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十一

译四方百姓遭受其凶恶祸害，像荼草般的痛苦，像毒虫般的叮咬，无法忍受，所以共同称冤向天地神灵申诉，说自己没有罪过，却遭受这种残暴的迫害。屈原说：“人陷入困境就会追念根本，所以劳累困倦时没有不呼天求救的，疾病痛苦时没有不呼父母求救的。”如今夏桀的百姓都苦于暴政，这正应当他们共同向天地申诉自己的无辜，他们申诉的原因，是希望天地神灵能拯救自己。

译天道赐福于善人，降祸于淫乱者，向夏朝降下灾异，以彰显它的罪过。因此，我小子奉行上天明察威严的命令，不敢赦免，敢于使用黑色公牛，敢于向天神和后土昭告，请求惩罚有夏。于是寻求大圣之人，与他同心协力，为你们众人向天请命。

汤既然已经陈述桀如此暴虐，你们各方都向天地控告无辜，因此接着就说出天降惩罚于夏的意思。大概天的恒常之道，对于有善行的人就赐福，对于淫乱的人就降祸。桀既然如此虐待百姓，所以天于是降下灾异不祥之事，以彰显有夏的罪过。惟有天降惩罚于夏，其通过事件彰显得如此明显，所以汤就说：“我小子于是奉行上天所命的明威，讨伐桀的罪过，不敢随意赦免。”大概意思是说，今日之事，是奉行天威以诛杀有罪之人，并非出于私意。上天的承载，无声无息，怎么知道明威而奉行它呢？孟子说：“天不说话，只是通过行为和事情来显示罢了。”今天降灾于夏，这也是通过事情来显示罢了，所以汤因此知道天命所在，于是进行讨伐桀。汤既然知道天命所在，然而又不敢独自专断，于是又用黑色公牛来昭告上天和后土，请求加罪于有夏。上天大概指天帝，后土大概指皇地祇。黑色公牛是黑色的牺牲，必定说公牛，大概是因为牺牲一定用公的而不用母的。正义说商人崇尚白色，牺牲用白色，现在说黑色公牛，夏人崇尚黑色，当时还没有改变夏礼，所以不用白色。林少颖说不然，这黑色公牛只是一时所用祭告天地的牺牲，不因为颜色来求取义理。如果说汤用黑色是因为没有改变夏礼，那么《鲁颂》说“白牡骍刚”，难道也是没有改变商礼吗？这种说法是对的。汤既然用黑色公牛告天地，请求加罪于有夏了，所以于是寻求大圣之人与他勉力为了这些百姓，向天请命。大概百姓苦于桀的虐政，性命无法保全，汤讨伐桀而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百姓才开始有生存的希望。这是汤告天讨伐桀，是为了百姓请命。大圣就是伊尹。大概汤讨伐桀，实际上是伊尹的辅助。孟子说：“想到天下的百姓，如果有普通男女没有受到尧舜恩泽的，就像自己把他们推入沟壑中一样，所以投奔汤并劝说他讨伐夏朝拯救百姓。”这是汤讨伐夏朝拯救百姓的谋划，实际上出自伊尹，所以汤发誓说：“伊尹辅佐汤讨伐桀。”这里说“于是寻求大圣”，都是推究谋划的出处。

上天确实保佑，下民中的罪人被罢黜屈服，天命没有差错。像草木一样茂盛，百姓确实繁衍。让我一人安辑你们的邦国家庭，现在我不知是否得罪于天地，战战兢兢地恐惧，好像将要坠入深渊。

汤上面既说：“我和伊尹同心协力为你们众人向天请命。”因此这里就说：“我请命于天，而上天果然确实有保佑下民的意思。”所以鸣条之战，桀知道自己的罪过，于是退伏远避，流窜到南巢。所以说：“罪人被罢黜屈服。”林少颖说汤把桀当作罪人，武王把纣当作独夫，大概意思是说他们得罪了天和百姓，就不再有人君的道理了。汤既然说上天确实有辅助百姓的意思，而罪人夏桀现在已经被罢黜屈服，所以造物主赐福善人、降祸淫乱者的报应如回声般迅速，没有差错，显著地像草木一样。百姓想要繁衍的，天就让他繁衍；不想要繁衍的，就不让他繁衍。大概汤是百姓想要繁衍的；而桀是百姓不想要繁衍的。汉孔氏认为是装饰的意思，说天下恶行被清除，焕然一新，像草木一样开花。百姓相信乐于生存，他的说法迂回难懂，不如苏氏说天命看百姓所赞同的，就让他繁衍；所不赞同的，就让他败亡，像草木一样。百姓所繁衍的就生存，不繁衍的就死亡。汤既然说天命本来如此，然而又不敢认为一定可信，所以又说：“让我一人安辑你们的邦国家庭，现在我不知是否得罪于天地。”大概意思是说天虽然可信，我怎么敢依赖呢？所以虽然说：“让我一人安辑你们万方百姓的邦国家庭。”但我不知道会不会得罪天和百姓。所以说：“现在我不知是否得罪于天地。”惟汤担心得罪天地，所以惴惴不安内心怀着恐惧，好像将要坠入深渊之中。意思是虽然得到了天下，而心里常常以得罪天民为忧，不敢以地位为乐。林少颖说汤既然讨伐桀，担心后世成为口实，那么当他开始登上天下尊位而朝见诸侯时，难道没有惭愧吗？所以他战战兢兢恐惧，是出于内心的真诚。而汉孔氏认为是谦逊以收拢众心，王氏则认为汤开始讨伐桀不顾众人言论，告知必定前往无所怀疑，天下平定后才战战兢兢恐惧。大概是在事情开始时，众人危险怀疑，果断所以能成就功业；无事之后，众人懈怠，警戒所以能保持基业。如果汤在事情未成就时期待以果断成就功业，事情已成就时期待以警戒保持基业。果真如此，汤的战战兢兢恐惧都不是出于内心的自然。况且汤虽然讨伐罪人拯救百姓，然而驱使百姓于刀锋箭镞之下，难道能完全没有恐惧之意？等到无事之后才恐惧吗？如果认为有事的时候不可以恐惧，那么武王在《泰誓》中说早晚恭敬恐惧，那么有事的时候已经恐惧了。所以知道汤的恐惧，不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有的。自从在亳兴起军队，就已经恐惧不能成功了。至于已经践天子之位，则更加没有闲暇安宁。

凡是我们建立邦国，不要不遵循常道，不要沉溺于淫乱，各自遵守你们的法度，以承受天的美善。你们有善

译我（天子）不敢隐瞒；罪责应当由我一人承担，我不敢自我宽恕。只有上帝明察秋毫，如果天下万方有罪，责任在我一人；如果我一人有罪，绝不牵连天下万方。唉！你们若能保持这份真诚，就能有好的结局。

译商汤既然说了这番话，便登上了大宝之位，心中战战兢兢，充满敬畏，因此就告知我所册封的诸侯，与他们一起更新政教，使他们清楚地知晓君上的德意。我说：从今天开始，我重新治理你们，众邦诸侯，你们务必不要违背常道，不要沉溺于怠慢放纵，不要追随那些沉湎享乐、苟且偷安的人，不要从事那些不合常法的行为，就像康功、田功那样，如果怠慢游荡以至于过错，也是不可取的。只希望你们各自遵守常法，以承受上天的福佑罢了。诸侯的职分在于节制谨慎，那么即使富足也不会溢出，这样就可以长久保持富贵了。长久保持富贵，难道不就是所说的承受上天福佑吗？商汤既然告诫诸侯，让他们去除违背常道、怠慢放纵的过失，而遵守常典以承受上天福佑，所以又说：“你们如果能按照我所说的，努力实行，以至于有善行可以称道，那么我将会衡量德行确定位分，估量能力授予官职，与你们共同享有天位、治理天职，不敢掩盖你们的善行。你们有善行，我既然不敢遮蔽；如果我自己有罪，罪在我身上，我也不敢自我赦免，那简别善恶、明察秋毫的，在于上帝的心。”商汤说这些话，大概是因为人有善恶，君主固然要赏罚，你们不能说君主有不善，就无人可以追究。虽然没有人可以奈何，但上面还有上天，我岂能不敬畏呢？商汤既然说了君主有不善，上天必定诛罚，所以又说：“君主之所以有罪，不一定是君主自身有可指出的罪过，如果万方百姓有罪，那么罪也在我身上。因为上天设立君主，是希望他顺应常性而安抚百姓，如果万方百姓有罪，那就是君主安抚他们做得不够，所以罪在君主。如果君主自己不能尽到君道而上得罪于天，那么他的罪又在于一人，自然不会波及万方百姓。”商汤这番话，又进一步阐明了为君之道的艰难。商汤既然说了为君如此艰难，所以又感叹说道：“万方百姓，希望你们相信我的话，不要违背常道，不要沉溺于怠慢放纵，各自遵守你们的常法，以承受上天福佑，那么不仅我的国家社稷可以保全始终，你们也可以最终享受安宁荣耀的福分。”所以最后说：“尚能秉持这份诚心，你们也就有了好的结局。”

咎单作《明居》

这是《明居》的序言。经文已经亡佚，无所依附，其本篇原本排在《汤诰》之后，所以孔氏将其附在这篇的末尾。咎单必定是臣子的名字，意思是《明居》这篇是咎单所作。《正义》说：百篇的序言，这类有四周公作《无逸》，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与此篇一样，直接说作者是谁，不说作书的意图，因为经文意思分明，所以略去，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汉代的孔氏乃凭意推测这篇，说咎单作《明居》，咎单是臣名，主管土地的官，作书阐明居民的法度，所以这本书叫《明居》。这也是因字求义，经文亡佚而凭意推测，我不敢认为是对的。

伊训

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

这篇大概是太甲刚即位，伊尹告诫他乃祖成汤的盛德，所以作了这本书。称为“训”，是因为它有谆谆告诫的意思。这篇的序言说，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解说者大多怀疑这一点。他们怀疑的原因，大概是孟子说，汤去世，太丁未即位，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的典刑。太史公说，汤去世，太子太丁未即位就死了，于是立太丁的弟弟外丙。外丙即位二年去世，后来立外丙的弟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去世，伊尹才立太丁的儿子太甲。这是汤之后，立外丙、仲壬二世，然后太甲即位。现在这个序言却说，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似乎太甲是紧接着成汤之后即位，没有外丙、仲壬二世，所说的不同如此，所以解说者大多怀疑。汉代的孔氏则认为，太甲是太丁的儿子，汤的孙子。太丁未即位就死了，汤去世，太甲立即即位称元年。唐代的孔氏也说，这个序言以太甲元年继汤去世之后，明显是汤去世，太甲代立，即那年称元年。《殷本纪》与此不同，必定是荒谬的。根据二孔的这个说法，那么说汤去世即立太甲，没有外丙、仲壬的说法，不仅《史记》是荒谬的，孟子的话也不可相信。至于程氏则又想附会孟子的话，就说汤去世，太丁未即位而死，外丙才两岁，仲壬才四岁，所以立太甲。陈少南推究他的说法，按《河南邵氏皇极经世书》，叙述尧即位以甲辰，到本朝嘉祐历谱，帝王世次，汤起乙未，太甲起戊申，没听说有外丙、仲壬。太史不知孟子的意思，所谓的二年、四年，大概是说汤去世，太子死，想立外丙而外丙生才两岁，想立仲壬而仲壬生才四岁，太丁的两个弟弟都年幼，所以舍弃亲亲而立太甲。根据程、陈二人的说法，那么也是汤后不曾立外丙、仲壬。孟子所谓的二年、四年是年龄，不是即位年数，他们的说法也与孔氏无异。只有林少颖引苏氏的说法为可信。苏氏说，太史公按《世本》，成汤之后二帝七年，然后太甲即位，其迹象明显得很。安国据经文臆测，说汤去世而太甲即位，初无二帝，岂有此理。其序言之所以

译说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并不是说成汤去世在太甲元年。大概是因为伊尹称颂成汤来训诫太甲，所以孔安国在《尚书》序中以成汤为首。商朝的制度是亲近亲属，兄长去世由弟弟继位。如果成汤去世，舍弃外丙、仲壬而拥立太甲，那就不是亲近亲属了。根据苏氏的说法，成汤之后确实有外丙、仲壬两位君主。这里说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是《尚书》序的作者推究伊尹作书的本意，说成汤去世后太甲即位之初，伊尹称颂成汤的功德来作训诫，所以说成汤去世后，紧接着就说太甲元年，并不是说成汤去世的那一年就是太甲的元年。这个说法非常有道理，所以少颖推广这个说法，说殷人传承王位，兄长去世由弟弟继位。如果太丁去世而有弟弟外丙、仲壬，不应该舍弃他们而拥立太甲。这一篇是太甲即位那天，伊尹捧着它恭敬地拜见祖先，因此明确陈述烈祖的功德来训诫君王，所以序言说“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大概是推究作书的根本原因。《尚书》序只是说明作书的原因，与史家记述的体例不同。如果一定要用史家记述的体例来要求它，认为这里说“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是成汤去世而太甲即位，那么盘庚五次迁都的话，如果不通过意会来推究本意，那就是五次迁都都在盘庚时期了。所以应当以苏氏、孟子的话为正确。少颖的这个说法非常平正且有道理，所以特别采纳它。至于篇内说元祀而序言说元年，唐代孔颖达说商朝称祀，周朝称年，序言用周朝的称呼来说。大概孔子是周朝人，序言用年来称呼，比如太甲篇内说“惟元祀十有二月朔”，其序言却说“三年复归于亳”。又如《说命》说“亮阴三年”，而子张却说“谅阴三年”，不说祀，大概是因为孔子作序所以跟随周朝称年。这本书大概是成汤去世后太甲即位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三篇来告知他，所以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现在只有《伊训》还保存，其余两篇在秦朝焚书时失传，所以名字虽然存在但经文已经亡佚了。

译《伊训》说：在元年十二月乙丑日，伊尹在宗庙祭祀先王，侍奉嗣王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侯、甸等诸侯全都到场，百官都总揽自己的职事，听从冡宰的指挥。

这又是作书者陈述伊尹作《伊训》的用意，说太甲即位第一年的十二月乙丑日，伊尹将把即位之事禀告给成汤。当时侯、甸等地的诸侯都来奔丧，并且想要就近拜见新君，所以伊尹在汤庙祭祀，而诸侯都跟随太甲前往宗庙。当时太甲居丧守孝，不说话，所以百官都总揽各自的职事，只听从冡宰的指挥。当时伊尹接受顾命，实际上是冡宰，所以在宗庙中作书，陈述他祖先的盛德，用来进谏告诫太甲，也与诸侯端正开端。这就是《伊训》所作的原因。所以作书者这样说。太甲当时所居的丧，实际上是仲壬的丧，大概继承王位后必须为之服丧行礼，这是理所当然的。汉代的孔氏既然说汤去世后太甲即位，那么太甲即位之初实际上是在居汤的丧，所以在这里就说汤去世，太甲过了一个月即位。这里所说的“祠于先王”，乃是祭奠殡宫并禀告。林少颖说孔氏的这种说法考证于礼制有所不合。古代丧事在殡期间不祭祀，都称为奠。等到安葬之后，虞祭、祔祭、卒哭，才开始称为祭。大概这时才开始以鬼神之事对待他，所以祭祀有主有尸，而奠只是陈列器物罢了。这篇经文说“祠”，而孔氏却说是“奠”，没有这样的道理。又有不正确的地方，假如太甲确实居汤的丧，那么他居丧守孝必定在汤的殡宫，那么他所从事的丧礼，有小殡的奠，有大殡的奠，有朔奠，有朝奠，有夕奠，有荐新的奠，未曾不在汤的殡宫，怎么过了一个月就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呢？由此可知孔氏只是按照经文，与礼制不合，不足以陈述。根据经文考证，那么太甲实际上是居仲壬的丧。计算仲壬的去世，必定在太甲第一年的十一月。商代制度过了一个月即位，就以其年为元年，不等到过了一年才称元年，像周代的制度。所以下篇说“在第三年十二月朔日，伊尹穿着冕服侍奉嗣王居住在亳”。这是仲壬在第一年十一月去世，到第三年十二月，就得到二十个月，所以脱去丧服而穿着冕服。由此推论，那么这里说十二月乙丑日，伊尹侍奉嗣王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乃是太甲居仲壬的丧，过了一个月，伊尹就在汤庙祭祀，侍奉嗣王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所以明确陈述烈祖的盛德，既用来禀告太甲，又与诸侯端正开端。大概是礼制的变通而根据义理兴起。如果康王已经接受顾命，就穿着麻冕在应门之内朝见诸侯，也是礼制的变通。苏氏只看到《春秋》所载，天子诸侯都过了一年才称元年，所以说这篇经文说“元年十二月乙丑”，乃是太甲即位的第二年正月。正月称为十二月，殷代的正月就是夏代的十二月。殷代虽然以建丑为正朔，仍然用夏正来数月份，也就像周公作《豳诗》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都是夏正。又《史记》说秦始皇三十一年改称腊为嘉平，腊必定是建丑之月，秦代以十月为正，那么腊应当用三月，而说十二月，大概是古代虽然改正朔，仍然以夏正为正月。这种说法不正确，既然称为改正朔，就已经改正了正月，怎么还有其余月份不改的呢？所以在周代讨论阴阳节气，虽然有以夏时来说的，如《七月》之诗与《四月》，只有“夏六月徂暑”之类，至于史官记载当时之事，则没有不用当时正朔来数月份的。如《春秋》“春王正月”，就是周代的正月。《春秋》数月份用周正，那么这里的十二月，大概是商代的十二月，乃是夏代的十一月，大概是建子之月。那秦代以十二月改腊为嘉平，《汉书》自高祖元年到太初元年以前，岁首写“冬十月”，大概是汉武帝太初元年改用夏正，史官追改月名罢了，旧史未必如此。我认为少颖辩驳苏氏以夏秋所书乃是孔子尊王，所以用周正来数，周代数月份实际用夏正，现在《七月》《四月》之诗可见了。加上《秦本纪》说以十月为岁首，那么岁首只以十月为之，那么已经不是改十月为正月了。只是苏氏解释这里必定拘泥于逾年之说，那么不正确，只是仲壬恰好在十一月去世，所以太甲过了一个月在十二月即位，不必像苏氏那样拘泥，那么其义理自然通达。

伊尹于是明确陈述烈祖的盛德，用来训诫君王说：“唉！古代夏朝的先后君王，正努力修养他们的德行，没有天灾，山川鬼神也没有不安宁的，以及鸟兽鱼鳖也都顺从。到了他们的子孙不遵循法度，皇天降下灾祸，借我的手我有天命，从鸣条发起进攻。我哉从亳地出发。”

从这里以下，是伊尹作书的话。伊尹既侍奉太甲拜见成汤的宗庙，于是便明确陈述有功烈的祖先成汤，所以艰难创业的盛德，用来训诫君王。所谓盛德，就是下文“惟我商王”以下是。既然称为明确陈述烈祖的盛德，却首先说古代夏朝的先后君王，大概是想要显示天下难以保全，夏朝的先后君王虽然积累功业仁德如此，子孙一旦不遵循就灭亡，不可支撑，而他的祖先成汤兴起。大概是想要太甲知道鉴戒。呜呼，是感叹之辞。想要说夏王得到天下难而失去天下易。

译因此感叹并陈述这件事。古代夏朝的先后君主，从禹开始到桀之前都是这样。伊尹说夏朝的先后君主圣贤相继出现，因此拥有天下，正努力践行他们的德行，小心谨慎，不敢自安，向上符合天道，所以没有天灾。所谓没有天灾，是指山川鬼神都安宁。

译那些居住其中却不产生妖异，不降下灾厉，鸟兽鱼鳖各自顺应其本性，而不出现怪异，不产生祸孽，这就是所说的没有天灾。然而夏朝先王的德行虽然如此，上天的眷顾保佑又如此深厚，但夏桀作为子孙，却不能遵循祖先的德行，上天降下灾祸以彰显他的罪过，虽然继承了祖宗世代积累的基业，最终却被上天所抛弃，所以借我的手给拥有天命的成汤，让他慰问百姓、讨伐罪人。所谓“借手”，大概是因为被上天抛弃的人，上天不能亲自去诛杀他，必须借助人的手来诛杀他。然而上天借手给汤让他讨伐夏朝，难道是因为偏私于汤吗？是因为桀在鸣条自造了可被讨伐的罪过，所以汤从亳地前往讨伐他，所以说“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始也”。意思是桀有可被讨伐的道理，所以我才从亳地开始讨伐他。《尚书》说“我不主动攻击你，是你自己从你的都城招致祸患”，孟子说“国家必定是自己先自我毁灭，然后别人才去讨伐它”，也是这个意思。少颖认为伊尹的意思是，夏朝拥有天下，传了十几代，三百多年，正受到上天的眷顾，以至于鬼神都安宁，微小的生物都能自然顺遂，按理像是不可动摇的，然而一旦因为桀不遵循祖德，就很快颠覆灭亡，何况我们商朝刚刚建立不久，假如太甲不能以夏朝为鉴戒，导致不遵循成汤的德行，有了可被讨伐的裂痕，那么讨伐他的人就会到来。所以伊尹在前面说了夏朝失去天下之所以容易，又在后面陈述了汤得到天下之所以艰难，以此来表达他警戒的意思。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只有我们商王，宣扬圣明的武德，用宽厚代替暴虐，亿万百姓真心归附。现在君王继承他的德行，防备的关键不在于别处，而在于开始；确立仁爱只在于亲近亲人，确立恭敬只在于尊敬长辈，从家庭和国家开始，最终遍及四海。伊尹上面既然说了夏朝子孙不能遵循祖德，而上天命汤讨伐他们，所以这里接着说汤讨伐桀的事情。圣武就是所谓的神武，是圣人的义德。兵器是凶险的工具，战争是危险的事情，争斗是违背德行的行为，实在是天下最不吉利的事情。虽然是天下最不吉利的事情，但汤宣扬圣武，本不期望滥用武力，而在于用我们极度的宽厚来代替夏朝的暴政。因此虽然使用了武力，但东征时西方的人怨恨夏朝，南征时北方的人怨恨夏朝，所到之处的百姓没有不信服并归附他的，就像大旱时盼望云霓一样。伊尹既然说了汤有宽仁的德行，得到了亿万百姓的真心归附，以至于光明地拥有了天下，所以这里又说太甲继承汤的位置，不可不在即位之初保持恐惧谨慎。大概朝廷是天下的根本，君主是天下的根本，开始即位又是君主的根本。在开始即位时能够谨慎，那么最终就没有不谨慎的了。这就是伊尹说现在君王继承他的德行，防备的关键在于开始的原因。然而所谓防备的关键在于开始，也不是有什么非常高深难行的事情，只是确立仁爱在于亲近亲人，确立恭敬在于尊敬长辈罢了。大概君主治理天下，想要用仁爱覆盖天下，难道一定要每个人去爱他，每个人去敬他吗？只要尽我的孝悌之心，确立仁爱就不偏私，只爱我的亲人罢了，爱我的亲人而推广到其他人，将没有不爱的人。用这个来确立恭敬就不必偏私，只尊敬我的长辈罢了，尊敬我的长辈而推广到其他人，将没有不敬的人。只要所确立的根本在这里，而所爱所敬就能波及彼此，他的道理之所以开始确立于家庭和国家，而最终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覆盖到的。这又是伊尹教导太甲守约施博的道理。

唉！先王开始修明人伦纲纪，听从劝谏而不违背，效法先民而顺从，居于上位能明察，处于下位能忠诚，对人不求全责备，反省自身好像赶不上似的，以至于拥有万邦，这真是艰难啊！广泛寻求贤哲之人，让他们辅佐你的后代，制定官府的刑罚，警戒在位的人，说：“如果有常在宫中跳舞，在室内纵情歌唱的，这叫巫风；如果有贪恋财货女色，沉溺于游猎的，这叫淫风；如果有侮辱圣言，违背忠直，疏远有德长者，亲近愚顽孩童的，这叫乱风。”只有这三种风气十种过失，卿士身上有一种，家必定败亡；邦君身上有一种，国必定灭亡；臣下不匡正君主，他的刑罚是墨刑，详细训诫蒙士。

伊尹上面既然说了成汤以神武创业，而太甲继承他，应当确立仁爱恭敬来治理天下国家。到这里又担心他未必勤奋实行，所以又说成汤从开始修明人伦纲纪，以至于拥有万邦，确实是艰难的。然而虽然艰难，成汤的心还不能自己停止，正寻求贤哲之人辅佐后代，制定官刑警戒在位的人，为子孙做长远的打算。汤的盛德大业如此，尚且长虑却顾，为子孙打算，不敢自安，那么太甲作为他的子孙，能不思念吗？这又是伊尹说这一节的意思。唉！是感叹的辞语，言语不足以表达，所以嗟叹。人纪，是人道的纲纪，就是上面所说的确立仁爱确立恭敬的意思。伊尹想让太甲确立仁爱恭敬来治理天下国家，所以说先王成汤在修明人伦纲纪的时候，也就是开始确立仁爱恭敬的时候。探究他的道理，虽然所坚守的很简约，而所施行的却很广博。因此听从劝谏就不敢违背，有过错就改正，不逆反别人的话。效法古代的贤人，就顺从他们的言行，凡有所行动，都顺从古人的行为而不独断专行。居于上位就必定明察于驾驭下属，而尽到君民的大德；处于下位就必定忠诚于侍奉上级，而尽到侍奉君主的小心。大概汤当时是诸侯，出就封国就居于上位，入朝桀就处于下位。汤在居于上位和处于下位时，尽道如此，那么讨伐桀的事情也是汤不得已而为之。然而汤难道只是这样而已吗？又且对人不求全责备，反省自身好像赶不上似的。大概圣人

译要求自己严格而周全，对待他人宽容而简约。商汤在对待他人时，不过分苛求其完备，因此用宽恕自己的心去宽恕别人，从而竭尽对待他人宽容简约的道理。在检点自身时，常常好像做得不够，因此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从而竭尽要求自己严格周全的道理。只有商汤从开始修明人伦纲纪，到检点自身唯恐不及，所行之事如此勤勉，所以今天才能拥有万邦而成为天下的君主，可见他的事业确实艰难。然而常人的情态，既然在开始时觉得艰难，那么事情既已成功，必定会产生自满之心，从而放纵自己的意志。而商汤却仍然不能自我满足，还在广泛寻求贤哲之人，安排他们担任各种官职，让他们辅佐你的后世子孙。既然得到并任用他们，又担心所用的人不会尽心竭力辅佐你的子孙，所以又制定了惩罚有官职的君子的刑罚，以警戒在位的人。这是成汤对你们后人的期望非常深切。太甲虽然想不思念这些，难道可能吗？所谓用官刑警戒在位的人，就是下文所说的三风十愆的事情。大概商汤用官刑警戒在位的人说：“敢在宫室之中经常跳舞而没有节制的人，敢沉湎于酒以至于狂歌无忌惮的人，这两种情况当时称为巫风。大概巫师用歌舞侍奉神灵，所以经常跳舞酣畅歌唱被称为巫风。说他们经常歌唱跳舞，就像巫师一样。敢有为了财货而牺牲身体，为了美色而牺牲身体的人，殉是从的意思。用身体去顺从它们，只知道有财货美色而不知道有自身。敢有经常游玩，经常打猎，恣意妄为没有穷尽，这四种情况当时称为淫风。说财货美色打猎游玩，是人所不能避免的，但不可过度放纵没有节制。现在为了财货美色牺牲身体，经常游玩打猎，这是过度放纵没有节制，所以称为淫风。敢有轻侮圣人之言而不恭敬，逆拒忠直之人而不听从他们的言论，疏远年老有德之人而亲近愚顽的小童，这四种情况称为乱风。大概圣人、忠直之人、年老有德之人，是人所应当亲近而尊敬的。现在却简慢疏忽而疏远他们，愚顽的小童应当斥退而远离，现在却亲近他们，这是喜好好人所厌恶的，厌恶好人所喜爱的，扰乱常理违背正道。所以称为乱风。”这三节的风，大概是在上位者施行而下位者受其感化，就像风吹动物，在此处鼓动而在彼处摇动。商汤既然在上位详细列举了三风，所以在下位总括说：“凡是这三风，总共有十种过失。大概说巫风有两种，淫风和乱风各有四种，是三风之中，其过失有十件事。十件事中，卿士身上有一种，就必定丧失家邦；君主身上有一种，就必定灭亡国家。如果作为臣子的人，看到君主有这些过失却坐视不能匡正，就用墨刑惩罚他。”成汤的官刑严厉深切到如此地步，难道只是训诫有官职的君子，即使是年幼的士人也用这个详细训诫他们。具训是说详细地训诫他们。《酒诰》说文王告教小子，那么本来就用这个训诫他们了。伊尹说这些，大概是说先王艰难创业，尚且不敢自安，还在广泛寻求贤哲辅佐你的后人。又担心所用的人未必尽心辅佐，又制定官刑警戒在位的人，使子孙有过错，臣子必定进谏。这是伊尹之所以勤勉进谏警戒，也是先王责备期望的意思。薛氏说墨刑也重了，臣子不匡正而陷入重罪的人，因为国家设置臣子是为了匡正君主，应当匡正而不匡正，就有亡国败家的道理，坐视丧亡而不救，难道可以宽恕吗？所以施加墨刑并没有过分。

译唉！继位的君王啊，你要恭敬地修养自身，要深思啊！先王的谋略宏大深远，美好的言论极其显明。只有上天的意志不是固定不变的，行善就会降下百种吉祥，作恶就会降下百种灾祸。你如果德行哪怕微小，万邦都会感到庆幸；你如果不德行哪怕重大，就会倾覆你的宗庙。

伊尹进言说：“成汤为子孙考虑，如此深远。所以在此又感叹，说继位的君王太甲是成汤的子孙，应当向上思念祖先创业的艰难，恭敬自身，并思念祖先。”既然说了“恭敬自身，要深思”，又说“圣谋宏大，嘉言显明”，这里的“谟”就是谋略。意思是说，成汤为你们子孙制定的规模，非常宏大吗？那规模极大，不容易企及。而用来告诫教导子孙的美好言论，则非常明白易懂。所谓嘉言，就是指制定官刑、警戒在位者那些话。伊尹既然说了成汤的嘉言如此明白，希望太甲奉行并周旋其中，所以又用天命来警戒他，让他知道畏惧，而不敢不努力。意思是说，“天命去留，起初不可常保。勤勉行善，则天降百祥，而治世可以长久享有；如果行不善，则天降百殃，而祸乱随之而来。天理就是这样。你太甲如果真的能行善，那么德行没有微小而不兴盛的，所以万邦都依赖他的福庆；不然，那么不德行没有重大而不灭亡的，所以倾覆他的宗庙祭祀，而无法支撑。”汉代的孔氏认为这是伊尹至忠的训诫，大概说到此处，功夫已经极尽了。

肆命、徂后

这大概是已亡佚的两篇书名。与《伊训》同列序言，序言既然已经出现在《伊训》之前，所以这里只在这下面记载两篇书名。两篇书名尚存而经文已亡，不知道其中记载的是什么事情。汉代的孔氏于是根据字面求义，说“肆”是陈述的意思，“肆命”大概是陈述天命来警戒；“徂”是往的意思，“徂后”大概是陈述往古明君来警戒。这些都是主观推测的说法，我不敢认为正确。

尚书详解卷十一

<经部,书类,夏氏尚书详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十二

宋 夏僎 撰

太甲上

太甲即位后，昏庸不明。伊尹将他流放到桐宫，三年后太甲回到亳都，思念常道。伊尹作了《太甲》三篇。

《伊训》、《肆命》、《徂后》与此三篇以及《咸有一德》共七篇，都是伊尹告诫太甲的话。然而其他篇章都因事立名，唯独这一篇以太甲命名，大概是因为这一篇不仅不是作于一日，而且所主要叙述的也不是一件事，而是从刚即位到被流放，从被流放到回到亳都，始终三年，其中的话都是伊尹和太甲反复对话的内容。史官在太甲回到亳都之后，总括叙述其始终的话，作了这三篇，所以总称为太甲，因为不能用一件事来命名。林少颖说经文有一篇分为上、中、下之别，如太甲、盘庚、说命、泰誓之类，这不是它的本意。古代简册用竹子制作，编次成篇，而竹简所编不能太多，所以有时分为二，有时分为三，以便学习诵读罢了。太甲即位后昏庸不明，伊尹将他流放到桐宫，三年后回到亳都，思念常道。伊尹作了《太甲》三篇，这是孔子序《书》的话。这三篇所载，先前叙述太甲初立时对阿衡（伊尹）不友善，伊尹恳切进谏告诫而他仍然不听，所以流放到桐宫。既然住在桐宫就能悔过，伊尹于是在丧期结束后奉他回来，又反复进谏告诫。所以孔子序《书》推究本始说“太甲既立不明”，意思是太甲即位后昏迷不明，不能运用伊尹的训诫，不足以君临国家、养育百姓，即下文所说的“不惠阿衡”与“王惟庸罔念闻，王未克变”。太甲即位后昏庸不明，所以伊尹作为受顾命的大臣再三进谏告诫，仍然不被听从，知道不能靠言语口舌来说服，于是流放到桐宫，而靠近成汤所埋葬的桐宫，让他到桐宫居丧，并且朝夕接近先王，而思考先王留给后人的心意，希望他愤悱之心而自行改正过错。不久太甲住在桐宫，终了三年之丧，果然能够悔过迁善，能够始终信守美德，于是从桐宫回到亳都而思念运用伊尹的话，即下文所说的“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于厥初，尚赖匡救之德，图惟厥终”。太甲既已回到亳都，所以史官于是叙述其始终，作了这三篇，而总以太甲命名，所以说“作太甲三篇”。徐须江说考察这三篇的意义，其文始终先后，既不是专于一人之口，又不同于同一时间，那么下面应当以“思庸伊尹”为一句。孔安国在“思庸”下断句，认为伊尹作太甲三篇，与作伊训、作咸有一德为一类，失去了主旨。我认为须江此说，说这一篇不是出于一人不可。说伊尹作太甲三篇，当以思庸伊尹为一句，作太甲三篇为一句，其说固然通顺。如果依照少颖之说，则在理上也通顺。少颖说这一篇虽然实际上是史官所序，但其言语都是伊尹的话，所以推究其言语的来源，而说伊尹作太甲三篇，以显示首尾尽出于伊尹之手。根据此说，既与伊尹作伊训、伊尹作咸有一德的言语体制相合，兼且上文说思庸，也自不失为思庸伊尹，所以这一说之所以为皆通。如果认为孔氏失旨，则过分了。胡益之说先儒都说太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