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十四

译有人进谏于商王。因此高宗于是作书告诫他说：“我既然已经除丧，并非不想说话。但我自忖，以我一人表率端正四方，实在担心德行不善，无法率领天下，所以不敢轻易发言。只是恭敬深沉、沉默寡言，深思治国之道，希望等到有德之后才说话。”不久思考得既深，诚心感动了上天，果然在梦寐之间见到上帝，他赐予我贤良的辅佐，将代替我发言并命令四方。那么我的不说话，并非真的不说话，而是有所等待然后才说话。既然已经告知上帝赐予良辅的说法，于是便仔细揣度思念梦中所见的形象，让按照梦中所见的图样作为形象。凭借这个形象，遍求于天下，果然在傅氏的岩穴中找到了那个筑堤的人，名叫说，竟然与这个形象相吻合。傅岩在虞、虢的边界，《史记·殷本纪》记载：“这时说作为胥靡，在傅险筑墙，胥是相，靡是随。胥靡大概是古代相随坐轻刑的名称。傅说是贤人，自身没有犯罪，是被胥靡人代替筑墙来供给食物罢了。当时傅岩之下，是通道所经之处，有水毁坏道路，所以常让胥靡人筑护它。”高宗既然在傅岩得到了说，与梦中的形象相吻合，于是立即立他为相，又安置在左右，大概是让冢宰兼任师保的职责。如同《君奭》的序言所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辅佐成王在左右。”那么周公、召公辅佐成王，不只是统领百官、均平四海而已，又处在左右作为师保，来辅助成就君王的德行。

译命令他说：“早晚进献教诲，来辅佐我的德行。就像金属，任用你作为磨刀石；就像渡过大河，任用你作为船只；就像年成大旱，任用你作为甘霖。打开你的心，滋润我的心。如果药不苦口，疾病就不能痊愈；如果赤脚走路不看地面，脚就会受伤。”

高宗既然任用傅说为相，又把他放在身边，让他担任师保的职责，所以就这样命令他说：“早晚进献教诲，来辅佐我的德行。”大概大臣侍奉君主，应当先确立根本的大节，不应当拘泥于细小的节操。孟子说：“人不足以去迎合，政不足以去非议，只有大德之人能够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那么所谓的大德之人，不就是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吗？高宗正因为深明此理，所以他任命傅说为相，不曾提及政事，而先让他担任师保，并且命令他早晚进献教诲，来辅佐我的心，这是因为端正君主则国家安定，这正是所说的先确立根本的大节。高宗既然命令傅说早晚进献教诲，来辅佐我的德行，所以又寄托深意设立比喻，表明他所期望的如此急切。他的意思大概是说：金属想要成为利器，就不能没有磨刀石；想要渡过巨川的祸患，就不能没有船只；大旱之年想要复苏禾苗，就不能没有甘霖。金属想要成为器物而没有磨刀石，就会钝；巨川没有船只，就无法渡过；大旱没有甘霖，禾苗就无法复苏。这三者都是期望迫切而依赖深厚，想要傅说进献教诲。他的意思激切，所以言语不足以表达，设立比喻寄托深意来穷尽其情罢了。他之所以重复说这些，没有别的意思。有的人看到他有这三个比喻，于是为之解说，认为每句话都有所寄托，所以王氏说：“‘若金用汝作砺’，是让他治理自己；‘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是命令他渡过危难；‘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是命令他恩泽百姓。”这都是附会穿凿，以求高宗的本意。根据上文说“早晚进献教诲，来辅佐我的德行”，下文说“打开你的心，滋润我的心”，那么高宗在这里与傅说所说的，大体上是想要成就自己的德行罢了，还没有涉及到渡过危难、恩泽百姓。只有高宗设立上面三个比喻，都是想要傅说补救自己所不及的，所以接着说：“打开你的心，滋润我的心。”大概是想要傅说念及前面三个比喻，尽倾其心中所蕴藏的，有犯无隐，早晚进献教诲而滋润我的心。滋润就像水滋润万物，大概是渴望他的言语很久，所以期望他滋润我。高宗既然想要傅说打开你的心，滋润我的心，又担心他不出于忠言正道，所以又设立比喻来告诉他：“一定要滋润我，应当使用忠言正论，宁可让苦口之言难以入耳，不可以谄媚以求取宠。譬如药救治疾病，如果不苦口服用，以至于昏迷目眩，就不能治愈疾病，应当使用直道，宁可因直道而被疏远，不可以用邪道取媚。譬如赤脚走路的人，应当看平地而行；如果不寻求平地，而是追求快速到达，于是走邪路而踏进绝崖，那么不仅徒劳力气，也会伤害脚。所以傅说滋润高宗，之所以一定贵在苦言直道。”

只有与你同僚，没有不同心，来匡正你的君主，使君主效法先王，引导我高祖成汤的德行，来安定亿万百姓。唉！敬重我的这番命令，一定要善始善终。傅说回复国王说：“只有木材顺着墨线才能端正，君主听从劝谏才能圣明。君主能够圣明，臣下不用命令就会承继，怎敢不敬顺君王的嘉美命令。”

高宗上面既责备傅说让他尽倾启沃之心，像药必须苦口，赤脚必须看地，所以这里又责备他，让他与王朝的臣子同心协力，都尽启沃的诚意。大概傅说既然做相而统领百官，那么从卿士以下都是他的属员，所以高宗在这里一定想要傅说与他的同僚没有不同心协力，来匡正君主的内心而成就他的德行，使君主效法上古先王的道，引导我高祖成汤的德行，来安定天下的亿万百姓。所以说：“使君主效法先王，引导我高祖成汤的德行，来安定亿万百姓。”林少颖说上面说的先王，大概是指商以前统治天下的君王；下面说的高后，大概是指成汤。如果《康诰》说“往敷求于商先哲王，别求闻由古先哲王”，那么这里说的先王是成汤以前的贤王，这就明白了。高宗既然把他对傅说的期望反复告诉他，所以这里又感叹勉励他说：“唉，我命令你的话已经说尽了。你如果能敬重我的命令，那么我的德行大概能有终了。你难道可以不努力吗！”所以说：“敬重我的这番命令，一定要善始善终。”高宗既然再三责备期望如此，所以傅说于是用他启沃的言辞回复国王。这回复国王，在荀子所说的“大忠以德行回复君主的回复”，大概前面寄托作砺、舟楫、霖雨，来表明他期望的迫切，所以傅说回复国王也寄托木材顺着墨线，来表明君主听从劝谏的意思。大概木材生长有曲有直，怎么能都端正？只有顺着墨线的弹画，那么作为器物没有不端正的。也像君主所行的，难道没有善恶在其中？只有听从劝谏不违背，那么善能迁移，不善能改正，这就足以成就他的德行。只有君主能听从劝谏而成就他的德行，那么人们都轻视千里而来告诉他善道，何况在朝的臣子，难道有等待命令然后劝谏的吗？即使不命令，也将承顺上意来进谏。这样那么谁敢不敬顺上命呢？傅说这样说，大概是高兴他的君主允许他直言而不忌讳，所以傅说也愿意倾尽他的言语而

译没有什么隐瞒的。

译《说命》下篇

只有傅说被任命为总领百官，于是进见高宗说：“唉！圣明的君王遵循天道，建立邦国，设立都城，树立后王君公，以大夫师长辅佐，不是为了安逸享乐，而是为了治理百姓。”《周官》记载冢宰掌管国家治理，统领百官，均衡四海，那么总领百官的，确实是宰相的职责。高宗得到傅说，于是立他为相，确实是任命他总领百官。傅说既然承受王命总领百官，所以在此嗟叹并进谏高宗说：“唉！圣明的君王遵循天道，大概天之所以为天，是因为纯粹且永不停息，所以圣明的君王在此承顺天道，体悟其永不停息的意思，而在外建立诸侯的邦国，在内设立天子的都城。在邦国则设立诸侯来治理，称之为君公；在都城则设立天子来治理，称之为后王。还认为不够，又各自任命大夫与众官之长，来承奉诸侯、天子，共同致力于治理。所有这样做，难道是为了放纵安逸享乐而把职位当作快乐吗？只是想体会上天日日更新永不停息的道，同心协力来治理这百姓罢了。”傅说这番话，是想让高宗与自己共同忧虑勤勉以谋求治理，不可以说‘梦见上帝赐给我良佐，让他代替我说话’，想把事情全部托付给傅说，自己不再用心。林少颖说天子居丧，百官各自总领职责听从冢宰，冢宰三年丧期结束后，天子才亲自执政，这是礼制的常规。现在高宗已经除丧却仍然不说话，群臣无所禀受命令，恳请非常坚决，而高宗却说‘梦见上帝赐给我良佐，让他代替我说话’，他的意思大概是想要始终不说话而寻求良佐来代替自己。所以得到傅说后，就命令百官各自总领职责听从他。如果他在居丧之时，不再对此产生疑问，所以史官推究他的本意而说‘只有傅说被任命总领百官’。我认为少颖的说法固然似乎有理，但总领百官也是宰相的常事，如《周官》所说‘统领百官，均衡四海’，那么宰相未曾不总领百官，虽然不必拘泥于‘百官总领各自职责’的文字，也是可以的。

只有天聪明，只有圣人此时效法，只有臣子敬顺，只有百姓顺从治理。只有口舌兴起羞辱，只有甲胄兴起战争，只有衣裳在箱子里，只有干戈反省自身。君主只有警戒这些，确实这些能够明察，就没有不修善的。

傅说上面既然说高宗以圣明君王遵循天道，不是为了安逸享乐，而是为了治理百姓，所以这里就说圣明君王之所以遵循天道，没有其他，只在于效法天聪明的德性罢了。大概天的听，不靠耳朵，而靠百姓的听作为听，所以听而符合天下的公理；天的视，不靠眼睛，而靠百姓的视作为视，所以视也符合天下的公理。只有天的视听本于天下的公理，所以人君如果真能效法天的视听，作为自己的聪明，只有视听无私而闻见通达于天下的，日日更新而不停息，哪里还会有安逸享乐产生在心中呢？只有人君既然效法天的聪明，日日更新其德于上，那么臣子没有不敬顺而禀受命令的，百姓没有不顺从治理而向往教化的。这哪里是人君追求这样的结果呢？天以百姓为聪明，君王能效法天，那么君王的聪明也是百姓的聪明。以百姓的聪明来统治臣民，那么敬顺和顺从，也是自然的道理。傅说既然说人君聪明应当效法天，所以又说赏罚的使用尤其不可不谨慎。大概天之所以聪明，不过是赏赐德行讨伐罪恶。人君在赏赐德行讨伐罪恶的时候，能以公心处理，不以私意扰乱其中，那么虽然未曾琐碎地求合于天，而聪明自然与天没有隔阂。这是傅说之所以既说人君效法天聪明，那么臣子敬顺，百姓顺从，而又接着说‘只有口舌兴起羞辱，只有甲胄兴起战争，只有衣裳在箱子里，只有干戈反省自身’的原因。大概人君言语出于口，就是命令。一命接受职事，再命接受服饰，三命接受地位。如果口中所命令的不是合适的人，就足以自取羞辱，所以说‘只有口舌兴起羞辱’。甲胄是用来披在身上抵御寇贼的，无故披甲胄，就足以自招寇贼战争，所以说‘只有甲胄兴起战争’。这两句大概是傅说说赏赐德行讨伐罪恶不谨慎，那么过失就是这样。既然说了上面的过失，所以就说人君之所以赏赐德行讨伐罪恶，只应当让衣裳藏在箱子里，干戈反省自身就可以了。大概口舌兴起羞辱，所以衣裳宁可藏在箱子里，不可轻易给予别人；甲胄兴起战争，所以用干戈加于人，不可不反省自身无罪然后才去讨伐。这大概是说赏罚的使用，祸乱的萌芽，而其施行不可不谨慎。赏罚的使用既然这么重要，所以君王只有以这两者为戒，相信这两者确实不可轻率，相信那么赏罚的施行都应当功罪而没有不明察的。没有不明察，那么设施没有不善的，所以说就没有不修善的。林少颖说甲胄干戈都是兵器。从披在自己身上的角度说，称之为甲胄；从加在人身上的角度说，称之为干戈。这是语法，他的说法也有道理。

只有治乱在于众官，官职不给予私昵，只根据才能，爵位不给予恶德，只根据贤能，考虑善道然后行动，行动只在于时机，拥有善道，丧失善道，矜夸才能，丧失功业，只有事事，才有准备，有准备没有祸患，不要开启宠幸招致侮辱，不要以过错为非，只有其所居，政事才纯正，亵渎祭祀，这时称为不敬，礼仪繁琐则混乱，事奉神灵则困难。

从此以下又告诫高宗为政的要术。只有治

译祸乱在于众官，任命官员不偏私亲近之人，只根据他们的才能；授予爵位不惠及恶德之人，只根据他们的贤能。这是告诉高宗关于任用贤能的事。治理与混乱的根本在于任用官员是否得当，所以君主想要任命某人做官，必须此人具备担任该官职的才能，然后才任命他，不可以因为私爱而任命他。已经任命他做官并让他任职了，又想要赐予他爵位，必须他任职之后有贤于人且确实有德行的人，然后才授予他爵位，不可以因为恶德而晋升他。《王制》说：“评定才能然后任命官职，担任官职然后授予爵位。”所说的官，大概是让他担任卿、大夫、士的官职来治理事务；所说的爵，大概是已经担任官职后，赐予卿、大夫、士的爵位。深思熟虑后行动，行动务必合乎时机。这是告诉高宗举事的方略。大概君主想要有所作为，必定在心中审慎考虑，确实良善然后才行动，不可以因为不善而妄动。既然良善可以行动，又应当估量时机是否可行然后才去做，这样做事就能成功，行动就能有功。大概不善而行动，固然不足以成功；既善而行动，不合时宜也不足以成功。就像皮衣和葛布穿在身上，饮食充入口中，其谋划确实是良善的。倘若夏天穿皮衣，冬天穿葛布，就是用时不当，虽然良善也无益于身体；口渴时吃饭，饥饿时喝水，虽然良善也无益于口腹。这就是傅说一定要深思熟虑后行动，而行动又务必合乎时机的原因。夸耀自己的善，就会丧失他的善；自矜自己的能，就会丧失他的功。这是告诉高宗不矜不伐而能享有国家圆满成就的道理。善，是人所固有的，智愚贤不肖都有，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只有不知道善是善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善。如果稍有寸善，就自大起来，好像别人都不能而我独有，那么所有的善也就渺小了，哪里算得上是大善呢？适宜地丧失他的善。能，是能做某事，比如禹能治水，稷能种谷就是这样。然而禹和稷哪里知道自己是能呢？禹想到天下有溺水的人，就像自己溺水一样，所以不忍心坐视他们溺水而疏通百川。禹起初并不知道自己是能，正因为不认为自己是能，所以能成功。稷想到天下有饥饿的人，就像自己饥饿一样，所以不忍心坐视而播种百谷。稷也不知道自己是能，正因为不认为自己是能，所以能成功。假如禹和稷自以为能而自矜，那么胸襟也就渺小了，哪里有器量小而能承载大的呢？这就是他们丧失功业的原因。只有事事都有准备，有准备就没有祸患。这是告诉高宗预先防备意外，治国不忘混乱的事。事事，不是一件事。只有事事都有准备，是说事情虽然不一，但都有准备。只有事事有准备，那么危乱的祸端就没有产生的地方。这就是有准备所以没有祸患的原因。另一种说法又说事事，是从事于事务就能有准备。有准备就没有后患。这种说法也通。不要开启宠幸，招致轻侮；不要以过错为耻，导致作恶。这是告诉高宗远离小人，乐于听闻过错的事。大概君子得到宠幸就恭敬，小人得到宠幸就轻侮。然而小人对君主，本来也不敢放肆凌侮。只有君主自己开启宠幸之门来侥幸小人，小人才敢轻侮上级。所以开启宠幸就是招致小人轻侮的原因。人谁没有过错？过错不害怕改正就是良善了。如果有过错而以之为耻，那么别人指责他的过错，必定不能没有羞愧，于是导致文饰他的过错。殊不知文饰小过，就是促成大非的原因。这就是傅说又想要不以过错为耻的原因，恐怕以过错为耻就会文饰过错，文饰过错就会促成其非。傅说从这以上，他深思熟虑为高宗谋划的，无所不至。所以又总结说：只有他所居守的，政事才能纯正。大概说如上所说，他所谨慎的可谓众多了。然而根本在于君主先端正他的心术而已。所以傅说一定要高宗只居守他所居守的。大概居守是心中有所主宰。心中有所主宰，那么对于政事必定不驳杂。所说的政事，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些。这正是所谓一端正君主而国家就安定了。傅说上面已经告诉高宗治理的大要，反复开导他的心志，已经尽到了。在这里又想到高宗心术还有亵渎祭祀的过失。如果高宗彤日之戒，那么亵渎祭祀就可以知道了。只有高宗所蒙蔽的在这里，所以傅说于是又告诉他：祭祀不想要疏远，也不想要频繁。只有疏密适中才是良善的。假如不适中，而只以频繁祭祀为对鬼神厚道，就是亵渎祭祀了。亵渎祭祀虽然说是敬重，却是成为不敬。然而亵渎祭祀之所以称为不敬，是因为礼节繁琐就纷乱而难行，所以施行于侍奉神灵就难以使其来享。所以说礼节繁琐就混乱，侍奉神灵就困难。张彦政说从明王奉若天道到政事惟醇，是用来长养善的。亵渎祭祀以下是用来补救过失的。这种说法是对的。

译王说：“真美啊！傅说，你所说的话，我当佩服并实行；如果你不善于进言，我就无法听闻并实行。”傅说拜了两拜，叩头至地，回答说：“懂得道理并不困难，实行起来才困难。大王如果确实不觉得实行困难，就能真正符合先王的完美德行；如果我不进言，那就有我的罪过。”

傅说向上既然反复将治道的根本、君术的要旨告诉高宗，所以高宗于是说“真美啊”来体味他的话。大概高宗得到傅说虚心屈己、等待听闻至忠教诲，已经很久了。到这时听到未曾听过的道理，理义在心中喜悦而没有厌倦，所以就说“真美啊”来赞美他。“防”是美的意思，古人对于饮食中美好的东西用“防”来说，就像说“君子有酒，防且有”一样。大概高宗听傅说的话如同美味悦口，饱足充足，所以说“防哉”是体味得很深。既然体味了他的话，于是呼傅说来告诉他说：“你所说的话，我当佩服并实行。如果你不善于进言，那么我虽然想听闻并实行，也做不到。”所以说：“乃不良于言，予罔闻于行。”高宗既然允许傅说实行他的话，于是喜欢他的谏言得以实行、言论被听从，于是拜而叩头，对君主尽敬，勉励实行之难，希望高宗不懈怠以终了。曾子说：“尊重所听到的，就高明；实行所知道的，就光大。那么所贵在知道的人，只是想要他实行罢了。知道而不能实行，就与我成为两截；虽然嘉谋日日接触耳朵，那是他人的东西而非自己所有。知道而实行，就与我成为一体。凡是嘉谋接触耳朵的，都能亲身实行，能亲身实行就善，都是自己所拥有的。”只有知道不困难，而实行才困难，因此傅所以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然而实行虽然困难，如果能一天用其力，又有什么难的呢？凡是高宗对于傅说，已经允许“乃言惟服”，这不仅是知道话的好，而且想要一定实行。所以傅说于是又说：“大王如果确实不认为实行困难，那么就能真正符合先王的完美德行了。”大概商汤之所以能成就他的德行，只是因为听从谏言不违背、顺应百姓及时、对人不求全责备、检点自身好像赶不上而已。现在高宗如果确实不认为实行困难，这就是能合成商汤的用心。高宗能以成汤的心为心，那么对于傅说的话就没有不实的。话既然没有不实的，那么人们都轻视千里而来报告善言，何况在朝的臣子呢？傅说所以又说：“大王能实行而我不进言，那么我就有罪过。”所以说：“惟説不言，有厥咎。”

傅说命下

王说：“来！你傅说。我小子从前向甘盘学习，后来你逃隐到荒野，居住在河边。从河边到亳，直到最后没有显明的德行。你只须训导我的志向：如果制作酒醴，你就是酒曲；如果制作和羹，你就是盐梅。你交互修治我，不要抛弃我，我就能实行你的训导。”

高宗在上两篇，既说傅说为相，而傅说反复告诉治道，所以这里又以学问之事求助于傅说。“来汝説”是呼使来，将要告诉愿意学习的意思。“台小子旧学于甘盘”是高宗自谦称我小子，从前曾向贤臣甘盘学习。“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终罔显”这是高宗告诉傅说学习甘盘不能终了的意思。但这有两种说法，二孔认为高宗为王子时，既向甘盘学习而中途废业，逃居田野，后入居于河，又自河往亳，大概高宗父小乙想让高宗知道民间艰苦，所以让他居住在民间，既废业而居住在民间，于是没有显明的德行，所以说“暨厥终罔显”。此说本于《无逸》的话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所以把‘遯于荒野’当作‘爰暨小人’的事。”苏氏则认为武丁为太子时向甘盘学习，等到即位而甘盘逃隐到荒野，武丁派人追踪他所去的地方，就居住在河滨，自河到亳，不知最终，武丁没有人与共政，于是相傅说。此说则把“遯于荒野”当作甘盘的逃隐。两种说法不同，林少颖则认为应当跟随苏氏，沈博士则认为应当跟随二孔。现在考察，孔说有依据，所以应当跟随它。高宗既说我初学甘盘，后来既逃隐在民间，与甘盘不同处，后终于入亳即位，迄无显明的德行，所以今天所以有望于傅说训导他的志向。大概高宗的志向在于成就他的德行，所以想要傅说启发他的志意而引导他走上正道。高宗既想要傅说训导我的志向，所以又指物兴喻以显示他愿意学习的志向。大概酒没有酒曲不能成，羹没有盐梅不能和，犹如人君虽然美质，必须得到贤人辅导才能成为圣人。作酒的人，酒曲多则太苦，酒糵多则太甘，酒曲酒糵得中才能成酒。作羹的人，盐过则咸，梅过则酸，盐梅得中然后成羹。臣对于君，不可上下相同，应当以柔济刚，以可济否，那么左右规正其君的德行才和。现在高宗的意思，正想要傅说匡正他的不足，将顺救正如酒人羹人以甘苦咸酸相济成味，所以既以酒醴和羹为喻，于是又继以“尔交脩予，防予弃者”，大概想要他可否相济以辅佐我的不逮，终始相助，不可再像甘盘的中途抛弃。

译啊，高宗既然期望傅说，以肯定与否定的互补来相辅相成，所以又承诺必定实行他的话，说：“我只有能够践行你的教诲。”大概是说，你如果真能共同修治我而不抛弃我，那么我将信服你的言论并努力实行，不敢有丝毫失误或荒废。另一种说法又认为，用酒醴等待酒曲来比喻，是为了期望傅说能弥补那些尚未具备的方面；用调和羹汤等待盐和梅来比喻，是为了期望傅说能调和那些已经具备的方面。这种说法虽然看似巧妙，但牵强附会，所以不予采纳。

译傅说说道：“君王追求广博的见闻，是为了建立功业，向古代训诫学习，才能有所收获。做事不效法古人，却想长治久安，这不是我傅说所听说的。只有谦逊地顺从学习的志向，务必及时勤勉，修养才能到来。确实将这种谦逊勤勉的态度怀在心中，道义就会积累在自身。教导别人，自己也能学到一半，念念不忘始终遵循学习的常道，德行修养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增进。以先王成功的法度为鉴，就能长久没有过失。只有我傅说能够恭敬地继承，广泛招揽贤才，让他们担任各种官职。”

高宗既然已经向傅说请教学问之事，所以傅说于是向高宗讲述关于学问的道理。马融、孔安国认为“王人”是说王者年少聪慧，认为“王人”就是王者，没有考证依据。按照王肃的说法，这里说“王人求多闻”，是傅说尊称君王而告诉他说：“人之所以为人，贵在追求广博的见闻。”这种说法很好，就像禹告诉舜说：“帝光天之下”，也是尊称帝而告诉他的。大概傅说既然承受王命，被托付以学问之道，所以傅说于是尊称君王而告诉他说：“人之所以贵在见闻广博，不是为了仅仅知道而已，而是要用来建立政事。”然而虽然致力于广博见闻以建立政事，但所听到的又有正邪、是非之分，即使见闻广博但都是浅近没有根据的话，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又对君王说：“人追求广博见闻，固然想要建立功业，又必须向古代训诫学习，那么多识前言往行，所以在政事上必定有所收获。比如三代以仁德得到天下，所以收获到了卜年卜世的长久。如果只是追求见闻广博，一定要穷尽耳目所不及的地方来显示多，而不能效法古人，又怎么能享受卜年卜世的长久呢？”这就是傅所以说：“做事不效法古人，却想长治久安，这不是我傅说所听说的。”傅说既然说了学习古人就有收获，不效法古人就不能长治久安，所以于是向高宗告知学习古人的方法。大概做学问的道理，不能自以为是，不能自我懈怠，只有顺从学习的志向，凡是告诉善道的，都乐于听从而不违背，务必及时勤勉，朝夕如此，不敢稍有松懈，那么凡是有所修养的，没有不随心而至的。我想仁德而仁德就来了，这就是“厥脩乃来”所说的。既然修养随心而至，又不能说善就止于此了，又能怀有这种谦逊勤勉的诚意，不敢稍有懈怠，那么道义就积累在身上了。至于用道来教导我的人，只是学问的一半罢了，难道可以说道就尽于此了吗？只要能够根据老师所说的而推知他未说的，那么功夫就完整了。所以傅说于是又告诉高宗说：“教导我，只是学问的一半罢了。只有根据他所教导的，而我自己能始终有常于学习，那么德行日益增进而不自知。德行日益增进而不自知，那么比道义积累在身更深厚。大概道义积累在身还有可见的痕迹，只有日益增进而不自知，那么德行与我合一，不知道德行是我，而我就是德行。”傅说这样说，大概意思是做学问的道理，不能向老师求全，只在于根据老师而自得学问，大概是不想让高宗从老师那里取足，而是希望他深造而自得。傅说既然告诉高宗，认为做学问不能从老师那里取足，而在于自得，所以又告诉他说：“现在君王一定要穷尽学问的道理，不必另外寻求，只要鉴视先王成汤做学问的成法而亲身实行，那么所谓学习古人而能长治久安的，就没有过错了。”大概成汤向伊尹学习，自有成法，高宗只要鉴视它，就没有过错了。高宗既然能学习古人而做事没有过错，那么傅说就能恭敬地继承他的德行，而广泛寻求贤才，让他们担任各种官职，共同致力于辅佐的功业。所以说：“只有我傅说能够恭敬地继承，广泛招揽贤才，让他们担任各种官职。”

君王说：“唉！傅说，四海之内都仰慕我的德行，这是你的教化。辅佐大臣在于得人，良臣在于圣贤。从前先正保衡辅佐我先王，他说：‘我不能使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内心就感到羞愧耻辱，就像在集市上被鞭打一样。一个人没有得到安顿，就说这是我的罪过。’辅佐我伟大的祖先，感通上天，你还要明察辅佐我，不要让阿衡独占商朝的美名。君主没有贤臣不能治理，贤臣没有君主不能施展。希望你能够继承先王的君主，永远安抚百姓。”傅说拜手叩头说：“敢回答天子的美好命令。”

傅说既然已经向高宗讲述了学问的道理，所以高宗于是感叹他话语的好，而告诉他说：“我恭敬沉默思考道义，渴望得到贤才。现在已经任用傅说，而傅说又能反复告诉我学问，那么从今以后，四海之内，没有不仰慕我的德行的，是你有办法鼓舞而教化他们。”高宗既然说了海内仰慕德行，本于傅说的教化，所以就用股肱作比喻，以显示君臣相互需要，不可分离。大概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股肱的帮助，没有股肱就不能为人。君主之所以能成就圣德，是因为有良臣的帮助，没有良臣就不能成就圣德。大概君臣相互需要，义理如同一体。高宗既然用股肱比喻臣子，于是又引用成汤从前向伊尹学习的事，以显示他的意思。先正保衡，是说伊尹从前做保衡，是先代百官的正长，所以称为先正保衡。高宗这样说，大概是说伊尹从前从田野中兴起，成就先我成汤的德行，毅然以辅佐君主、恩泽百姓为己任。对于君主，就说：“我不能使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内心就感到羞愧耻辱，就像在集市上被鞭打一样。”对于百姓，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尧舜的恩泽，就说：“这是我的罪过。”伊尹所

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伊尹昔日在田野耕作时，就常想让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让百姓成为尧舜那样的百姓。如今既然承担了治理天下的重任，所以如果君主不能成为尧舜，百姓不能蒙受恩泽，他就自己感到惭愧，自己认为是有罪过的。正因为他自我期许如此，所以能够保佑我有功业的祖先成汤，他的德行足以感通上天，没有可以再增加的了。如今傅说从筑墙的劳役中起用，担任太宰之职，与伊尹的事迹相同，所以高宗也希望傅说能推行伊尹那种辅佐君主、恩泽百姓的心志，从而希望以大道显明，辅佐我成就尧舜那样的德行，也就像伊尹辅佐成汤以感通上天一样，不要让伊尹独自享有美名于我商朝。所以说：“不要让阿衡（伊尹）独享商朝的美名。”高宗既然希望傅说辅佐自己，与伊尹辅佐成汤没有不同，所以又重申君臣互相成就的道理，说君主如果没有得到贤人，就没有人与他共同治理；贤人如果没有得到君主，就没有人与他共同承担天命、享用天禄。君臣互相依赖就是这样的缘故。傅说应当辅佐君主的德行，使他足以向上继承先王，而永远安定天下的百姓。所以说：“你能够继承你的君主于先王，永远安抚百姓。”正因为高宗对傅说的责望如此重大，所以傅说也很高兴。他仰赖成功的心意，于是拜礼叩头，竭尽恭敬地接受说：“谨对答天子美好的命令。”所谓对答，是因为高宗将美好的命令加于自己，所以傅说愿意尽展底蕴，希望有所成就，足以报答高宗仰赖成功的心意而赞美他。少颖说君主的学问与普通人不同，本来不在于章句训诂之间，像学士大夫的一种技艺那样，不过是学习成为尧舜罢了。不学习成为尧舜而说是学习，那是陈后主、隋炀帝的学问，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有害。只有高宗的学问，才是所说的学习成为尧舜。因为伊尹侍奉成汤，是用尧舜之道侍奉他的。如今高宗以成汤自我期许，以伊尹期许傅说，那么他所学习的，难道不是学习成为尧舜吗？这种说法极好。

译尚书详解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十五

宋 夏僎 撰

高宗肜日

高宗祭祀成汤，有野鸡飞上鼎耳鸣叫。祖己训诫高宗，作《高宗肜日》。这是高宗受训诫的记载。

肜，是指祭祀的第二天再次祭祀。大概是用以礼待尸（代表受祭者的活人）以及执行祭祀事务的官员。凡是协助祭祀的宾客，都参与其中。在商朝称为肜，在周朝称为绎。大概有相继不断的意思。绎，是取寻绎（连续）而再次祭祀的意思。所以《春秋》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日，在太庙举行祭祀，仲遂死在垂地。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谷梁传》解释说：“绎，是祭祀的第二天再次祭祀。”举行绎祭的时候，必定在宗庙中陈列鼎。如《诗经·丝衣》这首诗，就是为绎祭礼待尸和宾客而作的。而诗中说到“从羊到牛，大鼎和小鼎”，那么绎祭也陈列大鼎和小鼎，是很明显的。只有绎祭必定陈列鼎，所以高宗祭祀成汤的第二天，刚陈列好鼎，就有野鸡从外面飞入宗庙，登上鼎耳鸣叫。然而野鸡之所以登上鼎耳鸣叫，是因为高宗的祭祀常常厚待近亲而薄待远祖，厚待近亲就必定薄待远祖，适宜他在祭祀成汤的时候必定有缺失而不完备的地方。因此祭祀的第二天，就有野鸡飞入宗庙，登上鼎耳鸣叫。野鸡这种禽鸟，常在郊野飞鸣，现在却在宗庙行礼的地方，百官环列在庭院，而野鸡在宗庙的鼎耳上徘徊，就像在郊野之外一样，这就明显是灾异了。这是贤臣祖己所以进谏高宗，纠正补救他的过失，将要使他恐惧修省，以消除天变的缘故。这就是《高宗肜日》与《高宗之训》两篇文献所以作的原因。现在两篇只有《肜日》一篇尚存，《高宗之训》则经过秦朝焚书而亡失了。林少颖说《书序》汉儒惯例认为是孔子所作，我深切认为历代史官只是相继传授作为书的总目录，到了孔子因而加以编排，并非全出自孔子之手。况且像这篇正经只说《高宗肜日》，不曾说在哪个庙祭祀，只说“于是有鸣叫的野鸡”，不曾说在何处鸣叫。而这个序文却说：“高宗祭祀成汤，有野鸡飞上鼎耳鸣叫。”如果不是当时史官所记录，怎么知道是在成汤的庙里而在鼎耳上鸣叫呢？如果不是旧史所记载，那么孔子又怎么能凭他的心意在千百年后臆测呢？这个说法也有道理，所以特别保留它。

高宗肜日，高宗肜日，于是有鸣叫的野鸡。祖己说：“只有先端正君王的邪心，纠正他的过失。”于是训诫高宗说：“只有上天监视下民，常法在于义，降下的寿命有长有短。不是上天要夭折百姓，是百姓自己中途断绝了性命。百姓有不顺从道德，不听从罪责的。上天已经降下诚信的命令，纠正他的道德，于是说‘那将如何呢’。”唉！君王要恭敬地对待百姓，没有不是上天常法祭祀的，不要厚待近亲而薄待远祖。

上面说高宗肜日，是揭示篇章的题目，这是史书的常体。下面说高宗肜日，是史官想要叙述祖己的话，作为高宗肜日的书，所以推究根本而言，说高宗肜祭之日，有野鸡鸣叫的异象，而祖己进谏高宗，让他改过修德。所以既在上面揭示高宗肜日的篇目，又在下面说高宗肜日于是有鸣叫的野鸡。只有高宗的祭祀，厚待近亲薄待远祖在成汤的庙里，他的礼仪有这种情况，上天谴责他，野鸡恰好来到这里是。贤臣祖己推究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以进谏高宗。然而将要谏诫高宗，所以先自己说：“只有先端正君王的邪心，纠正他的过失。”然后才训诫高宗，纠正他的过失有两种说法。先儒说有道的主君，当灾异来临时，纠正他的过失而灾异自然消除，他的意思是说商朝先世有道的主君，每逢灾异，只纠正他的过失以消除它，如成汤遇到旱灾，以六件事自责，太戊遇到桑谷生长的异象，严肃恭敬敬畏以消除灾祸。现在祖己也想让高宗纠正他的过失像成汤和太戊那样，就可以变灾为祥。苏氏则认为绎祭之日，野鸡在鼎耳鸣叫，这是神明告诉高宗宗庙祭祀的过失。所以祖己说应当先端正高宗心中的邪念。大概武丁不专修人事，而想以多次祭祀讨好神明，而且又厚待近亲，敬父薄祖，所以祖己前往先纠正他。根据苏氏的说法，祖己将要进谏，所以先说应当端正高宗心中的邪念，让他纠正他的过失。这个“格”像孟子所说的“大人格君心之非”。两种说法都通，然而以上下文势来看，苏氏的说法更好。大概下面说“于是训诫高宗”，那么这就是说“只有先端正高宗心中的邪念，纠正他的过失”，是祖己将要训诫高宗，先自己说今天的事，只应当先端正高宗心中的邪念，让他纠正他的过失，然后进谏高宗。从“上天监视下民”以下，就是所谓“端正高宗心中的邪念，纠正他的过失”。祖己既想先端正高宗心中的邪念，以纠正他的过失，于是训诫高宗说：“只有上天监视下民，他的吉凶无常，而常在于义。合乎义则天降百祥，而寿命至于长久；不合乎义则天降百殃，而寿命至于不长久。只有行事有义有不义，所以降下的寿命有长有短。然而之所以不长久，不是上天本意要夭折百姓而断绝他们，是百姓的不义自己中途断绝了性命。只有百姓的不义自己断绝于天，所以百姓有不顺从道德，不服从罪责，而恣意行不义的人，天虽然有诚信的命令，降下灾异以端正他的道德，让他恐惧修省，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