证它不坠落。所以感叹着反复强调，是深知利害关系所系重大。武王果然没有死，宝贵的天命果然没有坠落，那么社稷宗庙有了主宰，而三位先王的神灵可以永远有所依托，有所归宿。周公说到此处，那么他情势的紧迫，就可以看见了。三位先王虽然已经去世，能不让他们动心吗？所以周公于是说道：“现在我就在灵位前接受命令。”灵位，即神位，就是就位，就位听命。大概三位先王已经去世，不能用言语沟通，所以周公就在灵位前听命。意思是说你们三位先王如果允许我代替武王去死，那么我就拿着这璧和珪回去，等待你们三位先王的命令。意思是说如果得到三位先王允许代死的命令，即使死了也以此事奉鬼神。你们三位先王如果不允许我代替武王去死，那么收起那璧和珪，从此以后不再侍奉三位先王了。这大概是周公激切的言辞，并不是说武王如果死了，周公就真的不侍奉三位先王了。祝史既已宣告周公的言辞完毕，于是就用龟甲进行三次占卜，而三次占卜的兆象都是吉利的，所以说“一习吉”。“习”与“习坎”的“习”相同。坎，是险的意思。因险而设险称为“习坎”，那么“习”的解释就是因循。意思是说三次占卜都相因循而吉利。三次占卜既相因循而吉利，于是打开锁钥，观看所藏卜筮的书，而卜筮的书也都是吉兆，所以说“乃并是吉”。《周官》太卜掌管三种兆象的方法，一叫玉兆，二叫瓦兆，三叫原兆，其经兆的体例，有一百二十种，其颂辞都有一千二百条。周礼所说的三兆，就是这里所说的三龟，大概每种兆象各自有一种龟。周礼所说的颂，就是这里所说的书；春秋所说的繇，也是这种书。占卜已经吉利，观看其卜书，又吉利，所以周公于是说道：“体王其罔害。”大概意思是说观看这兆象的体例，王必定没有灾祸，不至于死。我小子新近从三位先王那里接受命令，意思是说在灵位前接受三位先王的命令，已经允许武王不死，让他为永远长久谋划。大概意思是说不死而能为周家做长远的打算。我现在在此应当有所等待，所以说：“兹攸俟。”大概意思是说周公起初向三位先王祈祷时，说你们三位先王如果允许我死，而武王得以生存，我就拿着璧和珪回去，等待你们的命令。现在占卜已经吉利，而武王必定可以痊愈，那么周公请求代死的说法，三位先王已经同意了，所以想要在此等待代死的命令。然而武王最终痊愈，而周公最终没有死，大概请求代王死，是周公的本心。武王痊愈而周公不死，那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周公既然想要在此等待死命，于是又说：“我必死矣。”三位先王必定能念及我一人，武王得以延年，所以说：“念予一人。”周公于是从坛墠的地方回来，祝史就把那祈祷代死的册子放入用黄金封缄的柜子里。大概祝史依照旧例，凡是大卜之后所祝的册子，必定放入这里，不是周公的私意。林少颖说周公请求代替武王死，他的心很忠诚，然而必定封缄而收藏这本书，不是想收藏它作为日后的观览。大概古代占卜完毕，必定把书放入柜中，从而封缄它，日后如果有大卜，就再打开它，否则就不打开，这是旧例。周公向三位先王占卜，开锁见书，那么就是已经打开了金縢之柜，所以祝史回来后，就依照旧例把册子放入柜中，再次封缄它，不是周公的私意。武王第二天就痊愈了，大概意思是说放入册子的第二天，武王的病就痊愈了。

译武王去世后，管叔和他的众兄弟就在国内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年幼的成王不利。”周公于是告诉太公望和召公说：“我不去征讨他们，就无法向先王交代。”周公在东都居住了两年，于是罪人被抓获。此后，周公作诗送给成王，命名为《鸱鸮》。成王也不敢责备周公。秋天庄稼大熟还未收割，天上突然打雷刮风，庄稼全部倒伏，大树被连根拔起，国人非常惊恐。成王和大夫们全都戴上礼帽，打开金縢之匮中的文书，才得到周公曾经祷告愿代替武王受死的记录。太公、召公和成王于是向史官和百官询问，他们回答说：“确实如此。”唉！周公曾命令史官不要说出此事。成王拿着文书哭泣说：“不要再进行占卜了。从前周公为周室勤劳，只是我年幼无知未能察觉，现在上天降下威严来彰显周公的德行，只有我这个小辈应当重新遵循国家的礼制，这也是适宜的。”成王走出郊外，天就下雨，风向反转，庄稼全部重新挺立。太公、召公命令国人，凡是倒伏的大树都要扶正并培土，这一年于是大丰收。

周公请求代替武王死去，他的祝册藏在金縢之匮中，即使是同僚，如太公、召公尚且不知道，当时只有祝史和在坛墠下办事的人知道这件事，而周公又命令史官不要说，那么这件事就非常隐秘了。如果不是武王死后，三叔散布流言诬陷周公，周公居住东都，上天降下雷风，成王因为旧事打开金縢之匮，观看吉凶的文书，那么这件事也就无法显现给天下后世。所以写这篇书的人，前面已经叙述了周公请求祷告的话，以及所祝的册文，还有占卜吉利、武王病愈的事情，这里就接着说这篇文书之所以被揭露的原因。大概武王自从周公请求祷告之后，他的病就痊愈了，痊愈四年后才去世。古代君主去世，百官各自总领自己的职责听命于冢宰，三年后嗣王才出来处理政事。武王的同母兄弟有十人，长子是伯邑考，次子是武王，再次是管叔，再次是周公，再次是蔡叔、霍叔。武王大规模分封同姓，管叔、蔡叔、霍叔都到外地就封，只有周公因为德行留在朝廷辅佐，所以武王死后，周公作为冢宰摄政当国。管叔因为自己是兄长，没有得到冢宰的位置，而周公却以弟弟的身份位居自己之上，所以他和众兄弟蔡叔、霍叔让那些不得志的人，在国内宣扬他们的言论，说周公将趁着武王去世、成王尚幼，自己已经摄理大政，于是夺取王位，对成王不利，这叫做流言。大概是指他们散布言论流入国内，像流水一样，所以叫流言。所说的国，就是镐京。成王此时尚幼，所以称孺子，孺就是稚，犹言稚子，即幼小。林少颖推广二孔的意思，说周公以冢宰摄政，而有流言之变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商人尊崇亲属，兄长死了弟弟继位。等到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以圣德闻名天下，从商礼来说，周公应当继位，现在立成王而周公辅佐他，商人本来就不能没有疑虑。况且管叔是周公的兄长，周公过去在朝廷做相，管叔已经有不平之气，现在又摄政，理应煽动众兄弟散布流言，挟持武庚背叛周朝，而周人、殷人纷纷跟随，这也有道理。周公既然处于可疑的地位，而众叔的流言又如此，那么成王实在不能不对周公产生怀疑，所以周公于是顾不上兄弟之亲，想要用法律惩治这些叛党，所以告诉太公、召公说：“我不去征讨他们，就无法向先王交代，辟就是法。”大概管叔散布流言陷害周公，将使成王怀疑周公而疏远他，而他就能得以暗中结成王的知遇，从而阴窃国家大权。权柄如此，那么周朝能否成为周朝，就未可知了。周朝能否成为周朝，既然未可知，那么先王对周公的期望，周公将如何报答称职？所以周公不顾兄弟而依法诛杀他们，大概是为了保全周朝。周朝保全，就可以向先王交代；周朝灭亡，那么周公日后怎么在地下见先王？所以说“我不去征讨他们，就无法向先王交代”，也就像宋穆公所说的“先君如果问起与夷，我将用什么言辞来回答”。周公既然把这话告诉了太公、召公，于是率领军队东征，他在东都居住直到两年，然后武庚和三叔都伏法受罪。所以说“罪人被抓获”，而郑玄却把前面的“辟”解释为躲避，说周公遭遇流言出逃躲避居住东都，等到成王遭遇天变，打开金縢之匮的文书，迎接周公回来，然后摄政，才开始东征。相信这种说法，那么这篇文章从“这一年大丰收”以上，其事都在《大诰》之前了。况且周公既然出逃躲避，那么到“罪人被抓获”，他的说法行不通，于是又为他辩解，说周公出逃躲避到东都，他的党羽也都奔逃，到第二年才被成王抓获诛杀，所以叫“罪人被抓获”。而又把周公作诗送给成王，解释为挽救他的属臣，使他们不被剥夺官职封邑。周公的党羽，怎么能称为罪人？那么这种说法的浅陋，自然不用攻击就破灭了。林少颖说周公因为殷人叛乱，恐怕祸患蔓延到天下，立即起兵征讨，而他抓获罪人竟然用了两年之久，那么他东征，虽然说是为了社稷，但严重伤害天伦，确实有不得已的意思。武王伐纣，周公诛杀管蔡，其事是一样的。大概纣是君主，武王以臣子身份讨伐他；管叔是兄长，周公以弟弟身份诛杀他。虽然最终不得不讨伐，但都有彷徨不忍之心，这是圣人忠厚的极致。这个意思非常恰当。周公在东都居住两年，虽然用兵诛杀管蔡而“罪人被抓获”

译周公作《鸱鸮》这首诗送给成王，以表明自己勤劳王室的心意。诗中说：“鸱鸮啊鸱鸮，你既夺走了我的孩子，就不要毁坏我的巢穴。我对你并非不爱惜，只是怜惜你夺走孩子的悲惨遭遇。”这意思是说，鸟有巢穴，呼唤鸱鸮告诉它：“你既然夺走了我的孩子，就不该毁坏我的居室。我对孩子并非不爱，宁可失去孩子也不愿失去巢穴，是因为非常爱惜巢穴啊。”这意在表明，自己东征，只想着王室的不安，就像鸟爱惜巢穴一样。下面的章节都讲述筑巢的艰难，以此比喻周家积累的勤勉，所以不能为了避免小的嫌疑而保全自己。那么周公对王室的忧虑，可以说是到了极点；而想要让成王明白自己的心意，也是非常迫切的。无奈成王昏昧，仍然不能明白周公的志向，但他的心里也逐渐知道周公决不是对自己不利的人，所以虽然先前有讥讽责备周公的意思，到了这里也没有发作。所以说：“成王也不敢讥讽周公。”周公处于令人怀疑的境地，而管叔散布没有根据的谣言，成王对此实在不能不怀疑；而周公却不等待成王觉悟，就前往东方征讨。虽然遭受了流言之变，却更加以自身承担天下的重任，曾经不因自身受挫而为自己谋划，一直等到罪人被抓获，然后才作诗送给成王，以表明自己的心意。这是因为时机不可错失，一日放纵敌人，就会成为数代的祸患。成王自从周公赠诗之后，虽然不能完全明白周公的心意，但已逐渐领悟周公决不是对年幼的君主不利，所以不敢讥讽周公。这一年秋天，百谷大熟，还没有收割，天上忽然雷电大作，接着又刮起大风，庄稼都被风吹倒伏在田地里，即使是高大的树木也被连根拔起。周国的人看到这种巨大的变故，都非常恐惧。成王无法承受这种忧虑，于是大夫们都穿着皮弁的礼服，皮弁配白布衣，素色下裳，顺应天变的缘故，穿着质朴的服饰，来开启金縢之书的封缄。大概是打算打开封缄取出占卜的书，将命令卜官来占卜吉凶，这是国家遭遇变故时的常规。然而此时开启封缄之际，还没有进行占卜，却在金縢的柜子里得到了周公往日自认为己任、想要代替武王去死的文书。大概是因为想要占卜而偶然得到了这本书，并非有意取出观看。这是周公的忠诚，上达感动了上天，而成王却不知道，所以上天显示威怒，是想让成王因变故开启柜匣，从而彰显他代死的事情，以破除成王的疑虑。太公、召公当时也与成王同在开启柜匣的地方，所以当时周公请祷所用的那些祝史官员，以及在坛墠之下执行事务的人，大概国家有占卜之事，这些人必定参与执行。周公昔日向三王占卜，这些人既然在今天将要占卜天变，所以这些人也跟随成王在开启柜匣的地方。成王与两位公爵于是向他们询问，这些人便一同回答说：“确实有这件事。”接着又说：“唉！”这是不平的声音。大概流言之变，满朝虽然不知道，这些人实际上知道周公这件事决不是辜负国家，只是周公有命令让他们不得妄言，所以不敢说罢了。然而他们心中常对这件事感到不平，所以趁成王询问而发出叹息，并且说因为周公有命令所以不敢妄言。唐代的孔颖达认为，如果是两位公爵与成王一同询问，应当说“成王及两位公爵”；现在说“两位公爵及成王”，那就是两位公爵先问。我曾广泛推究其意，大概两位公爵虽然不知道周公请死的事情，也知道周公决不是对年幼的君主不利，只是众说纷纭，不可以轻易用言语下定论。偶然看到这本书，更加知道周公的忠诚，而且可以以此为辞，所以心中喜悦，首先发问，而成王是跟随两位公爵之后发问，所以说“两位公爵及成王”。成王既然看到了这本书，才开始知道周公对国家忠诚，即使死也愿意以自身代替。请求之后，又秘密收藏这本书，不让别人看见，即使是当时执行事务的人，也告诫他们不要说，那么心里决不是沽名钓誉，而是切实关心国家，所以于是大悟，拿着书哭泣说：“我起初开启柜匣，将要占卜天的大变，现在不需要恭敬地占卜了。开启柜匣得到这本书，是上天动其威怒，让我打开这封缄，凭借这本书来彰显周公的德行。”所以说不要进行穆卜。从前周公勤劳王室到了这样的地步，但我年幼无知，不及知道这件事罢了。今日风雷之变，是将以此变故让我开启封缄而占卜，从而得到这本书来彰显周公的德行。只有我这个小辈，现在应当改过自新，迎接周公归来，何况我国对于褒奖尊崇贤者的礼节，也应当如此。于是出郊，是为了在郊外迎接周公。先儒认为出郊是为了向天谢罪，这是错误的。成王既已出郊，于是天就降雨，风向反转。反风是说如果先前是东风，现在就是西风之类。先前被吹倒的庄稼，都被反风吹起，全部立起而不再倒伏，这是上天因为成王能明白周公的心意，所以用反风来显示。先儒说天人之际非常可畏，确实非常可畏啊。两位公爵于是命令国人，凡是高大树木吹倒的庄稼，都全部扶起并夯实土壤，使其生长。这一年果然大丰收。先儒认为“起而筑之”是扶起树木并夯实土壤，然而看上文说庄稼全部倒伏，下文说这一年大丰收，那么这里高大树木吹倒的，是说庄稼全部倒伏，现在反风已经全部吹起了，那些被高大树木压住而不能起身的，就命令国人扶起并夯实土壤，所以这一年大丰收。所以知道这应当是扶起倒伏的庄稼，而不是扶起树木。况且高大的树木既然被拔起，就难以扶起并夯实土壤，也不一定能够成活，所以应当是庄稼。

译《大诰》

武王去世，三监和淮夷叛乱，周公辅佐成王，准备废黜殷商，于是作了《大诰》。汉代的孔氏认为三监是管叔、蔡叔和武庚，他的意思是管叔、蔡叔与武庚共同监管商朝遗民。唐代的孔氏于是依据《地理志》说，周朝灭掉商朝后，将其京畿地区划分为三个国家，就是《诗经》中的邶、鄘、卫。邶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鄘由管叔治理，卫由蔡叔治理，以此监管殷商遗民，称为三监。然而根据《孟子》所说，周公派遣管叔监管殷商，那么监管者乃是监管武庚治理殷商遗民，大概因为武庚是纣王的长子，担心他痛恨国家灭亡，时常窥探国家的可乘之机，以实现自己的志向，所以派管叔去监管他。所以《王制》说天子派遣大夫作为三监，在方伯的国家进行监管，每个国家三人，那么武庚是诸侯，天子另外派三大夫作为监管，所以称为三监，不应当把武庚算在三监之内。那么所谓的三监，应当依照郑康成的说法，是管叔、蔡叔、霍叔。《蔡仲之命》说周公担任冢宰，整顿百官，众位叔父散布流言，于是将管叔定罪于商地，将蔡叔囚禁于郭邻，用车七辆，将霍叔贬为庶人，三年不予齿列。由此看来，郑康成的说法可信。这篇著作的产生，大概是因为武王去世后，周公以冢宰的身份摄政，百官总领自己听命于冢宰，如同古代亮阴的礼仪，而管叔在外，对这件事不满，于是与蔡叔、霍叔散布流言，说将对年幼的成王不利，于是挟持武庚背叛王室。武庚已经反叛，淮夷也随后反叛，周公于是以成王辅相的身份亲自东征，将要废黜断绝商朝的国运，先将他将要讨伐的意思广泛告知天下，所以这本书称为《大诰》，那么篇名的意思，是因为篇内有“大告”尔“多方”的句子来标举，没有其他意思。正如在孟津大举防备以誓师，所以那本书称为《泰誓》，意思与此相同。汉代的孔氏却说陈述大道以告知天下，所以书名为《大诰》，并且说篇首说的“猷”、“猷”是道，这都是过度求索了。这篇著作的产生，是周公想要东征讨伐时所作，即《金縢》中周公告诉两位公说“我不回避，我就无法向先王交代”，就是这个时候所作的。所谓“辅佐成王废黜殷商”，不是说周公辅佐成王一同前往东征，像伊尹辅佐汤讨伐桀那样，只是三监反叛时，周公当时担任成王的辅相，奉命前往，不是辅佐成王一同前往。林少颖说武王封武庚而让三位叔父监管他，是有怀疑之心。怀疑却仍然封他，是武王不得已。汤讨伐桀，桀舍弃他的国家，逃窜到南巢，汤于是置之不问。而夏的都邑没有夏的子孙，所以在《汤诰》的序言就说：“汤已经废黜夏，命令武王讨伐纣，他的心意与汤对待桀没有不同，没有杀他的意思，不幸纣的前锋倒戈，自相残杀，并牵连到纣，不得已而封他的儿子在故都。”等到武庚叛乱，自己断绝与周的关系，于是才开始有废黜殷商国运的志向。所以这篇的序言说周公辅佐成王将要废黜殷商，这个说法很有道理。这篇序言提到淮夷，而《逸书》的序言又提到成王践奄、淮夷，这是总括一个国家奄，淮夷是其属国。大概因为徐奄之地与淮夷相接，所以如此。

《大诰》，王这样说：唉，我广泛告知你们各国，以及你们办事的臣子，不幸，上天降下灾祸于我家，没有稍微延缓。只有我这年幼无知的人，继承无尽的宏大基业，不能造就明智以引导百姓安康，何况说有人能懂得天命呢？我这个小辈，如同涉过深渊，我只有前往寻求我所渡过的地方，广泛彰显，广泛前人接受的命令，这样不忘记大功。

这“大诰”二字，是竹简上旧有的标题。当管叔、蔡叔挟持武庚叛乱之时，周公实际上以冢宰的身份摄政，天下的事情都决断于周公。那么召集邦君和办事的臣子于朝廷，而告知他们废黜殷商的意思，是周公的职责。然而政令虽然总领于周公，而周公上面有天子，号令虽然由自己发出，必定称王命以告知他们。这篇《大诰》虽然是周公的话，所以必定说“王若曰”。所谓“王若曰”，是说王的意思如此说。这篇说“王若曰：唉，我广泛告知你们各国”，《微子之命》说“王若曰：唉，殷王长子”，《多士》说“唉，告知你们众士”，《多方》说“王若曰：唉，告知你们四国”。孔氏将“猷”解释为道，说以道告知他们。徐须江则认为商朝废墟的百姓，沾染纣王的恶习，深入肌骨，又加上三监的变故，离道远了。所以四篇都称“猷”。这些都是曲意解说。只有林少颖说“猷”是发语词。《尧典》说：“咨，你羲和。”《舜典》说：“咨，十二牧。”《甘誓》说：“嗟，六事之人。”《汤征》说：“嗟，你们众人。”说“咨”，说“嗟”，都是发语词。大概“咨”字到了夏代变为“嗟”，“猷”字正好与“咨”、“嗟”同音，意思到了周代或许变为“猷”了。根据《尔雅》，“猷”的解释最不一致，有的说谋，有的说言，有的说已，有的说可，有的说图，难道只是解释为道而已。所以知道它是发语词。但不敢指明是什么解释。这个说法很对。大概周公将要告知各国，于是先发语词说：唉，我广泛告知你们各国的君主以及你们众位办事的臣子，不幸当作相吊的吊，其解释为恤。先儒在此

译《多士》《君奭》篇中“弗吊乃作”的“吊”字，其训释为“至”，意思是周道未能到达。大抵“恤”字的训释，其义为“长”。查考《春秋左氏传》成公七年，吴国攻打郯国，季文子说：“夷狄入侵讨伐却没有人去体恤，是因为没有吊恤啊。”王子朝告诉诸侯说：“上天不吊恤周室，那么‘吊’就是‘恤’的意思就很明白了。”周公的告诫，大概是指我不被上天所吊恤，如今上天降下凶害于我周家，是说武王突然去世，没有稍微延长他的寿命。先儒将“不少”断为一句，将“延其洪”属下自为一句。他们说“不少”，是指三监和淮夷同时作乱，所以说降下的祸害不少。“延洪”则是指祸害非常延长、宏大。然而根据这个意思，此时正在谈论武王之死，成王以年幼继位，担心不能成功，尚未涉及三监、淮夷作乱的事故，所以知道这“不少延”应当是说武王平定天下之后未能长久享有，突然去世，不能稍微延长他的寿命，所以称为“不少延”。武王突然去世而未能稍延寿命，于是成王深深思考：“我以年幼的资质，继承无疆的大业。”幼，指年幼小；冲，指童稚，是说身体尚未充实。嗣大历，是说从后稷至今历年已久，现在继承它，这就是继承大历。嗣大服，是说从后稷至今，所承担的事务并非微小，现在继承它，这就是继承大服。既然继承了大业大服，就应当具备明哲的德行，以尽到为君之道。如今我的知识尚未通达，尚不能达到知人的智慧，分辨邪正，引导人们走向安康，那么人事尚且不能知晓，何况说能至于知晓天命呢？成王既然自述人事尚且不能尽善，何况能知晓天命，所以接着说：“唉，我只是个小子，如同涉渡深渊。”“已”是语助词，如同话语中的“已矣乎”，表示感叹。我只是一个小子，如今以冲幼之身居于尊位，如同涉渡深渊，内心实在危惧。日夜寻求我难以成功的原因，铺陈那些贲饰之事，以铺陈弘扬前人所受的天命，在此不忘那莫大的功业罢了。大概武王受天命而有天下，其功业甚大，成王继承他，实在不可忘记的缘故。所谓贲饰之事，就是制礼作乐、颁布度量衡等事务。

译我不敢遮蔽上天降下的威严，于是使用宁王遗留给我的大龟甲〇，继承上天的明察，立即通过龟甲受命说：“西土有大艰难，西土的人也不安宁。”于是这些蠢动的殷商残余小人，竟敢遵循他们既定的次序。上天降下威严，知道我国有弊病，百姓不安康。说：“我要恢复商朝的地位，把周邦当作边鄙。”

成王在上面已经说了上天降下威严而武王去世，自己以年幼的身份继承王位，日夜恐惧，寻求能够渡过难关的方法却没有得到。于是说：“我不敢遮蔽隐藏上天所降下的威严。”大概武王的去世，就是上天降威严于我国家。现在既然遭受这天威，就不敢遮蔽隐藏这件事，恐怕患难到来还没有停止。于是使用宁王遗留给后世所宝藏的灵龟甲〇占卜，来观察吉凶。因为龟甲能够继承上天的明察，所以我就通过龟甲来接受天命。大概上天显示吉凶虽然明显，但它的道理深远，如果没有继承传达天意的媒介，人们就无法知晓。只有宝龟甲的神灵与上天相通相知，龟甲显示吉凶就知道天意的向背。因此龟甲能够继承传达上天的明命。因为它能继承传达天命，所以成王就通过它来接受天命。这篇所说的“宁人”“宁王”“宁考”都指武王，因为成王对于武王是父亲，所以应当是武王。如果说是文王，那就错了。大概这篇虽然出于周公之口，但实际上是以成王的口吻说话，所以知道“宁考”应当是成王指武王。说：“西土有大艰难，西土的人也不安宁。”这就是宝龟甲所告诉的话。大概古代占卜有这样的兆象，就一定有对应的兆辞。比如孝文帝占卜其兆辞说：“大横庚庚，我为太王。”夏启以光其辞，也是这类。大概成王既然使用宁王遗留的宝龟甲来占卜吉凶，而兆辞说将有大艰难之事波及西土，西土的人也因此扰扰不安。那么三监武庚的叛乱虽然还没有显现，但其征兆已经预先在龟甲占卜之间了。成王既然说了龟甲占卜的话：“说我周家将在此发生大变。”果然蠢蠢而动，说三监武庚等的变乱果然发生，而龟甲的兆象果然可信。殷小腆，是说禄父刚刚小富厚。诞敢纪其叙者，是说他们不自量力竟敢遵循他们既亡的次序，说将要复兴商朝基业。然而他们之所以敢如此狂妄，也是看到上天降威严于我周家而武王去世，国有此弊病，百姓将不安康，所以敢妄言说要继承恢复汤的基业而反过来把周邦当作边鄙。大概从前商为王，周为诸侯，是商为都城，周为边鄙。现在周既为王，那么周就是都城了。而禄父却想恢复商朝而再把周当作诸侯，所以说：“我要恢复商朝，把我周邦当作边鄙。”

现在蠢动现在辅佐，说百姓中的贤者有十个人辅佐我，以抚安武事所图之功。我有大事美好，我占卜三兆都吉利，于是告诉我的友邦君以及尹氏庶士御事说：“我得到吉利的占卜，我打算率领你们众邦去讨伐殷商逃亡流散的臣子。”你们众邦君以及庶士御事，无不回答说：“艰难重大，百姓不安宁，也在王宫邦君室。加上我小子考辅佐，不可征伐。王为什么不违背占卜？”

成王既然说了武庚有反鄙之意，于是说我周家得天人之助，不可以不讨伐。说现在武庚在商郊蠢动，现在的明天，百姓中的贤者有十个人来辅佐前往，抚安武事所图之功，抚安也，宁安也，是说抚安他们。武事所图之功，是说天下。大概武王以武功定天下，现在武庚实在蠢动，所以成王东征，将要以抚安他们。先儒认为十个人不从叛逆来为我佐助，其意思是以这十个人从武庚叛乱那里而来，政如高祖伐陈豨，得赵四人侯以千户，大概想因此来收买人心。虽然有此理，但又说百姓中的贤者十个人辅佐我，不明确说从那里而来，也不必如此说，只是得到人的帮助，自足以破敌，不必拘泥在此与在彼。成王想要讨伐武庚而得到十个贤人的帮助，那么举兵戎大事，可谓美好了。况且我在三兆占卜而三兆又都吉利，那么又得到天心了。既得人心，又得天心，那么周必胜而商必亡了。三兆即周官太卜的三兆，各有一兆也。然而说用明王遗我大宝龟甲，这里又说朕卜并吉的，大概前面说用宝龟甲是武王崩后成王乍罹大变，恐怕以冲人嗣立弗克负荷，所以占卜于龟甲以观吉凶，而龟甲辞有大艰于西土之说。不久武庚果然叛乱，现在又将往征讨他，所以成王又占卜于龟甲以决胜负，而三兆又都告吉，所以成王决意东征。是前面用宝龟甲是占卜于武王既崩之后，这里说朕卜并吉是占卜于将往征武庚之初。先儒合以为一，错了。成王说我东征，十个人辅佐我，既得人助，朕卜并吉，又得天心，所以我于是告诉我所与亲友之邦君以及尹氏，谓庶官之正也，以及庶士御事，谓以上中下士为王治事之臣也，说：“我已得吉卜，谓朕卜并吉也。我今欲以尔之庶邦仗义兴兵，以伐殷逋亡播荡之臣，谓武庚也。而尔庶邦之君及于庶士御事之臣，无不以言复于我说：‘兴师伐殷，其事至难至大，不可轻动。’今日西土之人所以不静者，虽由武庚”

译武庚之所以叛乱，其根源在于天子的宫廷和诸侯的府邸，不能不自我反省。其意是说，武庚之所以敢于叛乱，是因为管叔、蔡叔、霍叔这三叔凭借骨肉至亲的关系，离间王室，这是叛乱的开端，实际上在天子的宫廷和诸侯的府邸中就已经埋下了祸根。况且认为，对于我这位年轻君主来说，只应当奉行恭敬之道来修养自身罢了，不可以征伐武庚。为什么不违背占卜的结果而不进行征伐呢？所以说“王害不违卜”。这里的“害”字，如同《诗经》中“害澣害否”的“害”字相同。先儒所说的成王的意思，是说你们邦君所说的民众不安，也只是因为在我天子宫廷和邦君府邸中教化的过失所致。然而我这位年轻君主首先占卜以恭敬地成就周道，如果说四方诸侯国不可征伐，那么王室就会有祸害。所以说现在决不敢违背占卜的结果。根据这个意思，就把“不可征王害”作为一句，“不违卜”作为一句。这样的话，乃是成王自言自语表达自己的心意，而不是成王转述邦君的话来告知的意思。这样解释既迂回曲折，又与原文不相贯通，所以不敢采纳。王氏虽然认为这是成王转述邦君的话来告知，但又把“王害不违卜”当作邦君的意思，说天子的祸害在于不违背占卜罢了，想要天子违背占卜而不进行征伐。占卜是用来决断吉凶的，怎么能说听从占卜就是祸害呢？这不符合立言的体例。只是问天子为什么不违背占卜，这才意味深长。

译我年幼之人，长久地思考艰难之事，说道：“唉！确实惊扰了鳏寡孤苦之人，真是悲哀啊！”我奉行上天的差遣，上天将重大的责任、艰难的任务托付于我。我年幼之人，并非为了自我顾惜，而是为了你们邦国的君主，以及你们众多士人、尹氏和执政大臣，安抚我说：“不要过分谨慎忧虑，不可不完成你们安宁的父辈（武王）所规划的功业。”成王又认为我身为众人之主，所承担的事务重大艰难，不可轻举妄动。所以我年幼之人长久思考这艰难的说法，于是感叹说道：“唉！武庚叛乱而我征伐他，确实惊扰了鳏寡孤苦之民，真是悲哀啊！”这是因为兴兵之际，鳏寡之民确实遭受了祸害。然而我继承世代拥有天下成为天子，就是上天的官吏，所以受上天的役使和造就。今天这件事，上天确实将非常重大的事务遗留给我，将非常艰难的事务投掷给我，所以仗义前往征伐的我年幼之人，并非为了自我顾惜，实在是上天以此托付给我。今天的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从道义来说，你们邦国的君主以及你们众多士人、尹氏和治事的大臣，应当安慰我说：“不要对忧虑之事过分谨慎畏惧。”意思是东征乃是朝廷忧虑之事，不可过于谨慎退缩而不敢前进，这就是谨慎畏惧。只应当张扬六军，仗义讨伐，不可不完成这安宁天下的父辈（武王）所规划的功业。武王灭商安定天下，他的功业已有头绪。如今武庚自高自大，有轻视我们周朝的意思，如果放纵而不诛杀，那么武功岂不岌岌可危吗？所以成王认为我东征，虽然不能不惊扰鳏寡，但实际上是为了完成武王的功业。

罢了，我作为年轻人，不敢废弃上天的命令。上天嘉许安宁的君王（文王），兴起我们小邦周。安宁的君王（武王）只依靠占卜，能够安受这天命。如今上天辅助民众，况且也只依靠占卜。唉！上天的明察与威严辅助我伟大的基业。

成王以道义责备邦君，众臣不能安慰我的心，共同谋划大事，所以我感叹说：“罢了，意思是你们众人既然已经不同心，我也罢了，无可奈何。”你们众臣虽然不同心，但我年轻人既然进行了吉利的占卜，那么上天的意思已经允许我削平僭越叛乱，我实在不敢废弃上天的命令，必定前往东征。况且我们国家初创之初，上天嘉许文王的德行，使他从小诸侯国兴起，安宁的父辈武王尚且只依靠占卜，不敢废弃。意思是像《泰誓》所说，“我的梦与我的占卜相合，袭承吉祥，征伐商朝必定胜利”，这就是安宁的君王只依靠占卜。我安宁的父辈开创大业，尚且只依靠占卜，如今武庚叛乱，我占卜皆为吉利，这是上天已经明显辅助我民众，况且我也只依靠占卜，那么决意前往征伐，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这是深入说明占卜决不可违背。于是又感叹说道：“天道非常明察而可畏，如今占卜皆为吉利，这是已经辅助我伟大的基业了，我怎能违背呢？”这也是再次申明占卜不可违背。

王说：“你们都是旧臣，你们能够深谋远虑。你们知道安宁的君王（武王）多么勤劳吗？上天秘密谨慎地给予我成功的机会，我不敢不彻底完成安宁的君王所谋划的事业。所以我大力教化诱导我友好的邦君，上天辅助诚信的言辞，考察我民众。我怎能不完成前代安宁之人（武王）所规划功业的终结？上天也只通过勤劳谨慎来辅助我民众，如果有疾苦，我怎敢不完成前代安宁之人所接受的福佑的终结。”

这里说“王曰”，又是另一段告诫的话，并非与上文相连为同一时间的言语。大概周公当时这些话，不像如今制诰在殿庭间写成一篇文章，逐一告知，而是像如今人用言语相告说，一段说完又说一段。所以凡是篇章中有“王曰”，都是另一段话，不像如今人写文章那样相属。周公上一段深入说明占卜不可违背，这一段极力说明东征是为了完成武王的功业，终结武王的事业。林少颖说管叔、蔡叔挟持武庚和淮夷叛乱，他们的志向不小。如果放纵而不诛杀，就像养疽一样，不知道它将溃烂而死亡。执政大臣和邦君不肯跟随周公征伐，而苟且一时的安定，如果周公以权势驱使他们，以威严胁迫他们，谁敢有异议？然而周公不忍心胁迫他们不服从的心而强迫他们从事，所以他告谕的话，反复委婉，想要开导他们不服从的情由，使他们释然醒悟，然后与他们东讨。所以从“辅助我伟大的基业”以上，他陈述东征不可不行，占卜不可违背，天命不可废弃，以及武王的功业不可不完成，他的话详细而明白，严厉而详尽。而周公的心还认为不够，又另起话题告谕他们，大概是因为开导未通，不得不这样，这是古人忠厚的极致。他的话确实如此！周公的意思大概是说你们众君和你们执政大臣，都是旧有的臣子，亲眼看见我武王勤劳安定天下，所以说你们是旧有的臣子，能够深深思考反省，知道我武王当时建立基业是多么勤劳。如今武庚的动乱，是上天秘密谨慎地给予我成功的地方。上面的“閟”解释为闭，有秘密的意思；下面的“毖”解释为谨慎。大概武庚的动乱，上天要让成王削平，虽然说是僭越叛乱，实际上是成王成功的地方。这成功的地方，上天确实秘密地谨慎对待，犹言暗中相助。上天既然秘密地谨慎对待我成功的地方，而不是轻视我，我不敢不彻底完成安宁的君王所谋划的事业，极尽也。卒，终结也。意思是彻底完成武王所谋划的事业。意思是武庚的叛乱，是武王谋划的事业还有未终结的，如今决意前往征伐，是彻底完成这件事。

译罢了。只因成王的心意在于彻底完成武王所谋划的功业，所以诸侯和执政大臣不肯服从命令，成王因此用宏大的教化来诱导他们，使他们必定服从。这种“化”，如同孟子所说的“有如时雨化之者”中的“化”，与“诱”相同；这种“诱”，如同《论语》所说的“循循然善诱人”中的“诱”，都是逐渐地教导和告诫，而不是强迫他们服从。“天棐忱辞，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功攸终者？”这是成王又说，上天辅助我至诚之人，在那冥冥之中已有确定的言辞，如今考察我的百姓，如同十个男子给予我辅佐，那么上天的言辞就可见了。上天辅助我至诚之人既然这样，我怎敢不在先王那里，去谋划那功业的最终完成呢？所谓谋划功业的最终完成，也是指诛灭武庚，这样先人的功业才能保全其善终。“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其不于前宁人攸受休毕者？”这是成王又说，今日武庚的叛乱，是上天用这种勤劳谨慎来警戒我的百姓，使他们因为这件可畏的事情而重新知道应当忧惧，就像生病的人，因为生病的缘故而节制饮食，谨慎起居，不敢放纵自己。天意既然这样，我怎敢不在先王所受的美好福祉上，去把它完成呢？所谓“毕”，也是谋划终结的意思。成王的话共有三段：第一段说上天密切地警戒谨慎，所以我不敢不彻底完成先人的事业；第二段说上天辅助我至诚之人，不仅辅助，而且有可见的言辞，考察百姓的言论可见，所以我不敢不谋划先人功业的最终完成；第三段说上天不仅辅助我，而且勤劳谨慎地警戒我的百姓，所以我不得不完成先人所受的美好福祉。言辞虽然分三段，其意思其实并不相差太远，只是周公叮咛的意思有加无已，所以详细反复地这样说。唐代孔颖达认为这三者文辞大致相同，意义不甚不同，大意只是应当完成先人的事业，必须征讨叛逆作乱的贼人，叮咛以劝勉百姓罢了，这个说法是对的。这一段前代儒者的解释都相类似，只有对“天棐忱辞，其考我民”的解释不同。孔颖达将上文“大化诱我友邦君”连读，认为这“忱辞”就是化诱的言辞，说我的化诱言辞都是诚实的言辞，上天确实辅助我成就百姓。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上天辅助成王东征，是在诸侯不服从命令、成王已经化诱之后，在此之前上天未曾辅助，这种说法有损经文原意，所以不敢采纳。另一种说法又认为我有真诚的言辞，上天确实辅助我，上天辅助人应当发自内心，不在于细微的言语末节，所以这种说法也没有意义，不如“上天辅助至诚之人已有言辞了”这种说法颇为妥当。虽然上天不能谆谆教诲地命令我们，但《诗经》中说“帝谓文王”，大概是说好像有言语一样，成王之所以接着说“其考我民”，大概是说上天辅助至诚之人，好像在冥冥之中有言辞，考察百姓的向背就可以知道了，那言辞了。

译王说：“假如依照我过去的本意，我早就出发了，只是言语艰难，所以迟迟未行。我每日都在思念，就像父亲建造房屋，已经确定了房屋的方位和格局，儿子却连地基都不肯打，何况肯去建造房屋呢？就像父亲开垦田地，儿子却连种子都不肯播种，何况肯去收割庄稼呢？父亲恭敬地做事，难道会认为‘我有后代，不会抛弃基业’吗？因此，我怎么敢不努力安抚武王的大命呢？如果父兄有朋友攻击他们的儿子，百姓即使有劝阻的心，也不肯去救助。”

这是成王换了一个话题来告诫他们。关于“若昔朕其逝”，孔氏认为是顺应古道，意思是我要向东征讨了。然而成王东征的本意，只是认为天下需要协同赞助，不可不前往，起初并没有顺应古道这层意思，所以不应当把“若昔”解释为顺应古道。苏氏认为“若昔朕其逝”，是说如果按照我本来的心意，那么过去就已经出发了，之所以拖到今天，是因为言语艰难，每日思虑。这个说法很对，但把“若”解释为“如我本意”，而把“昔”字属下句。说“昔者朕其逝”，其语言显得不安定，不如说“若昔朕其逝”，意思是如果按照我过去的心意，那么我早就出发了。所谓的“昔者”，就是从前，即刚想东征的时候。成王的意思是，如果按照我过去刚想东征时的心意，仗义决然前往，我早就出发了，之所以迟迟未行，是因为我言语艰难，每日在心中思虑，所以拖到现在。我现在心中思虑，今日之事，正像建造房屋、开垦田地一样。父亲想建造房屋，家里已经确定了房屋高低朝向的法度，儿子却不肯打地基，何况肯去建造房屋呢？又像耕田，父亲已经翻土除草（除草叫菑），第一年叫菑，第二年叫畬，儿子却不肯播种（播种叫播，即散布种子），何况肯等到成熟去收割呢？父亲建屋已经确定了法度，父亲治田已经除去了杂草，那么父亲可以说是恭敬地做事了，而儿子却不肯打地基，不肯播种，这就是不能继承父亲的志向，延续父亲的事业。父亲难道会说：“我有后代，不会抛弃基业”吗？一定会自认为不幸而没有后代。所以接着说：“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成王说这话，大概是说武王平定天下大业，建立纲纪，就像建屋确定了法度，就像治田已经除草。现在三监和武庚作乱，我不能讨平以安定社稷，这就是不肯打地基，不肯播种，何况指望基业绵延不绝、不朽呢？像这样，是武王已经恭敬地做事了，而我不能继承他，让武王的英灵看到，他会自认为有后代不抛弃基业吗？一定会自叹没有后代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成王说：“我何敢不以我身抚安武王的大命？”（指讨伐武庚以安定周室。）成王既然以身承担东征的责任，所以又设比喻责备邦君众士不跟随，说譬如为人父兄，却有朋友攻击他们的儿子，凡是百姓看到这种情况，虽然有劝阻的方法，并且涵养着劝阻的心，却坐视攻击而不肯救助，父兄比喻王，朋友比喻三监武庚，子比喻东西方的百姓，百姓涵养着劝阻的心，不肯救助的，百姓就是凡人的意思，譬如邦君等人说，现在成王在上，而四国却敢肆意叛乱攻击百姓，所谓的邦君，本来应当有办法去救助，却畏难兴师，这就好比见人攻击儿子，虽然想劝阻不要攻击，现在却怕劳累，于是涵养着劝阻的心而不肯救助，这可以吗？这大概是责备邦君不肯东征救助百姓的灾难。苏氏的意思也不与此不同，只是把“民养”解释为像厮养那样的养，说朋友攻击父兄的儿子为厮养者，正劝阻攻击而不救助，其意思也通，姑且保留。

王说：“唉！努力吧，你们众邦的君主，以及你们处理事务的臣子，使邦国清明，是由于哲人。也只有那十个人能引导知晓。上帝命令，上天辅助真诚，你们当时不敢轻视法度。何况现在天降灾祸于周邦，只有大艰难的人，大邻近互相攻击在他们的居室，你们也不知道天命不易。”

这是成王又换了一个话题来告诫邦君。肆是陈设，想要他们施展力量共同前往，所以先感叹说：努力吧，是说施展力量决意行动吧！你们众邦的君主，以及你们治事的臣子，使邦国清明，没有疑谋，是由于哲人。大概朝廷有大议论，那方认为是，这方认为非；那方认为可，这方认为否，纷纭交错，不能决定。如果不是有大过人的哲人，足以决定大计，那么怎么能使邦国清明没有疑谋呢？成王说这话，大概是说今天武庚的叛乱，天人都愤怒，虽然邦君御事，也不能没有疑虑，只有那十个人能引导，以知晓天命所在，毅然来到，辅佐我前往，以决定朝廷的疑虑，可以说是使邦国清明的哲人了。所以成王说“爽邦由哲”，接着说“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成王既然说这十个人能知晓天命，辅佐我东征，于是想责备邦君不能相从，说“若天棐忱，尔时罔敢易法”。是说武王之初，以至诚被天所辅佐，从诸侯起家，战胜商朝而拥有天下，你们在那天辅佐至诚的时候尚不敢改易武王所颁布的法度，说进退都听从武王的命令，不敢稍有违背。何况今天天降罪祸于周邦，是说武王在位不久就死了，而那些制造大艰难的人，说三监、武庚之徒，大邻近互相攻击在他们的居室，说在他们国内作乱，你们难道不知道天命我周家，也不敢改变吗？这是连十个普通人都比不上。大概是说武

译庚虽一时肆虐，扰乱王室，但天命大概在于周而不在于他。

译我长久地思念道：“上天要灭亡殷商，就像农夫除草一样，我怎么敢不彻底清理我的田地？上天也曾在先王武王那里显出休美之德，我怎么敢穷尽占卜而不遵从？难道不敢顺从先王武王所指示的疆土吗？况且如今占卜都吉利，所以我才大规模地率领你们向东征伐。天命不会差错，占卜所显示的正是如此。”

成王既然责备诸侯国君，不知天命，不能跟随我，所以又说我的责备你们，不是妄言轻发。我常长久地思念于心，说：上天灭亡殷商，就像从事稼穑的人，治理田地时，必定要尽除稂莠，铲除堆积，不让它们再生。先前武王伐纣，就像农夫在开始时已经去除了杂草。如果剩下的根茎遗孽还有存在的，确实不无希望于我后人，彻底清理田地而尽除它们。大概武王诛杀纣王后，其余孽武庚如果再次作恶，如果最终要去除他们，确实是成王的职责。所以说：我怎么敢不彻底清理我的田地？成王既然说天命属于周，自己应当灭掉武庚，所以又说今天灭武庚，所以得到吉兆，可以必定诛杀的原因，也是上天以此休美之德加于我先王武王。所以虽然处于祸乱之中，却可以必胜。我为什么能到这一步？所以说：我怎么敢穷尽？意思是到达。今天既然是上天以此休美之德加于前人，不是我后人所能达到的，所以占卜吉利。怎敢不前往顺从它？既然说了占卜，怎敢不顺从，又说顺从先王武王，有指示的疆土。况且如今占卜都吉利的，是说今天东征的行动，将要顺从武王有意图的疆土。大概先王建立疆土，都有意图。现在武庚作乱，是不能守住前人的意图，以至于叛逆。我现在将顺从它，即使不占卜也应当决意前往，何况现在在龟甲上占卜，而三次占卜都吉利呢？正因为都吉利，所以我才大大地与众诸侯决意前往东征。成王既然告知各诸侯国，让他们又前往东征，又恐怕他们还有疑虑，所以又告诫他们说：天命不差错，占卜所陈述的正是如此。意思是今天天命已一定，决不差错，占卜所陈述的只是这样。你们不可不听从。先儒把“予曷其极卜”作为一句，把“敢弗于从”作为一句，说前人承受天休命，只以占卜为用，我怎敢穷尽他们的占卜而不听从呢？这种说法迂回，我不敢采纳。

微子之命

成王既然废黜殷商的天命，杀了武庚，命令微子启继承殷商的后裔，作了《微子之命》。林少颖对孔子说：“微子离开殷商，那么微子在纣王的时候，大概处于可疑的地位，不可以进谏，已经离开商朝了。虽然离开商朝，但也只是隐遁于荒野罢了，没有前往他国。”等到武王攻克商朝，痛心社稷没有君主，才抱着祭器归顺周朝。《左传》记载：“许僖公拜见楚子，面缚手捧璧玉，大夫穿丧服，士人抬着棺材。楚子问逢伯，回答说：‘从前武王攻克商朝，微子启就是这样。’武王亲自解开他的捆绑，接受他的璧玉并为他祓除不祥，烧掉他的棺材，以礼对待并任命他，让他回到原来的地方。”《史记·蔡世家》也说：“武王攻克商朝，微子启就拿着祭器来到军门，肉袒面缚，左手牵着羊，右手抱着茅草，跪行向前，向武王报告。于是武王释放微子，让他恢复职位。”这两种说法都说微子离开商朝归顺周朝是在武王攻克商朝之后。然而虽然归顺周朝，武王还没有封他，只是恢复他原来的职位，让他以殷商的封爵居于原来的位置罢了。前面所说的“回到原来的地方”、“恢复原来的职位”就是指的这个。大概微子在商朝以子爵的封邑在微地，所以称为微子。到了武庚作乱，成王杀了他，然后才封微子于宋，以延续殷商的后裔。而《乐记》却说：“武王攻克商朝，刚下车，就在宋地立殷商的后裔。”这是错误的。大概汤王伐桀，胜利之后，桀逃到南巢，汤王流放他，让他保有南巢，就在那里封他为侯，子孙相继守护祭祀，所以桀的故都不再立他的子孙。因此汤王自战胜夏朝而归自己，称为“废黜夏朝的天命”。现在武王伐纣，他的志向也想像汤王流放桀一样，如果他能够自己逃到遥远的荒野，也就在那里封他为侯。不幸的是殷人倒戈自相残杀，连累到纣王，武王的本意无法自我表明，所以让他的儿子武庚在故都奉祀祭祀，以表达他的不忍之心，因而让三叔监视他。所以武王攻克商朝之后，只说“武王战胜商殷，杀了受，立了武庚”，没有说“废黜殷商的天命”。等到武王死后，三叔挟持武庚背叛王室，是他们放纵恶行自我断绝，然后周公兴兵灭掉他们，而朝歌之地不再立商朝的子孙，而殷商的天命至此才废黜。所以《大诰》说“将废黜殷商”，而这篇序言说“成王既然废黜殷商的天命，杀了武庚，命令微子启继承殷商的后裔，作了《微子之命》”。大概殷商的天命既已废黜，武庚既已杀死，而成汤的祭祀不可以断绝，所以封微子于宋，是为了保存成汤的祭祀。

微子之命，王说：“啊，殷王的长子，只有考察古制，崇尚德行，效法贤人，继承先王，修治礼仪，在王家作宾客，与国家共享美好，永世无穷。”这《微子之命》四个字，是旧竹简所标的题目。王若曰，是说成王的话，若曰，是史官的记录。各篇都是这样。这话虽然出于周公，但成王是君主，不得不说“王若曰”啊。猷，是发语词。殷王元子，是说微子是殷王帝乙的长子。他的母亲

译微子未被立为太子时，生下了微子；被立为太子之后，生下了纣王，所以纣王是嫡子而继承王位，微子则是他的庶出兄长。大概因为成王将要封微子在宋国，所以《尚书》中说“猷”，用“殷王的长子”来称呼他。从这以下，就是讲述封他的原因了。所谓考察古制、尊崇德行、效法贤能，是说君王立先圣王的后代为诸侯，来奉祀祖先，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统。现在成王考察古制，有尊崇德行、效法贤能的方法。所谓尊崇德行，是说先圣王有德行，不幸断绝了祭祀，所以立他的后代为诸侯，来奉祀祖先，以此来尊崇他的德行。所谓效法贤能，是说立此人为先圣王的后代，来奉祀祖先，是因为他的贤能像先王。象，就是相似，如同《易经》中“象”字的含义。成王说这些话，是说我考察古制，有尊崇德行、效法贤能的方法。现在成汤的德行如此，道义上应当尊崇，而微子的贤能，又能像他的祖先，这就是封他在宋国，让他统承先王，修治礼乐制度，在周王室中作为宾客的原因。林子和说：立微子作为殷商的后代，从周王室的角度来说，就是考察古制；从成汤的角度来说，就是尊崇德行；从微子的角度来说，就是效法贤能。这种说法是对的。林少颖说：从“统承先王”到“永世无穷”，这是说考察古制应当如此。从“呜呼，乃祖成汤，至德垂后裔”，这是说成汤的德行不可不尊崇。从“尔惟践修厥猷”到“尹兹东夏”，这是说微子的贤能不可不立。他的说法也是对的。“统承先王，修其礼物”，是说君王必然有一代的制度，后王既然革命，就必然更新它，不再沿袭，但也不让它湮没废弃，所以顺着它的统绪而确立他子孙中的贤者，让他继承礼乐制度而不废失，以保存前代的制度。现在成王命令微子，正是让他统承成汤，修治礼乐制度，所以告诉他这些。礼物，就是一代的制度所制定的礼乐、服饰、颜色等。成王立微子，既然想要保存前代的制度，所以也用宾客的礼节对待他，有不把他当作臣下的意思，所以说“在周王室中作为宾客”。左氏说宋是先代的遗物，对于周来说是宾客。天子有祭祀之事送肉给他，有丧事向他拜谢，或者送肉或者拜谢，都是宾客的意思。然而把他当作宾客，难道只是一两次而已吗？大概是要让他与国家一起安宁，永世没有穷尽。意思是说将与周朝同样长久。

译唉！你的祖先成汤，具备齐肃、圣明、广博、渊深的四种美德，上天眷顾保佑，使他大大承受了天命，以宽厚安抚百姓，铲除邪恶暴虐，功业加惠于当时，德行流传给后代。你能够践行修举他的道统，向来就有美好的声誉，恭敬谨慎而能尽孝，严肃恭顺地对待神明和众人，我嘉奖你的德行，说你的德行确实笃厚而不可遗忘，上帝因此歆享，下民因此敬爱和睦，所以把你封为上公，治理这东方的夏地。

成王在上面已经说了任命微子为宋侯以奉祀成汤的话，于是接着说成汤的功德如此盛大，而微子能够继承他的德行，确实应当作为商的后裔来奉祀成汤。前面所说的崇尚德行、效法贤人，指的就是这个。唉，是成王将要称颂成汤的德行，先感叹而后说话，表示重视这件事。说你的祖先成汤有齐、圣、广、渊四种德行，齐，裴氏解释为速，杜预解释为中，苏氏解释为肃，然而《礼记》中说齐，齐有齐肃的意义，所以应当解释为肃。齐肃则无所不敬，圣明则无所不通，广博则无所不容，渊深则无所不测。只有成汤具备这四种德行，所以上天眷顾佑助，而成汤大大承受天命而拥有天下。成汤拥有天下后，又能以宽仁的政治安抚百姓，而尽除夏桀邪僻不正、暴虐不仁的恶政，所以在当时确实有功业加被于天下，说没有一个人不蒙受他的功业，而他盛德的余庆又流传到后世的子孙。大概说成汤的功德源深流长，适宜他绵延不绝至今。成汤的功德如此，微子又能践行修举他的道统，向来就有美好的声誉，说这不是一天的事。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效法贤人的意思。而又严肃恭敬、戒慎恐惧以尽孝道，以齐肃敬恭对待神明和众人，说在幽暗处不敢忽视神明，不敢忽视人。这大概是指他抱着祭器归附周朝的行为。只有微子的德行如此，所以成王说：“我确实嘉奖你的德行，说你的德行确实笃厚而不可遗忘，上帝因此歆享，下民因此敬爱和睦，那么他的德行确实不可遗忘。”我因此把你封为上公，以正治这东方的夏地。宋在王室的东方，所以称为东夏。王者的后裔称公，所以称为上公。

恭敬啊！前往施行你的训导，谨慎对待你所受的任命，遵循常法，以藩屏王室。光大你的烈祖，规范你的百姓，永远安守你的职位，辅佐我一人。世代享受德行，万国作为法式，使我周朝没有厌倦。唉！前往吧，只有美好，不要废弃我的命令。

成王已经告诉微子“我之所以立你的意思”，所以接着把应当做的事告诉他。然而应当做的事，以敬为先，所以说“敬哉”，指下文所说的各种事情。前往施行你的训导，是说前往宋国，应当施行你用来训导百姓的道理。谨慎对待你所受的任命，是说所受的上公的任命。大概宋因为是王者的后裔，成汤的宗庙，使用天子的礼乐，其他则不使用。成王担心他因为可以使用天子的礼乐，于是有僭越模仿的意思，最终导致妄为。比如鲁国本来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其最终竟然像其他公的宗庙都使用一样。所以成王告诉微子“说你宋虽然可以使用天子的礼乐于成汤的宗庙，而自身应当谨慎对待所受的上公的任命，不可有一毫僭越模仿的过失，遵循常法就可以了”。所以接着说“遵循常法”。成王既告诫微子让他施行训导百姓，又希望他谨慎对待所受的任命而恪守常法，所以于是勉励他说：“能这样，那么上可以藩屏王室，以维持其社稷；远可以光大其烈祖，而弘扬其道义；下可以整齐所有百姓，使不逾越教令。微子则可以永远安守在上公的职位，以辅佐我一人；而后嗣则可以长有国家，都享受你的盛德。说因为因为你而世袭其国，所以享受你的德行。这样那么万国都以你为法式，这是自然使我周家与你相亲睦，没有厌倦的时候。就是《有客》诗所说的‘在此无斁’的意思。”成王告诉他的话说完，所以又感叹而派遣他说：“前往你的封地，只有应当思考如何美好地履行你的职责，不要废弃我所命令的话就可以了。”微子受命的辞令到此为止，下面则是亡书的序言附见于此。

唐叔得到嘉禾，不同田亩却同出一穗，献给天子。成王命令唐叔把嘉禾送给东方的周公，作《归禾》。周公既得到命令和嘉禾，陈述天子的命令，作《嘉禾》。

这是亡书的序言，其顺序在此，所以附在这篇的末尾。唐叔，是成王的同母弟弟，后来封于晋。唐孔氏说得到嘉禾的时候还没有封，大概得到嘉禾献给天子，天子就命令用这嘉禾送给周公，所以知道他还没有封。如果他已经封，那么守土的君主不应当为王将命以送给周公。其说“唐叔”，大概叙述书的人从后来称呼他。这本书已经亡失，其意义不可得知，但二孔顺着序文而解释它。说唐叔在岐山内的食邑，在不同田亩垄上得到嘉禾而同出一穗，因为它有奇异，所以拔出来进贡给天子。成王认为这是周公德行所感，导致天下有和合的征兆。当时周公东征还没有返回，成王于是命令唐叔用这嘉禾迎接周公从东方回来。史官叙述这件事，作《归禾》篇，是说把嘉禾送给周公。周公既得到成王的命令和自己送去的嘉禾，于是陈述天子派他命令自己的意思，而作《嘉禾》篇，是说这嘉禾的生长本于君主有嘉美德行。这两篇都是周公还在东方时所作，而排在《微子》的任命之后，大概周公既杀了武庚，就在东方

译当时正奉王命册立微子。应当是在已经下达册立命令之后，周公才带着禾苗返回。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周公）会排在微子之后呢？

译尚书详解卷十八

《经部，书类，夏氏尚书详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十九

宋 夏僎 撰

康诰

成王在讨伐管叔、蔡叔之后，将殷商剩余的百姓分封给康叔，于是作了《康诰》、《酒诰》、《梓材》。

《史记·管蔡世家》说：武王攻克商朝后，封弟弟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让他们辅佐纣王的儿子武庚治理殷地的顽民；封叔旦于鲁，称为周公；封叔振铎于曹，封叔武于成，封叔处于霍；康叔封和季载，因为年幼尚未分封到国家。等到武王去世，管叔、蔡叔勾结武庚叛乱，周公向东征讨，诛杀了管叔，断绝了殷商的命数，然后将剩余的百姓分封给康叔，让他做卫侯。康叔是周公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周公封他那天，告诫他的话多达再三，史官记录下来，因为他的话很多，古代用竹简编连成书，话多不是一根简所能承载的，于是分为三篇。第一篇因为这本书主要在于告诫康叔，所以叫作《康诰》；第二篇因为书中都说纣王酗酒而百姓受其影响，今天应当有所禁止，所以叫作《酒诰》；第三篇因为书中有“如同制作梓木材料”这样的话，所以取这两个字来命名，叫作《梓材》。这三篇都是告诫康叔的，所以共用一个序言。林少颖说书序的体例不同，有的每篇各自有一个序，有的三篇共用一个序。大概古代史官的记载，都因为竹简所载，不能过于繁杂，所以有一根简不能承载的，就有时析分为二，或析分为三，越多则分得越细。虽然篇章卷帙有所区分，但作序的原因则是一样的，这就是不同篇章却共用一个序的原因。然而它们之所以分开，有的因为作序的时间，有的因为陈述的事情。比如《泰誓》三篇，上篇是将在孟津会师时所作，中篇是在渡河之后所作，下篇是在大巡六师时所作，所以这三篇是因为作序的时间不同而分的。现在康叔的任命是一时所作，不像《泰誓》是在三天之间所作那样可以按时间区分，所以是根据话语的不同而分的。前篇泛泛地告诫关于德与刑的道理，又是开始告诫康叔的话，所以主要命名为《康诰》；到了《酒诰》则是告诫不要沉湎于酒，所以命名为《酒诰》；《梓材》则是告诫要包容瑕疵、含垢忍辱，而且其中有“如同制作梓材”的句子，所以以此命名。这是根据事情来分的。

《康诰》说：在三月望日后，周公开始奠基，在东方的洛邑建造新的大都邑，四方百姓大大和谐会聚，侯、甸、男、采、卫五服的诸侯以及百官和百姓，都和睦地来到周地朝见，周公全都勤勉，于是广泛地大加告诫治理之道。

查考《史记》，周公奉成王之命兴兵东伐，于是诛杀管叔，流放蔡叔，收编殷商剩余的百姓，分封康叔于卫。七年三月，周公前往经营成周洛邑，那么康叔的分封，大概是在经营洛邑之前几年。所以这篇的序言说：“成王讨伐管叔后，就将殷商剩余的百姓分封给康叔”，那么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后，就分封康叔是很明显的。然而这里首先说“在三月望日后”，周公开始奠基在东方的洛邑建造新的大都邑，接着说五服诸侯都在场，周公于是大加告诫康叔以治理之道。由此看来，又是在经营洛邑之后才告诫康叔的。学者大多寻求其说法而不得，如苏氏等儒者都认为《洛诰》脱简误在此处。唐代孔氏则认为周公三年灭三监，康叔的分封实在七年经营洛邑之后，其间未封康叔之前，又另外派人镇守，那么分封康叔实在不是在经营洛邑之前，这与《史记》所载及序言实在相矛盾。只有王博士说四国既被诛灭，商地既已安定，然后分封康叔，康叔已封，然后营建洛邑，这才是事情的顺序。这本书先说周公开始奠基建造新的大都邑，然后接着说告诫康叔的事情，大概是因为分封康叔的事情在占卜洛邑之前，而告诫康叔则在建造洛邑之际。当经营洛邑时，四方之民以及五服之君没有不在场的，王者将要向诸侯颁布大命，必定在臣民聚集的地方告诫他们，那么所警示的人就多，这就是康叔的告诫之所以在经营洛邑之时。林少颖推广其意，说康叔的分封固然在占卜洛邑之前，而告诫他则是在经营洛邑之际，序言的话大概是推究根本而言的。如果在他开始分封之初就以此告诫他，那么这本书应当称为“命”，如《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正因为叮咛告诫他，不在开始分封之初，而在经营洛邑之际，所以不称为“命”而称为“诰”。大概周公经营洛邑将要迁徙殷商顽民并亲自治理他们，其余还留在卫地的，就委托给康叔，既然有委托，就不能没有告诫的话，所以在此于是以此告诫康叔。这个说法很正确，正因为告诫在经营洛邑之际，所以《梓材》之后紧接着就是《召诰》、《洛诰》之书，这可以无疑了。惟三月，是周公摄政七年的三月。哉生魄，是说明死魄生，即三月十六日。这是史官叙述此《康诰》所作的原因，说是年三月十六日。周公开始建造地基而在东方建造新的大都邑，因为洛在王室的东方，所以称洛。是年，四方之民都大大和谐喜悦而来会聚，是说欢喜并愿意效力。侯、甸、男、采、卫五服的诸侯以及所属的百官，都率领他们的百姓而都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