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十五

译做百姓的，竟然愚钝无知，还说“天命能把我怎么样”，这就是天命最终抛弃他们而不顾念的原因。祖己说这话，大概是说只有百姓最为愚昧，对于自己做的不善之事，上天降下灾异时不能恐惧反省，难道身为君主的尊贵者，对于上天降下的灾异也不能恐惧反省，从而无法与愚昧的百姓区别开来吗？想要端正君主的心，却从百姓的事情说起，所警戒的在此，所谈论的在彼，可以说善于进谏，用温和委婉、潜移默化地方式让君主接受啊！祖己已经广泛引用、详细解说告知高宗了，于是感叹着明确告知“在近宗庙过于丰厚”的道理。“呜呼”，是感叹的词语。祖己说君主没有固定的职事，所掌管的是代替上天恭敬地对待百姓罢了，那么代替上天恭敬对待百姓的人，都是上天的继承人。无论是祖父还是父亲，都是天子，难道父亲亲近而祖父疏远吗？又怎么可以在祭祀父亲时丰厚而在祭祀祖父时微薄呢？凡是祭祀的常规法典，大概是不可以在近宗庙过于丰厚的。不可以对近宗庙过于丰厚，而高宗却这样做了，难怪野鸡不会凭空飞来。难怪祖己进谏而不能自己停止。林少颖说散佚的书与现存的书同序的，比如《肆命》《徂后》与《伊训》同序，《高宗之训》与这一篇同序。孔氏在《伊训》篇末已经加上“肆命徂后”四个字，以表明篇次应当在这里，遭遇秦朝而散佚，到了这一篇末却不引用“高宗之训”四个字，以表明篇次应当在这里的，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而丢失了。

译西伯攻克黎国

殷商开始憎恶周朝，周人乘胜攻克黎国。祖伊感到恐惧，跑去向纣王报告。于是作了《西伯戡黎》。根据《史记》记载，周文王脱离羑里的囚禁，并献出洛水以西的土地，然后纣王赐给他弓矢斧钺，让他专权征伐，成为西伯。周文王既然接受了纣王的任命，得以专权征伐，所以诸侯中有行为不道的，文王就发兵去讨伐他们。黎是诸侯的国家。《史记》认为“黎”通“耆”，在上党壶关，是朝歌的西境。那地方邻近王畿，黎国的国君与纣王同流合污，残暴地役使百姓，所以文王为百姓发兵讨伐他。起初文王并没有讨伐纣王的心思，而殷商憎恶周朝，并不是因为憎恶文王有讨伐纣王的心意。纣王时诸侯中互相协助作恶的很多。现在黎国因为施行暴虐，被周朝讨伐，周朝的恩德惠及黎国，那么天下受虐政困扰的人，都将相继归附周朝。这样即使纣王不灭亡，也不可能了。这就是殷商憎恶周朝的原因。然而殷商憎恶周朝，并非所有殷商人都憎恶。祖伊知道殷商将要灭亡，所以憎恶周朝。《史记》说祖伊听说后开始憎恶周朝，这种说法是对的。“乘”是乘胜的意思，因为“乘驾”有凌驾之意，所以知道“乘”是胜的意思。这篇序言必定要说殷商开始憎恶周朝，周人乘胜攻克黎国，是说殷商憎恶周朝的原因，是因为周朝战胜了黎国。战胜黎国，那么天下受虐政困扰的百姓都会归附周朝。虽然文王顾念君臣的大义不忍心造反，但天命和人心所迫，一定有不能停止的时候。就像商汤兴起，起初没有革除夏朝的心思，为了百姓讨伐葛国，于是东征西怨，南征北怨。即使商汤也有不能自己控制的时候，这就是祖伊震惊恐惧跑去向纣王报告的原因。说黎国已经被战胜，那么民心归附周朝，那么天下就不再属于殷商了。所以史官记录他的话而作了《西伯戡黎》这本书。胡益之却说周朝想要讨伐商朝，因为黎国挡在讨伐的路上，所以先乘胜攻克它。“乘”是袭击的意思。唉，如果真的像胡益之说的这样，那么文王已经有讨伐商朝的心意，之所以臣服侍奉商朝，是孔子欺骗了我。至于陈少南，则把西伯当作武王，也太不思考了吧。

西伯攻克黎国。西伯已经攻克黎国，祖伊恐惧，跑去向纣王报告说：“天子，上天已经终结我们殷商的国运，贤人君子，不敢预测吉祥。不是先王不保佑我们后人，只是君王淫乱嬉戏，自己断绝了与天的联系，所以上天抛弃了我们。没有安稳的食物，不能预料天性的保全，不遵循常法。现在我们的百姓没有不想灭亡的，说：‘上天为什么不降下威严？大的国运不严厉！’现在君王该怎么办呢？”

上面说西伯攻克黎国，是史官给这篇目定的标题；下面说西伯已经攻克黎国，是史官推究祖伊说话的原因。大概文王以西伯的身份专权征伐黎侯的不道，已经讨伐了他，祖伊知道攻克黎国之后，用宽厚代替暴虐，百姓一定会离开商朝归附周朝，于是震惊恐惧奔走报告他的君王。商受，即《书序》中孔子所说的，所以称受。这是当时史官记录的，所以称王。然而商受又有称商纣的，大概受与纣音相近混淆罢了。后世才说谥法中残害道义损害善行叫纣，这大概是因为他作恶的缘故。祖伊报告君王的意思，大概是说周朝已经攻克黎国，百姓知道他们有去杀胜残的美德，一定会纷纷归附。百姓归附那么上天必定眷顾，上天既然眷顾周朝，那么商朝的天命必定终结了。所以说上天已经终结我们殷商的国运，考察贤人的言论，考证元龟的占卜，都不敢说我们商朝的吉祥，那么凶险就可知了。商朝丧亡的证据既然这样，这不是我们商朝先王从成汤以来各位贤王不亲近我们后人，而是君王自己因为淫乱嬉戏怠慢的事情，自己断绝了与天的联系，所以上天因而抛弃断绝了我们。上天既然抛弃，那么丧亡没有几天了。虽然有粮食却不得吃，所以说“不有康食”，是说不能安坐而食。虽然有父子之天性，也不能保全，所以说“不虞天性”，是说虽然有至亲，也不能预料能保全。先王留给后王的典法，后王应当遵循。现在既然丧亡没有几天，那么已经不能做天子，虽然有可遵循的典法，也不遵行，所以说“不迪率典”。只有纣王在上，淫乱嬉戏不道，上天断绝他。至于没有安稳的食物，不能预料天性的保全，不遵循常法，那么百姓依靠什么呢？你今天的商朝百姓，没有不想商朝灭亡的，并且说纣王的残虐，上天为什么不降罚于纣王而让他灭亡呢？纣王的无道如此，威严惩罚的降下，理所应当，现在却不降威严惩罚，是上天的大命不严厉，只是姑息宽容他。所以说“大命不挚”，这大概是想要亡国的征兆，所以呼天而言，希望威严迅速降下。百姓既然呼天而言，说纣王罪过如此，上天不降威严，是上天的大命不严厉，所以又说现在纣王已经失去君道，而民心已经离散，虽然还处在君位，已经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大概是想要上天必定惩罚而不赦免。这是祖伊借百姓的话来报告纣王，希望他知道畏惧。

纣王说：“唉！我生来就有天命在上。祖伊回答说：“唉！你的罪过很多，参杂在上，你还能责怪天命吗？殷商的即将丧亡，指向你的功劳，在你的国家中不无杀戮。”祖伊上面已经极尽刚直不讳的言论，实在希望商纣恐惧修省，而纣王却安然不以为意，反而嗟叹而言说：“我的生命，其长短之命，受之于天。百姓的怨恨，我能把我怎么样？”祖伊知道不能用口舌言语感动他，所以转身出去对人说：“你的罪过很多

译“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大概意思是说，纣王的罪恶都罗列显现于上天，上天已经降下监视，想要诛灭他，如今他不自我责备，反而归咎于天命，认为我生命的长短，天命早已注定，虽然人心不归附，但天命足以依靠，这是多么顽固而不可教诲啊？所以祖伊于是直言他必然灭亡的状况，说殷朝如今即将丧亡，都取决于你所做的事，你难道能免除诛戮之祸于你的国家吗？所以说：“殷朝的即将丧亡，指向你的功业，在你的国家中不会没有诛戮。”苏氏认为“不无戮于尔邦”是祖伊说纣王罪行如此，即使邦人尚且应当诛杀你，何况上天呢？这种说法也通顺。孔氏认为“反曰”是反过来告诉纣王，这种说法不对。大概这几句话都是忠直激切到了极点，如果纣王听到，必定会遭受比干那样的诛杀，所以应当把这里的“反”理解为转身而出。林少颖认为详细考察祖伊之所以告诫纣王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周军攻下黎国，形势必然对商朝不利，等到考察他告诫的言辞，则是论述自己断绝于上天以及商民无不想要灭亡，以及劝谏不听，于是转身而出，接着就说“殷朝的即将丧亡，指向你的功业”，始终没有一句话提到周将讨伐商朝，他的用意大概是想让纣王不自我断绝于上天，那么周将始终恪守臣节侍奉殷朝，怎么会进行杀伐呢？由此可知商朝的社稷，其存亡祸福只在于纣王能否改过，不能改过罢了。至于周军攻下黎国，虽然足以推断殷朝必然灭亡，但殷朝之所以灭亡并不在于此。所以祖伊极力陈述天人祸福存亡的道理，希望纣王改过，没有提及周将讨伐殷朝的事。这种说法极好。

译微子

殷朝已经错乱了天命，微子于是作诰，告诫父师和少师。

按照《吕氏春秋》的说法，纣王的母亲生下微子和仲衍时还是妾，后来改立为妻才生了纣。纣的父亲想立微子，太史说：“有正妻之子，不可以立妾所生的儿子”，于是立了纣。而《史记》也说微子是殷帝乙的长子，是纣的庶兄，那么微子就是纣的同母兄。到了孟子则说纣是兄之子，而有微子启，那么微子就是纣的叔父。这两种说法不同。考察《微子之命》中提到殷王的元子，那么微子确实是纣的庶兄，而不是叔父。纣在这个时候，在人事上暴虐无道，全都颠倒错乱，没有统绪。人事既然如此，所以天命也全都纷乱错杂如此。本篇所陈述的都是纣错乱天命的事情。纣既然错乱了天命，微子知道灭亡的日子不远，内心情势紧迫，不能自制，于是将国家丧亡的事情告诫箕子、比干，各自想要实行自己的志向。所以这篇序言说“殷既错天命，微子作诰”。父师、少师，父师大概是箕子，也就是太师。这是箕子当时身为三公，少师是比干，当时身为三孤。本篇也有箕子的话，而序言只说微子作诰，是因为箕子的话是顺着微子的告诫而发出的缘故。

微子，微子似乎说：“父师、少师，殷朝难道不能治理整顿四方了吗？我们的祖先成汤在天上陈列着功德，我们却在下面沉溺酗酒，败坏了德行。殷朝没有谁不好好做草野间的盗窃和内外奸宄之事，卿士们互相效仿而不守法度，凡是有罪过的人，竟然不能经常抓获。小民正在兴起，互相成为仇敌。如今殷朝将要沦丧，就像渡过大水，没有渡口和岸边。殷朝于是沦丧，一直到现在。”说：“父师、少师，我恐怕要发狂了，我家老迈昏乱，想要逃往荒野。现在你们没有指点告诉我如何避免倾覆，那该怎么办呢？”

上面说“微子”是标题篇目，下面说“微子若曰”，是史官记录微子的话。林少颖认为凡是说“若曰”的，是史官叙述其大意而用自己的意思润色，不一定完全具备当时的原话。这个说法也有道理。大概微子因为纣错乱天命，知道商朝必亡，所以呼唤父师箕子、少师比干而告诉他们：“我商家社稷危亡的征兆，已经不能再治理整顿四方了。怎么知道的呢？大概我成汤劳苦艰难，从七十里之地拥有天下，他致力而行，于是成就了功业，昭然陈列在天上。在位的人，正当勤劳以守成。而我王纣却沉溺酗酒，在下面败乱成汤的德行。‘沉’是指迷于酒，像沉入水中一样；‘酗’是指饮酒醉后发怒。成汤如此艰难，而纣却如此淫乱，天下难道有不灭亡的吗？”纣既然淫乱，所以殷朝的臣民都沾染了纣的恶习，无论大小都好做草野间的盗窃之事，在外面做奸，在里面做宄。‘草’是苟且之乱，大概是苟且而偷盗。然而不只是在下的人如此，即使上面的六卿和庶士也都互相效仿做非法度的事。正因为以非法互相效仿，所以下面有罪过的人，他们都不敢纠正，而有罪的人常常不能得到公正的审判。大概上下互相蒙蔽，就是《泰誓》所说的成为天下逃亡者的主人，聚集罪人的渊薮那样。正因为有罪的人不能得到公正的审判，所以小民被他们侵害的，积聚愤懑之气而不能伸张，正要兴起而共同成为仇敌。民心既然不和到如此地步，而天下就处于土崩瓦解之势。所以殷朝的沦丧，就像渡过大水，没有渡口和岸边，没有再可以挽救的道理。正因为不可挽救，所以微子知道殷朝的丧亡倾覆必定在今天，不能长久。所以说：“殷遂丧越至于今。”微子既然知道殷朝的丧亡倾覆必定不能长久，于是又呼唤箕子、比干与他们谋划说：“我商朝危亡到如此地步，我念及此事不觉发狂。我家现在都老迈昏乱不堪，只想逃走到荒野以宣泄我的忧言，昏闷到了极点，无处安身。现在愁闷既然如此，你们父师、少师却不指点告诉我，我不知道商家倾覆陨坠将怎么办？”所以说：“颠隮若之何？”那个“其”字，郑氏说是语助词，读作“姬”，与《檀弓》中的“何居”同义。汉代孔氏按本字读，读作“若之何”，救之的说法不如郑氏的好。

父师似乎说：“王子，上天降下酷毒的灾祸，荒废了殷邦，纣王正在兴起沉溺酗酒，竟然不畏惧可畏之事，违背那些老成尊长和旧日有位的人。现在殷民竟然抢夺祭祀神灵的牺牲，用来容纳将食，没有灾祸降临监视殷民用乂，仇敛召来敌仇不怠，罪过合于一处，多瘠，没有诏告商朝。现在有了灾祸，我兴起承受其败坏，商朝将要沦丧，我防备成为臣仆。诏告天子出迪我旧云刻子，王子不出，我就倾覆。自己安定的人，自己献祭给先王，我不顾行遁。”

微子既然说了担忧商家倾覆的原因，以谋划于箕子、比干。于是箕子呼唤微子为王子而告诉他：“纣淫乱到如此地步，乃是上天降下酷毒的灾祸，以荒废商邦。而纣又正在兴起，沉酣于酒肆，然而无所忌惮。虽然有可畏之事，也不畏惧。比如西伯戡黎，祖伊恐惧而奔告于纣，而纣却说‘我生不有命在天’，难道不是不畏惧可畏之事吗？不仅不畏惧可畏之事，又违背那些老成尊长之人，以及旧日在位的贤人，都不听从他们的言论。纣既然无忌

译畏惧到了这种地步，所以殷朝的百姓受其影响，对于祭祀天神地祇所用的纯色全体的牺牲祭品，也无所顾忌地偷窃，互相包庇隐瞒，然后拿去食用。因此，虽然情况如此，却几乎没有灾祸罪责降临到他们身上，这又是导致百姓无所顾忌的原因。」「毛色纯一称为牺，身体完整称为牷，牛猪等称为牲，盛放祭品的器具称为用，这些都是祭祀天神地祇所用的物品。」箕子既然已经说了商朝君民无所顾忌的事情，所以又说：「我向下观察商朝的百姓，纣王用来治理国家的手段，都没有好的政治和教化，大体上是加重赋税并与百姓结下仇怨。正因为加重赋税并与百姓结下仇怨，所以百姓都仇视他，这就是自己招致敌对仇怨，曾经没有懈怠过。只有君臣上下之间，肆意做不义之事，罪恶合为一体，所以善良的百姓大多瘦弱患病，没有诏令去救助他们。」箕子既然说了商朝淫乱到了这种地步，所以又说：「我今天既难以进言，也难以出走。」意思是说商朝今天灭亡的灾祸如此严重，我如果因为灾祸的缘故兴起而劝谏纣王，纣王必定不听，不仅不足以挽救他的灭亡，也只会自取祸患。然而既然不可以劝谏，也不可以离开，所以又说：「商朝如果真的沦丧，我也坚守节操不屈服，又怎么可以出走到他国，侍奉两位君主，再次成为臣仆呢？」「只是诏令教导微子出逃，才合乎道义。大概王子出走之所以合乎道义，是因为我旧时当帝乙在位的时候，曾说想要立微子来继承帝乙的帝位。微子既然没有被立，而纣王和我两人都有嫌隙。既然有了嫌隙，所以知道我以前所说的话，实在是对微子有害，微子不可以不离开。」「微子不离开，那么纣王最终必定杀他。杀了微子，那么我们商朝就会颠覆坠落，不能再存在了。大概微子是帝乙的庶子，统绪相承，所以箕子对微子有所期望。」箕子既然不离开而微子不可以不离开，所以又告诉他说：「自己安定的人，自己向先王献祭，我不顾念出走逃避，安定谋划并且妥善实行从而心安，称为靖。箕子说：‘或去或留，各自谋划。使谋划尽善，实行后心安，可以献给先王，而一无所愧，那就达到极致了。不必一定去，也不一定一定留。’我所谋划的，已经发誓与商朝一同灭亡了，哪里还顾念出走逃避的事情呢？所以说：‘我不顾念出走逃避。’微子作诰，以告诉父师、少师。只有父师有话说，回答微子；而少师比干不说话，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人臣的道义，没有比死节更容易明白的，没有比离开国家更难明白的，而屈辱隐晦的也很难辨别。比干死节，没有值得怀疑的，所以不告诉别人。箕子、微子则不免有重视去留道义的言论。一种说法认为微子作诰的时候，比干已经死了，这里说父师、少师既告诉了箕子，又以此告诉了比干的灵魂。箕子还活着，所以用言语回答；比干已经死了，所以不说话。两种说法都通，所以并存。林少颖说解说的人往往认为微子出逃而归顺周朝，以保存宗庙祭祀为孝，这完全不是微子自我安定的原因。微子开始离开商朝，是想避祸自保，等待纣王改过而宗庙社稷重新存在，这是他出走逃避的本心。至于纣王恶不悔改，被武王所灭，于是他不忍心商朝祭祀颠覆，抱着祭器归顺周朝以请求后代，这大概是出于无可奈何的计策，也不是本心。这种说法极好。」

译尚书详解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十六

宋 夏僎 撰

周书

泰誓上

《泰誓》共有三篇，大概是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誓师的话，史官按照先后顺序记录下来的。根据中篇所说“戊午这一天，武王驻扎在黄河北岸”，那么上篇就是武王还没有渡过孟津时所说的话。誓师之后，便渡过黄河，驻扎在河北，于是作了中篇。所以上篇和中篇是同一天写的，一篇写于河南，一篇写于河北。所以上篇的序言既说了“一月戊午”，中篇又说了“戊午，武王驻扎在黄河北岸”，以此来表明这两篇是同一天写成的。至于下篇，则作于戊午的第二天，所以篇首所说的“以时厥明”（到了第二天），是用来区别时间的。以前的儒者认为三篇都是渡河后写的，如果真是这样，就不应该在中篇里说“驻扎在黄河北岸”了。这篇单独以“泰誓”命名，汉代孔氏认为是大规模聚集众人誓师，顾氏认为这是聚集中的最大规模，所以叫“泰誓”。这两种说法虽然不同，但都认为“泰”是大。只有王氏喜欢创立新说，认为“泰”是“否泰”的“泰”，说纣王时上下不沟通，天下没有君主，武王大规模聚集诸侯，前往讨伐以推翻纣王的“否”运。这难道是经文的本意吗？总之，这个“泰誓”的名称，大概是出于史官一时的想法，因为篇内有“大防孟津”的话，于是用“防”字作为简编的区别，以表明这是大会众人的言辞，并没有在某个字上有什么深意。况且“否泰”的“泰”与“太甚”的“太”、“大学”的“大”，这三个字都是通用的。如《孟子》、《左氏春秋》、《国语》列举此篇名时，有的作“否泰”字，有的作“太甚”字，有的作“大学”字，因为它们通用。怎么可以妄生意义，认为它是“否泰”的“泰”呢？解说的人既然曲解推求其义，又认为上篇列举纣王的罪行还略少，中篇更多，下篇则纣王的罪行尤其严重，这是武王一定要讨伐而不赦免的原因。然而，未渡河时誓师，驻扎后又誓师，第二天又誓师，三篇的写作仅仅两天而已。难道罪恶的积累仅仅过了一夜就发生三次变化吗？这种说法尤其没有根据，会误导后学，所以一并论述。

只有十一年，武王讨伐殷商。一月戊午，军队渡过孟津。作了《泰誓》三篇。

以前的儒者解释这篇序言，有两个可疑之处。一种说法说：周文王自从虞国和芮国来质询是非，诸侯都归附，认为这是受命的年份，到九年去世，武王服完三年丧期，才开始讨伐殷商。学者相信这话，于是有了受命称王的说法。另一种说法说：武王十一年讨伐纣王，在孟津阅兵，以占卜诸侯的心意，诸侯全都赞同，于是退兵示弱，到十三年再与诸侯讨伐纣王。学者相信这话，于是有了阅兵示弱的说法。根据各位儒者之所以有受命称王说法的原因，只是因为《武成》篇说只有九年大统未集，而这篇序言说十一年，于是取居丧三年来凑足这个数目，所以把讨伐纣王的年份当作武王受命的十一年。之所以有阅兵示弱说法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这篇序言说十一年，而篇首说十三年，于是认为这篇序言说十一年武王讨伐殷商的，是阅兵的年份，一月戊午军队渡过孟津的，是十三年戊午讨伐殷商的事情。两种说法虽然模仿经文，似乎可行，但衡量事理，有的地方不通。查《无逸》说文王受命只有终身，他在位五十年，以前的儒者于是说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恰好有虞芮质成之事，于是改元正始而重新称元年。改元这件事，是汉代的事，古代只把即位那年作为元年，累积计算，以显示在位时间的长短，不像后世那样屡次更改，难道有文王在位四十二年重新称元年，而武王即位却不以即位那年为元年，反而冒用先君年份的吗？这就是受命称王的说法不可用的原因。根据这篇序言说只有十一年武王讨伐殷商，紧接着说一月戊午军队渡过孟津，其文前后相连，那么一月戊午就是十一年一月的戊午。而以前的儒者怀疑篇首有十三年，于是说十一年是阅兵的年份，一月戊午是十三年一月的戊午，割裂序言不相接续。这就是阅兵示弱的说法不可用的原因。那么必定说只有十一年武王讨伐殷商，一月戊午军队渡过孟津，作《泰誓》三篇，叙述此书的人大概认为《泰誓》三篇是武王即位十一年定下讨伐殷商的谋略，于是在那年一月戊午在孟津渡河，将要渡河时既誓师，已渡河后又誓师，渡河的第二天又誓师，所以《泰誓》三篇因此写成。查《史记》说文王去世，武王即位九月，在毕地祭祀十一年于是前往讨伐纣王。这是所说的十一年，是武王的十一年，不是文王的十一年。明白了。又《洪范》说只有十三年，王询问箕子。《史记》说武王克商二年询问箕子天道。这是《洪范》的作成，大概在克商二年。以克商二年凑足伐商十一年为十三年，这是《洪范》的作成确实在武王即位的第十三年。《洪范》的作成既然在第十三年，那么这篇说十三年，必定是十一年。经文久远，抄写错误把一写成三，不是十三年才开始讨伐纣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