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觧卷八

译水流注入大海。东北方的山中，只有这三座山最为高大，所以虽然相距遥远，但它们的形势却是相互连属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译西倾山、朱圉山、鸟鼠山直到太华山、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直到陪尾山，这是郑玄所说的四列之说，他划分阴阳正次的行列，虽然不符合经文的本意，但据此将这段文字分为四段则是可信的。大禹顺着山脉治水确实有这四个阶段：从岍山到流入大海，这是第一；从西倾山到陪尾山，这是第二；从嶓冢山到大别山，这是第三；从岷山到敷浅原，这是第四。这四者都是从水的源头开始，疏导沿着山脉旁边的积水注入下游地区，然后顺着山泽的形势来兴修水利。王肃的三条之说，把岷山和嶓冢山合并为一条，却不知道岷山与大别山本来不相连属，怎么能合并为一条呢？这四者有的说“导”，有的不说“导”。曾氏认为岍山和西倾山都是雍州的山，所以西倾山不说“导”，其文意承袭于“导岍”；岷山和嶓冢山都是梁州的山，所以岷山不说“导”，其文意承袭于“导嶓冢”。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西倾山在陇西临洮县西南，西倾山的东面，洮水发源于此，流入雍州的黄河；西倾山的南面，柏水发源于此，流入梁州的长江。那么西倾山大概位于雍州的西境而连接梁州。朱圉山在天水冀县南，现在《九域志》秦州天水郡有朱圉山就是这里。鸟鼠同穴山在陇西首阳县西南，是渭水的发源地。这三座山都是雍州南部的山。太华山在京兆华阴县南，东北属于冀州，东南属于豫州，西南属于梁州，西北属于雍州，在四角十字划分，四州都叫太华山，就是这座太华山。大禹先前已经疏导了岍山、岐山的积水，蜿蜒流入大海，于是又从西倾山、朱圉山、鸟鼠山等山疏导积水直到太华山，大概是从雍州开始疏导，跨越到梁州的东境。熊耳山在弘农卢氏县东，是洛水的发源地；嵩高山在颍川嵩高县，古文称为外方山，伊水流经这里，《水经》也说外方山就是嵩高山。桐柏山在南阳平氏县东南，是淮水的发源地；横尾山在江夏安陆县东北，古文称为陪尾山。这四座山都在豫州的边界。大概说的是大禹疏导水流，从西倾山、朱圉山、鸟鼠山直到太华山，然后从太华山向东，经过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三座山直到陪尾山。

疏导嶓冢山的水直到荆山，从内方山到大别山。

嶓冢山在陇西西县梁州东境的山区，漾水发源于此。荆山就是南郡临沮县的荆山，是荆州的荆山，与疏导岍山及岐山直到荆山的那个荆山不同。漾水发源于嶓冢山，流经荆山，所以大禹从嶓冢山疏导它，注入荆山旁边。到了荆山之后，然后向东南又到达内方山、大别山。所以说内方山到大别山，内方山、大别山两座山都属于荆州。内方山在江夏竟陵县东，《地理志》认为是章山。大别山，是汉水北岸的山。《春秋》记载：“吴国攻打楚国，楚昭王渡过汉水列阵，从小别山到大别山”，那么大别山就是靠近汉水的山。古诗有“二别沮汉氐”之句，《九域志》汉阳军有大别山、小别山。下文说疏导漾水向东流成为汉水，又向东成为沧浪之水，经过三澨到达大别山，那么大别山在汉水北岸就很明白了。郑玄认为大别山在庐江安丰是错误的，因为安丰是淮水北岸的地方，距离汉水很远，所以知道他的错误。

岷山的南面，直到衡山，经过九江，到达敷浅原。

这又是另一段，王肃把它并入嶓冢山作为南条，从而有三条之说。他哪里知道嶓冢山在梁州东面，岷山在梁州西面，两座山本来不相连属，怎么能连成一条呢？岷山在蜀郡湔道西，这里说岷山的南面，大概是岷山的南边。衡山在长沙湘南县东南，九江就是荆州所说的九江孔殷，就是现在的洞庭湖。敷浅原在豫章历陵县西，地志称为傅阳山，古文称为敷浅原。大概岷山是长江的发源地，衡山是长江流经的地方，所以大禹既已疏导嶓冢山的积水直到大别山，又从梁州的岷山疏导它，向东南到荆州的衡山，蜿蜒掠过九江而过，折向东北到达扬州的敷浅原。所以说岷山的南面直到衡山，经过九江到达敷浅原。林少颖说孟子讲大禹治水，是顺应水的规律。正因为顺应水的规律，所以当它包围山陵的时候，水道的样子无法看见。大禹于是顺着这些山治理山旁的积水，决开它们流向下游，以稍微减弱其滔天的势头，然后水道的样子才可以求得。所以从这里开始才涉及到疏通河道的事情。然而在疏导岍山及岐山的末尾，就说直到碣石流入大海，而其余三者则有的说直到陪尾山，有的说直到大别山，有的说直到敷浅原，都距离大海很远。大概岍山、岐山所疏导的水是合黄河、济水之流，最为奔涌强悍。当它顺着山开始疏导时，从西边决开向东，从东边通达向东北，就已经到达大海了。那些西倾山、嶓冢山、岷山所疏导的水，则不能直接到达大海，而且注入到下游地区。等到疏通河道的工作完成，才得以流入大海。所以下文所载才是众水流入大海的道路。凡此都是顺应自然，不违背水性以求取近功。只有把包围山陵的水疏导到下游地区，然后从下游疏导它流入大海。所以这里所载的都是冀州、雍州、梁州、豫州的山水，扬州只有一座敷浅原而已。其下游如青州、徐州、兖州的山水

译（这些内容）都是（史书）没有记载的。大概是因为疏导山洪的功绩是从高处到低处、从西方向东方向进行的，所以没有涉及到下游地区的山。这个论述非常符合经书中关于堤防的记载。

译疏导弱水，使其流向合黎山，其剩余的波涛流入流沙之中。

林少頴说，前面所说的都是顺着山脉治理的事，到这里才涉及到疏通河道的事。大禹治理洪水之所以能够成功，只是让水顺着地势在地下流动罢了。要想让水顺着地势在地下流动，如果不先决开山陵间积存的洪水，以削减那滔天的水势，那么原有的河道就无法显现，怎么能够疏导河流呢？只有先决开山陵间积存的洪水，使它们有处可归，然后疏通河道的工程才能得以实施。就像上文先疏导岍山和岐山直到碣石山并流入大海，然后疏导黄河、济水的工程才能得以实施；疏导西倾山、朱圉山直到陪尾山，然后疏导淮河、渭水、洛水的工程才能得以实施；疏导嶓冢山直到大别山，疏导岷山直到敷浅原，然后疏导长江、汉水的工程才能得以实施。只有疏通河道的工程是从顺着山脉治理开始的，所以经文所记载的，是先疏导山脉然后才涉及到疏通河道的事。鲧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筑起堤坝把水阻挡在地上，对于山陵间积存的洪水不能疏导，反而去堵塞它，与众山之间争抢地势，这就是鲧治水被称为“湮”的原因，是说它抗拒并堵塞洪水。大禹治水被称为“导”，是说它顺应水势并疏导它。只有大禹治水能够顺应水势并疏导它，所以经文中所记载的顺着山脉治理、疏通河道的事，都以“导”字来说，这是本着他治水的意图来说的。从弱水到洛水，一共有九条河流，所以太史公在《夏本纪》中把“疏导九条河流”放在疏导弱水之上，大概是太史公的意思，因为下文有“九条河流涤荡源头”的话，而这里所记载的总共是九条水，于是就用“疏导九条河流”来说。至于在疏导岍山和岐山之上，之所以称为“九山”，然而书中记载所疏导的山一共有二十七座，太史公说是九山，大概是说从某山到某山的一共有九组，然而从某山到某山的一共有十座山，不能说是九座，即使说“至”字的山果真有九座，也不符合经文的意旨，何况不止九座呢？如下文所说的“九山刊定道路、九川涤荡源头”，大概是泛指九州的山川。上文所疏导的山，如黄河、济水、淮河、洛水、长江、汉水，大概已经可以看到了，所以下文所疏导的水都是为了总结上文的意思并补足其义理，这是前后相因的言辞。比如前面有疏导岍山和岐山，那么这里所疏导的河流就涉及到黄河、济水；前面有西倾山、朱圉山、鸟鼠山，那么这里所疏导的河流就涉及到淮河、渭水、洛水；前面有疏导嶓冢山、岷山的南面，那么这里所疏导的河流就涉及到疏导黑水、疏导汉水，都是前后相因的言辞。只有弱水、黑水前面没有所属的山脉，后面也没有所结的归宿，却轻率地叙述这两条水，乃归属于疏导山脉的次序，而冠于众水之上。大概这两条水都在塞外，当洪水之初，也狂暴地流入中原，与滔天的水势合而为一，无法再分辨。等到禹疏导岍山和岐山，直到西倾山、岷山、嶓冢山等山，旁边积存的水从西边决开流向东边，中原的水既已决开流向东边，那么弱水、黑水从塞外逆流进入中原的，才开始可以分辨。所以禹既已疏导山脉，于是先顺着水势将它们分别开来，一条归于南海，一条归于流沙。然后黄河、济水、渭水、洛水、长江、汉水等河流，才可以疏导并纳入大海。这就是弱水、黑水归属于疏导山脉的次序，而冠于众水之上的原因。苏氏说：“黑水以救患为急，禹疏导九条河流从弱水开始，是因为弱水危害最严重，所以疏导它向西流，不让它成为中原的祸患。”我私下认为，弱水既然已经不能承载物体造成危害，所以禹先疏导它。那么黄河、济水、长江、汉水难道不是使百姓淹没溺死的祸害吗？为什么唯独排在后面呢？所以苏氏的说法我不敢依据。根据《地理志》：“弱水原本出自删丹县，也叫张掖河，合黎山在酒泉郡防县东北。”孔氏认为合黎是水名，郑氏认为合黎是山名，顾氏认为这条水出于合黎山，因山得名。根据经文说“直到合黎，余波流入流沙”，那么合黎是水汇聚的地方，所以余波得以覆盖流沙。就像疏导菏泽覆盖孟猪，就知道孔氏认为是水名是对的。流沙就是居延泽。地理志说：“居延泽在张掖郡居延县东北。”古文认为流沙就是这个地方。颜师古又说炖煌郡，大概禹疏导弱水，从张掖删丹县西南疏导它，到酒泉的合黎，又从合黎折向北，于是流入居延泽。所以说“疏导弱水直到合黎，余波流入流沙”。曾氏说：“弱水出于穷石，而黑水出于鸡山，经文不记载的原因，是疏导它们的水出于九州之外，省略了。”

疏导黑水，使其流向三危山，流入南海。

苏氏说，郦道元《水经》记载黑水出自张掖鸡山，向南流到炖煌，经过三危山，向南流入南海。汉代的孔氏也说黑水从北向南，经过三危，穿过梁州，流入南海。唐代的孔氏扩大他的说法，也说炖煌、张掖都在黄河以北，黑水之所以能够越过黄河南下进入南海，是因为黄河从积石山向西，多有地下伏流，所以黑水得以越过黄河向南。又《地理志》：益州郡，原为滇王国，汉武帝元封二年才开辟为郡，郡内有滇池县，县里有黑水祠，只说有其祠，不说其水的源头。又《九域志》：利州路扶州同昌郡有黑水。引用《水经》说：黑水出自羌中。又《通典》说：甘州张掖郡黑水所出。又沙州，古三危

译这片土地，是黑水流经的地方。前代的众多儒者议论纷纷，没有人能详细考证它的源头。据我考证，华阳的黑水只在梁州，黑水与西河只在雍州。雍州和梁州西边以黑水为界，那么黑水大概就在雍州和梁州之间，两州以此作为边界，所以解说的人认为它在滇池，作为梁州的边界；在张掖，作为雍州的边界。然而这里所说的“疏导黑水到达三危山，流入南海”，雍州三危山的西边有交河郡，北庭河，东南有蒲类海，就是这里所说的海。大概是疏导黑水到达雍州的三危山，从三危山流入这个海。孔安国等儒者所说的“越过黄河而流入南海”，都是不对的。所以林少颖也说：根据黑水从西北流经数千里，它的流量应当很大，哪有黄河水流伏在下面，黑水能够越过它上面的道理？孔安国大概是顺着经文配合地理来解释，不可相信。孟子曾经说：大禹治水，以四海为沟壑；白圭治水，以邻国为沟壑。大概白圭只想要让他国家的百姓免于水灾，却把灾难转嫁到其他国家，因此这里的洪水变成了那里的洪水，没有比这更不仁义的了？只有大禹不是这样。黑水、弱水本来是塞外的河流，大禹既然在塞外疏浚它们，从常理来看，水对中国造成危害，现在既然注入蛮夷之地，就可以不必忧虑了。但大禹的心里，仍然觉得不安，正是不分彼此疆界的差别，即使是塞外的河流，也一定要为它们疏导通畅。其中一条注入流沙，另一条注入南海，一定要让蛮夷的百姓也免于水灾。这就是大禹之所以以四海为沟壑，而他的德行如同天地，没有不覆盖的，没有不承载的。

译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到达龙门。向南到达华山北麓，向东到达底柱山。又向东到达孟津，向东经过洛水入黄河处，到达大伾山。向北经过洚水，到达大陆泽。又向北分流为九条河道，汇合为逆河，流入大海。

曾氏说，《尚书》叙述疏导水道，有的先说山，有的先说水。先说山的，像“嶓冢导漾”、“岷山导江”就是这样。先说水的，像“导河积石”、“导淮自桐柏”、“导渭自鸟鼠同穴”、“导洛自熊耳”就是这样。大概嶓冢是漾水的源头，岷山是长江的源头。有了这座山，然后才有这条水流出，所以经文先说山。黄河发源于昆仑山，然后才到达积石山；淮河发源于胎簮山，然后才到达桐柏山；渭水发源于南谷山，然后才到达鸟鼠山；洛水发源于冢岭山，然后才到达熊耳山。积石、熊耳、桐柏、鸟鼠，都不是它们的源头。大概先有了这条水，然后才流到这座山，所以经文先说水。虽然如此，大禹疏导淮河始于桐柏，疏导渭水始于鸟鼠，疏导洛水始于熊耳，因为不是源头，所以都说“自”，以表明他施功治理的起始之处。至于疏导黄河始于积石，也不是源头，却直接说“导河积石”，而不说“自”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嶓冢是汉水的源头，岷山是长江的源头。岷山、嶓冢的东面才开始有长江、汉水，所以不必说“自”，而其所以作为“自”的意思是可以推知的。至于淮河、渭水、洛水的源头在桐柏、鸟鼠、熊耳之上，如果不说“自”，就无法区别，这就是有的说“自”、有的不说“自”的不同原因。像积石山则与此不同。黄河发源于昆仑山，它在积石山以西的部分，都隐伏在地中，所以《山海经》说：“积石山，山下有石门，河水漫过它，向西南流。”那么积石山虽然不是黄河源头，因为上游隐伏，无处施功疏导，到了积石山才流出地面，它作为疏导的起始之处，也是可以推知的。所以经文先说黄河，后说积石，以表明上游隐伏，始于积石山流出，它作为疏导的起始之处可以推知，这也不同于淮河、渭水、洛水了。曾氏的这种说法，是《尚书》作者立言的方法，所以首先指出黄河源头离中国很远。《尔雅》、《山海经》、《穆天子传》、《淮南子》以及桑钦、郦道元等人的书，都认为黄河发源于昆仑墟。而汉代《西域传》记载张骞探寻黄河源头，却说黄河有两个源头，一个出自葱岭，一个出自于阗。于阗在南山脚下，其河水向北流，与葱岭的河水汇合，向东注入蒲昌海。蒲昌海又名盐泽，距离玉门关、阳关三百多里，广阔三四百里，那里的水停滞不流，冬夏不增减，都认为它潜行地下，向南从积石山流出，成为中国的黄河。太史公、班固记载《禹本纪》说黄河发源于昆仑山，高两千五百多里，日月在那里互相遮蔽而发光。自从张骞出使大夏之后，探寻黄河源头，哪里见过所谓的昆仑山呢？他们的说法认为黄河源头实际上不出于昆仑山，所以苏氏辩驳其谬误。说张骞出使大夏，虽然号称探寻黄河源头，实际上没见到黄河，只见到两条水从葱岭、于阗汇合流入蒲昌海。又由于阗出产玉石，就指那里为昆仑山，即以其所出的水便称之为黄河，说法都是谬误的。其实不知道西南羌人地区实际上自有黄河，现在吐蕃境内的黄河从西南数千里向北流，看见与积石山相连，出使往来的人没有不说的。又吐蕃人自己说昆仑山在国家的西南方，那就是黄河的发源地。由此看来，那么黄河源头出于昆仑山是明确的。张骞竟然以葱岭、于阗两条水为黄河，而太史公、班固于是有张骞探寻黄河源头，哪里见过所谓昆仑山的说法，难道是真的吗？苏氏辩驳张骞的谬误，他的说法极好。然而经文只说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学者解释经文只从积石山寻求就足够了。昆仑山的说法虽然残缺而不问也可以。但又恐怕学者被张骞所见的迷惑，而怀疑黄河源头实在不出于昆仑山，所以略举苏氏的说法来告诫后来的人罢了。查考颜师古说：积石山在金城郡河关县西南羌人地区，汉延熹年间西羌侥当侵犯边塞，段纪明讨伐他，追击出塞到积石山而返回，这就是积石山，大概在塞外。积石山以上河流小，地势又高，不成为人的祸患，所以施功治理黄河始于积石山，然后疏导它进入中国，蜿蜒到达龙门。所以说：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到达龙门。林少颖说黄河从积石山开始向西南流，又向东流入塞内，经过炖煌、酒泉、张掖郡南，又向东经过陇西河关县北，与洮水汇合，又向东经过舍城、允吴县北，与渭水汇合，又向东经过石城、天水，又向东北经过安定，又向北经过北地郡，又向北经过朔方郡，又向东经过渠搜县故城西，又向东经过故五原郡南，又向东经过云中郡，又向南经过定防郡，又向南经过西河郡，又向南经过上郡、河东郡西，然后到达龙门，大概三千多里。它所经过的地方很多，经文都不记载的，大概这篇本是为治水而作，只记载施功治理的地方，不施功治理的地方就不记载。大禹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即得到黄河的故道，于是到达龙门，然后施人工开凿它，所以就把龙门紧接在积石山之下，也就像三危距离南海很远，而大禹施工只在三危，所以经文只说疏导黑水到达三危，流入南海罢了，不像其他地理志家想要

译详细考察其地理源流的所在。这种说法很正确。龙门山，根据《水经》考证，位于河南皮氏县以西。《淮南子》说：“龙门没有开辟，吕梁没有开凿，黄河从孟门之上流出。孟门就是龙门的上口。”大概黄河流到龙门，被夹在两山之间，水流最为湍急，所以大禹开凿疏通它。所谓开凿，是指河流经过的山体，在狭窄的地方开凿扩大，使河道宽广斜长足以容纳这些水流罢了，并不是说山横在前方，大禹从中间开凿，使河流从中间流出。西汉贾让认为大禹治水，对于作为道路的丘陵予以毁坏，所以开凿龙门，开辟伊阙，劈开砥柱，打破碣石，破坏断绝天地的本性，这些都是过分的言论。大概大禹治水，顺应自然无所作为，如果毁坏断绝天地的本性，怎么可以说是顺应自然无所作为呢？大禹疏导黄河，从东北流到龙门，又从龙门分开向南流到华山以北，所以说“向南流到华山”。华阴位于冀、雍、梁、豫四州的边界。到了华阴，又分开向东流到砥柱。汉代孔氏说：“砥柱，是山名，河水分流，包围着山流过，山在水中，像柱子一样，所以叫砥柱。”这座山在虢城东南，太阳城北。郦道元说砥柱是大禹开凿的，这种说法是对的。黄河到了砥柱，于是蜿蜒向东流到孟津，所以说“向东流到孟津”。唐代孔氏说：“孟是地名，津是渡口的地方。”大概河流从华阴到砥柱，夹在两山之间，水流湍急凶悍，到了孟津，然后水势稍微缓和，可以横渡船只，渡口在孟地，所以叫孟津。周武王讨伐商朝，在此渡河，后世称为武济，就是这条河。黄河到了孟津，于是又向东流，到了河南巩县以东，洛水从西边来汇入黄河。洛水汇入黄河，是从西南方向，黄河则从它的北边流过，所以说“向东经过洛水入河口”。经过洛水入河口后，又向东流到大伾。汉代孔氏说：“山有两重叫伾。”林少颖说：“凡是山有两重的，都可以叫伾，但这里说大伾，必定是指定某处而言，就像冀州说太原，雍州说原隰，都是指定其地，不是泛指广阔的平原、低湿的洼地。”这种说法是对的。大伾山，郑氏认为在修武、武德县界，张揖认为是成皋县的山，臣瓒认为就是现在的黎阳临河山，三种说法不同，不知道哪个正确。黄河从华阴以上都向南流，就是所谓的龙门西河；从大伾以上都向东流，就是所谓的南河；从大伾以下，则向北流入海，就是所谓的东河。所以经文从大伾以下，就说向北经过洚水。大概意思是黄河从大伾以下，才开始向北流到洚水。洚水，唐代孔氏根据《地理志》说在信都。黄河到洚水，说经过，大概是因为洚水比黄河小，黄河大洚水小，所以黄河说经过，就像说向东经过洛水入河口一样。黄河经过洚水后，又向北流到大陆，所以说流到大陆。大陆就是巨鹿。林少颖说黄河从西戎进入边塞，经过秦陇陕洛，夹山而行，虽然水势狭隘湍急凶悍，破坏船只，但两山相距足以抵御河流的冲击，不至于奔涌突出，所以大禹治理从大陆以上，只在黄河两旁开凿疏通，使河道宽广斜长足以减弱水势罢了，不必分流。至于从大陆折向北流，那么那里地势都平坦容易决口毁坏，所以大禹从大陆以北，就把黄河分为九条河道，使水有宣泄之处，不至于漂荡凶悍奔涌而安流进入大海。这正是大禹疏导黄河，其规划最长远，考虑祸患最周详的意思。所以经文在大陆之下，必定要说又向北分流为九河。另一种说法又说兖州“说九河已经疏导”，那么黄河向北流自有九条支流的旧迹，大禹分为九州，也是依据旧迹来防备疏导，道理或许如此。九河的名字，前面在兖州解释中已经详细说明了。九河将要入海，则又合为一条大河，名叫逆河，流入大海。逆河，孔氏等儒者都认为九河同合为一条大河，名叫逆河。唯独王氏说逆河是“逆之河”，他的意思以此同为逆河来解释上面“分流为九河”的意思，说所分的九河都叫逆河，所以逆着准备。这种说法不对。大概经文记载疏导水流的体例，凡是说“为”的，都是从这里变为那里的意思。比如疏导汉水说“嶓冡疏导，向东流为汉水，又向东为沧浪之水，向东汇聚成泽为彭蠡，向东为北江流入海”；疏导江水说“向东别出为沱，向东为中江流入海”；疏导沇水说“向东流为济水流入黄河，溢出为荥泽”。那么凡是说“为”的，都是从这里变为那里的意思。那么这里说“又向北分流为九河，同为逆河流入海”，大概意思是黄河到大陆则分流为九河，将要入海则又合九河为一条大河。怎么可以用同为逆河来解释上面“分流为九河”的意思呢？黄河入海，汉代孔氏说流入渤海。太史公《河渠书》和颜师古也说流入渤海。然而根据上文“疏导岍山和岐山”下面说“流到碣石流入海”，那么黄河所入的海是碣石之海，不是渤海了。孔氏、太史公之所以说流入渤海，大概是因为汉武帝元光三年黄河在东都决口，注入渤海，大禹时实际上不注入

译渤海。孔氏、太史公只根据他们所见的情况，认为（大禹治水）进入渤海，并非大禹原来的遗迹。曾氏说：水流所经过的地方是一样的，但《尚书·禹贡》的措辞有说“至”的，有说“过”的，有说“防”的，这是为什么呢？郑氏说：“说‘过’和说‘防’的都是指水名，说‘至’的或者是山名或者是泽名，他的说法是对的。”像黄河到达龙门，到达华阴，到达砥柱，到达大陆；汉水到达大别山，这些全都是山名。黄河到达孟津，那是地名。黄河到达大陆，济水到达菏水，这些都是泽名。长江到达沣水，到达东陵，这些都是陵名。关于沣水，郑氏认为是醴陵，如今长江的水流不到醴陵，所以先儒对此表示怀疑，都认为是醴水，即九江中的一条。春秋时期的豫章在长江以北、汉水与淮河之间，汉代的浔阳、江夏也在长江以北，后世都在长江以南，怎么知道大禹时代醴陵不是长江水流到的地方呢？黄河经过洛汭，经过洚水；汉水经过三澨；长江经过九江；渭水经过漆水、沮水；这都是因为大水汇入小水，所以称为“过”。长江在滙水处受防，济水在汶水处受防，淮水在泗水、沂水处受防，渭水在沣水处受防，沣水在泾水处受防，洛水在涧水、瀍水处受防，在伊水处受防。大概两条水流势均力敌而相互汇入，就称为“防”。天下的河流没有比黄河更大的，其他水流没有能与它势均力敌的，所以不曾说黄河与济水、淮水、洛水相防，是因为这些水较小。凡是河流汇合的地方，水势都可能均等，所以不曾说“过”。像洛水与涧水、瀍水、伊水都称为“防”，那么这些水流的巨细就可以知道了。曾氏的这种说法也似乎有道理，所以一并保留下来。

译嶓冡山导出的泉水向东流成为汉水，再向东流成为沧浪之水，经过三澨，到达大别山，向南流入长江，向东汇聚成彭蠡泽，再向东成为北江，流入大海。

嶓冡山位于陇西郡西县，是汉水的发源地。然而《禹贡》记载导引汉水，却先说“导漾”，这是因为汉孔氏认为泉水刚从山中流出时称为“漾”，向东南流称为沔，到达汉中后向东流才称为汉，所以曾氏也说“流”是相对于“止”而言的，大概意思是静止的称为“漾”，流动的称为“汉”。就像济水静止时称为沇，流动时称为济，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漾”水到了汉中，既然已经称为汉了，于是又向东流成为沧浪之水。这里说“为”，也是指汉水流到这里，又被称为沧浪之水，并不是另有其他水从外面流入。汉孔氏却说这水是别流在荆州的，我认为孔氏说这水流经荆州是对的，但如果说它是别流在荆州，那就是把沧浪当作另一条独立的水，而不是汉水向东流形成的，这种说法不对。所以郦道元说《禹贡》中“嶓冡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不说“过”而说“为”，明确说明不是其他水流入，这种说法是对的。三澨，是水名，在江夏景陵县，唐人曾经考证景陵有渗渗水，就是这条水。三澨之水到这里才开始流入汉水，所以说“过三澨”，意思是汉水向东流成为沧浪之后，又经过了三澨水流入的地方。大别山现在不知道具体在哪里，然而《春秋》记载吴国攻打楚国，夹着汉水作战，楚国于是渡过汉水列阵，从小别山到大别山，那么大别山一定是靠近汉水旁边的山，大概汉水经过三澨之后，撞击大别山向南与长江汇合，所以说“至于大别，南入于江”。因为长江在汉水的南边，汉水要与长江汇合，必须折向南流，然后再次向东流汇聚到彭蠡泽，所以说“东汇泽为彭蠡”。“汇”就是回旋的意思。长江和汉水在这里汇合，水流变得更大，于是向东流到彭蠡。大泽的水既然汇聚在彭蠡，就会有所回旋曲折，不至于泛滥冲激以冲击下游的势头，所以向东成为北江流入大海。大概是先形成汇聚，然后形成归宿。长江和汉水在彭蠡汇聚，就像黄河分流为九条一样。大概大禹治水到了下游地区，不会立刻决口让它流入大海，必须先削弱其迅疾冲激的势头，让水已经游荡宛转，然后顺势引导它流向归宿，所以黄河分为九条，然后共同成为逆河。长江和汉水汇聚为彭蠡，然后分为三江，有的先分开后汇合，有的先汇合后分开，其用意是一样的。

岷山导出的江水向东别流成为沱，再向东到达澧，经过九江到达东陵，向东斜行向北汇合于彭蠡泽，向东成为中江，流入大海。

岷山在蜀郡湔道西边，又名渎山，又名汶耳。山在边远地区之外，是江水的发源地，所以大禹导引江水从岷山开始。沱，大概是江水的别流。所以既然说了岷山导江，紧接着就说向东别流成为沱。大概江水从岷山东流，就别流成为沱。《地志》记载：南郡支江县，江沱在西边，这是荆州的沱。蜀郡郫县江沱在江北，这是梁州的沱。大体上江水别出的，都命名为沱，所以荆、梁二州都有沱水。这里说“东别为沱”，承接在岷山导江之下，那么就是江水刚流出时的别流，大概指的是梁州的沱。江水的别流既然成为沱，而其顺流则到达澧，所以说“又东至于澧”。汉孔氏说澧是水名。按照《水经》：澧水出自武陵充县，向西到长沙下巂县西北流入长江。而《楚辞》也有“濯予佩兮澧浦”的句子，那么澧是水名，是很明显的。然而郑氏却说这部经书从导弱水以下，“言过”、“言防”的都是水，“言至”的或者是山或者是泽，都不是水名，所以把这个澧当作陵名，即今天的长沙澧陵。曾氏也依据他的说法，其详情已见于前面导河的解说中，他的说法也自有道理，所以两说并存。江水既然向东到达澧，于是经过九江流入的地方，所以说“过九江”。九江就是荆州的九江。大概九江到这里流入长江，长江就经过它，所以说“过九江”。九江的名称已在荆州详细解释。江水既然经过九江，于是又从九江到达东陵，所以说“至于东陵”。东陵在庐江金兰县西北。长江、汉水二水都发源于西边向东流，长江在汉水的南边，汉水在长江的北边。汉水要与长江汇合，就必须稍微折向南流，然后才能汇聚于彭蠡。所以经文在导漾时说“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长江要与汉水汇合，就必须稍微折向北流，然后才能汇聚于彭蠡。所以经文在导江时说“至于东陵”。东迆北防于汇，“迆”是斜行的意思。大概长江发源都向东流，既然到了东陵，将要与汉水在彭泽汇合，必须从东边斜行，稍微向北，就能在彭泽汇合。不说防于彭泽，而说防于汇，是承袭上面“东汇泽为彭蠡”的文意，并且显示它与汉水共同注入这个泽。苏氏说大禹导水先汉后江，当他导漾流入南江时，被北江阻挡，就汇聚成彭蠡泽，所以说“东汇泽为彭蠡”。至于导江时彭蠡已经汇聚了，所以特别说防于汇。这种说法是对的。长江、汉水二水既然在彭蠡汇合，然后从彭蠡分出为三江，以流入大海。汉水为北江，所以说东为北江入于海，江水

译中江流入大海。既然有中江、北江，那么彭蠡泽的主流就是南江。这就是《禹贡》荆州所说的“三江既入”的意思。苏氏认为南江是长江的故道，大禹没有在那里进行治理，所以《禹贡》没有记载。这种说法是对的。然而，这三江如果考证《禹贡》的记载，确实如此；但如果看今天的长江，从彭蠡泽向东，没有别的支流，经由秣陵口流入大海，不再有“三江”之分。这大概是后世河道变迁改易，随时代不同而变化，不能固执地将其视为一成不变的定论。而苏氏却把今天彭蠡泽以东汇合成一条江的情况，指称为三江，因为数量对不上，又进一步牵强附会地加以解释。这是不对的。

译疏导沇水，向东流去成为济水，流入黄河，溢出形成荥泽。向东从陶丘北面流出，又向东到达菏水，又向东北在汶水处汇合，又向北向东流入大海。

曽氏说，“流”是相对于“止”而言的，“止”指的是〇（源），流指的是汉，止指的是沇，流指的是济。大概是从水的源头来说，就称为〇、称为沇，等到它流动起来，就称为汉、称为济。关于沇水的源头，说法不一。《汉书·地理志》说它发源于河东垣县的王屋山，孔氏说泉水源头叫沇，流出去叫济。济水在温县西北，两种说法不同，不必过多拘泥。大概沇水流动成为济水，到了巩县南面，然后才流入黄河。济水与黄河汇合，水流逐渐变大，于是到达荥阳县北面，溢出形成荥泽，所以说“疏导沇水，向东流去成为济水，流入黄河，溢出形成荥泽”。荥泽在敖仓的东南面。然而济水与黄河汇合，虽然溢出形成荥泽，但荥泽不足以容纳它，于是决口向东，到达陶丘北面。陶丘根据《尔雅》考证，说“丘再成为陶丘”，凡是两次形成的丘都叫陶丘。但这里说从陶丘北面流出，那么这个陶丘必定是指特定的地方，不是泛指所有两次形成的丘都叫陶丘。地志说定陶县西南有陶丘亭，那么这个陶丘或许指的就是这里。既从陶丘北面流出，于是又向东决口到达菏水。菏就是菏泽。《说文解字》说菏泽在山阳湖陵县，《水经注》说在济阴定陶县，两种说法不同，应当是这个泽地跨越两县之间。既到达菏泽，于是又向东北转折到达东平寿张县，与汶水汇合，然后向北向东流入大海，所以说“又向东北在汶水处汇合，又向北向东流入大海”。汶水发源于泰山莱芜县，到东平寿张县西南安民亭流入济水。那《淮南子》所说的从朱虚弗其山流出的，是东汶水，不是这里所说的汶水。

疏导淮水从桐柏山开始，向东在泗水、沂水处汇合，向东流入大海。

淮水发源于南阳平氏县东南的胎簮山，向东北然后经过桐柏山。胎簮大概是桐柏山旁边的小山。淮水虽然发源于胎簮山，但大禹疏导淮水实际上是从桐柏山开始的，所以说疏导淮水从桐柏山开始，意思是疏导从桐柏山开始，不是说淮水发源于桐柏山。既从桐柏山开始疏导淮水，然后从桐柏山向东，就与泗水、沂水汇合。既与泗水、沂水汇合，然后流入大海。有人说向东在泗水、沂水处汇合，向东流入大海。查考地志，沂水发源于泰山盖县，向南到下邳流入泗水；泗水发源于济阴乘氏县，到临淮睢陵县流入淮水。大概是沂水流入泗水，泗水流入淮水。现在经文说在泗水、沂水处汇合，唐氏说沂水流入泗水的地方离淮水已经很近，所以连在一起说，意思或许是这样。

疏导渭水从鸟鼠同穴山向东，在沣水处汇合；又向东，在泾水处汇合；又向东，经过漆水、沮水，流入黄河。

渭水发源于陇西首阳县渭首亭南面的山谷，然后经过鸟鼠山。鸟鼠山也在首阳县。《尔雅》说：“那里的鸟叫鵌，那里的鼠叫鼵。”它们共处一个洞穴，所以山以此命名。渭水虽然发源于南谷，但大禹疏导渭水，是从鸟鼠同穴山开始的，所以说“疏导渭水从鸟鼠同穴山向东，那么沣水就在那里汇合”，这就是上面所说的“沣水所同”的意思。又向东那么泾水就在那里汇合，这就是上面所说的“泾属渭汭”的意思。又向东那么经过漆水、沮水流入渭水的地方，这就是上面所说的“漆沮既从”的意思。既经过漆水、沮水，就流入黄河，流入黄河的地方正在京兆北船司空县。

疏导洛水，从熊耳山向东北在涧水、瀍水处汇合，又向东在伊水处汇合，又向东北流入黄河。

《汉书·地理志》说洛水发源于冢岭山，《山海经》说洛水发源于上洛山，《水经注》说洛水发源于灌举山，三种说法不同。然而经文中没有记载，不知道哪个是对的。总之都是水源发源于其他山，从熊耳山经过。大禹治理洛水，只是从熊耳山开始，所以说疏导洛水从熊耳山开始。既从熊耳山开始，于是向东北在涧水、瀍水处汇合，又向东在伊水处汇合，然后向东北流去流入黄河。大概洛水与这三条水汇合，然后流入黄河，这就是豫州所说的伊水、洛水、瀍水、涧水都流入黄河的意思。这三条水的源头各种说法不同，前面豫州的解释已经详细说明了。它们流入洛水的地方，汉代的孔氏说在河南城南汇合，道理或许是这样。林少颖引用郑渔仲的话说：“《禹贡》这本书，知道山的盘踞和水的流入，或者不止一个州一个县，所以叙述九州已经安定之后，然后另外列出山川，总序在后面。班固以来写史书的人没有章法，于是将山川与古迹并列在州县之下，而且小山短水不出一个州一个县的，就在州县之下叙述，本来没有害处。如果是大山耸立，大水经过，何止一个州一个县？班固却把它们逐条列在州县之下，可以说没有章法。”郑渔仲这话很好。我曾经考证《汉书·地理志》，它叙述汉水就说：“嶓冢山西面，汉水发源，向南流入广陵，白水又向东南到江州流入长江，经过四个郡，行程二千七百六十里。”它叙述江水就说：“岷山江水发源，向东南到江都流入大海，经过七个郡，行程二千二百六十里。”这里所说的，只知道汉水经过四个郡，江水经过七个郡而已，哪里知道它经过的是什么郡呢？又哪里知道它经过的郡哪个先哪个后呢？知道这个就知道《禹贡》在叙述治水由折于九州之下，而在〇山〇水的次序中，又叙述其源委的详细情况，其

译所记载的确实是万世不变的成法。

译九州的地域已经统一，四方低洼近水之地都已安居，九座大山都已开山修路以便旅祭通行，九条大河都已疏通源头，九处沼泽都已修筑堤防，四海之内都已修筑堤防以统一于京师。六府（水、火、金、木、土、谷）的治理非常完善，各类土地的赋税相互校核公正，谨慎地管理财赋，全都依据上、中、下三等土壤来制定赋税。天子赐给诸侯土地，赐给诸侯姓氏，以敬奉天德，先王不违背我的政令。

《禹贡》一书，从“冀州既载”以下，叙述九州的疆界、治水的曲折过程，以及田赋、贡品多少的详细情况，详尽无遗，所以在这里总结说“九州攸同”。所谓“同”，并不是说过去广谷大川之间，制度不同、民生各异、风俗不同，现在却混然一体、大同小异。而是说洪水之初，疆界隔绝，百姓不能安居，贡赋不能缴纳；如今洪水已经平息，九州的疆界都已划定，贡法都已确定，上级所施予的，下级所供给的，混然一致。如下文从“四隩既宅”以下，都是所谓“九州攸同”的事情。“四隩”，李巡说水崖内侧靠近水的地方叫隩，大概是在洪水为患时，崖内侧靠近水的地方不能安居，等到水顺着地势流淌，然后居住在崖内侧靠近水的人，才开始安居，所以说“四隩既宅”。“山”指九州的名山，如今都已砍伐树木、开辟道路以便旅祭，所以叫“刋旅”。“九川”指九州的河流，都已涤荡源泉而没有堵塞，所以叫“涤源”。“九泽”即九州的沼泽，都已修筑堤防而没有决溢，所以叫“既陂”。“山”说“刋旅”，“川”说“涤源”，“泽”说“既陂”，各自陈述大禹施功的实际。所谓“九山”“九川”“九泽”，都是泛指九州的山林川泽而言，起初并没有特定的指向，而解说者却说从岍山、岐山到敷浅原是九山，从弱水到洛水是九川，九泽没有依据，就强行引用雷夏、大野、彭蠡、云梦、荥波、孟猪作为九泽，这都是牵强附会，不符合经文的本意。前面关于弱水的辨析已经详细了。“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之内都有可以通行的道路，并且可以统一于京师，所以接着说“四海防同”。如果九州的末端，都记载了入河的道路，这就是所谓“防同”的实际内容。四海既然统一于京师，就有输送贡赋的道路，于是趁着六府已经修治，对各类土地的产出相互校核公正，对财赋的出处非常谨慎，不敢从百姓那里妄取毫厘，而征收的方法，只根据土壤的三等，来制定赋税，并贡纳于京师。所以最后说“咸则三壤成赋，中邦”。在洪水之初，山陵被淹没，百姓昏乱沉溺，无法生存，如今川泽已经平定，贡赋已经修治，那么功业成就而治理安定。人君还要做什么呢？只是赐给诸侯土地，让他们建立国家，赐给诸侯姓氏，让他们合族。人君只要敬奉我的德行来率先垂范，那么天下将会顺从，哪里有空闲来违背我的政令呢？这大概是作书者叙述大禹成功之后，于是用警戒来结尾。所以唐代的孔颖达也说这是史臣赞美大禹的功绩，说九州风俗已经统一，可以进行教化。天子只应当选拔任用贤者，赐给土地和姓氏，与他们共同治理。天子常常自我敬德，那么天下的百姓就没有违背的。天子所行的，这个说法是对的。

五百里的甸服，百里缴纳赋税，缴纳整束的禾秆；二百里缴纳带穗的禾秆，三百里缴纳连根的禾秆并服役，四百里缴纳粟，五百里缴纳米。

林少颖说前面所说的九州的山泽川浸以及田赋贡品的详细情况已经详尽无遗，而用来划分天下疆界以区分京师、诸夏、夷狄的方法还没有见到。于是接着说五服远近的制度。这一篇从甸服到荒服，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方圆五千里。而《职方氏》以方圆千里为王畿，王畿之外为九服，每服五百里，加上王畿就有万里的数目，所以诸儒都对此有疑问。有人认为周公扩大了疆土，其土地是尧禹时代的两倍，这都是没有深入考察两书所载，只看到所叙述的都以五百里来说，就跟着这样解说罢了。殊不知禹的五服所谓五百里，是从一面来计算的；职方九服所谓五百里，是从两面相对来计算的。大概禹的五服，王畿在内，所以从一面计算；从甸服到荒服，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方圆五千里。至于职方，则王畿不在九服之内，所以用两面相对来计算。九服之内有方圆千里的王畿，王畿之外每面二百五十里，两面相距为方圆五百里的侯服；侯服之外每面二百五十里为方圆五百里的甸服。所以从王畿之外到蕃服，每面二千七百五十里，四面相距为五千五百里。比《禹贡》增加的只有五百里，哪里会有万里的数目呢？解说者多引用《汉书·地理志》，说汉朝的疆土东西九千三百二十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汉朝的疆域尚且不止万里，为什么周朝的九服却没有万里的数目？殊不知汉朝的山川都不出《禹贡》的范围，怎么能说它比禹朝大一倍呢？唐代的孔颖达知道这个说法不通，就说尧与周汉的土地是一样的，《尚书》所说的根据空虚鸟道方直计算，《汉书》所说的根据着地人迹屈回测量，所以数目不同。我认为孔颖达这个说法

译尧与周汉的疆域是一样的，这确实是确切的论断。如果说用虚空鸟道直线距离来计算里程，那么古代并没有这种道理。依我看来，山川不出《禹贡》划分的区域，怎么会有里程加倍的情况呢？只是古今的尺制不同罢了。《王制》说：“古代用周尺八尺作为一步，现在用周尺六尺四寸作为一步。古代的一百步相当于当今东田的一百四十六亩三十步。”古代的一百里，相当于当今的一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大概是因为古今步尺的长短伸缩，随着时代不同而变化，所以其面积大小的数值也各异，怎么可以强行解释，而说尧时是用虚空鸟道直线来计算里程呢？这正是少颖所说的论断之所以确切的原因。

所谓五百里甸服，大概是划定方圆千里作为王畿，其中是王城，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都是天子治理的田地，所以称为甸服。从百里缴纳总赋到五百里缴纳米，大概是因为这五百里内是天子治理的田地，土地有远近之分，所以所缴纳的赋税有这五等的差别。大概是因为近处的精细，远处的粗糙；近处的沉重，远处的轻便，各自衡量其力量所能承担的程度而制定差别。

所谓缴纳总赋，是指距离王城百里的地方，其地最近，所以让连禾秆和谷穗一起总纳，所以称为总。二百里稍远一些，则缴纳铚，铚是割禾的镰刀，指割下谷穗缴纳，不输送禾秆，所以称为铚。三百里就更远了，所以缴纳秸，秸就是禾秆，缴纳禾秆比缴纳铚容易，因为越远就越轻便的缘故。虽然缴纳禾秆更轻便，但计算其价值，四百里还缴纳粟，现在三百里却缴纳禾秆，比起缴纳粟来就太优厚了。林少颖说经文中“纳铚粟米”下面都没有“服”字，而这里却有“服”字，就知道缴纳禾秆虽然轻便，其用来相互补充抵除的原因一定在这里。颜师古说“秸就是禾秆”，“服”是说有劳役就服役。王氏说缴纳禾秆并服役于运输之事。因为这三百里正在五百里之中，便于在王畿内移用，所以缴纳禾秆虽然比粟米轻便，又让他们服役于运输之事，那么他们出力足以弥补所缴纳赋税的轻便，这种说法很详尽。

四百里、五百里就更远了，所以让缴纳粟米，大概是因为越远就越轻便。苏氏说“谷物叫粟，粟加工后叫米，米比粟更轻便，也比谷物更精细”，这就是四百里缴纳粟、五百里缴纳米的原因，这是远近轻重精粗的区别。从百里缴纳总赋到五百里缴纳米，就是上面所说的五百里甸服内的五百里，只是上面提及其总名，下面则列出远近所缴纳物品的等差，并不是在甸服之外又有这五百里。至于其他服所应当缴纳的物品，上文九州已经详细说过了。现在经文之所以只在五百里甸服内说缴纳总赋以及缴纳粟米，而对其他服不说的原因，苏氏说王畿内是天子的居住地，所赖以供养天子的是这千里之内的百姓，所以缴纳总赋等详细说在这里，至于其他服，则各自归其国，所以《禹贡》略去不说，道理当然如此。

译五百里侯服，百里采邑，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

这大概是甸服之外的五百里，天子打算在此建立诸侯作为屏障，以藩卫王室，所以称为侯服。侯服之内，百里处距离王畿最近，就建立卿大夫所食取的采邑，所以说百里采邑。二百里处就建立诸男的邦国，所以说二百里男邦。一百里建立采邑，又一百里建立男邦，那么其外还有三百里的土地，所以用尽这三百里的土地来广泛建立诸侯，所以说三百里诸侯。必须先建采邑，次建男邦，后建诸侯，是因为先小后大，小的靠近而大的远离的缘故。王氏说，是为了不让王畿被大国逼迫，小国容易得到京师的援助，这个说法是对的。至于《周官》的九服则不然，方圆千里称为王畿，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侯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甸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男服，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采服。甸服在侯服之外，而采服又比男服更远，远近的制度与禹不同，是因为成周时期男邦与侯邦杂建于天子周围缘故。

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度文教，二百里奋起武备守卫。

先王治理天下，尤其谨慎于华夏与夷狄的区分，所以他们划定郊野边界、巩固封疆守卫的方法，尤其极其严格。王畿之外，已经分封了诸侯的国家，让大小国家相互维系，作为王室的辅佐；而其外的五百里，则连接着要荒之服。所以圣人于是命名为绥服。绥，是使他们安抚边境而守卫中国。然而绥服五百里，则分为两段：其内三百里，则连接侯服，所以让他们揆度文教。揆，是揆度中国的文教，如同扬雄所说的五政所施加，七赋所养育，就是所谓的揆度文教。揆度文教，大概是以文教作为准则。其外二百里，则连接要荒，所以让他们奋起武备守卫，这是让他们奋起武力来保卫天子。《左传》记载成王封伯禽于少皥之墟，封康叔于商墟，都开启以商政，强化以周法；封唐叔于夏墟，开启以商政，强化以戎法。索，是法的意思。大概鲁卫之地，在文教所揆度之内，所以治理其地以施行周法；至于晋，则位于太原、晋阳之间，迫近戎狄，所以治理其地以施行戎法，这就是所谓揆度文教、奋起武备守卫的意思。林少颖说，夷狄对于中国，本来不敢有侵侮窥伺的意图，只有中国失去了作为武备的东西，那么狼子野心，才敢放纵其贪婪之心。如汉魏使夷狄内附者，进入居住在中国障塞之地，所以到西晋有刘元海、石勒之变；石晋以防边十六州之地送给契丹，所以到末帝有耶律德光之变。由此可知治理天下，把绥服二百里作为奋起武备守卫之地，以严格区分华夏与夷狄，这实在是万世遵行不可移易的法度。这个说法非常恰当。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林少颖说《禹贡》自绥服之外都是夷狄之地，礼乐正朔所不及，禹虽然划分为五服，其实对外并不用中国的治理方式来治理。看其命服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了。绥服之外五百里，称为要，只是羁縻而已。要服之外五百里，称为荒，比起要服又更简略，这个说法是对的。这要荒二服也各自分为两段：要服内三百里则称为夷，外二百里则称为蔡；荒服内三百里则称为蛮，外二百里则称为流。说蛮，说夷，说蔡，说流。汉孔氏则认为因文生义，说夷是守平常之教，蛮以文德，蛮来不拘以法，蔡是法，法三百里稍简，流是夷，政教随其俗。这些都是牵强附会，最为难通。现在都依从少颖的解释。少颖说，要服三百里称为夷，荒服三百里称为蛮，大概是说这是边外蛮夷之地。《礼记》虽然说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然而以这四者相对而言，则有四方之名。如果只举一两个字而言，那么四者皆可通，不必东叫夷，南叫蛮。如经文中说“蛮夷猾夏”“蛮夷率服”都是泛而言之，那么这里在要服说夷，荒服说蛮，特指从此乃蛮夷之地。要服三百里外之二百里称为蔡，先儒只作“蔡”字读。查《左传》定公四年“蔡蔡叔”注：“蔡，放也。”陆德明音素达反，那么这里说“蔡”当也是放逐罪人于此，应当依从《左传》的读音。荒服三百里之外二百里称为流，是把罪人流放到这里，如同经文中所谓“流共工”。大概先王对于罪人，因为不可以用中国的方式容纳他们，所以放逐流放到这里，所以夷狄化他们。虽然如此，要服三百里为夷，那么其外二百里也是夷，却称为蔡；荒服三百里为蛮，那么其外二百里也是蛮，却称为流，大概其外二百里最远离中国人，有恶积罪大，先王不忍杀之，就投掷到此处，所以说“蔡”说“流”，以流放罪人的意思，其实即蛮夷之地偏僻且遥远。少颖这个说法曲尽事情，所以特别依从它。

东渐

译东到海边，西到流沙，北到南边，声威教化遍及四海。

译这大概是作书者叙述大禹治水的功绩，既然已经划定九州，使山川各自分界，既然已经辨明五服的疆界，既然已经确定，所以在这里于是赞叹称颂禹的功绩遍及四海。林少颖说，考察上文，海岱之间是青州，海岱及淮河之间是徐州，青州和徐州抵达东海，所以这里说向东逐渐到达海边。雍州说弱水已经向西流，而弱水流入流沙，这是雍州的边界抵达流沙，所以说向西覆盖到流沙。扬州说淮河和大海，这是扬州抵达南海。冀州夹着右边的碣石山流入黄河，黄河入海处在碣石的右边，这是冀州抵达北海，所以说从北到南，声威教化都到达四海。到达四海，大概是禹的功绩完全施行于四海。北方和南方没有说具体到达哪里，是连着下文来体现的。声威教化大概是文德。薛氏说，声是风声，化是教化，在这里振作而远方听到称为声，在这里敷布而远方效仿称为教。说渐，说被，说暨，都是说声威教化有所到达，只是变换文字罢了，并没有深浅详略的不同，而解说的人却说东方的人仁爱而容易教化，所以说渐渐是浸润而深入。西方的人诚信而难以改变，所以说被是被覆盖在表面而已。南方的人狡诈而多变，北方的人勇猛而强悍，所以说暨是到达而已。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禹的声威教化到达深入的只有东方而已，这不是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吗？况且下文说到达四海，是四方都到达海边了。少颖这个说法非常恰当。少颖又说，用《王制》来考察，尧都冀州，从恒山到南河千里，从东河到西河千里，这畿内千里就是甸服。从东河到东海千里，从西河到流沙千里，这千里建立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而东海流沙之外就是要服和荒服，确实符合经书记载。至于南北则有盈缩。从北方考察，冀州的北边距离恒山已经接近边陲，其间怎么能容纳二千五百里的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呢？从南方考察，从南河到长江千里，已经建立了侯服和绥服。从长江到衡山千里，那么要服和荒服又在九州之内了。然而从衡山到南海又千里，扬州的境域，从南边距离海边，那么九州几乎包含了要服和荒服之外，所以从南方考察则太盈，从北方考察则太缩，少颖确实怀疑而不知道其中的道理，猜想其中一定有增减互补的情况。可惜我浅陋不足以知道。我认为少颖这个说法非常可疑，所以特别保留它。

禹赐给大圭以宣告成功

这一段解说的人不同，大概有四种说法。孔氏说禹的功绩完全加于四海，尧赐给大圭以彰显它。王氏说禹赐给大圭给尧以宣告成功。林少颖则说这是禹用大圭向天宣告成功。《周礼》典瑞：“四圭有邸用来祭祀天和旅祭上帝，两圭有邸用来祭祀地和旅祭四方，裸圭有瓉用来祭祀先王。”古代交神必须用圭璧，如同公祷三王，必须树立璧拿着圭，这必须用大圭。大概天色苍，事天如同苍璧一样。那说“锡”的，如同“师锡”、“帝纳锡”、“大龟之锡”相同。胡益之则说江水之初，禹在外八年，事情从其适宜，不从中覆盖尧，以此命令他，所以禹常拿着圭来驾驭众人。现在水已经退去，那么以前所借用的应当归还给君主，而禹则退居人臣之列，所以宣告功绩完成。详细考察四种说法，在孔氏则对经文不顺，因为这说“禹锡”不说“锡禹”。在少颖则对经文不通，因为这说“锡大圭”不说“用圭告天”。王氏的说法虽然接近，总之不如胡氏的说法详尽而有理，所以特别采纳它。

尚书详解卷八

<经部,书类,夏氏尚书详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九

宋 夏僎 撰

甘誓

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

甘誓的作成，大概是启想要征伐有扈氏，将在甘的野外作战，事先在那地方誓师众人，所以这本书称为甘誓。就像在牧野誓师就称为牧誓。解说的人多怀疑天子有征无战，现在这里说在甘的野外作战，以天子身份和他的臣子作战，那么他的罪过不止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而已。如果让有扈的罪过只在于侮五行、弃三正，那么分遣将帅问罪诛戮就足够了，何至于委屈天子而与他大战？况且召集六卿誓戒，好像担心不能取胜的样子。唐孔氏于是引用《史记》说：“启即位，有扈不服，于是灭掉他。”大概是说尧舜受禅相承，启独自继承父亲，因此不服。他的意思是有扈在此有不臣的志向，所以不可以用征来说。兼且天子的军队寓于六乡，每乡由乡一人统领。四方有变，专门责成方伯；方伯不能讨伐，然后天子亲征。现在有扈的事情至于天子亲自率领六卿出征，必定是方伯所不能讨伐的，那么有扈、防扈不臣的程度可知。所以特别用战来说。况且三正是天子正朔所在，而有扈怠弃它，这是确实不肯接受天子正朔，其不臣的意图明显了。用战来说，又有什么过分呢？《左传》昭公元年，赵孟说：“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以三苗、徐奄，这有扈就知道有扈必定是顽嚚不可训，恃险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