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二十四

译如果降服，政令就会随着风俗而改变，不赞美那些值得赞美的人，百姓就没有所劝勉的。只有您勤勉修德，能够注重细微的事物，辅佐了四代君主，以严肃的态度率领下属，没有人不恭敬地听从您的教导，美好的功绩比先王还要多。我这个小辈垂衣拱手，仰赖您的成就。王说：“唉！父师！现在您恭敬地接受命令，就带着周公那样的事业去吧！区分善恶，表彰他们的居所，彰明善行，憎恨恶行，树立良好的风气。不遵循训典的人，划清他们的疆界，使他们能够敬畏和仰慕。重新划定郊野的边界，谨慎地巩固封疆的守卫，以安定天下。”

译从这以下，是康王册封任命毕公的言辞。康王说：“史官记载君王的话，其中难免有润色修饰的地方。”“呜呼”，是感叹之辞。先感叹而后说话，是重视这件事。父师，是称呼毕公。当时毕公代替周公担任太师，作为东方的方伯，所以称他为师。称他为父师，是尊他如父亲。同姓称为父，异姓称为舅。毕公与王室同姓，且是历经四朝的元老，所以称他为父是适宜的。

只有文王、武王将伟大的德行布施于天下，因而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这是康王推究文王、武王承受天命的缘由，说文王、武王在商纣王暴虐之后，仍然能够将大德布施于天下，能够享有上天的意旨，所以上天任命他们，因而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从而拥有天下。这时又有周公，在左右辅佐我文王、武王，从而安定他们的王室，意思是拥有天下的是文王、武王，而共同安定他们所拥有的基业的是周公。然而周公不仅安定王室而已，还考虑到王室的安危，系于商朝百姓，对于商朝那些顽固的百姓，尤其加以矜持谨慎，不敢轻忽。所谓谨慎不敢轻忽，就是下文所说的迁居到洛邑，靠近王室，以教化他们的训诫的意思。

大概武王战胜商朝之后，不忍心轻易更换统治者，于是将剩余的百姓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让他延续殷商的祭祀。不幸的是，因为远离王室，武庚心怀不满，趁着这些百姓痛苦刚定、追念旧朝的情思，鼓动他们背叛。周公既辅佐成王东征，以纠正他们的罪过。之后又担心小人难以保全，或许再蹈前辙，那么王室也会有不安宁的时候。于是趁着建造洛邑而营造成周，将那些大家世族中最难教化的人迁到那里，使他们亲近靠近我周室，距离王室不远，奸诈的谋略和贼害的计谋容易上报听闻。而且周公亲自担任师保，能够教化他们的训诫，从而使他们都成为友好的百姓。

自从周公去世之后，君陈继承他的职位。君陈去世后，到了毕公，已经经历了三纪，共三十六年了。以三十年为一世，现在三十六年，那么世代已经改变了。就风俗而言，以前顽固而不顺从教化，现在都顺从了教化，那么风气已经改变了。国家的安危，只在于这些殷商人士。现在既然世代改变风气转移，那么商朝百姓都不再背叛。商朝百姓不背叛，那么四方就可以没有可忧虑的事了。我一人难道不因此获得安宁的福分吗？大概商朝百姓安定则天下安定，天下安定则君主安定，这是必然的道理。

康王既然说商朝百姓如今世代改变风气转移，不再有以前的顽固不顺从教化，那么善恶已经分明，善者可以升迁，恶者可以降黜。大概政令因风俗而改革，不能还像周公那样只务含容而不加决择于其中。所以于是说道有升降，政令因风俗而变革。大概意思是天下的道只有两种，升与降而已。善者不升迁，那么善者就不被鼓励；恶者不降黜，那么恶者就不被惩戒。以前周公之所以善恶兼容，未加黜陟，是因为大难刚平定，民情未安定。如果赏赐他们，那么他们会认为我畏惧；如果惩罚他们，那么他们会认为我酷烈。所以不问善恶而只务优容。现在既然世代改变风气转移，那么政令应当因风俗而变革其用法。所谓升降而黜陟，使他们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正是时候。如果对于善者不知道表彰他们的善，那么那些行善的人就会认为上级不了解他们，而行善的心或许懈怠，谁肯鼓励行善呢？这正是康王所说“今日保护治理东郊，其关键正在于表彰辨别善恶”。康王说“今日的政策应当如此”，所以下文就讲毕公的德行，说善政在于德行，勉力德行如毕公这样的人，才能完成这样的变革。

康王的意思，大概是说毕公能够勉力于德行，年老而不懈怠，所以即使是小事也没有不勤勉的。这种心意，不仅一时如此，从文王、武王到成王、康王，历经四代，而用来辅佐的只有这一颗辅佐之心。弼亮，意思是辅佐。康王说这些，正是担心毕公以元老大臣的身份或许不屑于处理民事，所以说毕公能够勤勉于小事，旧有此心，所以我敢以此烦劳您。何况您在朝廷上，端正脸色以率领下属，下属瞻仰您的脸色、观望您的容貌，那些非分之想和邪念如冰释雪消，恨您不说话，您一说话就没有不恭敬的，师法您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于是美好的功绩多见于先王之时。所以我小子得以垂衣拱手而仰赖成功，都是因为您在先王的朝廷上建立了功绩，所以我才有今日的福分。仰成，意思是仰赖成功，就像仰食一样，不能自己养活自己，仰赖别人而食。康王说今日的成功都仰赖于您。

康王既然极力颂扬毕公盛德的形容，于是又感叹而呼唤父师说：“今日恭敬任命您，不是小事，而是周公的事情。”看康王最终册封毕公说：“不要说不能胜任，只要尽到您的心意；不要说百姓少，只要谨慎处理您的事务。”那么他的意思确实是担心毕公以元老大臣的身份或许不屑于处理民事，所以特别说任命您做周公的事情。大概意思是这次出行任命您不细微，而是周公的事情有未完成的，等待您来完成，您确实不可不前往。以下接着说。毕公今日之所以保护治理，就是这样，即表彰辨别善恶以下是。大概康王的意思，正是说道有升降，今日升应当升的，降应当降的，正是时候。所以告诉您表彰辨别善恶以下的事情，旌，是表彰识别；识，是记识。淑，是善；慝，是恶。意思是识别善者与恶者。那人果真善，就表彰他居住的里巷。孔颖达说

译如果是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就表彰他们的门闾，这是正确的。之所以一定要辨别善恶，并特别表彰行善者的门闾，大概是为了彰显善行、憎恶恶行，从而树立良好的风气，让人们知道应当向往和仰慕什么。大概善恶既然区分开来，就不会相互混杂；又选取行善的人特别表彰他们，那么行善者的心志日益显扬，这难道不叫彰显吗？作恶者的心志日益羞愧，这难道不叫憎恶吗？像这样，天下的百姓都知道行善有益而作恶必被抛弃，自然会望风而化，闻声而应，就像风吹在这里而草倒在那里，声音震动在这里而回声响应在那里。因此，先前表彰善良、区分善恶、表彰其居所的人，就是所谓彰显善行、憎恶恶行而树立风气的人。上位者用来震动百姓的方法，已经像这样了；而下位的人如果不遵循常道的训诫，那就是顽固愚昧、不知羞耻，无法劝勉他们成为向往善行的人。所以康王于是命令毕公，如果有这样的人，就应当特别区分他们所居住的井田、所居处的疆界。比如《王制》所说的，不变化的就命令迁到国都的左乡，筛选不听从教化的人，迁到右乡；命令国都右乡的人，筛选不听从教化的人，迁到左乡；不变化的就迁到遂，不变化的就迁到郊，就是这个意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些人无法劝勉他们向往善行，只应当用威严使他们畏惧，从而知道应当向往什么。张无垢说，先前表彰他们的居所，明确他们是善人君子，使他们向往；现在特别区分他们的井田疆界，又明确他们是恶党小人，使他们畏惧。那么周朝用来对待顽固百姓的方法，可以说是非常巧妙了。然而如果在周公、君陈的时代施行这种方法，那么因为作恶的人众多，不容易区分；现在世道变迁、风气改变，作恶的人也少了。这就是施行畏惧与向往的策略，古人根据时势制定法规，不早不晚，正是如此，这种说法非常恰当。郊圻，是郊外圻的边界。封守，是封疆的守备。这郊圻本来就已经划定，本来就已经牢固，如果不必再划定，不必再加固，使得不可不申明，不可不谨慎，那么在此之前就应当做了，不等到善恶都畏惧向往之后才做。大概当时三监作乱，三监唱导，淮夷、徐、奄跟着附和，同恶相济，于是形成了混乱的阶梯。在善恶未分的时候，治理百姓的人每天以劝勉惩罚百姓为急务，来不及防备从外面来的人。现在，行善的人已经表彰了他们的居所，使他们劝勉而向往；作恶的人又特别区分了他们的井田疆界，使他们畏惧而向往。那么所谓我们的百姓，都知道善是可以做的，恶是不可以做的了。然而又担心再有像淮夷、徐、奄那样不听话的人，暗中相互勾结，互相往来，再次用邪恶的阴谋诡计，迷惑我们的百姓作乱。所以让他们在郊外的圻界，过去已经划定的，现在再划定，使得更加分明；封疆的守备，过去已经加固的，现在再加固，使得更加坚固谨慎。严密到这样，那么异服、异言、奸民、贼子就没有途径进入，而我们的商民可以永远成为良民。商民不被扰乱，那么四海就可以永远安定了。这就是最后以“永康四海”结尾的原因。看康王用来命令毕公保全治理商民的方法，那么康王的见识思虑，如果不是熟悉时势变化、通达治国大体，是不能达到这样的。这就是康王能够配得上文王、武王、成王成为贤君的原因。

译政令贵在持之以恒，言辞崇尚切中要害。不要一味追求新奇，商朝遗民风俗奢靡，以能言善辩为贤能，这种不良风气尚未消除，您务必牢记在心！我听说：世代享受俸禄的家族，很少能遵循礼法，他们放纵傲慢、凌驾于德行之上，这实际上违背了天道，败坏教化、崇尚奢华，这种弊端万世皆同。如今殷商的众士，安坐于旧有的地位，依仗奢侈而泯灭道义，穿着华丽的服饰以炫耀于人，骄纵淫佚、自夸自大，终将走向恶的结局。虽然可以收敛他们放纵的心，但防范约束却极为艰难。凭借富足的条件加以训导，才能使他们长寿安康。唯有德行与道义，才是重要的训导。如果不遵循古训，还能依据什么来训导呢？

康王向上禀告毕公之后，便利用民众向善或向恶的时机，施行劝善惩恶的政策，以此震动当时的民众，使他们迁善去恶。然而又担心毕公施政不能持久，所以又告诫毕公说：“凡是为政的道理，尤其贵在持之以恒，即应当长久不变。”既然为政贵在恒常，而有时需要用言语号令下属，又应当有体统、有要点。所谓“体”，是希望它符合事理而不显不足；所谓“要”，是希望它言辞简省而不显多余。意思是说，所发出的言语在事理上充足而在言辞上简约，这两点只有不喜好新奇的人才能做到。因为如果为政喜好新奇，就会喜欢速效而厌恶持久，怎么能做到恒常呢？如果言辞喜好新奇，言语必定浮夸于事理之上，言语徒多而事理不足，怎么能做到切中要害呢？这就是康王再次说“不要一味追求新奇”的原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纣王作为君主，拒绝劝谏、掩饰错误，不愿听到自己的短处，所以当时的人们只以阿谀奉承、随声附和为习俗，全天下所谓的贤人，都是口齿伶俐、巧言令色之人，这种残余的风气习俗，自从周公、师保、君陈分别匡正之后，仍然有所留存，所以政令的恒常、言辞的切中要害，对于毕公来说不可不牢记。大概矫正歪曲应当用直，矫正邪僻应当用正，矫正巧言令色的弊端，在于所施行的政令、所发出的言语，一定要谨慎对待巧言令色。康王既然说了商朝的败坏风俗，如毕公不可不牢记，于是又列举他所听说的古训来证明商朝的败坏风俗，都是大家俗世豢养于富贵之余，而忘记了德义的习尚，所以到了这个地步。这“世禄之家”并非特指商民，而是古人的话，意思是凡是世家之人，其弊端都是如此。康王从听闻中得到，所以举出来告诉毕公。大概古代的做官者，世代享受俸禄，在俸禄中玩弄富贵，随心所欲，只要财力能够做到的，没有不做的，谁还顾念礼节而遵循呢？凡他们所做的事，都放纵自恣，不再有拘束检点，所以玩好之物淹没了本心，日日丧失所谓的德行，凌灭殆尽。这样的作为，难道不是上逆天道吗？大概礼节德性都是天理自然，现在既然不能遵循礼法而放纵凌驾于德行之上，难道不是上逆天道吗？正因为不遵循礼法而凌驾于德行之上，所以其弊端都化为奢侈靡丽之事。这种风气一旦炽盛，所以凡是世禄之家，其弊端必定达到这个地步，不仅仅是一时如此，所以说万世同流。大概意思是说不止是一世如此，即使是万世，其流弊也都是如此，所以张无垢说“无论古今，万世同一末流罢了”。康王既然以所闻，凡是世禄之家，其弊端都是如此。下面接着说商民今日的弊端，大概这些商朝的众士，都是大家世族，居于旧利者，所谓“惟旧”是说并非一日如此。并非一日如此，那么他们是世禄之家，就可想而知了。“席”是人所居之处，所以说“席旧”。孔氏称之为“居旧”。商士正因为久居旧利，所以都依仗奢侈之事，曾不顾及道义之所可为。凡所穿的衣服，都以美丽于人为崇尚。他们的气度骄纵，欲望淫佚，心意自夸，言语夸大。将用这些恶念来结束自己的一生，更不可教化。这是康王说商民因为久豢于富足，所以到了这个地步。周公、君陈相继教化，虽然收敛了他们依仗奢侈、泯灭道义、骄纵淫佚、自夸夸大的心，然而未能断绝其根本，恐怕他们因外物而有变迁，又做出恶行，所以防范约束最为艰难。康王说这个，大概意思是说防范约束的责任正在毕公身上。康王既然说了防范约束之难，于是接着说防范约束的方法。大概商民之所以到了这个地步，都是因为富贵的余威，凌灭了德义。现在如果真能凭借他们资财的富足，而用德义来训导他们，那么他们就不再乘着富足的条件，而恣意从事靡丽淫佚之事，以伤害他们的生命，自然耳目聪明，血气和平，高位则享受公卿的地位，低位则不失为保家之主，长寿安康，得享人生终岁之乐了。所以康王于是告诫他们说：“凭借富足的条件加以训导，才能长寿安康。唯有德行与道义，才是重要的训导。如果不遵循古训，还能依据什么来训导呢？”大概意思是说资财既富足而又能加以训导，就可以享受长寿安康之乐。所谓的训导，不是别的，唯有德义才是训导中最重要的。所谓的德义，不必去其他地方寻求，古人已经实行的训导，都效法于德义。现在只要斟酌古训来运用，就是德义的训导。如果不遵循古训，怎么能算是训导呢？这又是康王周密筹划的意思，所以他的言语反复如此。

王说：“唉！父师，国家的安危，只在于这些殷商士人，不刚不柔，他们的德行确实修养得很好。只有周公能够谨慎地开始，只有君陈能够和谐地维持中间，只有您能够完成最终的功业。三位先王同心协力，共同达到正道。正道融洽了政治，恩泽滋润了百姓。四方夷狄左衽之人，没有不依赖我们的。我作为小民，永远承受多福。您务必在这个时候，成就成周建立无穷的基业，也有无穷的声誉。子孙遵循他们成功的范式，只有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

康王又感叹说

译称呼父亲和师长，并告知他们，这是极其重视的表现。国家的安危，只在于这些殷商遗民，这是因为殷商遗民安定则天下安定，殷商遗民危乱则天下危乱，看到他们关系重大，想要毕公勉力做好这件事。张无垢说康王学问深远，他懂得治国根本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国家的安危在于君主，与殷商遗民有什么关系？天下也够大了，殷商遗民有多少，他们能让周朝轻重失衡吗？孟子说：“瞽瞍高兴，天下就受到感化。”这个道理就是康王的意思。大概天下没有比殷商遗民更难感化的，我的诚意在这里，那么殷商遗民就在那里被感化，所以殷商遗民是否被感化，可以占卜我的德行是否进步。如果殷商遗民背叛，那么我的德行没有修养就可以知道了。我的德行没有修养，难道只是殷商百姓背叛，天下都将背叛，这就是天下危险的原因。如果殷商百姓顺从感化，那么我的德行有修养就可以知道了。我的德行有修养，那么难道只是殷商百姓顺从感化而已，几乎都能看到他们成为君子，这就是天下安定的原因。这个论述极有渊源，所以特别保留它。康王既然说殷商百姓关系到天下安危如此，在我应当有德行来镇服他们，于是就说他所谓的德行，他的德行是什么？不刚不柔，那么他的德行就真正修养好了。大概如今商朝百姓善恶已经分明，正当刚柔并用的时候。专用刚硬而不柔和，那么行善的人得不到行善的好处，而行善的心或许受挫；专用柔和而不刚硬，那么作恶的人看不到作恶的危害，而作恶的心更加放肆。只有针对行善的人而倾心慰劳，使他们日益勤勉，那么就不刚硬了；针对作恶的人而摧挫抑制，使他们日益警惕，那么就不柔和了。张无垢说这不刚不柔，就是前面说的“表彰他们的住宅邻里”是不刚硬，“区别他们的井田疆界”是不柔和，这个说法是对的。用来感化顺服商朝百姓的，没有超过这两端的。如果毕公果然能实行这个，那么所谓感化百姓的德行，确实修养好了。殷商遗民可以必定被感化顺服，而天下可以必定安宁。这就是在“国家的安危只在于这些殷商遗民”之后，特别接着说这个的原因。康王既然说毕公如今感化顺服商朝百姓，他的德行应当如此，于是连同周公、君陈用来感化顺服的方法，来显示所施行所设立的，虽然好像不同，但同样归于治理。他的意思大概说感化顺服商朝百姓，只有周公开始感化他们，而能谨慎于开始，所谓谨慎的，是说如果叛乱就东征来震慑他们，顺服就迁到洛邑来镇守他们，担心他们同恶相济，就解散他们的党羽；担心他们没有生计，就迁徙之后，各自让他们居住你们的住宅，耕种你们的田地；担心他们不体会上面的心意，就教导告知他们，以至于第二次，以至于第三次；担心他们不畏惧天威，就战败要囚禁他们，也以至于第二次，以至于第三次。虽然说大罚诛杀他们，而没有真正惩罚；虽然说远离你们的土地，而没有真正远离。这是周公谨慎于开始的表现。周公谨慎于开始，已经足以消除他们的背叛之心，所以只有君陈在中间，可以和谐于中间。所谓和谐的，每件事都务求包容，不曾施加威严。现在看君陈的书，体味成王责备期望的意思，那么君陈所以能和谐的就可以知道了。权势不依赖，法律不偏倚，顽固的不愤怒憎恨，人不要求完备。凡是这类，都有包容怜悯的意思，那么就称为和谐，确实能和谐了。君陈和谐他们，那么以前顽固强悍愤怒乖张的人，依赖他矫正调服之恩，而善良的人日益勤勉，邪恶的人日益受挫。所以毕公在终了时开始，可以成功于终了。所谓成功的，正是说针对他们的善而表彰他们的住宅邻里来表彰他们，使他们勤勉而向往善；针对不勤勉而仍然习惯于恶的人，就区别他们的井田疆界来使他们羞愧，使他们畏惧而也向往善。揭露一时顽固暴虐的百姓，使他们最终成为士君子的归属，难道不是所谓成功吗？这三个君主，只有同心协力，都期望抚慰商朝百姓，而纳入善人君子的领域，所以有的谨慎于开始，有的和谐于中间，有的成功于终了。他们所施行设立虽然有时不同，但都是做他们应当做的，行他们所能行的，不曾违背道义而勉强做所不能的、逆反所顺应的，这就是同样达到道的原因。大概周公的谨慎，是道应当谨慎的；君陈的和谐，是道应当和谐的；毕公的成功，是道应当成功的。三位君子不同时代而一心，所以三位君主不同施行而同道。道既已融洽，那么所实行的政治各自达到极致的治理。所谓道融洽的，是说周公的谨慎，君陈的和谐，毕公的成功，三位君子的道实行，想要当时功夫深力量到，都已经融洽，无所不至。所以周公谨慎而能谨慎的政治没有不治的，君陈和谐而能和谐的政治没有不治的，毕公成功而能成功的政治没有不治的。这就是所谓道融洽政治。道融洽政治，所以遗留的波余泽，不只是商朝百姓受到它，凡是所有有生命的没有不浸润而沾溉的。不只是我们的百姓受到它，即使四方夷狄左衽，也没有不依赖三位君子的德行的。张无垢说：“殷商遗民不顺服，就开启四海不顺服的心，国家就危险了。商朝遗民顺服，四方夷狄各得其所，国家就安定了。”这就是道融洽政治，而四海没有不依赖的原因。治理商朝百姓直到四方夷狄都依赖，那么天下太平的治理就到了。君臣都受到福泽，也是理之必然。所以康王自说：“我小子在这个时候，也可以长久接受多福。”而毕公也只有成周的百姓被感化的原因，而国家根本得以安定，国运得以延长，也可以建立无穷的基业，而抑又垂

译这是无穷无尽的美誉。大概治理好商贾百姓，连四方蛮夷也得以安宁，那么内部的祸乱就不会产生，外部的灾难也不会兴起。福泽说永远承受，基业说无穷无尽，这并不是夸张的言辞。

译唉！不要说做不到，只在于竭尽你的心意；不要说百姓少，只在于谨慎你的事务。恭敬地遵循先王的伟大功业，以美化前代的政事。

康王告诫的话已经说完，到了结尾，又叹息着宣告说：“今天的事情，毕公不要以为困难而说做不到，只在于竭尽心意就没有困难了。也不要以为容易而说百姓少，只在于谨慎事务就不敢以容易自处。”以前有前辈这样解释，说事情不能成功，不是失于过于艰难，就是失于过于容易。怯懦的人看见可以做却不敢做，所以不能竭尽心意；勇敢的人看见不可做却轻率去做，所以不能谨慎事务。这两者都失误，天下所以最终不能治理。为什么不这样说：“事情没有不可做的，忧患在于不加以用心。”这不正是“不要说做不到，只在于竭尽心意”吗？即使是平民百姓，我们也不可忽视，一定要探求他们的真心；这不正是“不要说百姓少，只在于谨慎事务”吗？像这样，对内没有患失苟且的心，对外没有妄动不思的祸患，即使以此讨伐商纣王也可以，何况其余的百姓呢？张无垢说：“毕公崇尚德行，能勤于小事，辅佐四代君王，他谨慎持身，老于世故，已经很明白了。”而康王却说：“不要说做不到，不要说百姓少。”像是在告诫晚辈后生，为什么呢？回答说：“仁义有什么恒常不变的呢，践行它就是君子，背离它就是小人。所以堆山九仞，因为一筐土而亏损；百步穿杨，因为一箭而失败。这难道可以不兢慎地保持已有的成就吗？”这正是康王爱惜元老之深啊。求学的人不可不深知这一点。这个论述极佳。康王已经告诫毕公，让他不要以为苟且困难，也不要以为苟且容易，只应当尽心谨慎事务，所以下文用效法来勉励他。说毕公如果真的能实行上面所说的话，就可以敬慎地继承文武成王的功业，以增添周公、召公前代政事的美好。大概讨伐商朝拥有天下，是商王的功业，商民蠢动，那么西土的人也不安定，而天下也因此而不安定。先王的功业将要因此不安定，现在如果真的能尽心谨慎事务来治理商民，使他们各得其所，这就是敬顺先王的功业啊。先王的功业既然稳固，那么周公、君陈所说的“能够谨慎能够和谐”，毕公实际上成就了它，难道不足以增添它的美好吗？这是康王又谆谆告诫期望的意思。

君牙

穆王任命君牙为周朝大司徒，作了《君牙》。

张无垢说《舜典》这一篇，历经试用、禅让帝位、接受终命、占卜天象、祭告天地、巡视四方、黜退升迁，尧去世，舜到宗庙，询问四岳，打开宫门，明目，通达耳聪的事情，杂乱地并举，他任命九官，事情也很大了，不过几十句话，言辞简练意思充足，庄严肃穆浑然一体，包含不尽的意思，多么有大体啊！降及成王，任命君陈治理东郊罢了，却作了一篇书；康王任命毕公治理东郊罢了，又作了一篇书。现在穆王任命君牙，又一篇；任命伯冏，又一篇；平王赐给晋文侯，又一篇。而篇内为什么言辞烦琐而意思杂乱呢？回答说：虞舜的书，言辞穷尽而意思无穷，任命的人、接受任命的人都自得于言辞意思之外，难道等待训导晓喻才知道吗？至于后世，意思不一而言辞无穷，谆谆喋喋，还恐怕我不明白，虽然可以看见仁厚的意思，也可以看见大道的衰微了。我读《君牙》篇，看见穆王称述先王，尊重先代贤臣，恳切诚挚，好像将要失去的样子，而训导慰勉，和蔼地有治世之音，严肃地有父师之法，卓然以祖宗为准绳，而不敢超越。这是孔子所以选取它的原因。体味无垢的意思，确实认为穆王实在不足以有所作为，而他的言论有古代贤君的风范，所以孔子选取它，是选取他的言论罢了。这话恰当啊。

君牙，王这样说：“唉！君牙，只有你的祖父父亲，世代笃行忠贞，服劳王室，他们有成绩，记载在太常上。只有我小子，继承守持文武成康的遗绪，也只有先王的臣子，能够左右治理四方。心中的忧虑危险，好像踩在虎尾上，走在春天的冰面上。现在任命你作为我的辅佐，作为股肱心膂，继承你旧日的职务，不要辱没祖先。〇推广五常，和谐民众的法则。你自身能够端正，没有人敢不端正，民心不中正，只在于你的中正。夏天暑热下雨，小百姓只说怨恨叹息；冬天严寒，小百姓也只说怨恨叹息。这真是艰难啊！思考它的艰难来谋划它的容易，百姓才安宁。”

这“君牙”二字，也是旧竹简上所标的题目。一定要说王这样说，恐怕不是穆王自己所说，或者是当时代言的臣子所说，或者是史官记录王的话，不免在其中润色，所以说王这样说。君牙，是呼唤他的名字而任命他。一定要说君，一定是从封国进入朝廷担任卿士，所以称君牙。像召公称君奭一样。乃祖乃父，是说君牙的祖父父亲。大概君牙的祖父父亲在文武成康的时候，一定是显贵的官员，立了大功，只是史籍不完备，不可考据，不知道是谁。但看穆王说“世代笃行忠贞，服劳王室，他们有成绩，记载在太常上”，那么他的祖父父亲在周家，确实不是琐碎的人，所以穆王首先称颂他的美德，来策励君牙，然后任命他。大概成周司勋的职务，凡是有功劳的人，铭刻书写在王的太常上。太常旗帜名画日月的，叫做常。一定要书写在太常上，是为了显示他的功劳与日月同样长久而显著。

译在于那生生不息的道。君牙的祖父，世世代代努力践行忠贞的节操，在王室中承担勤勉辛劳的事务，他们的功绩记载在太常的典籍中。君牙作为他们的子孙，确实不可不勉励自己，以能够振兴家族的声望。穆王既然说了君牙的祖父如此，希望君牙能始终成就这种美德，所以接下来就说：“我小子继承世代，守护文、武、成、康所遗留给我后人的基业，我心里也思念先王之时，那些臣子能够左右辅佐以共同治理四方，那么我今天也应当得到这样的人来辅佐我。”因此思考得极深，以至于内心忧闷畏惧，好像踩在老虎尾巴上行走，担心它反咬；好像渡过春天薄冰，担心陷入水中。大概老虎回头看时才会咬人，冰到了春天就变薄，所以用这些来比喻忧惧之深。穆王既然说了忧思如此，所以今天任命你君牙为辅佐，如同身体的一部分。我是元首，而你实为手臂的肱骨、腿脚的股骨，以及前心的膂力，以继承你祖辈父辈的旧业。因为君牙的祖父原本担任司徒一职。那么君牙今天应当如何做呢？思考继承祖父的美绩，使不辱没祖辈祖先就足够了。所以穆王说“不要辱没祖辈祖先，想要不辱没应当怎么做？只有广泛布施五常的训诫，以调和民物，遵循其本性，使父像父、子像子，君像君、臣像臣，人伦的大道不至于背离，这样就不辱没了”。大概司徒掌管教导五典，这是司徒的正职，君牙的祖父以此建立功绩，所以君牙能广泛施行这些典章，以调和这些百姓，就无愧于祖父了。穆王既想让君牙调和百姓的准则，又担心因为百姓的愚顽，众人不容易全部调和。于是又说了容易调和的道理。大概我自身端正，百姓就没有不端正的；我心中中正，百姓就没有不中正的。因为百姓的身心与我本是一体，他们从天那里得到的都有事物和准则。他们之所以愚顽而没有觉悟，只是没有感发他们罢了。现在君牙果真能先端正自身，那么凡有身体的人，谁不端正？果真能先端正内心，那么凡有内心的人，谁不中正？然而这段经文说“你自身能端正，没有人敢不端正”，不说“你内心能中正，没有人敢不中正”，反而说“百姓内心不中正，只有你内心中正”。大概古人作文多是这样，不像后世的对偶文章。康王既然说了百姓的身心本自中正，容易感发如此，又担心君牙以为容易而忽视它，所以下文说百姓的情状如此可畏，这是容易之中存有困难。君牙确实不可忽视。况且夏天暑热下雨，是天时的常理，百姓却怨恨叹息；冬天严寒，也是天时的常理，百姓也怨恨叹息。寒暑风雨，是天时的常理，百姓尚且怨恨，那么他们的情状岂不是很难以调和吗？那么作为君牙，应当如何做？也要想到他们的情状如此难以调服，而端正我的身体，中正我的内心，并谋划去感发那些容易感发的部分，那么百姓就没有不安定的了。张无垢说，只把难以调和的作为念想，而思考容易调和的在哪里，那么百姓就安宁了。这个说法很有意味。东坡说“当周朝兴盛时，越裳氏来朝见，说‘很久以来天下没有疾风暴雨了，中国大概有圣人吧’”。当时，四方夷狄的百姓无不拥戴君王。然而风雨虽然是天事，非人力所能为，也将功德归于君王。等到衰败时，一冷一热，也只怨恨君王。所以圣人以民心为存亡的关键，一旦失去民心，君王没有行动不招致怨恨的。赏赐就被称为私心，惩罚就被称为暴虐，行德就被称为虚伪，不行德就被称为欺骗，发布命令而不守信，无事却招致诽谤，都是君王的过错。夏朝的谚语说：“我们的君王不出游，我们凭什么休息？我们的君王不游乐，我们凭什么帮助？”出游游乐尚且被认为是恩德，哪里会有风雨寒暑的怨恨呢？这个论述很好，而且涉及政治的根本，所以一并保留。

译唉！多么显赫啊！文王的谋略，多么继承啊！武王的功烈，他们辅助启发我们的后人，全都以正道而没有缺失。你只有恭敬，阐明你的训导，用来奉行先王的遗志，以回应文武的光明使命，追随并配得上前人。王说：“君牙，你只遵循先正旧典，那时百姓的治乱就在于此。遵循你祖先所行的道路，昭示你君主的善治。”

穆王先前已经告诉君牙应当做的事，说作为司徒不过如此。下文又再次感叹并叙述文武之所以开创大业，启发佑助后人竟达到如此程度，是想让君牙勉力做好他应当做的事，以无愧于文武对后人的期望。丕显哉，文王谟！是说开创取得天下的谋略的是文王。他的谋略非常显赫，因为文王取得天下，并非像后世谋夺他人国家那样使用阴谋，而是明显地展现在人们的耳目之中，天下不得不归附文王。起初并非有心于天下，比如三分天下有其二却仍服侍殷商，那么他取得天下的方式，哪里还是阴谋呢？文王的谋略，只知道积累德行和功绩罢了，而天下自然归附文王。人们看到天下归附文王，于是认为开创这谋略的是文王。不知道文王的谋略本来就和别人的谋略不同。丕承哉，武王烈者！是说完成取得天下功业的是武王。然而武王的功业，又不是有意于天下而图谋取得它，而是继承文王的心意，也只是积累德行和功绩罢了，而天命人心至此，自有不可推却的，所以武王起而顺应它。这功烈之所以称为丕承，是说武王的心，只知道继承文王所做的，起初并不计较功业会达到这个地步。后世看到商朝的天下，被武王拥有，于是把这当作武王的功烈。不知道武王所做的，也是继承文王所做的，而功业恰好到武王这里完成。文王的谋略，正因为起初无意于取得天下，所以他的谋略称为丕显。武王的功烈，又并非有意于得到天下，所以他的功烈称为丕承。等到天下平定，两位圣人，又用他们的谋略和功烈来明示启发，佑助后世的子孙，所以他们的道都纯粹地出于正道，没有偏颇而不正以至于出现缺失的。这都是因为他们的谋略不是阴谋，而出于丕显，功烈不是求取功名，而出于丕承，因此他们的道能纯粹地出于正道。如果有一点阴谋求取功名的心夹杂其中，就必定有不正的地方。怎么能没有缺失呢？穆王说这些，大概是深入说明文武之所以拥有天下，其道纯粹出于正道，也想让君牙也用正道来弥补辅佐自己，以回应文武受命的美德。所以下面就说：“你君牙今天只要恭敬地阐明你应当施行的训导。因为司徒是教官，以教训百姓为职责，所以用训导来说。用这个来承顺先王，以回应文武光明使命的意思，使你的功劳”。无愧于你的前人，而追随他们的足迹以配合他们。因为文武所受的明命，成康继承它，自己能够回答他们托付的意思而发扬光大。现在君牙如果能恭敬地阐明他训导百姓的事，使百姓成为文武的百姓，这就是承顺成康，回应文武的意思。君牙的祖父亲在成康时，确实辅佐成康以回应文武。现在君牙如果顺承成康回应文武的意思，那么他的功劳追随前人而配合他们，也是适宜的。看这个，那么穆王对君牙的责望，确实不轻了。但根据穆王的为人来揣度，这些话恐怕不是出于穆王之口。如果他真的能说出这些话，那么他的施政措施将必定有可观之处，不应该只停留在这样。总之，必定有替穆王说话的人。我们的孔子在这里，大概是取用了这些话。张无垢论述这个很详细，见于《冏命解》。我也把它保留在那篇解释中。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旧典时式。这是穆王另起话题来告诉君牙。因为书的体例，在王曰、与周公曰、王若曰之类，都是另起话题，又是另一段言语，与上文不能连为一辞。穆王在这里又另起话题，说君牙今天不必再自己图谋教导百姓的方法，只应当用先王之臣训导百姓的典章作为法式。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百姓的治与乱，都取决于所训导的是否得当。你君牙如果遵循你祖父亲所已经实行的，而用来训导百姓，那么你君主希望你为百姓谋求善治的期望，你就可以回应而无愧了。乃辟是穆王自称。看这一篇所陈述的，即使文武成康再生也不能改变，如果穆王真的知道这些车辙马迹，难道会遍布天下吗？我因此知道必定有替王说话的人。

冏命

穆王任命伯冏为周太仆正，作《冏命》。

张无垢说：“看君牙这一篇，穆王自以为继承文、武、成、康的基业，担心自己不能胜任，而寄托于股肱心膂之臣。现在任命伯冏，又说文武依赖大小臣子，侍御仆从，都得到合适的人，所以下民恭敬顺从，万邦都美好罢了。实际上依赖前后的人，纠正他的不足，匡正他的非心。并且说：‘后德的成就在于臣子，也虚心治理大道了。’然而他的治功如此渺小，难道是君牙、伯冏不足以有所作为吗？还是穆王有其言而无其实呢？回答说：这确实是这样的。君牙在昭王之时，是个毫无补益的臣子，而伯冏担任太仆，却看到穆王驰骋天下，有车辙马迹，而不能匡正挽救。”

译这两个人是不值得有所作为的。穆王的父亲昭王溺死于汉水，穆王毫无恢复国威的志向，反而四处奔驰游猎，这与那两篇文章所说的话大不相同，这是有言论而无实际行动的人。然而我反复诵读这两篇文章，看到其中恳切悲痛的情感，有足以打动人的地方，为什么呢？回答说：唐德宗是什么样的人呢！陆贽撰写奉天诏书，便使得山东的父老乡亲为之流泪，那么这一篇诏命的撰写，也一定是当时仁厚君子怜悯穆王没有志向，所以修饰言辞以表达诚意，用来劝勉激励臣下，正因为其中有真诚所在，所以使人读了一定会感动。有人问：这两篇文章的意思大致没有提到昭王，为什么呢？回答说：穆王忌讳父亲的过失，所以代他起草文书的人也不敢强行提及。问：怎么知道不是出自穆王自己呢？回答说：如果出自穆王，他如此恳切悲痛，必定会在天下大有作为。大概有这种言论就一定有他的诚意，有这种诚意就一定有他的志向。穆王没有志向到了这种地步，五十岁才登上王位，却不把父亲的耻辱放在心上，像小孩子一样，只致力于耗尽马力，奔驰四方，这是没有才能的君王，怎么能写出这样至诚的话语呢？所以我认为不是出自穆王，而是出自代他起草文书的贤人，这个论断很恰当。解说的人大多认为伯冏是字，《周官》中太仆是下大夫，《春秋》中下大夫以字出现，所以伯冏以字记载于经文中。考察《周官》中的太仆，君王视察治朝时他端正位次，视察燕朝时他端正位次，而掌管迎宾送客出入，就作为前导，宴饮时辅助礼仪，射箭时赞颂弓矢，没有不是与君王在一起的，所以告诫他早晚辅佐君王，这个说法很好。而孔安国、孔颖达又认为“正长”的意思，《周官》中大驭是中大夫，太仆是下大夫，这里说太仆正，那么官职高于太仆，所以孔氏父子认为这是《周官》中的大驭，而不是太仆。如果是太仆，应当直接说太仆，何必再说正呢？况且这里经文说：“任命你做大正，统领众仆。”而《周官》中大驭中大夫之下，有戎仆、齐仆、道仆、田仆，所以认为这是《周官》中大驭的官职，这也很有道理，所以两种说法都保留下来。

译冏命。王这样说：“伯冏，只因我德行不足，却继承了先人，居于大君之位，心中恐惧警惕，唯恐有危厉之祸，半夜起身，思虑如何避免自己的过失。从前文王、武王，聪明齐圣，无论大小臣子，都怀有忠良之心，那些侍奉左右的仆从，没有不是正直之人，他们早晚辅佐君王，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发布号令，没有不善的，百姓敬慎顺从，万邦都美好。只因我一人没有良善之德，实在依赖左右前后在位的士人，匡正我的不足，纠正我的过失和错误，检束我的非分之想，使我能够继承先人的功业。”

“冏命”二字，是旧竹简所标的标题。“王若曰”，前面已经解释过。“伯冏”，是称呼那个人。伯是爵位，冏是名或字，就像君奭、君牙一样。张元垢认为这是代言之臣的话，知道穆王继文武成康之后，决不能独自负荷，如果没有仁人君子辅佐，不知是否可行。所以他的辞命中有自贬之言，以表明必须依赖臣下的意思。他说：“惟予弗克于德，嗣前人宅丕后者”，是说他在德行上怠惰，有所不能。既然德行不足，却继文武成康之后，居于大君之位，因此心中恐惧惊动，唯恐导致倾覆危厉，寝不安席，半夜起身，思虑如何避免过错。这大概是说忧惧，恐怕自己不能胜任，所以思虑避免过错，不如用人。下面接着说文武虽圣，也依赖得人的意思。无垢说：“如果穆王真的如此忧惧，他怎会驰骛天下呢？我由此知道这话出自代言之臣，而非穆王自说。”上面既说了忧思免过之意，这里接着说文武虽圣，也须得人。“聪明齐圣”是四种德行。聪，是说所闻深远；明，是说所见宏大；齐，是说专一不变；圣，是说广博通达。文武因为圣德如此，所以能识别君子贤者，随才任用，所以大小臣子无不思慕忠良。他们左右侍御仆从，没有不以中正为心的。文武之时，因为得人如此，所以当时的臣子在朝夕动作言语之间，或承顺则善道流行，或匡弼则恶念自消，表现在出入起居上，无非肃敬；表现在发号施令上，无非善道。那么百姓的敬慎，万邦的美好，难道没有由来吗？这都是代言之臣说文武得人的实情。上面既说文武聪明齐圣如此，尚且依赖辅弼，所以下面接着说穆王初无良善，尤其不可不依赖左右前后在位的臣子，匡正他的不足，绳正他的过失，纠举他的错谬，检束他的非心，使他庶几能继承文武的成业。无垢说：“无良知、良能，是他的资质不美。这样则才必有不及，意必有愆，事必有谬，心必有非。况且文武聪明齐圣，并非所谓无良，所以他们的才能过人，怎会有不及？他们的用意皆诚，怎会有愆？愆是过失。他们处事皆当，怎会有谬？谬是错误。现在穆王无良，有不及、有愆、有谬，只有前后之人，见他不及则正之，见他愆则绳之，见他谬则纠之，见他非则格之，庶几他知道避免过错了。孔颖达说：‘绳，谓弹正；纠，谓发举。有愆过则弹正，有错谬则发举。格，谓检格其非理狂妄之心，使妄心不作。’他的训释精微，所以一并保留。”

现在我任命你为大正，以正于群仆侍御之臣，勉力增进君王的德行，共同修治不足之处，谨慎简选你的同僚，不要任用巧言令色、便辟侧媚之人，只任用吉士。仆臣正直，君王就能正直；仆臣谄谀，君王就自以为圣。君王的德行在于臣子，无德也在于臣子。你不要亲近奸邪之人，充任耳目之官，引导君王违背先王的典章，非人其吉，惟货其吉。如果这样废弛其职，就是你大不能敬奉君王，我将治你的罪。王说：“呜呼，要恭敬啊！永远辅佐你的君王于常法。”

穆王上面既说“予一人无良”，须左右承弼，如此所以这里接着说：我今日命你为太仆之正，以表正群仆。凡侍御事王之臣，群仆即《周礼》道仆、田仆等是也。你须当勉进你君王的德行，君王若有行之不及者，你与同僚交相修进，使及于善也。你的同僚所系既如此，所以你为大正者须当谨慎简择其同僚之人，不用巧言者、令色者、便辟者、侧媚者。孔颖达谓：巧言者，巧为言语以顺从上意，无情实也；令色者，善为颜色以媚说人主，无本实也；便者，谓前却俯仰以足为恭；侧媚者，谓为僻侧之事以求媚于人。此等皆谄谀之人，不可用为近官。其所当用者，其惟吉德良善之士乎？既言乃僚当用吉士，不当用谄谀，所以下面又说用吉士与用谄谀之利害。若仆御之臣用正士，则为君者亦能正，盖朝夕有人承弼，故归于正。若仆御之臣用谄谀，则为之君者亦自以为圣，无事承弼，盖谄谀之臣日进谄言，惟称其美，不举其过，故君自以为圣也。由是观之，则后之有德者，非君之自贤也，仆臣之自正

译后世那些没有德行的君主，并不是君主本身不可教化，而是因为仆从臣下的阿谀奉承。大概意思是说，君主的贤明与否，都取决于仆从臣下是邪还是正罢了。

此处再次责备伯冏，让他简选自己的僚属：是说你现在确实不可亲近那些奸邪贪利的小人，任用他们来充任耳目视听的官职，从而引导君主违背先王的法度。大概因为仆御之臣侍奉在君王左右，早晚接受咨询，所以被称为耳目之官。如果贤能的人担任这些职位，那么不合礼法的话不说，引导君主的都是先王的典章；如果让奸邪小人担任这些职位，那么他们只看到微小的利益，只要能够苟且获取眼前的利益就进言，谁还会顾念先王的典章呢？这是身为大正的人不可不仔细审察的。

如果你身为大正，却不考察人的善恶，只把那些用财物利禄与你交往的人，当作吉士而任用。像这样的话，就会败坏你的官职，荒废你的职责，这仅仅是因为你大大地不敬重你的君主，你的罪过哪里能逃避得了呢？这就是所说的不恭敬他的君主，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认为他的君主不能行善”的意思。

穆王告诫的话说完后，于是又感叹着说：伯冏啊，你要恭敬地履行你的职责啊！既然身为大正，应当长久地辅佐你的君主，以常法为准绳是可以的。如果真的用常法来辅佐你的君主，那么前面所说的亲近奸邪小人、贪图货利以及巧言令色等事情，必定不会做了。穆王的话恳切周到到了这种地步，而穆王后来足迹遍布天下，淫乱荒废竟然到了那种程度，无垢说这不是因为穆王的话适宜吗？

译尚书详解卷二十四

<经部,书类,夏氏尚书详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二十五

宋 夏僎 撰

吕刑

刑罚，是国家的大事。穆王对此进行训诫，却不归系于穆王，而归系于吕侯，为什么呢？因为穆王游乐无度，每天沉迷于车马，把刑罚当作什么事呢？今天这篇训诫刑罚的文章，虽然说是穆王训诫的，但实际上是吕侯的命令。所以序言和作书的人，都首先用“吕”来命题，并将篇目定为《吕刑》。因为其中的言论都出自吕侯之口。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穆王驰骋到老都不厌倦，难道唯独在年老时，才在赎刑这一件事上表现得如此郑重吗？吕侯的为人，虽然无法考证他的始终，但看这篇著作，训辞温和厚道，意旨恳切，穆穆然有夏商周三代的风范，渊深如赓歌之作，确实不是随便说话而姑且这样说。一定是心中哀怜痛惜，所以言语忠厚慈祥。吕侯确实是仁人君子。孔子选取它，是选取他的言论。

吕侯命令穆王训诫夏代的赎刑，作《吕刑》。

关于“吕命”二字，解说的人大多认为穆王命令吕侯担任司寇，因此训诫夏代赎刑之事。如果真是这样解说，那么应当说“穆王命令吕侯担任周大司寇”，就像前面“穆王命令君牙”、“命令伯冏”的文字相似，不应该只说“吕命”二字，而下面没有明确说明。我因此知道这种说法不通。总之，这篇序言说“吕命穆王训夏赎刑”，是作书的人想要辨明这本书的作者，说这本书是出于吕侯的命令，所命令的事，是为穆王训诫阐发夏禹赎刑的方法，以诏告天下，所以作了这篇《吕刑》。刑罚之事，二帝三王所不能避免，都有圣贤折衷裁处，而唯独以夏法来说，苏东坡认为尧舜的刑罚到禹时完备，后王德行衰微而政令烦杂，所以渐渐增益，积累世代的渐变，不是一人的意思。到周公时，五刑名目五百，周公不是不能改从夏法，大概习惯重法而突然减轻，那么奸民放肆而良民受害。等到成康时期刑罚搁置不用，穆王末年，奸邪渐渐减少，然后才敢改作。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少颖将“训夏”解释为诸夏，而不包括夷蛮，说赎刑之法可以施用于中国，不可用于蛮夷，这也是一种说法，所以两者都保留。《礼记》《孝经》引用《吕刑》，都写作《甫刑》。孔氏说“甫之水平王之诗云不与我戌甫”，明白吕侯子孙改封为甫侯，但不知道是因为吕国改名为甫，还是另外封余国而为甫号。然而穆王时没有名为甫而称为“甫刑”的，是后人用子孙的国号来命名的。就像叔虞封唐，子孙封晋，而《史记》称《晋世家》一样，这种说法很对。

吕刑，只有吕侯的命令，穆王在位百年，年老昏乱，制定刑罚以诘治四方。这“吕刑”二字，也是旧竹简上所标的题目。孔氏保留在这里。仔细品味这“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几句话，可见这本书是吕侯所命令的，而穆王没有参与。作书的人只说这是吕侯的命令，大概说穆王在位，如今寿命将近百岁，既年老而且昏乱，迷乱而不知停止。耄是八九十岁人的称呼，大概年纪到了八九十则精神昏昧。穆王百岁正是精神昏昧之时，而驰骋荒迷，还不知停止。吕侯于是制定刑法以诘治四方。凡下面说“王曰”，都是吕侯的命令，就像周公作《大诰》《多方》《多士》，都称“王曰”，大概穆王虽然年老昏乱，而吕侯训诫刑罚确实以王命告知，所以说“王曰”。苏东坡以“享国百年耄”为一句，“荒度作刑”为一句，他的意思以比“荒度土功”的“荒度”，荒谓大也，大度时宜以作刑书。这种说法虽然通顺，然而穆王确实是年老昏乱的，不必再为他婉转其辞。按《史记》，穆王即位时年纪已经五十，又立五十年，崩则在位实五十年。《无逸》称三宗与文王在位，都数在位的年数，这里说“享国百年”是从生年数起的。总之，作书的人不是一个人，所以言论各不相同，不必拘泥。

王说：“古代有训诫，蚩尤开始作乱，延及平民，无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防苗民不用灵制以刑，只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于是开始淫为劓刵防黥，越兹丽刑幷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徳刑发闻惟腥。”

这“王曰”，即是吕侯以王命告知。若古有训，如云若昔大猷，大概说如古者所有之训，其训辞中所载有此蚩尤、苗民等事，今援以为证也。蚩尤据《史记·黄帝纪》，乃炎帝之末，最行暴虐之诸侯，黄帝兴兵诛之。应劭乃以蚩尤为古天子。孔子三朝记又谓蚩尤庶人之贪者，孔頴达又谓炎帝之末有九黎国，君号蚩尤。然《国语》载九黎乃在少昊之末，炎帝之末不闻有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