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一

译尚书详解卷一

宋 夏僎 撰

虞书

尧典

陈少南说，尧、舜、禹、汤，以前的儒者有的认为是名，有的认为是谥号，他们的说法都没有根据。看《大禹谟》的序言说作《大禹皋陶谟》《益稷》，那么皋陶、益、稷都是名。看师锡对帝说“虞舜”，帝也说“格汝舜”，又说“来禹”，又说“咨禹”，说“弃”，说“皋陶”，说“咨垂”，说“咨益”，按照以名相称的例子，那么舜、禹不得不认为是名了。舜、禹是名，那么尧也是名。只有《论语》说“予小子履”，解说者认为履是汤的名，履是名，那么汤就不是名了。解说者又说汤名天一，将要称王改为履，又说名履，字天一，这些都不可知。不可知的，我请求存疑。可以知道的，根据《尚书》来说，那么舜、禹应当是名。舜、禹既然是名，尧也是名。遍观各家的说法，那么少南的说法似乎合乎情理，所以我请求采纳它。至于《尧书》称为“典”，孔氏则认为“典”是说常道，所以用“常”来解释“典”。伊川则认为“典”是法则。上古淳朴，顺应时势来治理，没有法度、典则。到尧才开始显现治理的功绩，建立政治有纲领，处理事务有法度，他的治理可以记载，所以书称为“典”。我认为用“常”解释“典”，用“则”解释“典，都不如解释为“典籍”的“典”，大概是指把尧的事迹记载在典籍中，所以称为《尧典》；把舜的事迹记载在典籍中，所以称为《舜典》；因为这两篇都是尧舜的典籍的缘故。《尧典》在篇次中实际上居于首位，所以称为第一。然而“一、二”这些字，我的意思不是孔子的旧制，而是安国所定的。怎么知道的呢？根据孔子所作的书序来考察，《舜典》之后有《汨作》《九共》等九篇，共十篇，然后才到《大禹谟》。《尧典》第一，《舜典》既然第二，再加上这十篇，那么《大禹谟》应当是第十三。现在却说第三。《汤誓》之后有《夏社》《疑》到《臣扈》《典宝》共四篇，再加上这四篇，那么《仲虺》应当是第六。现在却说第二。篇次都如此。由此知道篇次的一二确实是安国所定的。如果是孔子所定的，那么《禹谟》应当是第十三，《仲虺》应当说是第六，不应当像现在现存的那样说是第三与第二。

尧是唐帝，典应当称为唐，现在说虞书，正义认为舜被任用，追述尧的事迹作典，不是唐史所收录，而是由虞史所作，所以称为虞书。我认为有一代的治理，必有一代的书，那么必定题写一代的名字，尧果真是唐帝，书自然应当称为唐，怎么可以说唐帝的书由虞史所作，就题称为虞呢？况且《舜典》记载“陟方乃死”的文字，那么《舜典》也不是舜在世时所作，一定是舜死后禹时追录的。《舜典》是禹时所作，还题称为虞，而不称为夏，为什么《尧典》是舜时追录，却不称为唐而称为虞呢？因此近世作史的体例，班固在后汉时作前汉史，特别称为前汉史罢了，不曾因为成于后汉而题称为后汉史。陈寿在东晋时作三国志，特别称为三国志而已，不曾因为成于东晋而题称为晋志。那么《尧典》称为虞书，难道也有说法吗？我为它解释说：《尧典》虽然是虞史所录，其实题称为唐；《舜典》虽然是夏史所录，其实题称为虞；《禹谟》虽然是禹之后的人所录，其实题称为夏。然而现在的书特别只有《舜典》自题称为虞，而《尧典》和《禹谟》不题称为唐书、夏书，却与《舜典》同称为虞书，这不是史官的旧制，而是孔子定书之后序正的结果。怎么知道的呢？大概《禹谟》所说的，《左传》引用它，大抵都说夏书。庄公八年引《夏书》说：“皋陶迈种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夏书》说：“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书》说：“敷纳以言”；襄公二十八年引《夏书》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是庄、襄之时，孔子未序正《禹谟》，确实称为《夏书》。《禹谟》在孔子未序正之前，既然称为《夏书》，那么《尧典》在孔子未序正之前，也应当称为《唐书》。为什么呢？《禹谟》因为它所载的都是禹的事迹所以称为《夏书》，那么《尧典》也应当因为它所载的都是尧的事迹而称为《唐书》是可以的。虽然如此，孔子对于三圣人的书，不沿用旧例，而一定要为之序正。既加序正，又不都称为唐，不都称为夏，而一定要称为虞，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大概尧授舜，舜授禹，三圣人相继传授，确实坚守一道，自古继承延续，没有纯粹像三圣人这样正直的。所以孔子序书，想让后世知道三圣人，他们的时代虽然不同，但道是相同的，统摄而没有间断，所以序正他们的书统一题号，大概书同则道同。不都题称为唐，是因为尧只授舜，授禹的不是尧。称为唐，就可以涵盖舜，而不能涵盖禹。不都题称为夏书，是因为禹只承舜，承尧的不是禹。称为夏，就可以涵盖舜，而不能涵盖尧。

译只有舜向上承接尧，向下授予禹，用“虞”来命名这部书，那么向上可以涵盖尧，向下可以涵盖禹。三位圣人的道，观察这部书便浑然一体、一脉相承，几乎没有间断。孔子的用意，难道不深远吗？○安国大概是孔子的第十一代孙。汉武帝时，古文《尚书》在秦火中被毁后重新现世，皇帝因为他是孔氏家传的书，下诏命他作传，所以他的注解被称为孔氏传。

译从前帝尧，聪慧明智，文采思虑，光辉显赫地安住于天下，将要退位，禅让给虞舜，于是作了《尧典》。

李校书说：《书序》原本自成一篇文章，列在百篇之后。郑玄、马融、王肃都认为这是孔子所作。然而看它概括大意，在几句话中就说尽了，乃至一个字都不能增减，这大概是圣人的文章，除了我们的先师孔子没有人能写出来。它本来在百篇之后，如今却冠于每篇之首，这是孔安国所分的。关于“昔在帝尧”，郑玄的论解说，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但遗风余烈尚存，所以说“昔在”是指那个时代已经过去；那件事必须考察后才能显现，所以说“在昔”。然而这些说法都失之于穿凿附会，不如林少颖的说法恰当。林少颖说：“‘昔在’是起语的辞令。《书序》自为一篇，所以用‘昔在帝尧’作为篇首的开头。它的意思大概是说，昔日在帝尧的时候，他的听觉灵敏，视觉明亮，文采焕发，思虑深邃，具备这四种德行，所以居于天下万民之上而非常显赫。如今功业已成而退身，将要退避这个位置而禅让给虞舜。所以《尧典》这本书因此作出来。”大概这本书的写作，从“放勋”开始，直到“九载绩用弗成”的话，都是“聪明文思光宅天下”的实际体现。从“咨四岳”开始，退避四岳以下直到“往钦哉”，都是“将逊于位让于虞舜”的实际体现。《书序》叙述作书的原因，所以不得不撮取它的大意而这样说。然而关于“光宅”的解释，孔安国认为是圣德远扬，而《正义》推广这个说法，则认为是德行充满、居正而远扬于天下。陈少南则认为“宅”是居处的地方，说德行的光辉显著，随处都有，遍及天下。胡益之说“德行光辉从上到下叫光宅，从内到外叫光被”。然而这几种说法都不如伊川程先生的说法简练而恰当。

《尧典》说：“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林少颖认为这“尧典”二字是史官的旧题，古代《书序》自为一篇，所以每篇必定首先揭示它的题目，作为一篇的标题。孔安国引用《书序》冠于篇首，因此保留而没有去掉，所以如今《尚书》各篇都重复说原本的标题。然而这里既然揭示“尧典”二字作为标题，而在下面又接着用“曰”字，大概是史官既然在上面揭示了标题，所以用“曰”来发起下文，从“若稽古帝尧”到篇末，都是它的内容。文体本来应该这样。而李校书却把这个“曰”字与“胡越”的“越”相同，连下文“若”字读为“越”，认为与《召诰》“越若来三月”的“越”相同，就像现在作文的体例“越自上世以来是”一样，并把“越若”二字作为史官起语的辞令。总之，改字来解释，不如按照原文更合乎情理。大概史官既然揭示了标题，又用“曰”来发起下文，所以在下面说“我顺理而考察古代，得到帝尧的行事而记载在书中”，说“尧作为君主，他的丰功伟绩，放散于四海，无所不至，所以称为放勋”。如果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其有成功”，就是“放勋”的意思。尧不仅有大的功业，他修身恭敬，遇事明智，处理政事而文采焕发，运用心术而思虑深邃，这是尧又有这四种德行。尧有大的功业，又有盛大的德行，常人处于这种情况必定会夸耀他的功业，炫耀他的德行，只有尧有这功业有这德行，处之安然，起初不知道那是功业和德行，反而诚信恭敬，反而克制谦让。大概称为诚信恭敬，那么他的恭敬出于真诚而不是虚伪；称为克制谦让，那么他的谦让出于诚心而不是虚假。只有他有大功盛德而用恭敬谦让来对待，所以不自大而能成就他的伟大。虽然四方边远，天地广大，而光辉弥漫，而且将被覆而到达没有不到的地方，感通而到达充满天地之间，所以说“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这一节大概是作史者总序尧功德所成就的。至于本是德行而见于设施举措，则又见于下面了。从“克明俊德”以下都是这样。然而“若稽古”三个字，孔安国认为是能顺考古道而实行的人，是帝尧。王安石认为圣人对于古代政治，有便利当今的就顺从它，有妨碍百姓的就考察它。两种说法都认为“若稽古”是用来称赞尧舜能效法古代。然而史官的意思，如果以此来称赞尧的德行，那么应当与“放勋”连言，现在却置于“帝尧”之上，看它的形势，大概不是用来称赞尧，而是史官自己陈述他考察古代作书的缘由，所以两种说法都不如程氏、苏氏。认为史官作书时说：“我顺考古昔而得到那个人的行事”，这个论断很好。关于“放勋”的意义，说法不一。孔氏认为是尧放行了上世的功业，陈少南认为尧德荡荡不可名状，只是依仿他的功业成就而形容它。至于其他诸儒，又都因为孟子有“放勋曰”的话，于是以放勋为尧的号，以重华为舜的号，以文命为禹的号，以允迪不可为皋陶的号，所以不认为这是称呼。尧的盛德大业，卓绝千古，放行上世，哪里足以尽其所蕴藏？那么孔氏的说法就不对了。下文“克明俊德，钦明文思”，都是用来赞美尧的德行，难道以

译德行难以言说？那么少南的说法就不对了。人死后才给予谥号，这是周代的制度，两位帝王难道会有谥号吗？那么说“放勋”是尧的谥号，也就不对了。总之，“放勋”实际上是赞美尧有大功，恩泽遍及四海，就像李校书所说的“放者大而无所不极也”，又像《礼记》所说的“放之四海而准”，意思是尧有大功，恩泽充满四海而没有不到的地方。孟子说“所以称勋为放勋”，“放勋”确实不是尧的谥号，而是史官原本用这个词来赞美尧的功绩，后世于是称他为放勋罢了。所以林少颖曾经对郑少梅说：“史官撰写史书时，用这个词来称颂尧、舜、禹的功德，后世因为史官有这样的称呼，就把它当作谥号。”就像子贡称赞孔子“固天纵之将圣”，所以后人于是称孔子为“将圣”，正与此相同。少颖的这个论断很恰当，所以我采纳他的观点。

译发扬显明的德行，来亲近九族。九族和睦之后，便辨明治理百姓。百姓明白晓畅，便协和万邦。黎民百姓随之改变，达到和睦。

上文既然已经叙述了尧的盛德，因此接着叙述尧将这种德行发扬出来，体现在治理天下上。大体上，圣人出世治理世事，之所以能安抚后来者、感动他们使之和谐，在此处施行，不久彼处便不约而同地响应，这不是可以伪装的，一定是他的德行感人有素，所以感应的妙处如同影子随形、回声应声，随感而应，不需要持久等待的缘故。看帝尧作为君主，刚在殿堂之上发扬显明敏捷的德行，用来亲近九族，九族便立刻全部和睦；用来端正百姓，百姓便立刻全部明白晓畅；用来协和万邦，黎民便立刻全部向善转变。达到和睦的时候，尧难道是自然而然这样做的吗？大概因为有放勋的大功，钦明文思的德行，身处其中而安适，不自夸自大，德辉发扬，一向覆盖天下，所以现在出来治理世事，能够一发扬显明德行，天下国家便全部达到大治的境界。九族，孔氏认为是指高祖到玄孙的亲属，然而高祖不是自己能侍奉到的，玄孙也不是自己能见到的，究竟怎么亲近并使他们和睦呢？孔子的说法错了。只有夏侯、欧阳等人认为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林少颖说父族四：父五服以内的亲属是一，父的姐妹出嫁者及其子女是二，自己的姐妹出嫁者及其子女是三，自己的女儿出嫁者及其子女是四。母族三：母的父亲姓氏是一，母的母亲姓氏是二，母的姐妹出嫁者及其子女是三。妻族二：指妻的父亲姓氏是一，妻的母亲姓氏是二。大概敦厚宗族、和睦家族的道理，必须遍及内外亲属，如果尧所亲近的不过高祖玄孙，那么尧所亲近的也太狭隘了。既，尽也，就像既月乃日觐那样，是说九族全部和睦。百姓，指百官、族姓，从他们兴事造业的角度来说，叫百工；从他们联事合治的角度来说，叫百僚；从他们分职率领下属的角度来说，叫百官；从他们所掌管的角度来说，叫百执事；从他们所主管的角度来说，叫百司；从他们分姓受氏的角度来说，叫百姓。平章，是平议商讨的意思，大概是《礼记》所说的论官庶官百执事，应当论辨而任命他们，所以王逸少称赞谢安石在省中平章我的书信。从唐朝以来以宰相为平章事，大概源于此。《正义》说平理之使之协和，章显之使至明着。至于王介甫、张彦政又认为平其职业，章其功勋，这是不对的。昭明，是说精白以承受美善的德行，是说他们各自发扬自己的德行。黎民，众民也；另一种说法是黎，黑色也，因为百姓都是黑头发，所以叫黎民。这就是所说的黔首。

于是任命羲和，恭敬地顺从昊天，观测日月星辰，恭敬地授给人民时令。

程氏说前面既然说了尧始于明俊德而终于和万邦，这里又说建立政纪纲常，分正百官的职事，来兴盛各种功绩。大概最大最先的，没有比推测天道，明历象，钦顺时令，授给人民更重要的，所以最先详细记载这件事。羲和，楚语【云云见正义】说尧的羲和就是颛顼帝的重黎。孔氏说重黎的后代，羲氏和氏世代掌管天地四时。《正义》说羲和虽然别为氏族，而出自重黎，这两家是把羲和当作氏族。林少颖认为不是这样，下文说咨汝羲暨和，则像是名字了，不是氏族。我根据经文考察，后征说羲和废厥职，尧与仲康之时相距如此遥远，如果真是人名，怎么会有尧时的人叫羲和而仲康之时那个人也叫羲和呢？总之羲和是官名。大概掌管天地四时的官，在颛顼帝时其职名重黎，从尧到夏商，其职名羲和。然而下文又说分命羲仲和仲，申命羲叔和叔，大概羲掌春夏，和掌秋冬，先春而夏继之，先秋而冬继之，所以其言以仲叔言之，言相继相承，如伯仲亦犹鲁三桓子孙而云孟孙、叔孙、季孙也。《正义》说羲氏和氏之子字仲字叔者错了。乃，发语之辞，不是说时雍之后才开始任命羲和。大概羲和之官以授民时为职，民时之授当考于历象，历为书，即洪范所谓历数，所以纪日月星辰之先后也。象为器，即舜典所谓璿玑玉衡，所以参考日月星辰之行度也。是二者岂私意曲説可为哉？实因在天之象数而立为成书，制为成器，以备占步而已。故尧之命羲和所以必使之敬顺昊天而历象日月星辰者，以历象不可以私意为，必当顺天道之自然故也。昊天者，元气广大之谓也。尔雅曰：春曰苍天【云云见正义】王氏云：天色可见者苍苍而已，故于春言其色气，至夏而行，故于夏言其气情，至秋而和，故于秋言其和，冬位正乎上，故于冬言其位，皆凿説也。要之经中之言天者不一，以其尊而君之则曰皇天，以其仁覆天下则曰旻天。以其自上监下，则曰上天；以其远视苍然，则曰苍

译天，就其元气广大而言，就称为昊天。起初并没有异议。星，指的是四方之中的中星。二十八宿分布在四方，而有时轮转更替，交替出现在南方。每一方各有中星，天子面南观察中星，以此来知晓时节的缓急。比如春天是星鸟，夏天是星火，秋天是星虚，冬天是星昴，就是这样。辰，是日月所防（运行所至）的地方。正月防于亥，其辰为訾陬；二月防于戌，其辰为降娄；三月防于酉，其辰为大梁；四月防于申，其辰为实沈；五月防于未，其辰为鹑首；六月防于午，其辰为鹑火；七月防于巳，其辰为鹑尾；八月防于辰，其辰为寿星；九月防于卯，其辰为大火；十月防于寅，其辰为析木；十一月防于丑，其辰为星纪；十二月防于子，其辰为玄枵。所谓“人时”，薛氏说：周朝以子月为正月，是天时；商朝以丑月为正月，是地时；夏朝以寅月为正月，是人时。尧也建寅，用“人时”来授民，所以称为人时。然而改正朔始于周朝，尧舜之时并没有三正不同的情况。所谓的“人时”，大概是指民众的时节。所以史书记载《尧典》中“敬授人时”，也是指民众的时节，那么薛氏的说法大概就不能采用了。

译尧分别命令羲仲居住在嵎夷，那里叫做旸谷，恭敬地迎接日出，评定东方的农事，当太阳运行到正中、星宿位于鸟宿时，用以确定仲春时节，此时百姓分散劳作，鸟兽繁殖交配。又命令羲叔居住在南方交趾，评定南方的农事，恭敬地致祭，当白昼最长、星宿位于火星时，用以确定仲夏时节，此时百姓安居，鸟兽换毛稀疏。分别命令和仲居住在西方，那里叫做昧谷，恭敬地送别日落，评定西方的收成，当夜晚与白昼等长、星宿位于虚宿时，用以确定仲秋时节，此时百姓平定，鸟兽羽毛丰满。又命令和叔居住在北方，那里叫做幽都，评定北方的岁事更替，当白昼最短、星宿位于昴宿时，用以确定仲冬时节，此时百姓入屋，鸟兽长出细毛。

从“乃命羲和”到“庶绩咸熙”，都是帝尧命令羲和观察天象制定历法的事情。历法关系到百姓的农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言辞反复叮嘱。由此看来，前面所说的“乃命”，大概是总括任命他们负责制定历象的任务。这里所说的“分命”“申命”，大概是四子分别掌管前面的事务。后面又说“咨汝羲暨和”，既然已经任命了他们所掌管的职责，又叙述并赞叹他们。所以唐代孔颖达认为，上面说“乃命”是总举大纲，在“乃命”之中分派职掌，让羲主管春夏，和主管秋冬，所以说“分命”。在羲和之中，既任命了仲，又任命了叔，所以说“申命”。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大抵制定历法的方法，必须先确定方位，验证黄昏和黎明，测量时节气候，校准日影刻度，观察中星，然后再用农事的早晚、万物的变化来验证，然后中气就可以确定。中气确定后，然后闰余就可以推算。学者在这里不必寻求其他，只要寻求制定历法的方法，就全都明白了。

居住在嵎夷、居住在南方交趾、居住在西方、居住在北方，这就是所谓的确定方位。居住，李鼎祚解释为奠定，大概是说嵎夷在正东，交趾在正南，陇西的县在正西，幽都在正北。制定历法的方法，必须先测定四面方位作为标志，然后才能寻求地中。确定了地中，然后才能观察日月的出没、星辰的运行。所以尧让四子各居一方，不是说居住在那块地方，只是让他们确定方位罢了。比如土圭的方法，测量太阳的南北东西，知道日影的长短早晚，这也是尧遗留下来的方法。先儒把“宅”解释为居住，说羲和前往居住在那方，又说时常出往四方极处验证日影以确定分至，不是他们的常居之地，陈少南又说尧命令羲和想要授民农时，于是分散居住在四方极处，那么制定历法的人多么劳累啊！他们的说法认为，是因为借用地名来表明他们各自掌管一方的官职，而不是各自居住在一方的土地。然而这三种说法都不如李鼎祚的说法恰当，所以我采纳他的说法。

南方交趾，孔颖达说春天与夏天相交，王肃说南方相见的时候，阴阳相交的地方，所以叫南交。这两种说法不对。大概东方叫嵎夷，西方叫昧谷，都是说地名，不应该在南方交相见的时候唯独称之为南交，那么南交大概是交趾。《史记·五帝纪》说黄帝的土地北到幽陵，南到交趾，那么交趾对应幽都，由来已久了。又历象想要知道日月是否发生食，常常在这里观察它。所以唐代僧人一行说开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根据历法应当食过半，从朔方到交趾，观察没有差错，那么南交是交趾无疑了。

然而既然说居住在嵎夷，又说旸谷；居住在西方，又说昧谷。孔颖达说旸，明亮的意思，太阳从谷中出来而天下明亮，所以叫旸谷；昧，昏暗的意思，太阳进入谷中而天下昏暗，所以叫昧谷。大概嵎夷的方向，是太阳出来的地方；陇西的方向，是太阳进入的地方。根据地方来说，就称为嵎夷、西都；根据日月出没来说，就称为旸谷、昧谷。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唐代孔颖达说：“用谷来说，并不是真的有深谷而太阳从谷中出来，而是根据太阳出来的地方称为旸谷；太阳进入的地方称为昧谷。”“寅宾出日，寅饯纳日”，是用来观察黄昏和黎明的。大概昼夜一百刻，常常以太阳的出没来观察黄昏和黎明。不这样，夏至的昼长夜短，冬至昼短夜长，春秋二分昼夜相等。怎么知道呢？所以历法尤其不可考，这是尧命令羲和谨慎宾饯礼仪的原因。林少颖说“寅”是恭敬的意思，宾之饯之，并不是真的有宾饯的礼仪。唐代孔颖达说“宾者，引前之言；送者，从后之称。因为它的出来从而引导它，因为它的进入从而送别它，各有其适宜。”“帝喾的历法，日月而迎送它，就是这种方法。”至于陈少南则认为“顺应它生出的功效，以颁布春政；顺从它收敛储藏的气息，以颁布秋政。”他的说法大概是认为“寅宾出日”，是用来评定东方农事的；“寅饯纳日”，是用来评定西方收成的。不知道这一节专门为制定历法而设，如下文所说的“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之类”，都是让羲和确定方位、验证昏旦、测量时气、校准晷刻、观察中星，以校正四时的中气，以完成制定历法的方法，正不可与下文相连训解。学者详细体味，那么道理自然可见。然而南北官不说宾饯，是因为太阳的出没只能在东西方观察而不涉及南北方。

“平秩东作，平秩南讹，敬致平秩西成，平在朔易。”这都是测量时气。大概四时的运行，春天万物一起生长，夏天万物都变化，秋天万物都成熟，冬天岁事更替而万物都变革，所以从新开始，这些都紧密运行在天地之间，各有次序，不曾混乱。尧命令羲和制定历法，既然已经

译辨别方位、验证早晚，那么对于时节气候的运行，又不可不按照其先后次序来考察，因此“平秩平在”这一原则也是不可废弃的。“平秩”，大概是因为按照其先后次序而使之均衡的意思。然而，既然说到“朔易”必定要提及“平在”，是因为如果岁时的更替出现差错，那么来年的适宜之事就会随之混乱，因此又不可不仔细考察。所以说“平在敬致”，孔氏认为这是恭敬地施行教化而达成功效，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周官》记载春夏致日，秋冬致月。《左传》说日官位居卿位以观测日影，那么“敬致”大概是指观测日影的意思。日月星辰的运行，圣人都面朝南观看，根据它们到达的时刻来观测，以此验证时节气候的早晚。羲叔主管南方，那么作为人君恭敬地观测的，实际上是这件事。至于其余三方，都不是中星所在的位置，所以省略而不说。“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昴”，这就是用来校准日影刻度、观测中星的方法。仲春之月，太阳在卯位升起，在酉位落下，那么在初昏之时，鹑火之星出现在南方，正午的位置正当此时，昼夜平分，白天五十刻，夜晚五十刻，昼夜相等，所以称为“日中”。又说“星鸟”，大概是因为此时朱鸟七宿也出现在南方，不说鹑火而说星鸟，是举出四象而言。仲夏之月，太阳在星位升起，在酉位落下，初昏之时，大火之星出现在南方，正午的位置正当此时，昼长夜短，白天六十刻，夜晚四十刻，所以称为“日永星火”，这是举出十二次而言。仲秋之月，太阳在星位升起，在酉位落下，初昏之时，虚星出现在南方，正午的位置正当此时，昼夜平分，白天五十刻，夜晚五十刻，所以称为“宵中星虚”。仲冬之月，太阳在虚位升起，在酉位落下，初昏之时，昴星出现在南方，正午的位置正当此时，昼短夜长，白天四十刻，夜晚六十刻，所以称为“日短星昴”，这是举出二十八宿而言。然而有时举出四象，有时举出十二次，有时举出二十八宿，大概是作史的人想要全面展示，所以交替陈述。确定方位，验证早晚，测量时节，校准日影刻度，观测中星，都是为了确定四季的中气，而作为制定历法的基础，所以接着说“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大概是用“殷”和“正”来表示应用。所有这些，都是用来确定四季的中气。然而尧还认为不够，又让他观察分析、因循、夷平、隩处来验证，根据农事的早晚来验证，根据鸟兽的生育、交配、换毛、长细毛来验证，根据万物的变化来验证。百姓虽然极其愚钝，但顺应时节做事，未曾稍有差错。春天则分析在田间，耕种并除草，夏天则因循春天的农事在田间，耘田并培土，秋天则禾稼即将成熟，百姓在年终之时心力平和，冬天则居住在温暖避寒之处，以准备度过严寒，顺应时节而行，未曾有紊乱，所以尧也不敢忽视而不考察。鸟兽是微小的生物，感应天地至和之气，而动作顺应时节，不期然而然。春天则生育乳养而交配，夏天则毛羽稀疏而更换，秋天则毛羽重新生长而整理，冬天则又生长细软的毛以自暖，随时变化，未曾有差错，所以尧也不敢忽视而不考察。由此看来，那么尧制定历法，仰观天象，俯察人事，远观鸟兽，其事可谓不草率了。《正义》说：“产生为乳，胎孕为化，孕育生产必然承受，所以称为化、称为孳。孳字古文同乳字，训为爱。鸟兽都用尾部交配，所以交配称为尾。”

译帝说：“我咨询你羲和，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用闰月来定四季，成就一年。确实治理好百官，使各项事业都兴盛。”

尧先前命令羲和确定四季的中气，然后才能得出闰余从而设置闰月。从“我咨询你羲和”以下，就是所说的命令他们设置闰余的方法。王肃说：北斗所指向的月份，为中气；日月所在的位置，在北斗柄两端星宿之间，如果没有中气，就设置为闰月。大概闰月的设置，不在有中气的月份；中气尚未确定，那么闰余也就无法确定。前面所说的，都是为了确定中气，既然已经确定了中气，所以接着讲闰余。制作历法的方法，虽然始于确定中气，但根本目的是为了设置闰月。历法中设置闰月，这件事很重要，所以再次详细陈述。这个论述很恰当。“三百六十六天，用闰月定四季，成就一年，确实治理好百官，使各项事业都兴盛”，这就是设置闰月的方法。大概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月亮运行，每天十三又十九分之七度，通常经过二十九天半与太阳会合。一年所剩余的大约有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太阳运行，每天一度，如果以三百六十天为十二月，那么一年所剩余的大约有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将五百九十二与二百三十五相加，一年日月所剩余的总共是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十九年十年为百九十日，又十九个八百二十七为一万五千七百一十三，用日法九百四十分去除，得到十六日，加上百九十日为二百六日，余下六百七十三分，作为日余，分为闰月，得到七个闰月。每月二十九天为二百三日，又七个月余数各四百九十九分，合计为三千四百九十三，用日法九百四十分去除，得到三日，总共为二百六日，余数也是六百七十三，这是一章的数目。二十七章为一防，三防为一统，三统为一元，章、防、统、元运转无穷。这就是四季得以确定，而年功得以完成的原因。四季确定，年功完成，然后百官才能确实治理，各项事业才能都兴盛。“确实治理好百官”，孔安国说：确实治理百官，所谓百官各司其职就是这样。“各项事业都兴盛”，《尔雅》说：“熙，兴起。”意思是众工都兴起，所谓万事各得其序就是这样。虽然如此，在尧的时候，洪水横流，泛滥天下，为百姓考虑，可以说很紧急了，然而尧不先命令禹平定水土，命令稷播种百谷，命令契推行五教，却先命令羲和，制定历法设置闰月？难道尧把该先做的放后，把紧急的放缓吗？大概不是这样。大禹、稷、契所负责的，不过是百官；而平水、播谷、敷教这些事，也不过是各项事业。只有闰余确定，那么天时在上端正；天时在上端正，那么百官各司其职，百事各得其序，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如果闰余不確定，三年差一个月，那么必然把正月当作二月，每月都差；九年差三个月，那么就会把春天当作夏天；十九年差六个月，那么四季就相反了。如果想要百官确实治理，各项事业都兴盛，是做不到的。即使有益、稷、皋陶的功劳，又能施展在哪里呢？只有天时确定，那么人的功业由此施展。尧的治理，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邵康节说：“日月星辰，尧效法它们；江河淮海，禹平定它们。”他的意思与此不殊。

帝说：“谁咨询顺应时势可以任用？”放齐说：“你的儿子丹朱开明。”帝说：“唉！愚顽好争讼可以吗？”

这一段大概是帝尧在位很久，将要禅让帝位，广泛寻求圣贤。畴，谁；咨，嗟叹；若，顺；时，时势；登，升；庸，用。畴咨若时登庸者，孔安国说：谁能兴盛各项事业，顺应这些事，我将任用他。马融说：羲和是卿官，尧的末年都因老死，各项事业多空缺，所以寻求贤能顺应四时之职的人来代替羲和。王氏又用“若时”与“予采”相对为言，“若时”为顺天道，“予采”为顺人事，他们的说法都不对。只有程氏说：这是尧年老广泛寻求圣贤，以禅让帝位的意思，所以放齐以嗣子丹朱回答，他的文意与上文相连，这个说法正确。所以林少颖也依此说，认为畴咨若，谁能顺时登庸之任，将授予天下。放齐说：“你的儿子丹朱开明。”大概尧将禅让帝位，访求群臣，放齐以常情揣度，父子相承，是古今的通义，所以以嗣子丹朱回答，正如汉文帝想举荐有德之人来匡正朕的无能，有司请求说：儿子启最长，敦厚宽仁，请立为太子，也是这个意思。孔安国于是为国子爵作正义，就用诸侯命掌六师、子舞衣为证，他的意思大概认为国子朱不是尧的丹朱，而且认为马融、郑玄所说的尧的嗣子朱是不对的，为求官而荐太子，太子下愚而言开明，揣度人情必然不会这样。殊不知所谓若时登庸，正是说寻求贤能使其登帝位，那么荐以嗣子丹朱是合适的，所以史记载的文也作嗣子丹朱，他的说法是对的。然而放齐虽然以丹朱为开明敏悟，可授予天下，而尧还是知道他不合适，于是叹息并疑惑惊讶地说：愚顽好争讼可以吗？意思是丹朱为人，口不道忠信之言，而且好争讼，不足以担当此大任。胡氏说：自古以来父子相继，放齐荐子，义为当然，有太子而不继位，且求外臣以登庸者，岂

译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确实是因为丹朱愚顽好讼，于是才广泛寻求人才，这一说法是从《正义》中得到的。《正义》说：唐尧是圣明的君主，应当任用贤哲之人；放齐是圣朝的大臣，当然不是平庸之辈。人有善有恶，没有不知道的。然而称丹朱愚顽好讼，以此来启发圣明的君主，用下愚之人来对应圣帝，这是为什么呢？大概确实是因为丹朱矫饰容貌，只用来迷惑人；放齐内心缺乏鉴察的智慧，不能全面了解，认为他确实可以任用，所以趁着帝尧咨询时举荐了他。只有尧的圣明，才知道他愚顽好讼；放齐却不知道。所以蔡博士说：愚顽好讼产生于开启明智（的表象）。君子顺应开启明智的本性来做善事，就可以没有愚顽好讼；小人利用开启明智的本性来做不善之事，恰好就表现为愚顽好讼罢了。所以从放齐的角度看，就认为是善；从尧的角度看，就知道他是不善。这也如同共工花言巧语却违背常理，表面恭敬实则滔天，只有尧的聪明才能知道；驩兜却不知道。鲧违抗命令、败坏族类，只有尧的聪明才能驳斥他；四岳却不知道。这没有别的缘故，大概是因为放齐、驩兜、四岳没有识人的明察，只有尧的聪明，对于人的才能与否没有不透彻知晓的，洞察明了没有闭塞，所以即使是丹朱的愚顽好讼、共工的滔天罪行、鲧的违抗命令，也不能迷惑他的鉴察眼光。

译帝说：“谁能胜任我的政务？”驩兜说：“好啊！共工正在聚集众人，展现出他的功绩。”帝说：“唉！他表面恭顺，内心却违背常理，其傲慢之心简直滔天。”

这一段大概是尧将要寻求一位担任宰相职位的人。采，就是事，是百揆的职事，因为要揣度百件事，所以称为采。就像舜命令禹去主持百揆，辅佐政务，大概就是这个职位。畴咨予采，意思是感叹谁能承担这百揆的事务，打算任用他为宰相。驩兜说：都，共工方鸠僝功。尧既然寻求人来担任宰相，所以驩兜赞叹说：现在担任共工官职的人，正在聚集众人展现出他的功绩，确实可以选拔任用。共工是官职名称。既然担任共工，又推荐他，是因为百揆的职事需要辅佐政务。驩兜的推荐，是想让尧大用此人。关于“方鸠”，孔氏认为是指正在聚集众人展现出功绩，林少颖认为这个“方”字应当与“洪水方割”、“方只厥叙”、“方施象刑”中的“方”字相同，都是“方始”的意思，不是“四方”的意思，这个说法很恰当。帝说：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驩兜既然推荐共工，帝也知道这个人不能胜任百揆的事务，所以惊讶地说：这个人言语不顾行动，安静时能言善辩，任用时就违背常理，而且外表恭敬而内心却滔天，不可大用。关于“滔天”二字，说法不同，苏氏说是指灭尽天理，《释文》说是指外表恭敬而心中包藏滔天莫测之意，曾氏说真诚是天之道，泯灭胸中的真诚，所以叫滔天。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下文“浩浩滔天”的意思就截然不同了。经典中说的“滔天”是一个意思，怎么会有不同呢？洪水造成的灾害，漫延到天空所覆盖的地方，滔滔皆是，所以叫滔天。这里说滔天，是指他外表恭敬而内心凶狠，滔滔漫天。横渠认为“方鸠”是共工的名字，也似乎有道理，因为君前臣名，驩兜向尧推荐共工，不应称其官职，那么“方鸠”说他的名字，也不可得知，所以两种说法都保留以待识者。沈光朝说：共工的象恭，鲧的方命，尧的聪明已经知道了。知道而不能去除，难道尧聪明却还有所迷惑吗？在尧的时候，他们的恶行尚未显露，朝廷之间，还认为他们是贤者，奸人多才，善于矫揉造作，恶行未显露，谁不说他们是善人？所以鲧虽然方命，但四岳还不知道他不可用。当时，尧虽然知道，但如果立即加罪于人，人们无不怀疑刑罚不当。皋陶论知人说只有帝王最难，确实由此而来，这个论述很恰当，所以表彰并指出它。

帝说：“咨询！四岳！滔滔洪水正在割裂大地，荡荡洪水包围山陵，浩浩洪水漫延到天空。下民都在叹息，谁能治理？”众人说：“用鲧吧！”帝说：“唉！他违背命令，败坏族类。”四岳说：“奇怪啊！试用看看，如果可行就罢了。”帝说：“去吧，要恭敬啊！”九年功绩没有成功。帝尧因为洪水为患，寻求能治理的人来承担责任。四岳是主管四方的官职。咨，是访问的意思，就像《舜典》所说的“询四岳”一样。尧将要访问四岳以求治水之人，所以先说其危害说：“洪水滔滔，逆流沸腾，正在为世害。而且荡荡然泛滥没有界限，山高的地方就包围它，陵低的地方就淹没它，浩浩然漫延没有边际，其浸几乎到了天空。”洪水之害如此，百姓遭受其害，都叹息困苦，不得安宁。谁能完成这件事，将让他治理，所以四岳于是采纳众人之言推荐鲧说：“用鲧吧！”大概是赞叹他的才能可用。然而众人虽然赞叹他可用，而尧独自知道他不可用，所以惊讶地说：“咈哉！”说他的违戾而不可用。所以违戾而不可用，是因为方命圯族而已。方命者，孔氏认为好比方名命而行事，辄毁败善事，以“方”字为一义，以“命”字连“圯族”之文，非语辞也。孟子说：“方命虐民。”赵氏注说：“方，犹放，放弃教命。”《史记》也认为是负命，其说是也。或又谓物圆则行，方则止，方命则逆命不行，亦与此通。“圯族”者，程氏谓垢坏族类，盖倾防忌刻之人也。尧既言其方命圮族不可用，四岳于是又说：“异哉！”异已也，言已矣乎！叹当时未见人能贤于鲧也。如孔子每言未见其人，必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皆叹未见其人也。岳既叹时人未见有能贤于鲧矣，故欲尧但试其可治水而已，无求其他，故曰：“试可乃已。”盖四岳荐鲧治水，尧知其方命圮族不可用，而四岳之心未信，以为鲧之失虽如此，然当时禹未出，言治水者莫如鲧，帝求人治水，令但取其能治水而已无求其他，安可以方命圯族而废之哉？四岳既采众言以鲧为可用，又自言试治水则可已，故尧勉强而从之，以顺四岳之意而试之。故戒之曰：“往钦哉！”言治水之事，当钦敬而往。是尧已预知其无成也。已而功用历九年而不成，则尧可不谓之

译是聪明的君主吗？当初四岳向尧推荐鲧，尧既然知道鲧不可任用，却又屈从于四岳的请求而试用他，最终导致百姓遭受了九年的祸害。后世对此产生怀疑，认为尧知道鲧不可用却仍然任用他，是不仁；屈从于四岳而不能自信，是不智。我认为，洪水的祸害，到尧的时候依然非常严重，底下的百姓怨恨叹息，日夜盼望圣人来拯救他们。为什么禹还隐居而未兴起呢？鲧虽然有违背命令、败坏家族的念头，然而奸邪谄媚之人能够粉饰美好、隐藏罪恶，天下谈论治水的人都将希望寄托在鲧身上。贤明如四岳，尚且相信他可用，何况天下百姓呢？所以尧在这种情况下认为，百姓受洪水之害如此严重，盼望君主拯救治理如此急切，而共同称颂鲧的才能的人如此众多。我虽然知道他不适合任用，但如果坚持一己之见而违背天下共同的心愿，那么人们一定会认为我在艰难之际，舍弃有才能的人不用，而坐视其受害，无不都会将怨恨集中到我身上。所以我宁愿先任用他，等功业不成再罢免他，始终不肯因为自己认为他不可用就不去任用他。因此马融说：“尧凭借大圣人的智慧，知道时势运数本来如此，人力无法治理，百姓的叹息也应当忧虑勤勉，委屈自己而顺从别人的非议，于是任用了鲧。”李颙也说：“尧虽然在上面独自明智，但下面众多人不通达，所以不得不顺应百姓倒悬般的期望，来满足一切的要求。”伊川程颐也说：“舜、禹尚未显扬，当时的人才智慧，没有超过鲧的，四岳举荐他，尧不得不任用。假如当时有大臣才智超过鲧，那么尧也不会任用鲧了。”这些论述非常恰当。议论的人又说：“鲧既然没有功效，早该罢免废黜，为何一定要等到九年？然而并非没有功效，只是没有成功罢了。”唐代孔颖达也说：“水是大灾，百官不明白，认为鲧能治水，等到命令他去治理，并非没有小的益处，人们看到他有益处，认为鲧确实有能力，日复一日直到完成三次考核。三次考核没有成功，众人才信服，然后才罢免他，以至于到了九年。”况且《祭法》也说：“禹能修成鲧的功业，禹的大功，尚且是修成鲧的余功，那么鲧确实不是没有功效的人。当时未能成功，所以诛杀他。”议论的人又说：“鲧性情凶狠，尧向来知道，为何不早罢免，而要等到舜的时候？大概是因为舜的时候，治水没有功效，按法应当贬黜，却又一定要在羽山诛杀他，这又是为什么呢？”大概鲧的才智，被天下人认为是大奸大佞的人，起初在尧的朝廷，地位低微、责任轻，所以能隐藏他的恶行而担任他的职务。虽然尧知道他违背命令、败坏家族，但恶迹尚未显著，有什么理由罢免他呢？等到将要进用他来担任治水的重任，那么尧的任用超过了他的本分，恶行必然显露，所以尧叹息并指出他不可任用。而大臣举荐他，天下人认为他贤能，不得已而试用他担任治水的重任。等到鲧已经担任治水的重任，九年之间，平日隐藏起来的恶行，一旦暴露，所以舜得以诛杀他。像王莽、司马懿，如果让他们终身担任卿大夫的职位，必定不会彰显篡逆的阴谋，只有任用超过他们的本分，才有机会引发他们的邪恶。伊川程氏的论述就是这样。议论的人又说《尧典》中说到“咨询四岳”的地方有两处：一是治理洪水，二是禅让我的帝位。《舜典》中说到“咨询四岳”的地方有两处：一是光大帝王的功业，二是主持三种礼仪。古代大事必定询问众人，说帝王因为这四件事重大且体统尊严，四岳掌管四方诸侯，了解天下百姓情况的真伪，所以向他们咨询。然而四岳未曾有一个贤人侍奉尧，至于推荐鲧、推荐禹、推荐伯夷，都说“众人都说”，而推荐舜，又出自师锡。以舜、禹的圣明，四岳不举荐，尧的朝廷难道有遮蔽贤才的人，是这样吗？大概不是这样，这是旧说的过错。四岳是主管四方诸侯的官，尧任命官员，日常事务则咨询左右的臣子，重大的事务则咨询四岳。如果在四岳中寻求，四岳在四方诸侯之间寻求，得到天下的公议。起初推荐鲧，其次推荐舜，再其次为舜得到禹，再其次得到伯夷，都说“众人都说”与“师锡”、“帝曰”的，都是采纳进献的意见。四岳将众人的意见进献给尧说：“鲧可以任用。”尧独自说：“不可任用。”所以四岳开始自己进献意见说：“试用看看，如果不行再停止”，意思是众人的意见不可违背。四岳将师锡的意见进献给尧说：“舜可以禅让。”尧说：“怎么样？”四岳开始自己进献意见说：“勤勉治理，不接近奸邪。”称赞师锡的意见恰当。学者由此推求，那么四岳就是尽职的了。这大概是陈少南的说法。四岳，汉代孔安国认为就是羲和的四个儿子，分别掌管四方诸侯。唐代孔颖达认为是平定四季时序的人。林少颖因此扩展这个说法，认为舜巡狩四岳，首先协调时日，然后考察制度，那么四岳就是羲和的四个儿子了。凡此都是以四岳为四个人。根据李翱的说法，《春秋》外传说羲和是司马氏的祖先，四岳是申吕氏的祖先，那么四岳是一个人，不是羲和的四个儿子。苏氏又引《书》说：“内有百揆四岳，想要禅让帝位则四岳”，四岳是一个人，很明显了。所谓二十二人，大概是十二牧、九官加上四岳一个人，共二十二人了。旧说只看到每次咨询四岳而众人都回答，咨询者是一个人而回答者众多，所以认为是四个人。却不知道所谓“众人都说”，大概是四岳采集众人的意见来进献。凡此都是以四岳为一个人，有人说四个人，对于经文没有妨害，所以两种说法都保留。

译帝说：“啊！四岳！我在位已经七十年了，你们能奉行我的命令，接替我的帝位吗？”四岳说：“不行。我的德行浅薄，不足以担当帝位。”帝说：“要显扬那些贤明的人，举荐那些身处卑微、地位低贱的人。”众臣向帝进言说：“有一位鳏夫在下，名叫虞舜。”帝说：“好啊！我听说他怎么样？”四岳说：“他是盲人的儿子，父亲愚顽，母亲奸诈，弟弟傲慢，但他能以孝道使家庭和谐，勤勉地治理政事，不陷入邪恶。”帝说：“我要试用他！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借此观察他的行为。”于是帝将两个女儿下嫁，二女到了沩水北岸，嫁给了虞舜。帝说：“要恭敬啊！”

这段文字叙述了尧禅让帝位给舜的缘由，是为舜的继位做铺垫。大抵尧在位七十年，年老力衰，厌倦了政务，打算让四岳代替自己摄行天子之事，所以咨询并访求他们说：“我在位七十年，你们能奉行我的命令，我将把帝位禅让给你们。”巽与逊同义，所以马融也说巽就是让。王肃则认为从下往上叫陟，从外进入叫巽，于是把“巽朕位”解释为尧打算让四岳从外进入帝位，这与下文所说的“陟帝位”意思相同。大抵巽这个字，在《释文》中没有训释。从外进入内的人，不应当把巽解释为逊，而且《尧典》中也有“将逊于位”的话，那么王肃的说法就不稳妥了。孔安国认为尧十六岁从唐侯之位升为天子，过了七十年，当时年龄八十六岁，这个说法虽然不知道出自哪本书，但总之在汉代距离古代还不算太远，帝王的遗书还有保存的，孔安国必定是有根据才这么说的。尧既然让四岳奉行命令接替帝位，四岳辞让不敢担当，于是告诉尧说：“不行，我的德行浅薄，不足以担当帝位，意思是说自己没有德行，万一接受了，正好是辱没了帝位。”陈少南又认为四岳是说帝的德行厚重了，没有德行可以辱没它，这个说法也通。四岳既然辞让说自己德行浅薄不足以担当帝位，尧于是让他们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也就是显扬贤明、举荐卑微的人。明明指那些高明的人，举扬侧陋指举荐那些身处卑微的人，大概是想要不挑选贵贱，凡是能够担当这个位置的人，即使是贵为群臣，贱为庶民，都举荐他们。另一种说法认为“明明扬侧陋”是尧让四岳清楚地举荐那些身处偏僻低贱之处的人，如果有贤人就举荐任用，其意思大概是说上面既然让四岳，那么已经向尊贵的人寻求了，到这里举扬侧陋则又涉及到卑贱的人了。况且尧既然让他们举扬侧陋，而四岳果然告诉他说：“有一位鳏夫在下，名叫虞舜”，那么这个说法也自有道理。尧既然让四岳举荐贤明和卑微的人，所以四岳亲自到四方岳镇之下寻求，果然得到众人共同向帝尧进言说：“有一位鳏夫在下，名叫虞舜。”虞是他的氏，舜是他的名。舜当时三十岁尚未娶妻，所以称为鳏。唐孔安国引用《诗经》“何草不黄，何人不鳏”，说暂时离开家室尚且称为鳏，不只是老而无妻才称为鳏。薛氏认为举荐时说他鳏是想让帝嫁女给他，这个说法虽然可喜，但下文说“我要试用他，把女儿嫁给他”，那么嫁女给舜是出于帝的意思，如果像薛氏所说，那么嫁女给舜是出于四岳的请求，四岳从卑微之中举荐舜，还不知道尧是否任用，就先请求把女儿嫁给他，这不符合人情。只是舜当时恰好未娶，四岳举荐他，顺便提出来罢了。哪有因为说他是鳏夫就想让尧嫁女给他的道理呢？四岳既然把舜推荐给尧，但他说：“好，我已经听到他的名字了，只是不知道他这个人怎么样。”尧是上圣之君，在四岳进言之前就听到舜的名字，又在四岳进言之后询问他的为人，这是为了顺应众人的心意，不敢独自决断。解说的人认为尧有“我听说”的话，那么尧知道舜已经很久了。知道却不立即举荐，而是以礼让四岳。四岳既然辞让，然后让他们举荐卑微的人，那么必定会举荐舜。这是尧的意思，实际上想让位给舜，但舜当时地位卑微，担心一旦让位给人，别人一定会议论，所以尧让四岳，让四岳自己举荐舜，这样看起来是出于众人的议论，而不是自己的私心。所以唐孔安国认为尧知道有舜却不召他来禅让，而是相信四岳。现在让众人举荐，是因为舜地位卑微，没有名声，突然禅让给他，那么下面的人不会信服。郑玄《六艺论》也说尧的命在舜，舜的命在禹，都相信群臣从卑微中举荐，上下互相谦让，务必使人信服。苏氏也说把天下给庶民，古代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必定从四岳开始。四岳必定不敢担当。四岳不敢担当，那么必定举荐舜。尧对舜的了解非常透彻，而天下不足以了解他，所以将要授予他天下，必定让这件事出于众人，不发自尧，所以舜接受得安心。这个说法美好则美好，但圣人做事，直率而行，没有私心曲意，如果确实想让位给舜，那么直接禅让给舜就是了，又何必先以礼让四岳，而做这种不合情理的事情呢？其实因为四岳是尧的辅臣，所以是贤人。尧将要禅让帝位，所以应当先询问四岳。四岳不敢担当，那么就让他们举荐贤明以及以下可以担当的人，应当得到圣人。四岳确实听说舜贤，正打算举荐他，恰好尧已经听说，于是举荐来对答。尧当时也听说舜的德行，但不知道详情，所以趁着四岳的举荐来审察他怎么样。起初并不是有意禅让给舜，担心别人议论自己，所以表面上以礼让四岳。伊川的意思出于此。曾氏也说：唐虞建立官职，内部有百揆四岳，尧得到舜把他纳入百揆，那么在此之前百揆的官职没有完备。建立官职只任用贤人，官职没有比四岳更尊贵的，那么他的贤能就可以知道了。德行不足以安守百揆，那么奉行命令有所不能了。所以四岳说舜可以承受天下之事说：“舜是盲人的

译舜的父亲，心里不遵循道德仁义的准则；他的母亲，口中不说忠诚守信的话语；他的弟弟象，又傲慢而不恭敬。具备这三种恶行，而舜却能以孝道使他们和谐，使他们的德行日益增进，不至于陷于邪恶。这实在是人情中最难做到的，而舜却能做到，所以知道他可以接受尧的天下。

“烝烝”，孔安国认为是指日益向善；曾氏认为像蒸汽升腾那样，盛德之气向上通达，感化并熟育他们，使他们不知不觉地改变，所以日益向善，不至于陷于邪恶。

“瞽”，是盲人的称呼。汉代的孔安国认为舜的父亲有眼睛，因为他不能分辨善恶，所以当时的人称他为瞽。唐代的孔颖达进而推广这个说法，引用《论语》中“未见颜色而言”的话，称之为瞽。意思是说，瞽并不是真的没有眼睛。况且史书记载瞽瞍让舜上粮仓，从下面放火，让舜挖井，从下面填土实井。这些事他自己都能做到，不能说他是盲人，只是不识善恶，所以称他为瞽罢了。

到了林少颖，则引用《史记》说：“盲人的儿子，父亲愚顽，母亲奸诈，弟弟傲慢”，那么舜的父亲是盲人，就确凿无疑了。失明虽然是顽固的疾病，本来与善恶无关，但是有眼睛而愚顽，尚且可以解释，没有眼睛而愚顽，岂不是更难解释吗？总之，两种说法中，林少颖的说法更为合理。

解说者又说，“烝烝乂不格奸”，那么在舜未被任用之前，瞽瞍烧粮仓，让舜挖井出来，然后掩盖井口。象说：“谋划夺取君位，都是我的功劳。牛羊归父母，粮仓归父母，干戈归我，琴归我，弓矢归我，两个嫂子，让我支配她们。”那么舜登上天子之位后，这三个恶人还谋杀舜，邪恶之大，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怎么能说不陷于邪恶呢？

我认为，舜处在父子兄弟不幸的境地，即使尧已经把两个女儿嫁给舜，这三个恶人还有杀害舜的心思，那么在未被举荐之前，他们想要害死舜的心思会怎样呢？只有舜以孝道使他们和谐，即使愚顽如瞽瞍，也没有杀子的过错；傲慢如象，也没有害兄的罪行，那么“不陷于邪恶”的说法就是可信的。

四岳既然说舜能使三个恶人和谐，日益向善且不陷于邪恶，因此认为可以把天下授予他。尧还认为不够，并且说：“我要试试他。”大概是用考验舜来考察他的行为功绩。怎么考验呢？把两个女儿嫁给他，观察他的礼法制度，只通过两个女儿就够了。大概能约束两个女儿，那么夫妇之道就端正了，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那么家就端正了，天下也就安定了，这就是尧用来考验他的原因。

《春秋》记载：“宋国雍氏的女儿，嫁给郑国”，就知道把女儿嫁给别人，都称为“女”，称为“女于”的时候，是说在这个时候，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古代普通士人一个妻子一个妾，现在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推测这两个女儿应该有贵贱长幼之分，一个是妻，一个是陪嫁的媵，不是都是妻。所以刘向《烈女传》说：“舜做天子，娥皇做皇后，女英做妃子”，那么就不是都是妻了。

吴孜认为：尧舜同姓，都出自黄帝之后，不应该把嫡女嫁给他。所谓的两个女儿，是人君天下的父母，百姓都是臣妾。尧从天下选取两个女儿嫁给他，来观察他治理天下的根本。所以知道这两个女儿不是尧的女儿。殊不知《世本》的旧说，出自后世，怎么能依据呢？

尧既然把两个女儿嫁给舜，来观察他的礼法。约束两个女儿而舜在这里，果然能以义理使两个女儿降居到妫水之北，使帝女虽然尊贵，也必须跟随丈夫，在有虞氏的家族中履行妇道。所以尧感叹说：“恭敬啊，赞美舜。”

王氏把“厘降”解释为下嫁，这个说法虽然通顺，但是把“厘降”解释为下嫁，那么整篇记载，只提到尧把女儿嫁给舜，没有提到舜约束两个女儿。孔氏说：“厘降”是舜能以义理使两个女儿的心顺从。但是经文说“厘降二女于沩汭”，那么“降”又不是使她们的心顺从。所以不如把两种说法合二为一，说舜能以义理使两个女儿降居，即使帝女尊贵，也让她降居在妫汭。水北叫汭，妫汭是水的北岸，就是舜居住的地方。

既然说了妫汭，又说了嫔于虞，“妫”说的是地方，“虞”说的是家族。曾氏说：“举止周旋符合礼仪的，是圣人的恭敬。”有人就做事，没人就停止，这种恭敬只能掩盖常人的耳目罢了。如果在室内和他一起居住的人，是不能欺骗的。舜能约束两个女儿使她们在有虞氏家族中履行妇道，如果不能举止周旋符合礼仪来实行，不能做到这样，所以用“恭敬啊”来赞美他。

李校书认为：“钦哉”是帝告诫两个女儿的话，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舜身份低贱，能使两个女儿降居，不可不尊敬她的丈夫，所以用“钦”来告诫她们。这个说法也通顺。

周泰叔认为：尧禅让给舜一定要考验他，舜禅让给禹不说考验他的，是因为在尧的时候，洪水横流，天下愁叹，帝命令治理它，于是疏通九州，引导九河，驱逐水怪之类而放逐到海里，急切尽力于外，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水功完成后，百姓然后才能在陆地上行走并在土中居住。禹的功绩遍及天下，百姓看待禹和看待舜没有区别，所以洪水警戒我，诚信成功，只有你贤能，我嘉奖你的功绩，天命的历数在你身上，最终登上天子之位。大概禹的功绩对百姓很大，百姓归顺禹很顺畅，不需要舜考验而天下就安定了。

林少颖：四岳推荐舜，将要使尧把天下授予他，而他们推荐他的时候不说其他，只说：“父亲愚顽，母亲奸诈，弟弟傲慢，日益向善不陷于邪恶。”尧考验舜，将要授予他天下，而他用来观察他的，不观察其他，

译于是说：“你们应当在这时观察那两位女子的行为准则，因为丈夫尽丈夫之道、妻子尽妻子之道，家庭伦理就端正了；家庭伦理端正了，天下也就安定了。”

译尚书详解卷一

<经部，书类，夏氏尚书详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二

宋 夏僎 撰

舜典

虞舜出身卑微，尧听说他聪明睿智，打算让他继承帝位，于是让他经历各种艰难考验，因此作了《舜典》。孔子为《尚书》作序，在《尧典》的序言中说：“从前帝尧，聪明文思，光辉普照天下，将要退位，禅让给虞舜。”于是作了《尧典》。在《舜典》的序言中说：“虞舜出身卑微，尧听说他聪明睿智，打算让他继承帝位，让他经历各种艰难考验，于是作了《舜典》。”考察其文意，首尾相因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尧典》终于四岳推荐舜、尧将两个女儿嫁给舜这件事，与舜经历各种艰难以接受尧的禅让，文义相承接，所以如此。“侧微”，《正义》认为不在朝廷，称为“侧”；其人贫贱，称为“微”。孟子说：“舜居住在深山之中，与木石为伴，与鹿猪同游。他与深山中野人不同的地方，很少。”由此看来，舜在卑微之时，不过是一个普通百姓罢了。而《史记》依据《世本》《帝王世系》认为尧舜出自黄帝，那么舜大概是帝王的同族姓氏。既然身为帝王同族，不应称为“侧微”。如今《尚书》序言说“虞舜侧微”，便可知《世本》是附会之说，而孟子的话是可以相信的。《舜典》记载“慎徽五典，纳于百揆，宾于四门，纳于大麓”，都是尧让舜经历各种艰难考验的事情。孔子作序，旨在概括全篇大意，所以说舜在卑微之时而拥有聪明之德，尧每每听闻。虽然听闻却不知其实际表现，所以先用两个女儿来考验他，到这里又逐一用各种艰难来考验他。大概是为了阐明《舜典》之所以作的原因。然而从“诸艰”之下，直到篇末，都是关于舜登上帝位治理天下的事情，但序言没有提及，这是举其大略而已。尧对于舜，用两个女儿来考验，见他能够教化两个女子在妫水之滨，已知他能端正家庭了。能端正家庭的人，必定可以端正天下，所以至此又用各种艰难来考验，就是用天下大事来考验他了。陈少南有话说：“尧得到舜，是由于四岳推荐。”而篇序却以尧听闻来断语，那么尧得到舜，本就不在四岳推荐之后。君主如果没有先见之明，只听从左右亲近宠幸之人，这对治理国家的帮助，也是次要的了。司马光有话说：“舜在田野之中自我修养而名声传到尧那里，这是舜的难处。舜在田野之中而尧能听闻，这是尧的难处。”这两种说法尤其值得采纳，所以特别保留下来。

《舜典》说：“慎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

这大概是作史者总述舜的德行。《典》《谟》的体例都是如此。如《尧典》开头说“慎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大禹谟》开头说“慎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皋陶谟》开头说“慎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大概是为某人作此书，必须先叙述此人有此德行，体制自然应当如此。作书者的意思，是说我们顺理而考察上古，得到帝舜的行事而记载于书。书中说尧有此文德之光华，舜能重复之，与帝尧相协调而无差异，不仅能够重复光华而已，而且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的德行。濬，深宏；哲，睿知；文，文章；明，聪明；温，粹和；恭，恭敬；允，信当；塞，充实。这八者就是玄德。玄，幽远之称，说舜有德行而潜修于幽远之处。然而舜的德行虽然韬藏于幽隐之中，却实际上升闻于天朝，所以尧任命他以职位，让他代理天子之事，即下文所说的慎徽五典之类。作史者先说重华协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而后说玄德升闻，乃命以位。那么舜在未登庸之前，其光辉的德行本来就已经能重复尧的光华了。德行既然不约而合，适宜其虽处卑微而尧独自听闻并知晓他。由此看来，那么尧知晓舜并非听闻于言语物色之间。尧有此德行而舜重复之，以心相知则玄契劵焉。大概有非耳朵所能听闻、眼睛所能看见的。程氏说：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这八者，用来形容其圣德。如称尧曰钦明文思安安，称文王曰徽柔懿恭，称仲尼曰温良恭俭让，都是圣人的德美。此论甚当。王氏说：尧言钦明文思为成德之序，舜言濬哲文明为修为之序。这是穿凿之说。林少颖都认为是尧舜的德行，此说殊可喜。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伏生将《舜典》合于《尧典》，所以以“慎徽五典”承接《尧典》“帝曰钦哉”的文字而为一篇。到了孔氏整理壁中书，才开始分为二篇。加上“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由此开始分为二篇。《正义》认为东晋的豫章内史梅赜所上的孔氏传，还阙《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人所不常用王范之注，删去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之始，直到齐萧鸾建武四年，吴兴姚方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