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觧卷十
言『伊尹相汤伐桀』，初无深旨也。『升自陑』者，盖记所从伐夏之道也。汉孔氏乃谓『升从陑，岀其不意』，其意盖谓安邑在亳之西，自亳徂征，当从东而西，令汤乃迁升自陑，故为岀其不意，是何以后世谲诈诬成汤也？不若蘓氏谓古今道路地名改易不可知，安知陑、鸣条必在安邑之西？升陑以战，纪事之实，犹《防誓》言『师渡孟津』，此説是也。若王氏诸儒则又谓『升陑非地利，以见人和，不待地利』，亦凿説也。汤将伐桀，道自陑升，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鸣条盖在安邑之旁也。林少頴谓：「详攷此篇言商民惮于征役，不欲为伐夏之举，故汤告以吊伐之意，则此篇必是始兴师时誓于亳邑之辞。既誓而后升自陑，与战于鸣条之野。然观序言『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则似临战而后誓者，盖序文总载其伐桀之详，而系以本所誓师之语，非是行至鸣条而誓，若《牧誓》之类也。在学者当以意而得之，不可拘于言语之间，而失古人之大意。」此説是也。
译说“伊尹辅佐商汤讨伐夏桀”，起初并没有深奥的旨意。“升自陑”这句话，大概是记载商汤讨伐夏朝所走的道路。汉代的孔安国却认为“从陑地进军，是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他的意思大概是说安邑在亳都的西边，从亳都出兵征讨，应当由东向西行进，现在商汤却改道从陑地进军，所以说是出乎意料，这岂不是用后世的诡诈欺骗来诬蔑成汤吗？不如苏氏所说的，古今道路和地名更改变迁，不可确知，怎么知道陑、鸣条一定在安邑的西边呢？从陑地进军去作战，是记事的事实，就像《太誓》中说“军队渡过孟津”一样，这种说法是对的。至于王氏等儒者又认为“从陑地进军并非地利，是为了显示人和，不依赖地利”，这也是牵强附会的说法。商汤将要讨伐夏桀，道路从陑地进军，于是与夏桀在鸣条的原野交战。鸣条大概是在安邑的旁边。林少颖说：“详细考察这篇文献，说商朝百姓畏惧征伐劳役，不愿意进行讨伐夏朝的行动，所以商汤用吊民伐罪的道理来告诫他们，那么这篇文献一定是刚开始兴师时在亳邑誓师的言辞。誓师之后才从陑地进军，在鸣条的原野与夏桀交战。然而看《尚书》序言说‘于是与夏桀在鸣条的原野交战，作《汤誓》’，似乎像是临战之后才誓师的，大概是序文总括记载了讨伐夏桀的详细经过，并系连上原本誓师的话语，并不是到了鸣条才誓师，像《牧誓》那样。对于学者来说，应当用心意去领会，不可拘泥于言语之间，而失去了古人的大意。”这种说法是对的。
汤誓》王曰：「格尔众庻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林少頴谓天无二日，民无三王。汤武誓师之时，桀纣犹在。上言“王曰”者，盖史官之追称也。汤武称王，必在克夏胜商之后。故武既克商，柴望告成，然后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夫武王追王前世，犹待有天下之后，岂其身急于自王乎？汉孔氏乃谓汤称王，则比桀于一夫。信如此，则未胜桀已称王，誓师矣。然下文汤称桀为夏王，率遏众力，是汤犹以王称桀也，而谓汤比桀为一夫，可乎？説者又引《武成》言“有道曽孙周王发”，则武王当徃征之时，过名山大川，告神之语，已言“周王”，则武王已称王矣。殊不知防誓但言“予小子发”，未甞言王。此《武成》盖史氏之文，其言以纪其成功，故言王尔，非当时实言王也。蘓氏説亦与此同。格至也，犹格汝舜，格汝禹也。盖汤将誓师，故呼众庻至前，使听令，故首言“格汝众庻，悉听朕言也”。夫汤臣也，桀君也，以臣伐君，是举行暴疾之事。殊不知汤之伐桀，非汤之伐也。夏王有可诛之罪，天命汤诛殛之，汤特奉行天罚而已，非汤利桀而行此暴乱之事故曰：“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台我也”，犹言“非我小子也”。汤自称“小子”，犹后世称“寡人”，盖谦辞也。
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徳若兹，今朕必徃
二孔释此，乃以「我后谓夏桀谓汤誓」言：「我所以伐桀者，縁尔众言我君夏桀不忧念我众人，舍弃我稼穑之事，而为割剥之政于夏邑。我惟闻汝众言夏氏有此罪，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诛。今汝众人又言夏王之罪，实如我言。夏王非特如此，又与臣下相率遏絶众力，使不得事农，又相率为割剥之政于此夏邑。汝等皆怠惰不与上和恊。比桀于日曰：『时日何时能丧？若可丧，我与汝皆亡身杀之。』夏王恶徳如此，故我今日必于徃伐也。」详味此觧，既迂廻缴绕难晓，必据此説，则文意重叠，汤之誓恐不如此。惟林少頴参酌蘓氏、王氏二家之説而折中之，其説可从。少頴谓此亳邑之民安于无事，而惮伐桀之劳，我后指汤也。盖汤自谓：「我今日伐桀本在救民，今尔有众乃惮其劳，谓我不恤亳邑之民，舍其稼穑之事而断割以正有夏之罪。」意谓我不当忧有夏之罪而夺其农时以为此役。故汤谓：「我实闻尔众言如此，但夏氏有罪，获谴上天，上帝命我吊民伐罪，我实畏上帝，不敢不徃正夏桀之罪。令汝亳邑之民虽恃我自固，谓夏罪虽虐，其如我何？殊不知夏王方且相率遏絶众力而征役之烦，相率割剥夏邑而赋敛之重，虐用其民如此，故有夏之众皆相率怠惰而不和协，相与语曰：『桀何时何日而丧亡乎？我欲与汝杀身以与之俱亡。』夏王之恶徳如此，其民廹切又如此，岂可与汝亳邑之众茍安于朝夕，坐视而不救乎？」故曰：「夏徳若兹，今朕必徃。」言决徃无疑也。此説上下文理贯穿，故特从之。説者乃谓观汤誓之辞，致行天罚，无复有所顾者，岂其惭徳之説岀于貎言欤？盖不然。汤之伐桀初无伐桀之意也，廹于民情而为是举。故始而决于必往者，非利桀也，为民也；终也桀既灭而民共戴商，惟汤为后，故汤歉然而有惭徳者，以已初无是心而民共戴之，故有惭者，恐不知者以我为篡也。林少頴又谓汤之伐桀，至于东征西怨，南征北怨，然亳民乃惮于兴师，必誓以必徃而强其从者。此见汤之忠厚化于亳邑，故其伐桀不惟汤有黾勉不得已之意，而亳民亦至于强而后从，非其本心乐为是举。此非汤之盛徳何以及此？不然则安史之乱，幽陵之民至于以安史为圣，惟恐其事之不济，岂至强而后从哉？此説极得亳民不从之深意，故特表而岀之。
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
译《汤誓》中，汤王说：“来到你们众人面前，都听我说话。不是我小子敢发动叛乱，而是夏朝罪恶多端，上天命令我诛灭它。”
林少颖说，天没有两个太阳，民没有三个君王。汤、武誓师的时候，桀、纣还在位。上文说“王曰”，大概是史官的追称。汤、武称王，一定是在战胜夏、商之后。所以武王在战胜商朝，祭天祭地宣告成功之后，才追封太王、王季、文王为王。武王追封前世祖先为王，尚且要等到拥有天下之后，难道他急于自己称王吗？汉代孔氏却说汤称王，就是把桀比作独夫。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还没战胜桀就已经称王并誓师了。然而下文汤称桀为夏王，说他滥用民力，这说明汤仍然以“王”来称呼桀，却说汤把桀比作独夫，可以吗？解说的人又引用《武成》篇中“有道曾孙周王发”的话，认为武王在出征之时，经过名山大川，向神灵祷告的话语中已经说了“周王”，那么武王就已经称王了。殊不知《泰誓》只说“予小子发”，从未说过“王”。这《武成》大概是史官的文字，其言辞是为了记载成功，所以说“王”，并不是当时真的称王。苏氏的说法也与此相同。“格”是至的意思，就像“格汝舜”、“格汝禹”一样。大概是汤将要誓师，所以呼唤众人来到面前，让他们听令，所以开头说“来到你们众人面前，都听我说话”。汤是臣，桀是君，以臣伐君，这是做暴虐急疾的事。殊不知汤讨伐桀，不是汤自己要讨伐。夏王有可诛之罪，上天命令汤诛灭他，汤只是奉行天罚而已，不是汤贪图桀的权位而做这暴乱的事，所以说：“不是我小子敢发动叛乱，夏朝罪恶多端，上天命令我诛灭它。”“台”就是“我”，就像说“不是我小子”。汤自称“小子”，就像后世称“寡人”，是谦辞。
现在你们众人，你们说：“我们的君主不体恤我们众人，舍弃我们的农事而去征伐夏朝。”我只听到你们众人的话，夏氏有罪，我敬畏上帝，不敢不征伐。现在你们或许会说：“夏的罪行究竟如何？”夏王滥用民力，剥削夏邑。众人也都怠惰不协和，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宁愿与你一起灭亡。”夏的德行如此，现在我必定前往。
两位孔氏解释这段，是把“我后”解释为夏桀，说汤誓师时言：“我之所以讨伐桀，是因为你们众人说我们的君主夏桀不忧念我们众人，舍弃我们的农事，而在夏邑施行剥削之政。我只听到你们众人说夏氏有此罪，我敬畏上天的命令，不敢不纠正桀的罪行而诛杀他。现在你们众人又说夏王的罪行，确实如我所说。夏王不仅如此，又与臣下一起滥用民力，使不得从事农业，又一起施行剥削之政于此夏邑。你们都怠惰不与上和协。把桀比作太阳说：‘这个太阳何时能灭亡？若能灭亡，我与你们一起杀身以殉之。’夏王的恶德如此，所以我今天必定前往讨伐。”仔细品味这种解释，既迂回曲折难以理解，如果依据这种说法，那么文意重叠，汤的誓师恐怕不是这样。只有林少颖参酌苏氏、王氏两家的说法而折中，他的说法可以采纳。少颖说，这是亳邑的民众安于无事，而害怕讨伐桀的劳苦，“我后”指的是汤。大概是汤自谓：“我今天讨伐桀本是为了救民，现在你们众人却害怕劳苦，说我不体恤亳邑的民众，舍弃他们的农事而断然征伐以纠正夏朝的罪行。”意思是我本不该忧虑夏朝的罪行而夺去农时来做这件事。所以汤说：“我确实听到你们众人这样说，但夏氏有罪，招致上天的谴责，上帝命令我吊民伐罪，我确实敬畏上帝，不敢不前往纠正夏桀的罪行。现在你们亳邑的民众虽然依仗我而自固，认为夏的罪行虽然残虐，能把我怎么样？殊不知夏王正且一起滥用民力而征役烦扰，一起剥削夏邑而赋税沉重，虐待百姓如此，所以夏的民众都一起怠惰而不和协，互相说：‘桀何时何日能灭亡呢？我欲与你杀身以与之俱亡。’夏王的恶德如此，他的民众迫切又如此，岂能与你亳邑的众人苟安于朝夕，坐视而不救呢？”所以说：“夏的德行如此，现在我必定前往。”意思是决定前往无疑。这种说法上下文理贯穿，所以特别采纳。解说的人却说，看《汤誓》的文辞，施行天罚，没有什么顾忌的，难道那种惭愧之德的說法出于貌言吗？大概不是这样。汤讨伐桀起初并没有讨伐桀的意思，是被民情所迫才做这件事。所以开始决定必定前往，不是贪图桀的权位，而是为了百姓；最终桀被灭而百姓共同拥戴商，只有汤作为君主，所以汤歉然而有惭愧之德，是因为自己起初没有这个心思而百姓共同拥戴他，所以有惭愧，是怕不知道的人认为我是篡位。林少颖又说，汤讨伐桀，至于东征西怨，南征北怨，然而亳民却害怕兴师，必定誓师以必定前往而强迫他们跟随。这可见汤的忠厚化于亳邑，所以他的讨伐桀不仅汤有勉力不得已的意思，而亳民也到了强迫才跟随，不是他们本心乐意做这件事。这不是汤的盛德怎么能达到这样？不然的话，安史之乱，幽陵的民众以至于把安史当作圣人，只恐怕他们的事不成功，难道到了强迫才跟随的地步吗？这种说法极得亳民不从的深意，所以特别表而出之。
你们还要辅助我一人，施行上天的惩罚。我将大大赏赐你们，你们不要不信。我不食言。
汤既数桀罪，不可不征。今必欲徃，故于此勉饬众士，使戮力相助，共成大功也。防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夏众苦桀如此，则天絶之必矣。」故汤所以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尚庻几也。」谓我之伐桀，非我之意，乃天欲伐而我致之，故尔。众士庻几辅我，共致天罚可也。尔诚用我命，我则赉尔以爵赏；尔无以我言不可信，朕必不食此言。盖古者以言之虚伪不实者为食言，以言之不行如食之消尽也。尔或不从我誓，言我孥戮汝而无赦宥也。孥戮前甘誓已觧矣，盖囚奴而戮辱之也。少頴谓终篇必诱以大赉，继以孥戮者，誓师之常理，此説是也。胡益之谓汤之伐桀，武王之伐纣，皆以顺天应人事体冝同，而汤誓、防誓所载不合甚多。武王伐商，四方诸侯不期而防；汤之伐桀，诸侯无助之者。武王伐商，西土之人同心同徳；汤之伐桀，亳民再三晓谕而终不悦。武王伐商，其誓众之言不过曰：「功多厚赏，不敌显戮。」意缓而不廹；汤之伐桀，则既言大赉汝，又言不食言；既言孥戮汝，又言罔有攸赦。法严而意廹，如是不同者，盖周自文王为西伯，统率诸侯，至于武王为日滋乆，故武王举动诸侯皆从。汤未甞为伯，诸侯不至，固其理也。周民被纣之恶至深，怨而讐之，同心灭纣，非其勉强；商之众民頼汤之庇，不被桀虐，不愿伐夏，理亦然也。西土之人。
怨纣如此，则人自为战，何頼赏罚？商民初不怨桀，非有劝戒，无由成功。法严意廹，理亦然也。然则商民何以不怨桀？周民何以怨纣？盖桀无道，汤自庇其民，未甞受制于夏。桀恶徳不及商民，故不怨。周自文王为西伯，服事于商，又有羑里之囚，为商所制，故纣恶及周民，而民所以怨。然此亦曲説也，未以为然。
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俘厥寳玉。▯伯仲伯作《典寳》。二孔谓汤胜夏，革命变置社稷，欲迁其社而无人可代，句龙不可而止，故言欲迁其社不可。胡益之谓不然，社所以祭土之神也，稷所以祭糓之神也，此古之命祀，自生民以来未甞移易。共工氏之子配食于社，烈山氏之子配食于稷，纵有移易，安得谓之迁社？此事之不然者也。汤伐桀，为民除害而已，非有私怨，岂肯并其社而改之？此理之未然也。盖迁者，欲迁此而就彼，如迁都之迁，《春秋》许迁邢之类是也。王者必自立社，谓之大社，所谓右社稷，左宗庙是也。汤既胜夏而为天子，谓夏之社冝迁于商之都，而臣扈之意，以谓汤必立夏之后以为商宾，则夏之社稷可迁于夏后所封之地，不当迁于商都，故言欲迁其社不可。令书虽亡，然详攷此序所言，则益之所言亦自有理。但觧此作《夏社》疑至《臣扈》三篇之名，乃谓始也欲迁，故作《夏社》；中也疑之，故作《疑至》；终也从臣扈之言而止，故作《臣扈》。此皆强説也，但此三篇必言欲迁社不可之意，经既亡，不可得知，不必如此分刖也。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俘厥寳玉。谊伯仲伯作《典寳》。此又《典寳》篇之序也。盖夏师既败，走保于三朡，其国之寳器，即祭天地诸神寳玉之类，皆输于三朡，汤追之，桀走南巢，汤于是俘其寳玉以归，故谊伯仲伯所以作《典寳》，言其得国之常寳也。盖非国之常寳，则汤必不取也。其书既亡，其义不可攷，此説亦意之耳，未敢自以为然。
仲虺之诰
汤归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
仲虺之诰，其作也，盖汤既胜夏而归，念尧、舜、禹揖逊相授受而已，始以征伐得天下，恐后世以为口实，仲虺恐其忧愧无已有害于惟新之政，故作诰以广其意。始言天厌夏徳而眷爱成汤，不庸释中言民懐商而爱戴，有商为已旧，终言成汤创业垂统，必思有以永保天命，无非所以广汤之意，此正仲虺作诰之意也。汤归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者，此孔子序仲虺作诰之意也。汉孔氏谓自三朡还，盖以上言遂伐三朡，故知自三朡还，要之此经只言汤归自夏，亦不
译成汤已经历数夏桀的罪状，认为不可不征伐。如今必定要前往，所以在此勉励告诫众将士，使他们合力相助，共同成就大功。《汤誓》说：“百姓所希望的，上天必定顺从。如今夏朝民众受夏桀之苦如此深重，那么上天断绝夏桀的统治是必然的了。”所以成汤说：“希望你们辅助我一人，执行上天的惩罚，或许能侥幸成功。”意思是说，我讨伐夏桀，并非出于我的私意，而是上天想要讨伐，由我来执行，所以如此。众将士或许能辅助我，共同执行天罚，是可以的。你们如果真心听从我的命令，我就用爵位赏赐来奖赏你们；你们不要认为我的话不可信，我必定不会违背诺言。大概古人把言语虚伪不实称为“食言”，因为言语不实行就像食物被消化消失一样。你们如果不听从我的誓约，我说要俘虏并诛杀你们，是没有宽恕的。“孥戮”在之前的《甘誓》中已经解释过了，大概是囚禁其家属并诛杀侮辱他们。少颖认为，整篇文章必定先以丰厚的赏赐来诱导，接着以俘虏诛杀来威慑，这是誓师的一贯道理，这种说法是对的。胡益之说，成汤讨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都是顺应天意、顺应民心的事，按理应该相同，但《汤誓》和《泰誓》所载却有很多不同。武王讨伐商朝，四方诸侯不期而会；成汤讨伐夏桀，诸侯没有来援助的。武王讨伐商朝，西土之人同心同德；成汤讨伐夏桀，亳地百姓再三晓谕最终仍不喜悦。武王讨伐商朝，他告诫众人的话不过说：“功劳多的厚赏，不抵抗的显戮。”语气缓和而不紧迫；成汤讨伐夏桀，则既说大赏你们，又说不会食言；既说俘虏诛杀你们，又说没有宽恕。法度严厉而语气紧迫，之所以这样不同，大概是因为周朝从文王担任西伯开始，统率诸侯，到武王时时间更久，所以武王一举一动诸侯都跟随。成汤未曾担任过诸侯之长，诸侯不来，这是理所当然的。周朝百姓遭受商纣的恶政极深，怨恨并仇视他，同心灭纣，并非勉强；商朝百姓依赖成汤的庇护，未受夏桀的虐待，不愿讨伐夏朝，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西土之人怨恨商纣如此，那么人人自然奋力作战，何必依赖赏罚？商朝百姓起初不怨恨夏桀，如果没有劝诫，无法成功。法度严厉语气紧迫，这也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商朝百姓为什么不怨恨夏桀？周朝百姓为什么怨恨商纣？大概是因为夏桀无道，成汤自行庇护其百姓，未曾受制于夏朝。夏桀的恶德波及不到商朝百姓，所以不怨恨。周朝从文王担任西伯开始，服侍商朝，又有羑里被囚之事，受制于商朝，所以商纣的恶政波及周朝百姓，百姓因此怨恨。但这也是牵强的说法，我不认为正确。
成汤战胜夏朝后，想要迁移夏朝的社稷，认为不可，于是作《夏社》。怀疑直到《臣扈》，夏军大败，成汤于是跟随追击，于是讨伐三朡，俘获其宝玉。〇伯仲伯作《典宝》。二孔认为，成汤战胜夏朝，革命变更社稷，想要迁移夏社却无人可替代，句龙不可而停止，所以说想要迁移夏社不可。胡益之说不是这样，社是用来祭祀土神的，稷是用来祭祀谷神的，这是古代规定的祭祀，自从有人类以来未曾改变。共工氏之子配享于社，烈山氏之子配享于稷，即使有改变，怎么能称为迁移社稷？这件事是不对的。成汤讨伐夏桀，只是为了为民除害，并没有私怨，岂肯连其社稷一并更改？这在道理上也是说不通的。大概“迁”的意思是想要从此地移到彼地，如同迁都的“迁”，《春秋》中许国迁移邢国之类就是如此。王者必定自立社稷，称为大社，所谓右边是社稷，左边是宗庙就是如此。成汤战胜夏朝成为天子，认为夏朝的社稷应该迁移到商朝的都城，而臣扈的意思，认为成汤必定确立夏的后代作为商朝的宾客，那么夏朝的社稷可以迁移到夏后所封的土地，不应当迁移到商朝都城，所以说想要迁移夏社不可。《尚书》原文虽然亡佚，但详细考察此序所言，胡益之所说的也有道理。只是解释《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篇名，是说起初想要迁移，所以作《夏社》；中间怀疑，所以作《疑至》；最终听从臣扈的话而停止，所以作《臣扈》。这些都是牵强的说法，但这三篇必定讲了想要迁移社稷不可的意思，经文已经亡佚，无法得知，不必这样区分。夏军大败，成汤于是跟随追击，于是讨伐三朡，俘获其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这又是《典宝》篇的序言。大概夏军已经战败，逃跑退保于三朡，其国家的宝器，即祭祀天地诸神的宝玉之类，都运送到三朡，成汤追击，夏桀逃到南巢，成汤于是俘获其宝玉归来，所以谊伯仲伯作《典宝》，讲述其获得国家的常宝。大概如果不是国家的常宝，成汤必定不会取走。其书已经亡佚，其义无法考证，这种说法也是推测而已，不敢自以为正确。
仲虺之诰
成汤从夏地归来到达大坰，仲虺作诰
《仲虺之诰》的写作，大概是因为成汤战胜夏朝归来，想到尧、舜、禹禅让授受，而自己起初以征伐得到天下，担心后世以此为口实，仲虺担心他忧愁羞愧不止，有害于新政，所以作诰来宽慰他的心意。起初说上天厌恶夏朝的德行而眷顾爱护成汤，中间说百姓怀念商朝而爱戴，商朝已是旧邦，最后说成汤创业垂统，必定思考如何永远保持天命，无非是为了宽慰成汤的心意，这正是仲虺作诰的意思。成汤从夏地归来到达大坰，仲虺作诰，这是孔子为仲虺作诰所写的序言。汉代孔氏认为从三朡返回，大概因为上文说于是讨伐三朡，所以知道从三朡返回，总之此经只说成汤从夏地归来，也不
必指三朡，但是胜夏之后，自夏而归商也，大坰。汉孔氏以为地名，唐孔氏谓未知所在，当在定陶归亳路所经处，此皆意之耳，然亦不必多泥。但是汤归至大坰，自言有惭徳，仲虺于其地作诰以广成汤之意，故序书者本其地而言之，谓至于大坰，仲虺作诰耳。若夫陈博士以坰为郊，言大坰犹言广野，恐未必然，此言至于大坰必是有所指定而言，非泛言广野也。
译必定是指三朡，只是商汤战胜夏桀之后，从夏地返回商都，到达了大坰。汉代孔氏认为大坰是地名，唐代孔氏说不知道具体在哪里，应当在定陶通往亳都的必经之路上，这些都属于推测罢了，然而也不必过于拘泥。只是商汤回到大坰，自谦德行有亏，仲虺就在那裡作诰以弘扬商汤的本意，所以《尚书》序言的作者根据地点来叙述，说商汤到达大坰，仲虺作了诰。至于陈博士将“坰”解释为郊外，说大坰就是广野，恐怕不一定正确，这里说到达大坰必定是指定某个具体地点而言，并非泛泛地指广野。
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徳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
唐孔氏谓「▯首二句，史述成汤之心；次二句，汤言已惭之意。其下皆仲虺劝汤之辞也。」盖成汤始也，廹于民之怨咨，知上天之意所属在我，故决于必徃无有疑心。令也，已胜夏而放桀于南巢，因念我之伐夏救民，虽曰顺天应人，岀于不得已然。以分言之，则以臣伐君，以诸侯夺天子之位。虽我之心无所利于其间，而其迹则近于利之者，故念之于心，兀▯而不自安。诚恐后世乱臣贼子或借我以为口实，行其篡夺。故既放桀于南巢，遂忸怩然惭其徳之不及古，而慨然叹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谓我之惭非有他也，诚恐后世以我为借口也。」南巢，地名。薛氏谓在庐江六县东有居巢城。盖汤伐桀不遂杀之，放之南巢也。汤、武皆为民除害，然汤于桀则放之而已，武王于纣则杀之，者何哉？汤之伐桀，桀避位岀奔，既已窜于南巢，故汤纵而不诛。至于纣，则武王非不欲如汤之放也。攷之《荀子》则曰：「杀受者非周人因段也。」攷之《史记》曰：「武王驰之，纣入鹿防衣珠玉，自焚于火而死。武王以黄钺斩纣头，县之大白之旗。」则杀纣者非武王也。説者徒见《书》有「杀受，立武庚」之文，遂谓杀受者实武王也。此盖弗深攷《书》之过。所谓「杀受，立武庚」者，乃谓纣既见杀，武王不忍，故复立其子武庚也。林少頴谓汤之惭，诚谓以臣伐君，眞吾之罪，不以顺天应人之举为是，固当然者。其终始之际，一岀于诚实，内不自欺，外不欺人，未甞巧为文餙以觧免。此所以不失为圣。至于魏文帝既逼汉帝而夺之位，乃以受禅为名，且谓左右曰：「舜授禹，其实篡夺。」欲以舜、禹之事欺其臣，其臣可欺乎？故汤自以为称乱，而后世不以为称乱；曹丕自以为舜、禹，后世不以为舜、禹者，诚不诚故也。
仲虺乃作诰曰：「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有夏昏徳，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纉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
汤王既言放桀，恐后世以我为口实，故仲虺于是作诰，以开释于汤。谓昏徳如桀，天既弃之，我不得不伐；勇智如汤，天既命之，我不得不顺。天命故必有如是之勇智，又有如是之昏徳，则可以为成汤之所为，不然则否，又何忧后世为口实哉？此仲虺作诰之大意也。呜呼，叹辞也。叹而后言，美其事也。仲虺谓天之生民，各有喜怒哀乐爱恶之欲，有欲则皆欲足其欲，茍无主以治之，则人人务足其欲，而争端生焉。争而不已，必至于乱，故天于是特生聪明之君，其耳目之闻见足以周知四方之情伪，故足以乂其乱也。是天生民而立之君者，盖以其聪明足以正乱而已。今夏桀乃昏徳如此，则非聪明矣。无聪明之徳，则必虐用其民，故民之危险若防泥坠火，无有救之者。桀之暴虐如此，则失其为君之道也，甚矣。桀既失其为君之道，故天于是思民之不可无主，恐至于乱，乃锡汤以勇，使之足以有断；锡汤以智，使之足以有谋。即上所谓天生聪明时，又是也。惟天知桀之不君，民不可以无主，故锡汤以勇智者，盖将使之揭表仪以正万邦而已。此又所以▯明上文所谓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之义也。盖桀既不君，万国化之，皆为邪僻，无有一人能岀于正者，故天命汤以表正之也。然天所以命汤表正者，岂欲汤外立其道以正之也哉？不过欲缵禹旧服而已。服，事也；法度也。盖禹之维持天下，其法度典章曲尽其美，惟桀不君，一切壊之，万邦化之，皆不归于正。今天之意，但欲汤缵禹之旧法而已。此正仲虺告汤谓天所以命汤表正天下之意也。天之命汤既岀于此，则汤今日伐桀之事，乃所以率循大禹旧典，奉顺天命而已，何足惭哉？故曰：兹率厥典，奉若天命。此盖仲虺先陈其总意也，其下则又申言其详焉。
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简贤附势，实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
译仲虺的诰辞，记载成汤将夏桀放逐到南巢的事。成汤因内心惭愧说道：“我担心后世的人会把我当作借口的话柄。”
唐代孔颖达认为：“开头两句，是史官叙述成汤的心意；接下来的两句，是成汤表达自己惭愧的意思。下面的内容都是仲虺劝慰成汤的话。”大概成汤起初，迫于百姓的怨恨叹息，知道上天的意志归属于我，所以决心前往讨伐，没有丝毫犹豫。等到已经战胜夏朝并将桀放逐到南巢时，便想到我讨伐夏朝、拯救百姓，虽然说是顺应天命、迎合人心，也是出于不得已。从名分上说，这是以臣子讨伐君主，以诸侯夺取天子的位置。虽然我的心中没有从中谋利的意图，但我的行为却接近于谋利者，所以心中念及此事，惶恐不安。确实担心后世的乱臣贼子或许借我为借口，实行他们的篡夺。所以既已将桀放逐到南巢，便羞愧地认为自己的德行不及古人，于是慨然叹息说：“我担心后世的人会把我当作借口的话柄，说我惭愧并非有别的原因，确实是担心后世以我为借口。”南巢，是地名。薛氏说在庐江六县东边有居巢城。大概成汤讨伐桀没有杀他，而是将他放逐到南巢。成汤、周武王都是为民除害，然而成汤对桀只是放逐而已，周武王对纣王却杀了他，这是为什么呢？成汤讨伐桀时，桀退位出逃，已经流窜到南巢，所以成汤释放了他而不诛杀。至于纣王，周武王并非不想像成汤那样放逐他。考察《荀子》则说：“杀纣的不是周人，是段。”考察《史记》说：“周武王驱车追赶，纣王躲进鹿台，身穿珠玉，自焚而死。周武王用黄钺斩下纣王的头，悬挂在大白旗上。”那么杀纣王的不是周武王。解说的人只看到《尚书》中有“杀受，立武庚”的文字，就认为杀纣王的确实是周武王。这大概是没有深入考察《尚书》的过错。所谓“杀受，立武庚”，是说纣王已经被杀，周武王不忍心，所以又立他的儿子武庚。林少颖说成汤的惭愧，确实是因为以臣子讨伐君主，真是我的罪过，不把顺应天命、迎合人心的举动当作理所当然。他始终如一，出于诚实，内心不欺骗自己，外表不欺骗他人，不曾巧言修饰来解脱罪责。这就是他不失为圣人的原因。至于魏文帝逼迫汉帝夺取皇位，却以接受禅让为名，并且对左右的人说：“舜把帝位传给禹，实际上是篡夺。”想用舜、禹的事情来欺骗他的臣子，他的臣子能被欺骗吗？所以成汤自认为犯上作乱，而后世不认为他犯上作乱；曹丕自认为像舜、禹，后世不认为他像舜、禹，这是真诚与不真诚的区别。
仲虺于是作诰辞说：“唉！上天生育百姓，有欲望却没有君主，就会混乱。上天生育聪明的人来治理，夏朝昏庸无德，百姓陷入泥沼烈火之中。上天于是赐予君王勇武和智慧，树立榜样以端正万国，继承大禹的旧业。现在遵循那些典章，奉行顺从上天的命令。”
成汤王既然说了放逐桀，担心后世以我为借口，所以仲虺于是作诰辞，来开导解释给成汤听。说像桀那样昏庸无德，上天已经抛弃了他，我们不得不讨伐；像成汤那样勇武智慧，上天已经任命了他，我们不得不顺从。天命必然要有这样的勇武智慧，又有这样的昏庸无德，那么就可以做成汤所做的事，不然就不行，又何必担心后世成为借口呢？这是仲虺作诰辞的大意。唉，是感叹的词语。感叹之后才说话，是赞美这件事。仲虺说上天生育百姓，各自有喜怒哀乐爱恶的欲望，有欲望就都想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没有君主来治理，那么人人都致力于满足自己的欲望，争端就产生了。争斗不止，必然导致混乱，所以上天于是特别生育聪明的君主，他的耳目见闻足以周知四方情况的真假，所以足以治理混乱。上天生育百姓并设立君主，大概是因为他的聪明足以纠正混乱。现在夏桀竟然如此昏庸无德，那就不是聪明了。没有聪明的德行，就一定会虐待百姓，所以百姓的危险如同陷入泥沼坠入火海，没有人救援。桀的暴虐如此，就失去了做君主的道理，太严重了。桀既然失去了做君主的道理，所以上天于是想到百姓不可没有君主，恐怕导致混乱，于是赐予成汤勇武，使他足以有决断；赐予成汤智慧，使他足以有谋略。这就是上面所说的上天生育聪明的人来治理。只有上天知道桀不像君主，百姓不可没有君主，所以赐予成汤勇武智慧的，大概是要让他树立榜样以端正万国。这又用来阐明上文所说上天生育百姓有欲望没有君主就会混乱的意思。大概桀既然不像君主，万国受他影响，都变得邪僻，没有一个人能出于正道，所以上天命成汤来树立榜样端正他们。然而上天之所以命成汤树立榜样端正天下，难道是想让成汤在外另立其道来端正他们吗？不过是想要继承大禹的旧业罢了。服，是事；也是法度。大概大禹维持天下，他的法度典章极其完美，只有桀不像君主，全部破坏了，万国受他影响，都不归于正道。现在上天的意思，只是想让成汤继承大禹的旧法度罢了。这正是仲虺告诉成汤上天之所以命成汤树立榜样端正天下的意思。上天命成汤既然出于这个原因，那么成汤今天讨伐桀的事，就是遵循大禹的旧典章，奉行顺从上天的命令罢了，有什么值得惭愧的呢？所以说：现在遵循那些典章，奉行顺从上天的命令。这大概是仲虺先陈述他的总意，下面又详细申述。
夏王有罪，歪曲诬蔑上天，把命令颁布给下面。上帝因此不认可他，于是商朝接受天命，用来改变他的军队。简慢贤人依附权势，确实有很多追随者。在夏朝开创我们的国家，像禾苗中有杂草，像粟米中有
仲虺上既总言桀可伐、汤不可不伐之意，故此又申明前言焉。仲虺谓夏王有罪，民心背弃之，桀恐民心不服，于是矫诬上天之命，簧鼓流俗，以谓民虽不我与，天实我与，民岂可不从？矫如矫制之矫，诬伪也。言桀自以其意记言上天之意如此，以惑其众，如田单与燕人战，毎岀约束，必称神师之类，皆矫诬之意也。桀既有罪，民弃则天絶，今乃矫诬上天之意，布为告命，以惑天下，谓天实与我是冝，上帝所以不善其所为，而用商王以受天命，而爽天下之众。盖桀矫天告民，民不能无惑者，故命汤以爽之所以开其明，使知天命以断弃夏桀，而矫诬之言皆不足信也。天命既如此，而一时简贤附势之人犹不觉悟，方且繁众其党徒，反欲害汤。简忽也，谓贤如汤则简忽之附亲附也，谓不贤而有势如桀则亲附之。简贤附势之人，其党既繁盛，故我商家肇有邦国于有夏之时，其党欲害之，如苗有莠，如粟有粃，皆欲耡治簸扬而去之。以桀喻苗粟，以汤喻莠粃，但言势危如此，必不见容也。诸儒皆以苗粟喻汤，以莠粃喻桀，言商为桀所乱，然与下文不相属，今所不取。惟简贤附势之人，党附于桀，视我商家若莠若粃，日欲锄簸而去之，故我商家小大之人危栗忧恐，罔不惧以无罪见灭。况我于其中盛徳之言，犹足听闻于天下，冝其尤疾之而欲去之也。观夏防之囚，则桀欲害汤也甚矣。然桀虽欲害汤，而汤寛仁之徳已足以彰信于兆民，民心已归，天意黙相，虽桀亦无如之何。故仲虺于下文所以必继以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等言者，盖言汤有是盛徳，民归则天必相也。叶左丞觧矧予之徳言足听闻，谓桀之党以我不利己，欲谋去我，虽我小大皆惧不免于非辜，嫉我如此，尚能闻我之徳言乎？此觧矧予之徳言足听闻一句文理极通，但于上下文意不甚贯穿，故未敢遽从。
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徳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寛克仁，彰信兆民。
仲虺上既言汤有盛徳之言足以听闻于天下。桀欲害之，故此遂言桀虽欲害，惟汤有盛徳足以彰信于兆民。民归则天命亦归，虽桀亦无如之何。林少頴引老子曰：「惟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有天下。」舜禹之受禅，汤武之征伐，奄天下而有之，天下不以为过者，惟其未尝有利之之心，而无以天下为也。茍有一毫利之之心，则民必有不服。故仲虺称汤盛徳，必首以不迩声色、不殖货利为言。盖谓汤之心清浄寡欲，举夫天下声色货利不足以动其心，故其伐夏所以无利之之心也。不迩声色，谓不近嬖▯也；不殖货利，谓不蓄财贿也。惟其官有徳、赏有功者，皆与天下同其利也。所谓「徳懋懋官」者，谓人能勉于修徳，我则勉之以官与之，共天位治天职也。「功懋懋赏」者，谓人能勉于立功，我则劝勉之以赏，优其禄廪，荣其车服，以旌▯之，不必共天位治天职也，各称其实而已。非特此也，又能用人惟己，改过不吝焉。用人惟己，则用人之言如自己岀，若所谓「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诸人以为善」也。改过不吝，则有过必改，无复吝惜，若所谓「过则勿惮改」也。用人惟己，则善无不从；改过不吝，则不善无不改。此又所以合并为公，以成其大也。惟汤清浄寡欲，举天下不足以动其心，故利与人同，善与人同，施为善政，则能寛以居之，仁以行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所以能明信于天下，而天下信之，皆愿以为君也。此盖仲虺言成汤之伐夏，亦在我有可以得天下之道，故民归之则吾特应之而已，不足惭也。大扺拨乱反正以成帝王之业者，必无利天下之心，而与天下同其利，然后可以得天下。茍有利之之心，则将夺于物欲，见利而动，惑于声色货利之私，遂致以私害公，不能执其所有以与天下共利，刚愎自用，遂非莫改。如此则所施者无非虐政，是水益深，火益热也，何足以成功哉？少頴，此説极善，故尽从之。
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
译仲虺在前面已经总括了夏桀可以讨伐、商汤不得不讨伐的意思，因此这里又进一步阐明前面的言论。仲虺说夏王有罪，民心背离他，桀担心民心不服，于是伪造欺骗上天的旨意，蛊惑世俗，声称虽然百姓不拥护我，但上天确实拥护我，百姓怎么能不听从呢？“矫”就像“矫制”中的“矫”，是伪造的意思。意思是桀自以为上天的旨意如此，以此来迷惑众人，就像田单与燕人作战时，每次发布命令，必定声称是神师的指示之类，这都是伪造欺骗的意思。桀既然有罪，百姓背离他，上天也就断绝了他，如今他却伪造欺骗上天的旨意，颁布为告谕命令，来迷惑天下，说上天确实应该拥护我。所以上帝厌恶他的所作所为，而任用商王来承受天命，从而安抚天下的民众。大概是因为桀伪造天意来告知百姓，百姓不能不感到迷惑，所以命令商汤来阐明安抚民众的原因，开启他们的明智，使他们知道天命，从而决意抛弃夏桀，而那些伪造欺骗的言论都不值得相信。天命既然如此，而当时那些轻视贤者、依附权势的人仍然不觉悟，反而扩充他们的党徒，想要加害商汤。“简”是轻视的意思，意思是像商汤这样的贤者就轻视他，像夏桀这样不贤而有势的人就亲近依附他。轻视贤者、依附权势的人，他们的党徒既然繁盛，所以我们在夏朝时开始建立邦国，他们的党徒想要加害我们，就像禾苗中有杂草，粟米中有秕糠，都要锄治簸扬去掉它们。用桀比喻禾苗和粟米，用汤比喻杂草和秕糠，只是说形势危险如此，必定不会被容忍。各位儒者都用禾苗粟米比喻商汤，用杂草秕糠比喻夏桀，说商朝被夏桀扰乱，但这与下文不相衔接，现在不予采纳。只有那些轻视贤者、依附权势的人，党附于桀，视我们商朝如同杂草秕糠，天天想要锄掉簸扬除去我们，所以我们商朝无论大小官员都战栗忧惧，无不害怕因无罪而被灭亡。何况我们其中盛德的言论，还足以让天下听闻，他们更应该嫉恨我们而想要除去我们。看夏台囚禁商汤的事，就知道桀想要加害商汤的程度很深了。然而桀虽然想要加害商汤，但商汤宽仁的德行已经足以昭示并取信于亿万民众，民心已经归附，天意暗中相助，即使桀也无可奈何。所以仲虺在下文必定接着说“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等话，大概是说商汤有这些盛德，民心归附，上天必定会相助。叶左丞解释“矧予之德言足听闻”，说是桀的党羽认为我们不利于他们，想要谋害除去我们，即使我们大小官员都害怕不能免于无辜受害，他们嫉恨我们如此，还能听闻我们的德言吗？这个解释“矧予之德言足听闻”一句文理极通，但与上下文意不甚贯穿，所以不敢贸然采纳。
只有君王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德行勤勉者授予官职，功劳勤勉者给予赏赐，用人如同用自己一样，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能够宽厚能够仁爱，昭示诚信于亿万民众。
仲虺在前面已经说商汤有盛德的言论足以让天下听闻。桀想要加害他，所以这里接着说桀虽然想要加害，但商汤有盛德足以昭示并取信于亿万民众。民心归附，天命也就归附，即使桀也无可奈何。林少颖引用老子说：“只有不把天下当作私利的人，才可以拥有天下。”舜禹接受禅让，汤武进行征伐，拥有天下，天下人不认为有过错，只是因为他们从未有利天下之心，而不把天下当作私利。如果有一丝一毫利天下之心，那么百姓必定不服。所以仲虺称赞商汤的盛德，必定首先以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来说。大概是说商汤内心清净寡欲，举凡天下的声色货利不足以动摇他的心，所以他讨伐夏朝没有利天下之心。不亲近声色，意思是不亲近宠爱的姬妾；不积聚货利，意思是不积蓄财货。只有授予官职给有德者、赏赐给有功者，都是与天下共享利益。所谓“德懋懋官”，意思是人能够勤勉于修养德行，我就用官职来勉励他，共同承担天位，治理天职。“功懋懋赏”，意思是人能够勤勉于建立功业，我就用赏赐来劝勉他，优厚他的俸禄，荣耀他的车服，以表彰他，不一定共同承担天位治理天职，只是各按其实际罢了。不仅如此，又能用人如同用自己一样，改正过错毫不吝惜。用人如同用自己，那么用人的言论就像出自自己，就像所谓“善于与人相同，舍弃自己而听从别人，乐于采纳别人的意见来行善”。改正过错毫不吝惜，那么有过错必定改正，不再吝惜，就像所谓“有过错不要害怕改正”。用人如同用自己，那么善无不听从；改正过错毫不吝惜，那么不善无不改正。这又是所以合并为公，以成就其伟大的原因。只有商汤清净寡欲，举凡天下不足以动摇他的心，所以利益与人共享，善行与人共享，施行善政，就能以宽厚居之，以仁爱行之，以不忍人的心施行不忍人的政。这就是能够昭示诚信于天下，而天下人信任他，都愿意拥戴他为君主的原因。这大概是仲虺说成汤讨伐夏朝，也有我们可以得到天下的道理，所以民心归附，我们只是顺应罢了，不足为耻。大体上，拨乱反正以成就帝王事业的人，必定没有利天下之心，而与天下共享利益，然后才可以得到天下。如果有利天下之心，就会被物欲夺取，见利而动，迷惑于声色货利的私欲，从而导致以私害公，不能执持所有与天下共享利益，刚愎自用，坚持错误而不改正。这样那么所施行的无非是虐政，这是水更加深，火更加热，怎么足以成功呢？少颖，这个说法极好，所以全部采纳。
于是葛伯仇视送饭的人，最初征伐从葛国开始，向东征伐，西夷怨恨；向南征伐，北狄怨恨，说：“为什么唯独把我们放在后面？”所前往的民众，家中互相庆贺。
仲虺上言汤有寛仁之徳足以彰信于民，故此遂言四方逺迩望汤来蘓甚切。盖汤有如是之徳，民之倒悬日望汤觧，则伐桀之役亦廹于民望，非得已而不已，不足惭也。盖汤之于葛，其始未甞有伐之之意，其不祀则既遗牛羊，又使亳众徃与之耕，是未甞有意于伐也。惟葛伯不道，汤使亳众徃与之耕，童子以黍肉饷耕者，葛伯乃杀而夺之，与饷田之人为仇讐，故汤不得已为匹夫匹妇复讐，而始伐葛伯。是汤之征伐实自葛始也。然汤之伐葛，亦岂有意谓自葛而始迤逦征伐诸国哉？不过欲问葛伯仇饷之罪而已。惟天下之人苦于夏桀之虐政，日望圣君之来蘓，而卒未有一人为天下起兵诛贼者，故一闻汤征自葛，莫不延颈跂踵望汤之来。故汤于是不得已而征之。其征也，东面徃征则西夷怨，其来之后，南面徃征则北狄怨，其来之后，其怨之之辞则曰：「均是民也，何为先彼而独后于我乎？」孔氏谓西夷北狄举逺以言，则近者着，此説是也。汤于所未伐之国则怨其来之后，其所徃伐者则室家相庆曰：「徯我后乆矣，我后既来，则自此可以蘓醒矣。」夫汤之征伐于未至之国则怨其不至，而曰：「奚独后予？」既至之国则相庆其来，而曰：「后来其蘓。」则民之戴商其来旧矣。伐桀之役理有不得不然者，非汤之本心也。然其本心则事岀于天下，惭何足多惭哉？
佑贤辅徳显忠遂良，兼弱攻昩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徳日新，万邦惟懐志自满，九族乃离。
仲虺上既陈説汤之伐夏救民，本乎天命民心之所系属，在成汤有不足惭者，故此又言天下常理：有徳则兴，无徳则亡，或兴或亡，皆所自取。今汤兴，桀亡，皆是自取，在汤不足介意也。林少頴谓佑贤辅徳，显忠遂良，此言为善者必为人佑助也。其文以小大为序：良不如忠，忠不如徳，徳不如贤，故人之佑之辅之显之遂之，亦称其善之小大而已。兼弱攻昩，取乱侮亡，此言为不善者必为人之所侵陵也。其文以轻重为序：弱未至于昩，昩未至于乱，乱未至于亡，故人之兼之攻之取之侮之，亦称其不善之轻重也。此数句言大扺人获人之辅助与人之侵侮者，皆系其人之自取，犹天然自然，栽者培之，倾者覆之，未甞容私其于间。其文势从便相配，学者观其大意可也。若求之太深，必欲从而为之説，如王氏所谓佑者右也，辅者左也，如此之类则不胜其凿矣。此説是矣。盖仲虺之意谓天下常理：有贤徳忠良者，则人必辅之佑之显之遂之；有弱昩乱亡者，则人必兼之攻之取之侮之，理之自然。人君惟当因其有可亡之道，则推而亡之；因其有可存之道，则固而存之，皆当乎理之自然，不以私意介乎其问，则邦国必至于昌盛。今纣之暴虐淫乱如此，汤顺常理而放之，是亦推亡之道也，何为念哉，不必惭可也。仲虺既言汤之伐桀乃顺乎天理，有不足惭，故又戒之曰：徳日新，万邦惟懐；志自满，九族乃离。盖谓前事诚不足惭，自今已往惟当日新其徳，不有自满之志可也。故徳茍日新而无斁，则万邦皆懐我之徳；苟惟有自满之志，则以为徳止此不复自修，则非特不能増益所不能而已，为我有者亦必隳废，昔之万邦之懐者亦必变而为九族之离矣，在汤可不戒哉。言其羙则极致，万邦懐其效如此之逺；言其失则极至，九族离其败如此之甚。仲虺言此。非有他也，诚恐汤懐惭不已，或委靡废弛，不复以天下为意，故极言之，使知所畏，知所慕，去其惭而进其徳也。胡益之又谓：自此以上，所以释汤之惭也；自此以下，所以戒之守天下也。仲虺谓汤之得天下，在已徃固已无愧；汤之守天下，在未来宜戒之，不当有愧也。贤则佑之，则不为不肖之所陵；徳则辅之，则不为无徳者所染；忠者显之，则忠有所劝；良者遂之，则良有所成。兼弱则弱有所依，攻昧则昩有所改。兼者庇之也，攻者治之也。取乱则有乱之恶者不害于民，侮亡则有亡之迹者知戒于恶。益之此意，盖谓仲虺恐汤惭愧不已有害惟新之政，故前既觧其惭，至此则使之旌别诸侯
译仲虺进言，称商汤拥有宽厚仁爱的德行，足以在民众中彰显诚信，因此接着说道，四方远近的百姓殷切盼望商汤前来拯救他们。因为商汤具备这样的德行，百姓如同倒悬般痛苦，每日盼望商汤解救，那么讨伐夏桀的军事行动也是迫于百姓的期望，并非商汤本意想要停止却不得不继续，这并不值得惭愧。
商汤对待葛伯，起初并没有征伐他的意图。葛伯不祭祀祖先，商汤不仅赠送牛羊，还派遣亳地的百姓去帮助葛伯耕种，这说明商汤起初确实没有征伐葛伯的意思。只是葛伯行为不道，商汤派亳地百姓去帮他耕种，童子带着黍米和肉去送给耕种的人，葛伯竟然杀害童子并抢夺食物，与送饭的人结下仇怨，所以商汤不得已为平民百姓报仇，才开始征伐葛伯。商汤的征伐实际上是从葛伯开始的。然而，商汤征伐葛伯，难道是有意识地认为从葛伯开始，进而逐步征伐各国吗？不过是想追究葛伯杀害送饭者的罪行罢了。
只是因为天下百姓苦于夏桀的暴政，每日盼望圣君前来拯救，却始终没有人为天下起兵诛杀暴君，所以一听说商汤从征伐葛伯开始，无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商汤的到来。因此，商汤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已而进行征伐。他向东征伐，西夷就抱怨；他向西征伐，北狄就抱怨。他们抱怨的话说：“同样是百姓，为什么先救他们而独独把我们放在后面？”孔氏认为，西夷、北狄是举远地来说，那么近处的人就显而易见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商汤对于尚未征伐的国家，他们抱怨商汤来得太晚；对于已经去征伐的地方，家家户户互相庆贺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太久了，我们的君主既然来了，从此就可以苏醒了。”商汤征伐，对于尚未到达的国家，他们抱怨商汤不到，说：“为什么独独把我们放在后面？”对于已经到达的国家，他们互相庆贺商汤到来，说：“后来者让我们苏醒。”那么百姓拥戴商朝，由来已久了。讨伐夏桀的军事行动，情理上不得不如此，并非商汤的本意。然而商汤的本意是顺应天下大势，有什么值得过分惭愧的呢？
辅助贤人，辅佐有德者，显扬忠臣，成全良士；兼并弱国，攻击昏昧者，夺取混乱的国家，侮辱将亡的政权；推动将亡者灭亡，巩固可存者生存，国家才会昌盛。德行日日更新，万国都会归附；意志自我满足，九族就会离散。
仲虺上面已经陈述了商汤讨伐夏桀、拯救百姓，本乎天命和民心之所系属，商汤没有值得惭愧的地方，因此这里又说天下的常理：有德则兴，无德则亡，或者兴或者亡，都是自己造成的。如今商汤兴起，夏桀灭亡，都是自取的结果，商汤不必介意。林少颖说，“佑贤辅德，显忠遂良”，这是说行善的人一定会得到别人的辅助。其文辞以小大为序：良不如忠，忠不如德，德不如贤，所以人们辅助、辅佐、显扬、成全他们，也是根据他们善行的大小而已。“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这是说作恶的人一定会被别人侵陵。其文辞以轻重为序：弱还没有达到昧，昧还没有达到乱，乱还没有达到亡，所以人们兼并、攻击、夺取、侮辱他们，也是根据他们恶行的轻重而已。这几句话大致是说，人获得别人的辅助或别人的侵侮，都取决于这个人自己的作为，就像天然自然一样，栽种的培育它，倾斜的倾覆它，不曾容许私心介入其中。其文势从方便搭配的角度来看，学者看其大意即可。如果追求得太深，一定要为之解说，如王氏所说的“佑”是右，“辅”是左，这类说法就过于穿凿了。这个说法是对的。
大概仲虺的意思是说天下的常理：有贤德忠良的人，人们一定会辅助、辅佐、显扬、成全他们；有弱、昧、乱、亡的人，人们一定会兼并、攻击、夺取、侮辱他们，这是理之自然。君主只应当因为对方有可亡的道理，就推动他灭亡；因为对方有可存的道理，就巩固他生存，都应当合乎理之自然，不以私意介入其中，那么国家必定会昌盛。如今纣王暴虐淫乱如此，商汤顺应常理而放逐他，这也是推动灭亡的道理，有什么值得挂念的呢，不必惭愧。
仲虺既然说了商汤讨伐夏桀是顺应天理，没有值得惭愧的地方，因此又告诫他说：德行日日更新，万国都会归附；意志自我满足，九族就会离散。大概意思是说，前面的事情确实不值得惭愧，从今以后只应当日日更新德行，不要有自我满足的意志即可。所以德行如果日日更新而不厌倦，那么万国都会归附我的德行；如果只有自我满足的意志，认为德行到此为止不再自我修养，那么不仅不能增加所不能的，我所拥有的也必定毁坏废弃，以前归附的万国也必定变成九族的离散，商汤能不警惕吗？说其美好则达到极致，万国归附的效果如此深远；说其过失则达到极致，九族离散的败坏如此严重。仲虺说这些，没有别的意思，确实是担心商汤惭愧不已，或者萎靡废弛，不再以天下为意，所以极力陈述，让他知道所畏惧的，知道所仰慕的，去掉他的惭愧而增进他的德行。
胡益之说：以上部分，是用来解释商汤的惭愧；以下部分，是用来告诫他守护天下。仲虺说商汤得到天下，在过去固然已经无愧；商汤守护天下，在未来应当告诫他，不应当有愧。贤人则辅助他，就不被不肖之人欺凌；有德者则辅佐他，就不被无德者沾染；忠臣则显扬他，那么忠有所劝勉；良士则成全他，那么良有所成就。兼并弱国，那么弱者有所依靠；攻击昏昧者，那么昏昧者有所改正。兼并是庇护的意思，攻击是治理的意思。夺取混乱的国家，那么作乱之恶者不危害百姓；侮辱将亡的政权，那么有灭亡迹象的人知道警戒于恶。胡益之的这个意思，大概是说仲虺担心商汤惭愧不已有害于维新之政，所以前面已经解除了他的惭愧，到这里就让他辨别诸侯。
王懋昭大徳，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仲虺既诰汤以日新其徳，故此遂言其所以日新之道。盖徳所以能新者，本乎中之建中；之所以能建者，本乎徳之大徳。不大则知有己，不知有人，安能建中于民？中不建则拘于一偏，泥于私曲，安能致日新之功？故仲虺所以必欲成汤勉励，以昭明其徳之所谓大者，而建中以示民也。盖受天地之中者，人性之固有也。惟其因物有迁，故陷溺而不知反。圣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将还以其固有之中，揭而示之，使之率性而行，得其所同然。茍在我者徳未至于大，则有所偏倚，去中益逺矣，何以建中哉？是昭大徳者，乃所以建中于民也。王氏乃谓“懋昭大徳，所以极髙明；髙明所以处已，建中所以道中庸；中庸所以待人。”髙明中庸，岂可分二致哉？此皆穿凿之过也。然建中虽本乎昭大徳，而徳之所以能大者，又在乎以义制事，以礼制心焉。仲虺所以既言“懋昭大徳，建中于民”，而必继以“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者，盖言欲昭徳以建中，又不可废礼义也。《易》曰：“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徳不孤，直方大。直内以敬，故在乎以礼制心；方外以义，故在乎以义制事。如是合内外之道，而胸中恢恢，与天地同其大。懋昭大徳，岂有妙于此者乎？此昭大徳所以又在于礼义也。为人君者，诚能如此，则徳日新而万邦惟懐矣，冝其所以能垂优足之道于后嗣，使子孙永保而无斁也。故仲虺所以终之曰“垂裕后昆”。曽氏乃谓先儒多以制事制心为汤所以自制，是不然。圣人之徳既如是广大，又且建中于民，岂复有心与事之未制，规规然将待于制也？以义制事者，制民之事；以礼制心者，制民之心。殊不知仲虺此言为成汤设也，非为民设也。岂可谓制事为制民事，制心为制民心哉？
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愼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仲虺既备言新徳之説，故此又举其所闻以终其义。盖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此二句盖古人之言，而仲虺耳所闻者，故言「予闻曰」，谓我所闻者如此。盖仲虺上既欲汤懋昭大徳，又恐成汤行之不力，求之不博，故复以此儆戒之。盖在我者至足而不自以为足，乃能诚心博求，自得其师，则忠言日闻，虽未必王，而王业之成基于此也。茍自以为是而不复资于人，视人无一如已者，如是则訑訑声音顔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则防谄面谀之人日至，而危亡之道此其基也。故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仲虺既引此二句戒汤，故又释之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盖仲虺上所闻二句，言或王或亡相去如此之异，恐人未必信得师必可王，自用必可亡，故曰「好问则裕」，以能自得师则好问，好问则所闻所见者逺人皆乐告以善道，故徳优裕而有余，徳有余冝其王矣。「谓人莫已若者亡」则自贤而愚，人胸中狭劣，曽无所容，陵人傲物，是乃取亡之道也。仲虺告汤至此尽矣，故又叹以总括其义。呜呼，盖叹辞也。仲虺此言大扺谓汤之始兴，既能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至于克寛克仁，彰信兆民，则始非不善矣，所当愼者惟在终而已。故自佑贤而下，皆所以戒汤慎终之道。故此言「慎厥终惟其始」，盖谓今日之事，惟当慎其终，亦如其始可也。故戒汤于此，诚能慎终如始，于有礼者则封殖之，昏暴者则覆亡之，天道福善祸淫不过如此。汤能行之，是尊敬天道者也。天命岂不可以永保哉？永保则▯无穷，施罔极，不但奉若而已也。蘓氏谓汤之惭徳，仁人君子莫大之病也。仲虺恐其忧愧不已，以害惟新之政，故思有以广其意也。首言桀得罪于天，天命不可辞；次言桀必害己；终言汤之勲徳足以受天下，乃因极言艰难安危祸福可畏之道，以明今日受夏。非己利，乃惟无穷之恤，以深慰汤之心，而觧其惭。仲虺之忠爱，可谓至矣。然汤之所惭，来世口实之病，仲虺终不敢以为无也。夫君
译王成汤发扬光大他的德行，在民众中建立中正之道，用义理来规范行事，用礼仪来约束内心，为后世子孙留下丰厚的福泽。仲虺既然已经告诫成汤要日日更新他的德行，因此这里就阐述了日日更新的道理。德行之所以能够更新，根本在于中正之道的建立；中正之道之所以能够建立，根本在于德行的大。如果德行不大，就会只知有自己，不知有他人，怎么能向民众建立中正之道呢？中正之道如果不建立，就会拘泥于一偏，沉溺于私曲，怎么能达到日日更新的功绩呢？所以仲虺一定要勉励成汤，以昭明他德行中所谓“大”的部分，并建立中正之道来向民众展示。承受天地中正之气，是人性中固有的。只是因为随着外物而变迁，所以沉沦溺没而不知道反省。圣人先懂得人心所共同认可的，将要归还他们固有的中正，揭示并展示给他们，使他们顺着本性而行，得到那共同认可的东西。如果在我身上的德行还没有达到大，就会有所偏倚，离中正之道更远了，怎么能够建立中正之道呢？所以昭明大德，是用来向民众建立中正之道的。王氏却说：“发扬光大德行，是用来达到极高的明达；极高的明达是用来修养自身；建立中正之道是用来引导中庸；中庸是用来对待他人。”极高的明达与中庸，怎么可以分成两回事呢？这都是穿凿附会的过错。然而建立中正之道虽然根本在于昭明大德，但德行之所以能够大的原因，又在于用义理来规范行事，用礼仪来约束内心。仲虺之所以在说了“发扬光大德行，向民众建立中正之道”之后，一定要接着说“用义理来规范行事，用礼仪来约束内心”，大概是说想要昭明德行以建立中正之道，又不可以废弃礼义。《易经》说：“君子用恭敬使内心正直，用义理使外在行为方正。”恭敬和义理确立了，德行就不会孤立，正直、方正、宏大。内心以恭敬而正直，所以在于用礼仪来约束内心；外在以义理而方正，所以在于用义理来规范行事。像这样合于内外之道，而胸怀宽广，与天地同样宏大。发扬光大德行，难道有比这更妙的吗？所以昭明大德又在于礼义。作为君主，如果真的能这样，那么德行日日更新，万国都会归附，适宜他能够将优裕富足之道留给后代，使子孙永远保有而不厌弃。所以仲虺最后说“为后世子孙留下丰厚的福泽”。曾氏却说先儒大多认为规范行事、约束内心是成汤用来自我约束的，这是不对的。圣人的德行既然如此广大，又向民众建立了中正之道，难道还有内心和行事没有约束的地方，小心翼翼地等待去约束吗？用义理来规范行事，是规范民众的行事；用礼仪来约束内心，是约束民众的内心。殊不知仲虺这话是为成汤说的，不是为民众说的。怎么可以说规范行事是规范民众的行事，约束内心是约束民众的内心呢？
我听说：“能自己找到老师的人能称王，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的人会灭亡。喜欢问讯则德行宽裕，自以为是则德行狭小。唉！谨慎地对待终结，就像对待开始一样。培植有礼的人，覆灭昏乱暴虐的人。恭敬尊崇天道，永远保有天命。”
仲虺既然已经详尽地论述了更新德行的学说，因此这里又举出他所听到的话来结束其义理。大概“能自己找到老师的人能称王，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的人会灭亡”这两句是古人的话，是仲虺耳闻的，所以说“我听说”，意思是我所听到的就是这样。大概仲虺上面想要成汤发扬光大德行，又担心成汤实行不力，求取不广博，所以又用这些话来警戒他。大概在我身上的德行虽然至足但不自以为足，才能诚心广泛地求取，自己得到老师，那么忠言日日听到，虽然未必能称王，但王业的成就基础就在这里。如果自以为是而不再借助于人，看别人没有一个像自己的，这样就会发出傲慢的声音脸色，把别人拒之于千里之外，那么阿谀奉承之人日日到来，而危亡的道路基础就在这里。所以说“能自己找到老师的人能称王，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的人会灭亡”。仲虺既然引用这两句话来告诫成汤，所以又解释说“喜欢问讯则德行宽裕，自以为是则德行狭小”。大概仲虺上面所听到的两句话，说称王或灭亡相差如此之大，恐怕人们不一定相信得到老师必定能称王，自以为是必定会灭亡，所以说“喜欢问讯则德行宽裕”，因为能自己找到老师就会喜欢问讯，喜欢问讯那么所听所见的人远方的人都乐于告诉他善道，所以德行宽裕而有剩余，德行有剩余适宜称王了。“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的人会灭亡”则是自认为贤明而愚蠢，人胸中狭隘卑劣，曾没有什么容纳，欺凌他人傲视万物，这是取灭亡的道路。仲虺告诫成汤到这里就尽了，所以又感叹来总括其义理。唉，是感叹的词。仲虺这话大抵是说成汤开始兴起时，既能不接近声色，不积聚货利，至于能够宽厚仁爱，向民众彰显诚信，那么开始不是不善了，所应当谨慎的只是在终结而已。所以从“佑贤”以下，都是用来告诫成汤谨慎终结的道理。所以这里说“谨慎地对待终结就像对待开始一样”，大概是说今天的事情，只应当谨慎其终结，也像其开始一样就可以了。所以在这里告诫成汤，如果真的能慎终如始，对于有礼的人就封植他们，对于昏乱暴虐的人就覆灭他们，天道福善祸淫不过如此。成汤能实行，这是尊敬天道的人。天命难道不可以永远保有吗？永远保有那么恩泽无穷，施予没有极限，不仅仅是奉行而已。苏氏说成汤的惭愧之心，是仁人君子最大的弊病。仲虺担心他忧虑愧疚不已，以妨害新的政令，所以思考有办法来宽解他的心意。首先说夏桀得罪于天，天命不可推辞；其次说夏桀必定害自己；最后说成汤的功勋德行足以承受天下，于是极力陈述艰难安危祸福可畏的道理，以说明今天承受夏朝，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只有无穷的忧虑，以深深安慰成汤的心，而解除他的惭愧。仲虺的忠爱，可以说是到了极点。然而成汤的惭愧，是后世的口实之病，仲虺终究不敢认为没有。作为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