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二十三

译以明德为根本，明德达到至善的治理境界，自然会有远播的馨香美名。成王说这话，大概是认为明德确实不可不修养，希望君陈效法周公作为师保教化万民的德行来治理他的百姓。所以接着说“你应当效法周公的谋略教诲”，大概是说君陈今天或许能够效法周公的谋略教诲。因为周公作为万民的师保，他的谋略和教诲都值得效法。你只应当效法周公的谋略教诲，并且每天勤勉不懈，勤勉就是努力的意思。努力，是指努力再努力，不敢安逸享乐。大概是希望他效法周公的谋略教诲并勤勉地实行。由此看来，成王命令君陈的话都直接提到周公，完全没有父子相继的意思。怎么能认为君陈是周公的儿子呢？

译一般人没有见到圣人时，好像不能见到一样；已经见到圣人后，也不能遵循圣人的道路，你要警戒啊！你作为教化下民的表率，就像风一样；下民顺从你的政令，就像草一样。谋划政事时，没有不艰难的，有要废除的，有要兴办的，采纳或摒弃意见，都要依据众人的谋虑，如果众人的言论一致，就要反复推究。你如果有好的计谋和好的规划，就进宫向你的君主报告，然后你在外面顺从地宣布说：“这些计谋和规划，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呜呼！臣子都能像这样，才是真正显赫的良臣啊！

成王在责备君陈之后，让他努力彰显周公的训诫，于是说道：“关于见到圣人并遵循圣人的事。周公是圣人，而君陈确实亲眼见过他。见到圣人并不难，遵循圣人之道才难。况且常人的心理，没见到圣人时急于想见，好像怕赶不上；见到圣人之后，却可能自暴自弃，也不能运用圣人的道理。”成王说这话，大概是认为君陈确实亲眼见过周公，应当知道如何运用周公的道理，不能只是见了却不能遵循，所以接着说：“你要警戒啊！”意思是警戒于不能遵循圣人之道。既然说了不可不警戒，就说明了不可不警戒的原因，大概是说君陈今天担任商民的长官，在上行动教化，就像风一样；商民仰慕他，在下顺从，就像草一样。风向东吹草就向东倒，风向西吹草就向西倒，百姓的邪正实在取决于君陈自身，这就是不可不警戒于见到圣人却不能遵循的原因。那么君陈今天应当怎么做呢？周公教导商民，政事已经尽善尽美，不必更改，君陈在谋划政事时，应当没有不谨慎的，慎重其事，意思是不要轻易变更。如果一起谋划的人中，有想废除的，有想兴办的，议论如此不一致，那么有的话要摒弃，有的话要采纳，你必须遵循众人所谋虑的，意思是遵循多数人的意见，就像三人占卜，听从两人的意见一样。摒弃意思是废除，采纳意思是听取。意思是君陈与人谋划政事，现在有的人认为可以废除，有的人认为可以兴办，这两种意见中必然有一种要摒弃，一种要采纳，那么君陈在摒弃或采纳意见时，难道可以不遵循众人所谋虑的吗？意思是如果主张废除的人多，就顺从众人废除；主张兴办的人多，就顺从众人兴办，这就是所说的“出入自尔师虞”。然而这是说在谋划政事时有异议，就顺从多数；如果在谋划政事时没有这种兴废的不同意见，而众人的言论都一致，比如主张兴办的人都认为可以兴办，主张废除的人都认为可以废除，这就是所说的“庶言同”。像这样，就不可以因为人多就立刻顺从，所以还要在心里思考，自己防备其可行与否。这正是成王担心君陈轻易改变周公的法度，所以教导他要如此谨慎。成王既然让君陈在谋划政事时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谨慎，所以又告诫君陈说，你在谋划政事时，或许因为众人的言论有同有异，或许因为众人的言论都一致，而你衡量考虑，如果相互感应而有美好的计谋和规划，就进宫向你的君主报告，意思是报告成王。既然在宫内报告了，就在外面顺从地宣布说：“这些计谋和规划，不是我所能做的，而是我们君主成王所做的。”王氏的儒者说，商议并决定叫谋，拟议并规划叫猷。这大概是因为有谋和猷的区别，所以这样解释。总之，谋和猷都是议论。成王这个意思，大概是说周公的政事已经尽善尽美，不可更改。如果你确实有高见远识，自有美好的计谋和规划，足以改变旧规，必须向我报告，然后对外宣布，说是我做的。这样不仅你不敢轻易改变旧章，天下百姓也会认为这事出于君主，而不敢违背趋向。成王既然这样告诉了他，所以又感叹说：“臣服于君主的人，都这样，这才是真正显赫的良臣。”这也是成王担心在位者轻易改变周公的法度，所以借此提及，并感叹说这话，来警示他们。

成王说：“君陈，你要遵循周公伟大的训诫，不要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不要倚仗法律来削减宽厚，而要有节制地从容行事以安抚殷民。在刑罚上，我说要惩罚，你不要惩罚；我说要宽恕，你不要宽恕。只有那些在你的政令下表现不好，不接受你训诫的人，用刑罚来制止刑罚，这才是刑罚；对于惯于作奸犯科、败坏常理、扰乱风俗的人，三次小罪也不宽恕。你不要对顽固的人怀有愤恨，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一定要有忍耐，事情才能成功；有包容，德行才能宏大。考察他们的善行，也考察他们不善的地方，进用良善的人来率领那些不善的人。百姓本性厚道，因外物而有变迁，违背上级的命令，顺从自己的喜好。你能敬重典章在于德行，这时就没有不变化的，确实能上升到伟大的道路。只有我一人承受多福，你的美善最终会在永世留下美名。”

这是成王再次另起话题来告诫君陈。因为上文大体上说的是周公的训诫，不可不遵循，还没有说到今天治理商民应当如何，所以这里说到。周公时代，商民刚归服，不能立刻用法度来整齐他们，所以《多方》《多士》所说的大体，是用天命来开导晓谕他们，让他们知道周朝的兴起和商朝的灭亡，都是天命。你们纵然以反叛鄙陋为言，又能奈天命何？所以周公对待商民，大体上用德行包容他们，用道理晓谕他们，虽然没有说有大罪就诛杀之类的话，只是用这些来恐吓他们罢了，并没有真正这样做。到这里，道理晓谕和曲折比喻，大家都渐渐知道避忌和趋就，所谓用法度来整齐他们，也渐渐可以使用，但也不能完全用法度来虐待他们，在包容之中，时常拿出威严来警示他们，使他们既爱戴又畏惧，这才可以。所以这一节的大意，都不过如此。然而必须先说“遵循周公伟大的训诫”。

译“不要依仗权势来逞威风，不要倚靠法律来剥削百姓”，正是担心他们专任严法，伤害过大，所以先以此告诫，让他们以周公的训诫为主，而适时用法律来辅助。“大”意为扩大、发扬。说的是你君陈今天必须发扬周公的大训，因为周公的训诫重在德行而不重在法律，不可依傍官势来逞威虐民，不可倚恃国家有取民之法而多取以侵削百姓，只应以宽容为主，在宽容之中，使法制默然寓于其间，让百姓接受并能敬畏，从容安乐，自然达到和谐。这是说对于不犯法的百姓应当这样对待。如果殷民不幸为非作歹，触犯刑法，你应当裁度中道之法来防范，不可认为我说诛就诛，我说赦就赦，只应以中庸之法来防范。如果确实是不顺从你的政令，不被你的教令感化，今天诛杀这一个人，必定能制止后来的人，使他们畏惧而不敢犯法，你就诛杀他。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轻易诛杀。这是说对于犯令违教的百姓应当这样对待。如果用中庸之法防范，却仍然习惯于奸邪之事，败坏五常之道，扰乱天下风俗，这就罪在一人，而祸延天下后世，又不同于前述犯法之人，所以即使罪行细微，也决不可赦免，这就不能一定要等到用刑罚来制止刑罚才施行刑罚。成王既然告诫君陈对待犯法百姓应当如此，但又担心在用法时，或许失之于轻率，所以又告诫说：习惯于奸邪，败坏常道，扰乱风俗，三次犯小罪。不宽恕这类人，固然不可赦免。但或许其中有顽固不可教化的人，或者有在此方面无能而在彼方面有能力的人，这都是由于他们性情偏颇，本来并非故意作恶。你千万不要因为愤怒厌恶那些顽固不可教化的人，就把凡人应当做的事一并责备到一个人身上。一定要有所忍耐，不急躁不轻率而缓缓等待他们，就可以有所成就。有所优容，不挟制不逼迫而宽厚地对待他们，那么不仅事情有所成就，你的德行也会从此日益增大。另一种说法认为，君陈对于顽固百姓和无能百姓，都有所隐忍，不急躁不轻率而缓缓等待他们，那么顽固者就会转化，无能者就会变得有能力。所谓“有济”，不仅指能救济这些人，而且你宽容的德行也会从此日益增大。这是说对待顽固者和无能者的方法应当如此。然而对待已经转化和已有能力的人，就不能只停留在这样。所以下面又说：说的是你对于能修饬自身的人，就简择他们，使不与不修饬的人混杂；对于不能修饬自身的人，也简择他们，使不与能修饬的人混杂。既然这样简别之后，然后从中选拔那些能自我修饬而达到善良的人加以进用，那么所有不良的人必定知道惭愧，知道仰慕，也必定致力于修饬而达到善良。这是进用善良的人，正是用来引导不良的人。这是说对待不顽固者和有能力者的方法应当如此。成王告诫君陈对待商民的方法，至此已到了极点。于是接着说，百姓生来，四肢完备，未曾不丰厚。只因外物诱惑，于是迁徙流荡而变得薄恶，以至于违背上级的教命，各自追随私欲。如商民喜好饮酒，虽然作了《酒诰》，再三戒约，也有违背而不听从的。这是说百姓如果被外物所拘束，言语就不容易纠正他们。旧说认为，百姓对于君主，不听从他的命令而听从他所喜好，所以有违背上级命令的。如果上级所喜好，就没有不听从的。这是说命令是用言语引导，喜好是用身体引导。用身体教导的人会被顺从，用言语教导的人会引起争讼。这种说法固然有理，但“厥”字解释为“其”，说违背上级命令，下面接着说追随私欲，那么“其”应当指百姓而言，不是指上级。所以不敢采纳。成王说百姓既然流荡于外物，不容易劝化引导，所以又总括告诫君陈：你今天必须能够恭敬，常在德行中以德行引导他们，那么百姓就没有不变恶为善，而确实都升进于大道了。果真如此，那么不仅百姓被教化，而我一人也应当承受多福，“膺”是承受的意思。因为百姓安定则君主安定，安富尊荣，所以称为福。不仅君主如此，而且你君陈的美好德行，也应当在永久的世代中始终有称誉之辞。这是所要求的责任重大，所期望的深切，所以用尊君荣己的功效来勉励他。凡是作诰的体裁，都应当如此。

译顾命

成王即将去世，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康王，于是作了《顾命》。

这是成王即将去世时，命令两位公爵辅佐继任天子的文书。之所以称为“顾命”，《说文》说：“顾，是回头看。”郑玄说：“回头叫顾。”顾是即将离去的意思。是说成王即将去世，回头回顾而说话，所以称为顾命。因此序言说成王即将去世，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康王，作了《顾命》。成王年幼之时，不免被流言迷惑，如今处在生死关头，却能如此清醒明了。从头到尾百余句话，都是关乎国家安危的大计，没有一句话流露出悲伤忧虑困苦的情态。难道不是因为周、召二公作为臣子，朝夕熏陶感染，使得成王日益聪明？为什么起初昏昧而最终通达呢？孔氏认为召公当时担任太保，毕公当时继周公担任太师，两位公爵作为二伯，平分天下治理，所以让他们率领诸侯辅佐康王。这些都是经传中没有依据的，凭主观臆测的说法。

顾命，在四月，月亮刚缺，王身体不适。甲子日，王于是洗手洗脸，由辅佐的人为他穿戴冕服，靠着玉几，于是同时召见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

“顾命”二字，是旧竹简上标出的题目。从“四月哉生魄”到“百尹御事”，是史官叙述王生病召见群臣接受顾命的开端。《汉书·律历志》说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日月亮刚缺，作了这篇顾命。到了郑玄又说这是成王二十八年。根据前者，成王在位三十年；根据后者，成王在位二十八年。经典中没有记载，没有考证依据，这本来不值得讨论。只是《律历志》说“哉生魄”就是甲子日，这恐怕不对。因为经文先说“哉生魄，王不怿”，然后说“甲子，王乃洮颒水”，可见甲子不是“哉生魄”的日子，很明显。据此，成王在那年四月十六日生病而身体不舒服，到了甲子日病情加重，知道必死无疑，所以作顾命。如果“哉生魄”那天就是甲子日，那么经文应该直接说“四月甲子哉生魄，王不怿，王乃洮颒水”，不应该先说“哉生魄，王不怿”，然后才说“甲子，王乃洮颒水”。只是写书的体例，在“哉生魄”上面应当写明日期，比如《武成》说“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现在这里“哉生魄”上面没有日期，所以甲子日作顾命，无法考证是四月的哪一天。总之，成王在那年四月十六日生病不舒服，到了甲子日病情日益加重，王自己估计必死无疑，所以支撑着起来。洮，指洗手；颒，指洗脸。说人君将下达重大命令，面对群臣必须斋戒沐浴，现在因为生病的缘故不能沐浴，只是洗手洗脸罢了。这两件事都用水，所以说“洮颒水”，意思是用清水洗手洗脸。相被冕服，是说当时王病得很重，不能自己穿衣，不能自己戴帽，所以由辅佐的人为他穿戴。意思是像掌管冠冕的人就把帽子戴在王的头上，掌管衣服的人就把衮服加在王的身体上。靠着玉几，解说者说王因为生病所以靠着，然而《周礼·司几筵》说大朝觐时，王位设置黼扆，扆前南面，设置左右玉几，那么靠着玉几并非专为生病，大概是面对群臣的常礼。王既然穿戴冕服靠着玉几，将要下达重大命令，于是同时召见，意思是都召见他们。于是都召见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都称爵位，唯独太保称名，解说者说尊贵的人特意称名以示区别，恐怕也有这种可能。先儒认为这六个人是六卿，召公以太保兼任冢宰，芮伯是司徒，彤伯是宗伯，毕公是司马，卫侯是司寇，毛公是司空。称侯伯的，都是以诸侯身份入朝担任天子公卿。其中毕公、毛公称“公”，是与召公一起兼任三公。召公为太保，毕公为太师，毛公为太傅，恐怕有这种道理。因为三公的官职，在成周时期，所谓不必齐备，只看人选，所以多由六卿兼任。《左传》定公四年说康叔担任司寇，现在这六个人中，卫侯正好在第五位司寇，又是六卿之五，所以知道召见这六个人，就是召见六卿。师氏，就是《周官》中的师氏之官；虎臣，就是虎贲氏；百尹，指百官之长；御事，指所有处理事务的臣子，都在王左右，所以与六卿一起召见。这都是史官叙述作《顾命》的原因。

王说：“唉！病势日益加重，非常危险。病情一天天加剧，已经缠绵病榻，恐怕来不及发布誓命。关于继承大业，现在我仔细训诫，命令你们。从前君父文王、武王，发扬重光，奠定礼制，施行教化，遵循练习不违背，因此能够推翻殷商，承受天命。后来的年幼君主，要恭敬地迎接天威，继承守持文武的大训，不敢昏乱逾越。现在上天降下疾病，恐怕不能起身不能清醒，你们还要明察此时，我的话用来恭敬。辅佐元子钊，渡济于艰难，安抚远方，亲近近处，安定劝勉大小各国，想到人们自己扰乱于威仪，你们不要让钊冒犯进献于非礼之事。”这已经接受命令，回到外面，在庭院中陈列衣服。第二天，乙丑日，王去世。

从这里以下，是王顾命的话。呜呼，是叹息然后说话。渐，是进展。疾，现在大大进展，意思是日益增加。几，是危险。意思是病势日益增加而局势且危险。既然说了病势大大进展非常危险，又说病情日益增加

译病势危重、久留不愈的，称为“弥留”。所谓“病”，是指起初只是小病，却日益加重，形势已经危急，如今又重病日甚，且长久滞留体内，未曾减轻，这是说病邪不去，必然致死。成王因此担心自己死后，就无法发布誓命来交代继位之事，即确立康王为嗣。所以在此详细审慎地制定这篇训辞，以命令你们。你们就是上面所说一同被召见的人。既然说明了想要表达的意思，接下来便详细陈述。自昔日的君主文王、武王以下，便是如此。说的是往昔统治天下的文王、武王两位圣人，一位在前开创，一位在后继承，都具有光明的德行，所以称为“重光”。意思是前后相继，共同宣扬这重光之德，确定其所依附的根本。比如以道德为依附，不被外物牵制而偏离正道。陈述其教化，是说颁布教令以训导百姓。因为做这些事非常辛劳，所以称为“奠丽”。陈述教令则练习而不违背，是说文王、武王两位君主只是为此非常辛劳，却从未肯违背或放弃，意思是安于辛劳而不疲倦。正因为如此，所以能在殷商之后显赫，成就拥有天下的重大使命。大凡这些，是说文王、武王之所以能拥有天下，根本就在于此。

“在后之侗”，是成王自称。“侗”，意为幼稚。成王说自己从前年幼时，恭敬地迎接上天的威命，继承并坚守文王、武王的重大训诫，不敢昏乱逾越。成王此前在位期间，所有施行的措施，都遵循文王、武王的训诫。如今不幸上天降下疾病，非常危殆，无法振作，无法清醒，意思是必死无疑。你们众臣或许能明白我的这番话，我之所以说这番话，是用此来恭敬地辅佐长子钊。钊，是康王的名字。以便在大艰难中成就大业，以怀柔远方的人，以忍耐包容近处的人，意思是能忍耐而包容。并且安抚、勉励大小诸侯国的君主，“安”意为抚绥，“劝”意为勉励。成王说这些，大概是指保护王业，凝聚民心，怀柔诸侯。这三件事虽然是康王的职责，但恭敬辅佐以共同成就，怀柔包容，安抚勉励，实在是二三大臣的责任。成王将这三件事托付给众臣。

于是又自言自语，我思考大抵为人者，如果从上天得到的禀赋原本丰厚，若能保持而不丧失，自然就有威严可畏，有仪容可效法。只是如果不能自我保持，而被外物所移易，这威仪就会自行混乱。那么康王今日将要继承大统，威仪尤其不可不慎，所以你们众臣尤其应当尽心竭力，共同赞襄辅助，使他进入圣人的境界，不可让他无知无识，贸然进入非理而致危的事。非危，指不合道理而导致危险。这是成王临终托付的话，下面则是史官叙述其意，说这些众臣既然接受了临终托付，于是各自回到自己的位置。按照《周礼》，射人掌管国家三公、三孤、卿大夫的位置，三公面向北，三孤面向东，卿大夫面向西。这“受命还”，是指回到这些位置。大概是因为王将要发布临终托付，一同召集群臣，群臣必定各自恭敬地快步走到王前听命，接受命令后就各自回到原来的位置。群臣既已退下，于是撤去庭院中的帷帐。大概是因为王发布临终托付时坐立的地方，必定设有幕席帷帐，如今既已回到正寝，所以撤去它们。唐代的孔颖达认为这是为死亡做准备，大概是因为王常坐的地方不应无故撤去。撤去帷帐的第二天，乙丑日，王去世，那么成王在生死之际，可以说通达得如同昼夜交替一样自然。

译太保命令仲桓、南宫毛，让齐侯吕伋带着两柄干戈和一百名虎贲武士，在南门之外迎接太子钊，然后引导他进入侧室，以居丧的身份主持宗庙祭祀。丁卯日，命令史官制定册命典礼的法度。过了七天，癸酉日，伯相命令士让须材和狄去设置画有斧形花纹的屏风，并悬挂帷帐。

成王去世后，太保召公于是命令仲桓和南宫毛这两人，这两人必定是掌管宿卫的武臣。太保派他们到齐侯吕伋那里，让两位大臣各执一柄干戈，率领虎贲武士去南门之外迎接太子钊。南门是正殿的大门。成王身为天子，太子钊身为太子。成王病重直至去世，太子不应不在身边，如今却在成王去世后去南门之外迎接，难道太子真的不在身边吗？孔颖达认为，成王病重时，臣子都在侍奉左右，现在要确立太子的尊贵地位，所以让太子走出正殿门外，再重新迎入，以此表示特殊对待。既然在南门之外迎接，于是引导太子进入侧室。侧室即旁室，大概是《孟子》所说的两间屋子，不是正殿。因为君主去世，太子身穿丧服，不能立即进入正殿，所以让他暂居侧室。“恤宅宗”意思是怀着忧惧之心居于尊位，作为天下的宗主，所谓“居尊”，不是说立刻登上天子之位，而是说让他居住在侧室身穿丧服，表明将从侧室进入正殿，以此来表示尊崇和区别。过了三天，丁卯日，于是命令史官制定接受遗命册书的法度。这些命令都是太保发出的，因为君王当时居丧不能发布命令，冢宰听政，所以命令都由召公发出。所谓“册度”，就是后面所说的登阶即位以及答拜、受命、同祭享的礼仪。从丁卯日之后，又过了七天，那天是癸酉日，召公于是命令士让须材准备木材，将用于制作明器和棺椁。然而成王在乙丑日去世，到癸酉日已经九天了。根据郑玄的说法，大夫以上的人殡殓都从去世的第二天开始计算，天子在去世当天殡殓，共八天，到这里总共九天，那么殡殓的第二天距离下葬的日期还很远，必定是从这里就命令士准备木材，因为天子的丧礼规模宏大，应当提前筹备。狄是乐吏中地位低下的，像设置屏风等事，似乎不是他的职责，但必定命令狄去设置，按照《士丧礼》中复魄的礼仪，狄人设置台阶，那么丧事也让狄人去做。屏风像屏风一样设置在窗户和门之间，所以称为扆，扆上用黑白两色画斧形花纹，所以叫黼扆。缀衣是指帷帐，设置屏风后又张挂帐幕，象征君王生前时的样子。这也是太保的命令。不直接说“命”，是因为承接上文“命士”而来。有时称太保，有时称伯相，太保是他的本官，伯相是因为君王去世太子尚未即位，召公以邦伯的身份摄政，所以称伯相，实际上都是召公一人，只是互文见义罢了。

窗户之间朝南，铺设双层篾席，边缘绣有斧形花纹，配上华美的玉饰，沿用生前的几案。西厢房朝东，铺设双层底席，边缘绣有连缀花纹，配上文贝，沿用生前的几案。东厢房朝西，铺设双层丰席，边缘绣有画纹，配上雕玉，沿用生前的几案。西夹室朝南，铺设双层笋席，边缘涂有粉饰，配上漆制的几案。五重越玉，陈列宝物，赤刀，大训，琰璧，琬琰，放在西厢房。大玉，夷玉，天球，河图，放在东厢房。狄人的舞衣，大贝，鼖鼓，放在西房。兊人的戈，和人的弓，垂人的竹箭，放在东房。大路，放在宾阶前面。缀路，放在阼阶前面。先路，放在左塾前面。次路，放在右塾前面。

上文狄人先在前设置屏风，又在上悬挂帐幄，于是象征君王生前设置四个座位。牖是窗户，牖间是指窗户东边、门西边的地方，在窗户东边、门西边的地方朝南设置这个座位，这是象征君王生前接见群臣和诸侯的座位。《周礼》司几筵说，凡是大的朝觐、大的宴饮、射礼，凡是封国任命诸侯，君王的位置设在黼扆之前，朝南铺设莞筵纷纯，加上缫席画纯，加上次席黼纯，左右放置玉几。那么那里设置的，就是这个座位。那里说次席黼纯，这里说篾席黼纯，郑玄注解那里说次席是桃枝竹席，有次列成文的，那么那里的次席就是这里的篾席。纯是边缘。《周礼》说白色和黑色叫做黼，大概是用白缯、黑缯错杂缝制作为席子的边缘。《周礼》说天子的席子有三重，这里四个座位只说铺设双层，或者篾席或者底席或者丰席或者笋席各一重，难道牖间的座位只重篾席，西序的座位只重底席一重吗？大概不是这样。《周礼》说扆前的座位，篾席之下是缫席画纯，缫席之下是莞筵纷纯，那么这里所说的铺设双层，就是铺设这三重。但经文特别举出上面的席子来说，知道下面必定有这两重，总共是三重。但《周礼》只说这个座位有三重，可以考证知道其余三个座位不说，不可以考证那两重是什么席子。总之，也必定有三重。这个牖间的座位既铺设了双层篾席黼纯，在它的左右，就设置华玉几，华玉是有华彩的玉，用这种玉装饰几案，所以称为华玉。仍几，这里说仍，是沿用的意思。《周礼》说凡是吉事变换几案，凶事沿用几案，大概是沿用他生前所用的几案不改变。这大概是象征君王生前朝见诸侯和群臣的座位。西厢房朝东，东西厢房叫做序，大概是在西厢房朝东的座位。孔颖达说象征君王生前早晚听政的座位。它的席子铺设双层底席，底席是蒻草做的席子，就是蒲席，用缀作为边缘，缀是连缀各种颜色的彩丝作为边缘。而它的几案则用文

译用贝来装饰几案，贝是水里的虫类，它的甲壳上有花纹，黄色底子白色花纹的叫余貾，白色底子黄色花纹的叫余泉，大概就是用这些来装饰几案。东序面向西，大概是在东厢房面向西的座位，孔氏认为这是象征周成王生前供养国老以及宴请群臣的座位。它的席子铺着双层丰席，丰席是蒲草席，也属于蒲类，用这种草做席子，它的边缘则用画帛来做，孔氏认为用五色画帛做边缘是对的。西夹室面向南，是西厢房的夹室，就是下文所说的东房、西房，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东西夹室。大概天子的居室有左右房，房就是室，因为它们夹在中央大室的两侧，所以称为夹室。那么西夹室面向南，就是在西厢房的夹室中，面向南设置这个座位。孔氏认为这是象征周成王生前与亲属私下宴饮的座位。大概夹室是隐蔽的地方，所以在此宴请亲属。它的席子铺着双层笱席，笱是竹笋，取竹笋的皮来做席子。它的边缘则用〇纷来做。《周礼》注说：纷像绶带，有花纹而狭窄，〇纷是黑色的绶带，用它来做笋席的边缘。它的几案则用漆来装饰。孔氏认为骨肉亲情不讲究华丽，所以席子和几案都是质朴的装饰是对的。既然设置了这四个座位，于是又陈列五重玉器，摆出先王的宝器。孔氏认为这两句是下面的总目，下面再分别叙述。〇璧为一重，琬珪和琰珪为一重，大玉为一重，夷玉为一重，天球为一重，这就是五重玉器。赤刀、大训直到垂之竹矢，是先王的宝器。赤刀，是红色的刀。大训，是《虞书》中的典谟。〇璧，是大璧。琬珪用来治理德行，琰珪用来改变行为，都是九寸长。所有这些都陈列在西厢房。大玉，是大的玉；夷玉，是普通的玉；天球，指磬河图，就是伏羲在黄河得到的图，神马背负的那个。所有这些都陈列在东厢房。〇国家制作的舞衣，大贝，是大的贝虫；鼖鼓，是长八尺的鼓。所有这些陈列在西厢房的夹室，所以称为西房。兑和、垂都是古代的巧匠，他们制造的戈、弓和箭，都是历代所珍视的宝物，所以陈列在东厢房的夹室。以上四条，就是前面所说的陈列五重玉器、宝器。路寝的规制，如同明堂。明堂有五室，这路寝特别有东西房的。郑〇认为成王崩逝在镐京，镐京的居室沿袭文武的制度，不再更改，所以同诸侯的制度一样，有左右房。这个说法恐怕可能是对的。从此以下，又陈列车辂。《周礼》中的车有五辂：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五辂，玉辂是最大的，所以这里称为大辂，在宾阶的西边，宾阶是西阶，称为面的原因，是根据人在堂上面朝南，这辂陈列在那里，它的辕向南，所以称为面。大概在西阶的南边，面向南。金辂紧接着玉辂之后，所以这里称为缀辂。缀辂则陈列在阼阶的南面，大概在东阶的南面。五辂以玉为首称为大辂，金次之称为缀辂，玉与象相配，所以象辂称为先辂，金与木相配，所以木辂称为次辂。因为那两辂，玉为首，金次之，既称为大辂与缀辂，那么这两辂，象为首，木次之，怎么能不称为先辂与次辂呢？塾，是门侧的堂。先辂在左塾的前面，大概在门内的西边，因为塾在堂的前面，所以从内向外说，虽然在西边，但从外向内说，实在是在左边。然而孔氏一定知道车辕向北，也是因为塾前陈列车，辕必面向堂，所以知道向北。次辂在右塾的前面，大概在门内的东边，也是因为塾在堂前，从内向外说，虽然在东边，但从下向上说，实在是在右边。顾氏认为先辂在左塾的前面，在路寝门内的西边，对着玉辂；次辂在右塾的前面，在路寝门内的东边，对着金辂，是对的。孔氏认为从狄设黼扆缀衣到这里，都是象征周成王生前治理国家的事情，所以重视顾命。大概此时将要顾命康王，所以设置成王的座位，让康王听命，好像成王临在上面一样。孔氏又说这里陈列的座位器物，都以西为上，因为王的殡宫在西序的缘故。下面执兵器宿卫的人，则先东后西，因为王在东边，宿卫敬重新王的原因。这个说法有道理。

译两个人头戴雀弁，手持惠矛，站立在毕门之内。四个人头戴綦弁，手持戈，刀刃向上，夹在两阶的台阶边缘。一个人头戴冕，手持刘斧，站立在东堂。一个人头戴冕，手持钺，站立在西堂。一个人头戴冕，手持戣，站立在东垂。一个人头戴冕，手持瞿，站立在西垂。一个人头戴冕，手持锐矛，站立在侧阶。王头戴麻冕，身穿黼裳，从宾阶登上堂。卿士和邦君头戴麻冕，身穿蚁裳，进入并就位。太保、太史、太宗都头戴麻冕，身穿彤裳。太保捧着介圭，上宗捧着同和瑁，从阼阶登上堂。太史拿着册书，从宾阶登上堂。为王宣读册命。

这又是叙述宿卫的人员。两个人头戴雀弁，手持惠矛，站立在毕门之内。毕门是路寝的门。门的左右各有一人守门，所以用两个人。雀弁是赤黑色，像雀头的颜色，属于弁冕一类，用三十升布制成，是士的服饰；弁是大夫的服饰，冕是更高级的服饰，雀弁大概是赤色的弁。惠，孔氏认为是三锋矛，苏氏认为惠的形状斜刃，适宜芟刈，不知谁对。但这二人头戴雀弁，手执惠矛，各站立在毕门内的左右。士服弁，所以这二人大概是士。四个人头戴綦弁，手持戈，刀刃向上，夹在两阶的台阶边缘。戺是堂廉之间。两阶是东西阶，每阶堂廉之间各有二人护卫，所以用这四个人。綦弁，郑玄认为是青黑色，王肃认为是赤黑色，孔氏认为是鹿子皮，各自以意解释，不知谁对。总之只是头戴綦弁，手执戈而刀刃向上，夹在宾主两阶堂廉之间，大概夹在宾主两阶之下，切近于堂棱。这服弁也是由士担任，孔氏说服雀弁、綦弁而立在阶下的都是士，这个说法是对的。

一个人头戴冕，手持刘斧，站立在东堂。从这里开始是阶上宿卫的士，由大夫担任，所以都服冕。刘，孔氏认为是钺属，郑玄认为是现在的镵斧，总之都是斧。这一个人确实头戴冕，手持刘斧，站立在东厢的前堂。郑玄说序内半以前叫堂，谓序内檐下自室壁至于堂廉中半以前总名为堂，这站立在东堂、西堂的，应当在东西厢近阶而立，以备升降之人。一个人头戴冕，手持钺，站立在西堂。钺是大斧。这一个人确实头戴冕，手持钺，站立在西厢的前堂，大概与执刘者相对而立。一个人头戴冕，手持戣，站立在东垂。垂犹言边，大概指远地。这说东垂、西垂，又都头戴冕，所以这垂必是堂上的远地。戣，孔氏认为是防属，郑玄认为是三锋矛，大概这一个人确实头戴冕，手持戣，站立在东厢堂上的远地。一个人头戴冕，手持瞿，站立在西垂。瞿是戣类，也是防属。这一个人确实头戴冕，手持瞿，站立在西厢堂上的远地，与执戣者相对而立。一个人头戴冕，手持锐矛，站立在侧阶。锐也是矛属。侧阶，是堂北的阶。堂北只有一阶，称为侧阶，尤言特阶。大概四个人站立在堂上，其中二人既站立在东西厢的前堂，二人又站立在东西厢堂上的远地，那么堂的南面宿卫者就完备了。所以这一个人确实头戴冕，手持锐矛，站立在堂北的特阶。然而堂北只有一人，因为堂北只有一阶，所以只用一人。这一节所叙述的，都是先东而后西。孔氏说新王在东，宿卫之士敬新王，这个说法是对的。

宿卫之士既都已布列，王于是头戴冕，下穿黼裳。麻冕，古者绩麻三十升为冕，一升八十缕，大概是布之极细者，以此为冕，大概是吉服。大概古者冠冕皆绩麻为，之后世始易之纯。是时王新服防，而服吉服，将受顾命。衮衣之裳非独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而言之。王是时实麻冕黼裳，自西阶而升。必自西阶升者，未受顾命，不敢当王也。卿士者，卿之有事者也。邦君者，诸侯也。卿士与诸侯皆麻冕蚁裳。蚁裳谓其色如蚁也。入即位者，谓入就其常所立之位也。以周礼言，则卿西面，诸侯北面也。孔氏说祭服皆纁衣纁裳，此独纁裳者，卿士邦君于此无事，不可全与祭同，故改其裳以示变于常也。太保、太史、太宗，此三人则有所执事，故特麻冕彤裳。彤，赤色。赤色裳即前所谓纁裳也。盖有所执事，故其服如祭服也。太保则奉大圭。大圭即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者。上宗则奉同与瑁。上宗即大宗伯也。同是爵名，瑁是圭名，长四寸。天子于朝诸侯之际则执以冒诸侯之圭。盖诸侯即位，天子赐之命圭，圭头斜锐，谓其当下则斜刻之如圭头。诸侯来朝，执圭以授天子，天子冒其刻处，如大小相当，则是本所赐圭也。上宗则奉。此同与瑁亦将授于康王也。大宗伯一人，而奉二物者，孔氏谓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必使其下二人各奉一物。此则自阼阶而升，阼阶是东阶也。谓之阼者，阼之为言酢，将酢答于宾客也。太保上宗必自阼阶升者，以圭瑁乃先王所执之物，今太保上宗将以授之康王，故自阼阶而升。若先王有以与之也。一说谓礼，凶事设洗西阶西南，吉事设洗东阶东南。此乃行吉礼，盥洗在

译面向东，所以从阼阶登堂，是因为这样方便。因为身份卑下而不被嫌忌，所以不充当主人的角色。太史这时拿着用成土制成的顾命文书，准备呈献给周王，所以与周王同阶登堂，也是从宾客阶上去，将册书之命进献给周王，这就是顾命。郑玄说“御”就是“向”的意思，周王这时站在宾客阶的东边，太史面向东，位于灵柩的西南方，宣读册书以命令周王继承王位的事，礼仪或许就是这样。

译太史说：“皇后倚靠着玉几，陈述最后的遗命，命令你继承训诫，临朝君临周邦，遵循大法，调和天下，以此报答文武二王光明的训诫。”康王再次拜谢，起身，回答说：“我这样渺小愚昧的末代小子，怎么能治理四方，来敬畏上天的威严呢？”于是接受同爵和瑁圭。康王三次进酒，三次酹酒，三次奠爵。上宗说：“请享用。”太保接过同爵，走下台阶洗手，拿着另一只同爵和璋玉进行报祭，将同爵交给宗人，拜谢，康王回拜。太保接过同爵，祭酒并含酒，交给宗人，拜谢，康王回拜。太保走下台阶，有司收拾祭器，诸侯走出庙门，等候。

太保已经将顾命的册书进呈给康王，于是告诉康王说：“皇后倚靠玉几陈述最后的遗命，皇后指的是成王，皇是大，后是君，即大君。大君在病重将死之时，倚靠玉几称述举出他的最终遗命。终命指的是成王临朝君临天下，发布教令以耸动天下，这是他的最终遗命。孔氏认为太史用这些话感动康王，这种说法是对的。然而之所以命令，大概是命令你康王继续继承这些训诫，以临朝为君于周邦。你今日应当遵循大法，以和道调和天下，用来报答对文王武王光明训诫的回应。大概文武的训诫不过希望后王如此，现在果然能如此，那么文武的训诫就可以回应了。”太史既然这样告诉康王，康王于是再次拜谢，拜受顾命。拜谢后起身，于是说道：“我这样渺小愚昧的末代小子，眇是视不明，眇眇就是非常不明，末是低下，指非常不明，我低下的小子。怎么能治理四方呢？乱是治理，说我岂能如此治理四方吗？只是用这些训辞，来敬畏上天的威命。敬是恭敬不敢怠慢，忌是禁忌不敢触犯。说我不能像成王的训辞那样治理四方，只是用这敬畏上天威严，不敢妄为罢了。”康王既然这样说话，那就是已经不敢坚决推辞，已有承担天子之位的意思，于是接受同爵和瑁圭，在上宗那里接受这同爵和瑁圭，说接受后将手持瑁圭以临诸侯，手持同爵以奉祭祀。康王既然接受同爵和瑁圭，于是拿着同爵到两楹之间的尊处，在殡所东西面而立，三次向神位进爵，所以称为三宿。宿就是肃，肃是进。进酒之后，于是又三次酹酒于地，称为三祭。酹酒之后，于是又三次奠爵于地，称为三咤。然而这里所说的三宿、三祭、三咤，不是说用一只同爵连续进三次、酹三次、奠爵三次，而是每次用一只同爵向神座进一次，然后酹于地，酹于地之后，像这样三次，所以称为三宿、三祭、三咤。康王既然进祭奠完毕，上宗于是赞康王说：“享，是让康王享用这福酒。”康王既然享用完毕，太保于是接过康王所执的同爵，走下台阶，放回篚中，然后用水洗手，后来另用一只同爵拿着半圭的璋，从东阶登上到奠所，酌酒到殡所东西面而报祭，所以称为酢。酢的意思是报，是说康王既祭而太保又祭。太保既报祭完毕，于是就将同爵交给宗人。宗人，是小宗伯。然后拜谢，是拜成王的殡，告知自己已传达顾命。康王于是回拜，尊重所受的顾命，也拜成王的柩。康王既回拜，太保于是又从宗人那里接过先前所执的同爵，在柩前祭酒。这只是一次祭，所以只说祭。祭完之后，于是自己饮福，拿着同爵到嘴边而不饮，称为哜。哜完之后，于是居其所而不动，拿着同爵又交给宗人而拜，向成王的柩禀告，说事毕。康王于是也回拜，拜成王的柩，敬重太保所禀告的。孔氏说康王说享不说哜，太保说哜不说享，互相补充。事既完毕，太保于是走下台阶，有司于是收拾撤去器物，指前所说的狄设。诸侯于是走出庙门以等候天子新的命令。时在路寝而说出庙门，因为成王的殡在那里，所以称为庙下。篇中说二公率领诸侯进入应门，那么诸侯的出是出路寝的门，在应门之内。

康王之诰

康王既然担任天子，于是告诫诸侯，作《康王之诰》。

康王既然接受顾命，昭告成王，于是即天子位，所以称为尸天子。尸，是主。当时康王还在守丧，未亲自处理政事，所以称为尸，像祭祀的尸，只是主持而已，未曾有所作为。这时，诸侯奔走于王，既接受顾命之后，都在门外，将朝见新君。所以康王既接受顾命，担任天子之后，就出于应门之内，将接受百官的朝见。百官既朝，因而进戒康王，于是作诰以回报告诫，所以称为《康王之诰》。东坡苏氏怀疑古者天子居丧不言，现在康王新即位而居成王之位，却告诫诸侯，这是不对的。这时诸侯都来进戒康王，于是因他们的进戒而回报告诫，虽说话也无害。

康王之诰。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边。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边。都铺陈黄色和红色的席子。宾客称颂拿着圭和兼币说：“一二臣卫敢执壤奠。”都再次拜谢稽首。王以嗣德答拜。

这康王之诰，四字是旧竹简所标的题目。而

译孔安国保存了这些记载。天子有五种门，其中里面的那一道是寝门，也就是《诗经》中所说的毕门。成王的殡宫在毕门之内，所以《顾命》中所说的“出庙门等待”，就是出这毕门之外。因为殡宫在那里，所以称之为庙门。诸侯都出到毕门外等待朝见，所以康王于是出到应门之内。应门之内就是毕门之外。这毕门之外、应门之内，就是《周礼》所说的内朝。天子有三种朝会：外朝在雉门之内，由朝士掌管；内朝在应门之内，由司士掌管；燕朝在路寝，由太仆掌管。当时殡宫既在路寝门内，所以康王于是以内朝来会见诸侯。这时太保召公担任西伯，所以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的左边；毕公担任太师，代替周公担任东伯，所以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的右边。孔颖达说面向北时以东为右，以西为左。这时两位公爵率领诸侯将要朝见天子，都面向北站立，所以以东为右，以西为左。召公率领西方诸侯，所以进入应门的左边，是站在西厢；毕公率领东方诸侯，所以进入应门的右边，是站在东厢。少頴等儒者却说从西边来进入左边，从东边来进入右边，用以表明人臣侍奉君主不敢自便。他们的意思是以应门的左右从面南的角度来看，东为左，西为右。现在召公率领西方诸侯应当进入右边，现在却进入左边；毕公率领东方诸侯应当进入左边，现在却进入右边，所以是不敢自便。总之，不如孔氏的解释明白直截。诸侯已经进入，于是都陈列四匹黄马，并把它们的尾巴和鬃毛染成红色，作为庭实之物。唐代的孔氏说成王刚去世，就有在京师的诸侯前来，遇到国丧，因而会见新君。这也有道理。孔氏说小行人将六璧圭与马璋相合，将皮与璧相合，将帛与琮相合，将锦与琥相合，将绣与璜相合，将黼与璜相合。五等诸侯朝见天子，用璧贝和圭璋。这是二王之后，这里陈列马的是二王之后朝见天子的物品，只取这些物品来总括表示众诸侯进献朝见的意思，所以说诸侯都陈列。大概诸侯朝见天子都有币帛，有的用马，有的用皮，有的用帛，有的用锦，有的用绣黼。物品多怎么能陈列在天子庭中，所以各自有所兼带的物品捧着进献给天子，比如以马为币，就用圭来兼带；以皮为币就用璋来兼带，所以在《周礼》中称为合币，在《尚书》中称为兼币。这上文既说“都陈列四匹黄马染红”，是说以马为币。所以宾客就捧着圭来兼带，是适宜的。宾客就是众诸侯中的一人，诸侯对于天子是宾客，所以说宾客。大概诸侯列在天子庭中，其中一人就举起兼带币帛捧着圭的话，来告诉天子说：“一二臣为天子藩卫的，敢各自拿着土地所出产的东西，放在庭中，作为进见之物。”说完之后，于是各自再拜稽首，以表达极致的敬意。由此壤奠推知，那么陈列四匹黄马染红不只是陈列马而已，只是作书的人取尊者所陈列的，来总括表示诸侯所陈列的物品而已。孔氏的话，所以更加有道理。诸侯既已奠币，又如此致敬。当时天子新即位，继承前人的明德，所谓列在庭中的诸侯，都是先朝的旧臣，所以天子以义权衡。说我今天新继承前人的明德，虽然答拜也没有嫌疑。

译太保和芮伯都走上前，互相作揖，都两次跪拜叩头说：“我们敢恭敬地禀告天子：皇天改变了大商国的天命，只有周文王、武王大大地接受了天命，能够体恤西土的人民。只有刚刚去世的成王，完全协调赏罚，平定了功业，把美好的遗泽施予后人。现在大王要敬重这一点啊！壮大六军，不要败坏我们高祖艰难得来的天命。”

大王已经答拜，于是太保、召公和芮伯两人率领诸侯百官都走上前，只提到两位公爵，是因为当时太保担任冢宰，芮伯担任司徒，两位公爵实际上是六卿的首领，所以作书的人举出他们来说，其实诸侯都走上前了。互相作揖，王氏认为是殡礼中的人，说两位公爵率领诸侯百官都走上前互相作揖，于是又两次跪拜叩头，大概是表示敬意将要进献规劝的话。先前的儒者都认为互相作揖是互相看着作揖，说太保向群臣作揖，群臣又回报太保作揖，大概是作揖让他们一起走上前，然而经文说都走上前互相作揖，那就不是作揖让他们一起走上前了。又篇末说互相作揖快步走出，那么走上前之后互相作揖，于是跪拜，接受命令之后互相作揖，于是快步走出，对于经文既符合礼仪，也是适宜的。说：“敢恭敬地禀告天子”，从这里开始是太保以下进献规劝的话。说臣等敢恭敬地禀告康王，恭敬地禀告就表明他们禀告的不是苟且简略无用的空话。皇天改变了大商国的天命，只有周文王、武王大大地接受了天命，能够体恤西土的人民，是说周的天下本来是商的天下，纣王行为不道，所以皇天把商改为周。关于“羑若”的解释，各家不同，两孔认为天改变了商命，文王武王大大地接受了天道而顺从它，这是把“羑”解释为顺，说文王武王能够顺从天道。王氏的解释则认为文王武王之所以大大地接受天命，是因为他们顺从而没有恶行，顺从而没有逆反，没有逆反恶行所以能够爱人，因此能够体恤西土，这种解释迂腐牵强不可采纳。苏氏则把“羑”当作羑里的羑，说文王从羑里囚禁中出来，天命开始顺从，周人记载这件事称之为“羑若”，康王刚即位，所以告诉他文王武王艰难的事情，这个解释“羑”字很明白，但“若”字说周人记载称之为“羑若”，恐怕不妥，都不如两孔的解释平稳安适。大概天改变了商命，只有文王武王大大地接受了它，他们的道能够顺从天，所以能够怜悯体恤西土的人民而安抚他们，以显示文王武王拥有天下本在于施行仁政。只有刚刚去世的成王，孔氏认为文王武王能够怜悯体恤西土，所以能够新近登上王位，不如其他儒者认为新近去世的是成王，大概“陟”是升的意思，天子死称为升遐，大概是召公说文王武王拥有天下如此，只有这新近升遐的成王继承他，能够完全协调赏罚来平定文王武王的功业，大概治理天下的道理，应当罚罪而已，赏赐应当符合功劳，惩罚应当符合罪行，那么天下就治理好了，所谓协调赏罚，大概是调和赏罚使之符合功劳罪行，比如衮衣赐给周公出兵践踏淮夷，就是赏罚。只有成王能这样，所以文王武王的功业，因此能够平定它。平定，战胜的意思，犹如说克定。说能够平定他们的功业。成王能这样，所以今天施予，留给你们后人，以美好的，都来自平定之中。现在大王要敬重它啊！召公说康王继承这个，确实不可忽视。张先生说：敬重就能历年长久，不敬重就早早坠落天命。这是召公平生所学，所以陈述给成王的屡次了，所以现在又告诉康王。壮大六军，不要败坏我们高祖艰难得来的天命。这大概是召公告诫康王，说成王既以赏罚平定功业，希望康王也壮大六军，来强壮王室，使不废弃文王武王艰难得来的天命。张无垢说这一章，我深切怀疑它。新王即位，元老大臣应当以道德进献规劝，而仅仅以赏罚六军为言，为什么呢？大概从后稷到文王武王，积累基业，深仁厚泽，浸渍人心已经牢固，只有商朝余民心怀旧主，每次伺机而动，想逞其奸诈。周家素有仁厚的教化，来结纳他们的心，现在却又以赏罚的严明，六军的完备，来阻止他们的奸诈。达到这样的程度，那么小人就化为君子。这是召公深谋远虑，体察事物衡量情理，制定的策略。所以赏罚六军的说法，施行于康王执政之时，如果没有商民的变化，就不可以作为训诫。深远啊，这种考虑！

大王说：“各邦国的侯、甸、男、卫，只有我一人钊回报训诰。从前君主文王武王大大地安定富足，不追求过错，达到整齐，信用昭明于天下。那么也有熊罴般的勇士，没有二心的臣子，保卫王家，用来端正天命于上帝。皇天因此训导他们的道，赋予四方。于是命令建立诸侯树立屏障，在我们后世的人中。现在我一二伯父，还互相顾及，安抚你们先公的臣子服从先王。虽然你们身体在外，你们的心没有不在王室的，用来奉行体恤他们的顺从，不要留给幼子羞耻。”

召公等既率领诸侯进献规劝大王，于是回报训诰。凡是经文说“王若曰”的，不是大臣以王意作训诰，就是史官不能完全保存王言，于是以王意所说的话记录它，不免在其中润色。然而这“王若曰”，难道不是史官以康王的意思记载他的话吗？各邦国的侯、甸、男、卫，呼唤他们的人而告诉他们也。前进献规劝，那么召公、芮伯都走上前；这回报训诰，那么不及两位公爵而只呼唤各邦国的，是因为两位公爵是顾命大臣，康王所师承，不敢斥责以告诉他们也。康王刚即位，各邦国都是先朝分封的诸侯，所以称“只有我一人钊”的，是自谦而召示尊重诸侯的意思。回报训诰，大概他们以这个

译召公进谏于我，所以我用这篇诰辞来回报他。从前文王、武王使天下富足均平，不致力于刑罚，这是康王的意思，大概是说召公等人进谏，都说成王以赏罚来确立功业，想要自己依靠六军来保全性命。康王则认为按照自己的心意揣度，似乎有所不安，所以引用文王、武王的事迹来报告他们。说：“从前文王、武王对于天下，都大大地均平其富厚的恩泽，使得家家给人足，不把用刑罚治理人作为要务。”凡是他们在庙堂之上亲身实行的，只有达到极致的治理，确实用这种道理充实于自身，所以发出光辉，就昭明于天下。说爱民之德，自然足以昭明显见于天下，使天下只见德而不见刑，不等待协调赏罚、张扬六军。王氏说“底至”，是达到极致的意思。《大学》的道理，格物而后知至，大概是穷究事理的事，说极其穷究事理的妙处。张彦政推广他的意思，说“底至”，是达到极致的意思。达到极致所以穷究事理、齐正诚信，达到专一。达到专一所以尽性，这又是因袭王氏的说法而强行牵强附会，并不恰当。大概“齐”是圣人肃敬的德行；“信”是圣人真诚笃实的德行。文王、武王对于齐正诚信的德行能达到其极致，大概是极其至极。康王既然说了文王、武王致力于德行而不致力于刑罚的事，以表明自己应当只崇尚德行。大概文王、武王之时，只因为致力于德行而不致力于刑罚，所以一时的臣子中有熊罴般的勇士，以奋起他们的忠勇之力，在外捍卫；有不二心的臣子，以效忠他们的忠直，在内弥补缺失。内外同心，以保保安定治理王家，所以国运至今绵延巩固。又有以此表明得到人才，就不必张扬六军。文王、武王只因为能这样，所以能端正天命于上天。“端命”的说法，各家不同。孔氏说“接受上天端直之命”，加了一个“受”字，这个说法不可采用。少颖说“端”是“当”的意思，也不妥当。张无垢说用这个“端”，直接说命于帝，也自相牵强，不如说文王、武王只用上文所说的事，以开创大命于上天，这个说法简易而不费言辞。文王、武王既然用此道，以开创大命于上天，所以上天顺应其道，而授予他们天下四方，让他们做君主。文王、武王既然做了天下的君主，又不止为一时打算，于是广泛分封诸侯，以端正其屏藩之助，以蕃卫我的后嗣子孙。康王在这里大概是用诰辞回报诸侯，想要他们推诚匡卫王室，所以说文王、武王之所以分封诸侯，实在是为我子孙设立的。那么作为诸侯的，应当如何做呢？只应当相互顾念安行你们祖先臣服于我先王的事，而辅佐我一人就够了。“胥”是相互，“暨”是与，“顾”是顾念，大概是想要相互顾念以安行你们祖先的事，所以说“胥暨顾”。同姓称为伯父叔父，异姓称为伯舅叔舅。康王只说伯父，是举尊者告知，那么卑者也在其中了。虽然你们身在外，但心没有不在王室的，大概是康王说你们诸侯不要因为身远离王室就不念人君，说身虽然在外，而心则应当念念不忘王家。张无垢说人臣没有自己，以人主为自己；人臣无心，以人主为心。以人主为自己，所以身在外而不因在外而自弃；以人主为心，所以心在王室而不因王室为远。这个说法很恰当。用“奉恤厥若，无遗鞠子羞”，这又是康王责备他们的深切之处。说你们诸侯应当用我这话，奉持忧虑其所顺从的，谓应当忧虑其所当行之事，以辅佐我一人，使我一人依赖你们，不可违背其训诫而反给我以羞辱之事。顺从此话则是我的荣耀，反对此话则是我的耻辱。

译各位公卿既然都听从了命令，便相互作揖，快步退出。康王脱下冕冠，换回丧服。

康王已经宣告了诰命，各位公卿对召公及以下入朝即位、受王诰命相礼的诸侯卿大夫作揖，于是他们全都快步退出。大概臣子进见时，一定要等到君主作揖后才敢拜见；将要退下时，一定要等到君主作揖后才敢退出，以此显示人臣的进退只听从君主的命令。康王脱下冕冠，换回丧服。大概因为康王自接受顾命之时，穿着麻冕和黼裳，如今事情已经完毕，所以将先前所穿的黼冕之服脱去，改穿吉服以从丧礼，穿着丧服居住在倚庐之中。苏东坡怀疑在守丧期间以吉服接见诸侯是失礼的，然而当时的召公是先朝老臣，与周公相处很久，研习礼制非一日之功，不至于失礼。况且在顾命之前，未曾有过穿吉服接受顾命的先例，召公必定有所斟酌，怎么可以固执一种说法来怀疑圣贤，而不思考还有另一种说法呢？召公这样实行，孔子予以肯定，从当时到现在没有人敢议论，必定是没有可疑之处的。况且当时孔门的高足弟子稍有可疑之处，无不咨询访问，比如高宗谅阴显然的道理，稍有可疑尚且要质问圣人，何况这守丧期间穿吉服如果有可疑，怎么能不问呢？所以虽然苏氏的说法反复有据，也不敢因此怀疑召公。

尚书详解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二十四

宋 夏僎 撰

毕命

康王命令作册毕，分别安置居民，在成周的郊外，作了《毕命》。

周公建造洛邑，将殷商那些难以教化的大家族世族迁到那里，并亲自教化他们。那个地方叫做成周，因为周朝的安危只取决于这些殷商遗民，周道能否成就，系于殷商遗民是否安定，所以叫做成周。周公去世后，君陈接替了他。君陈去世后，康王于是命令毕公以元老大臣的身份亲自完成这最后的工作。大概周公开始时，特别以深厚的仁德和恩泽包容并调服他们。到了君陈时期，他们渐渐知道趋向正道，然而也不可以深加督责，只是在宽缓中略微加以控制之意。到了毕公时期，善良的人知道如何自我勉励，而不善良的人也能没有怙恶不悛的过失。所以康王命令毕公分别安置居民，大概是指分别安置善恶之人所居住的里巷。善良的人就表彰他们，使为善的人知道有所仰慕；不善良的人就划分他们的井田疆界，使为恶的人知道恶行不可为。所以叫做分居里。康王认为毕公是四朝元老，亲自出来治理百姓，所以特别制作册命以加重他的使命，叫做作册毕。正是为毕公而作册命。无垢说，观察周公处理商民一事，其巧思深智，不是后人所能企及的。比如商民不服，在白起那里，坑杀四十万人是可以的；在项羽那里，坑杀二十万人是可以的。周公肯这样做吗？在晋武帝那里，使左边的边卒发生元海的灾难；在苻坚那里，用作心腹，最终发生慕容垂的叛乱。周公肯这样做吗？唉！杀他们既不可以，任用他们也不可以，将他们迁到洛邑，使他们每天看到周朝的仁政，每天听到周朝的仁声，每天亲近周朝的仁人君子，优游涵养以改变他们不服的心，像这样有三十六年了。难以教化的人有的老了有的死了，已经教化的人正年轻正新生。在这个时候，能不有耸动之术以一新他们的耳目，为永久之计吗？君陈分别正邪，固然有其方法。至于毕公，则清楚地表彰区别善恶，表彰他们的住宅里巷，使知道为善的人这样而尊荣；不遵循训典的人，则划分他们的井田疆界，使知道为恶的人这样而屈辱。又申明划定郊野边界，使作奸犯科的人无所觊觎；谨慎巩固封疆守卫，使安居的人常虑危险。其耸动之术可谓尽善尽美。这话可谓深得周家对待顽民的意思。

毕命，康王十二年六月庚午日月初生明，过了三天壬申日，康王早晨从宗周出发到丰，率领成周的民众，命令毕公保卫治理东郊。

这“毕命”二字，是竹简旧标的题目，安国保留下来。从“惟十有二年”到“保厘东郊”，当时史官将要叙述毕公教化商民的事，所以先叙述他命令毕公的原因。惟十有二年，是康王即位的十二年。这一年六月三日庚午，叫做朏，《说文》说“朏”是月亮未盛之明，大概是月之三日，月亮刚开始生明。史官将要记录初六日壬申册命毕公的事，恐怕后世无法知道壬申是月之六日，所以先说庚午朏是初三日，那么壬申才可以考证其为六日。书写记录的人，大抵如此，也如同后世记日，先说某月某朔，然后才开始说某日作某事。宗周是镐京，丰，文王的庙在那里。将要命令毕公，必须到庙里行事，所以康王早朝徐行，从宗周到丰文王之庙，然后率领成周所迁的商余众士，命令毕公保卫治理他们。成周之地，在宗周的东边，所以叫做东郊。“厘”是分析而治理的意思，就是分居里的意思，保安也。安以治之，则所谓保厘，不是强行唠叨于其间，也是因其善恶之自然而表彰区别而已。这就叫做保厘。

康王说：“唉！父师！只有文王、武王将大德施于天下，因此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只有周公辅佐先王，安定他们的家业，警惕殷商的顽民，将他们迁到洛邑，靠近王室，以教化他们的训诫。已经历了三纪，世变风移，四方没有忧患，我一人得以安宁。道有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