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九

译所以启率领六军去征讨他。」

译《甘誓》记载，在甘地举行大战，于是召见六卿。启说：“唉！各位长官，我宣誓告诉你们：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上天因此剿绝他的国命。现在我只是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

《周官·大司马》规定，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天子有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都由命卿担任，如今启召见六卿，说明六军全部出动。季氏认为这六卿并非从冢宰到司空那六位朝廷高官。《周礼·地官》中的乡大夫，每乡有一位卿，大概天子的六卿另有任用，只有这六位卿在无事时各自掌管其乡的政事，隶属于大司徒；有事时则率领其乡的万二千五百人出征，隶属于大司马。所谓“乃召六卿”，指的就是这六位卿。如果认为是王朝的六卿，那么用兵时大司马主持军政，冢宰以下无缘也隶属于他。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如今启征讨有扈，至于亲自率领六乡的人马出征，是因为有扈国负固不服，敢与天子抗衡，而方伯连率不能讨伐，所以这场战争称为大战，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启将在甘地作战，于是事先召见六卿并宣誓，以此来责备他们服从命令。然而上文说召见六卿，下文却说“唉，六事之人”，这是因为六事之人是隶属于六卿的军吏和士卒。大概下文告诫左右和御者，是普遍告诫在军中的士卒，步兵也在其中。所以上文召见六卿，是召见他们将率领众人前来；下文感叹六事之人，则是总誓众人。启既已感叹六事之人，让他们听受誓言，于是便列举有扈的罪状，说有扈之所以可伐，是因为他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上天因此剿绝他的国命，所以我今天的事，不是我的私意，而是奉行天罚罢了。苏氏说，王者各自以五行的德行而称王，改正朔，易服色，自舜以前有以子丑为正朔的，有扈不使用夏朝的正朔和服色，这是背叛，所以说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他的意思是以这五行为五德的传承，以这三正为子丑寅的正朔，有扈不肯承奉夏朝的正朔，所以启讨伐他。这个论述五行三正非常切近。林少颖则认为商朝时才有改正朔、易服色的事，夏朝没有，苏氏的这个说法，我不敢认同。我私下认为有扈是夏的同姓之国，他骄横跋扈而不可制，废弃了尊尊之义，丧失了亲亲之恩。启声讨他的罪状，说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这个意义不必求之太深，总之只是废弃三纲五常，认为是这样，昏庸迷惑罢了。威侮，是专断其威虐以侮慢之；怠弃，是怠慢而废弃之。少颖的这个说法很平易，但经文说五行三正，恐怕难以解释为三纲五常，应当采纳苏氏的说法，将五行三正解释得切近。如果说改正朔、易服色不是夏朝的事，考察董仲舒说舜继承尧，顺从天道，改正朔，易服色，这不是夏朝的事吗？五行三正，大概是上天用来命令人君，使人君统治天下的依据。如今有扈威侮而怠弃之，应当获罪于天，而天绝灭了他。所以说天用剿绝其命，剿截也。剿绝谓截断而绝灭之，犹言殄灭。正因为他是被天截断绝灭，所以启的讨伐，乃是恭敬地执行天罚，不是自己的私意。林少颖说，经书记载誓师的话，无不以执行天罚为辞。大概如果不是执行天罚而用兵，那就是志在杀人而已，怎么能作为后世的法则呢？这个说法是对的。

左边不攻击左边的敌人，是你不恭敬君命；右边不攻击右边的敌人，是你不恭敬君命；御者不驾驭好马的正途，是你不恭敬君命。服从命令，在祖庙受赏；不服从命令，在社坛受戮。我就连你的妻儿一起杀戮。

启先前已经誓众，说有扈有罪，我将恭敬地执行天罚，所以在这里便告诫士卒，让他们戮力建功。古代车战，每车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那三人，一个居左主射，一个居右主击刺，一个居中主执驭。《春秋左氏传》宣公十六年，楚国的许伯驾驭乐伯，摄叔为右，以挑战晋师。乐伯说：“我听说挑战的人，左边射箭以聚集。”摄叔说：“我听说挑战的人，右边入垒，割取左耳、俘获敌人而还。”这是车左主射，右主击刺，而御者在中，只主马的驱驰罢了。王良与嬖奚乘车为范，如果不获为诡御，就获十禽。这是车的迟速，又在御者的良不良。然而这是凡常的车，如果是将帅的兵车，则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将居鼓下，在其中央，主击鼓与军人为度。如今这所誓的，是六事之人，专为主将而言，所以应当是凡常的兵车。然而这里说左不攻左，右不攻右，御非其马之正者，攻治也。谓在车左而不治其左之事，在车右而不治其右之事，在车中御马而御之不以其正，如王良之诡御者，这都是不恭敬君命的人。不恭命，犹言不用命。启既已誓众，说如上所言，都是你们不用命的过错，所以又勉励他们说：“用命赏于祖，用来激发他们用命的心。”又告诫他们说：“不用命戮于社，我就连你的妻儿一起杀戮，用来警戒他们不用命的过失。”大概古代天子亲征，载迁庙之主于齐车之中，若无迁主，则以币帛告祖祢。是行军未尝不载祖也。又左

译《公羊传》桓公四年说：“行军时要祓除社神，用牲血涂抹战鼓。”这说明行军时没有不携带社神的。在祖庙行赏，在社庙行刑，这是表示不敢专断的意思。以前的儒者说左祖右社，左为阳右为阴，所以赏和刑的告祭也不同，道理或许是这样。但是关于“孥戮汝”的说法，学者大多怀疑它。孔氏认为这是连同杀死他们的儿子，林少颖认为不是这样。《汤誓》也提到孥戮，那种按族连坐的罪责和夷灭三族的酷刑，正是商纣王和秦朝灭亡的原因。帝王的时代，哪里容得下这种刑罚？虽然汉代的孔氏说是权宜之计，用来威慑他们不要触犯，但既然启和汤已经说了这话，如果有不服从命令的人，必定免不了孥戮之祸。我认为这里所说的“戮”，不是杀人的意思，只是加以耻辱，即使加上鞭打，也叫作戮。所谓孥戮，就像《周礼》秋官司厉所说的，他们的家属中男子入罪，女子去舂米打草一样。跟随天子征伐，如果有不服从命令的，他们的家属至于入罪、舂米，难道过分吗？又《汉书·王莽传》引用这句话，颜师古注说：“《夏书·甘誓》的话，孥戮，是杀了他把他变为奴婢。”解说《尚书》的人认为是杀他的儿子，刑罚牵连到他的儿子，这是不对的。《泰誓》说：“囚禁正直之士的家属”，难道是杀他儿子的意思吗？这一说法在道理上也通顺，由此推论，那么林少颖的说法既有证据，又不诬蔑启滥用刑罚，所以特别采纳他的说法。

译五子之歌

太康失去国家，他的五个兄弟在洛水北岸等待他，于是创作了《五子之歌》。

林少颖说，声诗的创作虽然详细见于《诗经》三百篇，但追溯其起源，实际上始于虞夏时代。舜与皋陶互相唱和，说的是元首与辅臣相互依靠来治理国家，他们的言辞安详快乐，这就是所谓的治世之音。太康失去国家，五个儿子都心怀怨恨，叙述大禹的告诫来创作诗歌，他们的言辞怨恨愤怒，这就是所谓的乱世之音。这两首歌虽然记载在《尚书》中，但实际上是诗歌的渊源。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太康继承启而即位，沉溺于打猎，不关心民事。有穷国的君主羿，长久怀有篡夺的阴谋，到了这时就趁着太康打猎游玩不回来，百姓不堪忍受暴政，于是率领军队在黄河边抗拒他，使他不能返回国家。他的五个弟弟也侍奉母亲跟随去打猎。太康既然不能返回，他的五个弟弟知道危亡的日子不远了，所以在洛水北岸等待太康，很久不见他回来，于是怨恨他们的兄长不守君道，导致国家不再属于他们，所以叙述大禹的告诫来创作诗歌，以抒发他们憔悴困苦的胸怀，并且愤恨太康不能遵守皇祖的训诫，竟然导致这种地步。所以这本书称之为《五子之歌》，因为这五个人各自都有歌。那么这篇序言必定要说太康失去国家，大概是指太康被羿抗拒，不能返回国家。必定要说五个兄弟在洛水北岸等待，大概是指五个儿子和母亲虽然跟随太康出猎，但实际上只到了洛水北岸，不曾跟随太康渡过洛水向南，到达洛水以南。所以既被后羿抗拒，在洛北等待，不见他回来，因此创作了诗歌。这大概是孔子为《尚书》作序的话，想要概括一篇的大意，所以有这样的说法。五个人都是启的儿子，仲康就是其中之一。《尔雅》说：“昆，是兄的意思。”下文说“他的五个弟弟”，那么这五个人都是太康的弟弟。现在序言说“昆弟”，唐孔颖达说五个人自有长幼，所以称昆弟，大概是指在洛北等待的兄弟共有五个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五子之歌》说：“太康空居其位，因安逸享乐而败坏了他的德行，百姓都怀有二心。于是他游乐无度，在洛水以南打猎，一百天都不回来。有穷的后羿趁着百姓无法忍受，在黄河边抗拒他。他的五个弟弟侍奉母亲跟随，在洛水北岸等待。五个儿子都心怀怨恨，叙述大禹的告诫，来创作诗歌。”

前面是孔子作序说明作者意图的话，这里是作书者叙述五子创作诗歌意图的话。林少颖引用薛氏假设说：“尸如同主持祭祀的尸，大概是居其位而不做事。”经书说：“居其位而不能有所作为叫作尸，太康空居其位就是如此。”说居位而不敢有所作为叫作尸，康王空居天子之位就是如此。大概康王居丧，百官听命于冢宰，不干预万机，所以称之为空居天子，这不是他的罪过。至于太康，没有其他缘故而游猎忘返，放弃万机，这确实有弃位之心。所以这里说“尸位”与“羲和尸官”意思相同。那么这里说“太康空居其位，因安逸享乐而败坏他的德行”，大概是指太康如同尸一样，不能有所作为，只是沉溺于游乐享乐，从而减损他的德行。由此说来，那么“太康空居其位”应当为一句，“因安逸享乐而败坏他的德行”应当为一句。以前的儒者却把“太康空居其位因安逸享乐”作为一句，所以他们的说法认为太康以尊位作为安逸享乐，不勤政。总之不如前面的说法。君主既然因安逸享乐而败坏德行，就无法得到民心，而百姓怀有二心，所以说“百姓都怀有二心”，意思是他们不肯一心拥戴太康。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现在百姓都怀有二心，对于太康来说，如果知道悔改还来得及，他却不知道敬畏恐惧，反而乐于做游乐享乐的事，没有节制，所以说“于是游乐无度”。盘的意思是乐，乐于此而不知道这是错误的。太康开始游乐无度，所以王都距离洛水虽然遥远，况且放纵打猎，远到洛水以南，可见他到了洛水的极远之处，不只是洛水以南而已，所以说“在洛水以南打猎”。大概夏都冀州在黄河以北，洛水在黄河以南，现在太康舍弃宗庙社稷，渡过黄河到洛水，不只是到洛水以南，而且穷追禽兽到洛水以南的极远之处，那么他的遥远可想而知。不只是离开王都遥远，而且乐而忘归，甚至到了十旬，虽然淹留历经百日，还不知道返回，那么他的长久又可想而知。古代治理国家，如同临深渊，如同履薄冰，常恐肘腋之变、萧墙之祸起于一日。现在太康打猎游玩到洛水以南，长久到十旬，正适合后羿在黄河边抗拒他的原因。查《左传》襄公四年，魏绛说：“夏朝刚刚衰微，后羿从鉏迁到穷。”右边则穷是羿的国家名。那说“有穷”，就像说“有扈”一样，大概是有穷国的君主。所以说后羿。唐孔颖达与林少颖引用贾逵的说法，文说羿是帝喾时的射官，《淮南子》说尧时十日并生，尧派羿射下九个太阳。帝喾时有羿，尧时也有羿，那么羿是善射者的称号，不是人名。意思这个羿也是因为善射所以用羿来称呼他，不是人名。加上孟子也说逢蒙向羿学习射箭，所以作为羿虽然相同，但这个羿是被寒浞所杀，那个羿是被逢蒙所杀，那么孟子所说的又是另一个羿。所以知道羿不是人名，应当是凡是善射者都叫羿。我认为古今同名的人很多，羿应当是人名。之所以帝喾时有羿，帝尧时有羿，夏太康时有羿，孟子又说羿，大概是同名而已。哪有经文不记载名字而记载称号的呢？大概

译太康因安逸享乐而败坏了德行，百姓早已普遍离心很久了。如今他又在洛水以南打猎，那么过去那些已经离心的人就不能再忍受他不忠心了。这就是后羿能够凭借百姓无法忍受的愤慨，在黄河边阻挡他，使他不能回去的原因。大概太康渡过黄河向南到达洛水，又渡过洛水向南到达洛水以南，如果要回去，必定要经过洛水向北渡过黄河。这就是后羿在黄河边阻挡他，断绝他归路的原因。当时，太康的五个弟弟也侍奉着他们的母亲跟随他打猎。这恐怕即使没有渡过洛水向南，也离开了洛水北岸。然而现在后羿已经在黄河边阻挡，五子前进不得后退，停留在洛水以北，又很久没有见到太康回来。这就是他们普遍怨恨的原因，最终怨恨不足以表达，情感在心中涌动，于是追述大禹的告诫而作歌。大概先王创立基业重视法统，留给后人，必定有明确的谋略和确定的训诫，昭示后世，使有所效法遵循。现在太康荒淫到这种地步，不遵奉大禹的谋略训诫，这就是五子追述并作歌，以显示太康辜负了大禹的原因。

译第一首说：“皇祖有训诫：百姓可以亲近，不可轻视。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我看天下的百姓，即使是愚昧的男女，只要有一人得民心，就能战胜我；而我若有一处失误，就会失去三倍的民心。怨恨难道一定要等到明显时才去防备吗？应当在未见时就加以谋划。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就像用腐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作为统治者，怎么能不恭敬呢？”

唐代孔颖达认为这歌共有五章，每章各由一人所作，但辞意相互连接，自成首尾，这是五子相互顾盼，从轻到重，其一、其二，大概是作歌的顺序，未必可知。林少颖又说，诗歌的体裁，一人作就自成一章，现在却是五人作而共为一章，大概虞夏时代其体裁就是这样。比如舜在前作歌，其义未足，皋陶在后赓续，才补足其义。这五子之歌，开始说皇祖的训诫，而不及失国的怨恨，最后说国亡民叛，虽悔可追，而不及谋略训诫之言。史官总叙说：“五子都怨恨，叙述大禹的戒律来作歌。”大概五子的意思终始先后互相阐明，然后其义才完备。这说法是对的。这一章自“民可近”至“奈何不敬”，都是禹的话，用来训诫后世的。所以说：“皇祖有训。”“皇”是大，与礼言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同谓之“皇祖”，犹言“大祖”也。孔氏以“皇”为君，失之矣。“皇祖之训”首言“民可近不可下”者，盖谓君之与民势虽霄壤，然相须以安，实犹心体之相须以生。在人君当亲而近之可也，疏而下之，其可哉？盖民所以可近不可下者，以民是邦本，本固则国安，民不安则国非其国矣。故又继之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禹既言民之所系如此之重，故又言民之可畏如此其甚。盖人君所以能为人上而人畏之不敢慢者，特以其势力不加于我故耳。倘民不我归而势一失，则一夫一妇可以胜我。故禹又言：“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盖谓自民视我，虽尊为君，不敢有抗；然自我视民，虽一人足以胜我，我其可不戒哉？若汉武帝平日千乘万骑导前拥后，若不可侮；及微行出猎，乞浆于逆旅媪，媪曰：“无浆，但有溺耳。”欲攻之而幸免，以是知民之所以畏人君者，但势力耳。一失其势，则侮者至矣，岂非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之类乎？禹既言民之可畏如此，故又言人君易致过失，不可不谨。盖君以民为本，一失民则上失天下失国，一不慎而三失随之，则人君于民之怨，岂可待其明而后图之？《康诰》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要无怨则善矣，有则皆足以失民，何待明哉？”当图之于未见之先可也，故又继之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既言人君易致过失如此，故又言：“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盖谓民心难得易失，抚则后虐则仇，以一人而临兆民，危乎不啻朽索之驭六马。六马不逸则已，如逸，岂朽索能制哉？兆民不离则已，如离，岂一人所能挽而留哉？惟其可畏如此，故禹所以终曰：“为人上者，奈何不敬？”林少颖谓古车皆四马，天子则特驾六马，四马则两服两骖，六马则两骖之外又有两騑。騑盖服骖之旁又加两马，则为六也。盖天子之车，盛则驾六，常则驾四。今言六者，盖言马多则惧深，以极其可畏，故不曰四马而言六马，此说是也。

第二首说：“训诫中有：在内沉迷女色；在外沉迷打猎，贪恋酒色音乐，建造高大楼宇，雕饰墙壁。有其中任何一项，没有不灭亡的。”

前文说：皇祖有训，此言“训有之”。林少颖谓“防上皇祖”，故但言“训有之”也。迷乱曰“荒”，盖好色、好畋，精神迷乱，故言“荒”也。色，女色也；禽，从禽也。内作色荒，谓内荒于嬖宠也；外作禽荒，谓外荒于游畋也。甘酒，以酒为美而耽之也；嗜音，乃音乐为好而惑之也。峻宇者，谓高大其室宇也；雕墙者，饰绘其垣墙也。凡此皆骄纵暗主之所为，故有其一则无不亡，况兼有之乎？今太康防兼有之矣，欲无亡得乎？此五子所以取大禹之训而作歌也。

第三首说：“只有那陶唐氏，拥有这冀州之地，现在失去了他的道，乱了法纪纲常，于是导致灭亡。”

这又说自陶唐以来保民兢慎，故能享国。今则不然，所以底于防亡也。上二章皆大禹之训，盖上引禹之训以证于前，故下三章皆述太康之事，以明其不能祗奉先训也。陶唐谓尧也，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冀州，则有此冀方，实自尧

译起初，尧将帝位传给舜，舜传给禹，三位圣人相继传授，未曾背离正道。如今太康却因安逸享乐而败坏德行，从而丧失了统治百姓的根本原则。从尧到禹，那些用来扶持和成就天下的举措，其纲纪法度，全都被他扰乱了，这就是导致灭亡的原因。

译第四篇说：“光明伟大的我们的祖先，是万国的君主，有典章有法则，留传给他的子孙。如果关通石量，调和钧衡，王府就富有；如果荒废坠失他的基业，就会倾覆宗庙，断绝祭祀。”

这又是说大禹创业垂统，无非是可供继承的道统。如今太康却抛弃了它。我祖是指大禹而言。大概意思是说，我祖大禹以光明的德行君临万国，他所留给子孙的，都有典章法度，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作为子孙不必再更改，只要遵守这些法度而没有过失。即使关通石量，调和钧衡，只要使权衡适中，那么王府就已经极其富有了，不必另求，而用度自然有余。那么禹的法度难道不是非常好吗！如今太康却因为安逸享乐而荒废坠失了他已成的基业，以至于倾覆夏朝的宗庙，断绝禹的祭祀，难道不令人痛心吗！林少颖说，法度的训诫始于权，权与物均等而产生衡，衡运转产生规，规圆产生矩，矩方产生防，防直产生准，准正平衡而钧权，这是法度产生的根源。五权的法度，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这是钧与石又是五权中最重的。举出钧石，五权就可以推知；举出权，度量、准、防都可以看见。这就是特别提到关石和钧的原因。石说关，钧说和，只是变换文辞罢了。就像《月令》说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只是变换文辞，并非石可以关而不能和，钧可以和而不能关。按后羿在黄河边放逐太康而废黜他，但最终立了仲康。后来羿虽然篡夺了帝相的位子，寒浞又杀了他取而代之。寒浞灭亡后，少康就用一支军队祭祀夏朝配享上天，所以夏朝的宗庙终究没有倾覆，禹的祭祀终究没有断绝。这一章虽然这样说，是因为它有灭亡的道理。就像《诗经·正月》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是说它有灭亡的道理。这种说法是对的。

第五篇说：“唉！回到哪里去？我怀念着悲伤，万民都与我结仇。我将依靠谁？郁结在我的心中！脸皮厚而有羞愧之色。不谨慎他的德行，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

这五章互为始终，前两章专门说皇祖的训诫，后两章专门说太康的过失，所以这一章就用怨恨来结束。林少颖说，这一章是用来总结前面的意思并表达情感，这种说法是对的。呜呼，是感叹之辞。说“唉！回到哪里去”，大概是感叹太康被后羿放逐，我和母亲现在怅怅然不知归向何处，所以在心中怀念，实在悲伤而不能停止，所以说“我怀念着悲伤”。既已悲伤，又想到放逐太康的只有后羿，万民之中难道没有怜爱我而可以依靠以求生的人吗？如今万民都因为太康安逸的德行，都怀有二心，而与我结下仇怨，我将归依谁以免除祸患呢？所以又说“万民都与我结仇，我将依靠谁”。“畴”是“谁”的意思，“畴依”是“依靠谁”的意思。说没有一个人可以依靠，只有五子自念无所归向，不仅无所归向，又没有一个人可以依靠以免除祸患，那么死亡近在朝夕，无计可逃，所以说“郁结在我的心中”，大概是在心中思考，愤懑积聚，无法排解其忧愁。不仅忧思在心中，而且表现在脸上，有羞愧之色，所以说“脸皮厚而有羞愧之色”，大概是羞耻表现在脸上，好像脸皮厚，所以说“脸皮厚”。五子既说了忧愤如此，就责备太康说“不谨慎他的德行，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大概是说太康起初不能谨慎德行，沉溺于游猎，于是导致后羿的放逐，如今即使想改悔，又哪里来得及呢？这与盘庚说“你后悔自身又哪里来得及”意思相同。林少颖说，之所以说“回到哪里去”，是因为太康，而五子却说“唉！回到哪里去，我怀念着悲伤”；虐待百姓而百姓怨恨的，也是太康，而五子却说“万民都与我结仇，我将依靠谁”。应该忧虑、应该羞愧的，都在太康，而五子却把它当作自己的事，大概是因为人对于兄弟，只是亲爱罢了，有国家就共同享受安宁荣耀，失去国家就共同承受危险耻辱。其危险，这是可以忧虑的；其耻辱，这是可以羞愧的。这就是五子所以有仁人之心，而深得诗人之旨的原因吧？孟子说：“《小弁》的怨恨，是亲爱亲人。亲爱亲人，就是仁。”大概是周幽王放逐太子宜臼，将要杀他，作为儿子而将被父亲所杀，这是人情中最痛心的事。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怨恨，就是疏远父亲如同路人。这就是《小弁》不得不怨恨的原因。然而它的怨恨，只说“百姓无不耕种，我独自遭受什么？对天有什么罪过？我的罪过是什么？”只是引咎自责罢了，这就是仁人的怨恨。那么太康失去国家，五子的怨恨不深深责怪太康，好像是自己亲身做了不善之事导致的一样，如果不是仁爱之意充实于内心，而流露于外，怎么能这样呢？孔子作《书》，选取《小弁》；所以在《书》中，选取《五子之歌》，其用意是一样的。这种说法非常正确。

胤征

羲和沉湎淫乱，废弃时令，扰乱历法，说：“前往征讨，作《胤征》。”

苏氏按《左传》：魏绛、伍员说，认为后羿放逐太康，太康去世，他的弟弟仲康即位，而后羿执政。仲康去世，儿子相即位。相即位后被后羿放逐，逃到斟灌、斟鄩氏。后羿自立为帝，国号有穷。后羿又淫乱，被家众所杀，寒浞取代了他。寒浞占有后羿的妻子，生了浇和豷。寒浞派浇灭掉二斟，并且杀了相。相的后代叫缗，正怀孕而逃到有仍，生下少

译太康失国后，少康复逃到有虞氏那里，有虞氏的君主虞思把纶邑封给他。少康布施德行来收拢夏朝的民众，夏朝遗留的大臣靡收编了斟灌、斟鄩两地的残余百姓，以此消灭寒浞并拥立少康。少康消灭了浇和豷之后，才重新祭祀夏朝祖先以配享上天，没有丢失夏朝原有的法度。根据这些史实来考察，那么从太康失去国家之后，直到少康尚未祭祀夏朝祖先之前，这段时间都是羿和寒浞专权执政的时期，就像曹操之于汉朝、司马懿之于曹魏一样。〇侯征讨羲和这件事，大概出自羿的意图，并非仲康所能专断明确的。羲和这个人，推测他必定对羿有二心而对夏朝忠诚。羿假借仲康的命令，派遣〇侯前往征讨他罢了。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回答说：〇侯列举羲和的罪状，甚至说杀了他也不赦免，这确实如此。但实际情况只是羲和沉湎于酒，不了解日食罢了。这也只是执法官吏所能处理的小事，何至于用征伐来对付他？更何况沉湎于酒而荒废职守的人，哪里会有首恶和胁从者的情况？这一定是强行聚集众人的人才会有的。所以孔子编订《尚书》，必定说“羲和沉湎淫乱，荒废时令扰乱历法”，意思是说他的罪过仅此而已。必定说“〇侯前往征讨他”，是为了表明征伐的号令出自〇侯，并非仲康的命令，这是《春秋》的笔法。苏氏的这种说法虽然看似有理，但少颖认为不是这样。少颖说，他曾依据苏氏的论点，考证《左传》所载：羿虽然废黜太康而拥立仲康，但他的篡位，实际上发生在相帝在位的时候。相帝是仲康的儿子。仲康没有被羿篡位，到了他的儿子相才遭遇篡位。那么仲康在位时，羿的强暴威势终究不敢施加无礼的行为，是因为仲康有制约他的办法。查阅《唐书·志》记载：“辰星不聚合，房宿正当中，这是仲康五年”，那么〇侯的征讨，大概是在仲康即位第五年。出征既然在第五年，现在这篇书首句说“仲康开始统治天下，〇侯被任命掌管六军”，紧接着就说“承奉王命征讨羲和的事”，大概史官在这里叙述，是推究其本意。羿拥立仲康，正打算掌握征伐的大权，而仲康在即位之初就深谋远虑、先发制人，立即任命〇侯掌管六军。就像汉文帝从代地进入京城，刚登上皇位，就在夜间拜宋昌为卫将军，来镇抚南北军。这就是羿想要借以树立威势的意图，已经被〇侯掌握，所以整个仲康在位期间，羿不能实现他不轨的阴谋。那么叙述这篇书的人，之所以首先说仲康开始统治天下、〇侯被任命掌管六军的事，紧接着就说〇侯承奉王命出征，正是为了表明征伐的大权，仲康已经收回很久了，所以今天的征讨，确实出自仲康的命令。羲和的罪过，虽然只是荒废时令扰乱历法，但推测他想依附后羿，将要同恶相济，所以〇侯承奉王命去征讨他，而他誓师的辞令说：“你们众位将士，同心协力辅佐王室，还要帮助我恭敬地承奉天子的威严命令。”那么这命令出自仲康，就很明白了。少颖的说法与苏氏相反，但如果按照苏氏的说法，恐怕后世乱臣贼子会说，挟持天子以命令诸侯，孔子还把它保留在《尚书》中，那么他们必定会肆无忌惮地行事而不顾君臣上下的大义，这确实有害，所以特别采纳少颖的说法。湎，是沉湎的意思。说羲和沉湎淫乱，是指他沉溺于酒，以至于过度失度。他所负责的职务，本应通过观察历象日月星辰，来确定四季并成就岁序。现在却淫乱沉湎到荒废时令扰乱历法的程度，那么他失职就可想而知了。更何况天时与王事的关系非常重大，《尧典》开始制作历象，《舜典》首先提到玑衡，那么羲和荒废时令扰乱历法，仲康命令〇侯征讨他，虽然未必是他与后羿共同做不轨之事，但六军征讨他，也不算过分。况且他的誓师辞令中提到有首恶和胁从者的情况，那么羲和应当有聚集众人做不轨之事的意图了，六军的出动，又有什么妨碍呢？

译胤征篇，说的是仲康刚开始在天下即位，〇侯受命掌管六军。羲和废弃了他的职责，在他的封邑里沉溺于酒荒淫无度，〇侯秉承王命，前往征讨。

此前孔子编撰《尚书》时所说的〇侯征讨羲和的意图，这里则是作书者陈述〇侯出征的意图。说“仲康刚开始在天下即位，〇侯受命掌管六军”，意思是仲康刚登上天子之位，就任命〇侯掌管六军，担任大司马。又说“羲和废弃了他的职责，在他的封邑里沉溺于酒荒淫无度，〇侯秉承王命前往征讨”，意思是仲康既然任命〇侯掌管六军，当时有个叫羲和的人废弃了他所主管的职责，因为沉迷饮酒而在他的私邑中荒淫混乱，所以〇侯于是秉承天子的命令前去征讨他。这正是作书者叙述写作《胤征》篇的意图。有时称〇侯，有时称〇后，大概是因为诸侯入朝担任王朝公卿，所以称为“后”，就像禹、稷、伯夷被称为“三后”，周公、君陈、毕公被称为“三后”一样，意思相同。大概〇侯当时以诸侯身份入朝担任大司马，所以也可以称为“后”。仲康任命〇侯掌管六军是在即位之初年，命令征讨羲和是在即位第五年。现在作书者既然说了他掌管六军，紧接着就说征讨羲和的事，好像是一时之间发生的一样，想要追溯其根本，以显示仲康征讨羲和、征伐之所以能出自天子，并非一朝一夕的积累。因为他在即位之初，就能把兵权授予〇侯，不被后羿所掌控，这就是〇侯后来能够秉承王命去征讨的原因。林少颖说苏氏认为羲和是沉溺淫乱的臣子，对羿有二心而对夏忠诚，就像王陵、诸葛延背叛晋朝，尉迟迥背叛隋朝一样。如果真是这样说法，那么羲和的罪过确实可以赦免，〇侯就成了结党营私、依仗奸恶的臣子，仲康就成了优柔寡断、丧失权力的君主，《胤征》篇就与王莽的《大诰》相同了。圣人为什么把他的书收录在百篇之内，与尧、舜、禹、汤的书一起流传不朽呢？我私下认为羲和废弃职责，是聚集一群不得志的人，在私邑中崇尚饮酒，图谋作乱，难道仅仅是废弃时令、扰乱时日而已吗？这就是〇侯秉承王命前往征讨的原因。详细考察少颖的这个说法，那么苏氏的说法确实不能轻易听从。

〇侯向众人宣告说：“唉！我的众位将士，圣人有谋略训诫，明确的征验可以安定保全天下。先王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臣下能够有恒定的法度。百官修明辅佐，他们的君主才能英明圣哲。每年孟春正月，遒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宣告。官吏互相规劝，工匠拿着技艺来进谏。如果有谁不防备，国家就有常刑。”

从这里往下，是〇侯誓师的言辞。所以说“告于众曰”，以此表明从这里开始是〇侯宣告的话。“嗟！予有众”，大概是〇侯将要向众人誓师，所以感叹之后才说话，以此来加重事情的严肃性，就像所说的“嗟六事之人”一样。“圣有谟训，明徴定保”，大概是〇侯的话，想要先引用古训，来证明羲和的罪过，所以先说上古圣人有谋略训诫的话，垂示后世，都可以作为英明圣哲的征验，安定保全天下的常法。如下文所说“先王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直到国家有常刑”，都是先圣的谋略训诫。大概谋略训诫的话，是说先王时代，做君主的敬畏上天的警戒，如日月蚀、五星变异，都是上天用来警戒告诫人君的。先王就因此因灾祸反省自己，这就是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做臣子的恪守官方法度，如掌管治理、掌管教化，各司其职，不敢荒废丢弃自己的职责，这就是有所谓的恒定法度。只有在先王时代，君主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臣下有恒定的法度，像这样所以当时的百官都竭尽心力，修明辅佐君主，“修”如同“交修不逮”的修，“辅”如同“辅台德”的辅。所以做君主的，还需要做什么呢？只需要在上位英明圣哲而已，这就是所谓的“防己正南面”。然而又不止于此，又在每年的正月，派遣遒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宣告。遒人，是宣布命令的官员，孔氏说“遒是聚集”，聚集众人而命令他们，所以叫“遒”。《周礼》中没有这个官职，只有小宰说“正岁率领治官的属员而观察治理的法象，拿着木铎巡行宣告说：不遵守法度的人，国家有常刑”，那么遒人的官职，也是治官的属员。木铎，大概是金属外壳而木舌的铃。古代有金铎，有木铎，主体都是用金属做的，只有舌有金木的不同，木舌的叫木铎，文事就摇动它；金舌的叫金铎，武事就摇动它。这是文事，所以用木铎。然而之所以巡行宣告，大概是想要在位的师众，互相规正君主的缺失，百工技艺之士，各自拿着他们的技艺来进谏，就像轮扁用斫轮来劝谏齐桓公，都是拿着技艺来进谏之类。这些都是君主对臣民的责望。倘若已经命令了他们却不敬重其事，常刑的诛罚，难道可以免除吗？这是大概用刑罚督促他们，以此来责成他们尽职。凡此都是先圣的谋略训诫。圣人的谋略训诫如此，非常明确。现在羲和却用酒荒淫他的封邑，他违背谋略训诫太严重了。〇侯的誓师，之所以先引用这些，然后列举羲和的罪过。

当时羲和颠覆了他的德行，沉溺混乱于酒，背离官职离开位次，扰乱天纪，远远抛弃了他的职责。于是季秋月的初一，日月没有会合在房宿。乐官击鼓，啬夫奔跑，庶人奔走。羲和尸位素餐他的官职，没有听闻知道，昏迷于天象，从而招致先王的诛罚。上文已经举出先王的谋略训诫来证明羲和的罪过，所以这里就申述羲和的罪过，以显示他自取先王的诛罚，在刑法面前无处可逃。大概先王时代，君主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臣下有恒定的法度，还担心他们未尽职责，又有遒人的巡行宣告，使各自恭敬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译人们奔走，都是为了供给救日仪式的役使。《谷梁传》说：“天子救日，设置五种旗帜，陈列五种鼓。”曾子问道：“诸侯跟随天子救日，各自使用与自己方位颜色相应的旗帜和兵器。”而《周礼》中庭氏又有救日用的弓矢，由此可见，在救日的时候，必定

译因为有这百种劳役，所以啬夫奔走，庶人疾走，大概都是为了供给这些劳役。孔氏说“驰取币”，这是错误的。

政典说：“先于规定时间到达的杀无赦，不按时到达的杀无赦。”现在我用你们这些众人奉行天罚，你们众士同心协力为王室效力，应当辅佐我恭敬地承受天子的威严命令。林少頴说：以前的儒者解释这个意思，都把它归属于上文，所以汉代的孔氏说历象的方法，四时的气候，望、晦、朔等日期，先于规定时间就罪无赦，不按时到达也罪无赦，何况废除官职呢？这大概是不对的。帝王虽然重视历数，然而历官一旦出错以至于杀人，即使是秦代在路边丢弃灰烬、步行超过六尺的诛杀，也不过如此。根据上文说“先王能够谨慎对待天戒，以至于国家有固定的刑罚”，既然举出先王的法律来防范羲和的罪过，而下文接着说“惟时羲和，以至于触犯先王的诛杀”，首尾相互呼应，文义已经完整，不应当说又是指羲和而言，应当是太甲告诫官吏和士兵的话。查考周官治典，由冢宰掌管；教典，由司徒掌管；礼典，由宗伯掌管；政典，由司马掌管；刑典，由司徒掌管；事典，由司空掌管。太甲掌管六师作为大司马，所以举出政典来说，大概是大司马的法令。正因为它是军法，所以有先时后时的诛杀。先时是指先于军队约定的时间前进，这是邀功。就像汉代班勇与张勆共同攻打焉耆，班勇从南道，张勆从北道，约定一起到达焉耆，张勆常有罪过，想邀功自赎，于是先于约定时间直接进入焉耆，这就是先时。大概是不与大将约定防备而贪图利益轻率前进，不可不诛杀，所以杀无赦。不及时是指后于约定时间到达，这是逗留拖延。就像汉代派遣霍去病等人攻打匈奴，公孙敖从北地出发，虽然斩获居延三万级，也因为后于约定时间应当斩首，赎罪成为庶人，这就是不及时。大概是与大将军约定而不到，因为拖延军队期限，也可以诛杀，所以杀无赦。这大概是太甲誓师让他们按时前进，不得先时后时，先时会导致轻率前进，后时会导致败坏事情。太甲既然引用政典誓众以先时后时的诛杀，于是接着告诉他们说：“现在我用你们这些众人奉行天罚，这是告诉你们出征的意思。”将要出发，奉行就是遵行的意思。大概说羲和这样做，不仅得罪于君主，也得罪于上天，所以说奉行天罚。既然说今天的事情将要奉行天罚，所以又勉励他们说：“你们众士应当合力为王室讨伐贼寇，帮助我恭敬地承受天子威严的命令，是可以的。”大概太甲的出征，恭敬地承受王命而行进，你们众士能够奋力，就是帮助我恭敬地承受王命。

大火燃烧昆仑山冈，玉石一起被烧毁。天子的官吏放纵德行，猛烈于猛火。歼灭他们的首领，胁迫跟随的人不予治罪。旧日沾染污秽习俗的人，都让他们改过自新。唉！威严胜过仁爱，确实能成功；仁爱胜过威严，确实没有功效。你们众士，要努力警戒啊！

太甲上面已经勉励众士让他们合力讨伐贼寇，到这里又恐怕他们滥杀无辜，所以又告诫他们说：昆山出产玉石，火如果在昆山山冈上燃烧，就无法分辨玉石，全都烧毁，这确实太残暴了。至于奉天讨罪的天子官吏，他们行军打仗，如果有放纵的德行，不选择良善，一并诛杀，那么威风烈焰，又比火在昆山燃烧更盛，所以你们众士不可不警戒。今天的事情，那首恶渠魁大帅，只在羲和一人而已，其他与他结党作恶的，是羲和以威胁使他们跟随的人，不是他们的本心。所以我命令今天只应当歼灭羲和的首领，其他胁迫跟随的人都赦免而不治罪。凡是旧日沾染羲和的恶行而至于成为污秽习俗的人，都让他们得以改过自新，是可以的。这就是商汤周武所说的讨伐罪人、抚慰百姓的意思。太甲既然告诫不得滥杀，那么誓师的意思就尽了，所以又感叹着告诉他们说：威严胜过仁爱，确实能成功；仁爱胜过威严，确实没有功效。大概说今天的事情，应当奋起威严果断而期望必定实行，不可徇私姑息而延缓诛杀。各位儒者解释这个，多把威严当作刑罚，仁爱当作仁爱，所以说行军打仗的时候应当以刑罚胜过仁爱。唉，这是申不害韩非的事情罢了，难道是《诗经》《尚书》的话吗？只有林少頴说这里所谓的威严，不是刑罚的威严，而是果断的威严；这里所谓的仁爱，不是仁爱的仁爱，而是姑息的仁爱。羲和的罪过以至于有胁迫跟随的党羽，将要与后羿共同作乱，所以必定以果断的威严胜过姑息的仁爱，才能成功。如果赦免而不诛杀，这是姑息的仁爱，所以接着说“仁爱胜过威严，确实没有功效”，说姑息就没有功效。太甲既然勉励必定惩罚，所以又告诉他们说：“你们众士要努力警戒啊！”大概是想让他们努力警戒不要废弃我的命令。林少頴说太甲列举羲和的罪过，起初只是扰乱天纪罢了，而最终竟然涉及到胁迫跟随的党羽，这是知道羲和的罪过不止像上文所说的那几件事而已，必定是依仗他的不法行为，聚集他的党羽，在私邑崇尚饮酒，将要帮助后羿作乱。如果羲和的罪过只限于废时乱日，那么逮捕并杀了他，只是法吏的事情罢了，何至于率领六师征讨他呢？然而征讨他却不正名他的罪恶，大概如果正名他的罪恶，就必定穷究治他的党羽，铲除根源而杀了他们，而仲康的势力不足以制服后羿的奸邪，所以只举出羲和“废时乱日”的罪过来治他而已。这个说法是对的。

从契到成汤，迁徙了八次。汤开始居住在亳，跟从

译先王居住。作《帝告》、《厘沃》。商汤征伐诸侯，葛伯不祭祀，商汤开始征伐他。作《汤征》。伊尹离开亳都前往夏朝，已经厌恶夏朝，又回到亳都。从北门进入，于是遇到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

译以下这些并非《征》文的正文，而是散佚的《尚书》序言。唐代孔颖达认为序言原本独立成卷，不与经文相连。孔颖达认为经文与序言应当相互靠近，所以将序言引出来，分别置于各篇篇首。这一篇经文已亡佚而序言尚存，无处依托，不能把没有经文的序言当作篇首，而本书在此，所以序言附在这篇的末尾。其实这是《商书》。这是亡佚篇章的名称，书已亡佚，难以凭臆测其含义。孔颖达在此凭臆测加以解说，我不敢深信。然而序言所说的内容，也有可供考证之处。现在暂且为之解说。契，是商汤的始祖。从契到汤，共十四代，其间有八次迁移其都城。唐代孔颖达依据《商颂》说：“帝立子生啇”，可知契居住在啇。《世本》说：昭明居住在砥石。《左传》说：相土居住在啇邱。到了现在的汤居住在亳，这在经传中可见的，共有四次迁移。其余四次迁移不详。从汤往上七代未曾居住在亳，到汤才开始居住，所以说汤开始居住在亳，跟随先王的居所。汉代孔安国认为这个先王是契的父亲帝喾，喾居住在亳，汤从商丘迁来，所以说跟随先王居所。唐代孔颖达扩展其说，认为先王是指天子，从契以下都是诸侯，不应当称先王。况且《世本》《本纪》都说契是帝喾的儿子，喾居住在亳，现在汤跟随他，那么跟随先王居所就是跟随帝喾，这很明显了。但孔颖达认为汤从啇丘迁来，则不然。因为《左传》说相土居住在商丘，相土是契的孙子。从契到汤八次迁移，如果相土居住在啇丘，汤从商丘迁到亳，那么从相土到汤都城未曾迁移更改。这样的话，八次迁移的说法就在从契到相土三代之内罢了，已经七次迁移了，这合乎情理吗？估计从相土到汤其间必定还有迁移，只是不知道汤实际是从何地迁来，不必说是从商土迁来。唐代孔颖达此说有理，所以特别采纳它。此序言说从契到成汤八次迁移，汤开始居住在亳，跟随先王居所，作《帝告》《厘沃》，那么这两篇必定是讲述汤居住在亳跟随先王居所之事。汉代孔安国也由其篇名解释其义，说《帝告》《厘沃》是告来居住治理沃土，这是凭臆测，我不敢认为正确。汤征伐诸侯，葛伯不祭祀，汤开始征伐他，作《汤征》。这又是《汤征》这一篇。这一篇大概是讲述汤征伐葛伯的意图。书说：“汤一次征伐从葛开始。”孟子说：“葛伯不祭祀，汤派人送给他牛羊，汤派亳众去为他耕种。”那么汤征伐诸侯，大概始于葛伯不祭祀，所以这里说汤征伐诸侯，葛伯不祭祀，汤开始征伐他。伊尹离开亳前往夏，直到作《汝鸠》《汝方》，这是《汝鸠》《汝方》的序言。大概成汤起初没有讨伐桀的谋略，见其暴戾如此，心想得到贤人辅佐他，或许可以纠正其内心的错误，所以在莘野得到伊尹，就从亳推荐他到夏。孟子所说的“五次就桀”，此序所说的“离开亳前往夏”就是此意。只有伊尹五次就桀，而桀的恶行终究无法纠正，所以伊尹厌恶而憎恨他。从夏回到亳，世人说伊尹回到亳而讨伐商的谋略才确定，就是此意。然而伊尹回到亳，从亳的北门进入，于是遇到汝鸠、汝方两位贤臣。大概是汤的臣子伊尹与他们相遇，相互交谈，史官记录为《汝鸠》《汝方》两篇书。其书不知道说什么话，孔颖达说“讲述所以厌恶夏而返回的原因”，义也是凭臆测，我不敢认为正确。叶左丞说：“汤正在莘聘请伊尹，伊尹幡然跟随他，难道一定为了讨伐桀吗？如果可以与尧舜那样的君民相处，起初没有选择。难道只有伊尹如此，即使汤也是如此。所以就桀的，也是汤的志向。”直到五次往返而不能纠正，然后停止在亳，而讨伐桀的谋略确定，这不是汤、伊尹的本心。后来放逐太甲，天下不以为嫌；等到恢复太甲，不以为怨，从容去留，如同处在汤、桀之间。大概因为没有利伐桀之心，所以虽然讨伐而不疑于乱；因为没有夺取太甲之志，所以虽然放逐而不疑于篡。这是圣人的事，常情所不能测度的。此说极是，且用以阐明伊尹的心，而解说者却以“五次就桀”为伊尹为汤作间谍，这是战国之士以己度人。

尚书详解卷九

<经部,书类,夏氏尚书详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十

宋 夏僎 撰

商书

汤誓

伊尹辅佐汤讨伐桀，从陑山上升，于是与桀在鸣条之野交战，作《汤誓》。林少颖说：“书序本自为一篇，所以其言也有首尾相连的，不必序其本篇之意。如此篇的序言说‘伊尹辅佐汤讨伐桀，从陑山上升，于是与桀在鸣条之野交战’，篇内全无此意。大概因为上篇的序言说‘伊尹离开亳前往夏，既厌恶夏，又回到亳’，所以此篇与上文相接而言‘伊尹辅佐汤讨伐桀’，也如同《洪范》上承《防誓》《牧誓》《武成》之序，也说‘武王战胜商，杀受，立武庚’，而篇内殊无胜商、杀受、立武庚之意，皆是首尾相因之辞。而解说者却以若此之类皆圣人的深旨，至欲以《春秋》褒贬之义求之，非通论也。此说是也。大概伊尹既厌恶夏而返回，桀作恶不悛，终无改过之意，于是伊尹辅佐汤讨伐桀，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