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二十一

译上帝降下天命，不可永远忘记上天的威严。至于我的百姓，没有过错和违逆，关键在于我自身。后嗣子孙大大不能恭敬，上下都断绝了前人的光辉，在朝中不知天命难以改变，上天难以信赖，于是他们坠失天命，不能继承前人的恭敬明德。如今我小子旦，并非能够有所匡正，只是前人的光辉施予我这幼小的儿子。』又说：『上天不可信赖，我的道只在于延续宁王的德行，上天不会轻易放弃文王所受的天命。』

译凡是经文中说“若曰”的，都不是那个人原本说的话，而是其他人根据他的意思说的。比如“王若曰”，就是周公根据成王的意思说的。这里所说的“周公若曰”，大概是周公当时挽留召公，他口头所说的大意如此。史官不能完全记下当时的原话，必定在其中运用周公的意思来润色文字，所以称为“若曰”。正如《微子》篇中所谓的“父师若曰”，也是史官根据父师的意思来说的。奭，是召公的名字。称“君奭”，是因为召公封在燕地，以燕侯的身份入朝担任王太保，所以称他为君，同时呼他的名字。大概古人崇尚质朴，相互交谈时多直呼其名，不像今人那样文饰修饰。周公在称呼召公为君并呼其名来对他说：“不吊，天降防于殷”，意思是殷纣王无道，不被上天怜悯，上天于是大大降下灭亡的祸患于殷朝。既然已经丧失了帝王的使命，而我们周朝已经接受了它。然而天命难以确信，有德就可以长久保持，不然就会很快失去。所以周公于是说，我们周家虽然接受了殷朝的天命，但我实在不敢自认为我接受这天命，基业必定可以长久，信实美好必定可以顺天而辅助我的至诚。虽然不敢知道必定可以如此信实美好，但也无法知道最终必定会丧失天命而陷入不吉利的祸患。这是天命的兴衰、国运的长短，全都无法预知。周公既然说了我也不能预知天命，于是又感叹并举出召公平时的话。大概周公平时曾说我不敢预知天命，而召公平时曾说今天周朝天命的长短在于周公。现在召公果然想要离去，所以周公于是举出他的话，说召公从平时就已经曾说这件事全在于我。然而我又岂敢安于上帝的命令，即不敢以天命为安，也就是前面“我不敢知”的意思。大概因为不能永远思念大威，所以不敢安于上帝的命令，其意思是自己的见识不足以知晓上天。周公既然说了我已不敢预知天命，于是说如果就人事而言，我不敢不尽全力。于是说“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大概天威我虽然不能远念，但让我百姓没有怨恨也没有违抗，这就只在于人罢了。其意思大概是说天命虽然不敢知晓，但人事则不敢不尽。这大概是召公以天命的长短责备周公，周公则谦让而不敢当，想要挽留召公以共同尽人事。周公既然说了百姓不怨不违在于人，所以又详细告知在于人的利害。说今天我国家如果作为后嗣子孙的人，大概说凡是作为子孙的人，不是指成王。大大不能恭敬天地，断绝丧失前人的光辉。大概前人创业垂统，蔚然有光华，昭示天下后世。现在如果不能继承守护，就是断绝丧失了那光辉。而又深居九重之中，不知天命的不易得到而轻忽它，那么天命我周家，过去虽然很真诚，现在也将至于难以信任，于是丧失天命，而为后嗣子孙自必迅速招致祸乱，不再能经历久远，而继承前人显明的德行了。这大概是周公极力说不尽人事则天命不可保如此，想要召公留下以共同尽人事。既然说了不尽人事的祸患如此，于是自陈所留而不去的意思。说现在在我小子旦的身上，所以留而不敢离去的原因，不是说能有所匡正于成王，其确实引导而亲身实行的，只是以前人创业垂统的光华施加于我年幼的君主罢了。周公辅佐成王，无非是左右辅翼使他归于正道，而说“非克有正”，是谦辞。周公既然详细陈述上文所说的话，又说“又曰”，是用来重申前面的意思。大概说我所以留而不敢离去的原因，既想要引导前人的光华以施加于我年幼的君主，又以天命不可尽信，我安行的只在于宁王的德行，这样就可以延长而天也不用废弃宁王所受的使命。大概天虽然不可必定，如果遵循宁王的德行，那么天也不用废弃我们了。宁王旧说认为是文王，只有少颖解《大诰》，认为是武王，因为文王之时大统未集，武王实安天下之王，所以称为宁王。加上《大诰》屡次说宁考武王，对于成王来说是考，所以知道他是武王。

周公说：“君奭，我听说在过去成汤已经受命的时候，当时就有像伊尹这样的人，他的功德上达于皇天。在太甲的时候，就有像保衡这样的人。在太戊的时候，就有像伊陟、臣扈这样的人，他们的功德上达于上帝，巫咸治理王家。在祖乙的时候，就有像巫贤这样的人。在武丁的时候，就有像甘盘这样的人。都只有这些有陈列的贤人，保护治理殷朝。所以殷朝的礼仪升配于天，经历了很多年。上天只纯粹佑助天命，那么商朝的百姓、王臣没有不秉持德行明察忧虑的。小臣屏蔽侯甸，何况都奔走效力。只有这些只有德行称职被任用，治理他们的君主。所以君主有事于四方，如果占卜没有不灵验的。”周公说：“君奭，上天寿考平格保护治理殷朝，殷朝继承天命消灭威侮。现在你长久思念，就有固定的命令治理天下。使我新建立的邦国光明。”

这是周公又举出商王的兴起，他们的君主之所以能创业，之所以能守成，之所以能中兴，都根本于左右前后的大臣为他们赞襄辅助，以显示召公今天不可就此离去。周公说：“我听说在过去的时候，成汤作为君主，当他受天命，拥有天下的时候，他的臣子中有像伊尹这样的人为他辅佐，他的功德可以于是上达于皇天。格，是至的意思。上至于皇天，是说皇天虽然神圣遥远，也为此而至，他的功德无所不及。”这也是汤虽然圣明，不能不依赖

译伊尹的辅佐。从成汤之后，到他的孙子太甲时期，他的臣子中有像保衡这样的人，保衡就是伊尹。伊尹以先朝元老的身份辅佐太甲，确实是太甲所依赖以求安定、所取法以求公正的人，太甲不敢直呼其名，所以称他为保衡。从太甲之后，到他的孙子太戊时期，则有像伊尹的儿子伊陟和臣子扈这样的人辅佐太戊，他们的功绩于是能与太甲一起上达于上帝。大概周公立言在“有若伊尹”之下，接着说“格于皇天”，这是说伊尹辅佐成汤的功绩能够上达于皇天。在“有若保衡”之下没有说功用，而在“有若伊陟、臣扈”之下说“格于上帝”，这是说保衡辅佐太甲，伊陟、臣扈辅佐太戊，他们的功绩能够上达于上帝。在“巫咸”处说“乂王家”，这是说巫咸又比不上伊陟、臣扈，只是为太戊治理王室事务罢了。在“祖乙时”则有像巫贤这样的人，在“武丁时”则有像甘盘这样的人，接着说“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这是说祖乙时期得到了巫咸，武丁就是高宗，高宗时期则得到了甘盘。这两位臣子能够遵循上述那些有功业陈列在上的臣子，来保安治理殷商。而诸儒的说法却认为伊尹辅佐成汤，上达皇天；伊陟、臣扈辅佐太戊，上达上帝；其他则没有功绩。到了“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这一句，才说总括伊尹直到甘盘六位臣子都能竭尽力量保安治理，恐怕在情理上不妥当，所以不敢遵从。大概那些儒者只看到伊尹一人在成汤时既能上达皇天，难道辅佐太甲就只是上达上帝而已，所以把上达皇天归于伊尹，上达上帝则归于伊陟、臣扈。对于“有若保衡”则没有解释，殊不知伊尹一人之所以有上达天帝的不同，是因为他所侍奉的君主不同罢了。成汤是圣君，伊尹是圣臣，以圣臣侍奉圣君，所以足以上达皇天。至于太甲起初不听从阿衡，后来才悔过自新，他的圣德远远不及成汤。所以伊尹侍奉他的方式，虽然与侍奉成汤没有不同，但最终只能上达上帝而已。这大概是因为所侍奉的君主不同罢了。关于天帝之说，根据经文考察，如说“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则天与帝是一体的，不可分别。然而这里既说格皇天，又说格上帝，言辞明确地分为二，那么天帝之说不可以说没有深意。只是不知道它们的区别究竟是怎样的？有人说天是以覆盖在上而言，帝是以主宰在下而言，又未必可知。但周公在成汤处说皇天，在太甲、太戊处说上帝，那么帝应当不及天明矣。少颖说伊尹保衡，伊陟臣扈，巫咸、巫贤、甘盘都是先王所任用的臣子与旧日就学的臣子，周公引用这个意思，正是说我和召公都是周朝的旧臣，不能不在位。这个说法有道理，这里只说甘盘，不说〇説，是因为甘盘是旧臣，而〇説不免是新进之人，周公所以不说。商朝的兴起，只有伊尹辅佐成汤，能上达于皇天；保衡辅佐太甲，与伊陟、臣扈辅佐太戊，能上达于帝；巫咸又能治理王室；巫贤辅佐祖乙，与甘盘辅佐武丁，又能保安治理殷商。所以殷家所实行的典礼，升配于天，而享国于是历经多年。大概人君没有比典礼更重要的，现在既然能使所实行的典礼仰合乎天，适宜其历经多年。年就是岁，岁星一年经历一个星次，十二年一周天，所以年所，乃是岁星所经历的星次，多历年所，是其享国之长久，多经历岁星的星次。只有这五六大臣能辅佐商朝，使其典礼仰合天心，多历年所，所以天于是纯佑其命。纯佑是说纯一地保佑它，是说保佑它的诚意纯一而不变。天既然纯佑殷商，所以商国于是坚实。大概国家以有人为坚实，无人为空虚。现在商国既然有这五六大臣如此左右赞佐，那么商国难道不坚实吗？然而不仅仅是在位的大臣得人而已，即使凡在位的臣子，尊贵的如百官中有姓氏的，卑贱的如王人的微末者，无不秉持他们的德行明察，以忧虑体恤，是说各自忧虑体恤他们所担任的职责。不仅仅在朝内的众臣如此而已，即使是小臣藩屏之士，在侯服、甸服，也都奔走奉行。王命不敢自怠，这是商家贤圣的君主，得到五六大臣左右的帮助，所以能得到天纯佑的命令。既然得到天纯佑的命令，所以众贤应时而出，即使内外之间微小的臣子，也都得人。明白商朝的得人，其实是由于五六大臣的得人。周公说这些，正是想让召公知道我们两人的进退关系到国家体制的缘故。只有这只有德行，称举任用治理他的君主。周公说只有这百官族姓与那小臣屏侯甸者，人君都能只有德行的人是举荐，所以这些众臣用能各自治理他们君主的事务，预先为他们君主宣布德意。所以一人如果有所施为于四方，而四方之民敬而信之，譬如卜筮人，没有不认为是正确而相信的。周公上面既说殷的贤君得到五六大臣左右的帮助，多历年所，所以又呼唤召公而告诉他说：“天寿平格格正也，平则不偏颇，正则不邪恶。谓

译公正的君主，上天必定使其长寿。这说的是成汤、太甲和太戊等君主，都是公正合道的君主，在位时间长久，这就是上天必定使其长寿的表现。上天之所以使其长寿，在于他们公正合道，所以殷朝之所以能得到上天的保佑、治理得如此完善，正是如此。上天虽然保佑治理得如此完善，但到了后来的纣王，不能效法先王的作为，上天就用威严毁灭了他。这说明上天也不会对不公正合道的人必定使其长寿。即使祖先积累了德行和仁爱，也不能挽救灭亡的祸患。」周公说这些话，正是想让召公明白天命难以信赖，现在正不可倚仗周文王、周武王积累的深厚功德而勇于请求退位。所以周公在此告诉召公说：“现在你召公如果能长久地思考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国家或许能有稳固的命运，治理的功绩将会在我们新建立的邦国中显明。”当时刚刚新建洛邑，成王在此新近即位执政，所以周公用“新建立的邦国”来表述。

译周公说：“召公啊，从前皇天上帝明确地劝勉、巩固武王的德行，将重大的天命集中在他身上。只有文王尚能修治协和我夏朝的天下，也因为有虢叔、闳天、散宜生、泰颠、南宫括这样的人才。又说：‘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往来奔走，来引导常道教化，文王的德行就不会降及国人。’也只有这些纯厚的佑助者秉持德行，引导人们知晓上天的威严，这才使得当时昭明的文王引导显现，德行覆盖上下，被上天所听闻，这才接受了殷商的天命。武王也只有这四人尚能引导他获得福禄，又与武王一起发扬上天的威严，全部消灭了他们的敌人。这四人昭示武王，凡是德行所覆盖的地方，都大大称颂武王的德行。如今在我小子旦这里，就像渡过大河一样，我前往与你召公一起渡河，救助小子，共同处于在位之责，不要责备我，收敛而不勉励，不及老成之人造就德行不降及于人，我则连鸣凤的声音都听不到，何况说有人能感通上天呢？”

这是周公再次举出文王、武王得人的事例来告诉召公，以表明召公不可不留下。宁王指的是武王，现在从这篇文献来看，宁王是兼指文王和武王。周公想要详细陈述文王、武王得人的事例，首先总说，认为在昔皇天上帝断然劝勉文王、武王的德行，而使最大的天命集中于他们身上，其意大概是说，上天将大命集中于文王、武王，是因为文王、武王得到了人才的帮助，所以上天因此劝勉他们。所谓申劝，大概是用这个劝勉文王，又用这个劝勉武王，所以称为申劝。就像《诗经》所说，文王有圣德，所以上天再次任命武王，这就是申劝的意思。周公上面已经总说了大意，下面才详细陈述，说只有文王的兴起，之所以能够修治协和我所拥有的诸夏，也因为有像虢叔、像闳夭、像散宜生、像太颠、像南宫括这样的人。因为文王能够修和中夏，都是由于得到了这五个人的任用。虢叔，先儒认为是文王的弟弟，虢国的叔字。其余四人如闳、散、太、南宫都是姓氏，天、宜生、颠、括都是名字。周公既然说了文王的兴起本于这五人，所以又反过来说：如果这五人不能为文王往来奔走，在这里引导常道教化，那么文王也没有德行降及国人。其意大概是说，文王修和的功绩由于这五人，如果没有这五人，文王也没有德行惠及他人了。即使是文王的圣明，也不可没有贤人的帮助。先儒在这里又说，认为这是文王自己的话，唐代的孔颖达加以扩展，说文王既然有贤臣五人，又说：我知道得到的贤臣还少，没有什么人能往来，五人用此道法教导文王，以精微妙蔑的德行向下政令于国人，其意则是把“兹廸彛”作为一句，把“教文王蔑徳”作为一句。用“兹廸彛”作为此道法，文理既不雅顺，况且把“无能往来”作为文王自说，为贤臣少无所能往来，那么文王就好像轻视这五人，所以不敢遵从。周公既然反说，文王当时如果没有这五人引导常道教化，那么也没有德行下及国人，所以又正说，也只有这五人乃是上天纯佑文王，介以这样秉持德行的人，都能引导知晓上天的威严，说上天想要成就文王，五人确实知道，所以于一德一心，于是明文王引导，使其德行着见于上而覆盖于下，遂能闻于上天，惟是这个缘故，遂能受有殷商的天命。这是文王的兴起，确实是五人的帮助。周公既然说了文王得到人的帮助，说武王也只有这四人，大概想要引导他们，使武王终有天禄，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四人将使武王奄有之。前说五人，此说四人，先儒说虢叔先死，所以只有四人，只有这四人想要引导武王，使终有天禄，所以其后遂与武王一起起事，都杀了他们的敌人，说诛杀纣王。而这四人又辅佐不倦，于是相与昭明武王，所以凡德行所覆盖的地方，都大大称举武王的德行，这是武王的兴起，乃赖四人的帮助。周公既然详细说了文王、武王的兴起本于得人，在这里遂说成王今日正赖我与召公二人左右赞助，不可遽然退去。说今日在我小子旦的身上，责任重，事情难，正如游泳于大川。唐孔氏说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说成王只力艰难如涉大川，我自此以往当与汝奭共济，救小子于中流，其所以极力匡救，我与公正当如成王未即位之时，周公居摄，召公与周公一德一心，以国为念，相须相济，不啻左右手，今日亦当如此。召公岂可遽然欲退，尽以责周公哉？这是周公所以想要召公同济成王，与成王未即位之时无异，大无尽责于我一人。大概成王既即政，周公所以不欲遽去者，以成王以幼冲之资，乍履尊位，虽有几务之繁，亦有玩好之奉，苟溺于玩好，则必怠于几务。所以周公不欲召公专责于己，大概恐其收成王罔朂不勉之心，一有不及，则以成王幼冲之资，必溺于晏安之奉，德不复及于老成。是老成之德自是不复降下于国人。若如此，则为周公者，虽鸣凤之翔，有不得耳闻，况能如伊尹诸臣事君而至格天格帝乎？大概鸣凤为太平之瑞，文王之时，

译凤凰在岐山鸣叫。周公这样说，大概是认为太平的功业尚且不敢奢望，何况期望感通上天、感通上帝呢？因此召公确实不可不留下。众儒者都认为“耉造德不降”是说周公表示，我和召公如果成全成王不勉强的心意，也有做不到的时候，那么我们二人老成的德行就不能降施于百姓。如果这样，周公就以老成自居，恐怕不对。所以知道“耉造”是说成王以年幼的资质，应当具备老成的德行。

译周公说：“唉！您应当切实地监视我。我承受天命，虽然美好无边，但也艰难无比。我告诉您，请您宽裕地谋划，不要让后人陷入迷误。”周公说：“先王铺陈他们的心意，完全命令您作为百姓的准则。说：‘您应当明确地勉励自己，以诚信辅佐君王，承担这重大的天命，只有继承文王的德行，才能应对无边的忧虑。’”

这是周公再次转换话题，说明召公不可不留下的意思。周公叹息着对召公说：“您现在应当切实地监视我。这话的意思是，我国家受命于天成为天子，可以说是美好无边、广阔无疆。然而，如果有道而持守它，就会大安、大荣；如果无道而持守它，就会大危、大辱。在能持守与不能持守之间，安危就分开了，这也是非常艰难的。如今利害如此，我所以告诉您，您一定要谋划如何让我宽裕。大概意思是，如果召公离去，周公以一己之力承担天下，必定匆忙紧迫，不得安宁闲暇；如果留下共同治理，那么三位圣贤在朝廷上协调治理，治理天下必定绰绰有余。然而召公如果真的留下，那么不仅是周公得以宽暇地共同治理辅正，成王有所施设，都将纯粹地出于正道，而后人继承它，必定不会迷误。如果成王失去了正道，那么后人必定迷误。这是周公想要召公谋划如何宽裕我，不让后人迷误的原因。”周公已经这样告诉了他，又再次转换话题，称引文武当时任命召公的意思来告诉他，想要他念及文武责成他的意思，必定留下而不离去。周公说文武昔日铺陈他们心腹之言，而完全命令您，完全命令是说以天下之大，尽数命令召公，让他作为您所治理的百姓所取法的准则，而他命令的话说：“您应当明确地自我勉励，以作为君王的配偶。”大概臣子用来配合君王，所以称为偶王。”这大概是当时文武命令他的话，周公举出来告诉他。周公已经举出这些话，所以又勉励召公说，您今天只在于以诚信承担文武这莫大的天命，常思文武之德，不可匆匆离去，并且勉励留下以大大承担今天国家无边的忧虑。”他的意思大概是想要召公留下，与他共同承担艰难的责任。

周公说：“您告诉我，我确实信任保奭。如果您能够恭敬，用我监视殷商灭亡的大恶，来防止大祸。因此念及我上天的威严，我不信任只有这样的告诫。我只说：‘辅助我们两人，您有契合吗？’”说：“在那时两人，天降的休美更加到来。只有那时两人，不能胜任。如果您能够恭敬，德行显明我的俊民，在昌大之时让位于后人。”唉！笃实辅佐这两人，我才能到达今天的美好。我们都完成文王的功业而不懈怠，大大覆盖海角日出之处，没有不率从使唤的。

这是周公再次转换话题来告诉召公，说在文武之时，我与您尚且相互辅佐，难道今天可以匆匆离去吗？确实如此。周公称呼召公为君，说我告诉您我所信任的，他的意思是我下文的话都是我心中确实相信的。既然总说这句话，于是又称呼保奭，说您今天必须能够恭敬，不可轻忽，将我所说的用来监视殷家丧亡的大恶否？音鄙，大概是鄙恶的意思，说殷的丧亡大可鄙恶。既然监视了殷，于是念及我国家今天虽然已经平治，然而天威可畏，如果不能恭敬，那么转眼就会败坏，也应当念及天威的可畏。我不信任只有这样的告诫，周公大概是前面说告诉您“我确实信任”的意思，说我如果不信任，为什么只这样告诫您？这下面详细说他所信任的说法。周公说我今天只说，我令天所以留下而不离去，只想要完成文武两人的功业，这件事必须您应当与我心意相合，大概是想要协力而共同赞成的。这大概是周公平时的话，今天举出来，大概是说我平时常说想要完成文武的功业，希望您与我相合，而您却有话说：“在那文武两人之时，他们的圣德上感于天，天的休美多到达那时，只有那两人承受它，有所不胜其意。”大概是说文武创业多受天休，今天基业已固，天命佑助周朝非常刚强而不可解，我不必留下。周公既然在上面举出召公的话，于是说您今天只应当能够恭敬其德，显明我国家，或者有俊民在下未被举用，以等待他日替代自己，今天实在不可离去，在昌大之时让位于后人。今天想要离去还不可以。周公既然说了这些，又叹息着说：“说我和召公厚实地辅佐这文武两人，所以我周家用到达今天的美好，我今天正想要与您都完成文武的功业，没有懈怠，使他们的德行日益显著，大大能覆盖海角日出之处，使他们无不率从我的使唤。”他的意思大概是想要召公留下与自己共同恢张文武之德，那么远方国家戴德慕义而为臣，妄则我与您才可以言退。

周公说：“您如果不顺从这样的道理，多告诫我。只因为怜悯上天和百姓。”周公说：“唉！您只知百姓的德行，也没有不能的。起初只在于其终，恭敬像这样前往，恭敬地用来治理。”

这是周公再次转换话题而告诉的。周公称呼召公为君，说：“我如果不顺从理，为什么这样多告诫？”我实在是上怜悯天下，怜悯百姓，怜悯是怜悯忧恤，大概是担忧的意思。大概天命难以诚信，民心难以保有。周公、召公的身，他们的去留实在系于天命的从违，民心的向背。如果召公想要离去，实在是周公的担忧

译周公说完这番话后，又感叹着说：“只有你明白，大凡百姓所做的事，在刚开始时也没有做不到的。”这意思是说，人们都能把事情的开头做好，唯独坚持到底很难，所以说只有结尾才是关键。周公说这番话，大概是认为常人的性情，都是开始时勤勉而结束时懈怠，也是希望召公能够善始善终。所谓“祗若兹”，是说召公从今日起，一定要顺应这个心意去行动，恭敬地采纳我的话来谋划治国之道，不可背离。

译蔡仲之命

蔡叔死后，周王命令蔡仲继承诸侯的爵位，于是作了《蔡仲之命》。

蔡叔与管叔在武王去世后心中不平，周公摄政，他们便散布流言，动摇王室，最终勾结武庚发动叛乱。周公奉王命惩治三叔的罪行，将蔡叔囚禁在郭邻。然而他的儿子蔡仲能够奉行敬慎之德，周公虽然惩罚其父却不废弃其子，因此蔡叔还未去世，周公已经任用蔡仲为卿士。蔡叔去世后，周公于是向周王报告并将蔡仲封于蔡地，以延续蔡叔的后嗣。这篇序言说“王命蔡仲”，而正文说“周公于是命令周王”，这是周公以周王的命令来行事的。所谓“践诸侯位”，践是践履的意思，即履行诸侯的职责，指行使诸侯的职权。周公当时任命诸侯时有教诫之言，史官记录下来，所以称为作《蔡仲之命》。少颖说武王是兄长，管叔是弟弟，周公又是次弟，蔡叔和霍叔又更年幼。周公放逐管叔，囚禁蔡叔，贬黜霍叔，这难道不伤害人伦亲情吗？回答说：天下的道理只有两条，仁与义罢了。仁是用来爱亲的，以亲爱为尊；义是用来制约尊长的，以尊长为尊。圣人的心从未不想两者兼存，不幸有时有事情妨害我的仁义，我就舍弃其中一方而保存另一方。既然保存了大事，那么小事就有所不顾，不是不值得顾惜，而是事情不能两全，即使是圣人也无法顾惜。武王年老而成王尚未出生，管叔已有继承武王的志向，奈何迫于周公的圣明而暗中怀有不平之心，不断散布流言并进而扰乱周室，未能保全其对周的忠诚。所以周公舍弃亲亲之仁而保存尊尊之义，因此不顾惜小节。宁愿自己有所愧疚而换取天下的安宁，不忍心让王室危殆而成为天下的祸患。这就是所谓不幸不能两全。

蔡仲之命，只有周公位居冡宰，整顿百官，群叔散布流言，于是将管叔在商地定罪，将蔡叔囚禁在郭邻，用车七乘，将霍叔降为庶人，三年不与他同辈论列。蔡仲能够奉行敬慎之德，周公任用他为卿士。蔡叔去世后，于是命令周王将蔡地封给他。

“蔡仲之命”四个字，是竹简中原本标出的类别名称。以下是史官叙述作《蔡仲之命》的原因。说周公在武王之后，实际上居于冡宰之位，而整顿百官，所谓“正百工”，即百官总领听命于冡宰，而周公实际整顿他们。当时周公摄政，三叔实际上对周公的行为不满，于是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周公担心如果放纵而不诛杀，那么祸乱兴起就不容易迅速平息。于是奉王命东征，而在商地定罪管叔，即在商地执行法律，指杀死管叔。当时管叔监管殷地，就在他所在地诛杀他。蔡叔也监管殷地，不诛杀而是迁徙他，囚禁在郭邻，是因为他的罪行较轻，大概因为管叔是兄长。兄长是首恶而弟弟附和，所以管叔死而蔡叔被囚。囚指拘禁，大概是禁锢拘禁他的出入。然而既然囚禁他，又不可以没有供养，所以用车十乘之地所出的赋税来供养他。大概囚禁他但身未死，不可让他饿死，所以必须有供养他的办法。古代一里之地出一乘车，七乘就是七里之地。霍叔根据司马迁及二孔的说法，则不属于三监，而是管叔、蔡叔、武庚三人为三监，霍叔封在王畿内的地方，即霍邑。所以与管蔡同样被定罪的原因，唐孔氏认为霍叔在京邑，听到管蔡的流言，认为那是事实，不与朝廷同心，所以周公将他降为庶人，因为他的罪行又比蔡叔轻。林少颖虽然辩解说管蔡霍为三监，然而《康诰》只说成王讨伐管叔、蔡叔，不说霍叔，而且诸儒之言都如此，所以不敢以少颖之言为是。周公认为霍叔的罪行比蔡叔轻，所以特别削去他的爵位，夺去他的封邑，降为庶人，三年之久，不让他与兄弟同辈论列。这时周公虽然对三叔定罪，但只是因王法不得不如此，周公起初并非有意于此。所以蔡叔虽然被囚，而他的儿子却能奉行敬德，所以周公用他作为所封之国的卿士。《左传》定公四年说周公举荐他作为自己的卿士，即用作周公所封之国的卿士，很明显。然而诸儒说周公留佐成王，食邑在所封的疆界内，诸侯的孟仲二卿，所以周公说“蔡仲担任”，这所谓卿士并非鲁国的卿。至于《史记·世家》又说周公举荐胡为鲁卿士，那就是鲁卿了。这两种说法都不必拘泥，但这卿士必定不是王朝的卿士，而是周公的卿士。大概因为经文只说周公任用他为卿士，所以知道不是王朝的卿士。周公任用蔡仲为卿时，蔡叔尚被囚未死，等到这时蔡叔去世，所以周公在此向周王报告，而将蔡地封给他，大概让他继承其父的国家。孔氏说蔡叔所封的是王畿内的蔡，蔡仲所封的是淮汝之间，这所谓蔡有两地。按地理，周王畿内无蔡，只有淮汝之间有蔡。《世家》说蔡叔居上蔡，宋仲子说胡徙居新蔡，其地都属汝南郡，那么孔氏所谓两蔡，不知依据什么而这样说。

周王说：“小子胡，只有你遵循德行改变行为，能够谨慎你的谋略，所以我命令你在东土做诸侯，前往

译于是举行封爵之礼。要恭敬啊！你应当弥补前人的过失，做到忠诚和孝顺。你应当从自身做起，勤勉不懈怠，以便为后代留下典范，遵循你祖父文王的常道训诫，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违背王命。上天没有偏私，只辅助有德之人；民心没有定准，只怀念施予恩惠的人。行善的方式虽然不同，最终都归于安定；作恶的方式虽然不同，最终都归于混乱。你要警戒啊！谨慎地对待开端，并坚持到底，最终就不会陷入困境；如果不坚持到底，最终就会陷入困窘。努力成就你的功业，和睦你的四方邻国，以繁荣王室，以和睦兄弟，安抚救济百姓，行事要遵循中道，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的典章，仔细审视你的视听，不要因为偏颇的言论而改变你的法度。这样我一人将嘉奖你。」王说：「唉！年轻人，你为何要前往呢？不要荒废丢弃我的命令。」

译从这以下，是周公以周成王的命令告诫蔡仲的话。“胡”是蔡仲的名字，因为他年少，所以用“小子”来称呼他。成王说：“我如今封你为诸侯，是因为你能遵循道德，来改正你父亲蔡叔的过错。大概父亲的行为本是儿子应当遵循的，但蔡叔的行为是不可以遵循的，而蔡仲能够改正它。而他改正过错时，又是遵循道德来改正，那么他为自己谋划的方式，可以说是很谨慎了。所以成王说：‘只有你遵循道德改正行为，并且能够谨慎你的谋略。’这是赞许他善于为自己谋划。所以我命令你在东土做诸侯，东土就是蔡地。大概因为蔡地在周王室的东边，所以如此。你前往就任你所封的国家，难道可以不恭敬吗！”这大概是总说任命他为诸侯的原因，下文则是告诫的话。你应当掩盖前人的过失，只要做到忠诚和孝顺。前人就是蔡叔。蔡叔对于文王是儿子，对于成王是臣子，如今却不顾念君父，而勾结武庚叛乱，这是作为儿子不孝，作为臣子不忠。现在蔡仲想要尽力掩盖蔡叔的过失，那么只在于尽忠，只在于尽孝。大概蔡仲的忠诚可以掩盖蔡叔的不忠，蔡仲的孝顺可以掩盖蔡叔的不孝。成王既然告诉蔡仲，做到忠孝就可以掩盖父亲的罪过，所以又勉励蔡仲说：“如今远离你父亲所走的道路，应当从你自己开始。”大概是说蔡叔不忠不孝的行迹不可以效法，所以蔡仲应当远离它。如果能远离那些行迹，从你自己开始，再加上勤勉，没有懈怠，就能为后世留下法度。蔡叔已经不足以成为法度，蔡仲现在应当纠正他的错误，让后世效法蔡仲。成王既然希望他远离恶迹以给后世留下法度，所以又告诉他说：“你必定想要留下法度，不必在其他方面强求，只要遵循你祖父文王的常训并奉行它。不要再像你父亲蔡叔那样违背王命，那么就必定能为后世留下法度了。”成王既然勉励蔡仲遵循文王以掩盖父亲的过错，担心他实行起来未必尽力，所以又用上天和人心的向背来警示他。说：“你蔡仲如今得以受封成为诸侯，不可以仗恃这个就不再以前面的话为念。然而上天对人本来没有偏私亲爱之心，只有有德行的人，上天必定辅助他。百姓本来没有固定不变的心，如果有恩惠的人，百姓必定归附他。你的德行如果不足以顺应上天，那么上天就会发怒，难道还会辅助你吗？恩惠不足以安抚百姓，那么百姓就会离去，难道还会归附你吗？应当深切念想上天和人心是可敬畏的，早晚都要自我尽力。”既然用上天和人心的向背警示他，所以又用行善作恶的归宿来开导他。说：天下所谓的善，不是只有一种。比如有的仁爱，有的正义，有的刚强，有的柔和，都是善。人行善，不必具备所有善行才能治理好国家。只要具备其中一种，都足以达到治理。比如施行仁爱，德行固然可以治理；施行正义，德行也可以治理；用刚强克服，用柔和克服，也可以治理。这是行善不必相同。但归结到最后，必定都归于治理。天下所谓的恶，也不是只有一种。比如沉迷女色，比如沉迷狩猎，比如贪酒嗜乐，比如建造高屋雕饰墙壁，都是恶。人行恶，不必具备所有恶行才会导致混乱。只要沉迷于酒色音乐和高屋雕墙，也足以导致混乱。这是作恶也不必相同。但归结到最后，都归于混乱。成王既然说行善作恶，它们的结局，治理与混乱的区别如此不同，所以警示他说：“你要警戒啊！是说治理与混乱如此不同，不可以不警戒。”警戒什么呢？在开始时谨慎，在结束时也要谨慎罢了。大概蔡仲此前遵循道德改正行为，这是有了好的开始。既然有了好的开始，那么不可以不思考好的结局。大概人的常情，开始时锐进容易，善始善终困难。现在蔡仲既然能谨慎开始，只应当思考好的结局。能思考好的结局，就必定能长久实行而不困顿。如果只是谨慎开始而不思考结局，那么最终必定困倦以至于穷尽而一无所有。是说开始虽然谨慎而结局不谨慎，那么开始的谨慎就是徒劳，而结局也一无所得。从这以下，都是行善的具体条目。“懋乃攸绩”，是说你所应该达成的功绩，不可以不勉励。“睦乃四隣”，是说所有四周的邻国，不可以不与他们和睦。之所以这样，大概是想让你以此作为王室的屏障，以此和睦兄弟邦国，从而安抚救济你国内的小民。大概王室如果不能得到屏障，就有削减封地、剥夺爵位的担忧；兄弟邦国如果不能和睦，就有被强国侵扰、问罪的军队。虽然想安抚救济百姓，能做到吗？这大概是教导蔡仲侍奉上级、和睦下属的道理。这以下又是教导蔡仲修养心性、践行德行，并谨慎你的诸侯法度。“率”是都的意思，也是从的意思。是说你所做的一切事都遵循中道，不要自作聪明来扰乱旧的章程。大概先王的旧章程，没有不是中道的。如果自作聪明，就必定想要自己创立古制，把先王的旧章程当作陈迹而不足以效法，必定从而更改它了。所以成王必定希望蔡仲都遵循中道，不要自作聪明来扰乱旧章程。详审你的视听，不要用邪僻不正的话来迷惑视听的正常准则。这样那么所遵循的，自然都合乎中道，而必定没有自作聪明的过失了，我一人怎么能不赞许你所做的呢！成王告诫他的话已经完备了，所以又感叹着呼喊：“小子，我说你前往你的国家，没有别的话可说，只要不荒废违弃我所命令的就足够了。”这大概是殷切叮嘱他一定要遵循前面的话。《蔡仲之命》说完，以下则是亡佚书籍的序篇次序，应当接续在此之后，所以孔安国把它附在末尾。

译。

译成王向东征伐淮夷，于是践灭奄国，作《成王政》。成王已经践灭奄国，打算把奄君迁往蒲姑，周公告知召公，作《将蒲姑》。

这是失传书籍的序言，孔颖达附在此处。那本书已经失传，其含义不可得知。孔颖达顺承文意进行解说，认为周公摄政之初，奄国与淮夷跟随管叔、蔡叔作乱，周公征讨并平定了他们。成王刚即位之初，淮夷与奄国又再次作乱，所以成王亲自前往征讨。淮夷与奄国在周朝的东方，所以称为东伐。周王已经称王，征伐淮夷，于是践灭奄国，因为奄国屡次反复无常，所以去除这些叛逆之民，以成就成王的政令，因此篇名定为《成王政》。唐代孔颖达认为从《多方》以下是成王即位初期的事迹，编排篇章以时间先后为次序。这篇在成王的书内，所以知道是成王即位后淮夷又叛乱，加上成王即位后正好分封伯禽。《费誓》记载，鲁侯伯禽居住在曲阜，淮夷、徐戎同时兴起。那里所说的淮夷就是这里践灭的奄国，所以知道是成王即位后再次叛乱。成王已经践灭奄国，打算把奄君迁往蒲姑之地。蒲姑是齐国的土地，齐国在最东方，镐京在最西方，距离王室最远。孔颖达却说迁往齐国土地，靠近中原接受教化，这恐怕不对。恐怕这里的“迁”就像舜流放一样，大概是将奄君放逐到蒲姑。周公把将要迁走奄君的事情告知召公，意思必定是陈述不可不迁的理由。史官记录下来，所以篇名定为《将蒲姑》。大概是说将要迁走奄君到蒲姑。而孔颖达却说告知召公让他制作册书，告知命令的次序，只说周公告召公，没有命令制作册书的意思。像康王命令作册毕，就有命令制作册书的意思，这种说法没有根据，所以不敢采纳。

多方

成王从奄国回来，在宗周告诫各诸侯国，作《多方》。

奄国、淮夷是邻近的国家，在周公摄政之初，管叔、蔡叔与淮夷互相煽动叛乱。周公已经诛杀了他们，如今成王即位，淮夷又再次与奄国共同叛乱。所以成王代替淮夷践灭奄国，有的说“践”，有的说“代”，圣人并非想要践踏别人的国家，而是代替他们服罪就停止了。征伐而不服从，就至于用兵去践灭它。践，大概是毁坏他们的城郭，夷平他们的宗庙。奄国既然不服从征伐，所以至于践灭它。这篇大概是周王践灭奄国后回来，在宗周镐京所作，所以序言说成王从奄国回来，在宗周告诫各诸侯国，作《多方》。大概商朝兴起时，贤圣的君主有六七位，他们深厚的仁德厚泽，在民心之中固结得很深。他们的国家不幸，纣王行为不道，暴虐到了极点，百姓忍受不了他的毒害，急于脱离水火之苦，所以武王顺应人心而兴起，没有动用军队天下就平定了。如今既然已经脱离水火，安于床席，那么商朝六七位君主的德行，早晚常存在于怀念商朝之间。所以武庚已经叛乱至此，而奄国、淮夷又叛乱。这篇《多方》之所以不仅涉及商朝百姓，还涉及四方百姓，大概是因为当时不服从的不止一处，所以一并告诫各诸侯国。

多方，只有五月丁亥日，王从奄国回来，到达宗周。周公说：“王这样说：‘唉，告诉你们四国多方，只有你们殷朝的诸侯治理百姓，我只大大降下对你们的命令，你们没有不知道的。宏大而深思上天的命令，不永远恭敬地思念祭祀。’”

这“多方”二字是旧竹简所标的题目。只有五月丁亥日，是成王即位第二年的五月丁亥日。大概《多士》篇完成于成王即位的那年三月，接着又有淮夷、徐、奄的变故，王前往征伐，这篇是在从奄国回来之后所作，所以知道是第二年的五月。史官说那时五月丁亥日，王从奄国回来，说从奄国来到宗周，宗周就是镐京。这大概是史官叙述写作这篇书的原因。周公说：“王这样说”，既然说了周公说，又说“王这样说”，大概是周公以王的命令说话。然而前篇每出于周公口中的，都直接说“王这样说”，唯独这里标出“周公说”的，大概是因为前几篇都是周公摄政时所作，不说“周公说”也可以知道是出于周公，这是周公还政之初所作，如果不说“周公说”，就怀疑是成王的话，后世不再知道是出于周公之口。“猷”，是叹词。告诉你们四国，多方，四国就是三监、淮夷，多方告诉四国，因而涉及多方众多的诸侯。只有你们殷朝的诸侯治理百姓，成王说你们四国、多方的诸侯，本来是殷朝所封用来正治百姓的，我只大大降下对你们的命令，你们没有不知道的，只有你们互相煽动共同叛乱，罪在必诛，我认为殷朝所封的诸侯，久习恶行，不忍心全部杀戮，于是大大降下对你们的死命，你们没有不知道的，是说完全知道他们的罪应死而我赦免他们。这大概是说以前跟随武庚叛乱王室的时候。成王说你们以前与武庚共同叛乱，我大大降下对你们的命令，不忍心全部杀戮，你们没有不知道的，今天自然应该改过自新，却又大大深思揣度上天的命令，以己意妄料天命，怀疑天命未必在周，而互相煽动再次叛乱，殊不知能长久恭敬地思念祭祀之事，大概诸侯有国家就有宗庙社稷的祭祀，如今你们妄料天命，互相煽动叛君，那么诛灭夷除就要到来，这是不能思念祭祀之事，这大概是责备他们当成王即位后，又有淮夷、徐、奄的变故。

只有上帝降临于夏朝，夏朝大肆放纵逸乐，不肯怜悯百姓，于是大大淫乱昏庸，不能整天劝勉

译在帝王的引导上，你们所听闻的他的谋划，帝王的命令不能开启于民众的依附，于是大降惩罚，严重扰乱夏朝，因为内部有甲胄之乱，不能灵验地承受于军旅，没有大的恭敬进取，宽缓于民众，也只有夏朝的民众，傲慢暴戾日益恭敬地割裂夏邑。

译成王在上面已经说了“我降下我的命令”，而你们却不能改过自悔，又妄自揣测天命，互相煽动再次叛乱，完全不把宗庙社稷放在心上，因此就引用夏朝的事情来告诫你们，说当夏朝兴起时，从禹以下的贤圣君主，各自都能推行他们为君的道理，而天意降临并认可他们，降格就是降临的意思，是说天意常常眷顾夏朝，这是说天意从未断绝夏朝，为什么夏朝的君主却出现了像桀这样的人，放纵自己的逸乐，只图自己快乐，不肯为百姓忧虑，所谓无忧民之言，又大行淫乱昏暗，不能在一整天里勉力践行天道，所谓天道希望人君勤勉于民事，而夏朝却放纵逸乐，不为百姓忧虑，这是不勉力于天道，这件事是你们多方百姓所共同听说的，不是我妄言，况且桀作为君主，也是用自己的意图去揣测天命，像纣王自认为“我生来就有天命在身”，大概是倚仗天命必定在我，于是就不再畏惧逆料天命必定不会放过我，只有桀的意思在于逆料天命必定不会放过我，于是认为百姓不值得体恤，不再开示百姓所依附的道理，大概百姓没有固定不变的心，君主仁厚百姓就仁厚，君主正义百姓就正义，君主所行的就是百姓所依附的，而桀却行淫乱昏暗，不再开示百姓所依附的道理，反而大施酷刑，专门在夏国推崇混乱，然而夏朝的混乱，其起因也始于内部，大概甲是天干的开始，所以称为甲，内乱从它开始，内乱于是就不能很好地承顺众民，所谓不能承顺，大概是因为不能大量进用恭敬有德的人，来大大舒缓天下百姓，所谓迫促百姓，也只有夏朝的百姓，凡是贪婪而愤恨的人，日日恭敬他们，让他们在位在职，割害天下如同割鼻一样，这就是进一步说明上面不能灵验地承顺众民的意思，所以下面接着说所以辅佐汤王的原因。

天当时寻求百姓的主宰，于是大大降下显赫美好的天命给成汤，用刑罚灭绝夏朝。天不给予纯粹（的福佑），于是只因为你们多方的义民，不能长久地多享福佑。只有夏朝的恭顺多士，大大不能明察保享百姓，于是互相残虐百姓，以至于各种行为，大大不能开明。于是只有成汤能够以你们多方简选代替夏朝作为百姓的主宰，谨慎他们所依附的，于是劝勉百姓刑罚，用劝勉以至于帝乙。没有不明德慎罚的，也能用劝勉。拘禁囚犯灭绝诛杀多罪的人，也能用劝勉。开释无辜的人，也能用劝勉。现在至于你们的君主，不能以你们多方享受天命。

成王在上面已经说了桀的罪恶如此，于是说汤王的兴起。说桀的罪恶如此，天正因为这个缘故，于是另外寻求百姓的主宰，于是大大降下显然休美的天命给成汤，使用刑罚以灭绝夏朝的天命。那么天不给予夏朝的，也是纯粹不变的了。成王说桀之所以灭亡与汤之所以兴起的原因，已经说到了。从此以下，又说桀的灭亡，不只是桀自己积恶，而与他共同治理的臣子也同恶相济。所以说“于是只因为你们多方的义民，不能长久地多享福佑”。说桀任用你们多方有义的百姓，就容易排斥断绝，不能长久与他们多亨通于民工。说不让他们长久在位。而桀所恭敬的众士，则大大不能于保享之道。说徒然安受宠荣于民工，不能明察治民的道理，于是互相做暴虐的事加于百姓，甚至各种所为，都不能开明。说事事暗昧。只有桀所为既像那样，而一时的臣子所为又像这样，所以成汤的兴起，于是能用多方而大伐夏朝，桀代替作为百姓的主宰。所谓用你们多方，犹言仗你们多方的力量以有天下。这下面接着说汤王治民，与其后世诸王也能治民，于是能长保天下。到纣王不道，所以又失去。成王说成汤只有能谨慎他们所依附的作为百姓的劝勉，所以他的百姓于是取法于汤，也用至于劝勉。然而不是只倚仗汤王，后虽然到帝乙，其间诸王也没有不明显其德，谨慎其罚。说以德为上，而不敢轻于用罚，所以也能用至于劝勉。不只明德谨罚能致百姓的劝勉，虽然拘察囚犯，取有罪者灭绝而刑戮之，也能用致于劝勉。再取无罪者而开解释放之，也能用至于劝勉。其意大概说商朝的贤君都能勉百姓于善，虽然刑之释之，没有不勉于善的。现在至于你们的君主，说纣王，不能以你们多方享受天命。说不能用民以受天命。其意说人君必定能固结民心，然后能受天命。现在纣王不道，失民之心，于是至于失天命，是不能用民以享天命。

呜呼！王说：“告诫你们多方，不是天平常释放夏朝，不是天平常释放殷朝。是因为你们的君主，以你们多方大淫图谋天命，琐碎有言辞。于是只有夏朝图谋其政，不集于享，天降下这时丧，有邦间之。于是只有你们商后王逸其逸，图谋其政不洁净蒸，天只降下这时丧。只有圣人不念作狂，只有狂人克念作圣。天只五年须暇之子孙，大作为民主，没有可念听的。天只寻求你们多方大动以威，开其顾。天只你们多方没有堪顾的。只有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只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你们多方。”

译“撰写诰命的体例，都是先说‘王若曰’，然后才陈述内容。然而这里却是先说‘呜呼’，然后才说‘王若曰’。唐代孔颖达认为这是周公先自我感叹，然后才称述王命，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告尔多方’，是周公称述王命，说我将这篇诰命，用来告知你们各方诸侯。正如前面所说，夏桀和商纣之所以灭亡，并不是上天有意废弃夏朝，也不是上天有意废弃殷商。而是因为你们商朝的君主纣王，利用你们各方诸侯大行淫乱荒佚之事，以此来揣度天命。大意是说，过分沉溺于淫乱荒佚，不再敬畏上天。竟然说‘我生来就有天命在上’，这是妄用自己的心意去揣测天意。纣王因为淫乱荒佚毫无顾忌到了这种地步，所以他的罪恶件件都有可以列举的言辞，就像《泰誓》《牧誓》中所陈述的那样，那么他罪恶累累、言之凿凿就可想而知了。”

“这段是总说大意，下面才详细阐述所谓‘上天并非有意废弃夏殷’这件事。说的是上天之所以废弃夏朝的君主，是因为桀王图谋他的政事，无法实现享有天命的意愿，所以上天降下丧亡之祸，让能拥有邦国的人间隔开来取代他，这就是汤取代夏。上天之所以废弃商朝，是因为你们的君主纣王沉溺于他所沉溺的享乐，大概淫乱荒佚之事不是人君应当做的，而纣王却沉溺其中，所以说他‘逸厥逸’。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图谋政事不能洁净而至于秽恶，不能上进而至于怠惰，上天于是降下丧亡之祸。上天之所以废弃夏商，并不是上天有意废弃他们，都是桀纣自取灭亡罢了。”

“然而纣王的行为如此，上天将要使他丧亡，还不忍心立刻加给他丧亡的灾祸，又想到天下的道理，圣人如果不能深思熟虑或许会陷入狂妄，狂妄之人如果能够深思熟虑或许能归于圣明。现在纣王的行为如此，虽然非常狂妄，上天还认为万一他能深思熟虑，也可以成为圣人，于是用五年的时间等待宽裕闲暇，这就是‘此子孙’的意思，就像《庄子》所说的‘人之德’一样。‘须暇此子孙’，指的是纣王。纣王虽然是商朝的子孙，但承受天命成为天子，也是上天的子孙，所以称他为‘此子孙’。所谓五年，以前的儒者认为文王去世，武王服丧三年，观察政事两年，总共五年，然后才讨伐纣王，好像是上天让他这样做的一样。然而关于观察政事的说法，我在《泰誓》中已经辩驳过了。总之，所谓五年，经文既没有别的考证依据，往往说是纣王死前五年，罪恶已经贯满，丧亡指日可待，上天不忍心立刻断绝他，所以等待闲暇，直到五年，希望他改悔。天意虽然如此，而纣王却大逆不道，最终没有值得深思熟虑的地方，没有值得听从的地方，意思是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一句话值得采纳。唐代孔颖达认为上知下愚不可改变，圣人一定不能变成狂妄，狂妄又一定不能达到圣明，这是确定的。这里说圣人或许会狂妄，狂妄或许会圣明，大概是因为桀纣实际上并非狂妄愚昧，如果改过自新，狂妄自然有成为圣人的道理，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纣王既然没有值得深思熟虑的地方，上天于是向你们各方百姓寻求，用天威大加震动，以开导启发那些能够顾念天意的人，打算任用他们。而你们各方百姓又没有能够顾念天意的人。在这个时候，只有我们周朝的君王，即文王武王，善于承奉众民，能够任用有德行的人，能够胜任任用，意思是能够任用文武，正因为能这样，所以可以主持神天的祭祀，成为天子。上天于是恭敬地教导文武，让他们施行休美之道，大大地赐予他们殷商的天命，让他们端正你们各方百姓并作为君主。成王说这些，正是说明我们周朝的兴起，是上天命定的赐予，你们众民实在不可以怀有二心。”

译如今我怎敢多作训诫？我只是大大地赐予你们四方民众的生命。你们为何不真诚地宽厚地对待你们各方？你们为何不辅佐治理我们周王，以承受上天的命令？如今你们还居住在你们的住宅，耕种你们的田地，你们为何不顺应周王，以显明上天的命令？你们却屡次引导而不安分，你们的心还未懂得自爱。你们不安心于上天的命令，反而轻率地抛弃上天的命令，你们自己做出不合常理的事，却想谋求正道。我因此教导告诫你们，我因此用战事、拘囚来威慑你们。到了第二次，到了第三次，仍有不听从的，我便降下惩罚，我就要大大地惩罚诛戮你们。不是我周朝秉持德行而不安宁，而是你们自己招致罪过。

成王向上既然已经告诉多方，周朝之所以兴起，确实出于天命，非人力所能为，其说法已详尽辩白，因此就说：“如今我何敢多作诰命来告诉你们？我只是大大地赐予你们四方民众的生命。”其意大概是：“我本不敢如此训诫，实因你们屡次背叛王室，理应诛灭。我因不忍，才赐予你们生命。”如今又恐怕你们不知天命所在，再次图谋不轨，所以如此详细训诫。你们本应诛灭，如今我既赐予你们生命，那么我对待你们已至仁至义。你们为何不深信我的命令而宽厚地对待你们众人？“裕”有宽厚饶益之意，谓深信我的命令而饶益于多方。你们不仅不深信我的命令而奉行，以饶益于多方，你们为何不辅佐周王治理政道，以享受上天之命？其意大概是：“我今日既大大赐予你们生命，而你们下不能饶益于民，上又不能辅助于君。”如今你们还居住在你们所有的住宅，耕种你们所有的田地，即谓前日迁至洛邑，皆有住宅与田地赐予你们。如今你们尚有住宅可居，有田地可耕，自应仰念国恩，而为何不顺从周王，以显明天命呢？“熙”与“庶绩咸熙”的“熙”同，谓“庶绩”。昔日未治，如今皆条理分明，则“熙”者，明也。谓你们各方若从今往后能顺服于周，不再叛逆，则周之天命显然了。成王既反复责备多方：“谓你们应当如此，却不然。”所以说：“你们却屡次引导而不安分。”谓我如今引导你们已屡次，而你们仍不安分，是尔心犹未能知所以自爱。大概顺服则大安大乐，是能自爱；叛逆则大危大辱，是不能自爱。然而“屡次引导而不安分”，不仅不能自爱而已，而且你们又不安心于天命，反而轻率地抛弃天命。“屑”字孔氏训为尽，谓尽弃天命，其说亦通。成王之意大概是：“我今日大大赐予你们生命，亦是天意，而你们却屡次引导而不安分，是不能安心于天命而抛弃它。”如此，则是你们自己做出不合常理的事，而想谋求正道。大概欲信正道，必当守常法，如今既自为不常，何以图信于正道呢？我因此有大诰以教导告诫你们。告诫不服，所以又用拘囚之法威慑你们，要囚。大概谓要勒而拘囚之。书中言要囚者三：《康诰》言要囚服念五六日，此篇言要囚殄戮多罪，与此言战要囚之。孔氏解释之，其说各不相同。《康诰》则谓之狱囚要辞，于此则谓之要察囚情。今详考之，三说皆不然。所谓要囚者，乃谓要勒而拘囚之。《康诰》所谓要囚服念五六日，乃谓凡要勒拘囚罪人，必当服念之至五六日，然后丕蔽其所要囚者。此所谓要囚殄戮多罪者，乃谓或要勒拘囚其多罪者，或殄绝杀戮其多罪者，而民亦勉于善也。所谓战要囚者，乃谓恐惧之以要勒拘囚之威也。成王谓：“今日教导告诫你们，要囚威慑你们，已至于第二次，以至于第三次了。”言不一也。孔氏谓“再乃三监淮夷叛时”，“三乃成王即政又叛”，恐不是如此。所谓“再三”者，直谓今日如此再三也。然而我再三如此，而仍有不听从我所赐予你们生命的，复敢叛逆，则我不再如今日止于教导告诫要囚而已，必有大罪诛戮于你们了。当此之时，则非我周家执德不安宁，谓前赦你们而今诛你们也，乃是你们自己招致罪过。这大概是以威刑威慑你们。

王说：“呜呼！告诫你们各方多士以及殷商多士！如今你们奔走臣服于我，监国五年，以及那些卿伯小大多正，你们无不能够守法。自己造成不和，你们唯独要和吗？你们家中不和睦，你们唯独要和吗？你们邑中能够明察，你们唯独能够勤勉于你们的事务。你们尚且不忌恨凶德，也就能穆穆地居于你们的职位，能够明察于你们邑中的谋略。你们从这洛邑，尚且永远努力耕种你们的田地，上天只赐予怜悯你们。我周朝只大大地赏赐你们，引导简选在王庭，尚且你们的事务有职事在大僚。”王说：“呜呼！多士！你们不能诚恳地顺从我命令，你们也就不能享受。凡民只说不享受，你们却只安逸只偏颇，大大远离王命，则你们各方试探上天的威严，我就致送上天的惩罚，远离你们的土地。”王说：“我不只多作训诫，我只告诉你们命令。”

译」又说：“当初你们不能恭敬地和睦相处，那么就不要怨恨我。”这是周成王再次转换话题，感叹着告诫他们。猷，是发语词。告诉你们有方国的众士以及殷商的众士，普遍告诫天下并包括殷商的众士，那些被迁到成周的人。现在你们奔走臣服于我所任命的监官，已经五年了，监官是作为诸侯监督民众的人。成王说你们这些众士，自从周公东征归来后，就奔走而臣服于我所设立的监官，至今已经五年了。大概周公摄政的第一年东征，东征三年后归来，周公摄政总共七年。自从第三年东郊的叛乱平定后，现在是成王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五年了。你们这些众士，其中有众胥的长官、小官的正职和大官的正职，既然各自担任官长，就没有不能遵守法度的人。既然能遵守法度，那么对于你们自身的行为，如果有不和睦的地方，你们应当自己想办法去调和。不和是指有乖戾怨恨的事情，比如违犯法令、欺凌政令，也是不和的事情。不仅是你个人，如果你们家庭内部，无论是父子还是兄弟，有不和睦的，你们也应当想办法去调和。你们作为官长能遵守法度，应当以正道率领众人，所以如此。你们如果真能这样做，那么你们居住的城邑一定能达到清明爽朗。然而之所以清明爽朗，也是由你们能勤于职守所导致的。如上文中说的“你们要和睦啊”，也就是所谓的“能勤于你们的职事”。这样，你们大概就不会忌讳凶恶的德行，意思是不会有凶恶的德行需要忌讳，这也是你们能以至诚恭敬在位，能够视察你们的城邑并谋划如何辅助王室。这大概是告诉胥伯、小大多正，虽然迁到成周，但一定各自有受封的城邑，所以说“你们的城邑”。那么这里所说的“能视察你们的城邑”，是说他们能监视城邑中应当执行的事务。如果这样，那么你们众士大概可以永远尽力治理他们所有的田地，意思是说可以长久保有他们的俸禄。即使上天也会给予你们怜悯，我周家也将给予你们大的恩赐。对于有道德的人，又将选拔他们，让他们在王室做官，加给你们职事，使你们在大官中有所奉行。大概意思是不仅仅让你们在成周享有封邑而已。成王既然说你们能像上文所说的那样，那就是能奉行我的命令了。周将选拔任用你们，然而你们如果不奉行我的命令，我又将惩罚你们。所以又感叹着呼唤众士告诫他们说：“你们如果不能诚心信服我的命令，那就是你们不能尊奉上级，而凡是为民者也将效仿你们，只说不再尊奉上级。这样，那就是你们自己放纵逸乐，自己行为邪僻，大大背离王命，从而自取上天的威罚。”我于是就将上天的惩罚施加于你们，又使你们远离所居住的土地，不仅仅是迁到成周而已。这是用威势来恐吓他们。成王既然用恩惠诱导他们，又用威势恐吓他们，所以又总结前面的话说：“我不只是这样多多地用言语告诫你们，我只恭敬地用命令告诫你们。所谓你们的命运，大概是指你们如前面所说就有在王庭受赏的福，如后面所说就有远离故土的祸，这就是你们祸福命运分别的原因。所以我之所以不只是这样多多地告诫。”话说完，所以又告诫他们说：“今天的事情之所以发展到这个地步，不是我的罪过，而是你们在起初不能恭敬地和睦相处，导致乖戾犯上，所以才有今天的事情。你们不应当怨恨我，大概自东征之后，无论是征伐还是迁徙，或者是又讨伐淮夷、平定奄国，都是你们自取，不是我的罪过。”

译尚书详解卷二十一

<经部,书类,夏氏尚书详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二十二

宋 夏僎 撰

立政

周公作立政

这部书的写作，大概是周公在成王即位执政之后，担心他倚仗天下已经治理好，而在用人方面疏忽，致使小人趁机而入，那么君子就不能在朝廷任职，而政事从此就不能确立，所以极力陈述用人的道理。而篇名定为《立政》，大概是深切地说明用人正是为了确立政事。林少颖说周公作《无逸》，作《立政》，其用意是一样的。当成王刚即位时，天下已经太平，垂衣拱手，不动声色，而享受这治安的成效，周公心里，害怕成王骄傲懈怠的心意容易萌生，于是作《无逸》一书来告诫他。又害怕奸佞之人趁机容易进用，于是又作《立政》一书来告诫他。《无逸》一书，说的是修养德行不可安逸；《立政》一书，说的是任用人才不可用错人。常人的情态，治理达到这种程度，往往就会疏忽。只有周公是大圣人，才能想到这些，所以编次书的人直接说周公作《无逸》，周公作《立政》，不再重复其言辞，大概是说只有周公才能有这样的言论。

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凖人、缀衣、虎贲。”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

“立政”这两个字，是旧竹简上所标的题目。“周公若曰”：史官以周公的意思来说。这时成王刚即位，周公率领群臣将要向王进献告诫，于是赞颂说：“拜手稽首，向继承天子的王报告。”大概是说群臣都再拜稽首，将有话要告诉继承天子的王，现在已经是王了，不可以凭借年幼来自恃。周公既率领群臣上前向王赞颂，说群臣都再拜稽首，将有话要告诉王。群臣于是趁着周公的赞颂，都进前向王说：“王的左右，大的如常伯、常任、凖人，小的如缀衣、虎贲，都不可用非其人。”常伯、常任、凖人，各家的说法不同。先儒以“伯”解释为长，说常所长事，乃是三公；常任说常所委任，乃是六卿；凖人是平法之臣，乃是狱吏。王氏则以常伯为庶官之长，在位的人；常任为任事之臣，在职的人；凖人非伯非任，是我所取法的人。然而不如苏氏说牧民之长叫常伯，任事的公卿叫常任，守法的有司叫凖人。大概二百一十国作为州，州有伯，那么州牧就是伯，这是明显的。以《顾命》来考证，当时有芮伯、彤伯，那么都是以公卿兼任，所以常伯也在王左右。王的左右，牧民之长，任事的公卿，与守法的有司，既然都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在位在职无非是端人正士了。然而宫禁之内，侍卫之臣，又不可用非其人，所以又在于慎重选择缀衣、虎贲这样的人。缀衣，是幄帐，如幕人掌舍、司裘之类；虎贲，是卫王的臣子，猛如虎之奔走者，虎贲氏、旅贲氏之类。这些虽然是微官，却是朝夕在王身边的人，所以不可不寻求合适的人。群臣既告诫成王，让他慎重选择这些人，周公于是趁着群臣的普遍告诫，而嗟叹他们言论的好，说：“呜呼，美好啊，知道忧虑，很少啊！”然而这有两种说法。先儒则说叹而言：“美哉，这五种官乃是立政的根本事务。”然而如忧虑这些官应该得到贤者的人很少。林少颖则说这五种官确实不可用非其人，然而在艰难扰攘之时，能以这个为忧的人还不足为难；至于休美之时，盈成之世，而能知道以这个为忧的人，天下很少了。详细考证两种说法，林说虽然有意蕴，但对于经文不顺，所以不如先儒的说法顺经文，现在应当以先儒的说法为正确。

古之人廸惟有夏乃有室大竞吁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徳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凖兹惟后矣谋面用丕训徳则乃宅人兹乃三宅无义民桀徳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徳罔后周公既叹此事之美而知恤者少于是遂述古事以为证谓古之人有道者惟有夏谓禹也乃有室大竞吁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徳之行乃敢告教厥后者先儒谓夏禹之时乃有羣臣卿大夫皆是贤人室家大强犹尚呼招贤俊之人与共立于朝尊事上天禹之臣蹈知其诚信于九徳之行者乃敢告教于君张横渠则谓禹时有室之卿大夫皆相竞于吁俊将以尊上帝故既廸知忱恂于九徳之行之人乃始敢告教于君使用之林少頴谓古之所谓有道之主者莫如有夏其王室所以大强者惟其能招集贤俊之人以尊事上帝禹既以吁俊为心则其臣亦以荐〇为务必迪知其果能忱恂于九徳之行者然后告于厥后详考三説少頴最平穏有味

古时的人，有道的只有夏，于是有室大竞，吁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于是才敢告教他的君主，说：“拜手稽首，后啊。”说：“安置你的事，安置你的牧，安置你的凖，这才是后啊。”谋面用丕训德，于是才安置人，于是才三宅无义民，桀德，于是才不往任，这是只有暴德没有后。周公既感叹这件事的美好而知道忧虑的人少，于是就叙述古事作为证明，说古时的人有道的只有夏，指禹。于是有室大竞，吁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于是才敢告教他的君主。先儒说夏禹之时，于是有群臣卿大夫都是贤人，室家大强，还尚且呼招贤俊之人与共立于朝，尊事上天，禹的臣子蹈知其诚信于九德之行者，于是才敢告教于君。张横渠则说禹时有室的卿大夫都相竞于吁俊，将以尊上帝，所以既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之人，于是才敢告教于君使用之。林少颖说古时所谓有道的君主，没有比得上夏的，其王室所以大强的，只有他能招集贤俊之人以尊事上帝，禹既以吁俊为心，那么他的臣子也以荐举为务，务必迪知其果能忱恂于九德之行者，然后告于厥后。详细考证三种说法，少颖最平稳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