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七

译郭景纯认为三江是岷江、浙江、松江；韦昭认为是松江、浙江、浦阳；王介甫认为一条江从毗陵发源，一条江从义兴发源，一条江从吴县发源；班固认为南江从防稽吴县南部流入大海，中江从丹阳芜湖县向西向东流至防稽阳羡入海，北江从会稽毗陵县北部向东流入大海。这些都是根据他们所见到的江河而言，并非大禹治水时的旧迹。郦道元曾经说东南地势低洼，是万流汇聚之地，水流冲击地面便形成河流，所以难以凭借旧有的河道作为依据。由此看来，大禹治水的旧迹，其下游历经年代久远，被冲毁淹没的部分随着时代变迁，已经无法再考证。关于三江的说法，虽然通过经典考证知道情况如此，也不敢像苏氏那样指定确切的位置。少颖的这个说法非常好，但少颖看到经文中有北江、中江而没有南江，便认为有中江就一定有南江，这没有考证依据。不如曾氏所说，考证于地理志，豫章的河流如彭水、鄱水、涂水之类，共九条水汇入湖汉，向东到彭蠡湖流入长江。这些水大概是南江，南江是长江的故道，并非大禹所疏导，后来大禹疏导汉水流入其中，与旧江合流，而水脉分为南北，所以汉水称为北江。又后来疏导岷山的江水流入其中，其水流介于两条江之间，所以称为中江。北江、中江都是大禹所疏导的，南江只是它的故道罢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震泽的水多震动而不稳定，所以称为震泽。只有稳定才能体现大禹治水的功绩，所以说震泽安定，大概是指三江既已入海，那么泛滥的水有所宣泄，震泽的水才开始得以安定。苏氏说三江未入海时东南都是水，哪里还有吴越之地，等到三江入海，吴越才开始有可以居住的土地，而水汇聚的地方只有震泽而已。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少颖说《禹贡》逐州所叙述的治水曲折，都是将一州的水列在该州之下，并非一定要文势相连，如下文疏导岍山和岐山，疏导弱水等，可以从首尾本末去寻求联系。而先儒却有这种弊病，如兖州的灉水、沮水，实际上并没有在雷夏泽汇合，只是按照经文“雷夏既泽，灉沮会同”，便说这两条水实在雷夏泽汇合。这一州的三江实际上并没有流入震泽，只是按照经文“三江既入，震泽厎定”，便说三江实在流入震泽，这都是不考证的过错。查《地理志》具区在会稽吴县北部，古文认为就是震泽，以现在考证，正在平江府吴县及湖州乌程县边界，称为太湖。汉代的孔氏也说震泽即吴南太湖。韦昭注《国语》，说太湖就是五湖。《尚书》称为震泽，《尔雅》称为具区，方圆五百里。这样看来，太湖、五湖、震泽、具区，名称虽然不同，其实是一回事。然而《周官·职方氏》却说“扬州薮曰具区，浸曰五湖”，这难道其余州的浸和薮都在不同地方，而扬州的浸和薮却合为一处吗？唐代的孔氏说“扬州的浸和薮，论其水称为浸，指其泽称为薮”，总之，唐代孔氏也是顺着经文而勉强为之解释，未必有依据。我私下认为具区既然是薮，五湖既然是浸，浸和薮既然不同，自然不能混为一地。我想具区自是具区，五湖自是五湖，只是经文没有明文规定，各位儒者得以凭臆测解说，迷惑后学罢了。应当留待知道的人来解答。篠，是小竹；簜，是大竹。李巡说竹节相距一丈的称为簜，孙炎说竹节宽大的称为簜，都不如郭璞说篠是小竹，簜是大竹，他的说法简单明了。扬州水退之后，竹子无论大小都铺展开来生长，所以说“既敷”；草则稀少而细长，所以说“惟夭”；树木则高大挺拔，所以说“惟乔”。这一州说“夭乔”，其他州说“繇条”“言渐”“包”，都是草木茂盛的意思。它们的不同，只是史家变换文辞罢了，不必跟着去解释。至于这一州说草木在土地之上，兖州、徐州说草木在土地之下，先后不同，应当是兖州、徐州不如扬州最适宜草木生长，所以兖州、徐州的草木必须等到水退，土性恢复之后，才开始茂盛，所以说草木在土地之下；扬州则土地尤其适宜，所以水一退草木就茂盛，不必等土性恢复后才茂盛，所以说草木在土地之上。少颖在兖州曾说兖州、徐州、扬州说草木，是因为东南多水不适宜草木，现在看扬州说篠、簜既敷，乃是东南适宜竹箭，所以提及，怎么能说是三州不适宜草木所以提及呢？应当是最适宜草木所以提及，不然只有木的贡赋系于扬州，如果不适宜，为什么要征收它所没有的贡赋呢？所以知道少颖的说法不一定正确。涂泥，汉代的孔氏说地泉湿润。东南万流汇聚，所以扬州、荆州都说涂泥。正因为泥泞，扬州的田地列为下下，在九州中排第九，而赋税却出下上，在九州中排第七，有时错出第六等赋税的，是因为人工修治的缘故。秦少防曾说现在所说的肥沃土壤，没有比得上吴越闽蜀的。一亩的收成，比其他州往往数倍。吴越闽蜀，是古代的扬州、梁州。查《禹贡》扬州田第九，梁州田第七，都在下等之中，却以肥沃著称，是因为吴越闽蜀地狭人众，培土灌溉的功夫到了。金三品

译汉孔氏认为金银铜为三品，郑氏认为铜为三品是不对的。瑶琨，汉孔氏认为都是美玉，王肃认为是次于玉的美石。查考《周礼》内宰在后妃裸献时赞颂瑶爵，哪有后妃所执的爵是用美石做的呢？应当依从孔氏，认为瑶琨都是美玉。篠是用来做竹箭的，簜是大竹，用来做笙箫符节之类。《周官》掌节中有英簜，大概就是指这个。齿，孔氏认为是象牙，革，孔氏认为是犀牛皮，用来装饰器物，皮革用来做甲胄。羽，孔氏认为是鸟羽，唐孔氏扩大其说，认为孔雀、翡翠之类的羽毛可以用来做装饰。毛，孔氏认为是牦牛尾，唐孔氏扩大其说，认为牦牛尾可以用来做旌旗的装饰。木，孔氏认为是楩楠豫章，林少颖认为不必如此拘泥。《左传》说“鸟兽的肉不上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上器物，那么国君就不射猎”，这是说此州所贡的齿革羽毛与木等，乃是凡是鸟兽的齿革羽毛可以用来做器物装饰的，以及木可以用来做器物的，都进贡，不必像孔氏那样拘泥于这种说法，这是对的。岛夷与冀州的岛夷相同，都是居住在沿海角落的夷人，这两个州都傍海，所以都有岛夷。卉服，汉孔氏认为是葛越，是南方的布名，用葛制成。左思《三都赋》所说的蕉葛之类就是。但孔氏以冀州说岛夷皮服，是岛夷水退后得以穿皮服，并非用来进贡。这里说岛夷卉服也不是用来进贡，不如郑氏认为此州低洼潮湿，都穿草服，并且进贡这些衣服以供天子官府使用。查考此文在“厥贡”之下，“厥篚”之上，那么它是岛夷的贡品就很明白了。卉服既然是贡品，那么冀州的皮服也可以知道了。织贝，汉孔氏认为是织防纻，贝是水生物。唐孔氏扩大其说，认为鱼有〇贝、贻贝、余貾、黄白文、余泉、白黄文。大概此州的篚贡防纻和这些有花纹的贝，用来做器物的装饰。林少颖认为不对，以织为一物，贝为一物，那么“织”字就没有归属，应当依从郑氏认为贝是锦名。《诗经》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凡是织贝的，先染其丝然后织造，就形成花纹，这就是。此州的篚贡就是这种织成的贝锦。那苏氏虽然认为织贝是南方岛夷织草木为服，如今吉贝木绵之类，其说法考证于今天是可以验证的。然而下文又说其花纹斑斓似贝，考证如今吉贝木绵又没有所谓斑斓如贝的，所以不能轻易依从。橘柚，汉孔氏认为小的叫橘，大的叫柚。颜师古注《汉书》说：“柚像橘但更大，其味道尤其酸”，那么柚大橘小就可以知道了。橘柚不耐寒，必须包裹后运送，然而颁赐有时，所以特别〇命乃贡，说不常进贡。唐孔氏认为此州橘柚〇贡，与荆州纳〇大龟，豫州〇贡磬错，都是非常贡，所以其文都在厥篚之下，这个说法是对的。〇州贡篚进入帝都的道路，沿江海进入淮泗，然后到达黄河以至帝都，所以说沿于江海，达于淮泗。然而不说河，是因为前面徐州已经说了浮于淮泗达于河，所以这里只说达于淮泗，那么达于河就可以知道了。林少颖认为禹的时候江没有入淮的道路，所以自〇州进入帝都必须由江入海，然后到达淮泗。到吴王夫差掘沟通水，与晋在潢池会盟，然后江淮才开始相通。如果禹时则没有这条路。孟子说“排淮泗而注之江”的，大概是误指吴王夫差所通的水为禹迹，其实不是。如果禹时江果然与淮相通，那么何必自江入海，自海入淮泗，如此迂回呢？说法也自有道理，但孟子说禹排淮泗而注之江，必定不会误指夫差所通的水为禹迹，应当是禹时淮曾入江，后来湮塞，再疏通以与晋会盟，这所以必言沿于江海达于淮泗，不是江不入淮，所以沿江入海，由海入淮泗。应当是〇州疆界阔远，贡篚所由入的道路不一，或由江入淮泗，或由海入淮泗，所以说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少颖又说禹贡五服，甸服至绥服，每面一千五百里，二面相距三千里，这是九州之内。绥服之外，每面一千里，乃是要荒之服，这是九州之外。现在以禹贡考证，甸服在王畿之内，王畿南距河，自河至江千里，那么侯服绥服的数量已经尽数。现在〇州的边界南抵海，那么自江而南，如今闽广数十州之地，还在〇州的边界。以此推之，那么要荒又在九州之内了。然而东河至东海千里，西河至流沙千里。要荒本不在九州之内，那么〇州所谓南距海，确实可疑了。后世必有能辨明的人，请暂且空缺以待之。

译荆州的范围包括荆山和衡山之南。长江和汉水像诸侯朝见天子一样，最终流入大海。九江的水势盛大，沱水和潜水已经疏通河道。云土和梦泽一带的土地得以治理。那里的土壤是黑泥，田地属于下中等，赋税等级为上中等。进贡的物品有羽毛、象牙和皮革，还有三种金属：杶木、榦木、栝木、柏木；砺石、砥石、砮石、丹砂；还有箘竹、簵竹、楛木。三个邦国最终进贡，其贡品名称为：包裹在匣中的菁茅。筐中装有：〇纁色的玑组。九江进献〇大龟，这些贡品浮于长江、沱水、潜水、汉水之上，越过洛水，到达南河。

林少頴说《禹贡》中有两座荆山：一是从岍山和岐山导水至荆山，孔安国说这座荆山在雍州；二是从嶓冢山导水至荆山，孔安国说这座荆山在荆州。因为这两座山都叫荆山，所以班固（班孟坚）有两条荆山的说法，认为南条荆山在南郡临沮县东北，以现在的地理考证，正好属于襄阳，是荆州和豫州的交界。所说的“荆河”是从北条荆山到黄河，仅属于豫州。他的意思是以荆州所说的荆山为南条荆山，以豫州所说的荆山为北条荆山，将两座荆山分别归属两个州。这种说法虽然如此，但从地理考证来看，实际上并不符合事实。因为北条荆山与黄河相距并不遥远，如果把豫州的荆山定为北条荆山，那么豫州的疆域不应该如此狭小。只有曾氏认为临沮的荆山，其北坡属于豫州，其南坡属于荆州，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临沮的荆山就是南条荆山。南条荆山以北属于豫州，以南属于荆州，两州共同以这座山为界，就像青州和徐州共同以泰山为界一样。荆州疆界的说法是“荆及衡阳”，汉代的孔安国认为北边依据荆山，南边到达衡山的南面。唐代的孔颖达扩展了他的说法，认为这个州北界到达荆山的地方，所以说“据”；南境越过衡山的南面，因为衡山是名山，其南面没有其他名山大河可以作为标记，所以说“阳”。表明其南面到达山的南边。少頴认为两位孔氏认为这个州的疆界南面越过衡山的南面，那么北面就可以依据荆山，这是不对的。因为孔氏所说的“据”都是跨越并越过，比如兖州说“东南据济”，是越过济水向东南；青州说“东北据海”，是越过海向东北。至于这个州与豫州以荆山为界，荆山以北就是豫州，荆山怎么能跨越并越过呢？所以这个州应当说北边止于荆山，不应当说北边依据荆山。用“距”则是到达荆山为止，用“据”则是向北跨越荆山并越过它。少頴的这种说法非常恰当。长江发源于岷山，汉水发源于嶓冢山，它们的源头〇在梁州，流经荆州，而它们入海的地方却在〇州。然而一定要在这个州说“朝宗于海”，大概是因为长江和汉水的源头〇在梁州，其水势汹涌湍急，〇州其下游既然没有入海的通道，那么流经荆州时就没有地方〇排泄，荆州实际上遭受其灾害。只有大禹疏导它们，使长江和汉水两条河流到这里，虽然还没有到达大海，但入海的趋势已经顺畅，那么荆州就免于水灾的祸患，所以说“朝宗于海”，这一定要在这个州提及。朝宗是诸侯朝见天子的名称，长江和汉水两条河流在这个州显现，虽然没有入海，但是水流安稳不再有堵塞，最终必然归入大海。也就像诸侯春天朝见、夏天宗庙祭祀，心向朝廷，不再有负隅顽抗不服从的意思。所以虽然没有到达帝都，知道它们最终必然到达。《诗经》所说的“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正与此相同。郑玄却认为荆楚地区，国家有道则后归服，国家无道则先强盛，所以大禹记载水朝宗的意义，以彰显人臣的礼节，这是过分的议论。九江，汉代的孔安国认为长江在这个州的边界分为九条水道。《地理志》也说长江从浔阳分为九条水道，向东汇合成为大江。《浔阳记》也有九江：一是乌江，二是蚌江，三是乌白江，四是嘉靡江，五是畎江，六是源江，七是廪江，八是提江，九是箘江。张须的《九江图》也说九江随着水势而分，其间有沙洲，或长或短，从百里到五十里，从鄂陵分开，到江口结束，在桑落洲设防，总共三百多里。根据这几种说法，都认为长江水流到这里分为九条水道。只有曾氏认为不是这样。曾氏说按照《下文》导江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防于滙”，解说者认为东陵是巴陵。大概现在巴陵与夷陵互为东西，夷陵又叫西陵，那么巴陵为东陵就可以知道了。许慎说：“迤，斜行。”现在长江水流过洞庭湖到达巴陵，然后向东北斜行汇合于彭蠡，就是经文所说的“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防于滙”。由此看来，那么九江不在浔阳就明显了。经文说导黄河说“东过洛汭，北过洚水”，大概洛水洚水流入黄河，黄河只是经过它们而已。导〇说“过三澨”，导渭水说“过漆沮”，也是如此。大概大水接受小水就叫做“过”，长江汇合九江叫做“过”，是辨别长江的源头有九条，其水流小于长江所以这样称呼。如果长江分为九条水道，那么流经荆州应当说“九江既道”，不应当说“孔殷”；流经导江应当说“播为九江”，不应当说“过九江”。所说的九江，大概就是现在的洞庭湖。考证以前的志书，沅水、渐水、沅水、辰水、叙水、酉水、醴水、湘水、资水，都汇合于洞庭湖，向东流入长江，长江只是经过它们而已。那么所说的九江，难道不是这些吗？曾氏的这种说法考证经文而有依据，考察地理而有验证，所以尤其可信。至于九江一定说是“孔殷”的原因，郑玄则认为“殷”是多。九江从山溪流出，其孔众多

译所以称之为孔殷。然而不如孔氏认为孔殷非常得地势之中央的说法。关于沱、潜两条河流，说法各不相同。郑氏则认为南郡枝江县有沱水，它的下游流入长江，上游并非从长江流出。华容县的夏水，上游从长江流出，下游流入沔水，大概这就是所说的沱水。至于潜，未曾听说，推测类似郑氏的这种说法，大概是解释这一州的沱水和潜水的。《地理志》则认为蜀郡郓县有江沱，以及汉中安阳都有沱水、潜水，它们的下游流入长江、汉水，上游并非从这些地方流出。江源有〇江，上游从江南流出，到犍为武阳，又流入长江，难道是沱水这一类的吗？潜水大概是汉水从西面流出嶓冢山，向东南流到巴郡江州注入长江，行程二千七百六十里。《地理志》的这种说法，大概是解释梁州的沱水和潜水的。郭璞则认为沱水从蜀郡都水县湔山与长江分流而另自流淌。郭璞又说有水从汉中沔阳县向南流到梓潼汉寿，进入大洞穴中，贯通峒山之下向西南潜流而出，一名沔水，旧俗说就是《禹贡》中的潜水。郭璞的这些话，也是解释梁州的沱水和潜水的。三种说法虽然不同，总之不必拘泥。查考《尔雅》说从长江流出的叫沱，从汉水流出的叫潜，凡是出于长江、汉水的河流都有这样的名称。长江、汉水两条河流〇源于梁州，流入荆州，所以两州都有沱水和潜水。所谓“既道”，是说这两条河流经过大禹治理后，已经恢复了它们原来的河道。关于云梦泽的名称，唐代的孔氏认为《地理志》说南郡华容县南面有云梦泽，杜预说南郡枝江县西面有云梦城，江夏安陆县也有云梦。云梦一个泽地而各处都有名称，司马相如《子虚赋》说云梦方圆八九百里，那么这个泽地跨越长江南北，各处名称都保留下来了。如唐代的孔氏认为这个经文中的“土”字在“云梦”二字之间，史文兼指云和梦的上下。大概这个泽地既大，其内有平坦的土地、丘陵和水泽，除去水患可以成为耕作田亩的治理，所以说“土”在云梦的两间。这种说法对经文不顺，应当采纳王氏的说法说云的地方土地显露而已，梦的地方不仅仅是土地显露，草木生长，人可以施加功力，所以说“作乂”。王氏的这种说法大概是说云梦的地势有高有低，所以云的地方土地显露，梦的地方则可以施加功力治理。大概云梦虽然总称为泽薮的名称，分别来说则是三个泽地，合起来说则是一个泽地。《左传》昭公二年楚子与郑伯在江南的梦地打猎，又说楚子渡过长江进入云中。定公四年《左传》记载楚王睡在云中，那么云梦是两个泽地就很明白了。那《史记》《汉地理志》虽然都说云梦作乂，把云梦混为一个泽地，但应当以经文为验证，所以近代用现在的郡县。考证《禹贡》地理的人，也说云在江北，即玉沙、监利、景陵等县；梦在江南，即公安、石首、建宁等县。由此来说，那么云梦是两个泽地就很明白了。这一州的土地，低洼潮湿，与〇州相同，所以也说“厥土惟涂泥”。然而土地虽然与〇州相同，而地势比起〇州，则又稍高，所以田地等级又比〇州高出一等。而〇州田地是下下等，这里则是下中等。田地虽然是下中等，而农民众多，施肥灌溉的功夫更加周到，所以赋税等级又高于下上等。汉代的孔氏说“田地第八等，赋税第三等，因为功夫修治得好”，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这一州所贡纳的物品，大致与〇州相同。〇州“厥贡惟金三品，齿革，羽毛，惟木”，而这一州“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那么两州所贡纳的物品相同，可以知道。然而〇州必定先说金而后说羽毛，这一州必定先说羽毛而后说金；〇州先说齿革而这一州先说羽毛，唐代的孔氏说“以好的为先”，苏氏说“以多的为先”，两种说法都通。查考《职方》，〇州其利益在于金锡，荆州其利益在于银丹、齿革，那么荆、〇所产没有优劣，大概可以看见了。《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重耳对楚子说：“羽毛齿革，是君之地生长的，其波及普国的，是君的余惠。”僖公二十六年，声子说：“如杞梓皮革，是从楚地往来的。”僖公十八年，郑伯开始朝见楚子，楚子赐给他金，后来后悔了，说：“没有用来铸造兵器”，所以用来铸造三口钟。那么羽毛、齿革、金、木等，大禹要求荆州贡纳，是适宜的。杶，颜师古说“像樗树而坚实”，陆玑说“与防、栲、漆相似，如同一树干”。汉代的孔氏说“是柘树”，根据《考工记》选取树干的方法，以柘树为上，所以知道它是柘树。少頴说“凡是可以做干弓的树木，都叫干，不必特指为柘树”。栝，汉代的孔氏说“柏叶松身，就是现在的柏树”。这四种植物生长在这一州，既优良，又可以充作器用，所以要求贡纳。曾氏说“〇州贡木不说名称的，是因为不可胜数”，这里说杶、干、栝、防的，所贡纳的只有这些而已，这种说法是对的。砺、砥都是磨石。唐代的孔氏说“砥以细密为名，砺以粗粝为名”，那么砥比砺细。《山海经》说“荆山首从景山到琴鼓山，共有二十三个，而获得很多砥砺”，那么荆州贡纳砥砺也是适宜的。砮，是石制的箭镞。《鲁语》“肃慎氏贡楛矢石砮”，那么砮是石制的箭镞就可以知道了。丹，唐代的孔氏说“是丹砂”，王子雍说可以作为采色，两种说法都通。查考《职方》荆州其利益在于银丹，

译那么丹砂进贡给楚国，也是适宜的。箘簵是竹子的名称，楛是树木的名称。颜师古认为它们都可以用来制作箭矢，曾氏的说法也是如此。曾氏引用智伯攻打赵国，赵襄子退守晋阳，召见张孟谈说：“没有箭矢怎么办？”张孟谈说：“我听说董安子治理晋阳时，公宫的墙壁都用荻蒿和楚草覆盖，高度有一丈多。赵襄子凿开墙壁来测试，其坚固程度连箘簵竹的强劲也无法超过。”由此说来，箘簵竹这种坚硬强劲的竹子，其材质适合做箭杆。楛木做的箭矢是肃慎氏常贡的物品，那么楛木的材质也适合做箭杆。大概是因为箘簵和楛都是制作箭杆的好材料。孔氏的这个说法与颜师古相同，但孔氏只认为楛适合做箭杆，他的说法并不完备。至于孔氏认为这三种物品都出产于云梦泽，靠近泽地的三个国家经常进贡它们，它们的名字天下称颂，以此来解释“三邦底贡厥名”，他的说法比其他儒生更为高明。大概是因为箘簵和楛出产于这三个国家的尤其有名，所以如此。这三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经文中没有明确记载，难以考证。查《考工记》说：“材料中最好的有妢胡的箭杆。”郑玄注说：“胡子国在楚国旁边”，推测那就是这三个国家的故地。另一种说法又认为箘簵和楛都是制作弓矢的材料，楚国容易叛乱难以臣服，所以圣人在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虽然不使用威武之事于箘簵等材料，一无所用。但虽然没有实用，也让它们进贡名字，也是表示不忘武备的意思。这个说法也讲得通，但在九州的例子中从未有过只贡名字不贡实物的情况，所以不敢确信。苏氏则认为杶、榦、栝、柏、砥砺、砮、丹与箘簵、楛都是重要的物品，荆州距离冀州最远，而且长江没有直达黄河的水道，难以必然送达重物，所以这个国家的进贡不论物品大小，只进贡它们的名字，按数量折算实物，容易用轻便的方式送到京师。这个说法不对。所谓因地制宜制定贡赋，都是那些饮食器具用品中不可缺少的物品，所以让它们按照当年所输赋税的标准进贡到京师。如果只贡名字数量容易轻便携带，这正是制作贡赋的本意。郑氏又把“厥名”下属于“包匦菁茅”，尤为没有意义，所以特别采纳孔氏的说法。包匦菁茅，汉代的孔氏把“包”作为一句，“匦菁茅”作为一句，他的说法认为“包”指橘柚，说橘柚就包裹着进贡，菁茅就装在匣子里进贡。这个说法不对。查《左传》齐桓公责备楚国不进贡包茅，导致王祭无法供应，没有用来缩酒的茅草，那么茅草有包裹自古就是如此。匦，是匣子。唐代的孔氏说是小匣子，是对的。大概菁茅用于祭祀，既包裹又装匣，所以表示敬意。汉代的孔氏把菁茅当作两种物品，说菁用来做腌菜，茅用来缩酒，他的说法大概是因为《周礼》醢人有菁菹，所以有此说法。少颖说《周礼》中的菁菹就是蔓菁。蔓菁到处都有，难道一定要从荆州进贡吗？那么所谓的菁茅，应当遵从郑氏的说法，指有毛刺的茅草。解说的人又用《管子》中的三脊茅作为这种菁茅。唐代的孔氏说《管子》是观察桓公想要封禅，不能用言辞穷尽他，于是假设有这样的事所以说：古代在江淮之间封禅，用三脊茅作为借代，这是为了恐吓桓公，并非荆州所有。这个说法是对的。厥篚纁玑组，是说这个州的筐篚进贡这三种物品。唐代的孔氏查《考工记》说：染三次为纁，染五次为緅，染七次为缁。郑玄注说：染纁色染三次而成，又再染黑色成为緅，又再染黑色成为缁。纁色在缁和緅之间，那染六次的就是染纁色的方法。这个州染纁色好，所以让进贡。玑是不圆的珠子，组是绶带之类，这三种物品都用于冕服，所以都放入筐篚进贡。大龟，苏氏说这是国家所守护的，其获得不可作为常规贡品，又不可命令使者进贡，只有让拥有它的人进献给上级。汉代的孔氏于是说命令而进献。经文说进献，未曾说赐进，如青州说橘柚进贡，豫州说进贡磬错，才可以称为命令。这怎么能称为命令进贡呢？所以他的说法不如苏氏高明。太史公《龟策列传》说：龟千年长满一尺二寸。《汉书·食货志》说：大龟巨髯长一尺二寸。大概一尺二寸然后才称为大龟。龟是至灵之物，所以用来决疑定卦，是国家的守护之龟。正因为它是灵异之物，所以不可强求得之。如果责求它作为每年的常规贡品，那就太苛刻了。所以只让九江之地偶然得到它。像宋玉时豫且得到白龟之类，就让进献给上级，称为进献，这与师臣向帝禹进献元圭意思相同，重视这件事。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记载这个州进入帝都的道路。江沱潜汉，有的版本在潜字下有“于”字，是错误。浮于江沱潜汉，应当是用船而行，先从江进入沱，从沱进入潜，从潜进入汉，到汉就舍船用陆路行走，到达洛，所以说逾于洛。江沱潜汉四水相通，始末虽然不可考证，但江汉都源头不同而下流相同，沱、潜出于江、汉，那么四水必有相通之道。既浮四水，舍船陆行至洛，然后又从洛到达南河。南河就是豫州的南河。大概黄河到了华阴，折向东流，豫州在其南，称河为河南。冀州在河南之北，所以到达河南就到达帝都了。

译荆河之间是豫州，伊水、洛水、瀍水、涧水都已流入黄河，荥泽和波水已经蓄积，疏导菏泽，余波覆盖孟猪。那里的土壤是壤土，低下的土地是坟土和垆土。那里的田地等级是中上，赋税等级交错于上中等级。进贡的物品有漆、麻、细葛布、苎麻，筐里装着细丝和丝绵，另外进贡磬石和磨石。浮舟于洛水，可达黄河。这是豫州的边界，西南到荆山的北面，荆山的南面就是荆州了。北界到黄河的南面，黄河的北面就是冀州了。大概豫州在荆州的东北，冀州的南面，所以以荆河为界。伊、洛、瀍、涧四条水流的发源地，说法不同。汉代孔安国认为伊水发源于陆浑山，洛水发源于上洛山，涧水发源于沔池山，瀍水发源于河南北山。《汉书·地理志》认为伊水发源于弘农郡卢氏县的熊耳山，向东北流入洛水；洛水发源于弘农郡上洛县的冢岭山，向东北到巩县流入黄河；瀍水发源于河南郡谷城县的替亭，向北再向南流入洛水；涧水发源于弘农郡新安县，向东南流入洛水。郦道元《水经注》认为伊水发源于荀渠山，洛水发源于灌举山，瀍水发源于谷城北山，涧水发源于白石山，相合后才流入黄河。根据这三种说法各不相同，应当是历时长久，山陵河谷变迁，所以说法不同罢了。然而近代有人用现在的州县考证《禹贡》的地理，说伊水发源于汝州南阳县的荀渠山，洛水发源于南州上洛县，向东北到巩县流入黄河，瀍水发源于西京新安县的谷城山，涧水发源于西京黾池县的白石山，他们的说法大多与郦道元《水经注》相同，就知道《水经注》的说法只有少量错误，不必寻求诸儒不同的说法。但这句话说伊、洛、瀍、涧都已流入黄河，而下面说疏导洛水从熊耳山向东北合于涧水、瀍水，又向东合于伊水，又向东北流入黄河，这是伊水、瀍水、涧水先流入洛水，然后从洛水流入黄河，很明显了。曾氏说根据下文涧水、瀍水、伊水流入洛水，洛水流入黄河，现在说伊、洛、瀍、涧都已流入黄河，如果四条水不相合而各自流入黄河，是因为四条水并流，它们的源头不同，而水的大小相当。就像汉水流入长江，长江流入大海，而荆州说江汉朝宗于海，意思相同。荥波有两种说法，汉代孔安国说荥泽的波水已经遏制蓄积，唐代孔颖达也说洪水时泽水大动形成波浪，现在已经遏制蓄积不再泛滥。根据两位孔氏的说法，就把荥波当作一条水。然而《周礼·职方氏》说豫州的河流是荥水、洛水，浸泽是波水、溠水。郑玄注说：荥是兖水，出自东垣流入黄河，溢出为荥泽，在荥阳。波读作播。《禹贡》荥播既猪，看郑氏这个说法，就把荥波当作两条水。然而用《周礼》考证，豫州的河流浸泽有荥、波两个名字，那么郑氏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但把波当作播，则不可以。因为《职方氏》已经写成其浸波溠，而经文又写成荥波，那么它是波无疑了。所以近代用现在郡县考证《禹贡》地理的人，也说荥、波是两个水名，济水流入黄河为荥，荥就是现在郑州的荥泽，后世填塞为平地，波是洛水所出。《尔雅》说水从黄河分出叫雝，从洛水分出叫波，这荥、波确实是两条水。曾氏说荥从黄河溢出，波从洛水分出，现在都有用来蓄积它们，所以说荥波既猪，这个说法极好。但荥泽根据这话说是既猪，那么就是泽薮的名字，而《职方氏》却说其川荥洛，曾氏说河水在禹时溢出为荥泽而已，到周朝才疏导为河流。《穆天子传》说浮舟于荥水，到达薮广乐，那么荥泽到周朝才成为河流了。菏泽，汉代孔安国说在胡陵，唐代孔颖达则根据《汉书·地理志》说山阳郡有胡陵县，不说该县有菏泽，只说菏泽在济阴郡定陶县东。现在用近代论《禹贡》地理的人考证，现在广济郡定陶县东北有菏泽，那么唐代孔颖达的说法可信了。疏导菏泽说覆盖孟猪，大概孟猪靠近菏泽，菏泽水势盛大，禹疏导它，其余波覆盖孟猪，就像疏导弱水余波覆盖入流沙一样。解说的人说这里不说入而说被，是不常流入，水势盛大才覆盖它，这个说法是对的。《汉书·地理志》说孟猪在梁国睢阳县东北，用现在地理考证，正在东京虞城县南，东京与广济相距不远，那么菏泽、孟猪相距不远可知了。《汉书·地理志》说孟猪为盟诸，《职方氏》称为望诸，《史记》称为明都，其实是一样的。然而《职方氏》望诸是青州泽薮名，现在《禹贡》却属于豫州，周朝没有徐州，徐州并入青州，青州当时靠近豫州的正东，所以得以兼有孟猪。豫州的地势有高下不同，所以高的地方是壤土，壤土没有块状；低的地方是坟土和垆土，坟土膏脉隆起。垆土坚硬，各种土都讲颜色，或白或黄或青，这个州不讲颜色的，是因为颜色杂，不能用一种颜色命名。田地等级第四，所以说中上，赋税等级第二，有时交错出第一，所以说错上中。林少颖说九州赋税说错字的有四个，如冀州就说厥赋惟上上错，雍州说厥赋下上上错，豫州说厥赋错上中，梁州说下中三错，大概在他们制定贡赋的时候，青、徐、雍、荆所缴纳的赋税常得其常数。只有这四个州实在有丰歉之年，所以赋税有杂出于其他等级的。大概是总括九州所缴纳的赋税，彼此相比形成九等之差。冀州赋税第一，豫州赋税第二。如果冀州有凶荒水旱的年份，那年有所减免，就反而低于豫州。那么豫州应当为第一，冀州为第二。雍州赋税第七，梁州赋税第八。如果两

译荆州遇到丰年，田地开垦有所丰盛，而梁州出于第九等，那么荆州固然是出于第六等了。如果遇到凶年，有所减免，出于第九等，那么与兖州相比，其间必有强弱之分。所以荆州赋税为下上上错，梁州赋税为下中三错，而兖州则说十三年才相同。这是因为彼此相互作为高低标准，其他州虽然没有交错出现的，但通过推测文意，凶年饥岁，必定没有取足赋税的道理。由此可知九等赋税，大概是以九州所出赋税的大数相互比较而形成的，并非制定贡赋之时就有这么多寡盈亏的不同。这个说法极好。《周官》职方氏记载，豫州的物产是漆林、丝麻，那么禹制定贡赋，必定让此州进贡漆、麻、细葛布、苎麻布，也是适宜的。细葛布的精华，苎麻布的精华，林少颖说《周官》载师记载漆林的赋税是二十五分之一，《周官》称为征，而这里称为贡。大概周朝时豫州在王畿之内，所以载师掌管其赋税而不称为贡。禹时豫州在王畿之外，所以有贡。由此推知冀州不提及贡赋的原因，这个说法很恰当。纤纩，众儒都认为指细绵，而先儒也有以黑经白纬为纤的，那么纤纩或许是两种物品，也不可知。治玉叫错，制作玉磬，错大概是制作玉磬必须依靠这种石头作为打磨之用。此物不是常贡，遇到治磬才用，所以特别等待王命而后进贡，不是每年的常例。此州的磬错与荆州的橘柚都等待王命而后进贡，然而荆州先说橘柚而后说进贡，此州先说进贡而后说磬错。曾氏说橘柚是天生的，磬错是人造的，等待王命使用然后才制作，所以先说进贡。这个说法牵强，不如施士说橘柚说包则兴厥篚之文没有嫌疑，所以说进贡在后。磬错则厥篚之文嫌疑于相属，所以说进贡在先。这是立言的方法。豫州离帝都很近，所以泛舟于洛水就到达黄河，黄河就是南河。到达黄河就是到达帝都，因为豫州在黄河之南，冀州在黄河之北。下文导洛，自熊耳山东北汇合于涧水、瀍水，东面汇合于伊水，又东北流入黄河，那么河洛相通，就可以知道了。

译华阳与黑水之间，是梁州。岷山和嶓冢山已经可以耕种。沱水和潜水已经疏通河道。蔡山和蒙山已经通过砍伐树木并举行旅祭而得以平定。和夷地区已经取得了成效。那里的土壤是青黑色的。那里的田地属于下上等。那里的赋税属于下中等，且与第七等、第九等交错混杂。那里的贡品有美玉、铁、银、可雕刻的刚铁、石砮、石磬、熊、罴、狐狸皮以及织成的毛皮。从西倾山出发，顺着桓水而来，浮行于潜水，渡过沔水，进入渭水，横渡黄河。

关于此州的边界，汉代孔安国认为东边以华山之南为界，西边以黑水为界。林少颖认为不是这样。孔安国所说的东边以华山之南为界，应当是跨越并越过华山。然而黄河发源于积石山，流到龙门，向南流到华阴，向东流到底柱。这是黄河流到华山之北，才开始折向东方。雍州提到黑水和西河，那么黄河以西大概是雍州的境地。梁州不应跨越华山而到达北方。所以曾氏认为梁州和雍州的西境都到达黑水。华山之北属于雍州，华山之南属于梁州。那么雍州的南边、梁州的北边，以华山为边界。梁州正当在雍州的南边，所以说华阳黑水之间是梁州。曾氏的这个说法极好。但他说梁州之北、雍州之南以华山为边界，这个说法未尽妥当。根据华山在梁州和雍州的东边，如果说梁州东北、雍州东南以华山为边界，那就对了。唐代孔颖达根据《职方氏》说豫州，其镇山叫华山，那么华山在豫州境内，梁州不得拥有这座山，但其境东边只到华山之南而已。这个说法是对的。岷山和嶓冢山是两座山的名字。《汉书·地理志》说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边边境外，是江水发源地，正好属于今天茂州汶山县。西边的嶓冢山在陇西郡西县，是西汉水的发源地，正好属于今天利州三泉县金牛镇。两条水源流，此州当其泛滥没有归宿时，水源流出的山也被浸灌，不能顺利播种。现在既然疏导了，那么两座山就可以种植，所以说“既艺”。沱水和潜水是长江和汉水的支流。《尔雅》说水从长江分出叫沱，从汉水分出叫潜。沱水潜水大概是长江汉水的水既分出又复流入的。长江汉水的水源在梁州，流经荆州，都有分出又复流入的水，所以两州都提到沱水潜水。以前曾经泛滥，那么其支流的沱水潜水也有泛滥的祸患。现在长江汉水已经顺道，那么其支流也都顺道，所以说“沱潜既道”。蔡山和蒙山，汉代孔安国说是两座山的名字。唐代孔颖达说蒙山在蜀郡青衣县，蔡山不知道在哪里。郑玄则说两座山都在汉嘉县。根据汉嘉就是青衣，汉顺帝改为汉嘉。唐代孔颖达又说根据地理志青衣县只有蒙山，实在没有蔡山，不知道郑玄根据什么这么说。两种说法不同，虽然难以考证，但近代有用今天的郡县考证《禹贡》地理的，说蔡山在雅州严道县，蒙山在雅州名山县。两座山既在雅州，那么郑玄的说法似乎可信。所谓“旅平”，林少颖说是治水工程完毕，举行旅祭；不如曾氏说砍伐树木并举行旅祭从而得到平定，用力少不同于“底平”。大概这里说“旅平”，知道是先祭而后成功，不是功成而后祭。和夷，唐代孔颖达认为是平地的名字，不认为是边远地区的夷人；只有郑玄认为是和上夷人所居之地，所以曾氏依照他的说法，说从严道向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住在那里，现在是羁縻州郡三十七个，就是经文所说的和夷。苏氏也以和夷为西南夷的名字，今天雅州还有和川镇，就是和夷的故地。底绩，是说达到其成效。那里的土壤青黑色，说法不同。孔安国说土色青黑而肥沃，王肃说青黑色而稍微疏松，都把黎解释为黑，又把黎解释为肥沃与稍微疏松，难道有一个字两种意思的吗？他们看到每州的土兼说颜色和性质，此州只说青黎，所以有两种说法。至于曾氏又说梁州多山平地狭薄不足以出产物品，用颜色辨别只是青黑而已。这个说法虽然平正，但说梁州山平地狭薄不足以出产物品，所以特别说颜色，那就不对了。大概梁州虽然多山，但山厚水深，万宝所生，怎么能说是狭薄不足以出产物品呢？只有颜师古说青黎是颜色青而细疏，他把黎解释为细疏，虽然不知道根据什么，比起其他儒生则稍胜一筹。那里的田地是下上等，即第七等。那里的赋税是下中等，赋税本来比各州为第八等，丰歉不定时，所以有时混杂在第七等、第九等，所以说三错。曾氏说梁州山多，兖州、豫州水多，所以其赋税比九州为下，意义或许如此。璆与天球、鸣球字通用，大概是玉磬。璆是玉磬，那么下面所说的磬，大概是石磬。镂是铁中可以雕刻的，大概是刚铁。镂是刚铁，那么上面所说的铁大概是柔铁。银就是白金。砮就是可以做箭镞的石。熊罴狐狸织皮，曾氏说梁地多山林，野兽所跑，有熊罴狐狸四种野兽，它们的皮制成可以做裘，它们的毛织成可以做罽，所以从璆、铁到织皮，都责成梁州进贡。银比铁贵重，经文先说铁，因为蜀郡卓氏、程氏都以铁冶富拟邦君，那么梁州的利益尤其在铁。西倾山在陇西临洮县西南，后世所说的松潘山，今天属于洮州临潭县。西倾山之南，桓水发源，南流而入江。桓水一名白水，一名垫江水。西倾本属雍州，在梁之北境，梁州到达帝都，别无水道，所以必须循自西倾，顺着桓水而来，浮行于潜水，渡过沔水，进入渭水，横渡黄河。

译在黄河中横渡，然后才能到达帝都。正对着水流横渡叫做“乱”，因为帝都在黄河以东，如果不横渡水流，就无法到达。这几条水道相通的路径，各位儒生的说法大多不同。只有郦道元说桓水发源于西倾山南面，从梁州进入帝都，从西倾山顺着桓水而来，流入西汉水，这就是所说的“浮于潜”。到了西汉水之后，就逆流而上到达晋寿边界，受阻于渡口，向南经过沔水上游，蜿蜒曲折而连接到汉水，这就是嶓冡山疏导的汉水，向东流成为汉水，并不是前面的西汉水沿着这条路流入汉水就是沔水，这就是所说的“逾于沔”。又从沔水进入褒水，越过褒水到达衙岭以南，到达斜川，于是到达武功，这就是所说的“入于渭”。渭水流入黄河，冀州在河东，梁州在河西，所以从渭水到黄河，必须横渡水流，才能到达帝都，所以说“乱于河”。苏氏也说沔水在梁州山南，渭水在雍州山北，沔水没有流入渭水的道路。根据《前汉书》，汉武帝时有人上书想要开通褒斜道以便漕运，事情交给张汤询问，张汤说褒水通沔水，斜水通渭水，都可以用来漕运，从南阳顺沔水而下进入褒水，褒水横渡水流到斜水之间有一百多里，用车转运，从斜水顺渭水而下，这样汉中的粮食就可以运到。这就是从沔水到渭水的道路，因为从褒水到斜水，必须横渡水流一百多里，所以经文中说“逾于沔”，这个说法与郦道元完全相同。

译黑水与西河之间是雍州。弱水已经向西流去，泾水在渭水的北岸汇入。漆水和沮水已经顺流而下，沣水与之汇合。荆山和岐山已经治理完毕，终南山物产丰饶，一直延伸到鸟鼠山。高原和低湿之地都取得了治理的成效，一直延伸到猪野山。三危山地区已经安居，三苗部落也已秩序井然。那里的土壤是黄壤，田地等级为上上等，赋税等级为中下等。进贡的物品有美玉、琳琅和玕珠。船只从积石山浮水而下，到达龙门。西河在渭水的北岸与渭水汇合。织皮、昆仑、析支、渠搜等西戎部落都已秩序井然。

渭水从积石山向东北流到中国境内，便折向东南流到华阴，再折向东流到大伾山，然后折向北流。冀州的疆界位于三条河流之间，所以《王制》说：“从常山到南河，千里之内较近；从东河到东海，千里之外较远；从东河到西河，千里之内较近。”所说的东河、西河、南河，都是从冀州的角度来称呼的。济水与黄河之间的区域是兖州，那就是东河，因为它位于冀州的东边，所以称为东河。荆山与黄河之间的区域是豫州，那就是南河，因为它位于冀州的南边，所以称为南河。黑水与西河之间的区域是雍州，那就是西河，因为它位于冀州的西边，所以称为西河。东河、西河、南河，相对于冀州而言，虽然有这样三条河的称呼，其实是一条河。既然黄河在雍州的东边，必定要说黑水西河，难道不是因为冀州的西边与雍州相接吗？从雍州的角度看，黄河虽然在东边；但从冀州的角度看，冀州才是帝都。冀州既然把黄河称为西河，那么雍州怎么能因为黄河在东边而把它称为东河呢？所以雍州虽然黄河在其东境，却必定称之为西河。林少颖说：“汉代的孔氏认为这个州的边界，西边到达黑水，东边占据龙门之河。”孔氏所说的“据”，是跨越的意思。冀州与雍州以黄河为界分东西，不应该说“据”。所以唐代的孔氏也说：“计算雍州的疆域，覆盖荒服之外，东边不超过黄河，而西边越过黑水。”王肃也说：“西边到达黑水，东边界限是西河。”孔氏说“西边到达黑水，东边占据黄河”，必定是错误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弱水，柳子厚说：“西海的山中有水，分散涣散无力，不能承载芥草，投入其中就会萎靡沉没，直到沉底才停止，它的名字叫弱水。”这里说弱水已经向西流去，曾氏认为它不能承载物体，大概是舟船的危害，所以大禹引导它向西流，使得它的水不流经中国，又将其余波归于流沙，以此来隔绝它，使它的危害不扩大。林少颖认为不对，大禹对于弱水之所以引导它向西流，只是因为它不得不向西流。如果它的趋势可以向东流却一定要让它向西，那就是违背水的本性，不是所说的顺应自然无所作为。大体上地势虽然西高东低，水流万折必向东，但也有向西流的。《东坡潜珍阁铭》说：“哀叹这条江独自向西流，感叹美好的意愿无法陈述。”那么水向西流的情况，世间本来就有。弱水的趋势，利于向西流，当它泛滥时，也只危害雍州。等到禹治水时，因为它地处西方，引导它向西流，以顺应它的趋势，这就是所说的顺应自然无所作为。这种说法很全面。《汉书·地理志》记载泾水出自安定郡泾阳县西边的笄头山，向东南流到冯翊郡阳陵县汇入渭水。渭水就是下文所说的导渭水从鸟鼠同穴流出。大概渭水流到阳陵时，泾水从西北来汇入它，所以称为泾水在渭水的北岸汇入。“属”是到达的意思。说泾水到这里到达了渭水。“汭”是北岸的意思。泾水汇入渭水，大概是从西北方向汇入，所以用“汭”来说明。然而《周礼·职方氏》记载雍州的河流是泾水和汭水，郑玄认为泾水出自洛阳，汭水在豳地。《诗经·大雅·公刘》中有“芮鞫之即”，这里的“汭”又是水名，这也是一种说法，现在两种说法都保留。泾水既然在渭水的北岸汇入，它的下游就是漆水和沮水从北边顺流而下，它的上游就是沣水从南边汇合，所以说漆水和沮水已经顺流而下，沣水与之汇合。说“属”，说“从”，说“同”，其实意思一样，只是变换文字而已。根据下文“导渭水从鸟鼠同穴流出，向东防御沣水，又向东防御泾水，又向东经过漆水和沮水”，那么这几条水的脉络相通，也可以知道了。但是漆水和沮水这两条水，唐代孔氏解释它们的源头，自相矛盾而不自知。在“漆沮既从”的注释中，既引用《诗经》“自土沮漆”，说《地理志》记载漆水出自扶风郡漆县西边，阚骃《十三州记》记载漆水出自漆县西北，到岐山东边汇入渭水，沮水不知道出自哪里。孔氏这种说法，也就是这个漆水和沮水就是扶风的漆水和沮水，符合“土沮漆”的文字。至于下文“导渭经过漆沮”的注释，又说《地理志》和《十三州记》所载的漆水和沮水与这里的漆水和沮水不同。这里说防御泾水，又向东经过漆水和沮水，是这个漆水和沮水在泾水的东边，所以汉代孔氏认为洛水一名漆沮。《水经》也说沮水出自北地郡直路县，向东汇入洛水。郑渠在太皇陵东南，濯水汇入其中，俗名漆水，又称为漆沮。它的水向东流注入洛水，与《毛诗》“自土沮漆”的不同。孔氏这种说法，又认为这个漆水和沮水就是洛水，不是扶风的漆水。两种说法矛盾如此，学者该听从谁呢？林少颖说从道理来看，应当听从后一种说法。根据孔氏在这里“漆沮既从”的注释说“漆水和沮水已经顺流汇入渭水”，而下文“向东经过漆沮”的注释说“漆水和沮水是两个水名，也叫洛水，出自冯翊和北地”，是汉代孔氏对这两条水起初没有不同的说法，只是唐代孔氏自己矛盾罢了。曾氏也说《地理志》与《十三州志》所载

译漆县的漆水，以前的儒者不认为这就是《尚书》中提到的漆沮二水之漆水，大概是因为漆县的水流到岐山就汇入渭水，位于沣水的上游，而《尚书》说经过漆沮，则是在沣水、泾水的下游，其地理位置与《尚书》记载不同，所以不被采纳。只有许慎说漆水流入洛水，《汉书·地理志》也说沮水发源于北地郡，向西流入洛水。这样漆水、沮水都流入洛水。这种说法与《尚书》相合，所以以前的儒者说漆沮二水也叫洛水，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由此看来，这漆沮大概是出自北地的漆沮，而不是扶风的漆沮，这就很明白了。沣水根据地理考证，发源于扶风鄠县东南，经过上林苑后流入渭水。而张衡的《上林赋》又说鄠县南面的山谷，两种说法不同，但总之都在扶风鄠县，也不必拘泥。它们所说的相同之处，也是都流入渭水。下文说疏导渭水从鸟鼠山同穴向东，在澧水处设防，而地理志也说经过上林苑流入渭水，那么都流入渭水就可以知道了。荆山就是北条荆山，在冯翊怀德县，不是荆州及衡阳的荆山，也不是荆河的荆山。这个荆山属于雍州，而苏氏却把它指为荆河的荆山，错了。岐山在扶风美阳县西北，就是冀州治梁及岐的岐山。那么这里说荆山、岐山都已祭祀，大概是说洪水已经平息，可以举行旅祭了。终南山、惇物山、鸟鼠山都是雍州的大山，九州之地，西北多山，东南多水。雍州在西北，所以多山；扬州在东南，所以多水。秦都长安在雍州，所谓百二之险，就是因为山多。根据地理志，扶风武功县有太一山，古文认为终南山有垂山，古文认为垂山就是惇物山，那么这两座山都在扶风武功县的东边。鸟鼠山在陇西首阳县西南，这里经文直接说终南山、惇物山直到鸟鼠山，不说所治理的地方，唐代孔颖达说三座山只是空举山名，不说所治理的意思，是防备上文“既旅”的文字，这种说法是对的。《尔雅》说宽广平坦的地方叫原，低湿的地方叫隰。所以凡是宽广平坦低湿的地方都叫原隰。但这里说原隰治理完成直到猪野，这不是泛指宽广平坦低湿的地方，所以郑玄引用《诗经》“度其隰原”，说就是这里的原隰。这原隰大概在豳地，意义或许如此。地理志说武威县东北有休屠泽，古文认为就是猪野，那么这猪野大概在武威县东北。那么这里说原隰治理完成直到猪野，大概是说从原隰致力治理直到猪野的沼泽。三危山，杜林说在敦煌郡，就是古扬州。郑玄引用《地理记》说在鸟鼠山的西边，唐代孔颖达说未必可信。总之三危山在黄河以南，舜把三苗放逐到三危，大概是在洪水未平之前。现在洪水已经平息，三危的地方可以居住，所以三苗的族群在那里得以安定。得到了他们的次序，所以说三危已经安居，三苗大大地得到了次序。林少颖说舜放逐三苗大概是选择其中特别恶劣的，投到远方，再选择他们的近亲，让他们居住在原来的三苗之国。等到洪水平息之后，被放逐的君主没有险要可以依赖，已经大大地得到了次序，而居住在原来三苗之国的人，左边是洞庭湖，右边是彭蠡湖，依仗他们的险要，所以顽固不听从教化，直到七十多年，然后才开始服从。这就是居住在危山的三苗之所以在水平之后大大地得到了次序，而居住在原来三苗之国的三苗之所以在舜禅位之初仍然不听从教化的原因。这个州的土壤，从颜色来说则是黄色，从性质来说则是松软。所以说那里的土壤是黄土，黄色是土壤的本色。天下万物得到它们的常态，最为可贵。这个州的土壤颜色黄，性质松软，得到它们的常态，所以用它来种田，那么它的等级比九州最为第一。所以说那里的田地是上上等。然而田地虽然是上上等，但人力却不加于其他州，所以它的赋税收入与九州相比，则在第六等。所以说那里的赋税是中下等。唐代孔颖达说这个州与荆州的田地赋税升降都较第六等，荆州升到极点，所以汉代孔安国说人力修治；这个州降到极点，所以汉代孔安国说人力少。然而《王制》说土地、城邑、民居必须相互协调，大概是说初设城邑时就可以衡量。这里是因为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所以地势有美恶，人力有多少。治水之后，就以此为差别。这种说法是对的。《尔雅》说西北的美物，有昆仑墟的球琳琅玕。大概雍州可以作为贡品的东西，只有这些。球琳，是美玉；琅玕，是像珠子的石头。从积石山浮水直到龙门，在西河设防直到渭水弯曲处，积石山在汉代金城县西南，从西来到积石山向北流，千里向东，千里向南，才到龙门。西河，大概这个州将要到帝都，从积石山直到西河，都乘船到达。九州最后记载通往帝都的道路，都以到达黄河为终点。大概帝都介于三条河流之间，到达黄河就到帝都了。然而雍州既然说从积石山浮水直到龙门西河，就已经到帝都，却又一定要说设防直到渭水弯曲处，所以学者大多怀疑。唐代孔颖达则说渭水从黄河流入，渭河北岸逆水向西上行，说大禹从帝都结束从此向西上行，再进入雍州界。大概各州最后只说还都的道路，这个州事情结束说到达帝都，再去说明各州都是这样。这种说法迂腐，只有少颖说以我所见，这个州到达帝都有两条路，从积石山浮水直到龙门西河的，是一条路。从渭水弯曲处到达黄河的，又是一条路。渭水弯曲处的道路，也到达龙门。西河所以

译从“防”字来解释，是不对的。直到龙门、西河一带，才开始在渭水弯曲处修筑堤防。这种说法颇为通达。关于昆仑、析支、渠搜，颜师古认为是三个国家，唐代的孔颖达认为渠搜是两个国家，连同昆仑、析支，共为四个国家。两种说法不同，应当采纳颜师古的说法。因为汉代朔方郡有渠搜县，《三朝记》中有“北至渠搜，南抚交趾”的记载，那么渠搜是一个国家，是很明显的。昆仑在临羌以西，析支在河关以西，渠搜虽然不知道具体在哪里，然而《水经》说黄河从朔方向东转弯，经过渠搜县故城北面，那么渠搜大概靠近朔方。这三个国家都是西戎的后代，所以作书的人在前面既说了昆仑、析支、渠搜，接着就在下面用“西戎即叙”来总括。因为这三个国家在极西荒服之外，当洪水泛滥时，黑水、弱水没有归宿，那么这三个国家也有被洪水淹没的祸患。只有大禹疏导弱水使其流入流沙，疏导黑水使其流入南海，两条水有了归宿，三个国家得以免于被洪水淹没，从而各自得以安顿。这就是在九州的末尾特别叙述这件事，以显示大禹以四海为蓄洪区。只是在三个国家之上用“织皮”二字冠之，其说法有两种。唐代的孔颖达说四个国家都穿皮毛衣服，所以用“织皮”冠之。少颖则认为三个国家既已安顿好，于是进献他们的织皮，也如同梁州的织皮一样。我私下认为，梁州的织皮是在“厥贡”之下，所以可以认为是贡品。这里是在雍州入帝都的末尾，怎么能说是贡品呢？况且这里说织皮在“即叙”之上，又怎么能说是三个国家既已安顿好于是进献织皮呢？总之应当采纳唐代孔颖达的说法。因为孔颖达的意思是，这几个国家都穿织皮衣服，现在水退去各自得以安顿，所以在九州的末尾特别记载这件事。只是孔颖达说是四个国家，则不敢采纳。

译尚书详解卷七

<经部,书类,夏氏尚书详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八

宋 夏僎 撰

疏导岍山和岐山，直到荆山，渡过黄河，经过壶口、雷首山，到达太岳山，再经厎柱、析城山，到达王屋山，经过太行山、恒山，直到碣石山，流入大海。

林少颖说：自从冀州记载了从壶口到西戎归顺，都是以名山大川来奠定九州的疆界。史官因为叙述九州的疆界，于是连带叙述了治水的曲折路线以及通往帝都的天田赋税和贡品道路，各自附在逐州的末尾，这就是所谓区分九州。从疏导岍山和岐山直到敷浅原，这就是所谓的“随山”。从疏导弱水直到又向东北流入黄河，这就是所谓的“濬川”。大禹治水，本来是要疏导州泽的流水而使之归于大海，现在却先以“随山”开始，这是因为洪水为害，浩浩荡荡淹没山陵，凡是旧的河流沟渠都被水浸没消灭，无法再看见，想要施工却没有地方下手。所以必须先顺应地势，以九州中那些没有被水淹没的高山巨镇作为标志，从西边决开使水流向东，以稍微减弱那滔天的水势。水既顺着流向而下，逐渐流入大海，那么河流的旧迹就可以慢慢寻求，于是才可以决开九条河流而通向四海。大概先随山而后濬川，确实是大禹治水的次序，不得不如此。所以《益稷》篇记载大禹的言论，也是先说随山刊木，而后说决九川距四海，正是这个意思。先儒论述这一点大多失去了要领，马融、王肃都认为有三条：从岍山岐山到碣石为北条，从西倾山到陪尾山为中条，从嶓冢山到敷浅原为南条。郑玄则认为是四列：岍山岐山为正阴列，西倾山为次阴列，嶓冢山为次阳列，岷山为正阳列。这两种说法都是以地脉相连为义。然而查看地图，这几座山相距远的有一千多里，近的也有几百里，既然有河流沼泽隔在中间，那么它们的形势怎么能相连呢？又经文说“曰至曰过”，都是指被围困的积水而言，先儒却认为是指山而言。山是静止不动的东西，怎么能渡过黄河流入大海，经过九江呢？这一段文义本来很明白，因为先儒有三条四列的说法，一定要让众山首尾相连，所以他们的说法大多牵强而不通。读书的人，必须观察书所依据的实际情况，然后其义理就容易明白。《禹贡》这本书本来是为治水而作，其中所说的山，主要是为了决开被围困的积水而言，哪里取意于山的条列呢？少颖的这个说法详尽地阐发了《禹贡》的妙处。唐孔氏却说上文每州讲述治水，登山是从下而上，州境悬隔不能直接相通，现在再从上面往下条陈所治理的山，这固然不对。上文每州所说的治水本来不是大禹治水的始终次序，而是史官叙述九州疆域，因而叙述所有的山、所有的水。至于治水始终的次序，那么从疏导岍山以下才是其次序。孔氏却说大禹先从下而上，后又从上而下，难道合乎情理吗？《地理志》说：吴岳在扶风岍县，古文认为是岍山；岐山在美阳县西北；荆山在怀德县，就是北条的荆山。这三座山都在雍州。大禹随山先疏导岍山、岐山旁边的积水，使之下流到达荆山，然后从荆山渡过黄河，所以说“疏导岍山及岐山，直到荆山，渡过黄河”，意思是掠过黄河的故地而过。所渡过的黄河，后来成为龙门西河，大概是从黄河的西岸越到东岸。大禹既疏导使之渡过黄河，然后从壶口、雷首山疏导使之到达太岳山。既到达太岳山，又从厎柱、析城山疏导使之到达王屋山。林少颖说这六座山形势相望很近，大禹既疏导岍山及岐山直到黄河，于是迤逦经过这六座山。至于苏氏、曾氏则又说大禹疏导岍山、岐山自西向东，越过龙门河就分为两枝：一枝从壶口到太岳，一枝从厎柱到王屋，两枝都向东合于太行山，折向北到常山，折向东北到碣石，而后入海。按少颖的说法则认为既渡过黄河就迤逦经过这六座山，未曾分为两枝；按苏、曾的说法则认为渡过黄河就分为两枝，到太行山才合二为一。这两种说法虽然不同，然而以文势来衡量，则应当依从少颖。《地理志》说：壶口在河东北屈县东南；雷首在河东蒲坂县南；太岳，汉孔氏说在上党西，《地理志》说在河东彘县东，两种说法不同。唐孔氏说太岳实在河东彘县东，因为它东边靠近上党，所以孔氏说在上党西，这个说法是对的。厎柱，颜师古说在陕县东北，山在河中，形状像柱子；曾氏说就是现在的陕西三门；唐孔氏说在太阳关东析城之西。查看《地理志》说太阳关与陕县相近，应当也是陕县的三门。析城，《地理志》说在河东绛泽县西；王屋，《地理志》说在河东垣县东北；太行在河内山阳县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阳县西北；碣石在右北平骊城县西南。大禹疏导岍山、岐山既渡过黄河，经过王屋山以上的六座山，然后东北流经这太行山、恒山、碣石山，而后入海，所以说：太行山、恒山直到碣石山，流入大海。林少颖说这三座山相距都有一千多里，大概水向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