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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 摘录
儒藏夏氏尚书详解二十二

尚书详解卷二十

儒藏 · 尚书 · 已译 · 第 300–319 段

天之休。”至拜手稽首诲言,即王谢公告卜之辞也。自周公曰:“王肇称殷礼”至篇终,又是周公既营洛邑之后,归于宗周,使王往新邑相答问之辞,与前告卜之辞非一时之言也。而叙书者必总言使来告卜,作《洛诰》者,盖叙书特举大意耳,不必一一包篇意。如《尧典》载尧致治之要,其终畧言逊舜事,而序曰:“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舜典》备载舜致治之详,其首畧言受尧禅事,而序曰:“将使嗣位,厯试诸难”,作《舜典》。其他如此类甚多。此篇虽首载周公告卜之言,而后载周公归自洛与王论説之语,非告卜之言,然序特取于前所载之意,而谓使来告卜,作《洛诰》,于体亦无害。盖作序之辞,或取一端,或全意,体自不同,不足多疑也。

译“天之休。”直到拜手稽首陈述教诲之言,就是周王答谢周公并告知占卜结果的言辞。从周公说:“王开始举行殷礼”到篇末,又是周公在营造洛邑之后,回到宗周,让周王前往新邑互相问答的言辞,这与前面告知占卜结果的言辞并非同一时间所说。而撰写《书序》的人必定总括说让周公来告知占卜结果,作《洛诰》,大概是《书序》特别举出大意罢了,不必一一包含全篇的意思。就像《尧典》记载尧治理天下的要点,其末尾简略提及禅让给舜的事,而《书序》说:“将要退位,让位给虞舜”,作《尧典》;《舜典》详细记载舜治理天下的详情,其开头简略提及接受尧禅让的事,而《书序》说:“将让他继承帝位,经历各种艰难考验”,作《舜典》。其他此类情况很多。这篇虽然开头记载周公告知占卜的言辞,后面记载周公从洛邑归来与周王讨论的言辞,并非告知占卜的言辞,但《书序》特意选取前面所载的意思,说让周公来告知占卜结果,作《洛诰》,在体例上也没有妨害。大概撰写《书序》的言辞,有时选取一端,有时概括全意,体例自然不同,不值得过多怀疑。

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此「洛诰」二字,旧竹简所标之题也。自此以下,周公遣使告卜之辞也。当营洛之时,召公先往,周公继往,而成王实在宗周,未尝至洛。惟其未尝至洛,故周公所以遣使告于王也。周公拜手稽首者,史官记周公当时遣使之际拜手稽首而后言也。「朕复子明辟」者,明辟谓明君之位也。时周公当居摄营洛之后,即欲归政于成王,故此所以首言「朕将复还子明君之位」。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二孔以「如」训往,谓王往者不敢及天之基命定命。我所以继而保,谓武王崩,公乃居摄以治天下。不如徐先生谓「王如弗敢及」,乃王谓我如恐不能及此説极然。盖周公之意谓我今将复还子成王明君之位,我向时所以居摄者,以王之意慊慊然如恐不敢庶防及于文武之基命定命,故我所以权时之宜继武王而居摄以保之。基命定命,徐先生谓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周家之命基始于文王也。定命,徐先生谓武王定天下,是周家之命定于武王也。则所谓「弗敢及天基命定命」者,乃谓不敢及文王武王也。周公谓成王既不敢及文武,而我继保之,我于是大相此东土,谓相视洛地营作新邑也。洛在镐东,故谓之东土。然我所以营洛者,亦以汝将为民之明君,故立此镇抚民心,为汝基立其作民明君之本也。盖都邑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正则民心不摇,民心不摇则人君可以南面无为而治天下,此周公所以谓大相东土乃为成王基立其作民明君之本也。周公既言所以营洛之大意,于是遂陈其得吉之详,谓我乃以乙卯日,即《召诰》三月十二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是也。此言朝至于洛师者,师众也。时召公先周公而往,已命庶殷攻位于洛汭。是洛地已有众民在焉,故此所以言洛师者,谓至洛地众民兴作之所也。我卜河朔▯水者,周公谓我先,则卜宅于大河之北▯水之上也。卜此不吉,则渡河而南,卜于涧水之东,瀍水之西。惟洛地则▯兆食墨而吉。盖古者卜▯先用画▯而后灼之,灼之而其兆之文循墨而行,如食墨然,则谓之吉。此所卜之地,即今之河南,所谓王城定鼎之所也。卜定鼎之既吉,我则又逾瀍水之东而卜之,亦惟洛地,▯兆食墨而吉。则此今之所谓洛阳,古之所谓成周,周公迁顽民之所也。盖洛之地在涧水之西,跨瀍水之东,故瀍水之东谓之洛,而涧水之西亦谓之洛也。以《召诰》考之,卜宅者召公也,而此云周公卜者,先儒皆谓卜虽召公然,召公实奉周公之命而往,谓之周公卜之,亦可也。然以余考此言:“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水”,则此卜在乙卯日,乃三月十二日。《召诰》所言乃戊申日,召以卜宅,戊申乃三月初五日,则此不可指为召公卜也,明矣。盖宅都定邑国之大事,召公先往,既卜其所居,而又卜其定鼎之所,所谓“威周迁殷顽民”者未卜也。故周公以乙卯日至于洛,所以再卜,因而遂卜成周迁殷顽民之所。则此篇所言卜河朔▯水等处者,实周公卜之也。周公既卜之得吉,于是以洛之地图及卜之吉兆献之王,故伻来以图及献卜。此一句当是史官记事之言。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诲言。

此成王谢周公献卜之言也。必拜手稽首而后言者,敬周公所以答周公拜手稽首之礼也。盖作洛之事,自武王已有迁鼎定邑之意,则天之所以命,实在此也。故成王于是致敬而言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美之命,所以来洛地而相其所居,将作周室以配上天之休美也。」公今既定所居矣,又使使者自逺来,而其所以来者,将视我以所卜,谓所卜之休美可以定为吉祥。盖「视」与「示」同,乃晓示之意,恒定也。故「恒

译《洛诰》中,周公拱手跪拜叩头说:“我将把明君之位归还给您。大王如果不敢担当上天所确立的命基与定命,我便继续辅佐,在东土担任大相。以此为基础,为您确立作为百姓明君的根本。我在乙卯日早晨到达洛邑,我在大河以北的洚水占卜,我又在涧水以东、瀍水以西占卜,只有洛地吉兆显现。我又在瀍水以东占卜,也只有洛地吉兆显现。派遣使者前来,献上地图及占卜的结果。”这“洛诰”二字,是旧竹简上标出的篇名。从此以下,是周公派遣使者报告占卜情况的言辞。当时营建洛邑,召公先前往,周公随后前往,而成王实际上在宗周,未曾到洛邑。正因为成王未曾到洛邑,所以周公派遣使者向成王报告。周公拱手跪拜叩头,是史官记录周公当时派遣使者之际,拱手跪拜叩头之后才说话的情景。“朕复子明辟”,明辟指明君之位。当时周公在摄政营建洛邑之后,即将归政于成王,所以首先说“我将把明君之位归还给您”。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两孔将“如”解释为往,说大王前往不敢及于天所确立的命基与定命。我之所以继续辅佐,是说武王去世后,周公于是摄政以治理天下。不如徐先生的说法,认为“王如弗敢及”,是大王说“我恐怕不能及”,这个说法非常正确。大概周公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将把明君之位归还给您成王,我先前之所以摄政,是因为大王心中忧虑,恐怕不敢期望及于文武二王的命基与定命,所以我才权宜行事,继武王之后摄政以保全它。基命定命,徐先生说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周家命基始于文王。定命,徐先生说武王平定天下,是周家命定于武王。那么所谓“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就是说不敢及于文王武王。周公说成王既然不敢及于文武,而我继续辅佐保全,于是我大力相视这东土,是说相视洛地营建新邑。洛邑在镐京以东,所以称为东土。然而我之所以营建洛邑,也是因为您将成为百姓的明君,所以建立此地镇抚民心,为您奠定作为百姓明君的根本。大概都城是天下根本,根本端正则民心不摇,民心不摇则君主可以南面无为而治理天下,这就是周公所说大力相视东土是为成王奠定作为百姓明君根本的原因。周公既然说了营建洛邑的大意,于是便陈述得到吉兆的详细情况,说我在乙卯日,即《召诰》中三月十二日乙卯周公早晨到达洛邑,就是此意。这里说早晨到达洛师,师指众民。当时召公先于周公前往,已命令众殷人在洛汭攻治宫室。洛地已有众民在此,所以这里说洛师,是指到达洛地众民兴作之所。我卜河朔洚水,周公说我先在黄河以北洚水之上占卜。占卜此地不吉,于是渡河向南,在涧水以东、瀍水以西占卜。只有洛地吉兆显现,兆纹循墨而行,如同吃墨一般,称为吉。这里所卜之地,就是今天的河南,所谓王城定鼎之所。定鼎既吉,我又越过瀍水以东占卜,也只有洛地,兆纹循墨而行,如同吃墨一般,称为吉。那么这里就是今天所谓的洛阳,古代所谓的成周,周公迁徙殷顽民之所。大概洛地在涧水以西,跨越瀍水以东,所以瀍水以东称为洛,涧水以西也称为洛。以《召诰》考证,占卜宅址的是召公,而这里说周公占卜,先儒都说占卜虽然是召公,但召公实际上是奉周公之命前往,称为周公占卜,也可以。然而以我考证这里说:“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洚水”,那么这次占卜在乙卯日,即三月十二日。《召诰》所说的是戊申日,召公占卜宅址,戊申是三月初五日,那么这显然不能指为召公占卜。大概定都立邑是国家大事,召公先前往,既占卜了所居之处,又占卜了定鼎之所,所谓“威周迁殷顽民”的地方尚未占卜。所以周公在乙卯日到达洛邑,因此再次占卜,于是占卜成周迁徙殷顽民之所。那么本篇所说占卜河朔洚水等处,实际上是周公占卜的。周公既然占卜得到吉兆,于是将洛邑的地图及占卜的吉兆献给成王,所以派遣使者前来献上地图及占卜结果。这一句应当是史官记事的话。

成王拱手跪拜叩头说:“您不敢不敬重上天的美善之命,前来相视宅址。它将作为周室以配享上天美善之命。您既然已确定宅址,派遣使者前来,前来向我展示占卜。美善恒定吉祥,我们二人共同贞正。希望您凭借我,万亿年敬重上天美善之命。”拱手跪拜叩头教诲之言。

这是成王感谢周公献上占卜之辞。必定拱手跪拜叩头之后才说话,是敬重周公以回答周公拱手跪拜叩头的礼节。大概营建洛邑之事,自武王已有迁鼎定邑之意,那么上天所命,实在于此。所以成王于是致敬而言说:“您不敢不敬重上天美善之命,所以来到洛邑相视所居之处,将建立周室以配享上天美善之命。”您现在既然已确定所居之处,又派遣使者从远方前来,而他前来的目的,是要向我展示所卜的结果,说所卜的美善可以定为吉祥。大概“视”与“示”相同,是晓示的意思,恒是恒定。所以“恒

吉」为「定吉」也。我二人共贞者,贞有二义。林少頴谓「贞」正也,谓成王欲与周公二人共正天下;又一説谓「贞」如「厥赋」「贞」之「贞」,谓相当也,言成王欲与周公二人共当此吉祥也。详考上文,盖成王欲周公既定宅,使使献卜之休美,定为休祥,我与周公二人湏当共此吉祥。谓周公复辟之后,恐其欲去位,故以此言,庶公之留,共当此休也。若以为共正天下,则「共贞」之下添「天下」二字,全无来厯,故不敢以林説为然。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者,成王上既欲与公共当天休,故此遂説:「公今日湏以我之故,厯万亿年敬天休,不可遽去。」成王既言毕,于是又拜手稽首谢公之诲言。所谓「诲言」者,即前遣使献所告王之辞也。前后俱言拜手稽首者,终始无不敬,盖敬公之至也。林少頴乃以「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为周公得卜之繇辞,谓繇辞言成王将万亿年敬天之休,周公以此诲成王,成王得公之诲,是以致敬尽礼以答之,此亦一説也。

译“吉”就是“定吉”。我们两人共同贞正,这里的“贞”字有两种解释。林少颖认为“贞”是“正”的意思,即成王想要与周公两人共同匡正天下;另一种说法认为“贞”如同“厥赋贞”中的“贞”,意思是相当、匹配,即说成王想要与周公两人共同承担这份吉祥。详细考察上文,大概是成王希望周公在已经确定居所后,派使者进献占卜的美好结果,定为吉祥之兆,我与周公两人应当共同承担这份吉祥。意思是周公复辟之后,担心他想要离开王位,所以用这些话,希望周公留下来,共同承担这份美好。如果理解为共同匡正天下,那么“共贞”后面添加“天下”二字,就毫无根据了,所以不敢认同林少颖的说法。“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成王上面既然想要与周公共同承担上天的美好,因此接着说:“您今天必须因为我的缘故,历经万亿年敬重上天的美好,不可以匆忙离去。”成王说完之后,于是又拜手稽首,感谢周公的教诲之言。所谓“教诲之言”,就是前面派遣使者进献时告诉成王的话。前后都说拜手稽首,始终没有不恭敬的地方,大概是对周公极其恭敬。林少颖却把“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当作周公得到占卜的繇辞,认为繇辞说成王将历经万亿年敬重上天的美好,周公以此教诲成王,成王得到周公的教诲,因此恭敬尽礼来回答他,这也是一说。

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予齐百工,伻从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记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笃弼,丕视功载,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无若火始焰焰,厥攸灼叙,弗其絶。厥若彛及抚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向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辞。』」

自此以下,乃周公归自洛邑与王在镐京相告之语。史官既叙前告卜之言,因序此于其下,以足成一篇。与前语非一事也,故特以「周公曰」别之。自后则但言「公曰」,不言「周公」,可以见自此又是一节也。不可与前相聨属为説。而先儒乃谓王拜手稽首求诲,言此乃周公诲之之言,误矣。此盖周公既营洛邑,归于宗周时,将复辟于王,使王亲往新邑行祀礼告祭天地祖考,然后即政。料此一节言语,必是七年十二月内之言。盖此篇之末有「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嵗」之言,「戊辰」乃七年十二月晦日,故知周公与王反覆言讫,然后王即往之新邑,以戊辰至其地而行祀礼也。周公言此一节之意,盖谓今日新邑即成王当肇始举行盛礼祭于新邑之地,凡在礼典无明文而法应祀者,皆当以此序祀之。我则整齐百官,使从王往于新邑。盖周公时尚为冡宰,百官尚总已以聼于周公,故周公得以整齐之也。然周公虽整齐之使从王而行往于新邑,亦不敢自谓使往助祭祀。盖周公若説使之助祭祀,则百官必以此盛礼之行为出于周公之意,故惟令于百官曰:「汝从王而往,庶防必有所事于周,不知为何事。」周公谓此,盖以将复辟,欲使礼乐自天子出故也。周公既説与王:「谓我惟命百官从王而往,庶防有事,而王即当命百官曰:『我今往新邑,非有它也,将记功之尊者,以功之尊者作为大祀,即祭法所谓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即此以功作元祀之谓也。』此周公正欲礼乐自成王出也。而成王乃惟如此命周公曰:「汝受命于文武,当厚辅于我。汝今日当为我大视功之所载于礼之合损合益,祀之合丰合杀。汝周公当尽以自己教百官,其意则谓记功宗以功作元祀之事,我不欲以此命百官,而周公当为我自教百官,则是未欲礼乐自己出也。此周公所以详引己之言如此。王之言乃如彼,明己之不敢当也。成王既欲周公悉自教百官,然周公未复辟之前,周公尚居摄,百官尚听冡宰,则周公教之,百官从之,言虽出于周公,实若天子之命,故可以无朋党之患。今既欲复辟于成王,而周公将退就于臣位,茍又使周公悉自教工,则上有天子,而周公乃挟天子以今天下,如曹操等所谓贪进无耻之徒,安得不扇而为党乎?唐宗尝谓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实难,盖朋党实足乱天下,如汉之南北,唐之牛李,可以见矣。此实周公所以深虑也。故既举成王之言,明己不当悉自教工,又呼成王为孺子而言其朋,盖谓成王必欲己自教百官,当念及于朋党之祸。既言孺子其朋,又言孺子其朋其往者,盖谓孺子其念朋党之祸。孺子所以当念朋党之患者,以自今以往当殄絶于其萌,无使如火之始燃,其先但焰焰然而已,及其焰焰不已,则所烧灼者有次叙而不可絶。周公此意,盖谓朋党之祸,其始甚微,若不足为害,及其终则未有不败国防家欲成王谨之又谨之也。然则成王将如何哉?亦在乎顺其常道,及临抚于政事之际,一如周公之所为,惟用在周之百工,不必更求新进以间旧人,自开朋党之门也。周公既欲成王惟用在周之日所有之百官,故又告成王使往治新邑之时,惟当使此在周之人各自因其职而向就其所有之僚,成王则因其功明明然以奬劝之术作成之。如此则是为人君者能敦厚其广大之量,成就其广裕之徳,可以终有叹誉之辞于永世也。故曰:汝永有辞。

公曰:「己!汝惟冲子,惟终。汝其敬识百辟享,亦识其有不享。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

译周公说:“大王开始举行殷代的礼仪,在新邑进行祭祀,凡是礼典中没有明文规定但理当祭祀的,都按次序祭祀。我整顿百官,让他们跟随大王前往周地。我只说:大概会有所作为。现在大王随即命令说:‘记录有功之人的宗庙,以有功者作为大祀的对象。’又说:‘你受命要尽力辅佐,要仔细考察功绩的记载,你就应当亲自教导百官。年轻人要警惕结党,年轻人要警惕结党,要前往。不要像火刚开始燃烧时那样,它蔓延烧灼的顺序,是无法断绝的。如果遵循常道并处理政事,就像我在周时一样。百官前往新邑,让他们趋向并接近原有的僚属,明确地表彰有功之人,敦厚广大而成就宽裕,你就能永远享有美誉。’”

周公说:“唉!你只是年幼的君主,要善始善终。你要恭敬地观察诸侯的进献,也要观察那些不进献的。进献多在于礼仪,如果礼仪不如实物丰厚,就说是不进献。只要不把心思用在进献上,百姓就会说是不进献。”

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颁,朕不暇听。朕教汝于棐民彛,汝乃是不蘉,乃时惟不永哉?笃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废乃命。汝往敬哉!兹予其明农哉?彼裕我民,无逺用戾。」

译祭祀时,只看到那些轻慢亵渎的行为。如今你这位年轻人如此傲慢,我实在无暇听取你的辩解。我教导你遵循百姓的常道,你却不肯顺从,难道你的国运还能长久吗?你要切实地追述你父亲的正道,没有哪一点不像我,不敢废弃我的训命。你前去务必恭敬啊!现在我难道还要亲自去从事农耕吗?他宽厚地养育我的百姓,不要因路途遥远而违背我的意愿。

此又一节也。此盖周公教成王,谓将往新邑,诸侯毕朝,当识享与不享。已者,▯语之辞,犹云「已乎」者。周公将告成王,先言曰:「已乎,汝成王!」乃童子,今日复将即政,不可不思其终。所谓思其终者,即敬识百辟之享与不享也。盖以百辟享上也诚,则民效之,亦勤于享上,而天下之事皆得其叙。百辟享上也不诚,则民效之,亦怠于享上,而事将至于爽侮。盖其理终必至此,故不可不思也。是以周公既戒成王,使惟终,于是详告之曰:「汝当先自致敬,以识认众诸侯之享上者,亦识认其有不享上者。」所以能识之者,以享上之道在于多礼仪,不当区区在于物。使诸侯之来朝者,其礼仪则畧而不及乎币帛之多,则是物有余而礼不足。物有余而礼不足,则身虽来朝与不享同,故虽享而曰不享,以其不用心于享上故也。若然,则非特诸侯不用心于享上,而凡为民者亦将则而效之,亦无奉上之意矣。天下之事,安得不爽乱而轻侮哉?利害所闗如此之甚,此周公所以必欲成王敬识之也。周公既言成王当识诸侯之享与不享,因言彼诸侯之享君尚不可区区于物,而当尽其诚,况成王以君而待周公之臣,岂可区区以物颁赐而不尽其听纳之诚哉?故言:「乃惟孺子颁朕不暇听朕教汝于棐民彛,汝乃是不蘉,乃时惟不永哉。」周公之意,盖谓彼诸侯享上尚不可区区于物,而汝孺子乃区区然徒有髙爵厚禄颁赐于我,畧不暇听我所以教汝棐辅斯民常性之道,是汝于此不能自勉,而怠于民事,如之何而保其长永之业哉?先儒乃以「乃惟孺子颁朕不暇」为一句,谓「汝成王今日将亲政事,必当分我所行不暇给之事而共行之,又当听我所教棐常性之言」,汝是事茍不勉,则乃不能永其命。据此説,则与上享多仪之意不连接,故不敢从。周公既责成王谓汝徒然颁赐我而不听我教,故又告以今日所当为之事。谓成王今日惟当笃厚以次叙其正父武王所行之事而奉行之,无所不顺,则成王之所为即武王之所为也。周公安敢废其命哉?故曰「予不敢废乃命」。而先儒乃以「罔不若予」为一句,谓成王既笃叙武王所为,又当无不顺周公。此非周公之意,兼下文「不敢废乃命」一句全无味,故亦不敢从。武王谓之正父者,武王成王之父,其云为注措,无一不出于正,故曰正父。周公既如上文戒成王,故又曰「汝往新邑,当敬之哉」。所谓敬者,敬其所当行之事也。兹予其明农哉?周公谓成王,则往新邑即辟我,则欲退老归于州里,申明农事,如今人所谓归田也。彼裕我民,无逺用戾。此有二説:一説谓成王若不能敬,周公若不能明农,则裕民之政必亏,而民不服。彼有行仁以寛裕斯民,则民不以彼为逺,而必戾止于彼,谓去此归彼也。此説解经文甚顺,但与上文不属,故不敢从。一説又谓成王能敬徳,周公又能明农,彼逺人既覩我民之和裕,必无逺不至此。説于「彼」字别▯逺人之意,亦非经防。窃谓周公之意,谓成王则往新邑,即辟周公则欲归里明农。成王若于彼新邑能裕我民,则民将无逺不至,如此则上下贯穿矣。又未敢必以为然。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称丕显徳,以予小子▯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师惇宗,将礼称秩元祀,咸秩无文。惟公徳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

周公既有退老归农之意,成王自此一节皆留公之言也。旧説皆以「王若曰」谓非王之言,乃臣下代王之言,故言「若曰」。然《微子》篇有「父师若曰」,又谁代言乎?今详考诸「言若曰」者,盖以其人之意如此,或史官或臣下,以其人之意而言之,故谓之「若曰」。「若父师若曰」,乃史官以父师之意言之也。《康诰》《酒诰》与《多士》《多方》「言王若曰」,乃周公以成王之意言之也。此「王若曰」,乃答周公之言,称美周公之徳,非周公以成王之意言之,必成王当时言之,史官文其辞,故称「若曰」也。「公明保予冲子者」,

译这又是另一层意思。这大概是周公教导成王,说将要前往新邑,诸侯全都来朝见,应当识别他们是否真心进献。已,是语气词,相当于说“已乎”。周公将要告诉成王,先说:“已乎,你成王!”还是孩童,今天又将亲理政务,不可不思考事情的终局。所谓思考终局,就是恭敬地识别众诸侯进献与不进献的情况。大概因为众诸侯进献如果真诚,百姓就会效仿,也勤于进献上级,而天下的事务都能得到秩序。众诸侯进献如果不真诚,百姓就会效仿,也怠于进献上级,而事情将会导致混乱轻侮。大概其道理最终必然如此,所以不可不思考。因此周公既告诫成王,让他只考虑终局,于是详细告诉他说:“你应当先自己表示恭敬,以识别众诸侯中进献上级的人,也识别那些不进献上级的人。”之所以能够识别,是因为进献上级的道理在于多礼仪,不应当仅仅在于物品。让前来朝见的诸侯,如果礼仪简略而不及币帛之多,那就是物品有余而礼仪不足。物品有余而礼仪不足,那么身体虽然来朝见也和不进献相同,所以虽然进献却说不进献,因为他们不用心于进献上级。如果这样,那么不只是诸侯不用心于进献上级,而所有做百姓的也将效仿,也没有奉上级的意思了。天下的事务,怎么能不混乱轻侮呢?利害关系如此严重,这是周公一定要成王恭敬识别的原因。周公既说成王应当识别诸侯的进献与不进献,接着说那些诸侯进献君主尚且不可仅仅在于物品,而应当竭尽诚意,何况成王作为君主对待周公这样的臣子,怎么可以仅仅用物品赏赐而不竭尽听取采纳的诚意呢?所以说:“乃惟孺子颁朕不暇听朕教汝于棐民彛,汝乃是不蘉,乃时惟不永哉。”周公的意思,大概是说那些诸侯进献上级尚且不可仅仅在于物品,而你孺子却仅仅只有高官厚禄赏赐给我,略无暇听我教导你辅助百姓常性的道理,这是你在此不能自我勉励,而怠于民事,怎么能保住长久的基业呢?先儒把“乃惟孺子颁朕不暇”作为一句,认为“你成王今天将要亲理政务,必须分担我所做不及的事情而共同实行,又应当听我教导辅助常性的言语”,你这件事如果不努力,那么就保不住长久的天命。按照这种说法,则与上文“享多仪”的意思不连贯,所以不敢采纳。周公既责备成王说你白白赏赐我而不听我教导,所以又告诉今天应当做的事。说成王今天只应当笃厚地依次叙述正父武王所做的事而奉行,没有不顺从的,那么成王所做的就是武王所做的。周公安敢废弃他的命令呢?所以说“予不敢废乃命”。而先儒把“罔不若予”作为一句,认为成王既笃厚叙述武王所做的,又应当无不顺从周公。这不是周公的意思,加上下文“不敢废乃命”一句完全没有意味,所以也不敢采纳。武王被称为正父,是因为武王是成王的父亲,他的言行举措,没有一样不出于正道,所以叫正父。周公既如上文告诫成王,所以又说“你前往新邑,应当恭敬啊”。所谓恭敬,是恭敬那些应当做的事。兹予其明农哉?周公对成王说,那么前往新邑就避开我,那么我想退老回到乡里,申明农事,就像现在人所说的归田。彼裕我民,无逺用戾。这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成王如果不能恭敬,周公如果不能明农,那么宽裕百姓的政治必然亏损,而百姓不服从。那里有施行仁政来宽裕百姓,那么百姓不认为那里遥远,而必然归附于那里,说的是离开这里归附那里。这种说法解释经文很顺畅,但与上文不相连属,所以不敢采纳。另一种说法又说成王能恭敬德行,周公又能明农,那些远方的人既然看到我们百姓的和乐宽裕,必然没有远方不到这里。在“彼”字上另外解释为远方人的意思,也不是经文的要旨。我私下认为周公的意思,是说成王那么前往新邑,就避开周公那么想归乡明农。成王如果在那里新邑能宽裕我们百姓,那么百姓将没有远方不到这里,这样上下就贯通了。又不敢一定认为是对的。

王说:“公明保予冲子,公称丕显徳,以予小子〇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师惇宗,将礼称秩元祀,咸秩无文。惟公徳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

周公既有退老归农的意思,成王从这一节都是挽留周公的话。旧说都认为“王若曰”不是王的话,而是臣下代王说的话,所以说“若曰”。然而《微子》篇有“父师若曰”,又是谁代言呢?现在详细考察那些说“若曰”的,大概是因为那个人的意思如此,或者史官或臣下,以那个人的意思来说,所以称为“若曰”。“若父师若曰”,是史官以父师的意思来说的。《康诰》《酒诰》与《多士》《多方》说“王若曰”,是周公以成王的意思来说的。这“王若曰”,是回答周公的话,称颂周公的德行,不是周公以成王的意思来说的,一定是成王当时说的,史官修饰其言辞,所以称“若曰”。“公明保予冲子者”,

成王以公有退老归农之説,故留公,谓不可遽退,当且留之,以明明保我冲子之身。所谓保者,即师保教诲成就之也。此一句乃总説其意,下文乃详説「明保」之事。谓公所以「明保冲子」者,不在乎他,惟在乎举公大明之徳,以我小子之故,▯▯文武之成功,使之昭昭然暴白于天下,以此而奉答上天之命,以此和协安定四方之民。盖文武当时所以成丕丕之基者,上则本乎天命之眷佑,下则本乎人心之归往。今周公果能为成王▯挥文武之成烈,则仰不愧于天,而天命可以昭答,俯不作于人,而民心亦可以保定也。居师惇宗将礼称秩元祀咸秩无文者,説者不同。先儒及诸儒多以「居师」连上句,谓和定四方民而居其众。先儒则以「惇宗将礼」为一句,谓厚尊其大礼,而诸儒则以「惇宗」为惇宗族,「将礼」为秉持其礼,各有得失。今依王龙舒,谓「居师」者,成王命公以为太师也,与周公为师之文相应,故可从。「惇宗将礼」则依先儒,盖成王之意谓周公今日当▯文武烈,上以答天下,以定命,以此而居师位,而惇厚尊崇其大礼,谓定典礼也。以此大礼举行次序大祀,凡不在礼典而法应祀者,皆以次而祀之。此盖周公前责成王使称盛祀于新邑「咸秩无文」,故成王复以此责周公谓此事周公今日正当为我奉行,不可遽然退老而责于我也。成王既言此,而又説:“惟公徳明光于上下,至夙夜毖祀者。”成王之意谓:“我所以必欲公居师以惇宗将礼,称秩元祀者,以公之徳明显,上则光于天,谓格于天也;下则光于地,谓格于地也。而又能勤而施之,使其深仁厚泽及于四方,谓及于民也。以此格天地人之徳,而旁作我一人穆穆致敬之徳,以迎迓太平之治。”“旁”与“旁招”“旁求”之“旁”同,“作”与“我作先王之作”同,“旁作”谓“作成我者,非止一事也。”不迷文武勤教,成王谓周公惟能旁作与我,故文武所以勤勤教戒于周公者,得不迷失。盖周公当时亲承文武之教,使辅成王跻太平,今果能旁作穆穆迓衡,此所以不迷文武勤教也。予冲子夙夜毖祀者,成王谓周公功徳如此,故可举秩大祀。若我小子但能知此事之不可不慎,早夜致慎而已,举秩之事非所敢当也。林少頴谓:“礼则人君之所当敬,政必人臣而后明。自公称丕显徳至不迷文武勤教,皆天下之政,人臣所当为者。”成王于是责周公至夙夜毖祀,乃天子之礼,人君所当敬者。成王于是自责。此若施于时文则极美,但经文未必然耳。

译成王因为您有退隐养老、归田务农的说法,所以挽留您,说不能立刻退下,应当暂时留下您,以彰显并保护我这年幼君主的身体。所谓“保”,就是师保教诲、成就的意思。这一句是总说其意,下文则详细解说“明保”的事情。说您之所以“明保幼主”,不在于其他,只在于发扬您伟大的德行,为了我这小子的缘故,继承文王武王的功业,使之昭昭然显扬于天下,以此奉答上天的命令,以此和协安定四方的百姓。大概文王武王当时之所以成就伟大的基业,对上源于天命的眷顾保佑,对下源于人心的归附向往。现在周公如果能替成王发扬文王武王的功业,那么对上无愧于天,天命就可以昭然报答,对下不欺于人,民心也就能够安定。

关于“居师惇宗将礼称秩元祀咸秩无文”这一句,解说者意见不同。先儒以及众儒大多把“居师”连上句,说是和定四方百姓而居于其众。先儒则把“惇宗将礼”作为一句,说是厚尊其大礼;而众儒则把“惇宗”解释为敦睦宗族,“将礼”解释为秉持其礼,各有得失。现在依据王龙舒的说法,认为“居师”是成王任命您担任太师,与周公担任太师的记载相应,所以可以采纳。“惇宗将礼”则依据先儒的说法,大概成王的意思是说周公今日应当发扬文王武王的功业,对上以报答天下,以安定天命,以此居于太师之位,而敦厚尊崇其大礼,即制定典礼。凭借这大礼举行次序大祀,凡是不在礼典中但按法应当祭祀的,都依次祭祀。这大概是周公先前责备成王在新邑举行盛大祭祀“咸秩无文”,所以成王又以此责备周公,说这件事周公今日正当为我奉行,不能立刻退隐养老而把责任推给我。

成王说了这些之后,又说:“只有您的德行光明照耀上下,直到早晚谨慎祭祀。”成王的意思是说:“我之所以一定要您担任太师以敦睦宗族、秉持大礼、按次序举行大祀,是因为您的德行显明,对上照耀于天,即感通于天;对下照耀于地,即感通于地。而且能够勤勉施行,使深仁厚泽遍及四方,即感通于民。凭借这感通天地人的德行,而广泛成就我一人恭敬致敬的德行,以迎接太平之治。”“旁”与“旁招”“旁求”中的“旁”相同,“作”与“我作先王之作”中的“作”相同,“旁作”是说“成就我的,不止一件事”。

不迷失文王武王勤勉的教诲,成王说周公只有能够广泛成就我,所以文王武王勤勉教诲周公的,才不会迷失。大概周公当时亲自承受文王武王的教诲,使辅佐成王达到太平,现在如果能广泛成就恭敬致敬以迎接太平,这就是不迷失文王武王勤勉教诲的原因。

“我幼主早晚谨慎祭祀”,成王说周公功德如此,所以可以举行大祀。如果我小子只知道这件事不可不慎重,早晚致慎而已,举行大祀的事不是我所敢担当的。林少颖说:“礼是人君应当敬重的,政必须由人臣而后能明。从‘公称丕显德’到‘不迷文武勤教’,都是天下的政事,是人臣应当做的。”成王于是责备周公早晚谨慎祭祀,这是天子的礼,是人君应当敬重的。成王于是自责。这如果用在时文中则极美,但经文未必如此。

王曰:「公功棐迪笃,罔不若时。」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迪将其后监我士师工,诞保文武受命乱为四辅。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肃将只欢,公无困哉!我惟无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成王上既陈説周公明徳光上下显四方又能作穆穆迓衡至此又申美之曰「公功棐迪笃罔不若时」谓周公之功所以棐辅啓迪于我者甚厚无不如是谓如上文所言也既言此故又告周公曰「公我小子今正将即君位于周」谓自此退朝即欲往洛邑即位也既即位即欲为公立后谓将封伯禽为诸侯也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者成王谓「公前有归国明农之言今我则谓公实未可遽去者」以周公之功正开▯四方于至治今尚未定所以尊公之礼若乃遽去恐非所以安公之功盖公之功如此而不报虽公于此无心而成王之心实懔然不自安故也我是以迪将其后谓封伯禽而啓大周公之后也而公即当且留为我监督此治政事之众官此士与见士于周之士同犹政事之事也大保安文武所受天命之民致其治功为成王左右前后之辅臣永不离王室也成王既留公如此笃故又告公曰「公定」谓公当定其留之之计我即往新邑已盖公之功着在人心而公又能肃敬以自将谓不矜伐以骄人也人皆敬而喜之故公今日必当为我曲留共治斯民不可有倦于勤之心公不倦于勤则我亦不厌于安民之事故谓周公诚能不废其所以仪刑四方之意则非特成王不厌其安民之事而四方亦世世享徳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朕恭,孺子来相宅,其大惇典殷献民,乱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时中乂,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笃前人成烈,答其师,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单文祖徳,伻来毖殷,乃命宁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则禋于文王武王,惠笃叙,无有遘自疾,万年厌于乃徳。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叙,万年其永观朕子懐徳。」

成王既固留周公,故周公于是拜手稽首,致敬于王,而许以留也。谓王前所言,乃命我使来奉安文祖受命于天所得之民,及増光其烈考武王。盖文祖受命之民,武王能保之,遂有天下。今成王又将使周公奉安之,乃所以増光武王所为也。必言来者,指洛邑而言,谓来洛邑也。如前言「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皆是在镐京,指洛邑而言来也。继又言「▯朕恭」者,周公谓王命我来洛邑奉安文王之民,以増光武王,则是以大事委已,乃大我敬者也。尤言大敬我也。孺子来相宅,其大惇典殷献民,乱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者,周公谓成王既大敬我而留我,则为孺子者自今来洛相其所居,必当大厚以商之贤人为主。盖洛近殷,多有殷之旧臣,故周公谓成王既欲我留,必当以殷之贤人为主。谓所主在于用殷之贤人也。盖用此贤人将以致治,为四方之新君,为周家敬徳之王之先。盖成王新即政,又新治邑,果能敬徳,则继此而居洛邑者,必以成王为推先也。周公既言成王欲留我,则当厚用殷之贤臣相与致治,故此遂许王以留。乃更端而言曰:成王自是土中致治,果能致万邦于休美,而且王有以成功矣,则我旦,周公称名而言也。乃以多子唐孔氏谓「子者有徳之称」,大夫皆称子,则多子乃称众大夫也。周公谓我乃与众卿大夫及治事之臣,以笃厚前人文武之成功。所谓笃者,谓増光之使加厚也。还以是功答天下众民归附之诚。盖前人之功以得民,故成王今又勉之使加厚,是乃所以答其向化归附之诚也。周公言此者,以成王命公来洛邑永保文祖受命民,以増光乃武王,故周公对之以此,盖许以留而任是责也。周公前既责成王使用殷之贤人致治,以作周恭先,故此遂言我亦当厚前人成功,答其民而为周家有信徳之臣之先。谓凡躬行信徳者,皆推周公为先也。然君言恭,臣言孚者,盖人君有势位之尊,易失之傲,当恭以接下;人臣之职,以不欺为大节,当信以

译成王说:“您的功绩辅佐启迪我,非常深厚,没有不是这样的。”成王说:“您,我小子现在将退朝前往周地即位,命令您之后继任。”四方引导治理尚未安定,对于尊崇您的礼仪也未能完全安抚您的功绩,将引导并托付您的后嗣,监督我的士、师、工,大大保全文王、武王所受天命,治理天下,作为四辅。成王说:“您定下来,我就前往了。”您的功绩严肃奉行,恭敬欢喜,您不要感到困倦啊!我只有不厌倦那安民之事,您不要废弃法度,四方将世代享受恩德。

成王上面已经陈述了周公明德光耀上下、显赫四方,又能作穆穆迓衡,到这里又再次赞美他说:“公功棐迪笃,罔不若时”,意思是周公的功绩用来辅佐启迪我的,非常深厚,没有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像上文所说的。既然说了这个,所以又告诉周公说:“公,我小子现在正将即君位于周”,意思是从此退朝就想要前往洛邑即位。既然即位,就想要为您确立后嗣,意思是将要封伯禽为诸侯。四方引导治理尚未安定,对于尊崇您的礼仪也未能完全安抚您的功绩,成王说:“您之前有归国明农的话,现在我却认为您实在不可以急忙离去”,因为周公的功绩正开启四方于至治,现在尚未安定,所以尊崇您的礼仪,如果急忙离去,恐怕不是用来安定您的功绩。大概您的功绩如此而不报答,虽然您对此无心,但成王的心实在敬畏不安。因此我引导并托付您的后嗣,意思是封伯禽而开启周公的后嗣。而您就应当暂时留下,为我监督这些治理政事的众官。这“士”与见于周的“士”相同,还指政事之事。大大保全文王、武王所受天命之民,达成他们的治功,作为成王左右前后的辅臣,永不离开王室。成王既然这样恳切地挽留您,所以又告诉您说:“公定”,意思是您应当定下留任的计划,我就前往新邑了。大概您的功绩显著在人心,而您又能严肃恭敬地自我持守,意思是不自夸自大以骄人,人们都尊敬而喜悦您,所以您今天必须为我委屈留下,共同治理这些百姓,不可有倦怠于勤勉之心。您不倦怠于勤勉,那么我也不厌倦于安民之事。所以说周公如果真能不废弃那用来仪范四方之意,那么不仅成王不厌倦其安民之事,而四方也将世代享受恩德了。

周公拜手稽首说:“王命令我来,承保您文祖所受天命之民,以及您光烈考武王,大大恭敬,孺子来相宅,大大敦厚典籍,殷献民,治理作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说:其自时中乂,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我旦以多子越御事,笃前人成烈,答其师,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单文祖徳,伻来毖殷,乃命宁予以秬鬯二卣,说:明禋。拜手稽首休享,我敢宿则禋于文王武王,惠笃叙,无有遘自疾,万年厌于乃徳。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叙,万年其永观朕子懐徳。”

成王既然坚决挽留周公,所以周公于是拜手稽首,向王致敬,并答应留下。说王之前所说的,是命令我来奉安文祖受命于天所得之民,以及增光其烈考武王。大概文祖受命之民,武王能保全他们,于是有了天下。现在成王又将让周公奉安他们,这是用来增光武王所为的。必定说“来”,是指洛邑而言,意思是来到洛邑。如前文所说“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都是在镐京,指洛邑而言“来”。接着又说“大大恭敬”,周公说王命令我来洛邑奉安文王之民,以增光武王,这是把大事委托给我,是大大恭敬我。尤其说大大恭敬我。孺子来相宅,大大敦厚典籍,殷献民,治理作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周公说成王既然大大恭敬我而挽留我,那么作为孺子的成王,从现在来洛邑相度居所,必定应当大大厚待以商之贤人为主。大概洛邑靠近殷,多有殷的旧臣,所以周公说成王既然想要我留下,必定应当以殷之贤人为主。意思是所主在于任用殷之贤人。大概任用这些贤人将以致治,作为四方之新君,作为周家敬德之王之先。大概成王新即政,又新治邑,如果能敬德,那么继此而居洛邑者,必定以成王为推先。周公既然说成王想要我留下,那么就应当厚用殷之贤臣相与致治,所以这就答应王留下。于是另起头说:成王自土中致治,如果能致万邦于休美,而且王有以成功,那么我旦,周公称名而言。乃以多子,唐孔氏说“子者有德之称”,大夫皆称子,那么多子乃称众大夫。周公说我乃与众卿大夫及治事之臣,以笃厚前人文武之成功。所谓笃,意思是增光之使加厚。还以是功答天下众民归附之诚。大概前人之功以得民,所以成王现在又勉励之使加厚,这是用来报答其向化归附之诚。周公说这个,是因为成王命公来洛邑永保文祖受命民,以增光乃武王,所以周公对此回答,大概答应留下而任是责。周公前既责成王使用殷之贤人致治,以作周恭先,所以这就说我亦当厚前人成功,答其民而为周家有信德之臣之先。意思是凡躬行信德者,皆推周公为先。然而君言恭,臣言孚,大概人君有势位之尊,易失之傲,当恭以接下;人臣之职,以不欺为大节,当信以

事上,故也。故公既许成王留以与之承保文祖受命,然又恐成王谓己自承王此命,方以文武为己任,故又言「王试考我前此所明子以仪刑之道,皆已尽是文武之徳矣」。其意盖谓前日摄政已以文武之事自任,非今日承王此命方始以文武自任也。周公既言前日摄政已以文武之事自任,遂因述前日摄政时事,谓前日我在洛邑营作时,王使使来毖慎殷民,谓遣使劳来众民也。其时因遣使之际,乃命安慰我以秬鬯酒二中罇,秬墨黍也,一桴二米,天地中和之气所产也。鬯香草也,以此米与此草揉以为酒,故谓之秬鬯卣中罇也。王以此酒二罇与我,时以谓明禋,谓使周公以此酒明洁以禋祀也。禋祭名,精意以享,故谓之禋,且使周公拜手稽首尽敬而致美以享神。我于是时遂不敢宿留王命于家,即以此酒致祭于文武之庙。周公言此,盖谓我于是时当摄政之际,虽王以酒赐我,我亦不敢独享,亦必以王命而致享于文武,是周公无一念不在文武也。岂待成王今日命之,方以文武之事为己任哉?少頴谓此,乃成王以公有人臣所莫能为之功,故赐公以人臣所不用之礼乐,是亦一説也,故并存之。周公既言「我自旧日以文武自任」,故又言「我今日既承王命,使我复留以奉安文武之民,以増光武王。我惟顺我前日所已笃之次叙,尽其在我,无有遇自疾害之事」。盖周公摄政至此已七年,太平之功已成,若更张之次,是自疾苦其身心,故惟顺前日所已厚之次叙,不再改作,不复自苦其身心,则太平之功既成,将见天下之民,虽万年之乆,皆饱于成王之徳,此即既醉醉酒饱徳之时也。然非特周公饱徳而已,虽殷民见周公如此持盈守成,亦必感而化之,长有所成。谓风俗归厚,一成而不可变也。风俗既如此,故王有所使,则殷民乃皆承其次叙。谓令行禁止,心悦诚服也。如此则非特周民饱徳而已,虽殷民亦将万年之乆长观于我与子,而懐归其徳也。朕,周公自谓子,指成王也。

译侍奉君主,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周公既然答应成王留下,以共同承担文王、武王受命的重任,但又担心成王认为自己是今天接受王命,才开始以文王、武王的事为己任,因此又说:“大王试着考察我之前所阐明的作为楷模的道理,都已经完全体现了文王、武王的德行了。”他的意思大概是说,从前摄政时就已经以文王、武王的事为己任,并不是今天接受王命才开始以文王、武王的事为己任。周公既然说了从前摄政时就已经以文王、武王的事为己任,于是便叙述从前摄政时的事,说从前我在洛邑营建都城时,大王派遣使者来告诫要谨慎对待殷商的遗民,这是说派遣使者去安抚民众。当时趁着派遣使者的机会,于是命令用两樽秬鬯酒来安慰我,秬是黑黍,一桴两米,是天地中和之气所孕育的。鬯是香草,用这种米和这种草揉和酿成酒,所以称为秬鬯,装在卣这种容器中。大王把这两樽酒赐给我,当时说是为了明洁的祭祀,是说让周公用这酒明洁地祭祀。禋是祭名,以精诚之心献祭,所以称为禋,并且让周公拜手稽首,竭尽恭敬,献上美好的祭品来享祭神灵。我在这个时候,于是就不敢把王命留在家中过夜,立即用这酒在文王、武王的庙里致祭。周公说这些,大概是说我在摄政的时候,虽然大王赐给我酒,我也不敢独自享用,也一定要奉王命来享祭文王、武王,这是周公没有一念不在文王、武王身上。哪里是等到成王今天命令,才以文王、武王的事为己任呢?少颍说,这是成王因为周公有人臣所不能做到的功绩,所以赐给人臣所不用的礼乐,这也是一说,所以一并保留。周公既然说了“我从旧日就以文王、武王的事为己任”,所以又说“我今天既然接受王命,让我再次留下以奉安文王、武王的百姓,以增光武王。我只顺从我从前已经笃定的次序,尽到我该做的,没有遭遇自我伤害的事”。大概周公摄政到这里已经七年,太平的功业已经成就,如果更改次序,是自苦身心,所以只顺从前日已经厚实的次序,不再改作,不再自苦身心,那么太平的功业既然已经成就,将会看到天下的百姓,即使万年之久,都饱享成王的德行,这就是既醉既饱、酒饱德的时候。然而不只是周公饱享德行,即使殷商百姓看到周公这样持盈守成,也必然感动而感化,长久有所成就。这是说风俗归于醇厚,一成而不可改变。风俗既然这样,所以大王有所差遣,那么殷商百姓就都顺从次序。这是说令行禁止,心悦诚服。这样那么不只是周人饱享德行,即使殷商百姓也将万年之久长久地观察我和您,而怀念归附您的德行。朕,是周公自称;子,指成王。

戊长王在新邑烝祭嵗,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史官上既叙成王留周公与立公后之言,又继叙周公许留之语,故此遂叙成王到洛命公之后所行之事。戊辰,先儒谓七年十二月晦。唐孔氏以厯法推之,谓其年三月甲辰朔小,四月癸酉朔大,五月癸卯朔小,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闰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计十二月晦正得戊辰。王以是日到洛邑,故史官言戊辰王在新邑,本此。十二月乃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然既言王在新邑烝祭嵗,不应当日到洛即行祀礼,当是戊辰前到洛,至戊辰日行祀礼也。其所谓烝祭嵗者,烝乃冬祭之名,是时乃周十二月晦,故王亲行烝礼而祭于嵗尽之日,故谓之烝祭嵗,非谓以烝礼而祭新嵗也。其烝所祭者,即祭文武也,故下文言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谓二王之庙各用赤色之牛一头也。周尚赤,故牲用骍也。説者谓宗庙用太牢,而此用特牛者,为封周公后,故用盛礼也。成王此祭既専为封周公后而设,故王乃命有司之官作告神之册,又命史官名逸者为之祝。其所作之册祝,谓读其辞以祷于神,故谓之祝。然其所祝惟告于文武,言将谓周公立其后,故曰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盖言王之所命有司以作册,与命史以祝册,皆为告周公后也。是时成王既命作册,又命祝册,而王宾谓诸侯,乃王国之宾,闻王将杀牲禋祭祖庙,故皆至于洛以助祭。王既见诸侯咸至于是,遂入清庙之太室祼以告神。祼灌也,谓以圭瓉酌郁鬯之酒以献尸,尸受酒而不饮,因灌于地,故谓祼也。然则成王此祼,即谓告文武以立公后之事也。成王既祼告于神已,于是遂即庙而命周公之后,复作命伯禽之书,使史逸读而告伯禽,故曰王命周公后作册逸告。而説者见先言王宾杀禋咸格,后言王入太室祼。乃谓《郊特牲》言「既灌然后出迎牲」,则祼在前,杀牲在后。今此先杀后祼,与彼不同。殊不知此所谓「王宾杀禋咸格」,非谓诸侯至杀牲始至也,乃谓诸侯闻王将杀牲禋祭,故皆来助祭。诸侯既至,然后王入清庙灌酒。则前言「杀禋者」,非谓杀牲时也,乃诸侯闻王将举此杀牲禋祭盛礼,故皆来也。以此言之,则与《郊特牲》之义,又何异哉?第弗深思耳。史官既叙成王告祭之事毕,于是总记周公摄政之年月,谓在是年十二月。则周公摄政保安文武所受之天命,始终七年。自武王崩后,周公居摄,至此年十二月,实得七年也。

  多士

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

周公营作王城于涧水之东,瀍水之西,谓之新邑,以定鼎为防朝之所。又于瀍水之东,营作成周,以迁顽民,使宻迩王室。是成周乃王城东之邑也。周公营成周既成,于是迁殷民之顽不率教者居之。其迁也,恐其有安土重迁之人,故称成王之命以告之。史官叙其事故,其书谓之《多士》。所以名《多士》者,以周公所告之言,既称“尔殷遗多士”,又称“尔殷多士”,故以《多士》名篇。要之所迁,皆顽不率教者,故序谓之顽民。然其始皆殷之多士,习纣、武庚以至于顽不率教,故序书者虽即其实而谓之顽,而周公则从其旧以士而称之也。

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尔殷遗多士,弗吊旻天,大降防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罸勅殷命终于帝。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

此多士二字,竹简旧所标之题也。此三月,先儒谓此周公复辟成王即政明年之三月,其意盖谓是七年明年之三月也。而説者又谓此即召诰所谓三月乙卯,周公朝至于洛甲子用书命庶殷,即此书。其意则见此三月与彼三月同兼初于新洛邑,又与彼朝至

译戊辰日,成王在新邑举行年终大祭,祭祀文王用一头红牛,祭祀武王用一头红牛。成王命令作册官逸撰写祝辞,只告知周公确立其后代的事。成王作为主祭者,诸侯宾客们杀牲举行烟祭,全都来到。成王进入太室进行灌礼。成王命令周公的后代,让作册官逸宣读诰命。这是在十二月,周公广泛地辅佐文王、武王承受天命,总共七年。

史官上面已经叙述了成王挽留周公并确立周公后代的言论,接着又叙述了周公答应留下的话语,因此这里就叙述成王到达洛邑后命令确立周公后代所做的事。戊辰日,先前的儒者认为这是七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唐代孔颖达用历法推算,认为那年三月甲辰日朔且是小月,四月癸酉日朔且是大月,五月癸卯日朔且是小月,六月癸酉日朔且是小月,七月壬寅日朔且是大月,八月壬申日朔且是小月,九月辛丑日朔且是大月,闰九月辛未日朔且是小月,十月庚子日朔且是大月,十一月庚午日朔且是小月,十二月己亥日朔且是大月,计算得出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正好是戊辰日。成王在这天到达洛邑,所以史官说“戊辰日成王在新邑”,依据就是这个。十二月是周朝的十二月,相当于夏朝的十月。然而既然说成王在新邑举行年终大祭,不应当刚到洛邑就举行祭祀礼仪,应当是戊辰日之前到达洛邑,到戊辰日才举行祭祀礼仪。所谓年终大祭,烝是冬季祭祀的名称,这时正是周朝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所以成王亲自举行烝礼,在年终之日祭祀,所以称为年终大祭,不是说用烝礼来祭祀新年。这次烝礼所祭祀的,就是祭祀文王和武王,所以下面说“文王用一头红牛,武王用一头红牛”,意思是两位先王的宗庙各用一头红色的牛。周朝崇尚红色,所以牺牲用红牛。解说者认为宗庙祭祀应用太牢,而这里只用一头牛,是因为要封立周公的后代,所以用盛大的礼仪。成王这次祭祀专门为了封立周公的后代而设,所以成王命令有司官员制作告神的册文,又命令史官名逸的人担任祝官。所制作的册祝,是说诵读其文辞来向神祈祷,所以称为祝。然而所祝告的只告知文王、武王,说将要为周公立其后代,所以说“成王命令作册官逸撰写祝辞,只告知周公确立其后代的事”。大概意思是说,成王命令有司制作册文,以及命令史官祝告册文,都是为了告知确立周公后代的事。这时成王既命令制作册文,又命令祝告册文,而王宾指的是诸侯,他们是王国的宾客,听说成王将要杀牲举行烟祭以祭祖庙,所以都来到洛邑来助祭。成王既然看到诸侯全都到了,于是进入清庙的太室进行灌礼以告神。祼就是灌,是说用圭瓒舀取郁鬯酒献给代表神灵的尸,尸接受酒但不喝,因而灌注在地上,所以称为祼。那么成王这次灌礼,就是说告知文王、武王确立周公后代的事。成王灌礼告神之后,于是就在宗庙里命令确立周公的后代,又再次制作任命伯禽的文书,让史官逸宣读并告知伯禽,所以说“成王命令周公的后代,让作册官逸宣读诰命”。而解说者看到先说“王宾杀牲举行烟祭,全都来到”,后说“成王进入太室进行灌礼”。于是认为《郊特牲》说“已经灌酒然后出来迎接牺牲”,那么灌礼在前,杀牲在后。现在这里先杀牲后灌礼,与那里不同。哪里知道这里所说的“王宾杀牲举行烟祭,全都来到”,不是说诸侯等到杀牲时才到,而是说诸侯听说成王将要杀牲举行烟祭,所以都来助祭。诸侯到了之后,然后成王进入清庙灌酒。那么前面说的“杀牲举行烟祭”,不是说杀牲的时候,而是诸侯听说成王将要举行这种杀牲烟祭的盛大礼仪,所以都来了。按此来说,那么与《郊特牲》的意思,又有什么不同呢?只是没有深入思考罢了。史官叙述成王告祭的事完毕后,于是总记周公摄政的年、月,说是在这一年十二月。那么周公摄政保安文王、武王所受的天命,从头到尾七年。从武王去世后,周公居位摄政,到这一年十二月,实际得到七年。

多士

成周已经建成,迁徙殷商的顽民。周公以成王的命令进行诰告,作《多士》。

周公在涧水东边、瀍水西边营建王城,称为新邑,用来安定鼎器作为朝会之所。又在瀍水东边,营建成周,用来迁徙顽民,使他们靠近王室。成周是王城东边的城邑。周公营建成周已经建成,于是迁徙殷商那些顽固不听从教化的百姓居住在那里。迁徙时,恐怕有安土重迁的人,所以称引成王的命令来告知他们。史官叙述这件事的经过,这篇书称为《多士》。之所以命名为《多士》,是因为周公所告知的话,既说“你们殷商遗留的众多士人”,又说“你们殷商的众多士人”,所以用《多士》命名篇目。大凡所迁徙的,都是顽固不听从教化的人,所以序言称他们为顽民。然而他们起初都是殷商的众多士人,习染纣王、武庚的恶习以至于顽固不听从教化,所以序言的作者虽然根据实际情况称他们为顽民,而周公则沿袭旧称以士人来称呼他们。

多士,在三月,周公初次来到新邑洛,用来告知商王的士人。成王说:“你们殷商遗留的众多士人,不蒙上天怜悯,大大降下灾祸于殷商。我有周承受天命,将上天的明察威严,施行王者的惩罚,终结殷商的天命归于上帝。因此你们众多士人,不是我小国敢夺取殷商的天命,只是上天不给予,确实没有固守混乱而辅佐我,我怎敢谋求王位?只是上帝不给予,只是我们下民秉承天命,畏惧上天的明察威严。”

这“多士”二字,是竹简上原本标出的题目。这三月,先前的儒者认为这是周公恢复成王政权后次年的三月,其意思大概是说这是七年之后的次年的三月。而解说者又说这就是《召诰》所说的三月乙卯日,周公早晨到达洛邑,甲子日用书命庶殷,就是这本书。其意思则是看到这三月与那三月都兼有初次来到新洛邑,又与那早晨到达

于洛之文符合,故知彼之所谓用书者,即此多士之书。此説虽有理,然此篇序言“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告”,则此书乃成周既成,殷民欲迁之时。若以为彼时三月甲子所作,则此时周公方命庶殷以作洛,未应能成如此之速,故当如先儒之説,以此三月为次年三月也。盖周公先一年十二月既复辟,乃以次年三月初往新邑洛。于往也,洛谓成周也。成周亦谓之洛者,盖王城与成周在瀍水之东西,此地名洛,故洛诰于瀍水西既言洛食,于瀍水东亦言洛食,则王城与成周皆可谓之洛也。周公所以至洛者,以既迁殷民,恐其不安厥居,有反覆之变,故用以告之而安慰开谕之,谓之“商王士”。盖此等皆商纣时有位之士,特习纣之恶顽不可化,故迁之耳。此二语皆史官叙所以作多士之由也。此书乃周公之言,而言“王若曰”,盖言虽出于周公,而周公则不敢自谓己之言,故称王命诰,谓王之意“若曰”也。尔殷遗多士者,周公言尔众人乃殷王遗余之多士,盖呼其人而后告之以言也。弗吊旻天大降防于殷者,言纣为不道,不足悯恤,虽天以悯恤下民为心,亦大降下防乱之祸于尔殷家,故我有周为天佑助之命,遂将奉天命显然之威罸迭致王者之罸于尔殷纣,以正殷之命,使终絶于天。正谓彼不正而此以天威正之也。肆尔多士有二説,一説以属于上,谓我周家既正殷命,使絶终于帝,但诛其君,于尔多士皆使赦而不敢杀。一説则以肆为故,谓故是多士。盖周公上言殷所以亡。周所以兴,其理如此,遂言故尔。多士当知,周家所以有天下者,非是我小国之周敢弋取殷之天命。弋,所以射取鸟雀,故弋训取。乃纣为不道,不为天之所与,天信不坚固于此。为乱之人,所以弼我。故我所以受殷之天命者,非我取之也。既説我周非贪取尔殷之天命,故又言非我敢求尔殷之天位。谓我岂敢求尔天位而有之哉?乃纣为不道,不为天命所与,而我下民皆秉心协力以为我。故我所以有天位者,亦非我求之也。或言天不畀,或言帝不畀,其实一也,特错综成文耳。周公既言天命非我敢取,乃天不畀纣,而我得之天位;非我敢求,乃天不畀纣,而我有之。则天威岂不明然而可畏哉?故总曰:惟天明畏。由是观之,则肆尔多士当从后一説也。

译《洛诰》的文体相符,因此知道彼处所说的“用书”,就是此处《多士》篇的书。这个说法虽然有理,然而本篇序言说“成周建成之后,迁徙殷商的顽民,周公以王命告谕”,那么此书应当是成周建成、殷民将要迁徙之时所作。如果认为它是当时三月甲子日所作,那么此时周公正命令众殷人建造洛邑,不应能如此迅速地写成,所以应当如先儒所说,将这个三月理解为次年的三月。因为周公在前一年的十二月已经复辟,于是于次年三月初前往新邑洛。在前往时,洛指的就是成周。成周也被称为洛,大概是因为王城与成周位于瀍水的东西两岸,此地名叫洛,所以《洛诰》在瀍水西面既提到“洛食”,在瀍水东面也提到“洛食”,那么王城与成周都可以称为洛。周公之所以到洛邑,是因为已经迁徙了殷民,担心他们不安居,有反复叛变的变故,所以用来告谕他们并加以安慰开导,称之为“商王士”。大概这些人都是商纣王时有地位的士人,特别习惯于纣王的恶行,顽固不可教化,所以迁徙他们。这两句话都是史官叙述写作《多士》的原因。此书是周公的话,却说“王若曰”,大概是因为话虽然出于周公,但周公不敢自称是自己的话,所以称王命诰,说是王的意思“若曰”。尔殷遗多士,周公说你们众人是殷王遗留下来的众多士人,大概是呼唤其人然后告谕他们。弗吊旻天大降防于殷,是说纣王行为不道,不值得怜悯,虽然上天以怜悯下民为心,也大大降下祸乱之灾于你们殷家,所以我有周作为上天佑助的命,于是将奉天命明显的威罚,接连施加王者之罚于你们殷纣,以纠正殷的命,使其最终断绝于天。正,是说彼不正而此以天威纠正它。肆尔多士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它属于上文,说我周家已经纠正殷命,使其断绝于帝,只诛杀其君,对于你们众多士人都赦免而不敢杀。另一种说法则将肆解释为故,说故是众多士人。大概周公上文说殷所以灭亡、周所以兴起,其理如此,于是说故。众多士人应当知道,周家所以拥有天下,不是我小国的周敢射取殷的天命。弋,是用来射取鸟雀的,所以弋解释为取。乃是纣王行为不道,不被上天所给予,上天确实不坚固于此。作乱之人,所以辅佐我。所以我所以承受殷的天命,不是我夺取的。既然说了我周不贪取你们殷的天命,所以又说非我敢求你们殷的天位。说我岂敢求你们的天位而拥有它呢?乃是纣王行为不道,不被天命所给予,而我下民都秉持心意协力辅佐我。所以我所以拥有天位,也不是我求取的。有的说天不给予,有的说帝不给予,其实是一样的,只是错综成文罢了。周公既说天命不是我敢夺取,乃是天不给予纣王,而我得到天位;不是我敢求取,乃是天不给予纣王,而我拥有它。那么天威难道不是明显而可畏的吗?所以总说:惟天明畏。由此看来,那么“肆尔多士”应当从后一种说法。

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向于时,夏弗克庸帝,大▯泆有辞。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罸。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徳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防。惟天不畀,不明厥徳。凡四方小大邦防,罔非有辞于罸。」

周公上既言殷所以亡周所以兴至此又以所闻夏亡殷兴之事证之以见尔殷当时取夏亦如此则我今日取殷亦犹殷之于夏不足疑而懐不服之思也「周公谓:我闻人説,上帝于人君之好逸乐者皆引而去之,是天不欲人君纵逸也。天不好逸乐,而有夏之君皆志于忧勤而不敢放于逸乐。谓大禹以下诸贤君皆能以忧勤合天意,故天于是降格,谓降至于夏,言其意常至于夏也。向于时,夏弗克庸帝,谓自是之后渐次向至于是,夏桀之君乃不能用上帝之意。谓天引逸,而桀乃适逸也。惟桀不能用于帝,于是大▯过于佚荡而有恶辞。惟是之故,天于是不复爱念,不复听闻,遂废絶其大命,降致以天罸,谓罸自天降而遂至于桀也。惟天欲降致其罸于桀,于是命尔商家之先祖成汤改革夏命为商,而用贤俊之人以治四方。此即立政所谓:『亦越成汤陟丕厘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用三有俊』也。天意既如此,而自成汤至帝乙终始二十六君,又皆能念天之意,无不明徳以忧恤于祭祀之事。盖人君为神天之主,所以使之承上下神只与社稷宗庙。然黍稷非馨,明徳惟馨,故祭祀之事又当以明徳为本。惟商之诸贤君知此,故皆以明徳而勤恤祀事,于是大为天之所建立,而安治于有商。殷王既为天之所建立,亦无敢失帝之意,莫不益广其徳以合于上天之泽。此盖説帝乙以上诸王能顺天意以保天下,明纣之不然也。唐孔氏谓帝乙已上非无僻王,此言无不明徳恤祀者,立文之法,辞有抑▯,将説纣之不善,盛言前世之贤,正以守位不失,故得美而言之。此説极然。周公既説帝乙已上诸王能顺帝意守天下,遂又言在今嗣王纣大不明于天意,谓天意引逸,而纣乃适逸,是不明于天意也。人君所畏敬者天而已,今既不明于天意,况能耳?听心念先王勤劳以建立国家之事乎?观汤自肇修人纪,而至于有万邦,则其勤可知矣。纣既不能听念于先王,于是大过于佚荡之事,全不顾视天之显然可畏,民之不可不敬,是其心惟知▯佚而已。虽上而为天下,而为民,其从违去就能决国家之存亡,亦邈然不恤矣。惟是之故,上帝乃不保安于纣,遂降如此之大防。必言如此者,盖纣之防亡时所亲见,故言如此,谓如今日之酷也。周公既言纣所以亡之故,又缴之曰:惟天不畀,不明厥徳。盖天之所以不与纣者,亦以纣不明于徳故耳。既言纣以不明于徳而亡,又言凡小大邦用防罔非有辞于罸者,谓纣之亡不特亡其身而已,而毒流下国,凡四方小邦大邦至于防亡者,皆以习纣之恶,无不有罪辞于罸,谓我国家征伐四国,四方之国皆有可罸之辞也。

王若曰:「尔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灵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贰适,惟尔王家我适。予其曰:『惟尔洪无度,我不尔动。』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周公既详言夏殷之所以兴亡,于是更端称王命,而言今我文武所以得天下之由,使商士知我周家之所以兴者,乃文武能顺天,而天命以天下,非周刼商而取之也,盖所以折其不服之情尔。尔殷多士,呼其人而告之也。今惟我周王,谓今日周家所以得天下者,以我周文武大善承上帝之事,谓上帝所欲行之事,文武皆能奉之,如天欲爱民,文武则爱之;天欲勤政,文武则勤之,皆灵承之谓也。惟文武能善承于天,故天于是有命,命文武使之割絶殷纣之命,即以其正殷之事告于上帝,如柴望大告,武成即是告其正殷之事于上帝也。惟文武之兴,乃天命之使之割殷而告

译我听说:“上帝引导夏朝走向逸乐,如果不顺从这种逸乐,那么上帝就会降临视察。从前那时,夏朝不能顺承上帝的意志,大大放纵而有过失。因此上天不再眷顾听闻,于是废除了其大命,降下惩罚。于是命令你的先祖成汤,变革夏朝,任用俊才,治理四方。自从成汤直到帝乙,没有不明德而忧恤祭祀的,因此上天大大建立并安治了殷商。殷王也不敢违背上帝的意志,无不配享上天的恩泽,其恩泽惠及后世。嗣王纣大大不能显明上天的意志,何况说他能听信思念先王呢?他大大放纵于逸乐,不顾视上天的威严和民众的敬重。因此上帝不再保佑他,降下如此大的祸患。上天不给予他,是因为他不明白自己的德行。凡是四方大小邦国,没有不因为有过失而受到惩罚的。”

周公在上面已经说了殷朝灭亡、周朝兴起的原因,到这里又用所听说的夏朝灭亡、殷朝兴起的事情来证明,以表明你们殷朝当时取代夏朝也是如此,那么我今天取代殷朝也就如同殷朝取代夏朝一样,不值得怀疑而产生不服的念头。周公说:“我听说人们说,上帝对于喜好逸乐的君主都会引导他们走向灭亡,这是上天不希望君主纵情逸乐。上天不喜欢逸乐,而夏朝的君主都志在忧勤而不敢放纵于逸乐。说的是大禹以下的各位贤君都能以忧勤符合天意,所以上天于是降临视察,说的是降临到夏朝,意思是天意常常关注夏朝。从前那时,夏朝不能顺承上帝的意志,说的是从这之后逐渐发展到这时,夏桀的君主不能运用上帝的意志。说的是上天引导逸乐,而桀却顺从逸乐。因为桀不能顺承上帝,于是大大放纵于逸荡而有恶言。因为这个缘故,上天于是不再爱念,不再听闻,遂废除其大命,降下天罚,说的是惩罚自天降下而终于到达桀那里。因为上天想要降下惩罚于桀,于是命令你们商家的先祖成汤改革夏命为商,而任用贤俊之人来治理四方。这就是《立政》所说的:‘还有成汤升格厘定上帝的大命,于是任用三宅,任用三俊’。天意既然如此,而自从成汤到帝乙终始二十六位君主,又都能念及天意,没有不明德而忧恤祭祀之事的。大概君主是神天的主宰,所以让他承接上下神祇与社稷宗庙。然而黍稷并不芳香,明德才芳香,所以祭祀之事又应当以明德为本。只有商的各位贤君知道这一点,所以都以明德而勤恤祀事,于是大为上天所建立,而安治于商。殷王既然被上天所建立,也不敢违背上帝的意志,无不广施其德以符合上天之泽。这大概是说帝乙以上的各位君王能顺天意以保天下,以说明纣王不是这样。唐孔氏说帝乙以上并非没有僻王,这里说没有不明德恤祀的,是立文的法则,言辞有抑扬,将要说明纣王的不好,极力称说前世的贤明,正因为他们守位不失,所以得以美言。这个说法很对。周公既然说了帝乙以上的各位君王能顺帝意守天下,于是又说现在的嗣王纣大大不能显明天意,说的是天意引导逸乐,而纣却顺从逸乐,这是不能显明天意。君主所畏敬的只有天,现在既然不能显明天意,何况能耳听心念先王勤劳以建立国家的事情呢?看汤自从肇修人纪,而至于拥有万邦,那么他的勤劳可以知道了。纣既然不能听信思念先王,于是大大放纵于逸荡之事,全不顾视上天的显然可畏,民众的不可不敬,是他心里只知道逸乐而已。虽然身为天下之主,为民之主,其从违去就能决定国家的存亡,也远远不关心了。因为这个缘故,上帝于是不再保佑纣,遂降下如此大的祸患。一定要说如此,大概是因为纣的祸患灭亡时亲眼所见,所以说如此,意思是像今天这样残酷。周公既然说了纣灭亡的原因,又总结说:上天不给予他,是因为他不明白自己的德行。既然说了纣因为不明白德行而灭亡,又说凡是小大邦国用防罔非有辞于罚,说的是纣的灭亡不仅灭亡他自身,而且毒流下国,凡是四方小邦大邦至于防亡的,都因为习染纣的恶,无不有罪辞于罚,说的是我国家征伐四国,四方之国皆有可罚之辞。”

王说:“你们殷朝的众士,现在只有我周王大大灵承上帝之事,有命令说:‘割断殷命,告戒于帝。’只有我的事不贰适,只有你们王家我的适。我将说:‘只有你们洪无度,我不动你们。’自从你们邑,我也念天即于殷大戾,所以不正。”

周公既然详细说了夏殷之所以兴亡,于是更端称王命,而言今我文武所以得天下之由,使商士知我周家之所以兴者,乃文武能顺天,而天命以天下,非周刼商而取之也,盖所以折其不服之情尔。尔殷多士,呼其人而告之也。今惟我周王,谓今日周家所以得天下者,以我周文武大善承上帝之事,谓上帝所欲行之事,文武皆能奉之,如天欲爱民,文武则爱之;天欲勤政,文武则勤之,皆灵承之谓也。惟文武能善承于天,故天于是有命,命文武使之割絶殷纣之命,即以其正殷之事告于上帝,如柴望大告,武成即是告其正殷之事于上帝也。惟文武之兴,乃天命之使之割殷而告

正于天,故我国家凡所作事,未尝有再往者,以其顺天命所归,毎一举而可定也。惟尔王家,我适者,周公谓我家以顺天命之故,凡所举事无再往之者;惟尔商家,乃不明天命所归,如纣之恶,我国家已诛灭之,而尔武庚又反复反,使我于此事遂至再往,谓既灭纣,又杀武庚也。汝等既已如此劳我再伐,我亦岂怨汝哉?我但自言曰:此事乃尔商众大无法度,谓纣则君不君,武庚则臣不臣,皆无法度,自有以招致我罸,我故不为汝之恐动其罪,自汝邑中自造有以招致我罸耳。此正如汤所谓“造攻自鸣条,朕载自亳”是也。周公既谓我国家所以再伐尔国者,皆汝自取,故又言我国家所以不忍之意,谓再伐之事固汝自取,而我亦念天于纣之诛、武庚之死,是已就殷而大罪之矣,故今日于汝等虽有可诛之罪,皆肆放而不尽正其罪,谓不忍尽伐之也。自此以上皆盛説殷周兴亡之由,使多士明知殷之亡实纣不道而天灭之,周之兴由文武修徳而天命之,兴亡皆出于天,非人所能为,则不当不服,不服是违天也。既以此折服其心,故自此以下则告以欲迁之意,人虽欲不迁。尚谁敢违乎?此见周公所以为善于折民心,而多士之作不至于盘庚之区区也。

译顺应天命,所以我国家所做的事情,从未有过需要再次前往的情况,因为顺应天命所归,每做一件事就能确定下来。只有你们商朝王室,是我征伐的对象,周公说我家因为顺应天命的缘故,凡所举事没有需要再次前往的;只有你们商朝,却不明白天命所归,像纣王的恶行,我国家已经诛灭了他,而你们武庚又反复造反,使我在这件事上竟然到了再次前往的地步,说的是既灭了纣王,又杀了武庚。你们既然已经如此让我再次征伐,我又哪里会怨恨你们呢?我只是自己说:这是因为你们商朝众人大大没有法度,说的是纣王作为君主不像君主,武庚作为臣子不像臣子,都没有法度,自然有招致我惩罚的原因,所以我不会因为你们的恐惧而动摇他们的罪行,是你们自己在城中招致了我的惩罚罢了。这正像汤王所说的“造攻自鸣条,朕载自亳”一样。周公既然说我们国家之所以再次征伐你们国家,都是你们自取的,所以又说我们国家不忍心的意思,说的是再次征伐的事固然你们自取,而我也念及上天对纣王的诛杀、武庚的死,已经就在殷商那里大加惩罚了,所以今天对你们虽然有可诛杀的罪行,都宽恕释放而不彻底惩治他们的罪行,说的是不忍心彻底征伐他们。以上这些都是极力阐述殷周兴亡的原因,让多士明白殷商的灭亡实在是因为纣王无道而上天灭了他,周朝的兴起是因为文王武王修德而天命所归,兴亡都出于上天,不是人力所能为的,那么就不应当不服从,不服从就是违背上天。既然用这些折服了他们的心,所以从这以下就告诉他们想要迁徙的意思,人虽然想要不迁徙,还有谁敢违背呢?这可见周公善于折服民心,而多士的作为不至于像盘庚那样狭隘。

王曰:「猷告尔多士,予惟时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奉徳不康宁,时惟天命无违。朕不敢有后,无我怨。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听用徳,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尔,非予罪,时惟天命。」

此一叚以下,周公告以迁之之意也。猷,▯语之辞。大诰言详矣。此亦周公之言,而言若曰:前已言“王若曰”,故此不必言。若康诰之体,正如此。周公谓:“我告尔殷之众士,我今日惟是迁尔等之居于西耳。”盖商在洛邑,东自商迁洛,是自东迁西也。然我所以迁尔者,非我一人奉持其徳,好动众而不安宁,时惟天命如此,不可少违。故我所以急为成周迁尔而西,不敢有后。后,犹缓也。尔不可怨我。此盖言今日所以迁尔之居者,乃出于天命也。先儒以“朕不敢有后”谓“汝无违我,我不敢更有复诛伐汝等”,此説亦通。既言我之迁尔出于天命,因又言我今日所以不用尔等在位而止赦尔罪者,亦非我故吝于汝,亦是天命。尔等是殷王遗民,知殷王先世自有册书有典籍,以其载事故谓之册,以其载道故谓之典。其实皆史籍之名。谓因当时革改夏命为殷,自有典册纪载其事。尔等非不知之,今乃倡言于下曰:“夏民之有道,我殷王皆简拔之,使在王庭之上,皆有职事于百僚之间。”谓殷革夏之后,尝用其民于王朝,未尝废絶。讥周之不然也。故周公既举其怨之之辞,因陈己意:“谓我一人惟有徳者是听是用。汝果有徳,我必求汝于天邑之商。”其意谓:“汝自无徳,不足用耳。果有徳,我岂不用?”商邑谓之天邑者,王都谓之天邑。商都旧为王都,故从旧而言天邑也。然所以不用汝,止肆赦矜怜汝者,非我之罪,亦惟天命如此而已。盖武王之初,止于诛其民、吊其民,未尝有迁汝之意。而汝等不安其居,自与武庚复叛。若更使之同恶相济,则日甚一日,祸有不止今日者。此岂天眷顾我周家之意?故迁尔者,亦天意当然也。天命有徳,故殷之简夏之俊民者,天也。汝等同恶无徳之可用,故我所以不用汝而止赦汝之罪者,亦天意当然也。盖圣人之心与天之心一也。圣人之意如此,则天之意必如此。周公于迁顽民居,与不用殷民,皆言天命,以己之意料天之必然也。此书虽周公言之,然皆称成王命,故多言「予一人」「我一人」,皆若成王自谓也。

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致天罸,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罸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王曰:又曰时,予乃或言尔攸居。

此周公又以王命告以今日不杀汝而迁殷之意,多士呼其人也。昔朕来自奄,谓周公东灭三监之后,自奄来归于镐,即诗所谓周公东征三年而归之时也。唐孔氏谓于时王不亲行,而王言「我来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诛四国,周公师还,亦是王来还也。下文「四国」乃谓三监与淮夷凡四国,其时奄不曽叛,奄之叛乃成王即政之后,再与淮夷叛周,后亡书之序所谓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作成王政,则奄之叛乃在彼时,故成王践而灭之。此所谓「来自奄」者,乃周公东归路经于奄耳。周公谓「我归自奄之后」,谓已诛四国之君也。四国之叛,其谋虽肇于君,而民从之,亦不可谓无罪者。若以秦法绳之,虽尽诛其民,亦未足以泄一时之怒,而因自奄归乃大降尔四国之民命。降犹令法,罪在上服,降一等为下服,则降者乃降重就轻,亦寛宥之意。谓降尔四国之民命,乃诛其君然经言「自奄而后大降四国民命」,则是既诛其君而归,不应既归而又诛其民,故此所谓「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致天罸,移尔遐逖」者,乃周公谓四

译王说:“我告诉你们众士,我只是将你们迁居到西方。你们不要认为我一人秉持德行却好动众而不安宁,这是天命不可违背。我不敢有所迟缓,你们不要怨恨我。你们应当知道,殷的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现在你们又说:‘夏朝有道的人,都被简拔在王庭,在百官中任职。’我一人只听从任用有德之人,所以我敢在天邑商寻求你们。我只是顺从并怜悯你们,这不是我的罪过,这是天命如此。”

这一段以下,是周公告知迁居的原因。猷,是发语词。《大诰》的言辞已经详细了。这也是周公的话,但语气像是说:前面已经说了“王若曰”,这里就不必再说了。像《康诰》的体例,正是这样。周公说:“我告诉你们殷的众士,我今天只是将你们迁居到西方。”大概商人在洛邑,从东方的商迁到洛,是从东迁到西。但我之所以迁你们,不是我一人秉持德行,好动众而不安宁,这是天命如此,不可稍有违背。所以我急于为成周迁你们到西方,不敢有所迟缓。后,就是迟缓的意思。你们不要怨恨我。这大概是说今天之所以迁你们的居处,是出于天命。先儒认为“朕不敢有后”是说“你们不要违抗我,我不敢再诛伐你们”,这种说法也通。既然说了我迁你们出于天命,接着又说我今天之所以不用你们在位而只赦免你们的罪过,也不是我故意吝惜于你们,这也是天命。你们是殷王的遗民,知道殷王的先世自有册书有典籍,因为记载事迹所以叫册,因为记载道理所以叫典。其实都是史籍的名称。说因为当时革改夏命为殷,自有典册记载其事。你们不是不知道,现在却在下面倡言说:“夏民中有道的人,我们殷王都简拔他们,使他们在王庭之上,都在百官之间任职。”意思是殷革夏之后,曾经任用夏民于王朝,未曾废绝。讥讽周朝不是这样。所以周公既举出你们怨恨的话,就陈述自己的意思:“说我一人只有德者才听从任用。你们果真有德,我必在天邑商寻求你们。”他的意思是:“你们自己无德,不值得任用罢了。果真有德,我岂会不用?”商邑称为天邑,王都称为天邑。商都旧为王都,所以沿旧称天邑。然而之所以不用你们,只赦免怜悯你们,不是我的罪过,也只是天命如此罢了。大概武王之初,只诛杀其民、吊唁其民,未曾有迁你们的意思。而你们不安于居处,自己与武庚复叛。如果更让他们同恶相济,就会日甚一日,祸患不止于今日。这难道是上天眷顾我周家的意思吗?所以迁你们,也是天意当然。天命有德,所以殷简拔夏的俊民,是天意。你们同恶无德可用,所以我之所以不用你们而只赦免你们的罪过,也是天意当然。大概圣人的心与天的心是一致的。圣人的意思如此,那么天的意思必定如此。周公对于迁顽民居住,与不用殷民,都说天命,是以自己的意思推测天的必然。这本书虽然是周公说的,但都称成王命,所以多说“予一人”“我一人”,都像成王自称。

王说:“众士,从前我从奄地回来,我大大宽宥了你们四国的民命。我于是明确地施加天罚,将你们迁往远方。顺从事情,臣服于我,多所谦逊。王说:告诉你们殷众士,现在我只不杀你们,我只命令有所申明。现在我在洛邑建立大邑,四方没有宾客,也只有你们众士所服侍奔走,臣服于我多所谦逊。你们还保有你们的土地,你们还安宁地居住。你们能恭敬,上天只赐予怜悯你们;你们不能恭敬,你们不仅没有你们的土地,我也将天罚施加于你们身上。现在你们只在此居住你们的城邑,继承你们的居处,你们在此洛邑有干禄有年寿。你们小子于是兴起跟随你们迁居。王说:又说时,我才或许说你们所居之处。”

这是周公又以王命告知今天不杀你们而迁殷的意思,多士是称呼那些人。昔朕来自奄,是说周公东灭三监之后,从奄地回到镐京,就是《诗经》所说的周公东征三年而归的时候。唐孔氏认为当时王不亲自前往,而王说“我来自奄”,是周公以王命诛四国,周公军队返回,也是王返回。下文“四国”是说三监与淮夷共四国,那时奄未曾叛乱,奄的叛乱是在成王即位之后,再次与淮夷叛周,后来《尚书》序所说成王东伐淮夷,于是践奄,作成王政,那么奄的叛乱是在那时,所以成王践奄而灭之。这里所说的“来自奄”,是周公东归路经奄地。周公说“我归自奄之后”,是说已诛四国之君。四国之叛,其谋虽始于君,而民跟随,也不能说无罪。如果用秦法来衡量,即使尽诛其民,也不足以泄一时之怒,而因从奄地回来就大大宽宥了四国之民命。降犹令法,罪在上服,降一等为下服,那么降者就是降重就轻,也有宽宥的意思。说降尔四国之民命,是诛其君,然而经文说“自奄而后大降四国民命”,那么是既诛其君而归,不应既归而又诛其民,所以这里所说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致天罸,移尔遐逖”,是周公说四

国之叛以天诛言之,则四国之民皆应致死,然我以不忍之心处之,故自奄而归,更不复罪尔等,先赦尔等死命,然后方始致行天罸于汝,特移尔等于遐逺之处,谓迁之于成周也。是天罸本当置之死地,今周公乃先赦其死,然后方行天罸,特迁之洛邑,乃赦其死而以流法处之也。然周公之迁也,亦岂屏之逺方,终身不齿哉?亦使之宻迩王室,式化厥训。自彼言之,则为遐逖耳。故继曰「比事臣我宗多逊」,盖谓今日之迁乃使之亲比服事,以臣于我王家,相宗尚为多顺之事,谓将使宻迩王室,化为友民也。周公既告以今日迁民之意,故又详其告,更端而称王命曰:「告尔殷多士,今我惟不杀汝,惟以此教命申告于汝。」申如三令五申之「申」。乃再三教告之意,此盖总説今日不杀汝,又以此教汝也。我今作大邑于此洛地,以四方诸侯无所宾见于王。此洛地四方道里均,故营之以为朝防之所,亦以尔多士党恶于故都,去王都逺,虽奔走臣事于我有所不可,故又营成周于其旁,使汝宻迩王室,易服其奔走之劳而臣事于我,王室而为多顺之事。此又申前言比事臣我宗多逊之意也。周公既详説所以迁之之意,故自此以下又勉▯多士,使既迁之后各勉力以图安居长乆之计也。谓尔等今当庶防有尔所安居之土,庶防各即其土而安,以干其所止。谓既有居止,则各有事不可不干也。尔若既迁之后果能克敬,谓不复狃前日之恶,则天将有以畀与于尔,矜恤于尔,不复如前日尔等叛逆之时,必欲诛灭之也。汝若复狃前恶,不能致敬,则不但不有此所居,谓不能保今日新邑所居,亦将遂致天罸于尔身,不复如前日天欲罸而我降尔命也。今尔惟是之故湏当居尔所迁之邑,谋为长乆之计,使子子孙孙皆可继尔所居,则尔凡有所干必可长乆有年于此洛邑。先儒谓汝其有安事有丰年于此洛邑,此説亦通。尔在新邑既能为长乆之计如此,则尔子孙亦将兴起而从尔以迁。盖周公当时所迁特迁其身,其子孙幼稚必有不迁者,人情莫不爱其子孙,凡有所为莫不欲为子孙计,此盖以其至情感动之,乃其安居之甚也。王曰又曰时予乃或言尔攸居,説者多以此王曰下无文,即加以又曰,疑其有阙文,然説经不当持阙文之见,详考此又曰乃重言下文一语,王谓是我乃有言尔之所居,非我爱汝等,则迁与不迁自有威刑以裁之,谁复言之?史官省其文而加之以又曰,谓此一言王既言之而又言之也。

译从上天惩罚叛国的角度说,四个国家的百姓都应当被处死,但我怀着不忍之心对待你们,所以自从奄国归顺后,就不再追究你们的罪责,先赦免了你们的死罪,然后才执行上天的惩罚,特意将你们迁徙到遥远的地方,即迁往成周。这意味着上天的惩罚本应将你们置于死地,如今周公先赦免了你们的死罪,然后才执行上天的惩罚,特意将你们迁往洛邑,这是赦免死罪而用流放之法处置你们。然而周公的迁徙,难道是将你们排斥在远方,终身不予接纳吗?也是让你们亲近王室,以教化你们的训诫。从你们的立场看,那是遥远之地。所以接着说“亲近侍奉,臣服于我宗庙,多有顺从之事”,大概意思是说今天的迁徙是让你们亲近侍奉,以臣服于我王家,相互宗尚多有顺从之事,意即让你们亲近王室,化为友善之民。周公既然告知了今日迁徙百姓的意图,所以又详细阐述,另起一端称王命说:“告诉你们殷朝的众士,如今我不杀你们,只以此教令宣告于你们。”“申”如三令五申中的“申”,是再三教告的意思,这大概是总说今日不杀你们,又以此教导你们。我如今在此洛地建立大邑,因为四方诸侯无处朝见君王。这洛地四方道里均等,所以营建它作为朝会之所,也因为你们众士在故都结党作恶,远离王都,即使奔走臣服于我也有所不便,所以又在旁边营建成周,让你们亲近王室,容易承受奔走的劳苦而臣服于我王室,多做顺从之事。这又是重申前面亲近侍奉、臣服于我宗庙、多有顺从之意的意思。周公既然详细说明了迁徙你们的意图,所以从此以下又勉励众士,使你们在迁徙之后各自勉力谋求安居长久的计策。意思是你们现在应当大概有你们安居的土地,大概各自在那土地上安定,以谋求他们的止所。意思是既然有了居处,那么各有事务不可不谋求。你们如果在迁徙之后果真能够恭敬,意即不再习染前日的恶行,那么上天将会赐予你们,怜恤你们,不再像前日你们叛逆时那样,必定要诛灭你们。你们如果再次习染前恶,不能恭敬,那么不但没有这居处,意即不能保全今日新邑的居所,也将导致上天的惩罚降临于你们身上,不再像前日天欲惩罚而我降下命令那样。如今你们正因为这个缘故,应当居住在你们迁徙的邑中,谋求长久的计策,使子子孙孙都可以继承你们的居所,那么你们凡有所谋求必可长久有年于此洛邑。先儒说你们在洛邑有安定的事务和丰年,此说也通。你们在新邑既然能如此谋求长久的计策,那么你们的子孙也将兴起而跟随你们迁徙。大概周公当时所迁徙的只是你们本人,你们的子孙年幼者必定有不迁徙的,人情没有不爱其子孙的,凡有所为没有不想为子孙打算的,这大概是用至情感动你们,乃是让你们安居的深切之意。王说又说此时我乃有言你们之所居,解说者多认为这“王曰”下无文字,就加上“又曰”,怀疑有缺文,然而解说经典不应持缺文之见,详细考察这“又曰”乃是重言下文一语,王谓是我乃有言你们之所居,并非我爱你们,那么迁徙与不迁徙自有威刑来裁断,谁还会说呢?史官省略其文而加上“又曰”,谓此一言王既说了而又说了。

无逸

  周公作无逸

此特成王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之萌于今日,故引商三宗以勤劳享年之永,与其余以逸乐不永及王季、文王勤劳之事而告之,盖所以防其微、杜其渐。其意谓今日即位之初,能知其不可自逸,而勤以行之后,尤或怠,况始或不勤,则后将如何哉?此周公作《无逸》之本意也。序《书》者采其意,谓思虑之及此,非圣如周公不能,故直言周公作《无逸》,亦犹伊尹作《咸有一徳也。

无逸,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

无逸二字,竹简旧所标之题也。周公曰:「呜呼!」叹而后言,其事重,其事欲成王听之,竦也。周公于此篇凡七更端,毎更端言「呜呼」,皆叹而重其事。此一节言凡为君子者如此,凡为小人者如彼。凡人能如此则为君子,不能如此则遂为小人,况人君其可不念此哉?周公谓君子之人,其所止者在于无逸豫。盖谓君子所贵止于无逸。然逸豫之事,人所甘心。君子所以能无之者,亦以其能先知稼穑之事,寒耕热耘,沾体涂足,艰难如此。虽始艰难,终获有秋之利,而享终嵗之逸。是始之艰难,乃所以为逸乐。君子惟知前之艰难,乃所以为后之逸乐,则知小人之依頼于稼穑如此,因此不敢逸豫。是君子所以能无逸者,实本于稼穑之艰难也。周公既説君子无逸之事,又説小人乃不知此而至于逸豫废业。谓相视彼小人,见父母勤劳稼穑之事,其为子者食父母之食,衣父母之衣,不知父母之衣食自稼穑艰难而得,乃谓衣食自至,而以父母之勤劳为徒自苦,是不知稼穑之艰难乃所以为逸乐也。于是乃为逸豫之言,以相诳诞。若不如此,则又轻侮其父母。谓之昔之人,犹俗云古老也,无闻知,谓父母无所闻,无所识,不能逸乐,乃自苦如此。林少頴谓此一节皆闾巷细民无知无识者之所为。周公乃取而笔于书者,何哉?盖自古人君席宴安之乆,将欲为▯佚之行,则亦变乱旧章,轻忽老成,以先王所忧勤而施为者视之如弁髦土梗,此祸败之所由起,危亡之所相寻,而世主所不悟也。成王席累世之富贵,虽未尝有诞谩之事,周公虑其幼冲之质,未厯于艰难,骄傲之情易生于志意,故告戒之辞不得不借小人之事以为喻也。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只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髙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髙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夀,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又更端故,▯叹而后言,重其事也。既叹乃言:「我闻曰:明非臆説乃得之所闻也。」周公谓闻古人之言,在昔殷王中宗,即太戊也。其为君也,上则严恭寅畏于天命,下则循法度以治民。惟上畏天,下畏民,故夙夜之间,只敬畏惧,不敢怠荒,于是以圗安宁。王龙舒谓:「严恭者,严以恭之,非徒恭而已矣。寅畏者,敬而畏之,非徒畏而已矣。如有冦盗而畏,非不畏也,岂敬而畏之哉?如见小人在位而恭,非不恭也,岂严而恭之哉?」此所谓严恭寅畏。天畏即桑谷共生于朝,太戊恐惧修省也。惟太戊上畏天,下畏民,不敢荒宁,故天与之,民悦之,而享国七十有五年之永也。自太戊以下十四世,至于髙宗,其名曰武丁。旧常勤劳于外,于是所与者皆在下之小人。此即前所谓旧学于甘盘,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之时也。惟髙宗为王子之时,乆劳于外,乃作起而即位,又亮阴三年之乆曽不▯言。亮阴居父

译无逸

周公作《无逸》

这特别是因为成王刚即位,周公担心他今天就会萌生安逸享乐之心,所以引用商朝三位先王因勤劳而长寿,以及其余因逸乐而不长寿,还有王季、文王勤劳的事迹来告诫他,大概是为了防微杜渐。他的意思是说,在刚即位之初,如果能知道不可自我放纵,而勤勉行事,后来或许还会懈怠,何况开始就不勤勉,那么将来会怎样呢?这就是周公作《无逸》的本意。为《尚书》作序的人采纳了这个意思,认为能考虑到这一点,非像周公这样的圣人不能做到,所以直接说周公作《无逸》,就像伊尹作《咸有一德》一样。

无逸,周公说:“唉!君子所应持守的是不要安逸,先要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这样在安逸时才知道百姓的依靠。观察那些小人,他们的父母勤劳于耕种收获,他们的儿子却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于是安逸于是粗野,既已荒诞,否则就轻侮他们的父母说:‘过去的人没有听闻和知识。’”

“无逸”二字,是竹简上原本标出的题目。周公说:“唉!”感叹而后说话,是因为事情重大,是想让成王听时感到震惊。周公在这篇文章中凡七次转换话题,每次转换话题都说“唉”,都是感叹并强调事情的重大。这一节是说凡是做君子的人如此,凡是做小人的人那样。凡是人能做到这样就是君子,不能做到这样就成了小人,何况君主能不念及这些吗?周公说君子的人,他所持守的在于不安逸。大概说君子所贵在止于不安逸。然而安逸享乐的事,人们都甘心去做。君子之所以能没有这些,也是因为他能先知道耕种收获的事,寒冬耕作,酷暑除草,身体沾湿,脚沾泥土,艰难到这种地步。虽然开始艰难,最终获得丰收的利益,而享受整年的安逸。这是开始的艰难,正是为了后来的安逸。君子只知道前面的艰难,正是为了后面的安逸,就知道小人对耕种收获的依赖如此,因此不敢安逸享乐。这是君子之所以能不安逸的原因,实际上源于耕种收获的艰难。周公既然说了君子不安逸的事,又说小人不知道这些而至于安逸享乐废弃事业。说观察那些小人,看见父母勤劳于耕种收获的事,作为儿子吃父母的食物,穿父母的衣服,不知道父母的衣食是从耕种收获的艰难中得来的,于是认为衣食自然到来,而把父母的勤劳当作徒自受苦,这是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正是为了安逸享乐。于是就说安逸享乐的话,互相欺骗荒诞。如果不这样,就轻侮他们的父母。称他们为“昔之人”,就像俗话说的“古老”一样,“无闻知”,是说父母没有听闻,没有知识,不能安逸享乐,却自苦到这种地步。林少颖说这一节都是里巷细民无知无识者的行为。周公却把它写进书中,为什么呢?大概自古以来君主长期处于宴安之中,将要做出放纵的行为,就会变乱旧章,轻忽老成,把先王所忧勤施行的事看作弁髦土梗,这是祸败的起因,危亡的相继,而世上的君主所不能觉悟的。成王处于累世的富贵之中,虽然不曾有荒诞之事,周公担心他年幼的资质,没有经历过艰难,骄傲之情容易生于意志,所以告诫的话不得不借小人的事作为比喻。

周公说:“唉!我听说:从前在殷王中宗,严肃恭敬敬畏天命,自我约束治理百姓,只敬畏不敢荒废安宁。因此中宗享有国位七十五年。在高宗时,过去在外勤劳,于是与小人在一起。当他即位时,有时居丧三年不说话。他如果不说话,说话就和谐,不敢荒废安宁,美好安定殷国,至于大小官员没有谁怨恨。因此高宗享有国位五十九年。在祖甲时,不义,曾是王,过去是小人。当他即位时,于是知道小人的依靠,能保护恩惠于百姓,不敢轻侮鳏寡。因此祖甲享有国位三十三年。从这时以后,立的王生来就安逸,生来就安逸,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不闻小人的劳苦,只追求享乐。从这时以后,也没有谁能长寿,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四三年。”

周公又转换话题,所以感叹而后说话,强调事情的重大。既感叹就说:“我听说:明白不是臆测而是得之于听闻。”周公说听到古人的话,在从前殷王中宗,就是太戊。他作为君主,对上严肃恭敬敬畏天命,对下遵循法度治理百姓。只有对上敬畏天,对下敬畏民,所以早晚之间,只敬畏惧,不敢怠荒,于是谋求安宁。王龙舒说:“严恭,是严肃而恭敬,不是仅仅恭敬而已。寅畏,是敬而畏,不是仅仅畏而已。如有寇盗而畏,不是不畏,难道敬而畏吗?如见小人在位而恭,不是不恭,难道严而恭吗?”这就是所谓的严恭寅畏。天畏就是桑谷共生于朝,太戊恐惧修省。只有太戊对上敬畏天,对下敬畏民,不敢荒废安宁,所以天赐予他,百姓喜悦他,而享有国位七十五年的长久。自太戊以下十四世,至于高宗,他的名字叫武丁。过去常在外勤劳,于是所与的都是在下的小人。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旧学于甘盘,既乃遁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的时候。只有高宗为王子的时候,久劳于外,于是起而即位,又居丧三年之久曾不说话。亮阴居父

防也。凡居父防则必信然,阴黙不言,以谨持防之道,故谓之亮阴。髙宗居防不妄▯言,故及其▯言则切中人情,而人乃雍和。髙宗于此曽不敢荒废于事,自图安静,故能善靖殷邦。盖髙宗之前,殷尝衰乱,髙宗实靖其乱而中兴也。惟髙宗不敢自安,而靖乱中兴,故天下之民,至于小者大者,无时有怨髙宗者,而髙宗之享国遂有五十九年之永。此亦由无逸之所致也。自髙宗而后三世,则其君谓之祖甲。先儒皆以祖甲为太甲,盖见之《史记》及《国语》,皆以祖甲为▯乱之君,故以为太甲。然顺世次言之,太戊之后言髙宗,髙宗之后言祖甲,其时既自有祖甲,则不应以太甲为祖甲。且司马迁采摘经▯颇多诋谬于圣人,又不见屋壁古经,其言不足信,故当以圣经为证。而郑▯亦谓祖甲,武丁子也,有兄祖庚,贤其父欲废兄而立祖甲,祖甲以此为不义,逃。于民间,故此云不义。惟王旧为小人,郑▯此説于圣经有证,故特从之。周公谓祖甲旧以髙宗欲废兄立已为不义,逃于民间而为小民,及其作起而即王位,于是遂知小人之所依頼者在于稼穑,故能保安惠爱于众民,不慢悔鳏夫寡妇,故祖甲享国三十三年之永,此由于无逸之所致也。自汤而下,贤圣之君六七作,无逸者亦多矣。周公必称三宗者,以三宗享国最长,人君享富贵之极,所慕惟厯年尔,故周公所以举享国最长者,欲成王慕而无逸也。周公既举其享国之长者以为之劝,故又举逸豫以促期者为之戒,谓自是厥后立王生则逸。所谓自时厥后者,非自祖甲之后也,或自中宗之后,或自髙宗之后,或自祖甲之后,总言自三宗之后也。周公谓自三宗之后生则享安逸,不知民间疾苦也。惟其生则享安逸,故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苦,惟耽乐之事是从,故自此之后亦无有能长享夀考,多者止于十年,其次则七八年,其次则五六年,甚者则止于三年四年。此盖周公以逸乐促期为成王戒,欲其知惧也。

译这是防备之道。凡是处于父亲的丧期,必定要确实如此,阴静沉默不说话,以谨慎地持守丧礼的法则,所以称为“亮阴”。高宗居丧不随意说话,所以他一旦说话就切中人情,而人们于是和乐。高宗在这里曾经不敢荒废政事,自己谋求安静,所以能够很好地安定殷国。大概在高宗之前,殷国曾经衰乱,高宗实际上平定了祸乱而中兴。只有高宗不敢自己安逸,而平定祸乱实现中兴,所以天下的百姓,无论是小的还是大的,没有时刻怨恨高宗的,而高宗享有国位于是有五十九年之久。这也是由不贪图安逸所导致的。从高宗以后三代,那么他们的君主称为祖甲。先代的儒者都认为祖甲就是太甲,大概是因为在《史记》和《国语》中,都把祖甲当作昏乱的君主,所以认为他是太甲。然而顺着世系来说,太戊之后说高宗,高宗之后说祖甲,那个时代既然自有祖甲,就不应该把太甲当作祖甲。况且司马迁采摘经典多有诋毁谬误于圣人之处,又没有见到屋壁中的古经,他的话不足以相信,所以应当以经典为证。而郑玄也说祖甲是武丁的儿子,有哥哥祖庚,贤德的父亲想要废掉哥哥而立祖甲,祖甲认为这是不义,逃到了民间,所以这里说不义。只有君王过去是平民,郑玄这个说法在经典中有证据,所以特别采纳它。周公说祖甲过去因为高宗想要废掉哥哥而立自己是不义,逃到民间成为平民,等到他兴起而登上王位,于是就知道平民所依赖的是耕种收获,所以能够保全、施惠、爱护众民,不怠慢、不悔恨对待鳏夫寡妇,所以祖甲享有国位三十三年之久,这也是由不贪图安逸所导致的。从商汤以下,贤圣的君主有六七位出现,不贪图安逸的也很多。周公一定要称颂三位宗庙君主,是因为三位宗庙君主享有国位最长久,君主享有富贵的极致,所羡慕的只有年数罢了,所以周公举出享有国位最长久的人,是想让成王羡慕而不贪图安逸。周公既然举出享有国位长久的人作为劝勉,所以又举出安逸享乐导致寿命短促的人作为警戒,说从那时以后,立为君王的人一生下来就安逸。所谓“从那时以后”的,不是从祖甲以后,或者从中宗以后,或者从高宗以后,或者从祖甲以后,总说是从三位宗庙君主以后。周公说从三位宗庙君主以后,一生下来就享受安逸,不知道民间的疾苦。只有他一生下来就享受安逸,所以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不听平民的劳苦,只顺从耽溺享乐的事情,所以从这以后也没有能够长久享有长寿的,多的只有十年,其次则七八年,其次则五六年,严重的则只有三年四年。这大概是周公用安逸享乐导致寿命短促作为成王的警戒,想让他知道畏惧。

周公曰:「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懐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逰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周公上既举商三宗无逸以永年为成王劝,又引自是厥后诸王逸豫以促期为成王戒。此则又以太王、王季、文王之事证之,正欲成王知无逸之事,非惟商三宗而已,虽我祖宗亦然也。周公谓无逸之事,岂独商三宗而已?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能自抑损能自畏惧,故文王继之亦能以抑畏为心,而卑其所服,不敢妄自矜大。卑服有二説,先儒以卑服如禹之恶衣服,谓卑贱其服不敢华饰;湏江则以此服为服事商之服,谓自卑以服事其纣。二説皆通,然克自抑畏下继即康功、田功,则此二説皆若不贯。余谓文王太王之孙,为王季之子,亲承其抑畏之诫,故每事卑下不敢自髙。凡下文所言,皆卑服之目也。文王惟卑下其所事故所就者为安民之功与田亩之功又徽其柔而懿其恭徽柔者美其柔也美其柔则柔不至于不能立懿恭者善其恭也善其恭则恭不至于足而又于小民则懐来而保安之鳏寡则有惠以鲜活之尤言存活之也此皆文王所谓卑服之目也文王惟卑下其服事,所志在于康功、田功,徽柔、懿恭,与夫懐保小民,惠鲜鳏寡,故自朝而至日之方中,或至日昃,皆不遑于寛暇以食。文王非不食也,特以志在于民,饥则急食不暇缓食也。然文王所以如此者,亦非故欲自苦其身,特将用此以和悦天下之民耳。周公既言文王忧勤于民如此,又説文王虽逰遨田猎之事,古之人君所不可免者,亦不敢以为乐,其所以用庶邦者,惟正是供,不供吾遨逰之用也。时文王为西伯,庶邦有当供文王者,此又见文王非唯爱吾民虽所统之国无不爱文王,惟如此勤俭,故受命为诸侯。于中身享国有五十年之永,盖文王九十七而终。此言受命惟中身,必是近五十左右受命为诸侯,至九十七而终,是五十年也。

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于观,于逸,于逰,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徳哉!」

周公上既陈文王无逸之事,至此又叹而戒成王。周公谓:“继自今日以往,嗣王又呼成王也。则其不可浸▯于观玩,不可浸▯于逸豫,不可浸▯于逰戏与田猎等事。盖此等事皆人君所不可免者,如省方观民,如吾王不豫,吾王不逰,如搜田狝狩,皆不可免者。但不可浸▯于彼而不知止也。使浸▯于此四者而不知止,则必妄用民财,妄用民力,以供吾四者之用。惟不浸▯于此,故凡所以用万民,乃可以惟正是供矣。”周公既戒成王俾无▯于四者,然又恐成王乆于勤劳,或一旦自寛暇而言:“谓我今日止于畧耽乐,明日即止。”然此衅一开,则今日既乐,明日必不能如向者之勤,是一日之乐乃为终身之忧也。故周公又戒成王:“谓不可自寛暇,谓我终嵗勤勤,止于今日畧为耽乐。”然此事乃非所以训民,亦非天意之所顺,一时之人化之,亦将大有愆过,则一日之乐是为终身之忧也。甚矣!周公既深言一日之乐不可少开,故又戒成王不可如商王受之迷乱。“谓迷惑聩乱,不知安危之所在,乃酗于酒。酗酒谓因酒为凶也。”徳哉!言湏当务徳也。此言徳哉,正如前日钦哉、懋哉,盖古人立言之法有如此者。“一説谓不可如商王受酗于酒徳。”盖酒不谓之徳,而纣乃酗于酒,不知其无益,乃反视之若徳。此説虽通,然费辞,不若前説之直捷也。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诪张为幻,此厥不听,人乃训之,乃变乱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此周公又嗟叹而言:「古人犹以言相告戒,况我与成王君臣也?其谆谆作告,夫岂过哉?盖欲成王听其言也。」此古人先儒谓是:「古之明君良臣,独龙舒以其言犹则不当为君臣

译周公说:“唉!那也就是我们周的太王、王季能够自我克制和敬畏,文王谦卑地从事事务,致力于安民和农耕的功业,美好而柔和,善良而恭敬,安抚和保护小民,恩惠并救济鳏夫寡妇。从早晨直到太阳偏西,没有空闲的时间吃饭,全都用来调和万民。文王不敢沉溺于游乐和田猎,因为各诸侯国只供给正当的赋税。文王接受天命,大约在中年,他在位享国五十年。”周公上面已经列举商朝三位君主不贪图安逸而长寿的事例来劝勉成王,又引用这三位君主之后的君主因安逸享乐而短命的事例来警戒成王。这里又用太王、王季、文王的事例来证明,正是想让成王知道不贪图安逸的道理,不仅仅商朝三位君主如此,即使我们的祖先也是如此。周公说不贪图安逸的道理,难道只有商朝三位君主吗?那也就是我们周的太王、王季能够自我克制和敬畏,所以文王继承他们,也能以克制敬畏为心,而谦卑地从事事务,不敢妄自尊大。关于“卑服”有两种说法,先儒认为“卑服”像大禹那样厌恶华丽的衣服,意思是使衣服卑贱,不敢华丽装饰;湏江则认为“服”是服事商朝的服,意思是自卑以服事商纣。两种说法都讲得通,然而“克自抑畏”下面紧接着“康功、田功”,那么这两种说法似乎都不连贯。我认为文王是太王的孙子,王季的儿子,亲身承受他们克制敬畏的告诫,所以每件事都谦卑低下,不敢自高。下面所说的,都是“卑服”的具体表现。文王因为谦卑地从事事务,所成就的是安民之功和农耕之功,又美好其柔和,善良其恭敬;美好其柔和,那么柔和不至于不能立身;善良其恭敬,那么恭敬不至于自满;而对于小民,则安抚并保护他们;对于鳏夫寡妇,则恩惠并救济他们,尤其说是存活他们。这些都是文王所谓“卑服”的具体表现。文王因为谦卑地从事事务,志向在于安民之功、农耕之功、美好柔和、善良恭敬,以及安抚保护小民、恩惠救济鳏夫寡妇,所以从早晨到太阳正中,或者到太阳偏西,都没有空闲的时间吃饭。文王不是不吃饭,只是因为志向在于百姓,饿了就急忙吃,没有闲暇慢慢吃。然而文王之所以这样,也不是故意要苦自己的身体,只是打算用这个来使天下百姓和悦罢了。周公既然说了文王为百姓如此忧劳,又说文王虽然游乐田猎之事,是古代君主不可免除的,也不敢以此为乐,他使用各诸侯国的供给,只限于正当的供给,不供给他游乐的用途。当时文王是西伯,各诸侯国有应当供给文王的,这又显示文王不仅爱护自己的百姓,即使所统辖的国家也没有不爱护的。文王正因为如此勤俭,所以接受天命成为诸侯。在中年享国五十年之久,大概文王九十七岁去世。这里说接受天命在中年,必定是接近五十岁左右接受天命成为诸侯,到九十七岁去世,是五十年。

周公说:“唉!从今以后,嗣王就不要沉溺于观玩、安逸、游乐、田猎,让万民只供给正当的赋税。不要说:‘今天稍微享乐,这不是百姓所效法的,也不是天意所顺应的。’当时的人就会有大的过失,不要像殷王受那样迷惑混乱,酗酒败坏德行啊!”

周公上面已经陈述了文王不贪图安逸的事例,到这里又叹息并警戒成王。周公说:“从今以后,嗣王,也就是称呼成王,就不要逐渐沉溺于观玩,不要逐渐沉溺于安逸,不要逐渐沉溺于游乐和田猎等事。大概这些事都是君主不可免除的,比如巡视四方观察民情,比如‘我们大王如果不安逸,我们大王就不游乐’,比如搜捕田猎,都是不可免除的。只是不能逐渐沉溺于那些事情而不知道停止。如果逐渐沉溺于这四种事情而不知道停止,那么必定妄用民财,妄用民力,来供给这四种事情的用途。只有不沉溺于这四种事情,所以凡是使用万民,才可以只供给正当的赋税。”周公既然警戒成王不要沉溺于这四种事情,但又担心成王长久勤劳,或许一旦自我宽慰说:‘我今天稍微享乐,明天就停止。’然而这个祸端一旦打开,那么今天既然享乐,明天必定不能像以前那样勤劳,这一天的享乐就成为终身的忧虑。所以周公又警戒成王:‘不要自我宽慰,说我整年勤劳,只在今天稍微享乐。’然而这件事并不是用来训导百姓的,也不是天意所顺应的,当时的人受其影响,也将有很大的过失,那么这一天的享乐就成为终身的忧虑。严重啊!周公既然深入说明一天的享乐不可稍微开启,所以又警戒成王不要像商王受那样迷惑混乱。‘说迷惑昏乱,不知道安危所在,于是酗酒。酗酒是说因为酒而作凶恶之事。’德行啊!意思是应当致力于德行。这里说‘德行啊’,正如前面的‘钦哉’、‘懋哉’,大概古人立言的方法有像这样的。‘另一种说法认为不要像商王受那样酗酒败坏德行。’大概酒不称为德行,而商纣却酗酒,不知道它没有益处,反而把它看作德行。这种说法虽然讲得通,但是费辞,不如前一种说法直捷。”

周公说:“唉!我听说:古代的人还互相训告,互相保护恩惠,互相教诲。百姓没有互相造谣惑众的,如果不听从,人们就训导他,他就变乱先王的正法。至于大小事务,百姓如果不顺从,心里就怨恨,或者嘴里就诅咒。”这是周公又叹息着说:“古人还以言语互相告诫,何况我和成王是君臣呢?他谆谆告诫,难道过分吗?大概是想让成王听从他的话。”这里的古人,先儒认为是:古代的明君良臣,只有龙舒认为“犹”字不当理解为君臣。

,乃泛説古人,盖谓古之人犹相告戒,况君臣何独不然?」此説是也。周公谓古之人凡相与处者,或有过失,犹陈古以训之,或直言以告之。不从,又未敢深言以逆其意,且保安而惠爱之。待其意与吾相得也,则又详以教之、诲之。惟古人之相与处者,能相规饬如此,故一时之间,凡为民者皆无有诪张诳诞而慕为幻惑之事者,盖皆以诚相与也。周公既言古人相规饬如此,乃谓成王:「于我此言乃不能听而用之,则人乃务相顺从,不复以諌正为事,且将相与变乱先王正法。至于小事大事,无不变之。使其有不为顺从之事,则其心必违逆于君,怨恨于君;使不为违怨之事,则必其口诅祝于君。诅祝犹骂之也。盖始相顺之中则怨之,终则骂之也。」

译于是泛泛地谈论古人,大概是说古人尚且互相告诫,何况君臣之间怎么唯独不这样呢?」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周公说,古人凡是共同相处的人,如果有过失,有的用陈述古事来训导他,有的用直言来告知他。如果不听从,又不敢说得过于深刻而违背他的心意,暂且保全他并施以恩惠爱护他。等到他的心意与我相契合时,就再详细地教导他、教诲他。只有古人互相相处,能够如此互相规劝告诫,所以在那时,凡是做臣民的人都没有虚张声势、欺诈荒诞而羡慕从事迷惑人心之事的人,大概都是彼此以真诚相待。周公既然说了古人互相规劝告诫是这样的,于是对成王说:「对于我这些话,如果还不能听从并加以运用,那么人们就会致力于互相顺从,不再把进谏纠正当作正事,而且将一起变乱先王的正道法度。至于小事大事,没有不变乱的。如果让他们不做顺从之事,那么他们的心必定违逆君主,怨恨君主;如果不做违逆怨恨之事,那么必定会在口头上诅咒君主。诅咒就像辱骂一样。大概起初在互相顺从之中就怨恨君主,最终就辱骂君主了。」

周公曰:「呜呼!自殷王中宗及髙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徳。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聴,人乃或诪张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则若时,不永念厥辟,不寛绰厥心,乱罸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周公曰:「呜呼!嗣王其监于兹。」

周公既言成王,若不听我此篇所戒之言,则人必务为顺从,不复諌正,不然则违之,怨之,又甚则诅之,祝之。至此,又恐成王万一至于民之有怨诅者,轻信人言,则戮及无罪,故又戒之,以此一节也。大抵好恶之情,莫公于民。桀不君,而有众弗协;汤一徳,而万姓咸喜者,好恶公故也。周公谓昔时殷王中宗与髙宗,祖甲与我周文王,此四君者,皆进于明哲,知人情伪,不为人言所惑,必言此四君者,盖前承无逸永年之事,既举四君而言,故此因引四君为言也,非谓古之贤君惟此四君能然也。惟此四君能进于明哲,不惑人之言,其有告之曰:“小人心怨汝,口詈汝”,则大自敬其徳,不复责人,虽以下谤上,乃民之愆过,而此四君则言曰:“此非民过,乃朕之过。”其意盖谓使我无可议,则彼亦安得而议?正如孟子所谓:“我必不仁,必无礼,此物奚宜至哉?”惟四君信能如是,故于小人之怨詈者,不但不敢含蓄其忿怒,且将乐闻其言,以知已过矣。周公既言四君所以待小人之怨詈者,故又告成王谓成王于我此言乃不能听用,则人有诳诞为幻惑者,言曰:“小人心怨汝,口詈汝”,则必轻而信之,谓不复辨其真伪,岂能如四君责己而不责人?夫如是不能长念其为君之道,不能大绰缓其心,谓含怒而急躁也。若然,则将违道逆理,妄以罸及无罪,而杀及无辜之人,罪辜皆罪也,异其文耳。如此则向之怨者、詈者一二人耳,今乃同怨之矣,是其怨且将丛于一人之身矣,岂不谓之为乱哉?此周公深言轻信之祸也。周公首陈无逸之事,终又及于君臣相规饬之意,因又及于待小人怨詈之道,则其言至矣,故叹而言曰:“嗣王呼成王也,其当监视我此篇之言,欲其动考其所戒也。”《尚书详解》卷二十

<经部,书类,夏氏尚书详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二十一

  宋 夏僎 撰

  君奭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説周公作《君奭》。

成王自周公复辟之后,即政于新邑,即命周公使为太师,洛诰所谓“居师”是也。既命周公为太师,必升召公为太保,使之同心协力,相成王以为之左右,所谓“左右谓王有所为,二公实为之左右手”,如舜所谓“臣作朕股肱耳目”是也。召公既承成王命,乃谓周公有经济之才,自足以辅相成王而隆乆大之业,吾不必更居保位以茍爵禄,故承爵命则有所不悦于心。此不悦者,非不喜悦成王之命也,正如顔子于夫子所谓“于吾言无所不悦”,乃“无所不晓”,则此不悦者,乃是召公于成王之命,心有所不晓,葢不晓成王所以尊己之意也。周公则以谓成王即政之初,召公尚相与同心夹辅,今既即政之后,岂可专责于已而自欲去哉?故此篇皆留召公之辞,史官序之名篇以《君奭》。以周公留召公,首呼“君奭”,而后告故,取以为简编之别也。説者徒见《旅獒》有“太保作《旅獒》”之语,而《召诰》有“太保先周公相宅”之语,遂谓召公自武王之世已为太保,殊不知武王之时,太公为太师,有周公在尚未得为太师,召公岂得遽超周公而为保哉?是前所谓太保者,乃史官叙书追称耳。如《书序》称成王,皆未崩前已称谥,岂非追叙之乎?説者又谓此召公不悦,乃疑周公摄政如管蔡有不利孺子之意,此葢以小人之心妄料圣人,非君子之言,皆所不取也。

君奭,周公若曰:「君奭,弗吊,天降防千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呜呼!君已曰:『时我,我亦不敢宁于

译周公说:“唉!从殷王中宗到高宗,再到祖甲,以及我们周文王,这四位君主都通达明智。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小人在怨恨你,咒骂你’,他们就更加恭敬地修养自己的德行。他们反思过错时说:‘这是我的过错,确实像这样,我不仅不敢怀有怒气。’如果君主不听从这种劝诫,人们就会有人捏造谎言、制造幻象,说:‘小人在怨恨你,咒骂你’,君主就相信了,像这样,就不长久地思考君主的正道,不宽宏舒缓自己的心胸,扰乱刑罚使无罪者受罚,杀害无辜的人,那些怨恨就会相同,聚集在他自己身上。”周公说:“唉!继位的君王应当以此为鉴。”

周公既然对成王说了,如果成王不听我这篇所告诫的话,那么人们必定致力于顺从,不再进谏纠正,否则就违背他、怨恨他,再严重就诅咒他、祝祷他。到了这时,又担心成王万一到了百姓有怨恨诅咒的地步,轻信别人的话,就会杀戮无罪的人,所以又告诫他,用这一节。大体上,好恶的情感,没有比百姓更公正的。夏桀不行君道,而众人不协调;商汤一德,而万民都欢喜,这是因为好恶公正的缘故。周公说从前殷王中宗与高宗、祖甲和我们周文王,这四位君主,都进于明哲,了解人情的真伪,不被别人的话所迷惑,必定说这四位君主,大概前面承接无逸长久享国的事,已经列举了四位君主而言,所以这里因而引用四位君主而言,不是说古代贤明的君主只有这四位能这样。只有这四位君主能进于明哲,不被别人的话迷惑,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小人心里怨恨你,口头上咒骂你”,他们就大大地恭敬自己的德行,不再责备别人,虽然以下谤上,是百姓的过错,而这四位君主却说:“这不是百姓的过错,是我的过错。”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说,如果我无可指责,那么他们又怎么能指责呢?正如孟子所说的:“我必定不仁,必定无礼,这些灾祸怎么会到来呢?”只有四位君主确实能这样,所以对于小人的怨恨咒骂,不仅不敢含蓄他们的忿怒,而且将乐于听取这些话,以知道自己的过错。周公既然说了四位君主对待小人怨恨咒骂的方法,所以又告诉成王,如果成王对我这话不能听用,那么有人用虚妄的话迷惑他,说:“小人心里怨恨你,口头上咒骂你”,就必定轻易相信,不再辨别真伪,怎么能像四位君主那样责己而不责人呢?像这样不能长久思考作为君主的正道,不能宽宏舒缓自己的心胸,意思是含怒而急躁。如果这样,就会违背正道逆理,妄加刑罚于无罪的人,而杀害无辜的人,罪和辜都是罪,只是文字不同罢了。像这样,以前怨恨的、咒骂的只是一二人罢了,现在都共同怨恨他了,那怨恨就将聚集在一人的身上了,这难道不叫做乱吗?这是周公深刻说明轻信的祸害。周公首先陈述无逸的事,最后又涉及到君臣互相规劝的意思,因而又涉及到对待小人怨恨咒骂的方法,那么他的话就完备了,所以感叹说:“嗣王啊,成王啊,你应当监视我这篇的话,想要你行动时考察我所告诫的。”《尚书详解》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二十一

宋 夏僎 撰

君奭

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师,辅佐成王作为左右。召公不悦,周公作《君奭》。

成王自从周公复辟之后,就在新邑执政,就任命周公担任太师,《洛诰》所说的“居师”就是。既然任命周公为太师,必定提升召公为太保,让他们同心协力,辅佐成王作为左右,所谓“左右是说君王有所作为,两位公实际上作为左右手”,就像舜所说的“臣作为我的股肱耳目”一样。召公既然接受成王的任命,就认为周公有经世济民的才能,自足以辅佐成王而成就长久伟大的事业,我不必再居太保之位以苟取爵禄,所以接受爵命则心里有所不悦。这不悦,不是不喜欢成王的任命,就像颜回对于孔子所说的“于吾言无所不悦”,是“无所不晓”,那么这不悦,就是召公对于成王的任命,心里有所不晓,大概是不晓成王所以尊崇自己的意思。周公则认为成王刚执政之初,召公尚且同心夹辅,现在既然已经执政,怎么可以专责于自己而自己想离去呢?所以这篇都是挽留召公的话,史官序之名篇为《君奭》。因为周公挽留召公,首先呼“君奭”,然后告知缘故,取以为简编的区别。解说者只看到《旅獒》有“太保作《旅獒》”的话,而《召诰》有“太保先周公相宅”的话,就说召公从武王之时已经是太保,殊不知武王之时,太公担任太师,有周公在尚未能担任太师,召公怎么能超越周公而担任太保呢?是前面所说的太保,乃是史官叙书追称罢了。如《书序》称成王,都是未崩前已经称谥,难道不是追叙的吗?解说者又说这召公不悦,是怀疑周公摄政像管蔡有不利于孺子的意思,这大概是用小人的心妄料圣人,不是君子的话,都不采纳。

君奭,周公若说:“君奭,不幸,天降灾难于殷,殷已经坠失其天命。我们周既已承受,我不敢说:其基业永远信守于美善。如果天辅助诚信,我也不敢说:其最终出于不祥。唉!君已说:‘这时我,我也不敢安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