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二十五

译黎，难道九黎也是蚩尤的后代吗？各种说法不一，总之只是一个无道害民的人罢了。吕侯打算向当时的人宣扬轻刑的主张，所以先引用蚩尤、苗民开创祸乱阶梯、施行惨酷刑罚的事例作为证据。大概上古风俗淳厚，没有败坏常理、逾越法度的人，到了蚩尤才开始做扰乱百姓的事，道德教化逐渐相互影响，善良的百姓也受其波及，没有不变为寇盗贼害的。所谓“鸱枭”之义，是指以抄掠良善为外在的奸恶，以藏匿罪行为内在的犯罪，以抢劫掠夺、偷窃抢夺、欺诈矫饰为手段，来防止杀害他人。孔氏说，成群结队抢劫叫“寇”，杀人致死叫“贼”，鸱枭是贪婪残忍的鸟，是说盗贼像鸱枭一样抄掠他人，这都是蚩尤造作恶行，平民受其感化才到了这种地步。想来也是蚩尤暴虐、刑罚惨酷，百姓忍受不了他的毒害，才到了这种极端。其后到了尧舜的时候，有三苗国的君主，积恶尤其严重，所以吕侯斥责他们为“苗民”。郑氏说苗民就是九黎的后代，颛顼诛杀九黎，他们的子孙分为三国，高辛氏衰微时，又恢复九黎的恶行，尧兴起又诛杀他们，尧末年又在朝中作为舜的臣子，尧流放他们之后，禹摄政时又在洞庭违背命令，禹又诛杀他们。周穆王深深厌恶这个家族三代凶恶的德行，所以斥责他们的恶行而称他们为“民”。由此说来，三苗、九黎的后代，九黎、蚩尤的后代，追根溯源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蚩尤既已作乱，苗民继之，又不采用善道来教化百姓，只是一切用刑罚来制约，于是在五刑之中更加惨虐，称为“五虐之刑”。五刑是先王的制度，意在防止百姓过分，都是残忍的做法，现在苗民超越法度制定刑罚，却反而称之为“法”，以此来杀戮无罪的人，大概非法杀人，却反而自称符合制定法度的本意。另一种说法认为“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是一整句话，意思是本来有善的制度而苗民不用，用刑罚来代替，于是作五虐之刑，自称为法，这种说法也通。正因为作了五虐之刑，所以劓、刵、防、黥这些先王制度中不可避免的刑罚，苗民却做得过分，所以称为“爰始淫为劓、刵、防、黥”。大概是不遵循中道的制度而过分惨酷。郑氏说劓、刵是用刀截断，防是去势之苦，黥面比墨额更甚，这些刑罚之所以称为“淫为”，就是因为过分。然而古人用刑，各自根据罪行的轻重来增减惩罚，现在苗民既然过分制定了防、黥的制度，至于那些有罪而依附于刑罚的人，也一并用刑罚制裁，更不论其轻重与有罪无罪。所以说“罔差有辞”。孔氏说，对狱中有罪的人没有辩解，无罪的人有辩解，苗民断案时一概定罪，没有区分有正当理由的人，是说滥及无辜。这种说法很恰当，但孔氏将“丽”读作“离”，意为施加，说苗民在施加刑罚时一并制裁无罪之人，似乎不太妥当，所以不敢认同。只有三苗的君主亵渎扰乱刑罚，到了这种地步，所以当时的百姓也都逐渐相互影响，化为恶人，昏昧地相似，纷乱地散漫，没有一个人能符合信义。“中”就是“当”的意思，是说所做的事都是亵渎扰乱之事，不符合信义。正因为亵渎扰乱而无信，所以诅咒盟誓之事虽然先王用来弥补信义所不及之处，而当时的人却都自取败亡。周官中的司盟，对违抗命令的万民进行盟誓，对不信的人进行诅咒，有狱讼的人则让他们盟誓。大概百姓难以整齐划一，信义不足以团结，所以借助神灵来使他们畏惧，这是先王所不能避免的。现在既然破坏了盟誓，就必然相互倾陷，互相谗害消灭，而三苗暴虐的威势于是导致大量杀戮，被杀的人很多，所以纷纷向天申诉无罪。上天虽然高远，但日日监视在下，所以因为百姓的申诉而向下审视苗民，果然没有德行的芬芳，只有暴虐的刑罚传达到上面，唯有腥秽之气罢了。这有苗被诛杀，虽然说是尧诛杀的，但实际上是天命所致。

译皇帝哀怜那些无辜被杀戮的百姓，用威严来报复暴虐，断绝苗民的祸根，使他们不再世代存在于天下。于是命令重和黎断绝天地之间的交通，使神灵不再降临人间。诸侯及在下官吏，都明白地辅佐常道，使鳏寡孤独之人没有遮蔽。皇帝虚心询问下民，鳏寡孤独之人对苗民之事有称颂之辞。有德行的威严使人敬畏，有德行的明察使人信服，于是命令三位贤臣（伯夷、禹、稷）为民忧虑功业。伯夷颁降礼典，用刑罚来矫正百姓的邪心。禹治理水土，主管命名山川。稷颁降播种之法，使农业种植出优良的谷物。三位贤臣成就功业，使百姓殷实富足。士人在刑罚的中正中制定百姓的规范，以此来教化纯厚的德行。在上者庄重肃穆，在下者光明正大，光辉照耀四方，无不勤勉地追求德行。因此，他们明晓刑罚的中正，率领百姓治理天下，辅佐常道。

苗民既然肆意施行暴虐，下民无法忍受，正向上控告他们的无辜。上帝监察此事，知道他们无辜。于是帝尧知晓天意所向，哀伤怜悯那些遭受有苗杀戮而无罪的人，便以德行和威严诛伐，来报复苗民的暴虐，断绝他们的后代，使他们没有继世而在天下的人。这是说诛绝他们。然而到了舜的时代还有残留者，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苗民种类太多，尧的遏绝只是针对当时为首领的人，那些不是首领的或是支庶，尧怎能全部断绝？这就是为什么到了舜的时代，他们的遗种又繁衍起来的原因。尧既然断绝苗民不再世代存在于天下，接着又想到苗民之所以导致动乱，都是因为不守诚信而败坏古人诅盟之事，于是借助鬼神来迷惑愚民，从而引发祸乱。所以尧在遏绝之后，一定要命令重和黎来端正神与人的界限。大概在天上有神，在地上有人，幽明之间截然不可混淆。现在苗民既然借助鬼神来引发动乱，就引天神来迷惑愚民，就像汉末张角一天之内同时起事的三十六万人，这都是借助鬼神来引发动乱的。现在三苗的风俗既然这样，所以尧命令重和黎断绝天地之间的交通，使神灵不再降格，意思是断绝地上的百姓，使他们不能用妖术格于天上的神灵，断绝天上的神灵，使他们不能假借名字降临到地上的百姓，大概是想要堵塞他们产生动乱的途径。孔氏引用《楚语》说：“昭王问观射父说：‘周书所说的重黎确实使天地不通的是什么意思？’如果不这样，百姓就能登天吗？回答说：‘不是这个意思。古代百姓和神灵不混杂，少昊氏衰落时，九黎扰乱德行，家家都做巫史，百姓和神灵地位相同，灾祸接连发生。颛顼接受天命，于是命令南正重主管天事以归属神灵，北正黎主管地事以归属百姓，使他们恢复旧常，不相侵扰，这就叫做断绝地天通。’后来三苗又恢复九黎的德行，尧又培育重黎的后代，不让旧人再掌管，由此知道重就是羲，黎就是和。”但这把重黎断绝地天通当作尧时的事，而《楚语》却指为颛顼时的事，现在暂且以经文为据，尧即命令重和黎端正神与人的界限，以断绝苗民产生动乱的途径，所以诸侯及在下官吏受其感化，于是明白地辅佐常道而不敢做幽暗隐秘的神怪之事，即使是鳏寡穷困的百姓也能向上传达他们的情况，而没有遮蔽不通的。大概苗民借助鬼神来引发动乱，那些同恶相济的人共同施行暴虐来残害小民，所以鳏寡有想说话而不能上达，现在既然断绝了动乱的途径，而人不再借助鬼神来产生动乱，这就是鳏寡没有遮蔽的原因。元后指诸侯，在下指群吏。诸侯及群吏都不事奉幽暗隐秘的鬼神，而明于明白的人，不从事诡异妖术，而辅佐世间的常道。这样百姓就习惯于诚实，下面没有隐藏的情况，所以鳏寡无告之人都能陈说他们的哀苦之情于上，而没有遮蔽的人。这种说法美好啊！鳏寡之情既然没有遮蔽，都能上达，那么百姓的利弊，尧没有不知道的。于是帝尧便虚心询问下民，所谓清，就是虚心屈己以延问于下，如没有污垢。所谓无非诚实，曾不以一毫名位滓于其中，这就是所谓清问。大概他的询问如同父母询问子女的饥渴寒暑，岂有嫌疑置于心中呢？尧忘记其君位的尊贵而诚心致问，所以鳏寡之民感其诚实，都对遏苗之事有称颂之辞。所称颂的，就是德行威严使人敬畏，德行明察使人信服。旧说都认为有辞于苗民，然而到了那时，苗民已经遏绝，鳏寡已经无蔽，不应在此再有怨辞。加上下文德行威严使人敬畏，德行明察使人信服两句无所系属，所以知道此有辞于苗，应当是有美辞于尧，感遏苗之事。大概苗民的暴虐，尧以威严报复，那么尧的威严不是赫赫之威，而是德行威严。因为威严来自德行，所以威严一震而人无不敬畏。苗民的奸邪，尧以明察洞察，那么尧的明察不是察察之明，而是德行明察。因为明察来自德行，所以明察一照而人无能逃避。鳏寡以此辞而称尧伐苗之事，岂不简而当哉？尧遏绝苗民而鳏寡如此颂扬，那么民乱就消除了。民乱既除，那么民生不可不厚，于是命令三位贤臣为民忧虑功业。大概想要使百姓生活丰厚。恤是忧虑，意思是忧虑他们在民上的功业，犹言功不及民以为己忧。三后就是伯夷、禹、稷。伯夷掌管礼仪，所以颁降礼典以显示于民。然而礼有品节条目，容易强加于世而难于百姓全部遵从，所以伯夷既示以礼典，于是又以刑罚来折服其邪心，使之畏惧刑罚的威严而尽

译趋近礼制，这就是典礼中提及刑罚的原因。然而伯夷所掌管的刑罚并非真正施行，只是借此使百姓心生畏惧罢了。禹担任司空，主管土地，所以在平定水土、为百姓消除祸患之后，又辨别山川的主名，即九州各自有一座名山和一条大河作为主名，例如兖州的山叫防稽，河叫三江；荆州的山叫衡山，河叫江汉，就是这样的道理。弃担任后稷，主管农业，所以颁布播种的方法，让从事农业的人都能培育优良的禾麦，播种有了法则，杂草就不会生长，而优良的谷物就能成熟了。这些都是尧任命他们去做的，是担忧他们为百姓建立的功业。尧任用的人很多，唯独提到这三位，大概是因为教化百姓、安定百姓、养育百姓，尤其体现了尧对百姓深切的忧虑。正因为尧这样任命他们，所以这三位都取得了成功。功业既成，他们都变得富裕丰厚，所以说“惟殷于民”，殷盛就是富裕兴盛的意思。百姓既已富裕兴盛，尧又担心他们沉溺于富贵，或许会再次萌生作乱的念头，不能不有所防备，于是又任命士师这个官职，让他在刑罚的中道范围内管制百姓，意思是运用中等的法典来防范百姓。之所以这样做，大凡是为了教化百姓，让他们常怀敬德之心，不至于再次陷入混乱。吕侯在讲述了尧于三代成功之后，任命士师用刑罚来管制百姓之后，恐怕当时的人不明白这前后的本末次序，误以为尧专门用刑罚来管制百姓，所以下面又重申前面的说法，说这是“刑”，而不是“徒刑”。君主庄重恭敬，以敬德居于上位，臣子光明磊落，以明德居于下位，上下之间以德行相互辅助，酝酿感化，一旦向四方发扬光大，就像点燃的火焰一样，一盏灯点燃千万盏灯，没有穷尽，必定达到极致。四方万里之内，没有不勤于修德的，然后才明确刑罚的中道，用来引导百姓顺从，又用来治理百姓。率，就是引导他们顺从；乂，就是治理他们。然而尧所说的引导和治理，难道专门是为了伤害百姓的身体吗？也不过是想辅助百姓恢复本来的善性罢了。百姓丧失了本来的善性，只是用刑罚警戒他们，使他们惊动知畏，从而恢复本来的善性。因此尧的刑罚虽然具备，但实际上未曾真正施行。这又是《吕刑》详细阐明尧使用刑罚的用意。

译掌管刑狱并非要断绝威严，而是要断绝贪求财富。敬畏戒慎，不挑剔言语，自身能够克制以契合天德，自己创造美好的命运，与上天相配，恩泽惠及在下。

吕侯在上述尧帝详审仁恕的用刑事例之后，于是呼告所有掌管刑狱的人来告诫他们。两位孔氏学者认为这“典狱”是指尧时的典狱官，说尧时的典狱官并非能断绝威严，而是能断绝贪求财富。于是将这一段都归结为尧时典狱官的行为。如果这样，那就是吕侯直接叙述尧的事迹，中间没有教化的意味，不足以用来训诫世人，我不敢认同这种看法。大概这是吕侯呼告当时的典狱官告诫他们说：“凡是掌管刑狱的人，有罪应当诛杀，必须施行威严，并不是想要断绝刑罚的威严，而是要断绝接受贿赂以求取财富。因为接受贿赂求取财富，就会用钱财改变狱讼，冤枉与正直不分，无辜的人就会很多，所以只想要断绝贪求财富。”无垢先生认为，穆王之时衰败弊病可知，以贿赂为心的人，不过是市井之徒，怎么能担任朝廷的卿士？现在穆王命令太仆正说：“只有财物才是吉祥。”告诫司政和典狱官说：“希望威严能战胜财物。”告诫拥有封地和土地的诸侯说：“只有财物才会招致祸患。”告诫百官和宗族说：“狱讼中的财物不是宝物。”现在又告诫典狱官说：“要断绝贪求财富。”那么当时的风俗就可以知道了。这个论述很高明，既然说典狱不应当断绝威严，又明确告诉说：“威严不应当断绝，这就是你应当敬畏并使用的。财富不可不断绝，这就是你应当忌讳而不使用的。”你对于应当敬畏的能够敬畏，对于应当忌讳的能够忌讳，使你身上的行为，都可以说出口，不必选择后才说。这样你的所作所为，浑然纯粹美好，没有瑕疵可指，难道不与天德相合吗？因为天的德性对万物仁爱，现在典狱官能够敬畏和忌讳，那么他的心仁爱宽恕慈祥，可想而知。这就是能够与天德相合的原因。既然能与天德相合，那么上天赐予他善命，难道是偏私于我吗？实在是我自己有招致它的原因。所以称为自己创造美好的命运。这样典狱官，身体虽然在下位，但向上能够契合天的德性，就像所说的配天，他的恩泽默默符合天意，就像所说的能够承受天心，所以称为配享在下，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

王说：“唉！四方掌管政事和刑狱的官员，你们不就是天命的牧养者吗？现在你们以什么为鉴戒？不就是伯夷颁布刑罚的引导吗？现在你们以什么为惩戒？就是苗民不审察狱讼的依附，不选择善良的人来观察五刑的适中。当时众人凭借威严夺取财物，断制五刑，扰乱无辜。上帝不洁净他们的行为，降下灾祸给苗民。苗民对于惩罚没有怨言，于是断绝了他们的世系。”这是吕侯又呼告四方侯国掌管政事和刑狱的官员来告诉他们的。解说者将“四方司政”作为一句，“典狱非尔”作为一句，“惟作天牧”作为一句。大概认为吕侯呼告四方主政治的人，说：“你作为司政和典狱，就不是你的职责，只是作为天的牧养者，说是天牧养百姓罢了。”这个说法也通顺，但“典狱非尔”这句话似乎不安妥，所以不敢遵从。吕侯呼告四方侯国司政和典狱的人告诉他们：“你们典狱的官吏，不就是为天牧养这些百姓的人吗？既然为天养民，就应当抚摩涵养，不应当专门用刑罚诛杀。所以告诫说：现在你们将监视什么？难道不是伯夷布刑的道理吗？因为伯夷典礼，不专门用刑，而是用礼教民。那些怠惰不恭敬的人，就用刑罚对待他们。这是伯夷用礼教民，就是布刑的道理，并不是真的用刑。又将惩戒什么呢？就是苗民不审察狱讼的依附，有触犯刑罚的人不论曲直，只要依附于刑罚，一概诛杀，曾经不选择善良的人来观察五刑的适中。无垢先生说，适中，就是重的用重刑，轻的用轻刑，有罪的受刑，无罪的免刑，这就是适中。只有善良的人的心，只怕伤害人，所以能识别刑罚的适中。如果是凶恶的人，志在残忍，以快意，又哪里知道所谓的适中呢？苗民只不选择善良的人来观察刑罚的适中，所以所用的人都是众人逞威以夺取百姓财物的。因为所用的人都是贪婪暴虐的人。只用这些贪婪暴虐的人来断制五刑，所以所加刑罚的人未必都有罪，即使是无辜的人也全部用苛法扰乱他们。因为没有馨香的美德而发扬显闻的，都是腥秽的虐刑，所以上帝都不洁净他们的行为，降下灾祸来惩罚他们。苗民也自知其恶不可掩盖，罪不可解脱，所以承受天的惩罚，也没有怨言，而他的世系于是断绝灭绝不再繁衍。”张无垢说：“有人以为三苗，尧已经断绝了他们的世系，为什么舜时还有三苗呢？大概以前所断绝的，是断绝他们的根本，旁求三苗的子孙来立他们，这是圣人仁厚的极致啊！”

王说：“唉！要思念啊！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都要听我的话，希望有格正的命运。现在你们无不因安慰而懈怠，天天勤勉你们或许会警戒不勤勉，天济助百姓，使我一天不终结，只有终结在于人。你们还要敬畏逆反天命，来侍奉我一人。虽然畏惧不要畏惧，虽然美好不要美好。只有敬畏五刑，来成就三德。一人有喜庆，亿万百姓依赖他。安宁只有长久。”

这又是呼告同姓诸侯来告诫他们，伯父、伯兄，是同姓中尊长的人；仲、叔、季弟，是同姓中在弟弟行列的人；幼子、童孙，是同姓中在子孙行列的人，都要听我的话。

译所谓“庶几有格命”，是说你们同姓诸侯，如果都能听从我的话，那么或许就能顺应天命。“格”是至的意思，指接受诸侯的任命，直至善终而中途不中断。所听信的话，就是下文的内容。如今你们无不通过安慰来勉励自己，每天勤勉，没有谁只是空想我的告诫来让自己勤勉，而实际上并不勤勉的。二孔认为，如今你们诸侯无不用安道来自我勉励，说“我应当勤勉啊”，没有徒然念及我的告诫许诺自我勤勉，而身体力行上却不勤勉的人。无垢则认为，如今你们诸侯应当无不用我安慰的话来每天勤勉职事，不要互相训诫以盘乐而不勤勉职事。少颖则认为，典狱的官员固然应当每天勤勉其事，不要互相告诫以不勤勉。这两种说法，少颖与无垢的意思大致相似，但经文原本用的是“曰”字，不应当解释为“日”字。大概吕侯称呼同姓诸侯，说你们今天只用互相安慰的话说，各自勤勉你们的职责，不要有待我再三告诫却仍然不勤勉的人。大概刑狱关乎人的性命，应当不嫌烦琐细致地全面考察，难道可以不勤勉吗？倘若不勤勉，做事卤莽，无辜者就会受戮，这就是尤其贵在勤勉的原因。接着下文就阐述了应当勤勉的原因，大概刑戮的使用，是天用来整顿乱民，使我人君得以治理。如果典狱的人在一日之间能勤勉与不能勤勉，那么在断狱之事上就有能善始善终的，有不能善始善终的，这完全在于人能否勤勉，这就是不可不勤勉的原因。断狱之事，所谓善终与不善终，是指起初审理此案，尽心竭力推究裁决，无所不至，等到懈怠之心乘虚而入，那么最终就不会卤莽灭裂而漫不经心不加察看了，这就叫做“非终”。如果勤勉的人，开始如此，结束也如此，始终如一，未曾怠慢，这就叫做“惟终”。那么“非终”与“惟终”，事情难道不在于人吗？东坡则认为，刑狱不是用来依赖以治理天下的，天只是用它来整顿乱民而已，大概让我一日之用，并非究竟要道，可以依赖以善终的，只有得人罢了。他的意思是将“天以是整齐乱民”作为一句，“俾我一日非终”作为一句，“惟终在人”作为一句，这种说法也通顺，所以一并保留。吕侯上面已经说了天设立刑辟的用意，全在于得人，因此责备同姓诸侯，说你们或许能恭敬地迎接天命，说天意在此，而你们则恭敬地迎合其意，所以称为“敬逆”。大概说你们诸侯只应当敬顺天命，而勤于断狱之事，以奉承我人君就可以了。这下面接着阐述了所以敬逆天命奉承一人之意。大概人断狱之所以有不合人心的，是因为有喜怒的私心夹杂在心中，所以有喜时就钻皮出羽，有怒时就洗垢索瘢，这难道足以敬逆天命吗？那么今天同姓的诸侯应当如何呢？虽然平时所畏惧的，现在不可以因为畏惧而加重我的法律；虽然平时所认为美好的，现在也不可以因为美好而减轻我的法律。只尽我心中所敬，而不敢忽视五刑之法，使应当重的重，无愧于三德之刚，而刚不至于太苛；应当轻的轻，无愧于三德之柔，而柔不至于太纵；不轻不重而介于轻重之间的，无愧于三德之正直，而正直不至于首鼠两端。这样就是足以敬逆天命了。无垢则认为二孔的训释，是说行事虽然被人畏惧，不要自以为可敬畏；虽然被人赞美，不要自以为有美德，大概内心歉歉，常若不足，然后对于刑狱知道详审深思。如果被人畏惧，就自以为我可敬畏；被人美誉，就自以为我有美德，这样就有轻视天下之心，对于刑狱必然忽略卤莽，而百姓受其弊害了。这种说法也通顺，但与上文不甚贯穿，所以不敢采纳。少颖又认为这“畏”与“休”是祸与福。所谓“虽畏勿畏”，是说虽然有可畏的祸，不要以为畏；所谓“虽休勿休”，是说虽然有可美的福，不要以为美。只应当修德以应对，那么五刑的使用不可以不敬。他的意思是将今天敬逆天命，不应当以祸福夹杂于心，只应当尽我一心的敬，以不忽视五刑之用，使刑用而德成。这种说法也可通顺，所以一并保留。恭敬地使用五刑，不苛酷，以成就洪范三德，那么天下乐事，有超过这个的吗？这就是“一人有庆”的原因。然而刑罚清明，难道只是人君的快乐吗？天下作恶的人无处容身，行善的人有所依托，那么百姓也与之共同快乐了。这就是“兆民赖之”的原因。天子在上面快乐，万民在下面快乐，四海九州都在和气之中，这种安宁，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它的安宁难道只是长久吗？确实长久啊！这一节，无垢的说法恰当吗？

译王说：“唉！各位拥有邦国和土地的人，我告诉你们施行祥善刑罚的道理。如今你们想要安定百姓，难道选择的不应该是合适的人选吗？难道敬重的不应该是刑罚吗？难道裁度的不应该是罪与法相符合吗？原告和被告双方都到庭，法官听取五种言辞。如果五种言辞经过简核确实可信，就按照五种刑罚来定罪。如果五种刑罚经过简核并不确实可信，就按照五种罚金来定罪。如果五种罚金仍然不能使人信服，就按照五种过失来宽宥。五种过失的弊病，在于徇私官情、报复旧怨、内闱请托、贪受贿赂、接受馈赠。犯有这些弊病的人，其罪责与犯人相同，务必审慎克制。对于适用五种刑罚尚有疑问的，应当赦免；对于适用五种罚金尚有疑问的，也应当赦免，务必审慎克制。简核确实可信，要有众人的见证，只依据外貌来考察，没有简核就不予审理。要具备严肃的天威。”

这又是呼告所有拥有邦国和土地的人，告诉他们，意思是连同同姓和异姓的诸侯都一并告知。刑罚是用来杀戮百姓的，怎么能称为祥善呢？而吕侯说“告诉你们祥善的刑罚”，大概是因为先王的刑罚并不是立志于杀人，诛杀无道之人是为了恩惠有道之人，诛杀凶恶之人是为了保护善良之人，制定法律的意义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这就是它被称为祥善刑罚的原因。下面的内容都是关于祥善刑罚的具体事项。吕侯对诸侯说，你们想要安定百姓，究竟要选择什么？刑罚所应当选择的，难道不是善于使用刑罚的人吗？究竟要敬重什么？那么所应当敬重的，难道不是想要敬重五种刑罚的运用吗？究竟要裁度什么？那么所裁度的，难道不是想要使情状与罪行相符合，罪行与法律相符合吗？大概情状或许并非如此而罪行的表象却是如此，罪行或许并非如此而法律的施加却是如此，这些都不是所谓的相符合。苏东坡认为“及”如同秦汉之间所说的“逮”，指罪行并非自己造成，而是被他人牵连的称为“及”，这是最应当谨慎的，所以特别设立这种法律而称之为“及”。他的说法也通顺。吕侯想要诸侯敬听他的话，所以用三个“何”字表示疑问，来激发他们的心；用三个“非”字作为反诘，来勉励他们的心。大体上这三句话是总括性地告知他们。下面则是详细阐述，说凡是审理狱讼的方法，在原告和被告双方的言辞都已经具备，没有甲对乙错的情况，那么就是两人都在法庭，双方的言辞都在眼前，不是偏听一方的言辞。这样是非就可以判断，轻重就可以决定了。然而如果由一个人独自审理，又恐怕聪明有所不及，思虑有所不到，所以一定要由众人听取五种言辞才可以。师，是众人的意思。五辞是指这两造的口供，有的可以判处墨刑，有的可以判处劓刑，有的可以判处剕刑、宫刑、大辟，所以口供有五个等级。众人既然用五种刑罚的法律来听取这些罪行的口供，如果口供与五种刑罚果然简核确实可信，就按照罪状用墨、劓、剕、宫、大辟的刑罚来定罪，意思是罪行在此，就正当地用这种刑罚施加给他。张无垢说简是得到关键言辞，孚是确信无疑。意思是众人用五种刑罚的法律来听取这些罪行的口供，果然得到关键言辞，没有丝毫可疑之处，这就是说确实有罪应当受刑。如果听取五种口供已经得到关键，无可疑之处，等到想要施加刑罚时，罪行与刑罚又有参差不合、龃龉不当，这就是似可刑、似不可刑的情况。所以在这里降低刑罚改为罚金，正当地用五种罚金施加给他，比如墨罚百锾，劓罚加倍之类。虽然这样，但这又是刑罚不简核而降低改为罚金的情况。如果用罚金施加在法律上，虽然可以，但衡量情状，又似乎出于枉法顺从而不符合实情，罚金有不能使人信服的，这就是似可罚、似不可罚的情况。所以在这里又降低罚金改为宽宥过失。大概先王的法律，宽宥过失没有大小之分，如果是过失错误，就直接赦免，不再罚金。从刑罚降到罚金，从罚金降到宽宥过失，到这里就不敢用刑了。吕侯的意思，并不是不想这样做，然而刑罚虽然不可苛刻，但妄用也不可放松而不用。苛刻而妄用，就会滥及善良之人；放松而不用，就会纵容奸恶之人。两者都是不可取的，所以吕侯在降低罚金改为宽宥过失之后，又极力防范五种弊病。大概使用刑罚并不是不想从宽恕，如果容许私情，而宽恕正罪则是不可以的。所谓五种过失的施行，有五种弊病：官、反、内、货、来。官是指曾经同做官职而现在徇私释放犯人的人；又指官吏为请托，为官吏因为犯人旧有恩于审狱之人，现在释放犯人报答前恩的人；又指欺诈反转囚犯口供而强行释放的为反。内是指女人在内闱请托，于是攀附关系释放犯人的人；货是指用财物贿赂，于是释放犯人的人；来是指旧日相互往来，现在攀附关系释放犯人的人。所以五种过失的数量，虽然断狱者有慈祥之意，但因为这五种原因而强行释放犯人，就是过失的弊病了。所以吕侯在这里极力防范，说如果在五种情况中因一件事释放犯人，那么审狱者的罪责与犯人相同。意思是罪行在墨而妄自释放，审狱者也服墨刑；罪行在劓而妄自释放，那么断狱者也服劓刑。然而想要处理这些都能得当的，只有详审的人能做到。所以最后告诫他们要审慎克制。吕侯这一节，本论刑罚有疑问就从罚金，罚金有疑问就从宽宥过失，务求释放犯人，恐怕又因为五种弊病而作奸犯科，于是用“其罪惟均”的话来防范。大概想要让他们知畏而不敢轻易释放犯人。然而又担心无知的人，或许规求避祸，不肯轻易释放犯人，以至于刑罚有疑问而不降低改为罚金，罚金有疑问不再降低改为宽宥过失，所以又翻明前面的意思而告知：五种刑罚有疑问有赦免，五种罚金有疑问有赦免。大概说如前正当地用五种刑罚而五种刑罚果然不简核确实可信的，这就是五种刑罚有疑问，这样的自然应当赦免而改为罚金，你们不可以说轻易释放犯人而其罪责相同就不为之赦免。如前正当地用五种罚金而五种罚金果然不能使人信服的，这就是五种罚金有疑问，这样的自然应当赦免而改为宽宥过失，你们也不可以

译轻率地出入人罪，其罪责是均等的，而且不予赦免。罪行有疑点而按法律本应赦免，处罚有疑点而按法律也本应赦免，只有详加审慎的人才能做到。这是为了阐明前面的意思，所以又说“审慎克制”。没有提到“五过”之疑，是因为处罚有疑点以至于赦免，那就已经是过错，过错既然已经赦免，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所以不再提及。下面所说的“简孚有众，惟貌有稽，无简不聴”这几句话，就是教导诸侯国君关于疑难刑罚的说法。意思是说，人有罪行而典狱官判决，虽然已经获得了囚犯的关键供词，且信服无疑的人很多，但也不能立即施加刑罚，还应当通过观察其神色来考察。这所说的“貌稽”，就是《周礼》大司寇所说的“色听”。这大概是在已经掌握实情之后，又应当考察其神色而采取这种“色听”的做法。如果没有关键供词可得，那就是显然可疑的案件，这就叫做“无简”。“无简”，意思是不需要这样通过观察神色来听取，因为其真假已经显而易见，即使立即赦免也可以。之所以这样做，都是因为畏惧上天的威严。因为狱讼之事，关系到人的性命，更是上天非常关切的事情，所以运用得当，就能成就伟大的天命而配享祭祀；在下面运用不当，就会降下灾祸于苗民，从而断绝他们的世系。祸福报应就像在片刻之间就能显现，典狱官怎么能不畏惧呢？然而一定要说“具严”，“具”是“皆”的意思。因为上面所说的五刑、五罚、五过之事，不论罪行的轻重，都想要人们畏惧天威而不敢轻率议论和轻易判决，所以用“严”来阐述这个道理。

译墨刑之疑而赦免的，罚金一百锾，要查验核实其罪行。劓刑之疑而赦免的，罚金加倍，要查验核实其罪行。剕刑之疑而赦免的，罚金加倍且有差额，要查验核实其罪行。宫刑之疑而赦免的，罚金六百锾，要查验核实其罪行。死刑之疑而赦免的，罚金一千锾，要查验核实其罪行。墨刑的条目有一千条，劓刑的条目有一千条，剕刑的条目有五百条，宫刑的条目有三百条，死刑的条目有二百条。五刑的条目共计三千条。比照上下罪行来定罪，不要僭越扰乱言辞，不要使用不施行的条文，只考察只遵循法律，要审慎地克制执行。

吕侯上面既然说了刑罚有疑应当用罚金抵赎，所以这里就陈述疑罪的轻重以及罚金数额的多少。辟，就是罪。墨罪，是指在额头上刺字并染上墨，就像现在的黥刑配役一样。如果人犯了墨罪而有疑问，即可以判墨刑也可以不判墨刑，这就叫做墨刑之疑。墨刑如果有疑而想要赦免并用罚金抵赎，那么罚金就出一百锾。安国说六两为一锾，一百锾就是六百两。安国解释这里的金认为是黄铁，到了《舜典》中的金则认为是黄金。孔颖达说都是现在的铜，古代金银铜铁总称为金，这种说法很对。然而墨刑之疑，既然要罚金六百两，又不可轻易，应当检阅核实其罪行，应当罚就罚他，所以接着说“阅实其罪”。劓罪，是指割鼻的刑罚。劓罪如果有疑而想要赦免并用罚金抵赎，那么罚金应当出二百锾，即一千二百两。所以经文说“惟倍”，是说加倍于一百锾。然而也必须检阅核实其罪行而后才罚，不可轻易处罚，所以也接着说“阅实其罪”。剕罪，是指断足的刑罚，刖就是断绝，指断绝其足。剕罪如果有疑而想要用罚金抵赎，应当出罚金五百锾，即三千两。所以经文说“倍差”，是说加倍于二百锾成为四百锾，又差倍二百锾即一百，四百加一百就是五百，即出金三千两。然而也必须检阅核实其罪行而后才可以，所以也接着说“核实其罪”。宫罪，是指淫刑，男子则割去生殖器，妇人则幽闭。宫罪如果有疑而想要用罚金抵赎，那么罚金应当出六百锾，即三千六百两。然而也必须检阅核实其罪行而后才可以，所以也接着说“阅实其罪”。大辟，是指大罪，大概是死刑。罪没有比死更大的，所以死刑称为大辟。大辟如果有疑而想要用罚金抵赎，其罚金应当出一千锾，即六千两。然而也必须检阅核实其罪行而后才可以，所以又接着说“阅实其罪”。吕侯每一条都说“阅实其罪”，不敢合并说在后面，大概是恐怕听的人不详细理解其意，只查验核实其中一条而忽视其他，所以不嫌其费辞而特意这样说。呜呼，多么仁爱啊！这篇序文称为训夏赎刑，而赎刑的方法只说给有邦有土的人听，而其他没有听说，并不是只告诉有邦有土的人而不及其他人。大概是因为当时内而百官，外而诸侯，尊而群臣，微而群吏，没有不在场的，吕侯或许呼那个人，告诉他，或许呼这个人，告诉他，虽然呼的人不同，告诉的话不同，其实都是同样听见的。吕侯上面既然列举了五刑之疑与五罚之金，这里下面就说其法律条目的数量。所谓墨罚之属，劓罚之属，属就是类，类就是法律的条目。墨之罪虽然只有一个，但其为墨之法则有一千条；劓之罪虽然只有一个，但其为劓之法也有一千条；剕之罪虽然只有一个，但其为剕之法则有五百条；宫之罪虽然只有一个，但其为宫之法则有三百条；大辟之罪虽然只有一个，而其为大辟之法则有二百条。所以吕侯所以说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大概是总计五刑之条凡有三千。上面说罚而下面说刑，大概是罪实而加以法称为刑，罪疑而赎以金者称为罚。其刑书于每条之下，有刑有罚，所以以刑属罚属各有三千。上面分别说五属而各言其数，是指罚属；下面合言其属而总云三千，是指刑属。大概是互见其义，以明刑罚之条，其数则同。孔颖达说《周礼》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剕罪五百，杀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条。这里说五刑之属三千，按刑数乃多于《周礼》，而云变重从轻者，《周礼》五刑皆五百，轻刑少而重刑多；此经言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宫刑三百，大辟二百，轻刑多而重刑少，变周用夏，是改重从轻。然而周公相时制法，而使刑罚太重，今穆王改易之者，穆王远取夏法商制，必重于夏。夏承尧舜之后，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轻，轻则民慢，故商刑稍重。自汤以后世渐苛酷，纣作炮烙之刑，明知刑法益重。周承暴虐之后，不可损使太轻，虽减之犹重于夏。成康之间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犹易治。吕侯度时制宜，改从夏法。周公圣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经远；吕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适时。苟适时事，即可为善，亦不可谓吕

译侯的才识高于周公，法制胜过前代。这一论断极为正确，因此特意记录在案。既然已经列出了五刑的条目和项数，但又考虑到虽然罪条众多，然而犯罪者未必都能完全对应到具体的条数，所以有时罪行存在，却恰好没有对应的法条。就像后世制定刑法的人一样，因此吕侯又希望采用“上下比罪”的方法。意思是，如果法律中恰好没有这一条，就向上比照重罪，向下比照轻罪，通过上下比照，观察其所犯的罪行与哪一类相同，然后确定其轻重的刑罚。这就好比如今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时，允许引用判例一样。然而，在进行上下比罪的时候，正是法律没有明确条文，而司法官员凭主观臆断来权衡轻重，所以奸诈的官吏大多借此机会作恶，造成差别混乱，实际上就是由此产生的。因此又告诫不要僭越扰乱言辞，意思是用心定罪不可用私意来僭越差别言辞，用私意来扰乱言辞。僭就是差别，意思是言辞本在此处却差别而指向彼处；乱，意思是言辞本应正直却扰乱而变得曲折。凡此种种，都是断案中的大弊端。司法官员难道应该这样做吗？如果恰好没有法条裁决无法执行，即使不用它也是可以的，怎么可以强行区分而导致僭越混乱呢？吕侯知道这是防止狱讼的大弊端，所以又教导说：“防止狱讼不幸到了这种地步，确实不可轻易对待，只有在内用情理来考察，在外用法律来契合，内外两方面都尽情理、推法律，只有详审的人才能做到。”所以又接着说“其审克之”（要审慎克制）。

译上刑本应重判，却因情轻而服下刑；下刑本应轻判，却因情重而服上刑。轻重各种刑罚都有权衡变通，刑罚随着世道的治乱而或轻或重。看似整齐划一，实则参差不齐，但其中自有条理和要领。刑罚惩戒并非为了杀人，而是使人极度痛苦。审理案件不靠巧言善辩，只靠良善之心。没有不中正的，在言辞的细微差别中加以审察，不盲从也不偏从。怀着哀怜敬慎之心审理案件，明确地开启刑书，共同占卜以决断。刑罚中正，处罚审慎，能够克制得当。案件判决后使人信服，执行时也使人信服。刑罚在上位者那里完备，有时合并两种刑罚。

吕侯上述关于刑罚轻重的次序，都是轻重之间的正理，但未能通达轻重的变通。因为案件有情节轻而罪名重的，也有情节重而罪名轻的，如果断案者只知道简单信服，那么对顺从的就按正刑处理，对不服的就按正罚处理，这样就只知道刑罚而已，不知道刑罚之中还有轻重的变通；只知道处罚而已，不知道处罚之中也有轻重的变通。所以吕侯又告诫说：上刑本应重判，却因情轻而服下刑；下刑本应轻判，却因情重而服上刑，以及轻重各种刑罚都有权衡的说法。他的意思大概是说，有人罪状很重，应当服上刑的，在刑罚上确实应当重判，但推究其情节却恰好较轻，比如杀人已死但并非其本意谋划的，这就是罪重而情轻。像这样的情况，虽然罪行在大辟之列，推究情理让他服下刑是可以的。或者有人罪状很轻，应当服下刑的，在刑罚上确实应当轻判，但推究其情节却恰好较重，比如杀人未死但却是其本意谋划的，这就是罪轻而情重。像这样的情况，虽然罪行在小辟之列，援引情理让他服上刑是可以的。至于墨、劓、剕、宫、大辟等各种刑罚，其或轻或重，也各有其权衡，也是说处罚应当重但情节却轻，处罚应当轻但情节却重，这也应当因权变通，不能说墨疑从罚，凡是墨刑都罚百锾，宫疑从罚，凡是宫刑都罚六百锾，也应当有轻重的权衡。所有这些，都是教导有国土的人制定刑罚的变通。然而这只是根据情节定罪。然而时世又有不同，治理太平的国家用中典，治理新建立的国家用轻典，治理动乱的国家用重典，或轻或重，或者在轻重之中又有情节应当如此但时势不允许如此的情况，那就又应当顺应时势使用法律。所以又接着说刑罚随着世道的治乱而或轻或重，这是又想让他们根据时势来决定轻重。唉！吕侯慈祥忠厚到了极点。先前告诉说这样就用刑，那样就用罚，这是告诉刑罚的正条。既而又担心他们只知道应当用刑就用刑，而不知道刑罚之中有时不可用刑，只知道应当用罚就用罚，不知道处罚之中有时不止于罚，于是又有根据情节定罪的说法。然而根据情节定罪，曲折已经极多了。又担心他们在情节可用刑时，或许遭遇新建立的国家，有时不可用重典，在情节可用罚时，或许遭遇动乱的国家，有时不可用轻典，于是又有顺应时势使用法律的说法。进退筹谋，审慎考虑，吕侯的心，真是忠厚慈祥到了极点啊！吕侯！上面已经反复陈述刑罚的说法，这里又总结其关键之处来晓谕说：“如前一段所说刑罚的正条，这是‘惟齐’。大概罪行在此，情节在此，刑罚也应当在此，恰好均齐，这就叫‘惟齐’。如后一段所说刑罚的变例，这是‘非齐’。大概罪行在此，或许情节不在此，或许情节虽然在此，但时势不可以这样，纷然不齐，这就叫‘非齐’。或惟齐，或非齐，其难以审慎处理如此。然而善于防范狱讼的人，处理这些也未尝没有条理，也未尝没有要领。大概或在正条，或合变例，虽然各不相同，但或应当因罪，或应当原情，或应当相时，固然自有伦序。或泛观其罪状，或反观其心迹，或远观其时宜，也自有应当处理的地方。”所以说：“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另一种说法认为：“上刑本应重判，却因情轻而服下刑；下刑本应轻判，却因情重而服上刑。轻重各种刑罚都有权衡，刑罚随着世道的治乱而或轻或重，参差不齐如此。惟齐以不齐，那么或刑或罚，必有伦理而不乱，必有枢要而不烦。”这种说法也通，所以两存之。吕侯上面已经极力说明刑罚不可不审慎，这里又接着说刑罚关乎百姓的休戚如此重大，而且处罚则不用刑，只是让他们出金赎罪，未曾置于死地。现在或百或倍，或倍差，或六百，或千，因罪出金，人已经极度病苦，这重敛有所不堪。何况刑罚加于身体，或黥或割，或刖或防，或置于死地，其痛苦岂可胜言！这更是断案者所应当怜悯的。所以吕侯于是勉励他们说：“所贵在防范审理狱讼，不是取巧言善辩来声色服人，使其不敢辩解，只有良善之人，其心忠厚哀矜惨怛，不敢妄加人以刑，那么其用刑，必定无不合乎五刑之中了。”所以说：“非佞折狱，惟良折狱，则罔非在中。”这里又说审察民囚的言辞，有不幸而至于参错纷乱的，尤其不可不审察。大概囚辞从最初审讯到案件判决，其言辞始终如一，这叫不差。如果最初审讯时说这样，到录问时又变为那样；录问时虽然这样说，到案件既成时又变为那样；案件既成虽然这样说，到将要依法加判时又与前说相背，或呼冤，或翻悔，如今囚犯所谓的翻案，这叫差。

译考察囚犯的供词竟然杂乱变更到如此地步，难道不值得畏惧吗？所以凡是囚犯的供词到了这种程度，其中必定有确实冤枉却胡乱承认罪名的人，等到案件判决后知道无法再生，于是呼冤反悔而导致供词前后不一。像这种情况，那么那些有出入的供词只应当采信；也有起初并非冤枉，而是玩弄法律条文不肯轻易认罪的人，等到案件判决后不再顾及自己无法苟活，于是也呼冤反悔而导致供词前后不一。像这种情况，那么那些有出入的供词只不应当采信。因此当囚犯供词杂乱纷乱之时，其中必定有不可听信其言而轻易宽恕的人，这叫做“非从”；也有不可不听信其言而轻易宽恕的人，这叫做“惟从”。然而考察供词到了这种地步，审理案件的人将如何处理呢？只有审理者先以哀怜和恭敬的态度来处理。因为哀怜就不忍心，恭敬就不忽视；不忍心就不会苛刻地使用法律，不忽视就不会轻率地使用法律。所以说“哀敬折狱”。然而审理者虽然以哀敬来判决案件，但一个人的见识，怎能像众人的见识那样明察？一个人的防范，怎能像众人的防范那样公正？所以必须公开颁布刑法条文，就像现在的律文一样。用这些条文与众人共同决断，这样前面所说的“非从”与“惟从”这两件事，都可以大致符合刑法的中正，使定罪公正。所以说“咸庶中正”。吕侯从前到这里，都是反复论述用刑用罚这两件事，其困难如此之大。所以又总结说：“如前所述，那刑罚虽然难以处理，但只有详审的人才能做到。”所以又说“其审克之”。这段经文说“审克”有四处，其余我都认为是指详审的人才能做到。另一种说法将“审克”作两层意思解释，说“审”是追究人的罪责，“克”是战胜自己的私心。刑罚之事，只有能探究人情、战胜私意的人，才可以没有过失。所以说“审克”，这种解释也通顺。吕侯训诫刑法，对于“有邦有土”（诸侯）论述得特别详细，反复叮嘱，其用意尤为深切。像“审克”、“如哀敬”之类，都是针对“有邦有土”一节而言的，并非偏私于拥有土地的君主。当时百官列侯、大小臣庶，无不在朝堂，全都一同听受，只是拥有土地的诸侯掌握专断生杀的大权，这尤其应当警戒，所以特别呼唤他们而告诫。吕侯上面已经反复论述刑罚之事已尽，然而囚犯的供词还在官吏手中，都是审理案件应当尽心之处，其事尚未上达于君主。古代案件判决后，大司寇将判决结果报告给天子，天子听取，但还要经过三次宽宥才执行诛戮。所以吕侯在这里又告诫诸侯。关于案件判决后上报天子的法规，“狱成”是指审讯囚犯供词，案件已经形成。“狱成而孚”，是指所形成的案件都是正确的，囚犯是诚实确切的供词，不是苛刻法律逼供出来的话语。这是将供词记录在简牍上，所以叫做“狱成”。然而平常审讯囚犯，案卷形成后，临到结案时，又须引囚犯再问，让他自己书写实情。如果到这个时候言语没有反悔，这才可以称为圆满完结。现在囚犯供词记录在案卷上的，既在口头上诚实，自己书写供述的也诚实，那么就是有定罪，没有冤情，可以上报给天子了。所以刑罚上报的准备，是指详细记录前后供词情由，全部奏报给天子。然而在这个时候，审理案件的人又不敢专断，认为罪行只可以如此加刑，又须同时记载轻重两种情况，让天子更加详审，或者想要减轻重刑。所以吕侯又告诫说：“刑罚上报的准备，有并载两刑，所谓轻重两刑，是说如某罪现在法律应当如此，但从宽恕的角度说，有时又不可以如此，或轻或重，再取圣明的裁断。”唉！穆王的时候，周朝的道统衰落了，没想到竟然有像吕侯这样哀怜惨怛的人，难道不是距离成康时期不用刑罚的时代还不远，所以还有遗风余韵吗？

译王说：“唉！要敬慎啊！各位长官和同族的人，我说话多有畏惧。我敬重刑罚，只有有德的人才适合掌管刑罚。现在上天辅助百姓，让君臣配合，在位者要明察公正地审理片面之辞。百姓的纷争，没有不应当公正审理的。对于诉讼双方的言辞，不要有私心。在审理双方言辞时，贿赂不是宝物。如果只看重罪责和功劳，上天会用各种灾祸来报应。要长久畏惧的是刑罚，上天并非不公正，关键在于人的命运。如果天罚不彻底，百姓就不会有善政，这关系到天下。”

这是吕侯再次呼唤百官之长以及同王同族姓的人而告诫他们。我说“多有畏惧”，“我敬重刑罚”，大概是因为前面所说的委曲周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刑狱关系到性命，使用不当，对上会招致天怒，对下会引发人怨，我确实敬重，不敢轻易，所以我的话语多有畏惧。只有有德的人才适合掌管刑罚，大概是因为刑狱之事不能交给贪官，交给贪官就会借机作恶，也不能交给暴吏，交给暴吏就会穷极惨毒，只有有德的人，心地慈祥，所以他的刑罚忠厚宽恕，这就是吕侯之所以主张只有有德者才适合掌管刑罚的原因。现在上天辅助百姓，让君臣配合，在位者要明察公正地审理片面之辞，吕侯说上天设立刑罚，并不是期望多用刑罚。百姓的行为如果有偏颇不中道的，上天就用刑罚来辅助他们，使不中道的归于中道。然而上天虽然有辅助百姓的心，却不能直接作用于百姓，所以设立配合天意而承继其意来行事的人，如君主和典狱官，在天下顺应上天想要辅助的心，那么配天而在百姓之上的，怎么可以忽视呢？只应当明察公正地审理片面之辞。大概片面之辞，就是偏颇的言辞，双方当事人的言辞则曲直容易分辨，一方面的言辞则赞誉可能超过事实，诋毁可能损害真相，任凭一人自述，没有众人辩白，这尤其让听狱者难以决断。所以只有明察不被蒙蔽，清正不被奸邪所染的人，才可以审理，这就是《吕刑》之所以主张明察公正地审理片面之辞的原因。百姓的纷争没有不应当公正审理的，对于诉讼双方的言辞，吕侯上面既说了片面之辞应当明察公正地审理，这里又说片面之辞虽然不可轻信，但双方的言辞不可不查察。双方的言辞就是前面所说的双方当事人的言辞。吕侯说百姓有两家争执，曲直不分，就纷纷混乱，无法自行安定，只有典狱官执守中道来审理，不偏向那一方，也不偏向这一方，那么就能符合实情，恰当定罪，冤枉的得以昭雪，作恶的无处可逃，百姓怎么能不安定呢？这就是所说的百姓的纷争没有不应当公正审理的，对于诉讼双方的言辞。不要有私心于诉讼双方的言辞，是说狱讼之所以有双方言辞，是因为曲直不能决断，所以求决于典狱官，现在却不遵循公理，不辨别是非，而是偏私于自家，并且贪财卖法，以至于以曲为直，认非作是，这怎么能导致百姓的安定呢？这就是吕侯之所以只希望公正审理而不希望偏私于自家的原因。吕侯既然说了双方的言辞不可以偏私于自家，以至于贪财妄断，于是告诫他们说：因狱讼得财，虽然足以导致一时的富有，实在不是宝物。只是积聚罪恶，以至于罪大却自以为有功，那么上天必定用各种灾祸来报应。这里说的“辜功”，就像经文中说的“凶德”、“暴德”，一样凶暴，难道是德吗？从凶暴者的角度说，他们自以为有德；从聚财自污者的角度说，他们以此为功。那么官伯族姓所应当长久深畏的，究竟是什么呢？只有这天罚而已。然而上天之所以降下这惩罚，又不是因为上天不以中道待人，而过度施加酷罚来毒害百姓。只是因为人的性命在于天命，现在偏私卖法，不遵循公理，灭绝人性命，自招天罚，难道真是上天不公正吗？那么天罚之所以有时过暴，不恰当，加于百姓，如苗民被灭绝，没有世代不是天罚不彻底的，这不是上天的私心，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善政，在天下，如苗民以虐政而天则报以威罚。这又是吕侯用祸福的说法，来恐吓官伯族姓。

王说：“唉！子孙们，现在前往有什么可借鉴的？不是以德治理百姓的中道，还要明察公正地审理吗？明智的人掌管刑罚，无尽的言辞，归于五极，都符合中道而有福庆，接受王的嘉奖。借鉴于此，祥刑。”

前面这些都是吕侯告诫当时在庭的人，是为当时考虑。这里呼唤子孙，是说内而百官，外而众诸侯，凡是作为世袭子孙的人，这是吕侯为后世考虑。唉！吕侯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吕侯的心，就是天地的心。他忠厚慈祥的意旨，体现在长远考虑和回顾中如此，他的意旨难道有穷尽吗？这就是我更加敬重吕侯为人的原因。吕侯说凡是世袭的子孙，从今以后，将借鉴什么？所借鉴的，难道不是德与百姓的中道吗？大概德与中道，就是受命于天所得的，本来没有两种意义。但吕侯希望子孙尽到在我和在民的责任，所以分开德与中道来论述。大概典狱官之所以滥用刑罚，是因为他们没有德；而百姓之所以触犯刑罚，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本然的中道，所以颠倒错谬，陷入刑戮而不自知。如果典狱官在我能借鉴德，那么就是忠厚慈祥的人，怎么会滥用刑罚？对于百姓能知道他们本性中的中道，当他们陷入刑戮时，必定知道他们是不幸的而寻求让他们生存的方法，使他们改过自新。这又是吕侯推究刑罚的根源，而告诫子孙的。子孙怎么能不努力明察公正地听取这训诫呢？所以接着说“尚明

译听吧。以下便说，能够胜任这种刑罚事务的，只有明智的人才能做到。因为“明哲”就是德性与中道所显现出来的特质。人之所以愚昧昏暗，是因为私欲横生，蒙蔽了天赋的本性。如果天理浑然一体，本来没有亏缺，那么这种德性、这种中道，就会凝聚而清澈，如同水、如同月，事物到来就能明察，事情发生就能防范，这样的明哲，还有谁能超过呢？因此，明哲之人防范刑罚，能够照见是非，辨别邪正，轻重高下，洞察无遗。所以，囚犯的供词虽然纷繁众多，没有边界，没有穷尽，但明哲之人处理时，都能归结到五刑的根本准则上。所谓“根本”，就是总纲所在。虽然根本看似众多，但泛泛观察并简约地取其核心，必定有一个总纲统领的地方。如果昏昧的人面对这种情况，就会有后世文书堆满案几、典章繁多而无法遍览的弊端。如果明哲之人处理这种情况，就像在厅堂设置镜子，美丑立刻分辨；在江河中澄清水流，星斗自然显现。总纲要领，岂能逃脱明察之下？因此，对于他人，运用刑罚都能合乎中道；对于自己，则自然从天那里暗中承受福庆。所以说“都能合乎中道而有福庆”。吕侯告诫嗣孙到这里就停止了。下面两句总结全篇的意思，凡是同姓、异姓的诸侯以及官伯、族姓，无不普遍涉及。所谓“接受君王美好的师法，以慈祥的刑罚为鉴戒”，是说凡你们同姓、异姓的诸侯以及官伯、族姓，都受到君王的善政教化，难道可以不鉴戒我这部《祥刑》之书吗？因为百姓禀受中道而生，未曾不善，他们陷入罪过，乃是他们的不幸。所以百姓说：“美好的师法虽然主要在于惩罚罪犯，但惩罚奸恶是为了扶持良善，虽然说不吉祥，却正是为了吉祥。”近世有见识的人曾解释说：“刑罚本来是不吉祥的工具，却称之为‘祥刑’；百姓触犯刑罚，无非是恶行，却称之为‘嘉师’。只有能够把不吉祥变为吉祥，把恶行变为善教，然后才知道用刑的道理了。”说得好啊，这番话！

译尚书详解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二十六

宋 夏僎 撰

文侯之命

无垢对我说：“读《史记》，知道周幽王废黜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立她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宜臼逃到申国，申侯愤怒，联合犬戎杀死幽王，俘虏了褒姒。晋文侯和郑武公于是与申侯共同拥立宜臼，这就是周平王。用《史记》来考证，这是平王因为申侯杀了他的父亲而得以继位。”《春秋》的编撰，从隐公开始，难道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如果平王懂得父子亲情，当时正痛苦得求死都来不及，怎么肯被杀父之人拥立呢？如果平王权宜行事以成就大业，当时正枕着兵器、尝着苦胆以报杀父之仇，怎么肯任命文侯而没有一个字提及自己的忧痛呢？现在这篇文献中只有“嗣造天丕愆”和“夫侵戎我国家”这两句话罢了，完全没有痛苦的言辞，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犬戎凶暴，申侯残忍，初建的国家未能战胜他们，所以为此感到畏惧，打算有所等待吗？而在位五十年，毫无建树，而虢国的水灾发源于怨恨叹息，他对申侯厚报其杀父立己之恩。唉，还忍心说吗！然而这篇文献为什么值得保存，而孔子不删去它呢？大概是保存它以彰显平王的罪过，与虢征相同。无垢这个论断极高，苏东坡以前也有这个意思。然而古人曾说《尚书》自《文侯之命》以下，不再有王者的诰命，大概是孔子编次《尚书》到这里非常悲伤，而还希望稍微振作起来。因为这篇文献是平王初年的事，虽然任命文侯为方伯，赐予秬鬯、圭瓒、车马、弓矢，未必合乎情理，但命令出自自己，还有天子的权力在我手中，能从此稍微自我振作，那么东迁之后，周朝的治道也未至于完全断绝。所以孔子将平王初年任命诸侯的文献编次在这里，大概是有所期望。奈何衰败到鲁惠公末年，隐公初年，平王在位将近五十年，终究没有振作。孔子知道不能再有所作为，所以从隐公开始编撰《春秋》。由此说来，《尚书》终于《文侯之命》，是孔子还对平王有所期望；《春秋》始于隐公元年，是孔子对平王彻底绝望了。

平王赐予晋文侯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

这是孔子编次《文侯之命》所以作的原因。天子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庆赏刑威都出自自己。现在平王初立，虽然受制于犬戎，未能替父亲讨伐贼人，有损大义。然而弓矢斧钺、秬鬯圭瓒，是天子的名器。只有名与器，不可以假借给人。现在文侯对王室有功，平王能命令出自自己，赐予名器之重，不至于受制于人。而予夺既然出自自己，那么礼乐征伐还可以期望出自自己，而天子的权力或许可以振作。所以孔子虽然悲伤，但也对他有所期望。所以编次这篇文献说：“平王赐予晋文侯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难道不是因为赐予秬鬯圭瓒还出自自己吗？唉！如果平王初年没有这一节，那么《春秋》的编撰早就开始了，不必等到隐公初年。秬，黑黍。鬯，郁金香草，用郁金酿黑黍为酒，称为秬鬯。瓒，酌取郁鬯的勺子，用金做成圭形，勺子的柄称为圭瓒。毛氏说任命诸侯为东西二伯，就赐予秬鬯圭瓒，那么平王以此赐予晋文侯，大概是任命他为二伯。

《文侯之命》，王说：“父义和，伟大的文武，能够谨慎明德，昭然升于上天，广布声闻于下民。当时上帝，将天命集中于文王，也是因为先正，能够左右辅佐昭事他们的君主，无论大小谋略，无不顺从。因此先祖怀念在位者。”“文侯之命”这四个字，也是旧竹简上所标的题目。这篇文献开头说“王若曰”，一定不是平王的话，而是代言的臣子顺从王意而说的。因为下面说“闵予小子”，一定是在居丧期间，所以代言的臣子为他说话。查《春秋》左氏传，晋文侯名仇，现在称义和，那么义和是文侯的字。称字而不称名，是因为有拥立之功，所以不敢称名而称字。天子对诸侯，同姓称伯父叔父，异姓称伯舅叔舅。晋侯，是唐叔的后代，是同姓之国，所以称父，不称伯父叔父，直接称父，孔颖达说这是特别亲近的缘故。平王将要讲今日的灾难，是由没有贤臣所致，所以先说文武虽然是大圣，还依赖贤臣的帮助。丕显，是说文武有大明的德行。既说丕显，又说克慎明德，是说大明之文武的德行虽然如此不可掩盖，常人处在这样的地位必定炫耀夸人，文武则能谨慎自持而没有怠慢矫伪的过失。正因为如此，所以上则昭然登升于天下，下则广布其声闻于民。大概明德，是天之心，也是民之心。只有文武能谨慎这种德行，所以昭升敷闻，都从明德中来。只有文武能上格于天，下格于民，所以上帝乃以非常之命而集中于文武之身，如鸟之集于树，也称为集。大概上帝虽然遥远，而明德之中常有上帝存在于其中，犹如设镜于堂，蓄水于庭，太空无不影现。然而文武有明德而上帝集厥命者，文武并非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