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十九

译全都和悦地带着士人到周朝来，意思是说让他们来朝见并服劳役于周邦。唐代孔颖达认为五服之中只有男服居中，所以说“邦”则五服都称为邦，由此可知这也是古代史书立言的体例如此。因为当时的百姓都乐于出力，所以周公在这里都用勤劳的言辞来感化他们。勤，是说顺着他们的勤勉而加以勉励，如果顺着他们的辛劳而加以慰劳，是有用来抚慰他们的意思。周公既然已经用勤勉来激励百姓，于是便扩大他的意旨，用治国的道理来告诫他们。现在这本书是专门告诫康叔的，不直接说康叔而泛泛地说大诰治国，大概是因为周公营建洛邑，迁走殷商的顽民，其余的人则打算委托康叔去治理。当时诸侯都在场，周公于是在盛大的集会中告诫康叔，也借此警示众人使他们知晓这个意思，所以总称为大诰治国。

译王这样说：“孟侯，我是你弟弟小子封。只有你那显赫的父亲文王，能够彰明德行、慎用刑罚，不敢轻慢孤寡之人。任用该任用的人，敬重该敬重的人，威严该威严的人，以此昭示于民，从而开创了我们的华夏，以及那一两个邦国，来修治我们的西土。当时这种庇护覆盖的恩德，上达于上帝。上帝喜悦，于是降下大命。文王消灭了强大的殷商，承受了天命。至于他的邦国和人民，都得以井然有序。你那寡少的兄长武王又加以勉励，所以你这小子封，能够在此东土受封。”

从这以下，是周公告诫康叔的话。周公告诉康叔说：“王若曰”，是因为成王实际上是天子，话语虽然出自周公，但应当推究本源归于成王，所以说“王若曰”。这是周公对康叔说，王的意思大致如此。孟侯，是说康叔为诸侯之长。朕其弟，是周公说康叔是我的弟弟。小子封，是因为周公是兄长，所以称康叔为小子封，这是他的名字。周公将要告诫康叔，让他善理政事，以治理商朝遗民，所以先说文王爱民之深，百姓蒙受其恩泽，没有防备之心，所以德行就彰明它，使其显见于天下，百姓明白容易教化。刑罚就谨慎使用，不敢妄用，担心滥及无辜。爱护敬重天下百姓，即使是孤寡无依的人，也不敢稍有忽视。凡是对待天下的方式，只是根据可用的人就任用他，可敬的人就敬重他，可刑的人就惩罚他，以此显示于民，曾经不敢在其中夹杂私心。所以开始造有区域之中的华夏，是说周家所以拥有天下，确实始于文王。只有文王能以崇尚文治之事，开始造有华夏，所以起初由西土的一两个友邦国君共同修治，长久之后整个西土都依赖仰仗他的庇护覆盖之恩赐。是说文王当时身为西伯，起初一两个邦国归附他，最终整个西土都在他的庇护覆盖之下。正因为如此，所以上达于上帝，上帝嘉奖赞美他，于是大命文王去消灭大殷，而大受其天命。只有天命文王去灭商而周拥有天下，所以他所有的邦国和人民都大得其次序。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就是这种情况。只有文王既然这样，而你那寡少的兄长武王又能勉力行之，是说继承文王的志向，述作文王的事，最终拥有天下，所以你小子封今天得以在东方卫国受封。是说寡兄犹言一人。周公这一节，是说康叔今天的封地，实在是文王积累之功，不可忽视。林少颖说周公告诫康叔记载于此篇首尾数百言，多涉及慎用刑罚、敬重惩罚之事。查《左氏春秋》说：“周灭商，让诸侯就封，苏忿生以温地为司寇”，那么武王灭商之初，担任司寇的是苏公。《立政》所称“司寇苏公式敬你，通过狱讼来长养我的王国”，就是这种情况。《史记·管蔡世家》说：“冉季、康叔都有驯良的品行，于是周公举荐康叔为周司寇，冉季为周司空以辅佐成王治理，都在天下享有美名。而《左传》也说：“武王的母弟八人，康叔担任司寇。”那么康叔在成王时代，确实以卫侯的身份继承苏公担任司寇之位。至于成王临终顾命之际，召见太保、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这是康叔担任司寇之官，也历经康王时代。切认为以王命作《康诰》之时，虽然让他就封于卫，但也一并以司寇诘问奸恶、刑罚暴乱之事任命他。所以书中有说：“外事，外庶子，外正。”以外部而言的，都是治理殷商顽民于卫国的。以卫国为外，那么内部事务，就是司寇之事。只有因为他担任司寇之官，所以他的话多关于慎用刑罚、敬重惩罚之事。

王说：“唉！封，你要思念啊！现在百姓将在于敬循你那文考，继承听闻，服膺德行之言，前往广泛寻求殷商先哲王的善政，用来保全治理百姓。你要大远思商朝的老成之人，安处其心而知晓训诫，另外寻求听闻遵循古先哲王的道理，用来安抚保全百姓。顺从天意，以德泽广裕你的自身，不废弃王的命令。”

成王上面既说文王彰明德行、慎用刑罚以至于武王又加以勤勉，所以你小子封于是得以开土有国，那么你前往就任你的封地，确实不可不思念，所以于是又嗟叹而呼名说：你要思念啊，是说应当思念上文所陈述的文武积累的艰难。大概今天的百姓只在于敬循你文武的旧制，继承他们所听闻的，服膺他们的德行之言，是说文王的善言，康叔应当奉行它。其大意是说文武听闻于耳、言说于口的，康叔应当敬顺它。既然敬顺文王了，那么前往就任你的封地，又广泛寻求殷家先哲之王所施行的善政善教，而与文王之事相符合而施行，用来保全治理商朝剩余的百姓。所谓“敷求”，就是犹言“旁求”，是说寻求不局限于一方。既然遍求商先哲王了，成王则希望康叔大远思商朝的老成之人，所以能安处其心而知晓训导百姓的，又另外寻求听闻遵循夏禹以上古先智哲王的道理，合并这两者用来安保其民。所谓“别求闻由”，是说如果没有所得，就分别去寻求，寻求之后有所听闻，就遵循它施行，所以称为“别求闻由”。林少颖说，对于殷先哲王说“敷求”，对于商耉成人说“远惟”，对于古先哲王说“别求闻由”，以上说“保乂民”，以下说“康保民”，大概是经纬其文以成述作之体，如《舜典》、如《岱礼》、如《西礼》、如《初》，不必强求其义。如果一定说各有其义，那么对于先哲王说殷耉成人……

译说商朝难道有别的解释吗？这种解释是正确的。成王希望康叔就近寻求（先王的德行），文考则稍远地寻求，商朝的先哲王与商朝的耆老成人则更远地寻求，古先哲王则最远地寻求，那么向人寻求就已经到了极点、穷尽了，所以在这里希望他向天寻求。所谓向天寻求，是说将上文所听闻、所寻求的内容扩大并推广，一概用天理来概括。因为道的根本源于天，古先哲王与商朝的先哲王、文考等人都是从天那里得到的，我既然能从他们那里寻求并一概用天理来概括，就没有再能超越的了。所以他顺应德行，能够宽裕地体现在自身。所谓宽裕，就像孟子所说的那样，和乐之气流露于面容，充盈于背部，施行于四肢，四肢无需言语就能明白，这就是所谓的宽裕。德行既然如此，那么成王用来要求康叔的，必定能够仰承他殷切叮嘱的心意，而王的训命就不会被废弃了。

译成王说：“唉！年轻的封啊，要把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要恭敬啊！天道威严，常辅助至诚之人，观察民心的向背，就可以看出来了。小民难以保全，你要竭尽你的心力，不要贪图安逸享乐，这样你才能治理好百姓。我听说：‘怨恨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小，要使不仁爱的人变得仁爱，要使不勤勉的人变得勤勉。’罢了！你虽然是年轻人，你所担任的职务，是要辅佐大王保全殷商的遗民，也要协助大王安定天命，使天下百姓焕然一新。”

这是另一段告诫的话。大概古代告诫臣下，不像现在写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发布号令来告知，或者今天说这个，明天又说那个，史官将其编录成一篇，所以凡是说“王曰”的，都自成一段。痌是痛的意思，瘝是病的意思，成王叹息着呼唤康叔，说：你如果没有承受治理百姓的重任，那么百姓的忧喜与你无关；现在你拥有人民和社稷，那么百姓的忧喜，就是你的忧喜。所以今天的封赏，不是为了你的荣耀，而是为了让你切身感受到疾痛，你不可不恭敬。成王既然告诫他要恭敬，于是就说应当恭敬的事情，说天道威严可畏，常辅助至诚之人，观察民心的向背，就可以看出来了。大概能治理好百姓，百姓就会归附他，百姓归附他，上天就一定会赐予他；不能治理好百姓，百姓就不归附，百姓不归附，上天也不赐予。所以上天的辅助与否，都可以通过民心看出来。上天所辅助的，既然取决于民心，那么百姓不可不寻求方法来保全，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小民的情性，喜欢顺从的，厌恶仇视的，又很难保全，那么作为康叔，应当怎么做呢？前往竭尽你的心力，而不敢安然喜好安逸享乐游玩之事，这样才可以治理百姓。这大概是康叔应当恭敬的地方。成王既然告诫康叔，让他不要贪图安逸享乐，而要治理百姓，于是举出他所听说的古人的话来告诫他说：凡是行为不善，招致百姓怨恨，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小，都足以招致祸乱。只有没有怨恨才是善，如果有怨恨，那么大也会招致祸乱，小也会招致祸乱，不可不谨慎。然而想要没有怨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对于那些不顺于理的人，应当有方法来顺应他，使他遵循道理；对于那些不勉力向善的人，应当有方法来勉励他，使他勤于善。这样不顺的人就顺了，不勉力的人就勉力了，还有谁敢怨恨呢？成王既然用古人的话来告诫，于是又叹息说：罢了！你年轻的康叔，你所担任的职务，就在于辅佐大王保全殷商遗民的方法。所谓应当保全，是说顺应并安抚他们，如果人情想要长寿，就让他们生存而不伤害；想要富裕，就让他们丰厚而不困窘。你既然保全了殷商遗民，也就协助大王安定了所承受的天命，而更新了天下的百姓。大概国家的安定，不仅仅是商朝士人和百姓的安定，也是周朝百姓的安定。当时康叔实际上以卫国国君的身份担任周朝的司寇，那么保全殷商遗民和更新周朝百姓，都是他的责任。所以成王用这些话来告诫他。

成王说：“唉！封啊，要恭敬，要明察你的刑罚。有小罪，不是过失，而是故意坚持，自己做出不合常法的事，虽然你的罪行小，却不可不杀。如果有大罪，不是故意坚持，而是过失灾祸，偶然如此，既然已经彻底陈述了他的罪过，这时就不可杀。”

这是另一段。林少颖说：按照《史记》，康叔虽然封在卫国，实际上是以卫国国君的身份担任周朝的司寇。司寇的职责，掌管国家的禁令，查究奸邪，惩罚暴乱。所以成王在这里又叹息着告诫他说：“你执行刑罚，应当恭敬明察。”恭敬，那么使用刑罚不敢轻忽；明察，那么能了解人的实情。刑罚关系到人命，所以尤其贵在恭敬明察。下面都是告诫恭敬明察的事情。苏氏说这是周公假设甲乙两个人，都犯了死罪而讨论轻重，他的说法很对。大概这里说小罪，如果是故意做的，就一定杀；大罪如果是误做的，就一定赦免。世上的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情况，难道可以说只要是出于故意的，都置于死地吗？所以知道苏氏说这是甲乙两人犯死罪，来讨论轻重，他的说法是对的。大概周公的意思是，比如甲有小罪，所谓小罪，不是说罪行本身小。是说甲的罪行比乙小，虽然比乙小，然而不是过失灾祸误犯，而是他心意所坚持，自己做出不合常法的事，到了这种地步。这样的人，有他的罪行虽然比乙小，但甲却不可不杀。或者乙的罪行比甲大，虽然比甲大，然而不是他心意所坚持，而是过失灾祸误犯所致，偶然如此。既然是误犯，又能自首陈述，彻底说明他的罪过，不敢隐瞒。这样的人，所以他的罪行虽然比甲大，却不可杀。这两条，正如诸葛亮治理蜀国，认罪服法的人即使罪重也一定释放，巧言掩饰的人即使罪轻也一定处死。

成王说：“唉！封啊，要有次序，这时你就要大明服。只有百姓才会勉力和谐。如果有疾病，只有百姓才会彻底抛弃罪过。如果保护婴儿，只有百姓才会安康治理。不是你封去刑罚人、杀人，不要有人去刑罚人、杀人。不是你封，又说：割鼻子、割耳朵的人，不要有人去割鼻子、割耳朵。”这是另一段。成王叹息着呼唤康叔的名字来告诫他。有次序，是说上行则下效，君主先做则百姓跟随，各有次序。下文所说的就是如此。成王说：你在这里能大明其事，是说所做的事得当，那么百姓都会感化而归于正道，又互相勉励和谐。你对百姓的恶行，就像你自身有疾病，务必调治而迅速去除，那么百姓感化后都会彻底抛弃恶行而归于善。你对百姓的善行，就像保护你的婴儿，常加抚养，不敢伤害，那么百姓感化后都会进入治安的境界。这就是上面

译这就是所谓有条理的事情。成王既然已经告诉康叔，做事应当像这样有条理，又进而谈及刑罚杀戮之事，大概是因为康叔实际上担任司寇一职，刑罚杀戮关系到人的性命，所以又详细地告知他。“非汝封刑人杀人”的意思是，刑罚人、杀戮人，国家自有法律，并不是你康封可以随意刑罚人、杀戮人的。然而，虽然不是你康封可以随意刑罚人、杀戮人，但既然你担任司寇，对于那些应当受刑、应当被杀的人，你自然应当依法决断，又不能让刑罚人、杀戮人的事情不由你经手，而假手于他人。成王既然说了“不是你康封应当亲自刑罚人、杀戮人”，又不能让刑罚人、杀戮人的事情不由你康封经手，所以又谈到劓刑和刵刑的事情。劓是指割去鼻子，刵是指割去耳朵，属于较轻的刑罚。大概是因为谈到了重刑，因而连带提及轻刑。“又曰：劓刵人，无或劓刵人”的意思，也像上面所说的那样，不是你康封可以随意劓刑、刵刑人，但也不能让劓刑、刵刑人的事情出自他人而不由你康封经手，只是承袭上文，省略了“非汝封”三个字罢了。这种说法出自苏氏，众儒都尊崇它。那孔氏则将“非汝封刑人杀人”作为一句，“无或刑人杀人”作为一句，“非汝封又曰劓刵人”作为一句，“无或劓刵人”作为一句。王氏则又在“非汝封”之上加上“又曰”，移易经文，现在都不采纳这些说法。

译成王说：“在外治理卫国的事务，你设立当时的法度，由法官掌管，这就要效法商朝那些有条理的刑罚。”又说：“对于重要的囚犯，要反复思考，从五六天到十天或更长时间，然后才做出重大判决。”

上面所说的都是康叔作为周朝司寇应当谨慎对待的刑罚，这里说的是谨慎处理卫国刑罚的事。所以说“外事”来加以区别，意思是司寇处理的是内部事务，而卫国的事属于外部事务。成王说，你身为司寇，对于内部王国的刑罚，你本来就要亲自承担责任；至于外部卫国的事务，你只需设立法官来治理，而治理的方法，只要效法商朝先代哲王那些有条理的刑罚就足够了。孔氏将“外事汝陈时臬司师”连成一句，认为在外奉行王命，应当陈述法度来主管众人，并且兼用商朝那些有条理的刑罚。如果这样，那么在“兹殷罸有伦”之上加上“及”字，在下加上“兼用”二字，不符合经文原意，我不敢采纳。成王既然告诉了康叔治理外事的方法，于是又详细说明了断狱的事。要囚，是指囚犯供词中的关键部分。意思是对于囚犯的供词反复考察，已经掌握了关键，这案件已经基本成立。你也不可立即决断，还应当反复思考，从五六天到十天或更久，如果情况供词确实如此，然后才对这些重要囚犯做出重大判决。这大概是谨慎到了极点。

成王说：“你陈述当时的法度，用商朝的常法来断决刑罚，使用合乎道义的刑罚和合乎道义的杀戮，不要用来顺从你的封地，这样你就完全顺理了。如果说‘这时有条理了’，你却说‘没有顺理的事’。”

成王又申明上面的意思，说上面提到外事，你应当设立掌管法度的官员，以效法商朝有条理的刑罚，这固然很好，但未必能符合道义，所以又说：“你陈述当时的法度，用商朝的常法断决刑罚，使用合乎道义的刑罚和合乎道义的杀戮，不要用来顺从你的封地。”意思是，你应当陈述法度，刑罚必须依据商朝的常法来断决，这固然很好，但所断决的又必须使用合乎道义的刑罚和合乎道义的杀戮，而刑罚杀戮不能使这些法司观望你的脸色，从而屈从法律来迎合你的心意，这意思正是说，用商朝常法断决刑罚固然好，但必须使用合乎道义的刑罚更好。成王既然教导康叔用刑的道理，又担心他刑罚得当就自夸，所以又告诫他说：“如果像所说的那样反复思考并执行，那么你所有做的必定都完全顺理，既然顺理，或许有人说‘这时有条理了’，你却说‘没有顺理的事’。”意思是，所做的事虽然顺理，也应当自认为不顺，不可自己说顺，如果自己说顺，那就与不顺没有区别了。林少頴说：“自己说顺的，正好足以掩盖他的美德，不说不顺，那么所顺的事难道就突然减少了吗？”

罢了，你只是个小辈，没有人像你的心那样，我的心我的德行，只有你知道。凡是百姓自己获罪，盗窃抢劫、内外作乱，杀人越货，贪婪而不怕死，没有不令人憎恨的。成王说：“封，首恶大奸，何况是不孝不友的人，儿子不敬奉父亲，做事大大伤害父亲的心，父亲不能养育儿子，反而憎恶儿子；弟弟不念天道的显明，不能恭敬兄长，兄长也不念养育幼子的悲哀，大大不友爱弟弟，这些可怜的人并不在我的政令下获罪。上天只给我百姓常理，大大混乱，说：你要迅速遵循文王制定的刑罚，对此没有赦免，不遵循大的法度。”

成王上面与康叔反复说明明德慎罚的事，施用于王朝和卫国的都完备了。所以又说“罢了”吗？重新发端详细叙述治理商民的事。大概商朝遗留的百姓沾染了纣王的教化，风俗败坏，父子兄弟的伦理悖乱不顺，不是刑罚能禁止的，只能用宽厚来感化他们，使他们逐渐向善。又不可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一一施加刑罚。想要告诉用宽厚感化百姓，必须先说“你只是个小辈，没有人像你的心那样，我的心我的德行，只有你知道”。大概成王的心意是不想让康叔用刑罚来整齐百姓，只想用教化慢慢感化他们。所以说康叔：你虽然是小辈，但我的心意我的德行只有你知道。意思是，我的心意在于先教化后刑罚，你确实知道。成王既然说了我先教化后刑罚的心意，你确实知道，于是就说所以想要先教化后刑罚的事。凡民自得罪以下是，意思是凡是百姓自己所为不善而获罪于天下，不是由上位者教化导致的，就是盗窃抢劫、内外作乱、杀人越货的人。窃取叫盗，强取叫攘，在外用奸邪手段获取财物叫奸，在内用欺诈手段获取财物叫宄。杀就是杀人致死，越就是违背道义驱赶人或用刀杀人未致死。成王说，做盗窃抢劫、内外作乱和杀人越货以获取他人财物的人，这些人都是强悍而不怕死的，没有人不厌恶他们。成王的意思大概是说，这些人应当不待教化就诛杀，所以又说“首恶大奸”。意思是深说这些人实在是大恶大可恶的。既然说了首恶大奸，又说“何况是不孝不友的人”？意思是首恶既可恶，不孝不友则更加可恶。下面所说的就是不孝不友的事。儿子应当敬父，现在却不能敬行父亲的事以伤害父亲的心，这是儿子不像儿子。父亲应当慈爱儿子，现在却不能慈爱儿子，反而憎恶儿子，这是父亲不像父亲。弟弟应当敬兄，现在不念天道的明察，说天尊地卑，明明有尊卑之分，现在不念及此以至于不恭敬兄长，这是弟弟不像弟弟。兄长应当念及弟弟，现在不念及养育幼子的悲哀，大大不友爱弟弟，这是兄长不像兄长。大概孩子初生，必定用布帛包裹收敛，所以幼子称为鞠子。父亲不像父亲，

译儿子不像儿子，兄长不像兄长，弟弟不像弟弟，从行为表现来看，比起那些大恶之人确实更加可恶；然而从道理上讲，这并非普通百姓自己招致罪责，而是上位者教化未能到位，才导致他们如此。因此，对于这类人，只应当怜悯他们，怜悯就是哀怜。如果不怜悯，这就意味着百姓是自己作恶，而不是我的过错。不从我治理百姓的角度，认为百姓获罪，是因为上天赋予百姓本性，而百姓自己泯灭本性、扰乱败坏，并且自己说：“如今应当严厉运用周文王制定的刑罚来惩罚这类人，不赦免他们不遵循常道的罪过，这是合乎常理的。”如果这样，那就是只责备百姓而不责备自己，用刑罚来约束百姓，而不能通过教化，慢慢感化他们。许多儒者认为这是成王说的话：“大恶之人固然可恶，不孝顺、不友爱的人尤其可恶。”所以百姓到了这种地步，不是我治理百姓的罪过，而是上天赋予百姓本性，百姓自己泯灭本性、扰乱败坏，所以应当用刑罚来约束他们，不能赦免。仔细审视这种说法，虽然符合经文表面意思，但不是成王对待商朝百姓的本意，所以我不敢采纳。

译况且那些在外教导公族子弟的官员，以及那些正直的长官，还有那些持有符节的小臣，本应分别宣扬教化，以造就百姓的美善声誉。如今他们却不念及此，不奉行职责，致使君主受累受损，这是你们助长了恶行，是我所痛恨的。你们竟想迅速依据这严酷的法则去率意杀戮，这正是因为作为君主和长官，你们不能教化好自己的家人，反而与那些小臣、外正之官一起施行威虐，大大废弃了君王的命令，这不是用德行来治理百姓。你们难道不能恭敬地遵循常道，从而宽厚地对待百姓吗？只要以文王所敬畏戒慎的态度为法则，宽厚地对待百姓，说：“我若能达到文王那样的境界，那么我一人就会感到喜悦。”

成王上面已经对康叔说过，对于百姓中不孝不友爱的人，只应当怜悯体恤，不可认为是自己的罪过而轻易想要诛杀，因此这里接着说：不只是康叔不可以这样，即使是康叔的臣子，如外庶子、训人等，也不可以这样。庶子就像《周官》所说的诸子之官，诸子掌管国君的副车，那么外庶子、训人，就是训导公族的官员。因为他们在卫国，所以称为外庶子；因为他们的职责是训导人，所以称为训人。正人就是众官中的正长。小臣诸节，指的是那些持有符节、负责公文往来事务的小臣。成王的意思是，这些不孝不友的人，不只是康叔不可不反省自己，外庶子职责在于训导人，与众官的正长以及持有符节的小臣，也应当分别宣扬教化，以造就这些百姓的美善声誉。现在他们却不念及此，不奉行此道，只是使君主受累受损。君主设立这些官职是为了使百姓向善，那么君主不可没有忧虑。现在他们不念及、不奉行君主的命令，所以使君主受累受损。作为臣子敢于如此，就是助长恶行，这是我一人所厌恶的，难道只是像元恶那样被人厌恶吗？如果作为臣子不能如此教化百姓，而你们却迅速依据这严酷的法则去率意杀戮。这法则指的是前面所说的不因为我的政令得罪上天，只因为与百姓的常道大大混乱，说你们应当迅速依据文王制定的刑罚，对于不遵循大法的人没有赦免。这是说康叔想要用这个意思去杀人。康叔如果果然用这个意思去全部诛杀他们，那就是作为君主和长官，不能教化使自家的人向善。作为君主指康叔，作为长官指外庶子等臣子。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家庭端正了天下就安定。现在康叔对于不孝不友的人不能教化他们，使他们在家中向善，那就是不知道端正家庭而天下安定，所以说不能教化自家的人，反而与那些小臣、外正之官施行刑罚威虐，大大废弃了人君的命令。成王的意思在于先教化而后刑罚，现在却率意杀戮，这是废弃王命。这些小臣、外正就是前面所说的外庶子与正人以及小臣诸节等人。成王既然责备康叔不可以这样，所以接着说：你们今天只应当无不恭敬地遵循常道。所谓常道，就是天定的秩序，父子兄弟的常理。百姓之所以不孝不友，都是因为常道不明，不可骤然诛杀，只应当恭敬地遵循这常道，以宽厚地对待百姓，使他们慢慢自行感化，只以文王所敬畏戒慎的为法则罢了。潘博士说：“敬就是有所尊崇，就能顺从其作为；忌就是有所畏惧，就能戒止其不作为。”这个说法是对的。所以你们宽厚地对待百姓，果真能达到文王那样的境界，那么我一人必定会喜悦。所以说：“我一人会喜悦。”

成王说：“封啊，明白地思考，只有引导百姓走向吉祥安康，我这时才考虑运用殷商先哲王的德行来安治百姓，又使百姓有所追求。况且现在的百姓，没有引导他们而不走向善道的，不引导就没有政教，存在于他们的邦国中。”

成王上面已经告诉康叔，对于百姓中不孝不友的人，应当教化他们而不可刑罚，所以把训导引导的事情当作自己的责任。分封土地、授予爵位以管理商民，虽然是康叔的职责，但居于至尊之位、统御天下，使殷商百姓归附于怀，这实在是成王的责任。所以上文已经以此责备康叔，到这里又以此自责。爽惟民迪吉康者，爽是明白的意思。说明白地思考治理百姓的方法，只应当引导他们走向吉祥安康。百姓生来，没有不喜欢善的，没有不喜欢安定的，或者陷入凶险危难，都是上面的人不能引导他们罢了。只有百姓在于引导他们走向吉祥安康，所以成王说我这时考虑殷商先哲王的德行，可以用来安治这些百姓的，就奋起而寻求它。说思考它的美好，于是奋起而寻求它，不敢荒废安宁。况且现在的百姓，没有引导他们向善而不走向善道的，他的意思大概是不孝不友的百姓，他们的不善之心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是没有人引导他们罢了。如果引导他们，就没有不遵从的。尧舜引导他们走向仁寿，他们就仁寿；桀纣引导他们走向夭折鄙陋，他们就夭折鄙陋。这是没有引导而不走向善道的。如果可以引导而不能引导，那就叫做没有政教存在于他们的邦国。邦国之所以成为邦国，是因为有政教来引导百姓，现在不能引导他们，就是没有政教。

成王说：“封啊，我只是不可以不借鉴。告诉你修德的道理在于刑罚的执行。现在百姓不安定，没有顺服他们的心，引导屡次未能统一明白。只有上天会惩罚诛灭我，我不会怨恨。只有他们的罪过不在大，也不在多，况且说他们还会显扬闻名于上天。”

成王既然自责自己，于是又呼唤康叔而告诉他说：“我所告诉你的，我乃不可不监视省察，所以告诉你修德的道理在于刑罚之所以执行，想要他明德慎罚。康叔明德慎罚以治理天下的百姓，那么成王也可以无愧。所以前面所告诉的，都自己审视利害与自己相关，所以有这样的告诫。另一种说法认为不可不自监视，所以告诉你德行的施予喜悦于刑罚的执行。德行

译百姓所喜爱的，是刑罚；百姓所畏惧的，也是刑罚。所以运用德行，是为了让百姓喜悦于刑罚的执行。成王这个意思，是想让康叔先施行德行，后使用刑罚，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根据这个，那么“说”字作为喜悦的“悦”，前面则将“说”字作为言说的“说”，都讲得通，所以一并保留。现在百姓不安定，没有归顺他们的心，引导多次也不能使他们一致，成王说：“我之所以告诉你修德的说法，在于爵位之所以施行的原因，现在百姓自从武庚蠢动不安定之后，至今心里有所不定，只是引导他们，虽然到了再三，但还是违逆不能统一，是说人们还有不同的意见。如果上天惩罚诛杀我，我也不会怨恨。”成王说上天设立君主是为了引导百姓向善，现在百姓不安定，引导他们不能使他们和合为一，这就是君主不能协助上帝来安抚四方，上天一定会惩罚他。所以成王说百姓没有教化到这种地步，我也明白地思考上天或许降下惩罚来诛杀我，我也不敢怨恨。”成王这样自责，那么康叔应当如何自责呢？大概责备自己是为了深深地责备康叔。成王既然自责，说上天一定会降下惩罚，所以又说：“大体上人的为人，只是不可以让自己有可指责的罪过，如果有可指责的，那么即使是小罪也可以毁灭自身。大概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积累不停，还将明显地让上天听到，难道可以说小恶没有伤害而不去除吗？”

译王说：“唉！康叔，你要恭敬啊！不要做招致怨恨的事，不要任用那些狂妄无谋、违背常道的人。要秉持当时的真诚，以大法迅速推行美德，以此安定你的心，反省你的德行，深谋远虑，宽裕从容，从而使百姓安宁。我难道会因为你的瑕疵而断绝对你的恩赐吗？”

这是成王呼唤康叔，让他恭敬地对待下文所说的话。“无作怨”，是说不可做招致怨恨的事。百姓依靠君主来求得安定，怎么会怨恨君主呢？只有君主做了招致怨恨的事，百姓才会怨恨他。所以告诫不要做招致怨恨的事，不要任用那些狂妄无谋、违背常道的人，是说不可听信狂妄无谋的言论，不可施行奇异反常的事。因为君主的举动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影响百姓的向背，没有经过谋划的言论不可听信，反常的事不可施行。成王的意思是，康叔对于招致怨恨的事，应当敬慎，不可去做；对于狂妄无谋、违背常道的人，不可任用。凡是有所举动，都应当先用至诚之心来决断，衡量是否有利于百姓，确实不招致怨恨，确实是善言常道而非狂妄无谋、违背常道，然后以大法迅速推行美德，敏捷地施行就可以了。因为能施行而不能先用至诚来决断，就一定会导致妄行；能至诚而不能接着敏捷施行，就一定会错失时机。所以只有秉持至诚，并决意努力施行，就没有不好的结果了。薛氏说，因为真诚所以能坚守，因为敏捷所以能施行，这种说法很有道理。所以成王又说：“你康叔只要用这种方法，来安定你的心，使你不被外物所扰乱；反省你的德行，使没有谬误乖戾；深谋远虑，使不贪图眼前的利益，那么从容宽裕，即使不从事督促，百姓也就从此安定了。你既然能安定百姓，那么我对你所要求的也就达到了。我难道会因为你的瑕疵而断绝对你的恩赐吗？”

王说：“唉！因此你小子封，要知道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你要牢记啊！不要断绝我的祭祀，明确你所服从的命令，提高你的听闻，用来安定和治理百姓。”王这样说：“去吧，康叔！不要废弃恭敬的常典，听我告诉你，你才能让殷商百姓世代享受祭祀。”

这个“肆”字是承接上文而言的。大概成王告诉康叔不要做招致怨恨的事，不要任用狂妄无谋、违背常道的人，要秉持真诚，以大法迅速推行美德，用来安定你的心，反省你的德行，深谋远虑，宽裕从容，从而使百姓安宁。这些事非常繁多，而且重大，所以又感叹以显示这些事确实重大。于是说“因此你小子封，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你要牢记啊。”意思是，我命令你的事非常重大，所以你小子封应当知道，我这些命令的话不能常常告诉你，告诉你的话只有今天罢了。从今天以后，各自前往封国，即使想常常告诉你也不可能了，你怎能不牢记呢。只应当牢记不忘，而不要对我有断绝祭祀的意思。明确你所服从的孟侯的命令，提高耳朵来听。意思是成王先前所告诉的敬循文王的德行，广泛寻求殷商先代哲王的教诲，你应当深谋远虑，以商朝年老有德的人为榜样，以及另外寻求听闻古代先代哲王的教诲，这些都是远大之事，如果不提高听闻就不能以古人为师了。常用这些来安定和治理百姓，不可忽视。这里说“王若曰”，是另起一段来告诉。这篇书前面说“王若曰”，后面说“王若曰”，中间都说“王曰”，这是为了表明周公的话是表示成王的意思，如同说“王说”一样。成王又说，你前往封国，应当不要废弃恭敬的常典，就是前面所说的“你也不能不恭敬常典”的意思。大意大概是说，不孝不友，如果不恭敬五典的教化，就不能使他们去除不孝不友的习气，回归慈孝悌友的美好品德。那么康叔今天应当怎么做呢？只要听从成王所教导的话，就可以使殷商百姓世代享受国家的美好声誉了。

酒诰

酒诰：王这样说：“在妹邦宣布重大的命令。你恭敬的先父文王，在西方开始建立国家。他告诫各邦国的众士，以及少师、正官和办事人员，早晚说：祭祀，这才用酒。上天降下命令，开始养育我们百姓。只有重大的祭祀，上天降下威严，我们百姓因此大乱。败坏德行也没有不是由于酒的，无论是行刑还是大小邦国用刑，也没有不是由于酒而获罪的。文王告诫教导小子们，以及正官和办事人员，不要违背常道饮酒。各邦国饮酒只有在祭祀时，德行将帅不可醉。他说：‘我百姓引导小子们，只爱土地上的物产，他们的心善良，听从祖考的常道训诫。无论大小德行，小子们只专一。’”

纣王喜好酒和淫乐，进行长夜的饮酒，百姓受他影响，没有不沉溺于酒的。看《泰誓》所说的“酗酒肆虐”，臣下受他影响，那么上下都沉溺于酒，就可以知道了。现在纣王虽然灭亡，但残余的习气还没有灭绝。成王把剩余的百姓封给康叔，那么他最紧急的事只有这个了。这就是《酒诰》之所以作的原因。这三篇虽然都是用来告诫康叔的，但前一篇已经称为《康诰》了，那么这一篇不能再以《康诰》命名。所以就用这一篇的大意，以戒酒为言，因此用“酒诰”两个字作为简编的区别，没有其他含义。这一篇也是周公的话，所以说“王若曰”，也是说王的意思如同说一样。在妹邦宣布重大命令，妹，是卫地，纣王都城朝歌以北就是那里。妹是卫都，所以叫“妹邦”。成王对康叔说：“现在应当在这里妹邦施行至大的教命。”所谓的“教命”，就是禁止百姓不得纵酒。所以下面就引用文王的事来告诉他。文王被称为“穆考”，是说他有恭敬的德行。《诗经》说“穆穆文王”，那么文王是穆考就可以知道了。而孔氏把“穆”当作昭穆的“穆”，说从后稷到文王十五世，在世次上是穆，所以称为“穆考”。这种说法虽然讲得通，但前面说“丕显考”是说有明德之父，那么这里应当是有敬德之父。成王对康叔说：“今天不可不明重大教训，你

译难道没有看见文王告诫敬德的言辞吗？文王告诫敬德，当时是继承王季开始拥有国家，在身处西方的时候，他之所以发布诰命，是为了警戒慎重对待各邦的君主，以及上、中、下各级的众士和少正（即官职的副贰，如小司马、小司寇之类），还有各种处理事务的官员。他早晚训诫，只说祭祀时才使用这种酒，不是祭祀就不可饮用，不合时宜地饮酒，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上天降下命令，最初让人造酒，只在于大祭祀时才使用它。所以当天降下威严，百姓以至于放纵邪僻、行为奢侈，大乱从而丧失其德行，没有不是因为酒而导致的，意思是他们的行为常常与酒有关。不只是百姓如此，凡是小国大国用来自取丧失国土的，没有不是因为酒而获罪的。林少颖说：“酒是人所制作的，却说是上天降下的命令；百姓因为酒而丧失德行，君主因为酒而丧失邦国，也是人所造成的，却说是上天降下的威严。”大概古人在事情的成败上，没有不归因于上天的，大概是因为这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缘故。这也如同说“上天规定了常道，上天安排了礼制”一样。这些都是文王告诫各邦和众士等人的话。成王既然举出了文王告诫各邦等人的话，于是又举出文王告诫百姓的话，意思是文王的诰命教导百姓的子孙，就说：“你们上面有正长，意思是各有官长来治理；下面有事务，意思是各有从事的工作，如农业种植九种谷物之类。有正长就不敢饮酒，有事务就没有闲暇饮酒。你们怎么可以常常沉溺于酒呢？”这又是文王告诫百姓子孙的话。只有文王教导各邦是这样，教导百姓又是这样，所以当时各邦饮酒也只在于祭祀的时候。然而又必须用德行来节制，不至于醉酒。所谓用德行来节制，正像宾主百拜而酒只行三巡，大概是用威仪来节制。《祭义》说：“尸饮五次，君主洗玉爵献给卿；尸饮七次，用瑶爵献给大夫；尸饮九次，用散爵献给士。”这是卿以下都向尸献酒得以饮用，只有祭祀时才这样。各邦既然被文王感化而不敢常饮酒，所以他们在本国也多自我训诫百姓说：“我们百姓都训导他们的子孙，能够只喜爱土地上的物产，那么他们的心就是善的。”大概土地上的物产如秫稻之类，如果喜爱土地上的物产，就不敢将秫稻糟蹋在酒浆中，那么必定不贪恋酒，从而丧失德行，这颗心之所以善。所以当时作为子孙的人，应当使耳朵聪慧以听从父母的常训，不沉溺于酒，无论小德大德都达到纯一而没有二三不一的过失。所谓小德大德，意思是尊卑长幼都能统一他们的德行。林少颖说《诗经》说他们未醉的时候，威仪庄重；说已经醉了，威仪散漫。未醉之初与既醉之后，威仪在身，如同两个人所为，那么不沉溺于酒，应当小德大德都达到纯一。成王说这一节，大概意思是文王能够教导诰诫各邦、众士和少正御事以及百姓的子弟，既然这样真诚恳切，所以一时邦君都被感化，而也能各自回到本国来教训他们的百姓，而百姓也能被感化直到子弟。只有从上率下，都基于一个人的训导，大概是想让康叔勤于训导。文王当时是西伯，统领西方诸侯，又三分天下有其二，归附的诸侯不一，所以有各邦可以教导。

译妹土的人民继承你作为辅佐之臣的职责，专心从事种植黍稷的农事，奔走效劳侍奉他们的父亲和兄长。开始牵着车牛，远行从事商业贸易，用所得来孝顺供养父母。他们的父母感到欣慰，于是自己洗涤洁净，丰厚地准备酒食。众士中有正长的人，以及众伯和君子，你们要常常听从我的教诲。你们若能大大地进用敬老之道，作为君主，你们才可以饮食醉饱，这不仅仅是说你们能够长久地观察反省，以考察中道之德。你们若能进用馈食以祭祀祖先，你们才可以自我勉励而得到安逸。这样才确实算是王家治理政事的臣子，这也正是上天顺从大德的表现，使你们永远不被遗忘在王家。

成王在上面已经说了文王防止百姓沉迷饮酒的意图，因此接着说康叔应当率领文王的法度来引导训诫他的百姓。妹土的人民继承你作为辅佐之臣的职责，“纯”是指妹土的人民承继你教导的功绩，都能继承你作为左右辅佐训导的美好品德，实行纯一的行为，不沉迷于酒，而相率播种黍稷，奔走服劳，不敢稍有懈怠，竭力侍奉他们的父亲和兄长。农事之余，又开始牵着车牛远行服役，从事商贾之事，获取利润以孝顺供养父母。这样就是在家能努力耕种，在外能从事贸易，而其利益又不据为己有，而是以尽孝为念，所以父母得到子女的供养，自然想要私下庆贺欢喜，就可以自己洗涤洁净而丰厚地准备酒食。所谓“致用酒”，就是用酒来达成其用途。这个意思大概是说，百姓作为百姓，必须能为父兄勤奋从事农商之事，直到财物有余用，而父母有欢庆之心，才可以用来饮酒。众士中有正长统领他们的人，以及众伯和君子，是他们的长官。成王说，众士的正长、众伯君子以及你康叔，如果能常常听从我的教训之言，那就是不敢以酒为娱乐，而能大大地进于老成之道，无愧于为君之道，有可以饮食醉饱的道理了。所以成王于是深思熟虑而告诫康叔说：你如上面所说，那就是能长久地自我观察反省，行动必考察中道之德。你大概能进用馈食以祭祀祖先，说不沉迷于酒而考察中道之德，是能长久保持祭祀的缘故。成王说这个，大概是说康叔能保持祭祀，就可以因祭祀而用酒自我娱乐，这是用来自助而得到逸乐。这样才确实算是王家治事的臣子，而天心也顺从你的大德，降下福佑帮助，使你长保富贵，而不被遗忘在王家。大概君主防止邦国，百姓防止德行，都以酒为祸患，那么考察中道之德而天顺从的，也是理所当然的。林少颖说这篇前面说：“君主防止邦国、百姓防止德行，都是酒造成的祸患。只想要爱护土地物产而统一德行，不容许稍微留心于酒，而这却让妹土的百姓自己洗涤洁净，准备酒食。他们的臣子也得以饮食醉饱，难道是禁止之后又开放吗？”大概饮酒是人的情感所不能避免的。先王难道厌恶它吗？所厌恶于饮酒的，是因为没有德行来配合它。如果让他们能耕种服役经商，以尽孝养，自我长久观察反省，以考察中道之德，那么他们饮酒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就像喜好财货不可以做，但如果所居之处有积仓，出行有裹粮，那么有什么可忌讳喜好财货的呢？喜好美色不可以做，但如果内无怨女，外无旷夫，那么有什么可忌讳喜好美色的呢？大概违背人情所不欲而强迫他，就难以用力；顺从人情所欲而引导他，就容易成功。卫国遗民习惯沉迷饮酒的风气，所以用饮食醉饱与洗涤洁净准备酒食来告诫他们。大概是说“你们能如上面所说，然后饮酒，那么我何必苦苦强行禁止呢？”

王说：“封，我西土辅助前往的邦君、御事的小子，尚能运用文王的教诲，不厚于酒，所以我直到今天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

这是成王再次叙述文王因为不厚于酒而拥有天下。我西土是指文王，说我文王当时在西土以教化辅助往日的邦君以及诸治事的臣子和治理庶民的小子，就是前面告诫众邦众士说“祭祀用酒”和告诫小子说“不要常饮酒”的那些。只有文王辅助的人是这样，所以当时大概都能运用文王的教命，不厚待酒，即不把酒看得厚重而轻视它。所以我周家之所以直到今天承受商命而拥有天下，都是因为文王能禁止百姓不厚待酒所导致的。成王说这个，大概是想要康叔仰慕文王而严格地收敛百姓，这样就可以长保国土了。

王说：“封，我听说只有说：在过去，殷商的先哲王引导敬畏天明的显道，小民经常德行秉持智慧。从成汤一直到帝乙，成王敬畏辅佐，只有御事的人辅助有恭敬，不敢自闲自逸，何况说他们敢崇尚饮酒？越是在外服的侯、甸、男、卫、邦伯；越是在内服的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是在百姓里居的，没有敢沉迷于酒的。不只是不敢，也是不暇。只有帮助成王德行显明，越是在尹人只辟。”

这是成王又举出他所听说的商先哲王及其臣子不敢厚待酒的事来告诉康叔。我听说只有说，是指所听说的只有这种说法。成王大概是说我这样说大概是听之于古，不是自己的私言。在过去殷商先哲王引导敬畏天明显道小民，是指商的先智哲之王能启迪天人之理，即阐明它。只有他们能阐明天人之理，所以上能敬畏天的显道，下能敬畏小民的难保。只有致力于经常其德行而不敢稍有改变，秉持其智慧而不使稍有迷惑。只有他们这样，所以从成汤一直到帝乙，所以成王

译执政的关键，只在于敬畏那些辅佐君主的宰相大臣。因为君主若能知道上天和百姓是值得敬畏的，就一定会敬畏辅佐自己的大臣。只有那些轻慢上天、怠慢百姓的君主，才会把辅佐的大臣看得像泥土草芥一样微不足道，哪里还会尊敬他们并采纳他们的言论呢？只有商朝的先王能够敬畏宰相，所以当时凡是担任治理事务的臣子，他们在辅佐君主时都怀有恭敬的诚心，从早到晚都在为公事操劳，不敢稍微让自己宽闲安逸，更何况敢崇尚饮酒呢？这大概是总说商朝的各位大臣不敢沉溺于酒。从这以下就逐一详细列举。所谓“越在外服”，是指在王畿之外有服事职责的人，也就是侯、甸、男、采、卫等众国的君长。所谓“越在内服”，是指在王畿之内有服事职责的人，也就是百官的僚属、众官的长官及其副职，以及服事尊官的人，还有百官中因任职而居住在乡里的族姓之人。所有这些内外官员，没有一个人敢沉溺于酒。湎，是指沉迷于酒而神色显露在脸上。不仅是不敢沉溺，而且心中想着职事，也没有空闲去饮酒。然而他们之所以没有空闲，也是在于协助成就君主的使命，使君主明白端正人心、敬重法度的道理。林少頴说，不敢是因为有敬畏之心而不敢放纵，至于没有空闲，则是即使有人引诱他去饮酒，他也不会去做。这个说法非常正确。

译我听说，当今嗣王纣沉溺于酒，他的政令无法彰显于百姓，只安于结怨而不肯改变。他大肆放纵，沉湎于违背常理之事，因贪图享乐而丧失了君主的威仪，百姓没有不因此感到伤痛。他荒淫无度地饮酒，不仅不能自我节制，反而放纵心意，凶狠暴戾，连死亡都不畏惧。他在商都造作罪孽，导致殷国灭亡，却毫无忧患之心。他不以美德馨香之祭告慰上天，反而大结民怨，与众臣一同纵酒，使腥秽之气上闻于天。所以上天降下灾祸于殷，对殷毫不爱惜，只因他逸乐过度。上天并非残暴，只是纣自己招致了罪祸。

成王说：“封啊，我不只是这样多次告诫你。古人有句话说：‘人不要以水为镜，而应以民为镜。’如今殷商已丧失天命，我怎能不以此为鉴，来安抚时局？我只说：‘你要谨慎对待殷的贤臣，以及侯、甸、男、卫等诸侯。何况太史、内史等亲近之臣，以及百官中的贤者。何况那些与你共事的人，无论是居尊位而闲暇的，还是居卑位而治事的。何况你的同僚，如掌九畿之法的圻父（司马）、掌稼穑以厚民生的农父（司徒）、掌度地以居民的宏父（司空）。尤其你要严格管制饮酒。’”

译这三卿地位尊贵，所以与康叔是同等地位的人。康叔难道可以不坚固谨慎吗？成王这个意思大概是说，从殷朝的贤臣推究上去，直到这三卿，都是康叔所应当警惕谨慎的，你难道不可以用刚毅来制约他们纵酒的过失吗？所以接着说：“况且你更要刚毅地制约饮酒”，大概是说，何况是你自身，尤其应当刚毅地制约饮酒。

译有人曾告诫说：“对于聚众饮酒的人，你不要让他们逃脱。全部逮捕拘禁并押解到周地，我将处死他们。”又考虑到殷商遗民沿袭的旧习，那些臣僚和百工沉湎于酒，不要杀他们，暂且只对他们进行教化。如果有明白的祭祀用酒，他们却不听从我的教诫，不体恤我一个人的心意，不使他们的行为纯洁，这就等同于杀他们。成王说：“康叔，你应当常听我的告诫，不要让那些管理民众的官员沉湎于酒而不自知。”

成王既然已经让康叔严格制定禁酒的法令，因此又详细告知康叔制定禁酒法令的用意，说：“如果有人告诉你：‘现在有人聚众饮酒，你应当广泛设立方略，不要让他们逃逸，全部逮捕拘禁并押解到周地，而我将处死他们。’这大致是说不可聚众饮酒，如果聚众饮酒，就不问彼此，都应当处死。然而成王又担心康叔滥杀，所以又告诉康叔，聚众饮酒固然可以处死，但如果殷纣王所引导的那些臣僚和百工沉湎于酒，这是沾染了纣王的恶习，不能立刻革除，所以还不能立即处死，只是不要杀他们，暂且只对他们进行教化，说：‘有这些酒，是为了明洁而用于祭祀，不是为聚众饮酒准备的。’这正像文王告诫各国众士，说祭祀要用酒一样。如果这样教化他们却不听从所教的话，那就是对我一个人的话毫不体恤，肆意沉湎而不自洁，只是从事饮酒，这时才可以和聚众饮酒的人一同处死。”成王既然教导康叔治理聚众饮酒的方法，所以又告诫康叔说：“你应当听我谨慎告诫的话，不要让那些管理民众的官员沉湎于酒而不自知。”这大概是深深责备康叔，让他自己不要纵酒。先儒将“辩”解释为“使”，其言辞不费解，其道理很明白，只是不知道出处。然而安国采集经文确立训诂，必定有来源，所以特别采纳他的说法。如果王氏将“勿辩”解释为“司民湎于酒”，认为你管理民众的官员沉湎于酒，就用政治来治理，不再为他们辩解，解释为无罪，这些都是迂回曲折，所以不敢采纳。

梓材。成王说：“康叔，通过你的民众和臣僚通达于卿大夫之家。通过你的臣僚通达于王，这就是邦君的职责。你如果常说：‘我有师法，司徒、司马、司空、尹、旅。’说：‘我不严厉杀人，也是我的君主首先恭敬地慰劳民众。因此前往恭敬地慰劳民众，因此前往惩治奸宄杀人者，以及杀人后逃亡经过各家者，都宽恕他们。因此也看到我的君主行事，伤害败坏他人者，也宽恕他们。’王开启监国的大臣治理民众，说：‘不要互相伤害，不要互相虐待，要尊敬孤寡，要爱护妇女，合宜宽容。’王效法邦君和办事的官员，他们的命令如何引导养育、引导安适？自古以来的王像这样监国，没有偏离正道。

林少颖说这篇大概是管叔、蔡叔、武庚被诛杀后，其余党同谋作乱的人还有存在的，成王想要让康叔包容瑕疵，一切不问，用德行感化他们，不需要动用刑罚，所以又用这些话告诉他。这篇名为《梓材》，大概是因为篇内引用比喻告诫康叔的有三点：考察田地、建造房屋、制作梓材。史官一时选取其中一种说法作为简编的区别，没有其他含义。这个说法很对。成王说：“康叔，通过你的民众和臣僚通达于卿大夫之家，通过你的臣僚通达于王，这就是邦君。”这是成王将要告诉康叔下面的话，先举出这句话作为断语，表明邦君的职责，下通于卿大夫之家，上通于王。邦君在这里实行，卿大夫之家必定在那里效仿，而人君也必定喜欢。那么这几句话是当时有这样的说法，成王引用它作为话语的断语，不是说责备康叔让他用臣民通达于卿大夫之家，用臣僚通达于王。那么这里所说的臣民，是说凡是作为臣僚和民众的人，不是指康叔的臣民而言。这个意思大概是说凡是作为邦君的人，上面有王，下面有卿大夫之家，情意不通达于卿大夫之家，就无法安定在下者的心；情意不通达于王，就无法结纳在上者的心。所以应当用国内民众或他的臣僚，通达其德意志虑于卿大夫之家，卿大夫之家就是卿大夫的家，孟子所说的巨室。巨室所仰慕的，一国都仰慕。所以通达于巨室，那么一家就安定了。又用国内的臣僚，通达国内的情伪于王。这样那么诸侯的情意，上通于王，下通于卿大夫之家，而诸侯的职责就尽到了。所以说“这就是邦君”。成王引用这个，大概想要表明诸侯居于上下之间，如果有作为，没有不效仿的。所以接着说“你如果常说：我有师法，司徒、司马、司空、尹、旅说：我不严厉杀人，也是我的君主首先恭敬地慰劳民众，因此前往恭敬地慰劳民众，因此前往惩治奸宄杀人者，以及杀人后逃亡经过各家者，都宽恕他们。因此也看到我的君主行事，伤害败坏他人者，也宽恕他们。”是说康叔你能顺应民众的常性，并且说：“我对民众中不孝不友的人不诛杀，而一定用教化顺应他们的常性，这不是我自己做的，我确实有所师法。”大概是说成王告诉康叔有不孝不友的人，只应当无不恭敬地遵循常典，不应当用刑罚率意杀人。所以成王在这里又重申前面的话，说“你如果能以顺应民众常性为务，并且说：我有所师法，说是师法王以前所告诉的，那么你国的三卿司徒、司马、司空以及众官之长与众大夫都说：‘我们之所以不敢暴厉而杀人，不是我们自己能这样做，也是我们的君主不以杀人为事，而能首先恭敬地慰劳民众，所以我们前往治理民众，也以恭敬慰劳为事。我们前往治理民众，对于作奸犯科者、杀人者，以及杀人后逃亡经过各家者，都宽恕他们。这也不是我们自己敢这样做，也是看到我们的

译君主对于从事杀害、祸害百姓的人，尚且宽恕他们，所以我才敢宽恕。」这正是说，如果诸侯在上位能亲身践行美德，那么在下面做卿大夫的人，没有不效仿并效法他们的。成王既然说了诸侯的所作所为，下面的人无不效仿，所以又说了王者设立诸侯的用意。诸侯各自监察一个国家，所以称为「监」。成王说，王者之所以启立那些监察国家的诸侯，其治理主要在于为民罢了，而他告诫的话，只是说：「不要互相残害，不要互相暴虐。百姓中的鳏夫寡妇，应当恭敬对待而不怠慢；百姓中的妇女，应当维系归属而不忘怀。」合并用这四件事，来包容这些百姓罢了。成王既然列举了王者告诫诸侯的话，来告诉康叔，所以又说了王者之所以如此恳切地要求邦君和治事之臣取得成效，他的命令究竟有什么用呢？只是希望百姓长久地生长、长久地安定罢了。自古以来的王者都是这样启立诸侯来管理百姓，不需要使用刑罚。详细考察成王的这个用意，确实是认为殷商百姓长久沾染纣王的恶习，不能立刻用刑罚逼迫他们，只应当用教化逐渐感化他们，使他们自己归于善良。这大概就是成周之所以达到忠厚极致的原因吧？

译周公说：“譬如治理田地，先前已经勤勉地开垦荒地，如今就应当整治田垄沟渠。譬如建造房屋，先前已经勤勉地筑起墙垣，如今就应当涂抹泥灰、铺设茅草。譬如制作梓木器具，先前已经勤勉地砍削加工，如今就应当涂上丹漆彩绘。如今成王说：‘先王已经勤勉地运用明德来安抚各方诸侯，使他们像兄弟一样前来朝享；后来效法先王的典章制度，会集诸侯，盛大朝享。’皇天已经把中原的百姓和疆土授予先王，因此成王只应当运用德行，以和悦之心安抚先后迷误的百姓，使他们喜悦，先王承受天命时就是这样鉴察的。周公说：‘想要达到万年的长久，只有王的子孙后代永远保护百姓。’”

成王在上面已经告诫康叔，让他以优柔防范、宽大的道理，去安抚商朝那些顽劣的百姓，言语不足以表达，所以这里又借助比喻来显示我的意思，只说：“如今你康叔作为监国来治理百姓，譬如治理田地，‘稽’就是治理，指治理田地。先前已经勤勉地遍布开垦，除去杂草，就像现在的杀田一样，使得稂莠不能扰乱禾苗。如今就应当陈设那些修治的事情，比如施肥等类，又划定田界，像现在的田埂一样，挖掘沟渠，像现在田间通水的小沟一样。又譬如人建造房屋，先前已经勤勉地立起墙垣城郭，内外有了界限，可以抵御侵犯。如今就应当涂抹泥灰，指用泥装饰，应当铺设茅草，指覆盖屋顶。又譬如人治理梓木材料来制作器具，先前已经勤勉地砍削加工了，如今就应当涂上丹漆彩绘来粉饰，‘雘’是颜色的名称，有青色，有朱色，这里说的丹雘是指朱色的彩绘。”这三段大概是指三监勾结武庚离间王室，周公已经兴师仗义诛讨了他们，就像田地已经开垦、房屋已经筑墙、梓材已经砍削一样。如今康叔只应当修明典章，建立纲纪，来维持藩屏的装饰，这就如同田垄沟渠、涂抹泥灰、丹漆彩绘的功效。苏氏说田地已经开垦，房屋已经筑墙，器具已经砍削，只应当因循旧制守成并加以润色，不应当再有建立图治的举动，这个说法是对的。王氏等儒者都分别对每一节进行解说，用治理田地比喻清除污秽，用建造房屋比喻划定疆界，用制作梓材比喻制定典章，都是穿凿附会的说法。既然举出这三段来告诫康叔，又接着说如今成王只说：“那么这所谓的如今成王究竟是谁呢？”林少颖说这三篇著作，虽然是周公在摄政之日称王命来告诫他们，但实际上都是周公叮咛的话语，所以《康诰》说“朕其弟”，这篇说“王启监”、“王惟曰”、“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大概在他告诫时，不能不正君臣的名分，所以称王。如果说这样，那意思都出于周公，所以用弟弟称呼康叔，又指着王来说。这个说法非常恰当，那么这所谓的“如今成王只说”，大概是周公既然用上面三段来告诫康叔，所以举出成王的意思告诉康叔，说如今的意思只说：“先王文武之时，已经勤勉地在上运用明德，来安抚各方诸侯，使他们作为辅佐，所以诸侯在下朝享，也都相亲相比，像兄弟一样亲密，各方都来，也都运用明德。”这个意思大概是说先王之时，在上做君主的就用德行覆盖天下，在下做诸侯的也用德行治理他们的国家，都任用德行而不任用刑罚，这也是想要康叔只运用德行。又接着说后来效法典章会集诸侯盛大朝享的，这“后”是指成王。周公对成王说：“先王之时，上下都运用德行，如今我君主只效法先王的旧典，会集众邦大大地来朝享。”上也像先王之时，上下都运用明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天已经把中原百姓和疆土授予我先王，是一个百姓没有不是王的臣民，一尺土地没有不是王的国土。所以我继位的君主只应当只运用德行，以和悦之心安抚先后迷误的百姓。陈莹中说：“先迷误的百姓，是纣王的百姓；后迷误的百姓，是武庚的百姓。”大概先后迷误的百姓长久沾染恶习，不能用刑罚立刻胁迫他们顺从，只应当用德化来和协他们，使他们怡然自得地感化。这样那么所推行的政治就向上符合先王，而先王的心安得不高兴？这就是能够慰悦先王承受天命的原因。周公既然举出成王的意思详细告诉康叔，所以感叹说：“罢了！如今应当这样监国只遵循常道。”自说想要达到万年的长久与王的子孙长久共同保护这些百姓而已。这“惟王”像《禹贡》说：“厥贡羽毛惟木之惟同”，指羽毛和树木。那么这说想要达到万年的长久，只有王的子孙后代永远保护百姓，大概是说万年的长久以及王的子孙共同保护所有的百姓。

召诰

成王在丰邑，想要定都洛邑，派召公先去相度宅地，作了《召诰》。

丰是文王所建都城，文王的宗庙在那里。当时成王将要营建洛邑，所以前往丰邑告祭文王宗庙。已经告庙，就派召公在周公之前前往洛邑相度所居之地。周自成王即位以来，当时周公摄政已经七年，意思是在营建洛邑之后，就归还政权给成王。召公认为王将要亲自总领万机，想要他戒慎恐惧，以祈求上天永命，所以告诉王历年享国的长短，没有不是自己寻求的。这本书由召公所作，所以称为《召诰》。然而序言只说成王在丰，想要定都洛邑，派召公先去相度宅地，作了《召诰》，而没有提到告诫成王的意思，大概是因为序言只说其略。作洛是周公的意思，而说成王，就像封康叔作《康诰》一样，周公也说成王，大概臣子举事，不能不引

译而归于君主。林少颖说周朝从后稷被封于邰开始，《诗经·生民》中“在邰家室”说的就是这件事。后稷的儿子不窋逃窜到戎狄之中，到了公刘能够继承后稷的事业，百姓都归附他，于是开始在豳地建国，《诗经·公刘》中“豳居允荒”说的就是这件事。太史公说公刘的儿子庆节在豳地建国，这是错误的。公刘虽然在豳地建国，但那里西边靠近戎人，北边靠近狄人，所以他的十世孙太王被狄人侵犯，太王不忍心让百姓去战斗，于是离开邠地，翻越梁山而在岐山建邑，《诗经·绵》中“至于岐下”说的就是这件事。文王起初还住在岐山，等到攻克崇国后，才开始迁到丰地，《诗经·文王有声》中“作邑于丰”说的就是这件事。文王又从丰地迁到镐京，《诗经·文王有声》中“宅是镐京”说的就是这件事。邰地在汉代右扶风斄县，豳地在扶风栒县豳乡，岐地在扶风美阳县岐山，丰地在扶风霸县丰水，镐地在长安西南昆明池，也就是镐陂。岐山在邰地西北五百里，豳地又在岐山西北四百多里，丰地在岐山东南三百多里，镐地在丰地二十五里，这都是由西向东。武王攻克商朝后，将九鼎迁到洛邑的郏鄏，他的意思是不想再住在镐京了。史书记载武王说：“让我南望三涂山，北望岳鄙，回望有黄河，远望有洛水和伊水，不要远离天室。周朝住在洛邑，然后才离开。”这是住在洛邑，是武王的本意。武王虽然有住在洛邑的志向，但他攻克商朝时，天下尚未安定，他就去世了，成王年幼即位，周公摄政。三监肆意做出不法之事，离间王室，周公正率领军队讨伐叛乱，左支右绌都来不及，营建洛邑的事还来不及做。等到他摄政七年，周公制礼作乐，以达到太平，将要归还政权给成王，所以营建洛邑，以完成武王的遗志，然后才归还政权。然而周公虽然营建了洛邑，只是安置九鼎，并在此防备诸侯。至于万乘之君，则常住在镐京。《诗经·车攻》赞美宣王，再次在东都防备诸侯，这说明在宣王之前，防备诸侯实际上就在这里。到了幽王被犬戎所杀，平王才开始东迁洛邑居住。太史公说学者都称周朝伐纣后定都洛邑，其实不是这样。武王营建洛邑，成王让召公占卜安置九鼎，而周朝又定都丰镐。直到犬戎打败幽王，周朝才东迁到洛邑。这是在成王时营建的，而定都则是从平王开始的。然而周公营建洛邑有两处，瀍水以西，建立作为都城，安置九鼎，称为郏鄏，也称东都，也称王城。瀍水以东，用来迁徙顽民，使他们靠近王室，以驯服他们的心，称为成周。《汉书·地理志》河南郡河南县注说：“这是郏鄏之地，成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营建作为都城，这就是王城。”直到平王居住在这里。洛阳县注说：“周公迁徙殷朝顽民，这就是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晋国在狄泉会盟，因为那里大成周之城，居住着敬王。大概王城和成周，虽然已经营建但并未定都。幽王遭遇犬戎之祸，平王才迁到王城。到了敬王与王子朝争夺王位，王子朝的党羽多住在王城，所以敬王才开始定都成周之地。在敬王以前，未建为都城，到敬王才开始居住。这就是晋国会合诸侯而成都的原因。王城、成周虽然都在洛地，但王城在西，成周在东。所以王子朝在王城，称为西王；而敬王在成周，称为东王。

译召公说：二月十六日之后过了六天，即乙未日，成王早晨从镐京出发，于是到达丰邑。太保召公先于周公前往洛邑相度宅址，等到三月初三日丙午日，月亮初现微光。过了三天，即戊申日，太保早晨到达洛水之滨，占卜宅址。既然得到吉兆，就开始规划营建。又过了三天，即庚戌日，太保于是率领众殷民在洛水北岸整治宫室基址。过了五天，即甲寅日，基址建成。次日乙卯日，周公早晨到达洛水之滨，于是全面视察新邑的营建情况。过了三天，即丁巳日，在郊外祭祀，用牛二头。次日戊午日，在新邑祭祀社神，用牛一头、羊一头、猪一头。过了七天，即甲子日，周公于是早晨拿着册书，命令众殷民中的侯、甸、男、邦伯。既然已经命令了众殷民，众殷民就大力劳作。

这“召诰”二字，是竹简上原本标出的篇名。根据《汉书·律历志》记载：“周公摄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为望日，再过六天得到乙未日，就是《召诰》所说的‘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又三月甲辰朔，初三日丙午，就是《召诰》所说的‘丙午朏’。大概古代称每月初三为朏，意思是月亮开始发光的日子。”这篇文献记载成王到丰邑，是在二月乙未日；召公到洛邑，是在三月戊申日；而之所以先提到望日和朏日，唐代孔颖达解释说，制定历法的人必须先确定朔日和望日，所以史官在叙述望日之后的事情时，必须先记下望日；在叙述朏日之后的事情时，必须先记下朏日，就像现在的人要说某日，必须先说朔日一样。大概周公摄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十六日是望日，实际是庚寅日，过了六天，是这个月的二十一日，实际是乙未日。这一天成王于是早晨出行，从镐京于是到达丰邑，之所以到丰邑，是因为文王的宗庙在那里，将要营建洛邑，所以到丰邑禀告此事。丰邑距离镐京二十五里，所以早晨从镐京出发，就可以到达丰邑，不需要耽搁时日。成王到达丰邑，禀告宗庙，于是太保召公先于周公出发，前往洛邑，相度居住的地方。等到三月，丙午日是朏日，过了三天戊申日，太保早晨到达洛邑。所谓卜宅，是说召公既然在二月二十一日离开丰邑，于是顺路而来，意思是接连不断地前来，中间没有停留滞留，到三月初三日丙午日，月亮初现光明之日，又过了三天，是这个月的五日，干支是戊申，太保于是早晨到达洛邑。这是太保从二十一日离开丰邑，历经十四天，才到达洛邑。太保到达洛邑后，于是立即占卜居住的地方，如《洛诰》所说“我在河之北黎水旁占卜，我又在涧水东、瀍水西占卜，我又在瀍水东占卜”，就是这里所说的卜宅。占卜得到吉兆后，于是才开始规划朝市、宗庙、郊社的位置。到了第三天，是这个月的七日，干支是庚戌，太保于是率领众殷民整治所规划的位置于洛水之北，必定使用众殷民，是因为洛邑在东方，距离殷地较近，所以在近处使用他们。整治了五天，是这个月的十一日，干支是甲寅，所整治的位置，其规模都建成了。建成后的第二天，是十二日，干支是乙卯，周公于是早晨到达洛邑，《洛诰》所说“我于乙卯早晨到达洛师”就是这里。周公到达洛邑后，于是全面视察新邑所营建的地方，即太保所营建的位置。周公全面视察之后，过了三天是这个月的十四日，干支是丁巳。于是用牺牲在郊外祭祀，用两头牛，是因为郊祀是用来礼敬天地的。祭祀天地后，第二天戊午日，是这个月的十五日。于是又在社神处祭祀，用一头牛、一只羊、一头猪，这是太牢的礼仪。这些都是禀告营建洛邑的事情。营建洛邑的事，召公先相度，又整治位置，而规模都建成了。周公全面视察后，禀告天地社稷。于是过了七天，是这个月的二十一日，干支是甲子。周公于是早晨拿着册书，命令众殷民中的侯、甸、男、邦伯。大概营建洛邑时，殷地的众诸侯各自率领部属到来，等待役使，所以周公于是用册书命令他们，让他们去劳作。邦伯即州牧，掌管诸侯的人。王氏说周公用册书命令邦伯，邦伯就用周公的命令去命令诸侯，这种说法有道理。周公既然命令了众殷民，所以众殷民都大力劳作去赴功。这大概是周公的诚意感动了他們。林少颖说成王营建洛邑，大概是因为殷民顽固将要迁徙，以便靠近王室。现在召公率领他们整治位置，而位置建成。周公用册书命令他们而大力劳作，虽然殷民难以教化，还是这样，那么他的说法关于如何使民可知了。谁认为这是苛刻呢。召公的营建，从戊申到甲寅共七天。周公随后到达，从乙卯到甲子共十天。总计起来，自成王乙未日到丰邑，到甲子日共一个月罢了。历经多年的功业在一个月之间完成，这难道是后世能比得上的吗。

太保于是率领众邦国的长官出来，取出礼物，又回去，赐给周公说：“拜手稽首，传达成王和周公的诰命给众殷民，以及你们的办事人员。”唉！皇天上帝改变了他的长子，这个大邦殷的命数，只有成王承受天命，没有穷尽的只有喜庆，也没有穷尽的只有忧虑。唉！怎么能不恭敬呢？天已经远远终结了大邦殷的命数，这些殷的许多先哲王在天上，以及后来的君王和民众，这些服从天命的人，他们的最终智慧隐藏，弊病存在。那些知道保护、怀抱、扶持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哀痛呼告上天，逃亡出去被执拿的人。唉！天也哀怜四方的民众，他的眷顾命数用来勉力。

太保已经

译召公见到周公，拿着成王的命令去告诫殷商遗民，于是殷商遗民大力劳作。召公高兴于周公的忠诚如此感人，便带领各诸侯国的首领出来，收取他们的币帛。收取之后，又从外面再次进入，将这些币帛赏赐给周公。召公拱手跪拜，向周公表达敬意。林少颖认为，武王攻克商朝后不久便去世，成王年幼继位，而管叔、蔡叔、霍叔挟持武庚来离间王室，周朝的局势岌岌可危。幸好周公摄政，向东征讨后，便制礼作乐，建立法度，在七年之间，政事没有不举行的，而民心归附周朝更加稳固。周朝的根本才开始有了泰山般的安全。在这个时候，即使周公归还政权，而成王总揽万机，也可以无忧无虑。然而周公认为，武王有营建洛邑、定鼎天下的志向未能实现，不能不完成武王的志向然后再归还政权。所以直到第七年才大规模营建洛邑，用其中一处作为定鼎控制诸侯的地方，用另一处作为迁徙殷商顽民的地方。于是这才归还政权。召公的意思是，辅佐成王以安定天下，这是周公的功劳；营建洛邑以完成武王的志向，也是周公的功劳。所以率领诸侯向周公致礼，以归功给周公。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召公已经将币帛赏赐给周公，并拱手跪拜以表达敬意，于是陈述说成王今天也应当顺应周公告诫殷商遗民的意思，敬慎自己的心志，以率先天下，从治理事务的臣子开始。所以说“成王应当像周公那样告诫殷商遗民以及从您身边的办事大臣开始”。大概庶民是最顽固的。营建洛邑是最大的事情。用最大的事情役使最顽固的百姓，而周公仅仅用文书告诫，就能使他们大力劳作以成就功业。这不是他平日极致的诚敬谨慎的德行极大地感动了人，怎么能立刻达到这种地步呢？所以召公在这里特别陈述成王今天应当顺应周公这告诫殷商遗民的意思，敬慎自己的德行，以率先天下，从治理事务的臣子开始。用《洛诰》告诉周公，在乙卯日到达洛邑，于是占卜河之北岸与涧水、瀍水之间。得到吉兆后，就派使者向成王进献占卜的结果。这是成王在正式营建洛邑的时候，实际上在镐京，不曾到洛邑。不曾到洛邑而召公说“成王”，并不是说在成王面前陈述。大概是召公在洛邑陈述成王今天应当这样做，将文书进献给镐京的成王。就像《洛诰》前一篇，从周公到“拱手跪拜说‘我回复给英明的君主’到‘派人来带着地图和进献占卜结果’”，这是周公在洛邑派使者报告占卜结果，用这些话报告给成王所在的地方。是他的话也在洛邑陈述而进献给成王所在的地方。现在读他的书，叮咛恳切，也像是在成王面前陈述一样。召公既然对成王说，应当顺应周公这告诫的意思，从今天开始，所以感叹着说：“皇天上帝，改变了他的长子，这大国殷商的命运。”元子指的是纣王。纣王虽然不是长子，但微子是庶出，纣王是嫡子，所以也可以称为元子。召公说上天改变了纣王，这大国殷家的天命。天命长久属于殷商，现在改给了周朝。上天既然改变了纣王的天命，而现在的成王实际上承受了它。观察殷商之所以兴起，以及它之所以灭亡，那么今天可以说有无穷的美好，也有无穷的忧虑。只因为美好的方面是这样，而忧虑的方面也是这样。所以召公在这里又感叹着说：“呜呼！怎么能够这样呢？”“曷”音基，曷就是何。曷其当？就像《礼记》说“何居”，《诗经》说“子曰何其”，还是说“何哉”。大概是召公感叹说：“何哉？君主怎么不敬呢？”殷王纣因为不敬的缘故，上天已经远远断绝了大国殷商的天命了。难道可以不敬吗？召公既然说商纣失去天命是由于不敬，所以又说商朝先代圣王的精魂在天，他们的恩德深远，所以后来的君主和百姓，认为纣王自身和纣王的百姓之所以能承受天命。怎么最终不能在为君之道上做到敬，斥退君子而智者以至于藏匿，信任小人而祸害百姓的人以至于在位。天下的百姓不忍心遭受荼毒，人们于是抱着他们的孩子，牵着他们的妻子，向哀苦呼告于上天，而纣王又前往他们逃亡的地方拘捕他们。纣王的残酷暴虐，所以上天也哀怜四方的百姓而眷顾他们，命令以努力于敬德的人，也就是我周家。这大概是召公特别阐明前面所说“上天已经远远终结大国殷商的天命”的意思，以显示殷商先代圣王的恩德虽然深厚，纣王因为不敬，不能挽救其灭亡。

译王啊，你要勤勉地敬重德行。考察古代的先民，夏朝的时候，上天启迪并顺从禹，使他以父传子的方式保有天下，禹也当面考察上天所顺从的旨意，认为上天让他传位于子，禹就顺从上天而传位于子。如今到了桀的时候，他不能敬重德行，虽然凭借禹留下的余庆，也不能挽救，所以丧失了上天的使命。如今考察商朝，上天启迪并顺从汤，使他以格天之功保有天下，汤也当面考察上天所顺从的旨意，认为上天让他以格天之功拥有天下，汤就顺从上天而以格天之功拥有天下。如今年轻的成王继承大统，就不要遗漏那些长寿的老臣，说：“要考察我们古人的德行，况且他们能够考察谋划上天的旨意。”

太保已经说过，纣王因为不敬德行的缘故，虽然享有先代圣贤的余庆，仍然不能长久保有天命，所以又说成王确实不可以不勤勉于敬重德行，希望他勤勉敬德，所以又举出夏商存亡作为鉴戒，相视就是考察的意思。先民就是说古代的先人，谓我尝相视古之先民，夏朝的君主指的是禹。禹只因为敬重德行，所以上天启迪他，让他以父传子的方式保有天下，而禹也能当面考察上天所顺从的旨意，说上天让他传位于子，禹就顺从上天而传位于子。如今他的孙子桀不能敬重德行，那么即使凭借禹的余庆，也不能挽救，所以丧失了上天的使命。夏朝的事情既然这样了。如今又考察商朝，指的是汤。汤能敬重德行，所以上天启迪他，让他以格天之功保有天下，而汤也能当面考察上天所顺从的旨意，说上天让他以格天之功拥有天下，汤就顺从上天而以格天之功拥有天下。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个“格”字是“革”字，说古字多通用，说自从尧舜多禅位于贤人，到禹上天开始启迪他让他传位于子，自从尧舜禹都揖让而兴起，到汤上天开始启迪他让他革命，这极有道理，只是格、革二字未见通用的明确说法，所以不敢决然遵从，总之远胜前说。召公这个意思，上天对于禹、汤，并非本来偏爱他们，上天对于桀、纣，并非本来厌恶他们，只在于敬德与不敬德而已，希望成王知道所应鉴戒的。召公既说夏商因敬德而兴，因不敬德而亡，所以说如今成王以年幼之身继承大统，就不要遗漏那些长寿的老臣，大概老成之人多识前言往行，可以考察古人的德行，而又通晓天理，所以可以考察谋划上天的旨意，这就是召公说“就不要遗漏长寿的老臣”说：“要考察我们古人的德行，况且他们能够考察谋划上天的旨意。”大概说老成之人，不仅可以用以考察古道，况且可以用以考察天理。

唉！有王虽然幼小，却是嫡长子啊！他大能和悦小民。如今休美，王不敢怠慢，用来顾视畏惧民情的险恶。王来继承上天，在土中自行施政。周公说：“要建造大邑，要从此配享皇天，谨慎祭祀上下，要从此在土中治理。”王有成功的天命，治理百姓。如今休美，王先训服殷朝的办事之臣，使之亲比介助于我们周朝的办事之臣，节制邪性，每天前进。

召公又感叹说，有王指的是王，犹言有邦国。召公说成王年纪虽然幼小，却是武王的长子，他大能和悦小民，那么今日就有休美，不待持久了。王必须不以此事为后用的，说以此事为先，所以必以此事为先，因为人君应当顾视而畏惧民情的险恶。大概民犹如水，既能载舟，亦能覆舟，不可不畏惧的缘故。王来继承上天，在土中自行施政，这大概是召公将引用周公的话，所以先说王将来从镐京到此洛邑，以继承天意做君主，在此土中自行施行政事。说洛地实得天地之中，而周公将归政而王自治。召公既说此，于是遂引周公的话，说周公当时欲作洛邑，也曾自谓作此大邑，将使成王从此配天为君。所谓配天，说天在上为群物之祖，君则配之在下为万邦之君。又从此谨慎祭祀上之天神，下之地祇。又说从此土中致治，那么王必有成功的天命，说承受上天的成功天命。说天命文武造周，到成王而成功。治理百姓如今就有休美了，这是周公平时说的话，召公举以告王。召公既举周公的话，于是又说成王今日治理此新邑，应当如何呢？只应当先训服殷朝治事之臣，使之亲比介助于周朝治事之臣。他的意思说殷民至顽，未易遽格，只应当使之习与善人处，而暗中除其暴虐，消其贪鄙而已。林少颖说周公于瀍水东作成周，以迁殷顽民，并非尽移其旧民而后使殷民居之。大概周民与殷民杂处，只因为杂处所以有殷朝治事之臣，又有周朝治事之臣。此说极然，殷朝的御事既亲比于周朝的御事，那么就是习善与善人处了。人君只应当节制其邪性，那么每天进于善了。大概殷御事之性，其始禀之于天，与周御事一样。只因为习纣之恶，习与性成，所以至于如此。如今只要能稍加裁制，那么人欲不肆，天理自明。所以说节性者，并非强其所无，以其所固有之性还以治之，去其不善而反于善，那么民自每天进于善了。所以说：“节制邪性，每天前进。”

王敬重所作不可不敬重的德行，我不可不鉴戒于夏朝，也不可鉴戒于商朝。我不敢知道说：夏朝服从天命，只有历年。我不敢知道说：不延长，只因为不敬重其德行，所以早丧失其天命。我不敢知道说：商朝承受天命，只有历年。我不敢知道说：不延长，只因为不敬重其德行，所以早丧失其天命。如今王继承承受其天命，我也只此二国命继承若功。

译召公既然已经阐明上文所说的利害关系如此，因此接着说，大王今日只应当恭敬地践行那不可不敬的德行。然而，要践行敬德，又必须以夏、商作为鉴戒。因为夏、商之所以国运长久或不能善终，仅仅在于能否敬德罢了。

召公既然说了不可不拿夏、商作为鉴戒，接着又说：“我不敢断言：夏朝承受天命统治天下，拥有长久的国运。我不敢断言：它的国运不能延长，只是因为它不敬重德行，才早早丧失了天命。”他的意思大概是说，夏朝承受天命统治天下，历经十七代君王、四百三十七年，国运长久，直到桀继位而断绝，不能延长，这些都不是我所敢断言的；只有桀不敬重德行因而早早丧失天命，这是我所知道的，所以不可不拿夏朝作为鉴戒。

殷朝承受天命统治天下，历经二十七代君王、六百二十九年，国运长久，直到纣继位而断绝，不能延长，这些都不是我所敢断言的；只有纣不敬重德行因而早早丧失天命，这是我所知道的，所以我不可不拿殷朝作为鉴戒。

林少颖认为，古人对于天命，不认为一定会有，也不认为一定没有，而常常将其归于不可测知的领域；只有在明显昭著的人为事务方面，才无不详尽地加以论述。所以召公对于夏朝国运的长久与不能延长，都说：“我不敢断言”，只说不敬重德行而丧失天命，则是确定无疑的。他的意思大概是说，夏、商国运的长短不可得知，只有不敬重德行就会丧失天命，这是明显确凿、无可怀疑的。

召公既然说了夏、商的情况如此，因此又说，如今成王继承承受夏、商的天命，我也应当思考这两个国家的天命，并继承它们的功业。因为夏、商因为敬重德行而拥有长久的国运，这都是它们的功效，成王所应当继承的就是这个。

译王如今才初次执政，唉！就像人刚出生一样，无不在于初生之时，自己给予明智的命运。现在上天或许赋予明智，或许赋予吉凶，或许赋予长久的国运。知道如今我初次执政，居住在新邑，因此希望王赶快恭敬地修德。王若能运用德行，向上天祈求长久的国运。希望王不要因为小民犯过错，就使用不合常道的刑罚，甚至敢于灭绝杀戮那些顺从的百姓，好像是有功劳一样。希望王居于德行的首位，小民才会效法君王的德行，在天下推行。于是王显扬上下勤勉忧虑的美德，说道：“我承受天命，或许能像夏朝那样长久，或许不要废弃像殷朝那样长久。”希望王通过小民来承受上天长久的国运。召公拜手叩首说道：“我虽是小臣，敢率领王的仇敌之民，以及百位君子与顺从的百姓，保全并承受王的威严命令和光明德行。”王尚未获得确定的天命，王也显扬我，我不敢自劳，只是恭敬地奉献币帛以供王使用，能够向上天祈求长久的国运。

召公在这里又说，王今日才是初次施行天子的事务，“服”指的是事务。就像人刚出生，无不在于初生之日，自己给予明智善良的命，意思是教导使其行善。大概明智的命运虽然是上天所赋予的，如果父母能以善教，使其不失去本心，也就像父母自己给予的一样。现在上天或许赋予明智的德行，或许赋予吉凶的征兆，或许赋予长久的国运。确实知道我们王初次施行天子的事务，又居住在洛邑的新邑，那么他的明智与否、国运长久与否、吉祥与否，都取决于此。然而只将吉祥与凶险并列提及，是因为召公爱戴君主到了极点，常常祝愿君主明智、吉祥、国运长久，所以不敢说不明智与不长久，只说吉凶，以此表明有吉必有凶，有明智必有愚昧，有长久必有不能延续。王运用德行来祈求上天长久的国运，召公是说王初即位，上天赋予的明智、吉凶与长久国运都决定于此，所以王在此时只运用德行，向上天祈求长久国运是可以的。所谓“祈”，不是祈祷的“祈”，而是希望他恭敬修德来祈求，就像《诗经》所说的“自求多福”一样。召公既希望成王恭敬修德以祈求长久国运，然而恭敬之心产生于不忽视，如果因为小民微小而忽视他们，那就是极大的不敬。所以召公又希望王不要因为小民有过错，就使用不合常道的刑罚，甚至敢于灭绝杀戮。大概商朝的风气颓废，使用不合常道的行为不是一天形成的，如果不先教化就立即杀戮，那就是果断地进行灭绝杀戮之事。只应当有办法治理他们，所谓治理，就是用恭敬的德行来治理。治理得好像有功劳，那么王所居的位置就在于众德之首，而小民也将效法君王，在天下运用德行，王的德行也因此因民众而显扬于天下了。上而人君既能居于德行之首，下而小民又能效法运用于天下，都能尽到他们忧虑勤勉的诚意。所以我才敢说道：我们周家承受天命拥有天下，现在可以大大地像夏朝那样长久，不要废弃像殷朝那样长久。他的意思大概是说，周朝的国运既然像夏朝，也不少于殷朝，能兼有这两代的长久国运。希望王通过小民承受上天长久国运，召公是说，我之所以这样讲，是想让成王通过这些小民承受上天的长久国运。所谓通过这些小民承受上天长久国运，就是前面所说的，王不要因为小民过分使用不合常道的行为，就敢于灭绝杀戮。大概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国运长久与否，确实在于民众安定与否。召公既与成王论述了上述言论，于是又拜手叩首，向周公致敬说道：“我虽是小臣，敢率领王的仇敌之民，指的是商朝百姓过去依附武庚叛乱，与周朝为敌；百位君子，指的是商朝众多的百官君子；以及顺从的百姓。”召公的意思是，商朝百姓过去未与周朝百姓融为一体，各有异心，现在既然营建洛邑来镇抚他们，而王又能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能够恭敬修德，那么他们的心可以必定与周朝百姓没有差异。所以召公在这里说：“我必定可以使商朝百姓都安定，承受王的威严命令有所畏惧而不敢叛乱，安受王的光明德行有所仰慕而不忍叛乱。”而王最终获得上天确定的天命，大概周朝自文王、武王奠定天命，到成王必定可以成功，所谓一成而不可改变。王既然有了确定的天命，那么王的功德也显扬于天下。召公既说王能恭敬修德，就必定能得到这个，又说：“我不敢以此作为自己的勤勉，我应当在王获得确定天命、天下既已太平之日，只奉献币帛，供王使用，使王用这些币帛昭示报答上天的恩休，再次向上天祈求长久国运。大概天下无事，人君做什么呢？恭敬奉行祭祀，以报答本源、回归初始罢了。就像《洛诰》所说：“广泛地做出穆穆的举动以迎接天命，不迷失文王、武王的勤勉教导，我这年幼的君主早晚谨慎祭祀而已。”与此意思完全相同。

尚书详解卷十九

<经部,书类,夏氏尚书详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二十

宋 夏僎 撰

洛诰

召公既已相度宅址，周公前往经营成周，派人来报告占卜的结果，于是作了《洛诰》。

这篇序言与前文《召诰》相互呼应成文。《召诰》只说太保在周公之前相度宅址，所以这里说召公既已相度宅址，周公前往经营成周。意思是召公既然已经到洛邑相度他所选的宅址，周公随后前往查看召公所卜的结果，因而又经营成周，准备迁移殷朝的顽民。既然得到了吉利的占卜，于是派使者将吉兆来报告给王。从周公拜手叩首说：“我交还您光明的君位，我在乙卯日早晨到达洛邑。我在黄河以北的黎水占卜，我在涧水以东、瀍水以西占卜，只有洛邑吉利。我又在瀍水以东占卜，也只有洛邑吉利。”派人带着地图和献上的占卜结果，这就是报告占卜的言辞。从王拜手叩首说：“公不敢不恭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