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四

译由此可知，事实确实陈明在帝舜面前，是很清楚的。开头说“皋陶谟曰”的，是因为每篇必定在篇首揭示题目，作书的体例，都是这样。接着说“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的，大概是作书的人说，顺考古代的皋陶，他陈述谋略时有这样的话。苏氏认为“若稽古”在《尚书》中有四处，下面都陈述了这些人的大致情况：尧说“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舜说“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禹说“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皋陶说“允迪厥德，谟明弼谐”。这些都是用来称赞这些人的德行。苏氏的解释是说，世人称颂皋陶的德行，皋陶确实能够践行它，德行盛大的人，通达最高道理而没有隔阂，所以他的谋略明智，符合大公无私的原则，所以他的匡正辅佐和谐。这种解释经文，虽然顺畅，且与前篇体例相同，然而下文说“禹说：‘好啊，怎么样？’”，这是因皋陶已经说了之后，禹接着他的话而问究竟怎么样。禹既然问他的话究竟怎么样，那么这“允迪厥德，谟明弼谐”应当是皋陶说的话，不应当是史官赞美皋陶的话。苏氏既然认为这是称赞皋陶的德行，那么下文“禹说：‘好啊，怎么样？’”就没有着落，于是认为这里应该有缺漏的文字。解释经文不通畅，就断定为有脱漏的文字，那么经文中难以通晓的地方都可以强行解释，这是学者的弊病，所以我不敢采纳，只按照旧说解释为皋陶的话，而又与各家不同。孔氏认为皋陶说人君应当诚信地践行古代的德行，谋划广博聪明以辅助和谐政事。把“谋明”解释为广博聪明，把“弼谐”解释为辅助和谐政事，上面加上“广聪”二字，下面加上“其政”二字，难道不显得累赘吗？王氏认为“迪”是道的意思，“允迪厥德”是说所行的德行确实符合道，能够确实符合道，那么内心透彻而没有遮蔽，用来成就谋略就明智透彻于外而视听不违背，用来接受辅佐就和谐。皋陶直接说“允迪厥德”而已，王氏却加上“道”字，直接说“弼谐”，王氏却加上“受”字，他的言辞也累赘，所以不如林少颖的说法恰当。少颖认为刘昭信认为这个“迪”如同“启迪”的“迪”，如同《冏命》所说“迪上以非先王之典”一样。是说人臣想要以至诚启迪人君的德行，那么他的谋略不可以不明。谋略不明，就不能开陈道义来启迪人君的德行。谋明明了，而想要辅佐人君的行为，那么不可以不和谐。辅佐不和谐，那么诋毁攻击太过严重，就不是所谓从容满足地进入正道了。谋明明了，辅佐和谐，那么事奉君主的道义就尽到了。下文“禹说：‘好啊，怎么样？’”，就是禹问皋陶所说的“谋明明了，辅佐和谐”是什么意思。皋陶说：“都，谨慎自身修养，思虑长远。”以下所说的“谋明明了，辅佐和谐”，就是这些话。详细考察少颖的说法，这个解释颇为贯通上下文意，所以特别采纳它。但是少颖既然认为这两句是皋陶的话，而“若稽古”下面却不称赞皋陶的德行。“大禹谟”“若稽古”下面却有“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的话，于是认为这两句也不是称赞禹的德行，只是作书的人说禹完成了治水的功业，声教遍及四海，然后为帝陈述谋略，所以说“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说“后克艰厥后”，从此以下都是禹恭敬承受帝命所陈述的谋略。少颖自己知道他的说法颇为迂回曲折，于是曲意解释，说“典”“谟”都称“若稽古”，但它们的辞句不同，“典”主要记载尧舜的事迹，“谟”主要记载禹和皋陶的话。殊不知“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仔细体味文意，实在是用来赞美禹的德行，怎么能因为皋陶的“谟”不赞美皋陶的德行，就认为这不是用来赞美禹，而是叙述陈述谋略的原因呢？况且作书各自有体例，正不可以强求它们一定相同而强行解释。而且像《虞书》五篇，四篇说“若稽古”，《益稷》唯独不说，又怎么能强行解释呢？所以少颖的说法，我不敢认为是必然的定论。

译禹说：“是的。应当如何做呢？”皋陶说：“善。谨慎地修养自身，思虑长远。厚待并有序地治理九族，使众多贤明之臣勉励辅佐。由近及远，关键就在这里。”

皋陶先前已经说过，人臣想要开导启发君主的德行，谋略不可不明，辅佐不可不和谐。禹于是赞同他的话，于是询问使谋略明达、辅佐和谐的方法应当如何。皋陶既然承接禹的提问，于是说“善”来赞许禹的提问，接着阐述他所说的谋略明达、辅佐和谐的内容：下文“谨慎修养自身思虑长远，厚待有序治理九族，众多贤明之臣勉励辅佐，由近及远关键就在这里”。只有这几句话，用来开导启发君主，那么作为谋略，难道不明达吗？作为辅佐，难道不和谐吗？皋陶的意思是，君主如果真诚谨慎地修养自身，不贪图眼前的利益，说话必定考虑其最终结果，行动必定考察其弊端，简直希望一动就能成为天下的准则，一行动就能成为天下的法度，一说话就能成为天下的规范。思虑长远像这样，又能厚待并有序地治理九族，又得到众多贤明之臣的勉励辅佐，那么措施布置虽然在于眼前，但从近到远，实际上不超出这个原则，所以说“由近及远关键就在这里”，意思是自近而可以推及到远的，实在是这个原则。详细考察文意，道理正当，或许如此。先儒则认为皋陶的意思是，能够谨慎修养自身、厚待有序治理九族，那么百姓明白教化而自我勉励拥戴君主，由近可以推及到远的，在于这个原则。他们的意思是将前两句视为政治的根本，后两句视为政治的效果。至于王氏之徒则又说：“自身立定则政事立定，所以皋陶先说修身。能够修养自身，然后可以治理好家族，所以接着说厚待有序治理九族。家族治理好然后国家治理好，所以接着说众多贤明之臣勉励辅佐。国家治理好天下就太平，所以接着说由近及远关键就在这里。”他们的意思是以修身为根本，以下三句为逐渐达到的效果。然而详细考察文意，都不如前面的说法，这在于学者深思并取舍。

禹拜谢美好的言论说：“是的。”皋陶说：“关键在于。在于知人，在于安民。”禹说：“唉！如果都像这样，即使是帝也难以做到。知人就是明智，能够任用官员；安民就是恩惠，百姓会怀念他。能够明智又有恩惠，何必担忧欢兜？何必流放有苗？何必畏惧巧言令色、极其奸诈的人？”

皋陶既然为禹陈述了修养自身从而达成由近及远的方法，禹于是拜谢并赞同。认为皋陶的话切中治国的根本，所以拜谢并信服他的话，并且称“是的”来赞同他的话。皋陶还认为共同讨论的话未尽，所以又推广其意义，说在于知人，在于安民。他的意思大概是说，君主之所以谨慎修养自身、厚待有序治理九族，又依赖众多贤明之人在左右勉励辅佐，凡是想要由此推及，以了解天下的人，以安定天下的百姓。大概能够知人就没有贤才不被任用，能够安民就没有百姓不得其所，治道达到这里，大概没有剩余的内涵，适宜皋陶一定要为禹推广阐述，将使禹知道向往我之所以一定要让君主修身、亲近亲人、尊重贤人的意图，大概就在这里。皋陶既然为禹推广其意义，说在于知人、安民。禹于是说，从修身、亲近亲人、尊重贤人，推及到知人、安民，其效果如此宏大，所以称“唉”，所观察到的变化在前所听到的，耸动于后，不觉突然惊讶，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词。咸若时，惟帝其难之。意思是都像这样，即使是帝也难以做到。解说者多认为这个帝是尧，说尧的朝廷欢兜结党共工，妨害知人；三苗不分，孤寡不体恤，穷困匮乏妨害安民。尧不能去除，直到舜辅佐尧才开始去除他们。这是知人安民确实是尧所难以做到的。林少颖认为不然，舜作为天子，凡是群臣称帝都指舜，不应该指尧之前。《大禹谟》“帝德广运”的解释已经详细辨析了。加上张横渠也认为这个帝是舜，难以做到这两点所以去除四凶。所以少颖也说四凶的诛杀在舜历试的时候，虽然知道他们大奸大恶，然而没有可诛杀的罪行，所以尧释放而不诛杀，不是担忧畏惧而不敢诛杀。加上分北三苗是舜即位三考黜陟之后，才开始分北他们，尧未曾迁流有苗。如果一定认为“惟帝其难之”是指尧而言，那么就是禹的意思认为尧未能尽知人安民之道，所以担忧欢兜迁流有苗，畏惧巧言令色极其奸诈的人。如果真的这样，那么禹的话就是用来贬低尧，不符合称善则称君的原则。料想禹的意思必定不会不明此理。少颖认为禹说“咸若时惟帝其难之”，是说皋陶的话如此，帝应当认为他的话难以实行而实行它。之所以在于认为他的话难以实行而实行它，大概知人始于尊重贤人，由尊重贤人推及到明智，就无所不知，无所不知就能任用官员。安民始于亲近亲人，由亲近亲人推及到恩惠，就无所不爱，无所不爱，所以百姓怀念他。这大概是为了推广皋陶的话，而阐发其意义。知人就是明智，能够任用官员就穷尽了知人的道理，而知不可胜用。安民就是恩惠，百姓怀念他就穷尽了仁民的道理，而仁不可胜用。仁且知，圣人的事就穷尽了。这就是为什么何必担忧欢兜？何必流放有苗？何必畏惧巧言令色极其奸诈的人？少颖这个说法极恰当。四凶都是舜所畏惧的，但禹说欢兜、三苗、共工不及鲧，马融说禹为父隐，也有这个理由。这话实指舜，先儒多认为是尧而难以实行之说，又都多认为是尧不能尽知人安民之道，颇以贬低尧。只有少颖作

译苗觧，而其中他的说法又最值得采纳，所以又保留下来。少南说尧的知人安民与后世不同，尧对于人本来没有不知道的，看见其中有不能以贤或不贤来判定的，圣人姑且也容忍他们，所以认为知人是难的。尧对于民本来没有不安抚的，看见其中有不能教化的，圣人也诛杀他们，所以认为安民是难的。况且像尧知道共工，共工举荐驩兜，尧也知道驩兜。为什么驩兜在位很久了，在尧的时候，天下还没有平定，洪水的祸患，尧还没有办法去除它。拿什么来大大地慰抚百姓呢？没有能大大地慰抚百姓，却对旧臣立刻施行诛戮，这在尧那里是有不可知的。先前不能以贤或不贤来判定的，驩兜之类就是。在已经年老的时候放逐他，也不是尧的本意。尧的意思是，放逐一个人就使一个人不安，迁徙一个百姓就使一个百姓不安，然而忍心于一个人的不安，所以这两件事都称为难。

译皋陶说：“是啊，行为有九种德行，也谈论那个人有德行，于是说：‘要考察他的具体事迹。’”禹既然已经知道识人很难，皋陶于是又详细地阐述识人的方法，说如果掌握了要领，那么做起来也就不难了。《中庸》说：“选拔人才要依据自身的德行，意思是必须自己先具备这种德行，然后才可以去要求别人。”皋陶告诉禹“行为有九种德行，也谈论那个人有德行”，他的意思正是说，用人的道理，必须在自己身上先具备这九种德行，然后才可以谈论别人的德行。皋陶告诉禹，既希望他先在自己身上具备，然后再去要求别人，然而担心如果只是空谈，不通过实际行为来考察，那么那些像炫耀玉石却卖石头的人或许就能混迹其中，所以皋陶又说：“要考察他的具体事迹。”“载”是行的意思，“采”是事的意思。大概意思是说，我说这个人有这种德行，不能只是空口白话，一定要向大家宣告：这个人确实有这种德行，不是虚言，他实际做出来的行为，确实有这些事来验证他具备这种德行。称为“载采采”，又表明他的行为不止一件事，可以验证的地方不止一个方面。比如四岳推荐舜说：“有个鳏夫在下，名叫虞舜”，这就是所说的谈论那个人有这种德行。接着又说：“盲人的儿子，父亲愚顽，母亲奸恶，弟弟傲慢，却能以孝道使家庭和谐，孝心深厚，治理政事而不陷于邪恶”，这就是所说的“于是说：要考察他的具体事迹”。杨简说：“知人安民，是皋陶这一篇的核心要义。九德以下都是知人的事，天叙有常以下都是安民的道理，这个说法很恰当。”

禹说：“是什么？”皋陶说：“宽厚而庄重，柔和而刚正，谨慎而恭敬，有才而敬畏，驯顺而果毅，正直而温和，简略而检点，刚强而笃实，刚强而合乎道义，彰显这些恒常不变的德行，吉祥啊！”

皋陶既然说了“行为有九种德行，也谈论那个人有德行”，所以禹于是询问九种德目的具体内容。询问德目的内容，意思是：“哪些是德目？究竟是什么样的？”禹既然询问了德目，皋陶于是把九种德目告诉他：从宽厚而庄重，到刚强而合乎道义，人的德行不出这九种。《易经》说：“君子以成就德行为行动，这是每天可见的行动。”君子的德行必须达到成就，然后才成为行动。德行如果没有达到成就，那就不是真正的德行。宽厚而不庄重，柔和而不刚正，直到刚强而不笃实，刚强而不合乎道义，都不是成就的德行。德行没有成就，就不属于我所有。只有宽厚而能庄重，柔和而能刚正，直到刚强而能笃实，刚强而能合乎道义，然后才叫做成就的德行。如果不是圣人，那么有的人得到其中一种，有的人得到三种，有的人得到六种。但只要能达到德行成就而不偏颇的，都是可以任用的人才。宽厚的人容易失于放纵，所以可贵的是庄重。庄重是指庄严恭敬。柔和的人容易失于懦弱，所以可贵的是刚正。刚正有立志的意思。谨慎是指敦厚朴实、小心谨慎的人。敦厚朴实、小心谨慎的人常常忽略外表仪态，所以可贵的是恭敬。乱是指有治理混乱的才能。有治理混乱才能的人必定倚仗才能轻视事物，所以可贵的是敬畏。驯顺是指驯服，也有安分的意思。驯服安分的人多失于没有决断，所以可贵的是果毅。果毅是指果断坚毅。正直的人常常直率行事，多失于不能容纳他人，所以可贵的是温和。想要用温和来补救。简略是指宽宏大略的名声。志向远大的人忽略近处，致力于大事的人忽略细节，所以简略的人常常不谨慎细微的行为，不修持廉洁的规矩，所以可贵的是检点。刚强的人当官行事无所避忌，然而外表严厉而内心软弱的人，所以可贵的是笃实。想要他内心刚健而诚实，不是外表刚明而内心柔懦。刚强的人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不被众人动摇，然而刚明自任的人多凭感情违背道理，行动不合宜，所以可贵的是合乎道义。想要他合乎宜当。上面九个字都是人本性中固有的，下面九个字是用来补救其过失，辅助成就其德行的。检点与敬畏，刚强与刚强，意义相同。唐代孔颖达说恭敬在仪容，敬畏在心中。谨慎的人迟钝失于外在礼仪，所以说检点以表现其仪容。有才的人轻视事物内在失于心中，所以说敬畏以显现其情感。刚强是性情，刚强是意志，刚强则当官行事无所避忌，刚强则坚持自己的长处不被众人动摇，这个说法是对的。皋陶既然说了九种德目，又说“彰显这些恒常不变的德行，吉祥啊”，意思是虽然如此九种德行，观察人才是否成就，又必须他的德行是恒常不变的，然后才可以称为德行。如果只是一时一事，不足以称为德行吗？且以单一德行的恒常来说明，比如霍光，可以说有治理混乱的才能罢了。而他的为人，在汉武帝身边，小心谨慎地修养德行，未曾有过错，这是他能治理混乱而敬畏。而他出入殿门，进退有常，郎中仆射暗中观察他，二十多年没有失掉分寸，这就是他治理混乱而敬畏的恒常啊。汉武帝因此知道他可以任用，所以晚年托付孤儿给他，最终能够拥立昭帝、宣帝，不辜负国家的重托。那单一德行恒常，效果尚且如此，何况九种德行都具备，其效果应该怎样呢？皋陶把这作为识人的关键，确实彰显恒常的德行啊。这就是德行专一，行动没有不吉祥的。有证据了。

每天宣扬三种德行，早晚勤勉明察，可以治理好家族。每天严肃恭敬六种德行，勉力施政，可以治理好邦国。皋陶上面既然列举了九种德目，所以这里又论述天子、诸侯、大夫所治理的范围有大小，所以使用九种德行有详略之分。天子所治理的范围大，所以兼用九种德行，下文所说的“广泛接受并施行，九种德行都发挥作用”就是指的这个。诸侯比天子范围小，所以在九种德行中用六种德行就足够了。大夫又比诸侯范围小，所以在九种德行中用三种德行就足够了。所谓三种德行、六种德行，只是说诸侯、大夫所治理的

译诸侯的地位低于天子，不必九德兼用，有的九分中得其三，有的九分中得其六，自己足以达到治理的目的，不必指定其德行已经充实到三或六的数量。郑玄却说三德是“简而廉以下”，六德是“乱而敬以下”，相信这种说法，那么“直而温以上”的德行，诸侯、大夫就都不能用了，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呢？宣，是传达的意思。“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这句话，是说卿大夫应当每天传达九德中的三种德行，使他们早晚治理好自己所有的家族。汉代孔安国将“浚”解释为“须”，说是早晚思考它，必须明白地实行它，将“浚”解释为“须”没有根据，况且这里的文意也不是这样。只有马融将“浚”解释为“大陈”，少南将“浚”解释为“治”，“训浚”说是“大”，说是使他们早晚大大地阐明家族的事务；训“浚”为“治”，说是使他们早晚治理好家族。这两种说法虽然都没有根据，但文意上下却通顺，所以特别采纳它们。总之，这两种解释中少南的又更优长，又怎么知道呢？大概古字多通用，《尚书》中有“濬川”一词，意思是治理并使它加深，那么这里“浚”字解释为“治”也有道理。“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这句话，是说诸侯应当每天敬重具备六德的人，使他们辅佐治理自己所有的邦国。既然说了“严”，又说了“祗”，又说了“敬”，只是好贤乐善之心不断增加，不必像王肃那样曲解并加以分别。“浚明有家，亮采有邦”，解说者大多认为大夫具备三德就可以拥有家族，诸侯具备六德就可以拥有邦国，他们的意思是具备三德的人可以做大夫，具备六德的人可以做诸侯。王朝的臣子尚且使用九德，哪有诸侯分治一国却只使用具备六德的人？详细考察这里的文意，正是说大夫应当传达三德以治理好家族，诸侯应当敬重六德以辅佐治理邦国，并不是说具备三德的人让他们拥有家族，具备六德的人让他们拥有邦国。学者品味上下文自然就能明白。

译广泛接纳并合理任用，具备九种美德的人都能任职，才德出众的人都在官位上，众位官员相互效法，各类事务都顺应时宜，安抚五行时序，各项功业自然成就。

皋陶前面已经说过，卿大夫应当任用具备九德中三种德行的人，诸侯应当任用具备九德中六种德行的人，这里又说天子应当兼用具备九种德行的人。翕，是合的意思；翕受，指对具备九德的人兼收并蓄，合而接受他们。敷，是布的意思；敷施，指既然合而接受他们，于是将他们布置并施用于各个职位，使他们各自治理事务，各自担任官职。只有君主能够广泛接纳并合理任用，所以具备九德的人都能承担事务，才德出众的人都能担任官职。孔氏认为俊乂是指才德出众、善于治理的人，都在官位上。马融、郑玄说才能超过一千人的叫俊，超过一百人的叫乂。总之，无论才能大小，都让他们担任官职、拥有职位。前面说了百僚，又说了百工，僚是指官属，工是指事务。这就好比说百官的属员都相互效法，那么凭借这个来治理，百事都能顺应时宜。只有百官都顺应时宜兴起，所以能够顺应五行时序而各项功业都能成就。所谓五辰，就是金、木、水、火、土的时序。这五行分配在四季中，木旺于春，火旺于夏，金旺于秋，水旺于冬，土旺于四季末。百工的事务都依据这些时节来进行。现在既然能顺应时宜，自然就能安抚五行时序了。能安抚五行时序，那么各项功业的成就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这又是皋陶极力陈述任用九德之人的效果，以勉励君主勤于用人。孟子说：“晋平公对待亥唐，让他进就进，让他坐就坐，让他吃就吃，但终究只到此为止，没有与他共享天位，治理天职，享用天禄。”现在皋陶说广泛接纳九德之人，必定达到九德之人全都任职，俊乂之人都在官位，这可以说是能与他共享天位，治理天职，享用天禄了。既然百官都获得了职责，用来安抚顺应五行之时，五行既然得到了顺遂，那么日月星辰光明而寒暑调和，五谷成熟而草木茂盛，这就是各项功业之所以成就的原因。从广泛接纳合理任用到各项功业成就，这是天子任用官员本末先后的顺序。

不要教导诸侯安逸纵欲，拥有邦国的诸侯应当兢兢业业、戒慎恐惧。一天又一天，万般细微的事务没有荒废，众位官员承担天的工作，人应当代替天来治理。

皋陶前面已经说过君主应当广泛接纳九德之人，布置于众位，从而达成安抚五行、成就功业的效果。到这里又担心君主沉溺于安逸纵欲而导致官职荒废，所以又说君主的行为，是诸侯所效法的。不可以教导拥有邦国的诸侯安逸，只应当兢兢业业地戒慎，业业地恐惧。之所以这样，确实因为君主承担天下的责任，万事都集中在一人身上，而且事务都细微而难以察觉。一旦不能谨慎，那么损失虽然微小，败坏却很明显。所以君主应当登用吁求贤才俊士，共同成就治理的工作，不可以荒废官职。因为君主所治理的事务，都是天的工作，天不能自己治理，必须依靠人来代替治理。下文说典礼和征讨，都本于天，而人奉行它们，都是为了阐明天工须人代替治理的意思。

天伦常道有典章，命令我五典，使之敦厚吗？天等级秩序有礼制，从我五礼，使之有常吗？共同敬畏、协同恭敬，和衷共济吗？天命有德之人，五等服制、五种纹章吗？天讨有罪之人，五等刑罚、五种用法吗？政事勤勉啊，勤勉啊！

皋陶前面已经说过天工须人代替治理，所以这里又阐明代替人来治理的道理。五典是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就是这样。这五种常道实在由天伦常序，天能安排但不能使之加厚，必须命令我五典来匡正，然后才有敦厚的风气。五礼是指用吉礼侍奉邦国的鬼神祗，用凶礼哀悼邦国的忧患，用宾礼亲近邦国，用军礼统一邦国，用嘉礼亲近万民，就是这样。这五种礼仪的等差实在由天秩序，天能安排但不能使之有常，所以必须依据我的五礼，然后可以常行而不迷惑。天安排的典章，待人使之嘉厚；天安排的礼制，待人使之有常。那么君臣之间难道不同样敬畏，协同恭敬，和衷共济，共同施行典礼吗？所以皋陶在典礼的敦厚方面，必定说同寅协恭和衷。林少颖说既然说了寅，又说了恭，又说了衷，大概是敬畏的意思有加无已，这个说法很好。有德，是天所命的。然而天有命德之心，不能自己实现，必须等待人来彰显五等服制。有罪，是天所讨的。然而天有讨罪之心，不能自己实现，必须等待人来威慑五等刑罚。命德讨罪，天必须等待人然后实行，那么君主在政事方面不可以不勤勉吗？所以皋陶在命德讨罪之后，必定说勤勉啊勤勉啊。天安排的典章，安排的礼制，必须等待人同寅协恭和衷来辅助其秩序；命有德，讨有罪，必须等待人勤勉于政事来辅助其命讨。天工须人代替，如此，君主难道可以不兢兢业业登用吁求贤才俊士而与他们共同治理吗？皋陶的话，正是为了阐明前面的意思。苏氏说典礼是道德之事，不是君臣共同诚敬就不能达到。如果天命有德，讨有罪，就是政事了，勤勉而已。

天的聪明，来自我民的聪明；天的明察威严，来自我民的明察威严。通达于上下，敬慎啊，拥有土地的人。

皋陶前面已经用典礼命讨之事阐明天工须人代替治理的说法，到这里又担心君主因为天道遥远，而在施行典礼、颁布命讨的时候，徇私意而违背天理，所以说天的聪明来自我民的聪明，天的明察威严来自我民的明察威严。

译由此可知，上天虽然高远，但其视听却常处于低位；上天虽然遥远，但其好恶却常贴近人间。这是为了让君主知道应当敬畏警惕，不敢在代天行事上有所疏忽。孔氏认为，“聪明”归属于天命，“有德”是指上天的聪明能观察人的德行，常借民众作为耳目来彰显；“明畏”归属于天讨，“有罪”是指上天的威严可畏，也借民众来彰显其威势。按照《吕刑》所说：“德威令人敬畏，德明令人昭彰”，那么“明”是上天所彰显的，“畏”是上天的威严。据此而言，“明”与“畏”只是天讨而已，兼括了天的功用，对于有德者、有罪者，无不用其聪明，岂会有彰显有德者时用聪明，而讨伐有罪者时却不用聪明呢？这种说法不通。王氏则又认为，“聪明”主要指典礼而言，“明威”主要指命德讨罪而言。然而，将“聪明”主要归于典礼，未免过于拘泥。总之，这两句话只表达一个意思，旨在总结上文并穷尽其义。况且从《泰誓》来看，《泰誓》的撰写，大概是武王誓师众人，说我是上天所任命，纣王是上天所讨伐，所以他的誓词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那么，这里所说的“天聪明”，也可以涵盖命德讨罪之事了。由此看来，这里所说的“天聪明”、“天明畏”，皋陶的意思实在是说：天工必须依靠人来代理，典礼不会自行运作，等待人敦厚而推行；命德讨罪也不会自行实施，等待人彰显而运用。如今，人君不可认为天道遥远，与人事无关，从而荒废众官而疏忽代天行事。殊不知上天极其聪明，而其所以为聪明的原因，乃是借助民众的视听来进行视听；上天极其明畏，而其所以为明畏的原因，乃是借助民众的好恶来进行好恶。人君在此如果任凭己意而忽视天理，那么政令举措违背民心，也就违背天心了。天位在上，民位在下，上下之间常常相通达，拥有土地的君主能不恭敬吗？这正是皋陶的意思。天说“明畏”，民说“明威”，少颖认为古文书中“威”与“畏”二字通用，其意义是一样的。

译皋陶说：“我的话顺应情理，可以切实推行。”禹说：“是的，你的话切实推行，必定能取得成效。”皋陶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思考说：“只是辅助促成罢了。”

皋陶的谋划，从“确实遵循他的德行”到“拥有土地的人要恭敬啊”，已经说完了，所以告诉禹说：“我的话顺应情理，可以切实推行。”大概是想让禹实行他的话。禹又说：“你的话，难道只是可以实行而已吗？切实推行它，必定能取得成功。”皋陶却又说：“实行我的话，达到成功，实际上是由于禹。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只是思考一一辅助促成，来帮助你成就功业罢了。”“赞”的意思是辅助；“襄”的意思是成就。大概是禹认为皋陶的话，实行它可以取得成功；皋陶认为成功在于禹，自己只能辅助禹的成就，不敢独自承担成功的责任。孔氏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不能思考达到善的境界，只是辅助陈述上古的行事罢了。”如果相信孔氏的说法，那么“曰”字就成了衍文。张横渠、薛氏都认为“曰”应当是“日”字，与下文“予思日孜”相类似。这个说法比先儒更好。

尚书详解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五

宋 夏僎 撰

益稷

益稷，帝说：“来，禹！你也陈述善言。”禹拜谢说：“啊！帝，我有什么话可说？我只思考每天勤勉不懈。”

皋陶先前已经陈述了谋划，帝于是呼唤禹，让你也陈述善言。禹既然接受了命令，于是拜谢并赞叹。赞叹皋陶的谋划已经尽善，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是思考每天勤勉不懈地奉行臣子的职责罢了。〇子云说：禹凭借功业，皋陶凭借谋划。在舜的时候，禹、皋陶侍奉君主，各自凭借自己的能力向上进献。皋陶陈述谋划，不敢自认为有功；大禹成就功业，不敢自认为有谋。所以帝虽然命令陈述善言，而禹谦逊不敢立即接受命令就说话，他的意思是皋陶的谋划已经如此，而我只是日夜勤勉，还担心达不到，怎么能超过皋陶呢？这正是禹不敢自认为能承担说话的责任。以下文历数随山刊木、决九川、浚畎浍等事，是因为皋陶问他所以勤勉不忘的原因，所以一一陈述，实际上不是自夸耀治水勤劳如此。

皋陶说：“唉！怎么回事？”禹说：“洪水滔天，浩浩荡荡包围山陵，淹没丘陵，下民遭受水灾，精神昏惑沉溺。我乘坐舟、车、輴、樏四种交通工具，跟随山势砍伐树木，与益一起进献各种新鲜食物。我疏通九条河流直到大海，疏通田间沟渠直到河流，与稷一起播种，进献各种艰难食物和新鲜食物，努力交换有无，改变居住，百姓得以粮食，万国得以治理。”皋陶说：“是的！你陈述了善言。”

禹既然不敢自认为能说话，而说自己只是思考每天勤勉不懈地奉行臣子的职责，所以皋陶于是叹息并怀疑奇怪他的事，认为禹不是不能说话，所以接着说“怎么回事”，用来问禹所说的勤勉究竟是什么事？禹既然接受了皋陶的问话，于是陈述勤勉的事，说洪水的时候，其势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围山陵，下民遭受此水灾，忧愁困苦，以至于精神昏惑，虽然沉溺，也不自知。我于是乘坐这舟、车、輴、樏四种交通工具，以跟随山势，砍伐树木，开通障碍，然后取得功效。这时益实际掌管火，焚烧山泽，帮助我治水。我又想到水土未平，百姓未得粮食，于是与益凭借焚烧所得的鸟兽，进献给百姓，让他们吃以充饥。大概鸟兽新杀的叫做鲜，所以说进献新鲜食物。但四载的说法，解释者不同，有的认为鲧九年功绩没有成功，兖州说十三年才成功，是九年之后乘以四载，是为十三年。其实禹代替鲧是四年而成功，世人多喜欢此说。苏氏说详细品味本文，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是禹自谓驾此四物以行山林川泽之间，不是通九为十三的话。按书的文章，鲧九年功绩没有成功，在尧未得舜之前，而殛鲧在舜登庸历试之后，鲧殛而后禹兴，则治水的年份不得与鲧九年相接，兖州的功业安可通九为十三乎？大禹说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哌哌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是禹娶在治水之中，而生启亦在水患未平之前。夫禹服鲧三年之丧，自免至娶，自娶至有子，自有子至能泣，亦已久矣，安得在四载中乎？况兖州言作十有三载乃同，大概指兖州之事，非谓天下共此十三载也。惟孔氏谓四载为水乘舟，陆乘车，泥乘輴，山乘樏。而史记、尸子、慎子、汉沟洫志所载，亦与孔氏大同小异。窃意秦汉以来，必有师传其说可信。水乘舟，陆乘车，诸家皆然。惟泥乘輴，史记作捣音蕝，慎子及沟洫志作毳；山乘樏，史记作辇，沟洫志亦作梮。然名虽不同，其实一也。輴捣毳一物也。楯以版为之，其状如箕，以擿行泥上。樏以铁为之，其形如锥长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此数物者，大概禹治水之时，以此乘之，以之履山川，践行险阻之具也。禹既乘此，四载随山刊木，以除障蔽，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