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二十二

译只是因为王室之所以强大，根本在于招致贤才，那么招致贤才之后，王室方才强大，而下文不应又解释“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我深切认为，这乃是说大禹任用贤才而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意思，虽然王室已经强大，却仍不忘任用贤才，并且招集众位贤才以尊崇上帝。大概贤才之人乃是上天所生，用来赐予人君，就像《诗经》所说上天监察周朝，显明地格于下，保佑这位天子生出仲山甫，那么贤才之人的产生，确实不是偶然的，难怪招致贤才之所以能尊崇上帝。只有禹以招致贤才为心，所以当时有人能引导了解九德的贤者，有人能诚恳信任九德的贤者。大概说九德的贤者在彼处，而我能以道义去了解他，那么了解此人就不是随便了解；我能以诚心去信任他，那么信任此人就不是随便信任。其意是说禹有心于招致贤才，所以当时有了解贤才、信任贤才的人，才敢告诉教导他们的君主说：拜手稽首向君主致敬，说君主已经做了君主，现在应当让这九德的贤人担任你的职事，即让他们担任治理事务的职位，就是上文所说的常任；担任你的牧民之职，即让他们担任治理百姓的职位，就是上文所说的常伯；担任你的准绳之职，即让他们担任守法的职位，就是上文所说的准人。君主如果真能任用这些九德的贤人，担任这三种官职，那么君主的职责就尽到了。所以说：安守你的职事，安守你的牧民之职，安守你的准绳之职，这才算是君主。然而任用这些九德的贤人担任这三种官职，虽然足以尽到君道，又应当谋划当面任用那些完全顺合九德的人，这才足以安顿他们，即让他们安于其位。谋面，就是说见到贤才然后任用他。大概臣子既然已经把此人告诉君主，君主应当与他当面谋划，知道他确实顺合德行然后任用他，那么任用必定能得到合适的人。这都是引导了解、诚恳信任贤才的人告诉教导君主的言辞。至于“三宅无义民”以下，则是说夏桀不能任用贤才的意思。说在这三种职位上，都是没有道义的小人，即小人在位，夏桀的德行于是不能兴起，即不能使德行日益增长而建立大功。从此以后，凡是所任用的，都是暴虐的德行，这就是灭亡而没有后嗣的原因。所以说：以往所任用的都是暴虐的德行，没有后嗣。

译又及成汤登位，大治上天的明命，于是任用三种已有所职之人，能够就任其职位；称为三种有俊才之人，能够就任其俊才，严肃地将其作为大法，能够任用这三种职官和三种俊才。他在商邑，使邑中和谐；他在四方，使天下大显其德。呜呼！至于纣王，他自以为强明，只与那些崇尚刑罚、暴虐无德的人同掌其国；又只与那些惯习纵逸之德的人同理其政。上帝敬慎地惩罚他，于是让我周家拥有中夏，承继商所受的天命，共同治理万姓。这又是说商的兴亡，也根本于用人。周公说桀既然任用暴德之人，其后也波及到成汤之时，自诸侯而升位，大治上天的明命，即拥有天下。大概天命汤以天下，而汤能保全其明命而不失，所以称为大治上天的明命。汤拥有天下之后，于是任用三等已有所职之人，即常伯、常任、准人，三等已居位者；而这三种人，都能就其所居，即各就其职，以共事。既用这三种人居其职，又恐三者之中或有所缺，于是又在贤才中选择，求其有俊异之才可以待这三种人之用者，而称说之，即称说其有此三种之俊才可以待异日之用，而三等之人果能就其俊，即其才果足以副其所称誉。汤既用三宅，而三宅既能副其所用；举三俊，而三俊又能副其所举；而汤犹未敢恃能知人而忽之，方且严肃地思惟之，大以其人为法，即既用其人在朝，又一心思惟取法其为人，故此三宅三俊所以乐为之用，而汤遂能克用之。惟汤之用人如此，故在一邑则利在一邑，而邑至于用协，即其邑皆和谐而无敢傲戾；在天下则利在天下，而天下至于大法其德，大见其德，这大概是汤用人之效。周公既称汤用人如此，其效又如此，故复叹而言纣之用非其人以至于亡，即在纣之时，其德以强明自任，桀纣皆言德者，大概经史中德字有训道德者，有训所为者，此如君奭言惟乃知民德，与语孟言小人之德草，皆谓所为，则此受德暋者，乃谓纣之所为以强明为务也。先儒乃以受德为纣字，然前言桀德，岂桀字乎？纣之强明自任如《史记》所谓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者，是也。惟其如此，是故贤人君子，纣则恐其不能顺己遂不用，而所用者，惟进于刑罚以暴虐其德者，则与之共其国。进于刑罚，大概谓日进于刑罚，其意常在于杀戮者也。又与众惯习于纵逸之德者同其政事，其意谓纣之用人，惟好杀者，则揭国以与之；好逸者，则揭政以付之。若共宰天下，则同邦之谓也；共治政事，则同政之谓也。《牧誓》所谓“是崇是长”，即此所谓“同厥邦也”；“是信是使”，即此所谓“同厥政也”。惟纣用人如此，故上帝于是敬慎以罚之。罚谓之钦罚者，见天不轻罚，如须暇五年而稔恶不已，方始殄戮，则其罚可谓钦而不轻矣。天既罚纣，于是乃使我周家有其中夏，用商所受之天命而同治天下之万姓。奄甸谓之同治，犹言皆治也。大概谓举天下皆属我周家也。下乃陈文武用人之事。

又及文王、武王能知三宅之心，灼见三俊之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烝三亳，阪尹。

上既言殷所以亡，周所以兴，此遂言文武所以得人之意。谓周之所以兴者，亦于文王、武王之时，能知三宅之心，又灼然见三俊之心。知见无浅深，但互文耳。以此敬事上帝。大概三宅、三俊皆天为时生，文、武既能知见其心而任用不疑，则天生贤之意，人君能当其意矣。此其所以能敬事之也。文王、武王之意，既在于用贤以事天，故于此立其人而为民之长。伯立政任人，与准夫以牧民为事者，以作此三事之臣。所谓三事，即上常伯、常任、准人是也。立民长伯，即常伯也。立政任人，即常任也。准夫牧，即准人也。常伯谓之民长伯者也。伯亦长也。此职最于治民官长中又为之长也。常任谓之立政任人者，常任所以任政事，谓此职乃治政事所任之人也。准人谓之准夫牧者，准人平法之吏，不可专任法以齐民，当有仁政以养民也。此三职在夏谓之乃事、乃牧、乃准。至文王谓之长伯、立政任人、准夫牧。至成王谓之常伯、常任、准人。盖

译时代既然不同，那么官职的名称也就随着时代而变化。然而文武二王之时，不仅“三事”（指三公）得到了合适的人才，单从朝廷来说，即使是虎贲、侍卫这样的武士，缀衣、幄帟这样的侍从官吏，趣马、掌马这样的马官，小尹（指小官之长），以及左右手持器物的仆役，还有百官中如司裘、司服之类，众府中如内府、太府之类，这些都是在王室和朝廷之上任职的。列举这些是为了表明文武之时，近至朝廷没有得不到合适人才的。不仅朝廷得到了合适的人才，即使远至都城和边邑之间也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才。比如大都之中有小伯，小伯即小长，也如同朝廷中的常伯，只是其权势地位低于朝廷，所以称为小伯。艺人指凭借才艺在都邑任职的人，也如同王朝中的常任，只是其权势地位低微，所以称为艺人。表臣指在都邑执法以表率民众的人，也如同王朝中的准人，只是其权势地位低微，不能与王朝中的官职同名，所以称为表臣。然而都邑也如同王朝有百官，所以再次提到百官和太史，太史即《周官》中掌管国家六典、八法、八则副本的太史，都邑也有这样的官职。王朝中不单独提及太史，是因为王朝官职众多无法一一列举，所以统称为百官众府；因为无法详尽区分，所以不单独提及都邑。都邑官职较少所以详细列举，之所以提及太史，也是为了互相印证王朝也有太史。尹伯即尹正，指治理民众的长官。庶常吉士，指众多有固定职事的贤良之士，大概统括了都邑中的众官。这大概是说文武之时，都邑之间没有得不到合适人才的。然而不仅王畿之内的都邑得到了合适的人才，即使远至诸侯国，大国中的三卿，如司徒、司马、司空，以及次卿和众大夫，也没有得不到合适人才的。不仅诸侯国得到了合适的人才，即使远至蛮夷中归附的部族，文武二王设置长官来治理他们，而这些长官也没有得不到合适人才的。夷微卢烝之众，指夷国的民众以及三亳之地归附文武二王的人，还有凡是险阻之地，文武二王都设置长官来治理他们，这些官职称为尹，也没有得不到合适人才的。这是说即使远至接近夷狄的地方，所任用的人也没有得不到合适人才的。皇甫谧说三处地方都叫亳，防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所以称为三亳。文王未曾讨伐商纣，亳地的民众不应归附他，这里大概是杂陈文武二王时的史事，所以一并提及了。

译文王能够善处其心，因此能够确立这些常事，任用那些贤俊而有德的人来管理民众。文王不亲自兼管各种言论、各种狱讼和各种谨慎防备之事，只是训导那些负责管理的官员，让他们在狱讼和防备之事上，该用的就用，该违的就违。文王不敢对这些事有所预知，武王也是遵循文王抚安天下的功业，不敢废弃文王的义德，遵循文王经纶天下的谋略，顺从文王的容德，从而共同承受这伟大的基业。

上面已经总说了周文王、周武王得人的盛况，这里又分别总结前面的意思，说文王、武王之所以能如此大量地得到人才，也是因为文王能够善处其心。大概人只有能够善处其心，不被外物所蒙蔽，那么真情与虚伪就不能扰乱他，奸邪与谄媚就不能迷惑他，所以能够确立这些常事，管理民众的人都是贤俊而有德的，就像上文所陈述的，众官在朝廷都有常事，而主管养育民众的人，所以总括来说，就称为常事司牧人。只有文王能够善处其心而用人得当，所以文王作为君主，能够优游无为，不兼管各种言论、各种狱讼和各种谨慎防备之事，只是训导那些负责管理的官员，让他们该用的就用，该违的就违罢了。大概各种言论、各种狱讼和各种谨慎防备之事，文王都不亲自兼管其职责，只是教导负责的官员让他们权衡时势、斟酌适宜，来决定该用该违罢了。各种言论是指国家的众多号令，各种狱讼是指国家的众多诉讼，各种谨慎防备是指国家的众多禁令和储备。凡此都是负责官员的事，君主只是任用负责的官员，不必亲自兼管。然而文王又不仅仅是不兼管而已，既然不兼管其职责而全部交给负责的官员，所以对于狱讼和防备之事，文王甚至不敢预知其中情况。大概不兼管还知道，只是不兼管事务罢了，至于不知道，就好像未曾知道有这些事，这是任用人才非常专一。上面说了各种言论，这里不说，大概是因为号令出自君主，不容许不知道的缘故。既然说了文王得人是因为能够善处其心，这里又说武王得人是因为能够遵循文王的行事。说武王作为君主，能够遵循思考文王抚安天下的功业，因此不敢废弃文王的义德。正因为不敢废弃义德，所以凡是贤者之才足以平定祸乱的，武王没有不任用的。能够遵循思考文王经纶天下的谋略，于是顺从文王的容德。正因为顺从容德，所以凡是贤者之才足以谋划安定天下的，武王没有不任用的。只有文王在前面施行，武王在后面遵循，这就是为什么前父后子共同承受这莫大基业的原因。另一种说法认为这义德是指有义德的贤才，容德是指有容德的贤才。说武王遵循思考文王安定天下的功业，所以对于有义德的人任用他们而不敢废弃；遵循思考文王治理天下的谋略，所以对于有容德的人顺从他们而不敢违背。大概想要吊慰百姓、讨伐罪人，应当仗义而起，所以抚安功业说义德，指有义德且气量宏大的人，能够成就大谋；心胸浅狭，则谋划不能深远。所以谋略说容德，这种说法尤其高明，因为它切合立政任人的意思。

唉！年轻人已经做王了。从今以后，我们设立官职、处理事务，要依靠平法之吏和牧民之夫。我们要能够明察了解他们的趋向，然后才让他们治理政事，辅助我们承受上天赐予的民众，调和我们的各种狱讼和谨慎防备之事。这时候不要让小人离间其间。即使是一句话、一个字的细微之处，我也始终只想着那些成就美德的杰出人才，来治理我们承受上天赐予的民众。唉！我周公旦已经接受了别人的美好言论，都告诉了年轻的君王了。从今以后，文王的子孙不要在各种狱讼和谨慎防备之事上出错。只有公正才能治理好它们。

周公上面已经历数了禹、汤、文王、武王得人的事迹，到这里于是感叹并告诫成王说：“你年纪尚且幼小柔弱，是年幼的孩子，现在已经做王了。从今以后，凡是我们国家设立官职和处理事务的时候，对于平法之吏，即掌管公平法律的官吏；牧民之夫，即管理民众的官员。只说这两个官职，大概因为前面已经详细说过，所以这里简略提及。说对于这类官员，必须明察了解他们所趋向的，趋向是指所倾向的方向。凡是贤愚能否，各有所倾向。必须明察了解他们所倾向的，然后才让他们治理政事，以辅助我们国家承受上天赐予的民众，调和我国所有的众多诉讼和应当戒慎防备的事。辅助是指像舜所说的左右有民那样。调和是指每件事都调和协调，使之合乎道理，不可违背道理伤害正道。这时候不要让小人离间其间，只应当诚心委任他们。即使在一句话、一个字之间，在我只应当始终想着得到成就美德的美好人才，来治理我们承受上天赐予的民众。大概小人之所以能够离间君子，是因为君主不把得到人才治理民众放在心上，所以轻信小人的话而容易疏远贤人。如果常常想着民众不容易治理，非得贤人不可，那么小人怎么能离间呢？比如唐宪宗也没有过人的地方，只是急于平定淮蔡，所以委任裴度，虽然皇甫逢吉等人都是他向来信任的人离间，但最终没有听从。那么君主的心能不把天下国家放在心上吗？”这一节说“我”虽然出自周公，都是周公指成王而言，不是周公自称。而解说的人有的把“我则末惟成徳之彦”当作周公自称，是错误的。龙舒认为“一话”是说一件事的始终，“一言”则只是一句话而已，这种说法有道理。周公既然说了君主只应当以得到贤人安定民众为心，于是又感叹说：“我周公旦已经接受了别人的美好言论，即前面所说的禹、汤、文王、武王得人的事迹，都是至美的言论，又不是我说的，都是平时从别人那里接受的。现在都已经告诉了年轻的君王了。”诸儒都把“孺子王”

译“嗣天子王”是指“孺子”，如今已经称王，只有龙舒认为周公称呼成王为“嗣天子王”和“孺子王”，并不是说他已经称王，然而这些话都是告诉“孺子王”的。观察起来，龙舒的话似乎有道理。周公自称他所告诉成王的，都是接受自他人的美好言辞，所以又告诉成王说：“从今以后，凡是作为文德之子、文德之孙的人，指的是成王。说”文王、武王有文德，作为文德的子孙，应当不冤枉案件，谨慎地处理事务，只任用正直的人来治理。各位儒者以“正”为“正”，以“是”为“是”的道理，说“正”就没有邪恶，“是”就没有错误。这种说法也讲得通。

译自古以来，商人成汤以及我周朝的文王，在建立政事、任用官员时，对于牧养百姓的官员和掌管刑狱的法官，都能使他们安处于其位，并推究其为人，然后才让他们治理国家。如果设立政事却任用奸邪小人，这些人不遵循道德，那么他们就不会在当世显扬名声。从今以后，设立政事，不要任用奸邪小人，只任用善良之士，让他们努力辅佐我们的国家。如今，文王的子孙、年轻的君王已经即位，不要在各类狱讼上出现差错，只有那些主管牧养百姓的官员，能够整顿你们的军队，去踏遍大禹走过的足迹，遍行天下，直到海外边远之地，没有不服从的，以此来彰显文王光明的德行，发扬武王伟大的功业。唉！从今以后，后来的君王在设立政事时，只应任用有常德之人。

周公既然希望成王不要在狱讼上出错，慎重处理事务，应当任用正直之人。到这里又再次叙述成汤和文王用人之事，说自古以来，如商人成汤，以及我周家的文王，他们在设立政事时，所任用的人，如牧养百姓的官员和掌管刑狱的法官，都能使他们安处于其位，然后加以任用，思考其为人是否贤良，在此之后才让他们治理国家。大概意思是说，成汤、文王凡是所任用的人，既让他们安处于其位，又推诚任用而不怀疑，又根据其行事来思考其为人，然后才让他们治理国家。周公既然说了成汤、文王用人如此详审，于是告诉成王说：“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设立政事却任用奸邪小人的。大概那些巧言令色之人，不顺从道德，如果任用他们，就不会在天下显扬名声，即没有善政、善誉可以称述。”那么成王今天应当怎么做呢？从今以后，凡是设立政事，应当不要任用奸邪之人，只寻求善良之士，任用他们来努力辅佐我周家就可以了。周公既然希望成王任用善良之士，于是又称呼成王为文子文孙，说成王是累世文德之人的子孙，虽然年幼柔弱已经为王，应当不要在各类狱讼上出错，只慎重选择那些主管牧养百姓的官吏。大概狱讼的情由，难以凭一人的见解去推测，只有得到合适的人任用，就必定符合实情而没有差错。这篇多次说“不要在各类狱讼上出错”，“慎重对待狱讼之事”，确实不可不慎重啊。如果真能任用合适的人，不在各类狱讼上出错，那么刑罚必定符合罪行，而人们畏惧法律不敢妄为以触犯天诛，而你们于是可以整顿你们的军队，即告诫约束他们不要妄杀掠夺别人，只按兵徐行，去践行大禹昔时所经历的足迹，万方所到达之处，自天下直到海外极远之地，没有不服从的。用此可以看见文王明德的先导，大概文王明德的光辉及于海外，成王未曾见过，现在可以因其遍行之际而见其所及之远。又可以发扬武王的大功，大概武王平定天下，如今成王能安抚万方如此，是发扬其潜德的光辉。这大概是极力说明不在各类狱讼上出错的效验，最终必定达到这个地步。周公告诫成王之事至此美好而详尽，所以又感叹说：“从今以后，不只是成王应当如此，即使是后来的君王在设立政事时，也应当能任用有常德之人。”常人指有常德之士，如皋陶所说的彰显其有常者，就是这样。

周公说道：“太史、司寇苏公式，恭敬地处理狱讼，以延长我们王国的国运。现在要谨慎，以分列适用中等的刑罚。”

周公上面已经详细说了各类狱讼不可不慎重之意，此时太史主管记录言语，将接受周公的话而编入册籍，周公于是呼唤并告诉史官，因而编录于此。周公说司寇苏公，即苏忿生，封国在苏，都城在温。因为苏公入朝担任司寇，能恭敬慎重地用刑。周公因说各类狱讼不可不慎重，于是称赞苏公能，所以刑狱之事说苏公能用恭敬的态度处理狱讼。狱讼既然能恭敬处理，那么时时无宽纵百姓之事，而王国的国运于是长久。周公既然说了苏公之功如此，所以说我在此用能恭敬慎重其事，凡狱讼之间，都条列其罪状，全部适用中等的刑罚就可以了。这大概是延伸前面不在各类狱讼上出错之意。

周官

成王既然废黜殷商的命运，消灭淮夷，返回归来在丰邑，作《周官》。

按照《大诰》与《微子之命》的序言，废黜殷商命运，乃是周公东征之后、任命微子之前，已经废黜绝灭了，不应至此又再次废黜。然而此序又说成王既然废黜殷商命运，大概三监之叛，淮夷确实同恶相济，周公既然诛杀首恶的管叔与武庚，而淮夷之民都投降，其命运而不诛杀，是虽然废黜殷商命运，而淮夷则未灭。为何到成王即位，没过多久，而淮夷乃与徐、奄之民再次煽动叛逆？如逸书《成王政》的序所言，则淮夷再次叛乱可知。夫淮夷、徐、奄本与三监共同叛乱，中间虽已诛杀武庚，废黜殷商命运，而余党则未尽扑灭，是殷商命运虽废黜，而余孽犹存，未得为尽废黜。虽小人日益熟稔其恶，自取灭亡，再次煽动叛逆，使圣人之仁有不能容忍，践踏消灭之，则余孽扫尽，昔之废黜者，今可绝其本根，不复再蔓延，而所废黜者尽无余矣。故此序所以又说成王既然废黜殷商命运，消灭淮夷者，正所以结前说，以见前日之废黜尤有不忍之意，尚贷其余孽，庶几其自新。今既生之，而不能自谋生全之道，至烦再废黜，此所以不得不再举而灭淮夷也。盖淮夷、徐、奄之再叛，亦必以复殷鄙周为言，故虽灭夷、践

译奄，也可以理解为黜退殷商天命的意思。成王在平定淮夷之后，将此事禀告于文王之庙，因此返回并驻留在丰邑，当时身处丰邑，于是整顿治理百官，所以这篇文献被称为《周官》。唐代孔颖达认为，《周礼》中对于每个官职都规定了人员数量及职责范围，确立为固定的制度，在授予成王刚刚执政之初，正值淮夷叛乱，无暇考虑设立官职的事宜，便向群臣发布号令。如今既然平定了淮夷，天下清平安定，所以用《周官》中关于设置官职、分配职责、任用人才的方法告知群臣。根据这一点来考证，那么这篇文献乃是成王将周公所制定的《周官》六职颁布给群臣看，所以以此告知他们。

译《周官》篇说：周王安抚万邦，巡视侯服、甸服，四面征讨那些不朝觐的诸侯，以安定他的亿万百姓。六服之内的众诸侯，如果防备不力、不承奉王德，就让他们回到宗周，由朝廷督正治理官员。

这是史官叙述成王之所以制定《周官》的缘由。周王就是成王。史官说成王抚临万邦，是指他作为君主而言。说成王自即位以来，于是巡视侯服和甸服。所谓“巡视侯甸”，并非只是巡视这两服，而是泛言他即位之后巡视侯国，所以暂且用侯甸来指代。成王巡视侯甸之后，对于有不朝觐的诸侯，成王于是四面征讨他们，以纠正他们的罪过。“不庭”，先儒认为“庭”是“直”的意思，不直就是违背王命。其他诸儒则认为诸侯朝见天子都在庭下，所以不朝见的人称为“不庭”。两种说法都通。根据经文考察，成王即位时就有淮夷、徐、奄的叛乱。成王的征讨，只是平定奄国、消灭淮夷，这只是东南一隅罢了，怎么能说是四面征讨呢？唐代的孔颖达认为，巡视守土是天子的重大事务，史官只是夸大其词罢了。然而成王的征讨，难道是因为喜好攻杀才这样做吗？只是因为诸侯负固不服，残害百姓，征讨那些害民的人，正是为了安定百姓。所以史官说成王征讨不朝觐的诸侯，正是为了安定他的众民。因为成王的征讨，不在于喜好杀戮，而在于安定百姓，所以正义之师一举，六服之内都知道成王不是为了威慑我们，而是为了安宁我们。所以六服的众民，无不承奉成王的德行，这是因为感怀恩德而顺服，不是畏惧威势而顺服，乃是心悦诚服。这就是说平定奄国、消灭淮夷之后，四方肃清，万国效顺，天下无事。成王于是班师回朝，到达丰邑，即文王的宗庙，向天下宣示周公所制定的法度，所以称为“督正治理官员”。周公制定《周官》，其中所设立的官职、所掌管的事务，难道都能完全沿袭文王、武王的旧制吗？必定有所厘定改正，因袭变革于其中，所以称为“董正”。大概是指督正并厘定治理事务的官员。唐代的孔颖达说“宗周”，是说周朝为天下所尊崇，王都所在都可以称为宗周，所以丰、镐、洛邑都可以称为宗周，这种说法是对的。孔颖达又说，检阅成王施政的顺序与《费誓》的经文，知道成王即位那年，奄国与淮夷又叛乱，成王就去征伐，现在才回来，《多方》篇说：“五月丁亥，王从奄国回来，到达宗周。”这与消灭淮夷后回到丰邑是同一件事，这种说法非常正确。

成王说：“遵循古代的大道，在天下未乱时就制定治法，在国家未危时就保全邦国。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立官职只有百官。内部有百揆、四岳，外部有州牧、侯伯。各种政务和谐，万国安宁。’夏、商两代官职加倍，也能施行。又说明智的君王建立政事，不只看重官职的多寡，只看重是否得到合适的人选。”

从这里以下，是成王制定《周官》时的言辞。“若”是助词，如同的意思。“若昔大猷”，是说如同古代的大道。成王说，如同古代的大道，对于天下的治理，要在未纷乱之初就制定治法；对于邦国，要在未倾危之先就加以保全。他的意思大概是认为政事应当在未纷乱之前制定，一旦混乱就来不及了；邦国应当在未倾危之时保全，一旦危险就来不及了。这就是古代的大道如此。成王既然说了古代的大道如此，于是另起话题说：“唐尧、虞舜，正因为能考察这古道，知道治理之所以能达到不乱，邦国之所以能达到不危，特别在于设立官职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因此建立官职，其数量只有百官。所谓“只有百官”，并非只有百人之多，而是大概而言。成王既然说了官职的数量如此，不想尽数列举其名数，于是略举其主要的。说唐虞所谓“只有百官”，其内部则有百揆，以揆度百官而为首长；四岳以掌管四方诸侯而为首长。这是内部设立的官职，其尊贵且重要没有超过这些的。其外部则每州立一牧，以总管二百一十国；而五国又立一长，称为侯伯，说他们是诸侯的首长。这是外部设立的官职，其尊贵且重要没有超过这些的。只有唐虞考察古道，知道治理应当在未乱时制定，邦国应当在未危时保全，于是建立这内外的百官。所以当时内外相互维系，果然能达到各种政务的和谐，那么治理果然就不乱了；万国的安宁，那么邦国果然就不危了。那么这两句话正是用来总结前面的意思。唐虞之后，如夏禹、商汤之时，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那时虽然离古制已经久远，事务繁杂，用人不得不广泛，以至于官职数量加倍于唐虞。然而用人得当，也能达到治理。所谓“能施行治理”，是说他们的政治和谐、国家安宁，不亚于唐虞。夏商所谓“加倍”，只是泛言其数量比唐虞加倍，并非说唐虞一百而夏商二百。而《明堂位》中有“有虞氏五十，夏后氏百，商二百，周三百”的说法，是荒谬的。成王既然说了唐虞、夏商设立官职的意思如此，于是说：“大抵明智的君王，凡在建立政事之时，不只看重官职的多寡，而在于得到合适的人选。”大概是说唐虞、夏商大致如此，君主正不应拘泥于数量，务必取其完备，只要得到合适的人选就必定可以治理。大概当时周公制定《周官》的制度，又比夏商详细，所以成王这样说。所以认为设立官职不可以多寡为疑，只要得到合适的人选

译那么，人口多也能治理好，人口少也能治理好。

译如今我这位年轻人只致力于修德，早晚都唯恐做得不够。仰思前代顺应时势、训导启迪官员的做法，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他们讨论治国大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官职不必齐备，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选。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他们辅佐三公推行教化，恭敬地阐明天地之理，辅佐我一人。冡宰掌管国家政务，统领百官，均衡四海。司徒掌管国家教化，颁布五常之教，安抚亿万民众。宗伯掌管国家礼仪，治理神与人，调和上下。司马掌管国家军政，统领六军，平定邦国。司寇掌管国家禁令，查究奸邪，刑罚祸乱。司空掌管国家土地，安置四民，适时利用地利。六卿分工负责，各自率领其属官，以倡导九州长官，使亿万民众富足安定。六年，五服诸侯来朝见。又过六年，君王于是适时巡视，在四岳考察制度。诸侯各自在方岳朝见，大大明确升降黜陟。

成王在上面已经陈述了唐、虞、夏、商建立官制的大致情况，因此这里自称“我小子”，因为这个缘故，恭敬勤勉于所做的事，早晚之间不敢懈怠，仰思前代的事情并顺应它，这就是说仰思唐、虞、夏、商建立官制的意图，以此来训导启迪众官，这就是下文所说的三公、三孤与六卿所任职务各有常规事务。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从此以下就是成王训导的话。因为他们以师法教导君王，所以称为“师”；因为他们辅助君王，所以称为“傅”；因为他们保护君王，所以称为“保”。然而一定要用“太”字来说，是因为其次还有少师、少傅、少保，所以用“太”字来显示他们的职位高于三孤。成王说我仰思前代建立官制如此，以至于设立这太师、太傅、太保三个职位，这称为三公，是说他们对于国家公正无私。然而三公的职位尊贵，不应当琐碎地处理事务的末节，所以只在于讲论治道，以经纬邦国，是说讨论治道的因革适宜、损益节度，以此来经纬国事，不琐碎地兴事造业。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三公的职位尊贵，将要调和治理阴阳，使三光完整，寒暑平衡，不应当丛集于小务，所以论道以经纬邦国，使国家安定则民众和睦，民众和睦则天地之和相应，而阴阳自然得到调理了。所以阴阳能够调和治理，是因为他们能够论道经纬邦国。三公的职位既然如此尊贵，而所承担的事务又如此重大，所以他们的官职不可徒具形式，只有得到合适的人才任用，没有合适的人宁可空缺以待用，不可取那些具官充数而任用非其人。这是成王训导三公的意思。三公之下有三孤，是说他们上面有三公的尊贵，容易曲意顺从，所以想要孤特自守，所以称为三孤。三孤指少师、少傅、少保。称为“少”，是因为他们副贰于三公的职位，比公为次，所以称为“少”。成王设立这三孤，将要副贰于三公而光大其道化，而恭敬地阐明天地之理。大概三公的职位将要调和治理阴阳，阴阳是天地之气。现在三孤将要副贰于三公推行教化，如果不明了天地之理，怎么能够副贰于三公调和治理呢？所以必须在于恭敬地阐明天地之理。由此说来，那么调和治理者若有所裁成辅相于其中，至于寅亮则只是阐明其理而已，不能预先用力于其间。这是成王训导三孤的意思。三公三孤所任职务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辅佐人君，所以成王总括训导他们说：“辅佐我一人。”大概说三公的调和治理，三孤的恭敬阐明，都是为了辅佐我一人。三孤之下，有六卿。六卿之长，称为冡宰。“冡”是山顶，指至高。说冡宰与六卿虽然分掌一职，而其官位尊于众卿，所以用“冡”字。六卿之事虽然各司其一，而冡宰得以兼制他们，所以用“宰”字。冡宰从分职来说，掌管治典；只有冡宰兼统六卿，所以百官都是他所统领，而四海都等待他均衡统领。说统而率领他们。均指平定他们，使远近多寡各得其平。林少頴说：“有伦有要，作纲作纪，使各得其序，不是统又是什么？或远或近，或多或寡咸得其正，不是均又是什么？”司徒是教官之长。教官称为司徒，是说没有乘骑而空行的人，都由他主管教化。司徒所掌管的，是国家的教化。因为他掌管教化，所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常之教，司徒应当有所敷布。亿万民众中不顺从五品的人，司徒应当以此教扰劝化他们，使他们改变旧习而得到顺从，所以司徒所以说“敷五典，扰兆民”。宗伯是礼官之长。礼官而称为宗伯，“宗”是尊的意思。礼用来尊崇事奉天地人鬼，而他是这方面的长官，所以称为宗伯。然而六卿都以“司”字来说，只有冡宰、宗伯不说“司”，是因为冡宰是天官，天与地对，则天尊地卑，所以冡宰不可说“司”，显示其尊贵不同于地官。宗伯是春官，春与夏秋冬对，则春先而夏秋冬后，所以宗伯不说“司”，也显示其尊贵不同于后三官。春官掌管礼仪，所以说“掌邦礼”。然而礼施之于祭祀，则用来事奉天神地祗人鬼，所以称为治神；施之于人事，则有吉凶军宾嘉之异，所以称为治人；勉之于交接，则有

译君臣、父子、兄弟、长幼、上下的名分，不可轻慢扰乱，所以称为“和上下”。司马，是政官的首长。政官称为司马，是因为政事用来纠正不正，指的是军旅之事。军旅之事，没有比马更急迫的，所以用司马来命名官职，是说所主管的在马。用司马的职责来考察，如果凭借弱小侵犯寡弱就惩罚他们，残害贤人祸害百姓就讨伐他们，内臣凌驾外臣就祭祀告天，田野荒芜百姓离散就削减封地，依仗坚固不服从就入侵他们，这些都是所谓的政事。因此司马的职责，所以说掌管国家政事，统领六军。天子王畿内的六卿，一卿统领一军。所以司马的职责在于统领六军，来平定邦国。邦国指的是诸侯。诸侯有骄傲背叛上级而不平定的，这里有办法削平他们，所以称为平定邦国。司寇，是刑官的首长。刑官称为司寇，是因为成群结伙抢劫叫做寇。刑官主要治理这类事务，所以称为司寇。司寇掌管刑罚，不说刑而说禁，林少颖说治理已经发生的，不如阻止尚未发生的。刑罚在已经到来时施加，不如在尚未到来时收敛。先王设立刑法，只是担心天下的人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所以明确显示利害的开端，使他们知道有这样的罪行，必定陷入这样的刑罚；有这样的恶行，必定触犯这样的法律，有所畏惧，不蹈入陷阱。这就是司寇所以说掌管国家禁令的原因。查究奸邪，刑罚暴乱，奸诈邪恶是暴乱尚未显露的；暴虐作乱，是奸邪已经显露的。所以奸邪特别查究切责而已；暴乱则施加刑罚。这些都是刑戮的事务，司寇掌管。司空，是事官的首长。事官而说掌管国家土地，是说其掌管空旷的土地测量它来安置居民。邦国的事务，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只有司空在于测量土地安置居民，所以士农工商四民，司空应当有办法安置他们。然而安置他们又不能没有供养，所以土地所产出的，各有其时节。司空则又应当顺应时节让百姓种植，顺应时节获得利益。所以称为顺应地利。成王既在上面分条六卿的职责，于是总括训导他们说：六卿分职，是说六卿各分其职以掌管其一。然而事务不能独自治理，所以又互相副贰，而每职有下属六十人，则各自率领下属共同治理。这大概是说六卿各掌一职，应当各自率领下属治理自己的职责。然而所职虽然不同，而都在利于百姓。所以六卿的职责，分开来说，虽然分职率属各自不同，至于在内任事，以倡导于外，共同治理九州，以富成其众民，则是一样的。这又是成王训导六卿的话。成王上面训导三公三孤，又及六卿与其六属，则训导在内者至极了。所以又及于诸侯。说你们诸侯，六年则五服各一朝见。是说五服每一年一服入觐，一年则各自休息在其本国，所以六年则五服各一朝见。又六年王乃时巡，是说十二年五服各二朝，天子乃以四时巡省于四方。四时是说春东、夏南之类。然而天下万国人君，岂能遍至？所以特别在四方方岳之下，考察其国的制度。如舜统一度量，协调时月的法则。而诸侯则各自朝见在其方岳之下，如东巡则诸侯毕朝于东岳，西巡则诸侯毕朝于西岳。人君则在其毕至，考察其制度，有功则升而进之，是说加地进律；无功则黜而责之，是说削地贬爵。这又是成王训导诸侯的话。

译成王说：“唉！凡是有官职的君子，要恭敬地对待你所主管的事务，谨慎地颁布你的政令。政令一旦发出，就必须贯彻执行，不能反复无常。用公心消除私欲，百姓就会真诚地归附。学习古代的道理然后做官，依据先王的制度来商议政事，政令就不会迷乱。你们应当以常行的典法作为师法，不要用巧言乱政，不要心存疑虑而败坏谋略，不要懈怠疏忽而荒废政务。不学习就像面壁而立，处理政事就会烦乱。”

成王在上面已经分别列举了三公、三孤、六卿以及诸侯等所担任的职务，并一一加以训导，到这里又总括告诫所有有官职的君子，意思是凡是在仕版上有一官一职的人，没有不加以训导的。因为上面已经分别根据他们的职务进行训导，这里又总括训导，可以说是详尽到了极点。成王说：“凡是有官职的人，应当恭敬地对待你所主管的职务，比如掌管典礼的要恭敬于礼，掌管音乐的恭敬于乐。谨慎你所颁布的政令，因为命令出自君王，臣下接受后向天下颁布，就称为令。意思是颁布这个命令向天下宣示，就不能不谨慎。命令既然从你口中发出，就务必一定要执行，不能让它反复，意思是前面的命令不执行，反而再次颁布命令来改变前面的命令。只有用公理消除私欲，百姓才会诚信归服于我们。因为私心只知道有自己而不知道有别人；知道自己就只知道自己有利而不知道有别人；那么就不会知道有利于别人。人如果只知道对自己有利而不知道有利于别人，那么人们就会怨恨我们，哪里会有信服的人呢？只有怀着这种私心却用公理去消除它，使私欲不发作，那么一定能与天下人共享利益、共享安宁、共享富足，人们难道还有不信服的吗？”这是训导有官职的君子，颁布政令、推行政务不可不谨慎且公正。学习古道以具备知晓前事得失、前代废兴的知识，使事情的利害、百姓的忧乐、政事的当否，在心中了然明白，然后入官处理政务。既入官处理政务，而在讨论当世的事务时，又斟酌先王的制度作为法则，而不敢凭一己之私决断，这样先王已经验证有效的办法，今天遵行它，施之于政，是已经验证的方法，哪里会有不能治理疾病、政事不迷乱而条理清晰的情况呢？这又是训导有官职的君子，让他们执守古道以驾驭今事。你们众官必须将常行的典法作为师法，不可自恃口舌之利，用侧媚之言改变法度，从而导致扰乱你所主管的事务。这又是训导他们守法。有疑虑就询问，如果藏在心里不决断，就会败坏所谋划的事；应当执行的就执行，懈怠疏忽就会荒废所推行的政务。学习古道则见识广博，不学习就像面壁而立，一无所见，以此临事就不知道应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劳而无功，必然导致心中烦闷。这又是训导他们决疑、勤政、学古的道理。这是总括告诫有官职的君子，即使是三公、三孤、六卿，细微到一事一职，没有不加以训导的，然而六卿的职务更尊贵，责任更重大，所以下面又特别告诫他们。从“戒尔卿士”以下，是特别告诫卿士。

告诫你们卿士，功业崇高在于志向，事业广大在于勤奋。只有能够果断决断，才没有后来的艰难。地位不期望骄傲，俸禄不期望奢侈。恭敬节俭才是美德，不要承载你们的虚伪。修德行善，内心安逸而日益美好；弄虚作假，内心劳苦而日益拙劣。身处安乐要想到危险，无不应当心怀敬畏。不畏惧而陷入畏惧，推举贤才、让位于能人，众官才会和谐。如果不和谐，政事就会混乱；举荐能胜任其官职的人，在于你们的能力。称职的不是合适的人，在于你们不能胜任。成王说：“唉！三公和大夫，恭敬地对待你们的官职，治理你们的政务，以辅佐你们的君王，使万民长久安乐，万国才会没有厌弃。”

这又是呼唤卿士而特别告诫他们。功是指抵御大灾、排除大患、兴办大利，如大禹治水那样。业是指职务的成效，如夔精通音乐、伯夷精通礼仪那样。想要功业崇高，没有高远的志向是不行的，如大禹开凿龙门、开辟伊阙，以成就万世之功，这岂是小志所能达到的？所以功业崇高必定在于志向。至于职业，不过是就其所职加以增修，不勤勉积累，怎么能达到广大？所以事业广大必定在于勤奋。功业既然在于志向与勤奋，所以只有临事当官而能果敢决断，有所行动而没有犹豫狐疑的过失，那么功业崇高、事业广大，必定没有后患。这是训导卿士要决意于崇高功业和广大事业。君王让卿士处在你们的位置，是因为你们能处理卿士的事务，所以用这个职位安置你们，不是期望用这个职位让人骄傲。用卿士的俸禄供养你们，是因为你们能处理卿士的事务，所以用这个俸禄供养你们，不是期望用这个俸禄让人奢侈。所以做卿士的人，只应当知道处在这样的职位，不期望骄傲，而恭敬地处之；知道享受这样的俸禄，不期望奢侈，而节俭地使用。而之所以恭敬节俭，又常出于诚实笃行的美德，不施行声音笑貌的虚伪。因为恭敬节俭而本于美德，那么之所以恭敬出于自然，而不是虚伪的足恭；之所以节俭出于自然，而不是虚伪的诈俭。这样就不期望恭敬而恭敬，不期望节俭而节俭，内心不劳苦，所以安逸而且日益美好。恭敬节俭出于虚伪，那么所做的恭敬是虚伪的恭敬；所做的节俭是虚伪的节俭。这样文过饰非，只怕被人发觉其虚伪，心怎么能不劳苦？不仅心劳苦，而且所做的日益拙劣，因为内心没有美德就不能掩盖外表。这又是训导以恭敬节俭为尚。人的常情，身处君王

译如果身处荣耀，就一定会骄横自大，不考虑到高位容易倾覆的危险。只有身处尊宠时想到高位容易倾覆，因而无所不谨慎敬畏，这样才能保持荣耀；如果不能谨慎敬畏，那么贬黜羞辱就会接踵而至，这难道不是进入了可怕的地步吗？这又是教导人们如何安处尊位的方法。

人有了长处，别人称赞他，推举他，没有不喜欢别人了解自己、与自己交好的。所以，别人有贤德，我推举他，让他排在自己前面；别人有才能，我谦让他，让他位居自己之上，这样互相推让，就没有不喜悦而和睦的。所以众官能够达到和睦。如果不能推举贤德、谦让才能，而是显露自己的长处，那么百官就不和睦，政事因此就会混乱。这又是教导人们互相推荐引荐的方法。

你所推举的人，如果确实能胜任官职，即能完成他的职责，那么能胜任官职的人虽然在他那里，也就是你的才能。因为那人有才能，如果不是我推举他，就无法显露他的才能，所以那能胜任官职的人，正是用来成就我的才能的。如果所推举的不是合适的人，即推举不称职，那么他就不能胜任职责，虽然在他那里，却成了我不能胜任职责的原因。因为那人不能胜任职责，是由我造成的。这又是教导人们慎重于选举的方法。

成王既然已经全面告诫了所有担任官职的君子，而在其中又特别告诫卿士，那么告诫已经非常详尽。而成王的意思，还认为不够，于是又感叹并呼唤三公及众大夫，说从上至三公，下至众大夫，这是再次全面告诫他们。说你们从今以后必须恭敬地对待你们所担任的官职，不敢轻慢地居位；治理你们所负责的政事，不敢废弛懈怠以至于混乱。这不过是重申前面的意思，大概是因为言语不足以表达，所以又重复强调。

只应当思考如何辅佐君主，以长久安定天下的百姓，那么万邦就不会厌弃我们周朝的德行。这大概是重申前面的意思，最后用国家的兴衰震动来警示他们。

译成王讨伐东夷之后，肃慎前来祝贺。成王命令荣伯撰写赏赐肃慎的诰命。周公在丰邑，病重将死，想要〇成周。周公去世后，成王〇于毕地，告知周公并作了《亳姑》。

这是已亡佚篇章的序言，按次序应当在此，所以先儒把它附在这里。唐代孔颖达认为，成王执政之初，东夷都叛乱，成王讨伐并使他们臣服。东北远方的夷人，其国名叫肃慎氏，因为成王战胜而远来朝贺。成王赐给他们财物，派荣国的伯作册书，命令肃慎史官记录这件事，所以用《贿肃慎之命》命名篇章。这里的东夷就是徐、奄、淮夷叛乱时，东方诸侯一同叛乱的那些人。这是孔颖达对《贿肃慎之命》序言的推测解释。关于《亳姑》的序言，唐代孔颖达认为，周公把政事交给成王后，回到丰邑，临终遗言，想要〇成周。因为成周是自己经营的，表示始终挂念，所以想要〇在那里。等到周公去世，成王〇于毕地，因为文王、武王的墓在毕地，表示不敢把周公当作臣下，于是以〇毕地的意义告知周公的灵柩，所以作了《亳姑》这篇书。这篇序言说告知〇的意思，而篇名叫《亳姑》，篇名与序言不相符合。唐代孔颖达认为，成王平定奄国后，将要迁移奄君到蒲姑，这是周公的意思。现在告知〇必定一并提及奄君，已经决定安置在亳姑，所以以此命名篇章。书已亡佚，意义不可知，孔颖达姑且以推测来解释，恐怕不一定正确。然而又不能强行解释，姑且保留这种说法。

尚书详解卷二十二

<经部,书类,夏氏尚书详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二十三

宋 夏僎 撰

君陈

周公去世后，命令君陈分别治理东郊，成周作了《君陈》。

对于“分正”的解释，解说者大多因为《毕命》中有“分居里”的话，就认为这里的“分正”是分别居住里巷并加以治理。殊不知《毕命》原文有划分井田疆界、标识住宅里巷的意思，而序言又明确说“分居里”，所以可以解释为分别居住里巷并加以治理。但这篇原文既没有居住里巷的意思，而序言又说“分正”，没有“居里”二字，怎么能旁征博引来解释呢？所以虽然这种说法出自先儒，都不敢采纳。大概周公以前因为商朝百姓顽固难以教化，所以经营成周并迁移那些不听从教化的人，自己亲自监管。虽然亲自监管，但实际上兼任朝廷的事务，这是周公身在王室而同时亲自监管治理成周。现在周公去世后，有召公在，而成周的百姓却不是召公所能像周公在时那样兼任治理的。所以周公去世后，成王就命令君陈，让他分担周公当时兼任的事务，去治理东郊成周的百姓。这就是所谓的“分正”，不是说分别居住里巷并加以治理，而是周公以前兼任的事务，让君陈实际分担以治理东郊。成周就是瀍水以东，往昔周公经营以迁移殷商百姓的地方。从洛邑来说，洛在西，成周在东，所以叫东郊成周。成王命令君陈分担周公的职务以治理殷商百姓，作书以命令他，所以篇名叫《君陈》，与《君奭》篇相同。大概君陈一定有封国在外，有君主的道理，所以用“君”字以示尊重。郑玄认为君陈大概是周公的儿子，根据经文考察，周公去世后命令君陈，就像蔡叔去世后王命令蔡仲，这恐怕不对。大概蔡仲的命令，原文明确说“你考察前人”，就知道是儿子。现在这篇屡次提到周公，完全没有“你考察父亲”和把父亲托付给儿子的意思，所以不敢认为这样。

君陈，成王这样说：“君陈，只有你美好的德行孝顺恭敬，只有你孝顺友爱兄弟，能够施用于政事，命令你治理这东郊，要恭敬啊！”从前周公教导保护万民，百姓怀念他的德行，前往谨慎你的职守，这里遵循常规，努力彰显周公的训诫，只有百姓才能安定。我听说：“极致的治理散发馨香，感动神明，黍稷不是馨香，光明的德行才是馨香。”你应当效法周公的谋略训诫，每天勤勉不懈，不敢安逸享乐。

这“君陈”二字，是旧竹简所标的题目。这“王若曰”，必定是当时史官记录成王的话，有不能完全得到原本言语的，或者以意推测，所以说“王若曰”。君陈，呼唤他的名字然后告诫。将要任命这个人，先称颂他的美德，说你君陈，我今天之所以任用你，是因为你有美好的德行，在于孝顺而能恭敬，是说亲爱父母而又尊敬。只有你能孝顺，所以在家里就顺从兄弟，在外面就能把这种孝顺施用于政事之间。大概孝顺就可以移忠于君主，居家治理得好就可以移治于官府。君陈能孝顺，这就是能施用于政事，而成王之所以命令他分担周公的事务而治理商朝百姓的原因。所以说命令你治理这东郊，是说命令你治理这东郊的百姓，而你不可不恭敬。既然命令君陈继承周公治理商朝百姓，就先陈述周公治理商朝百姓的事，说从前周公教导保护万民，师是说教导，保是说安抚。说周公当时治理商朝百姓，有教导安抚的方法，所以百姓于是都怀藏周公的德行而不敢忘记。你君陈实际继承其后，所以前往东郊，应当谨慎你所主管的职务。在这里都遵循常规，不要致力于变更，只努力彰显周公的训诫，那么百姓没有不治的。成王既然责备君陈使〇明周公所以训诫百姓治理百姓，所以又引用所听到的人的话来勉励君陈，使君陈知道周公的训诫确实不可废弃。成王说我听到人言，极致的治理，极致治理是说治理的极点，至者是大治。大概极治之世，天下和平，至和之气蔚为馨香，幽深的神明无不感动。然而神明之所以感动，不是因为黍稷作为祭饭的馨香能感动他们。极治之世人君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