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五

译治理水患的功业可以施行。自从禹疏通九条大河以来，又进一步阐述了禹勤勉不懈治理水患的事迹。《史记》认为这“决九川”就是指《禹贡》中“导弱水”以下的九条河流，大概弱水是一，黑水是二，黄河是三，汉水四是四，长江是五，沇水是六，淮河是七，渭水是八，洛水是九。总之不必拘泥于这种说法，所谓“决九川”，大概是指九州之内，凡是河流湖泊，都加以疏导疏通，使它们最终流入大海。《史记》既然认为“导弱水”以下是九川，所以解说的人就认为这九川分别通向四海，导弱水流入流沙作为西海，导黑水流入南海作为南海，导黄河从积石山流出，后来又说这水散布于九河流入北海，其余六条水所流入的为东海。我私下认为也不必如此拘泥，总之说“决九州通向四海”，只是说疏通九州的河流，让它们各自顺着地势归于大海，所以用四海来概括。治理水患的方法，先治理大的后治理小的，先治理下游后治理上游，使大水有归宿，然后小水有入口，这是事理和形势当然如此。禹治理水患，先疏通九条大河通向四海，那么大的水流已经有归宿了，所以这里又说疏通田间小沟，使它们能通达到大河，那么小水就有入口了。查《考工记》中“匠人为沟洫”的记载：“耜宽五寸，两把耜为一耦，一耦开掘的宽度为一尺，深度为一尺，称为畎；田首加倍，宽度二尺，深度二尺，称为遂；九夫为一井，井间宽度四尺，深度四尺，称为沟；方十里为一成，成间宽度八尺，深度八尺，称为洫；方百里为一同，同间宽度二寻，深度二仞，称为浍。”从畎到遂，从遂到沟，从沟到洫，从洫到浍，从浍到大河，从大河到大海。现在只说疏通畎浍通向大河，下文说其余的，这是举大的来包含小的。禹既然疏通大河通向大海，疏通畎浍通向大河，水势减退后土地的利益可以兴起，也有鱼鳖可以食用，所以禹于是与稷进献艰难得到的粮食和新鲜的食物，使百姓得到口腹和身体的供养。艰食，一种说法认为稼穑之事艰难而后成，所以称为艰食。苏氏又说草木的果实，凡是费力而得到艰难的都称为艰食。如果古代凶年饥岁，百姓有拾取橡子粟米、仰食桑椹，取用蒲草和螺蚌来充饥的，就是这类艰食。两种说法都通。鸟兽。新杀的称为鲜，鱼鳖新杀的也称为鲜。上文说砍伐树木而进献鲜食，这是除木所得，所以知道益所进献的是鸟兽的肉。这里说疏通九川而进献鲜食，这是决川所得，所以知道稷所进献的是鱼鳖的肉。陈少南认为益、稷向百姓进献艰食、鲜食，不是人人亲自饮食，而是教导有方罢了，这个说法非常恰当。禹既然进献艰食、鲜食来救济百姓的饥荒，于是又让他们勉力进行有无互通，互相资助供给，使有积蓄的人得以贸易，如鱼盐，迁徙山林，林木，迁徙川泽。既然勉力互通有无，那么百姓赖以生存的工具无所不备，然后才可以安坐享受粮食的利益。粮食充足，万邦自然各得治理。大概礼义产生于富足，盗贼兴起于贫穷的缘故。舜让禹陈述昌明的言论，禹推辞不敢承担能言的责任，所以以勤勉自任。等到皋陶问以勤勉之事，禹于是反复陈述自己亲身实践的实情，而他所言都根源于极至的道理，虽然说是陈述自己所行的实情，却是天下的至理名言。所以皋陶才有“是的，我师法你昌明的言论”的说法。

译禹说：“好啊！帝啊，您应当谨慎地对待您的帝位。”帝说：“是的。”禹说：“使您的举止安守本分，要警惕细微之处，要追求安康。要辅佐正直的人，只要行动就能大大地回应百姓的期望，以此来显明地承受上帝的旨意。上天将会再次降下美好的命令。”帝说：“唉！臣子啊，近臣啊，近臣啊，臣子啊。”禹说：“是的。”

禹此前已经陈述了洪水初起时的情形，自己已经与益、稷尽力经营治理，最终使得百姓得以有粮食吃，万国得以治理，所以至此称“都”，以赞叹其治理之功，并且告诫帝要谨慎对待帝位，希望帝不要因为天下已经治理好而不再深思。大概洪水初起时，洪水包围山岳、漫过丘陵，百姓陷入困境，禹与益、稷并力治理，险阻艰难都尝遍了。如今百姓得以有粮食吃，万国得以治理，虽然没有什么可担忧的，然而圣人不畏惧多难而畏惧无难。洪水之时，天下虽然多难，人们都知道其难而焦心劳思，共同拯救百姓；如今已经安定已经治理，一无所难，人情既沉溺于可乐之事，而忘记了可警戒之事。已经治理已经安定的局面，或许不能保持，所以禹用一句话概括说：“帝要谨慎对待您的帝位。”董仲舒说尧、舜、禹以天下为忧，不以帝位为乐，难道不是看到了这一点吗？禹的话在于居安不忘危，所以帝赞同并认可了他的话。帝既然认可了他的话，禹于是又说了谨慎对待帝位的事情，下文“安汝止”以下都是谨慎对待帝位的事情。禹的意思说帝之所以有这个天位，都本于天命的眷顾，如今履践这个帝位，能谨慎地保持它，“安汝止”而不被外物所移，惟几惟康而不忽视极细微的防范，不沉溺于已经安定的局面，辅佐正直的人而不误听谄媚阿谀之言，只要行动就能大大地回应百姓的期望而不违背民意，以此来显明地承受上帝的命令，那么上天将会再次降下美好的命令。所以说：“上天将会再次降下美好的命令。”“安汝止”是说所止之处不能不安。《大学》引用《诗经》说：“绵蛮黄鸟，止于邱隅。”孔子说：“对于止，知道所当止之处，可以人还不如鸟吗？”《诗经》说：“穆穆文王，于缉熈敬止。”所以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往止于信。大概人各有所止，止于所当止之处就善了，非所止之处而止，那么外物就能移易他了。这是禹希望帝谨慎对待帝位而必定重视“安汝止”的原因。“几”是动之防。事情到了显然著在耳目的地步，谁不知道，所以图谋它；只有藏于眇绵，防而未著，那么人多忽视它，殊不知已经安定而不能保持，那么安定不久危险或许就继其后。这谨慎对待帝位又在于惟康。好人顺己，恶人逆己，这是人之常情。何况已经治理之后，人情沉溺于宴安，必定厌闻切直之言，殊不知不好切直之言，那么谄媚阿谀之人日至，与谄媚阿谀之人相处，国家想要治理得成吗？这又在于其弼直。惟动丕应徯志，旧说都认为人君只要没有行动，那么凡是期望的都能大大地应验在外。详味经文，只说惟动丕应徯志，未曾说惟动徯志丕应。信如旧说，那么文势不顺。我认为这也是禹告诫舜谨慎对待帝位的事情。大概人君居于士民之上，自非以天下国家为念，那么恣情纵欲，妄动妄作，无所不至。所以禹告诫舜说人君不可妄动，只要行动之际，必定要大大地回应天下期望的百姓。天下百姓之所以期望于君，不过想要他治理我安定我。如今人君在惟动之际，必定期望要大大地回应天下期望的百姓，那么必定没有妄动的过失。这丕应徯志，正与盘庚所说的丕从厥志之言相类。大舜起初，因为天眷命，尊履帝位；如今诚能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徯志，兢兢业业，谨慎对待帝位，这样就可以显明地承受上帝眷命之意。天心也因为他能符合吾眷托之隆，而再次降下休美之命，这正是大禹的意思。林少頴说天帝之称，其实一也。考经所载，凡称天称帝皆同，只是变文以成其义。既说格于皇天，又说格于上帝，也是变文，可知。如果一定要为之说，那么凿矣。此说极当。禹既为帝，推广谨慎对待帝位之道，帝于是吁而叹美其言，谓之曰：“谨慎对待帝位之道，也不是一个人自己能做到的，实在依赖群臣的辅助。”所以说：“臣子啊，近臣啊，近臣啊，臣子啊。”林少頴说：孔氏以邻为近，说君臣道近，相须以成此说未通。据下文说“钦四邻”，那么所谓邻者，乃指禹的僚属，说左右前后相与合力以事君的人。然而这所谓“臣哉”者，说必定依赖尔臣的辅助，指禹而言；说“邻哉”者，说你又应当率领其僚属左右前后的人以为助我。既说“臣哉邻哉”，又说“邻哉臣哉”，这言之不足，所以重言之，反复申言，以见其至诚之深，此说为善。帝既说“谨慎对待帝位，依赖臣邻之助”，禹也知道此事非一人所能，实在依赖群臣赞襄之力，不复过让，所以直言“俞而然之”。说舜责

译辅佐君主的臣子与同僚，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由此看来，唐尧虞舜时期的君臣，以真诚相待，不做不合情理的事，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

译舜帝说：“臣子作为我的四肢和耳目，我想要安抚教化百姓，你们要辅佐我；我想要向四方施展功业，你们要替我去做。”

禹既然已经承担了舜帝所赋予的辅佐之责，所以舜帝在此又重申了任用臣子的意义，说君主居上位而无所作为，依靠臣子去有所作为，这也如同心脏居于身体中央虚空之处，不曾有所作为，全都需要四肢和耳目的辅助，所以说臣子作为我的四肢和耳目，意思是君主想要有所行动、视听，都需要臣子为之效命。从“左右有民”以下，都是用来解释四肢和耳目的含义。王氏认为“汝翼汝为”说的是担任四肢，“汝听汝明”说的是担任耳目，这个说法是对的。“予欲左右有民”，意思是我想用善政善教来安抚教化百姓，使他们归于正道。就像孟子所说的“慰劳他们、招抚他们、匡正他们、引导他们、辅助他们、保护他们，让他们自己有所得，然后又进一步振奋他们的德行”，这就是所谓的“左右有民”。“左右有民”，君主只有这个愿望罢了，不能自己实现这个愿望。体察君主想要安抚百姓的心意并加以辅助的，就在于臣子。旧说都认为“汝翼”是指君主想要安抚百姓，臣子就辅佐君主去做，这个说法不通。因为下文说“汝为汝明汝听”，是指施展功业于四方，这是君主想要做的。君主不能自己做，你们臣子应当去做。观察古人的法度，这是君主想要观察的。君主不能自己观察，你们臣子应当使之明了。听闻六律五声八音，这是君主想要听闻的。君主不能自己听闻，你们臣子应当去听。这三件事都是要求臣子自己承担自己的责任，不曾有辅佐的意思。为什么唯独“左右有民”是君主自己去安抚而臣子只是辅佐君主呢？我认为这里说的“左右有民”，大概是指君主想要辅助百姓以成就他们的本性，君主不能自己做，你们臣子应当去辅助他们。这个说法正符合孟子所说的“辅助他们、保护他们”的意思，所以它的道理更为深远。“予欲宣力四方”，大概是想把治理的功业布施于天下。舜说“我想把治理的功业布施于天下”，因为自己身处九重宫阙，只有这个愿望罢了，不能自己做。你们应当代替我去做。旧说认为“左右有民”是担任肱（手臂），“宣力四方”是担任股（大腿）。然而从人情来看，手能够左右扶持他人，可知“左右有民”是担任肱。“左右有民”既然是担任肱，那么“宣力四方”是担任股也就可知了。因为奔走四方必须依靠力量才能到达。林少颖认为“汝翼汝为”是申述担任四肢的事情，如果要把一句作为股，一句作为肱，像下文把“汝听”作为耳，“汝明”作为目那样，那就不行了。这个说法尤其浑成圆融。

我想要观察古人的法度，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用五种颜色彰显施于五种色彩，制作礼服，你们要使之明了。

这是舜帝又说臣子作为我的眼睛的事情。《易经》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大概是取法于乾坤。”上衣下裳的制度始于黄帝尧舜，只是沿袭罢了。所以称为观察古人的法度，大概是指上衣下裳十二种纹章，取象于万物。古人制定已有成法，舜现在想要观察这些取象的法度来制作盛服，所以对于禹来说，不能不为舜阐明其制度。日月星称为三辰，取它们照耀降临的意思；山取它能兴云布雨；龙取它变化无方；华虫是雉鸟，取它文采昭著；宗彝，是宗庙的彝尊，取它祭祀享用的意思。《周礼》六彝中有虎彝、蜼彝，那么这里的宗彝大概是指虎蜼的形状。蜼音柚，兽名，形状像猴子。《周礼》音垒，又蜼读为蛇虺的虺。藻，是有文采的水草，取它有文采；火，绣为火字，取它炎上的意思。郑氏认为《考工记》说火以圆形，那么这里的火就是绣其形状圆形如半环。唐孔氏认为现在的服章都绣为火字，那么孔氏的说法是对的。粉米，是白色的米，取它洁白能养人的意思。黼像斧形，取它能决断的意思。《考工记》说：“白与黑称为黼。”孙炎说：“黼的纹样像斧形，大概半白半黑像斧刃，白色而斧身黑色。”黼为两己相背，是说刺绣为两个己字相背，想要显示善恶相背。《考工记》说：“黑与青称为黻。”大概是用青黑线刺绣为两个己字。关于十二章的说法不同，大体应当以郑氏为准。他的说法读防为绘，说用五色画之。读絺为薾，展几反，薾是紩；紩时栗反，紩就是绣。十二章的礼服，说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这六种画作为绘，施之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这六种紩作为绣，施之于裳。这是有虞氏的十二章。到了周代把日月星辰画在旗帜上，冕服只有九章。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那九章第一是龙，第二是山，第三是华虫，第四是火，第五是宗彝，这五种绘之于衣；第六是藻，第七是粉米，第八是黼，第九是黻，这四种绣之于裳。这是周代的九章。兖冕九章，以龙为首，龙首卷曲，所以用兖命名。石鷩冕七章，以华虫为首，华虫就是鷩雉，所以用鷩命名。毳冕五章，以宗彝为首，大概是虎蜼的形状，虎蜼毛浅且乱，所以用毳命名。这是成周增减有

译这是虞代服饰的制度。郑玄的这些说法都有依据，而说至于孔颖达的解释，则有两处错误。他把“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缁宗彝”连读为一句，认为用五种图案来制成礼服，即使是宗庙中的宗彝尊，也用山龙华虫作为装饰。根据经文说：“我想观察古人的形象，用五种色彩彰显施加于五种颜色来制作礼服，你明确地把它结缀在后面。”那么这话大概只是说制作礼服罢了，哪里会在中间夹杂进宗庙的宗彝尊呢？这是他的第一处错误。他又把“絺”解释为葛布的精细者，葛布不是可以刺绣的东西，自古以来未曾听说有人用它来做下裳。孔颖达知道他的说法不通，于是附会“缁”字来解释说：“暑月就染葛布来做衣服。”既然絺绣是用来做祭服的，难道暑月就染葛布做衣服，而冬月就去掉吗？这是他的第二处错误。他又把“粉米”当作两种东西，他的说法与制度都矛盾而不通，所以不如郑玄的说法好。上文既说用缁布做上衣，用絺绣做下裳，下文又说用五种色彩彰显施加于五种颜色来制作礼服，大概所说的只是它所象征的事物，然而制作礼服必须使用丝帛，有了丝帛然后才能在上面绘画或刺绣它所象征的事物，所以这里必定要说用五种色彩彰显施加于五种颜色来制作礼服。意思是像上面所象征的十二章纹样，应当先在丝帛上用五种等级的色彩，明显地施加五种颜色，无论是绘画还是刺绣，都用五种颜色来施加。这十三章天子具备，诸侯则比天子减少，大夫则比诸侯减少，士又比大夫减少，上级可以兼用下级的，下级不可以僭用上级的，等级有尊卑，所以礼服有隆重与简省的差别。这是制作礼服的人之所以不能不明确其等级差别的原因。孔颖达说天子礼服有日月以下，诸侯礼服从龙以下，士礼服有藻火两章，大夫加粉米共四章。郑玄又说十二章天子具备，公爵有山龙以下，侯伯有华虫以下，子男有藻火以下，卿大夫有粉米以下。两种说法虽然不同，总之都是凭主观推测，经文没有详细记载，没有考据依据，暂且保留不敢确信。

译我想听到通过六律、五声、八音来考察政事的治乱，并以此来传达君命、采纳民意，你仔细听好，这又是舜命令禹担任耳目之职的事情。君主的情意，贵在向下通达于百姓；百姓的情意，贵在向上通达于君主。君民之间，相隔遥远，不能自行沟通，所以在传达与采纳的环节，不得不依赖大臣。然而，仁爱的言语不如仁爱的乐声那样深入人心，所以想要传达君命以通达于下，采纳民意以通达于上，又不能不以音乐为根本。舜命令禹，必定会说：“我想听到通过六律、五声、八音来考察政事的治乱，并以此来传达君命、采纳民意，你仔细听好。”他的意思大概是说，君民之间的情意虽然不能不传达与采纳，但在传达与采纳的环节尤其不能不以音乐为根本。所以在传达与采纳的时候，一定要先审察六律、五声、八音，以此来考察政事的治乱，然后再用这种音乐来传达君命、采纳民意。所谓用音乐传达君命，是指接受君主的言语于上，然后将其谱入音乐，使言语符合宫、商、角、徵、羽五音，百姓听到后都能透彻理解君主的意图，所以称为传达五言。所谓用音乐采纳民意，是指采集百姓的言语于下，也将其谱入音乐，使言语也符合五音，君主听到后足以作为警戒，所以称为采纳五言。通过音乐来考察治乱，因考察治乱而反过来传达君命、采纳民意，这是舜特有的愿望罢了，他自己不能承担这个责任，依靠他来听辨的，大概就在禹吧？这就是说“你仔细听好”的原因。

我如果有违背，你要辅正我；你不要当面顺从，背后议论。要敬重你的同僚，或许能改变那些顽固奸邪的言论。如果不合时宜，就通过射礼来明辨，用鞭打来使他记住，用书写来记录。想要让他改过向善吗？让乐工采纳他的言论，适时地向上奏报，如果改过就接纳他、任用他，如果不改就施以刑罚。

舜既然命令禹担任股肱耳目之职，又说：“你既然担任这个职务，不应当阿谀曲从，应当直言极谏。凡是我的一言一行，如果有违背道义的地方，你要辅正我，不可当面苟且顺从，退下后又说我不可辅正。”林少颖说：“舜是大圣人，所言所行成为天下的法度，可以流传后世，难道还有违背道义的地方吗？却说‘我如果有违背，你要辅正我’。禹也是大圣人，他侍奉君主竭尽忠诚，也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度，又怎么会有当面顺从、背后议论的事情呢？却说‘你不要当面顺从，背后议论’。大概是因为君臣之间互相警戒，不得不这样。正因为没有这样的事却尤其不忘警戒之心，这才是他们成为大圣人的原因。”舜既然责备禹让他尽到辅正的诚意，所以又说“敬重同僚”，意思是禹所并肩共事、左右前后的人，禹也应当敬重他们，使他们同心协力来辅正我的过失。禹既然自己尽到辅正的诚意，又敬重同僚而共同辅正君主的过失，如果有那些顽固奸邪、进谗言的人，不把辅正当作心意，用邪说讨好君主，曲意顺从防备，不在正道之上的人，禹不能没有方法来处置他们。大概所谓顽固奸邪、进谗言的人，是那些有才能的小人，他们口齿伶俐、言辞巧妙，足以改变人们的视听，而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的邪说是正确的，顽固不化，所以称为顽固奸邪、进谗言的人。像这样的人，不任用罢了，一旦稍微任用，就会像水渗透、像皮肤感受那样潜移默化，即使是圣明的君主也不能不迷惑，所以舜在这里命令禹：“说不幸而有这样的人，你应当讲究射礼，来明辨他们的贤与不贤。明辨之后，如果确实是奸邪顽固不可教化的人，然后再鞭打他，使他痛苦常记不忘，又书写他的过错在简册上，来记录这件事，作为日后是否改过的验证。之所以再三这样做，是想让他在外受辱，在内羞愧，从而产生善念。”鞭打他、记录他之后，其中一定有回心转意向道的人，所以又让乐工采纳他的言论，适时地向上奏报，观察他是否改过，改过的就接纳他、任用他，不改过的就施以刑罚。苏氏说：“承，是推荐的意思。”《春秋传》说：“捧着祭品牺牲，古代捧着圭璧币帛而进献，称为承，承而庸之，就是推荐而任用的意思。”邵康节说：“尧舜的时代，天下并非没有小人，而是难以为小人。所谓难以为小人，是虽然有小人在圣人的教化下，也能变成君子。”现在看那些顽固奸邪、进谗言的人，大概是小人中的极端者，舜不忍心诛杀断绝他们，于是鞭打他们、记录他们，又奏报他们的言论来观察他们。对待他们如此，他们想继续做小人，也不可能了。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有小人在，逐渐受到教化，也难以为小人的原因。

禹说：“好啊！帝王的恩光照耀天下，直到海边。百姓万国的贤才，都是帝王的臣子。只有帝王及时举用，广泛采纳他们的言论；明察众人的功劳，用车马服饰来酬劳他们的功绩。谁敢不谦让？谁敢不恭敬应承？帝王如果不及时广泛地使大家同心，就会说：‘奏报没有功劳。’”

舜命令禹担任股肱耳目之职，又命令他敬重同僚以共同辅正我的过失。禹在这里所以说“好啊”，以赞同帝王的话。虽然如此，他的话又有推广帝王意思的地方，不敢完全以帝王的话为然。所以说“好啊”，与别人说的“好”不同。苏氏按《春秋》：太子想杀浑良夫，公说“好啊，好啊”。意思是口头上答应而心里未必真的这样。现在禹也说“好啊”，他对帝王的话也有意味深长的理解。这个说法很恰当。禹所说的“好啊”，不敢完全以帝王的话为然，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辅弼的责任虽然在臣僚，但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臣的人，还应当广泛延揽天下的贤才，让他们担任辅弼的职务，

译不要说贤才只有这些罢了。这正是大禹“好啊”那番话的意思。有人解释“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大多认为这是说帝王的德泽光辉能遍及天下和海边角落，那里有许多贤才应当被举荐任用。“光天之下”相当于“普天之下”、“敷天之下”。张横渠认为中国是文明之地，所以称为“光天之下”。“海隅苍生”是指四海角落，草木水泽生长的地方。既然说了“光天之下，海隅苍生”，又说“万邦”，大概是指内部“光天之下”，外部“海隅苍生”，这些地域所有的万邦，各邦所有的黎献，都是帝王的臣民，帝王应当举荐任用他们。献就是贤，如《大诰》所说的“民献”，《论语》所说的“文献”，都是对贤人的称呼。称为“黎献”，孙氏说：大夫士以上，头戴冕弁，颜色不同，至于野人只束发，只是黑头罢了。黑头的人称为黎民，贤人未被举荐时，也只是百姓，所以叫“黎献”。大禹说这话，意思是当时或许有处于筑墙耕田、垂钓而未在帝王朝廷任职的人，帝王应当广泛搜罗采集，不要有遗漏。大禹既然希望帝王寻求贤才并加以任用，所以告知举贤的方法。敷纳以言，下面紧接着就是举贤的方法。贤人在外，议论不能通达朝廷，功业未在天下彰显，贤与不贤难以分辨，所以一定要让他们陈述美好的言论，上奏给帝王。然而言论只能用来观察议论，不能用来知晓行事能力。他们上奏给帝王的，虽然是言论，但我用来明辨众人贤否的，还应当看功绩。既观察他们的言论，又通过功绩来明辨，于是用车马服饰来表彰并任用他们。所以说“车服以庸”。君主对于贤人，既然能用车服来任用，那么在位的臣子谁敢不举荐贤才，让位于那些不如自己的人？而在下的贤人，又谁敢不欣然乐意被任用，恭敬地出来响应帝王广泛招揽的命令？所以说：谁敢不让？谁敢不敬？大禹既然告知帝王要广泛招揽遗佚，那么得到贤才的效果就是这样。又担心帝王执行不力，所以又用不能广泛招揽的过失来警示他。对帝王说：“如果不这样，那么远近之人每天一起上奏无功之人，究竟对治理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说：“帝不时敷同日奏，罔功。”

译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怠慢游乐，专行傲慢暴虐之事，不分昼夜地放纵无度，在陆地上行船，在家中和朋党淫乱，因此断绝了他的世系。我鉴于他当时的恶行，娶了涂山氏的女子，辛日娶妻，到甲日就出发治水，启哭着跟随，我不把他当作儿子，只专心于大规模规划水土工程。

禹的陈述，既然希望帝王广泛寻求贤才，以辅助达成完美的治理，所以这里又举出尧的儿子丹朱作恶，因而失去天下的例子，作为对舜的告诫，让舜知道尧的天下本应传给丹朱。丹朱因为傲慢暴虐而断绝了世系，所以舜得以接受尧的天下。现在舜既然已经接受了天下，所以不能像丹朱那样傲慢，而不知道寻求贤才、实现治理的方法。《汉书·沟洫志》记载尧禅让帝位给舜，丹朱成为诸侯，那么“朱”是他的名字，“丹”是他所封的国家。丹朱不成器，自认为是帝王的儿子，倚仗自己的富贵，认为别人都在自己之下，戏谑轻慢、傲慢自大，欺凌他人、傲视万物，再也没有喜好贤才、乐于行善的心意。因为他傲慢，所以他喜欢的只是怠慢游乐，所做的只是傲慢以至于暴虐。所谓傲虐，是说起初虽然只是戏谑轻慢、傲慢自大，最终实际上是以暴虐欺凌他人。丹朱在这两件事上，不只是暂时实行而已，而是不分昼夜肆意妄为，放纵不羁的样子未曾休息。頟頟，大概是不休息的样子。丹朱的恶行，不仅如此，又夸耀自己的勇力，在陆地上行船，多聚结朋党，在家中和他们淫乱。正因为如此，所以尧的天下虽然丹朱应当继承，但尧不给他，从而断绝了他的世系。丹朱像这样，而尧不把天下传给他，舜有圣德而接受了尧的天下。舜既然接受了，难道可以像丹朱那样吗？这就是禹告诫他的原因：“不要像丹朱那样。”舜是圣人，万万不至于做出像丹朱那样的举动。禹说这些话，大概是君臣互相警戒的道理，不得不如此。苏内翰说：“禹告诫舜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舜难道会有这种情况吗？”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商王受那样迷乱，成王又难道会有这种情况吗？”周昌把汉高祖比作桀纣，刘毅把晋武帝比作桓灵，当时的君主不认为这是罪过，反而记载在史册中作为美谈，这种说法是对的。禹既然告诫舜不可像丹朱那样傲慢，所以这里又说我只是鉴于丹朱有如此恶行，以至于断绝了他的世系，才不敢放纵情欲，而是自我勉励于功业。大概禹正因为能以丹朱为戒，所以娶了涂山氏的女子，辛日娶妻，到甲日就去治水，仅仅过了四天就不敢沉溺于宴饮安逸。后来从娶妻到有儿子，从有儿子到儿子能哭，历经多年，多次经过家门，也不因为儿子的缘故稍作停留来抚养他。孟子说禹在外八年，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说的就是这个。夫妻子女之情，谁没有呢？禹之所以能忘情，是因为急于拯救百姓于水患，所以割舍自己的私爱而大力治理水土工程。《诗经》说：“天造就高山，太王大力开拓。”毛注：“荒，大的意思。”那么这里所说的荒度土功，难道不是大力治理水土工程吗？禹爱民的情意，根植于天性，看到百姓遭水患，就像自己遭水患一样，急于营救，自然而然如此。难道只是鉴于丹朱才产生这种心意吗？然而一定要这样说，大概是因为既然告诫帝王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所以不得不说自己，也是以丹朱为戒，而不敢闲暇安乐。

辅助完成了五服的制度，范围达到五千里；九州各有十二师，外部逼近四海，都建立了五长。各自引导有功之人，三苗顽固不服从，工程，帝王您应当念及啊！

这段文字承接“惟荒度土功”之后，大概禹说我以丹朱为戒，只大力治理水土工程，所以能够完成五服的制度，对内设置十二师，对外建立五长，共同治理。五服就是《禹贡》中的甸、侯、绥、要、荒。五服的制度，自古就有，洪水横流时，制度毁坏，到禹平定水土之后，于是辅助完成它，使它恢复旧制，所以说弼成，那么弼成，大概是古代有成法，禹只是辅助完成而已。有人说制定五服是君主的事，禹不能专断，只是辅助君主完成而已，这种说法不通。大概《禹贡》五服的制度，都是禹自己裁断，舜未曾参与，怎么能说是辅助君主完成呢？五服各五百里，五五共二千五百里，东西相距五千里，南北相距五千里，所以说弼成五服达到五千里。王肃说五千里是直方的数量，他的说法是对的。禹既然辅助完成了五服，那么已经划分了地域，所以又称为制地。九州各有十二师，外部逼近四海，都建立了五长，所谓的地域守卫。州十有二师，孔安国和郑玄的说法不同。孔氏说一州用三万人，总共九州，合计二十七万，根据他的意思说这师像《司马法》那样二千五百人为师，每州十二师，是总计三万人。然而《司马法》所说的师是兵制，治水难道用这种师吗？只有郑氏说每州立十二人为诸侯师，九州之外逼近四海，每方各建立五人作为长官，所以说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林少颖说从甸服到绥服方圆三千里，是九州之内，要服、荒服各一千里，是九州之外。从甸到绥，每州建立十二师，要、荒两服，每服建立五人为长，详内略外的道理，只是年代久远，不知道当时多少诸侯设置一师，多少种落设置一长。只有禹平定水土之后，对内建立十二师，对外建立五

译君长与内外相互维系，所以能够遵循正道履行职守，各自达成功业。唯独三苗顽固不遵教化，不肯建功，帝不能不加以思虑。王氏认为禹说“帝应当思虑”，大概是说三苗顽固不立即建功，帝应当思虑其罪行而诛杀他们，所以帝在下文说皋陶正恭敬地遵循法度，正施行象征性的刑罚，这是明智的，以此告诉禹，说你想让我思虑诛杀三苗的理由，我应当命令皋陶施行刑罚来诛杀他们，这种说法虽然令人欣喜。林少颖说劝谏君主使用刑罚，这难道是禹爱护君主的心意吗？况且当时三苗的顽固凶恶，率领六军去征讨，尚且不服从。难道皋陶施行象征性的刑罚就能制服他们吗？这里所说的“帝应当思虑”，只是说洪水已经平定，内外都乐于建功，只有三苗顽固凶恶、依仗险固不服从的国家不肯建功。帝应当把苗民放在心上，在政事上忧虑勤勉，不可使有一天的怠慢游乐。禹陈述谋略，涉及到了这一点。大概是说四海九州都已经全部臣服，如果天子不能遏制其利欲的原则，情欲一旦开启，怠慢游乐、傲慢暴虐无所不至，将会看到一国背叛，天下随之陷入混乱。唐明王时期，海内无事，四方诸侯向京师进贡，不敢有延误。等到一旦天子被女色迷惑，奢侈之心产生，忠直之臣逐渐疏远，谗言谄媚之人并进，朝廷势力削弱。安禄山起初在幽陵起兵，两京陷落，天下大乱。虽然李光弼、郭子仪等人振奋忠义，谋求恢复之功，但河北之地最终成为割据的土壤，直到唐朝灭亡也不能收复。舜时有顽固不立即建功的三苗，如果舜忽视而不加思虑，以至于产生怠慢疏忽之心，忘记忧虑勤勉的念头，三苗趁机而起，那么即使内部的十二师、外部的五长各自遵循正道建功，也不足以依赖。禹陈述谋略，其言辞难道不是预防到了这种地步吗？

译帝说：“引导我施行德行，这时你的功绩才得依序彰显。皋陶正恭敬地遵循这秩序，正施行象征性的刑罚，以彰明法度。”

禹先前已经陈述，我警戒丹朱的恶行，勤于治理水患，内外群臣各自已引导出功绩。帝王不可不思念这些，所以帝因而赞叹他们的功绩。说在洪水之初，五行错乱，九功失序，人们救死尚且不暇，哪里谈得上引导德行？只有禹阻挡百川使其东流，水土平定而九功恢复秩序，人们都知晓生养之乐，从而勤于引导德行。这是天下百姓之所以能践行我德行的原因，实在是你治水能使九功得以有序，所以人人都能引导德行。你说内而十二师，外而五长，各自已引导德行有功。只有三苗顽劣不服从教化，想让我为此担忧。我已命令皋陶恭敬地承接你功绩的有序部分而用刑罚来防范，想必已引导德行的人会更加勉励其引导德行的诚意，未引导德行的人应当知道畏惧而不敢不努力。你不必过度忧虑。这正如先前九功有序之后而用威严来督责，使它们不被破坏。汉代的孔氏将以上两句视为舜赞美禹，以下两句视为史官的言辞，因为舜赞美禹而连带赞美皋陶。仔细品味此文，实出于舜一人之口，怎能将两句视为史官的言辞？只有郑氏说，这是舜推举赞美两位大臣的话，他的说法是正确的。

夔说：“敲击鸣球，拍打琴瑟来咏唱。祖先神灵降临，虞宾在位。群侯谦让有德，堂下吹管击鼓，配合柷敔以起止节奏，笙镛交替演奏。鸟兽跄跄起舞，箫韶乐奏至九成，凤凰来仪。”

吕氏说：天下安定功业完成，所以夔以音乐的极致和谐来进言。堂上的音乐奏起，祖先神灵降临，这是幽深的神灵和谐。虞宾群侯以德行相逊，这是显明的人伦和谐。堂下的音乐奏起，鸟兽跄然而舞，这是广泛的万物和谐。箫韶乐奏至九成，圣乐完备。即使是太平盛世的祥瑞，如凤凰也来仪，这是和谐的极致。帝王治理天下的盛况，泰和之气，鼓舞动荡。如祖先、虞宾、群侯、鸟兽、凤凰，都在舜的和气之中。林少颖说：从此以下，夔陈述他制作音乐的功效，其文应当自成一段，不与上文气势相连。大概舜在位三十多年，与禹、皋陶、夔、益等人相互问答很多。史官特意选取其中特别彰明的事迹来昭示后世，所以所言自有先后，史臣汇集记录，并非一日之言。诸儒的说法，从皋陶谟至此篇末尾，都认为其文势相连。薛氏认为舜因苗民违抗命令，命皋陶正施行象征性的刑罚，所以夔进谏，是说鬼神尚可用音乐感召，鸟兽尚可用音乐感动，何况人呢？王氏则认为治理安定制定礼仪，功业完成制作音乐，舜的治理功业至此已成，所以全面称颂其制作音乐。凡此都是为了将几篇所载统一，以为是一日之言。难道史官只记载其一日的言辞而尽遗其余吗？这在情理上必然不是这样。《郊特牲》说：“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是重视人声。”《享礼》说：“声歌清庙，是显示德行；下管象武，是显示事功。”《燕礼》说：“歌鹿鸣，下管新宫。”所以堂上的音乐以歌为主，堂下的音乐以管为主。堂上以歌为主，那么这里说“敲击鸣球，拍打琴瑟来咏唱”，其为堂上之乐，也可知了。堂下以管为主，那么这里说“堂下吹管击鼓，配合柷敔以起止，笙镛交替”，其为堂下之乐，也可知了。堂上堂下，其乐器虽不同，但制作音乐之际，实相合以成乐。然而经文在作堂上之乐时说“祖先降临”，在作堂下之乐时说“鸟兽和谐”。难道既作堂上之乐以感召祖先，然后作堂下之乐以感动鸟兽吗？我认为堂上堂下必翕然并作，其感召祖先、感动鸟兽，应当像大司乐几变而感召祖先，几变而感动鸟兽。只是经文不备，不可得知。然而之所以在堂上言祖先等降临，在堂下言鸟兽等感动，特因祖先尊贵其降临，必在堂上，故配堂上而言；鸟兽卑贱其感动，必在堂下，故配堂下而言。凤凰难致，所以必韶乐九变，大成而能感其至。并非说堂上乐可以感召祖先，而不可以感动鸟兽；堂下乐可以感动鸟兽，而不可以感召祖先。大概经文上言以咏，下言以间，应当是堂上之乐，歌咏于上；堂下之乐，乃与之间作迭奏于下。况且下文总言箫韶九成，是堂上堂下咏歌迭奏，至于九变然后乐成。以此推之，则乐虽有上下之异，其实盖相合而成乐，非奏堂上而后奏堂下。明白了。孔氏认为戞击为柷敔，所以作止乐；拊以韦为之，实之以糠，所以节乐。林少颖认为其说无据，但以意度之，实有可疑者。盖器虽有堂上堂下之异，其实一乐作止节奏，必相待而成声，岂有堂上既设柷敔，而堂下又设之理？戞击既不为柷敔，则拊亦不得为作止乐之用也。沈氏认为鸣球非可以为戞且击，和之至咏之不足，有时而至于戞且击。琴瑟不可以为拊且拊，和之至咏之不足，有时而至于拊且拊。所谓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

译也。根据沈氏的这个意思，说“戞击”就是“戞击”，“鸣球”以“拊”为“拊”，“琴瑟”以“拊”为“拊”，这个说法可以采纳。至于说和谐到了极点，歌唱不足以表达，手舞足蹈而不自知，那未必是这样。司马迁《杨赋》说：“戞滴鸣球。”刘氏注解说：“球，是乐器；戞滴，是敲击。”颜师古注解说：“戞击，就是敲击。”由此可知，鸣球确实可以敲击。古语说：“抚鸣琴，吹洞箫”；又说：“手抚五弦，目视云汉。”由此可知，琴瑟确实可以抚弄。由此看来，那么这里所说的“戞击”，难道不是敲击鸣球吗？“拊”，难道不是抚弄琴瑟吗？鸣球，就是玉磬。之所以叫它鸣球，是因为敲击它能发出声响。堂上的音乐以人声为最尊贵，所以特意选取鸣球、琴瑟中声音清越的部分来敲击和抚弄，作为歌咏的伴奏，所以说“以咏”。凡此种种，都是堂上的音乐。在堂上演奏，那么祖先的神位、虞宾以及助祭的诸侯都在堂上，所以说堂上的音乐，就能使祖先降临。丹朱虽然顽劣，但因为他是尧的后代，作为虞宾，也在助祭的位置上，与群后以德相让。考察夔的这番话，只是因为他们并列在上方。所以配合堂上的音乐来说，实际上，是上下之乐同时演奏。乐声既已和谐，上面祖先和群后都和谐，下面鸟兽万物都顺从。不必像王氏所说，堂上的音乐象征宗庙朝廷的治理，所以堂上的音乐演奏就能使宗庙朝廷和谐；堂下的音乐象征鸟兽万物的治理，所以堂下的音乐演奏就能使鸟兽万物和谐。虞宾和群后相让，本来就有可见的事实。祖先位于幽暗之处，凭什么知道他们降临呢？大概夔是说音乐的和谐，想象他们必定降临，就像所说的“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并不是实际看见了什么。祖先既然不是实际看见了什么，而是想象他们降临，那么鸟兽跄跄，百兽率舞，也应当是想象音乐在这里和谐，在那里感应，并不是实际有鸟兽跄跄在朝廷上的事情。大概百兽有奇形怪状，见到的人必定害怕，如果一时奔走，难道不令人恐惧吗？至于凤凰来仪，确实是凤凰来到庭院，这里说“来仪”，是有实物为证的。其他只说“率舞跄跄”，不说“来仪”，那么其中的意思就可以知道了。大体上，这里所说的作乐的效果，说是有实物，也不可以。应当是音乐既已和谐，自然应当感动万物、启迪人心如此。下管，就像大司乐所说的孤竹之管、阴竹之管、孙竹之管，就是这样。称为下管，是为了区别堂上的音乐。鼗鼓像鼓但较小，拿着它的柄摇晃，耳旁自然敲击，从而发出声音。柷，郭璞说：形状像漆桶，方形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里面有椎柄连着底部撞击，使左右敲击。敔，形状像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道刻痕，用一尺长的木头敲击它。大概音乐开始演奏时，就敲击柷来合乐；音乐将要结束时，就敲击敔来止乐。所以说“合止柷敔”。笙用葫芦制作，在匏中排列竹管，又在管端装上簧片。三十六个簧片的叫做竽，十三个簧片的叫做笙。镛，是大钟。凡此种种，都是堂下的音乐。堂上说“以咏”，堂下说“以间”，大概是指堂上的音乐用鸣球、琴瑟在上方歌咏，堂下的音乐用下管等乐器与歌咏在下方交替演奏，所以说“间”。按照《仪礼》说：“歌《鹿鸣》以笙《南陔》，歌《鱼丽》以笙《由庚》”，这就是“间”作为交替演奏的意思。堂上的音乐演奏，所以鸟兽万物也感应而跄跄和谐。堂上堂下的音乐，上面已经详细说了，下面又说“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大概舜的音乐，分别来说有堂上堂下的不同，合起来说，则总称为箫韶，这里的意思是指堂上堂下合奏九变，而音乐完成，凤凰于是感于至和而来仪。箫韶，孔氏认为说“箫”是为了显示细乐器的完备，这个说法不对。而解说的人又说“箫”是不齐的竹管，其声音清而细，象征凤凰的声音，所以演奏它凤凰就来，这个说法也不对。按照《古文尚书》，“箫”字从竹从削，即“箾”，是舞者所持之物，箫与箾音同而形异。《说文》对“管箫”的“箫”注解说：“参差管。”至于从竹从削的“箾”，注解说：“舜乐名。”箾韶，又季札观周乐，看见舞《韶箾》的人，其字从竹从削，足以证明《箾韶》是舜乐的总名。但现在今文作“管箫”的“箫”，所以诸儒用“箫管”来解释，这都是牵强的说法，不是古书的本意。现在应当依照古书，以《箫韶》为舜乐的总名，这样就可以了。

译夔说：“至于我，只是敲击磬石、拍打石片，百兽便随之起舞，众官长也都和谐融洽。”

这一节，陈少南认为，夔既然陈述了堂上的音乐能招致祖考降临；堂下的音乐能感动鸟兽。在这里又说：“我只知道敲击磬石、拍打石片罢了，不知道其他。”百兽随之起舞，众官长和谐融洽。难道没有原因而这样吗？都是帝王的德行所导致的。陈少南的这个说法，大概是说夔的意思，是说所陈述的堂上堂下音乐感召如此，难道是我的能力？我只知道敲击磬石、拍打石片，而人和物自然感应。那么上面所陈述的，大概不止于我。林少颖则认为这一节，又是另外一时论述制作音乐的效验。“于”字，《释文》没有注音，应当按照本字读。根据这个，应当是感叹作为起语的词，适宜读作“乌”。韶乐的制作，八音都具备，而唯独说敲击磬石、拍打石片，大概是因为五声播于八音，而角声的数量有六十四，它的声音在清浊大小之间，尤其难以调和。石声属于角，石声既调和，那么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的声音没有不调和的。《诗经》说：“既调和又平和，依从我磬的声音。”就知道说石是总括韶乐的和谐而言的。这里虽然只说敲击磬石、拍打石片，其实是总括韶乐全部而称之。上面说鸟兽，下面说百兽。《考工记》说：“天下的兽，有脂膏的、有毛皮的、有裸露的、有羽毛的、有鳞甲的，羽毛和鳞甲总可以称为兽。”就知道鸟兽都可以总名为百兽。尹是正的意思，众尹是百官府的首长。允谐是确实都和谐。从前季札观赏周乐，看到舜的《韶》《箾》，就说：“达到极致了，完备了，像天没有不覆盖的，像地没有不承载的。即使是很盛大的德行，也没有能超过的了。”韶乐的演奏，幽深而感动鬼神，就祖考降临；明朗而感动人，就众官长和谐；细微而感动物，就百兽起舞。推究它能感召如此的原因，都由于舜的德行。而孔子在齐国听到它，尚且不知肉味，说：“没想到音乐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由此看来，那么当时所感动的如夔所说的话，虽然极其褒美的言辞，难道有一句话是夸张的吗？

帝于是作歌说：“敬慎天命的命令，只有顺应时势和察觉细微。于是唱道：‘大臣们欢喜啊！君主兴起啊！百官兴盛啊！’”

汉代的孔氏认为这帝于是作歌，是因为众官长和谐的效验，作歌警戒安不忘乱。林少颖认为根据这一段，是史官记载舜和皋陶互相唱和的歌辞，与上文初不相连贯，只有“庸”字，孔氏从而为之解说。考查于理，是不取的。庸虽然训为用，其实是助语。其说帝于是作歌，犹如说帝乃作歌，也不必曲为之说。《诗经》说：情感在心中激动而表现于言语，言语不足以表达，所以嗟叹；嗟叹不足以表达，所以咏歌。看舜君臣在庙堂之上互相答问，说“都”，说“俞”，说“吁”，说“于”，都是言语不足以表达而嗟叹的。到这里，帝于是作歌以下，则是嗟叹不足以表达而见于咏歌了。舜说：大臣们欢喜啊，君主兴起啊，百官兴盛啊。皋陶说：君主英明啊，大臣贤良啊，众事安康啊。这就是所谓的歌。舜说：敬慎天命的命令，只有顺应时势和察觉细微。皋陶说：要思念啊，率领众人兴起事业，谨慎你的法度，恭敬啊，屡次省察你的成就，恭敬啊。这是在咏歌之前引导他的意思。舜的意思说人君之所以拥有天下，本乎天命的眷顾，现在自己安定自己治理，那么对于天命不可以因为治安而忽视，应当寻求有以敬慎而端正它。所谓敬慎天命，就是顺应时势和察觉细微。大概治安之所以难以保持，只依赖其治安而不知道顺应时势，所以对于应当做的事有时不做，以至于失职；不知道察觉防备，所以对于应当防备的事有时忽视而不察觉，以至于失去时机。这样那么天命如何能保持，所以舜先说敬慎天命在于顺应时势和察觉细微。然而舜又说敬慎天命虽然在于顺应时势和察觉细微，而时势和细微的到来，又不是一个人所能独自承担，又必然要依靠臣子。所以歌说：大臣们欢喜啊，君主兴起啊，百官兴盛啊。说承担时势和细微责任的，实在依赖大臣的帮助。股肱比喻臣子，元首比喻君主。舜先说股肱而后说元首，难道不是君主说我所以兴起治功，实在依赖臣子乐于赴功吗？皋陶先说元首而后说股肱，难道不是臣子说我之所以能成为贤良，实在依赖君主英明于任用吗？君主说话先臣子，臣子说话先君主，理当如此。然而舜之所以先说股肱欢喜，其意思大概是说大臣欢喜而乐于赴功，那么人君的治功翕然奋起，没有一件事不治，百官的职业自然广明，这是舜的歌之所以先说股肱欢喜而后继以元首兴起、百官兴盛的原因。林少颖说：“文中子说，从前圣人叙述史有三类。其叙述《尚书》，帝王的制度完备了，所以搜索而都能获得；其叙述《诗经》，兴衰的原因显明了，所以穷究而都能得到；其叙述《春秋》，邪正的轨迹明白了，所以考查而都恰当。这三者同出于一，而不可混杂，所以圣人参与其中。”看文中子的话，其意思说《诗》、《书》、《春秋》，其本源大概出于一书。到后世简编繁多，才开始分为三。《诗》始于商，《书》始于唐虞，《春秋》始于平王、鲁隐公之际，而

译它们的本源和流变都出自《尚书》。所以从商周以前，岁月的开始和终结都记载在《尚书》中，这就是《春秋》尚未分化出来的时候。虞夏时代的赓歌，与《尚书》并行，这就是《诗经》尚未分化出来的时候。正因为它们尚未分化，所以从虞夏时代来看，这两者是合而为一的。舜、禹、皋陶的赓歌，以及《五子之歌》，虽然记载在《尚书》中，实际上却是《诗经》三百篇的萌芽。这两者都出自同一个本源，而后来的学者各自划清界限，来确立相同与差异。所以学习《诗经》的人不知道有《尚书》，学习《尚书》的人不知道有《春秋》，用这样的方式来治学，难道不违背圣人的法度吗？这一段虽然是《尚书》所记载的内容，但学习《诗经》的人应当从这里开始。

译皋陶拱手叩头，高声说道：“要深思啊！率领众人兴起事业，要慎重对待法度，要恭敬啊！要多次省察才能成功，要恭敬啊！”于是接着又唱道：“君主英明啊，大臣贤良啊，万事安康啊！”又唱道：“君主琐碎啊，大臣懈怠啊，万事败坏啊！”帝舜拜谢说：“是的！去吧，要恭敬啊！”

高声而急促地说：“扬！”从头顶到手叫做拜，手从头顶到地叫做稽首，这是恭敬到了极点。舜所唱的歌，既然说君主的兴起根本在于大臣的喜悦，所以皋陶于是拱手叩头，高声在朝堂上宣告说：“要深思啊！”这是说帝对我们有这样的责望，我们应当深思帝所唱的歌，寻求用来符合帝所期望的意思。所谓“深思帝所唱的歌，寻求用来符合帝所期望的意思”，不过是在率领众人兴起事功的时候，不可以妄为，应当恭敬而慎重对待常规法度。既符合常规法度，又必须再三省察，在心里决断，然后才开始成功。慎重法度而后行动，这是终了；多次省察而后成功，这两者都不可不恭敬，所以都说“要恭敬啊”。皋陶既在朝堂上高声宣告，让各自深思帝所唱的歌，寻求用来符合帝责望的意思，然而又想到臣下虽然有乐于做事、奔赴功业的心，如果不是君主的英明足以了解，那么臣下虽然有这种心，未必能完全施展底蕴，于是又接着唱帝所唱的歌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赓是继续，载是成。帝的意思有未尽之处，皋陶于是继续并成就它。帝所唱的歌，说君主的兴起必定由大臣的喜悦而来，这是君主对臣下的期望，然而没有涉及臣下对君主的期望，所以皋陶所唱的歌就说大臣的贤良必定由君主的英明而来。只有人君在上面英明，那么人臣在下面得以尽忠，而万事因此得以安定，这就是成就帝的意思。也就像《访落》这首诗，是嗣王在宗庙朝见，向诸侯咨询的话，必定接着《敬之》这首诗，然后文意才完整，所以序《访落》这首诗就说：“访落，是嗣王在宗庙谋划。”对于《敬之》这首诗就说：“群臣进谏嗣王。”这正是皋陶接着唱歌的意思。然而皋陶又说上面的接着唱歌，只说了君臣相互依赖的道理，没有涉及警戒的意思，所以又唱道：“君主细碎，不致力于大略，琐碎地侵夺臣下的职权。”像后来的人君兼任将相的职务，那么作为臣下的人知道人君任用不专一，必定怠惰不尽职守，万事从而败坏了。在帝也不可不警戒，所以皋陶又唱这首歌。范内翰说舜的时候，禹平定水土，稷播种百谷，水土谷物之事，舜不亲自处理；契推行五教，皋陶明定五刑，教化刑罚之事，舜不治理；伯夷掌管礼仪，后夔掌管音乐，礼乐之事，舜不举荐；益做虞官，垂做共工，虞共之事，舜不了解。禹做相，总领百官，从稷以下，分别统领而听命。人君像天运行在上面，四季寒暑，各自遵循其秩序。那么上面不劳累而万物成就。林少颖说：“舜的时候，君主无为而执掌纲要在上面，臣下有为而致力于细节在下面。虽然其治理历万世而不可及，推究其所以达到这样的原因，也不过出于接着唱歌的这几句话。难道不是君臣之间，感叹不足，表现在咏歌中吗？虽然不过几句话，言语有尽而意思无尽。读它的人如同听到越地歌声，可以一唱而三叹了。”这个说法很全面。皋陶既唱歌来成就其义理，又唱歌来表达其警戒。所说的都根源于极至的道理，所以帝拜谢而接受他的话，并且应允而赞同说：“去吧，要恭敬啊！”意思是自今以往，君臣相当，恭敬其事而实行它。礼说：“君主对臣下则不答拜，大概是因为至尊的地位不可屈从。”然而太甲对伊尹，成王对周公，都有拱手叩头的意义，所以尊重老师重视道义。皋陶唱歌，帝拜谢而接受，难道不是以师傅的礼节对待皋陶吗？

尚书详解卷五

<经部,书类,夏氏尚书详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六

宋 夏僎 撰

夏书

禹贡

大禹谟、禹贡原本都是夏书。左传引用《禹谟》“敷纳以言”、“地平天成”等语，都称之为夏书，那么《禹谟》本是夏书就很明白了。现在唯独《禹贡》冠于夏书之首，而《禹谟》却成为虞书，这是因为孔子定书厘正，认为《禹谟》一书所载有舜禹禅位之事，所以称之为虞书，想要显示三圣相授守一道之意。前《尧典》、《虞书》解释得很详细了。至于《禹贡》一书，虽然说是在治水之后，根据土地制定贡赋，在舜授受之时，然而禹之所以拥有天下，实在根本于此，所以孔子因此沿袭旧例而特别冠于夏书之首，想要显示禹拥有天下根本在于有此功绩。《禹贡》一书，首先区别九州的疆界，其次说治水所经过的地方，再次说田赋的高低，土贡的有无，最后说朝觐贡赋所以到达帝都的道路，其事不一，唯独以“贡”命名篇章，是因为这本书的制作是在禹治水之功既成之后，条陈其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作为贡赋一定之法，用来告成功于上，使上面的人按此作为取民之常例，是其书所载事虽不一，实以任土作贡为主，所以特别以“贡”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