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三

译告知他们，使功绩与谋略都得到彰显而不被压抑。这都不如汉代孔氏认为“申”是着重赞美大禹和皋陶二人的言论。唐代孔氏扩大这一说法说：“如果《大禹谟》中帝说‘俞’，地平天成，这是你的功绩伟大啊。《益稷》又说‘引导我的德行，这是你的功绩有条理’，这都是着重赞美大禹和皋陶二人的言论。”这是对的。篇章次序先禹后皋陶，序言却先皋陶后禹。唐代孔氏认为《皋陶谟》这一篇，皋陶首先发起话题，禹于是回应并询问他，皋陶的话在大禹之前，所以序言先说皋陶。却不知道《禹谟》中说“后来能够艰难地治理国家”以下，也是禹首先发起话题，那么禹的话又在皋陶之前，怎么能说皋陶的话在大禹之前，所以先说皋陶呢？又孔氏的说法，只适用于概括《皋陶谟》一篇而已，这序言包括三篇，怎么能只以《皋陶谟》一篇为依据呢？沈博士又说篇章次序先禹后皋陶，因为禹继承舜拥有天下，序言先说陈述谋略而后说建立功业，意思是禹的功业未必不是皋陶有所启发。这说法虽然接近，但考察经典，禹的功业自是功业，皋陶的谋略自是谋略，没有看到有皋陶启发禹的意思。只有林少颖认为先说皋陶而后说禹，并非在其中有轻重取舍，大概先说谋略而后说功业，是事情和言辞的次序如此。这说法最为平稳。有人说伏生把《益稷》合并到《皋陶谟》中，现在考察《益稷》篇首说“帝说‘来，禹，你也畅所欲言’”，与《皋陶谟》篇末“思考说‘赞襄啊’”文势相接，又这篇没有“益稷”一词，那么安国分为两篇，未必古文如此。我认为安国从屋壁中得到古文，因为它是古书，心中必定更加敬重，怎么敢凭自己的意思随意分别？《益稷》一篇，一定是古文。自从那时起，林少颖说古人编竹简成书，竹简所载不能太多，必定分析分开。分开之后，必定取几个字命名篇章。这篇有“暨益稷”的文字，所以借这两个字来命名简册。就像《论语》以颜子、微子，《孟子》以公孙丑、万章等命名篇章一样。又这三篇，又被称为《禹谟》的，难道全是禹的谋略，也有皋陶的话吗？《皋陶谟》的，难道全是皋陶的谋略，也有大禹的话吗？它们分为三篇，是为了便于简册，而不是说《禹谟》全在第一篇，《皋陶谟》全在第二篇。汉代孔氏说《大禹谟》九功，《皋陶谟》九德，这都是拘泥于篇名而做出的说法。所以林少颖也说，不必如此。凡三篇中出自禹的话，都是《禹谟》，何必是九功？出自皋陶的话，都是《皋陶谟》，何必是九德？这说法尤其恰当。

译《大禹谟》说：“考察古代大禹的事迹，他说：‘文德教令遍布四海，恭敬地承奉天帝。’”这里说“《大禹谟》说”，大概是作书的体例，都要揭示篇目，各篇都是这样。下面说“考察古代大禹，文德教令遍布四海，恭敬地承奉天帝”，大概是史官想要撰写《禹谟》，所以自述说：“我考察古代的大禹，这个人有文教布于四海，并且能够恭敬地承奉天帝”，意思是说大禹虽然有这些教令，仍然不忘恭敬君主。这大概是作书的惯例，凡是为人作书，必定先叙述他的德行，比如《尧典》说“考察古代”，下面说“放勋，恭敬、明察、文雅、思虑，安和宁静”；《舜典》说“考察古代”，下面说“重华，与帝意相合”。史官认为禹的文德遍布四海之外，没有不到的地方，于是陈述他的谋略以恭敬地承奉天帝，“帝”是指舜而言，他所陈述的谋略就是下文“能够艰难地做君主”以下的内容。

说：“君主能够艰难地做君主，臣子能够艰难地做臣子，政治才能安定，百姓才能勤勉修德。”

这是禹说的话。不直接说禹，是因为上文已经有“考察古代大禹”，所以承接上文不再重复。禹告诫舜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君臣是政治的根本。君主能尽到君主的道义而艰难地做君主，臣子能尽到臣子的道义而艰难地做臣子，这样政治的根本就确立了。根本确立，政治就治理好了，而百姓就会勤勉地修德。“敏”的意思是快。百姓快速地顺从善道，就像所说的“所以百姓顺从他是轻松的”，就是这个意思。林少颖认为这是禹的谋略。世上的人只认为舜做君主只是恭己无为罢了，于是认为舜治理天下是优游无为，曾经没有用心思，却不知道舜的君臣在殿堂之上都俞赓歌，从一句话、一个词未曾不以“克艰”为警戒，正因为君臣之间都不忘记“克艰”，所以才享有无为而治的局面。

帝说：“好！确实像这样美好的言论，没有隐藏的。荒野中没有遗漏的贤人，万国都安宁。咨询众人，舍弃己见而听从别人。不虐待无依无靠的人，不废弃困顿穷苦的人。只有尧能做到这样。”

这一段，各位儒者的说法都不连贯。只有林少颖说：“禹既然以‘克艰厥后’陈述谋略而告诉舜，舜于是赞同他的话，说能尽到克艰之道的只有尧是这样，但尧还觉得不够。”“允若兹”的意思是，确实能实行这个。“嘉言罔攸伏”，荒野中没有遗漏的贤人。尧的治理，到了人有美好的谋略，就都进告给上级，而没有隐藏。草野之中有贤人，就都愿意在朝廷做官，而没有遗漏。万国也已经安宁。那么他的治理可以说是大成了。“嘉言罔攸伏”，似乎可以不需要咨询访求；“野无遗贤”，似乎可以不需要经营寻求；“万邦咸宁”，似乎可以不需要忧虑体恤。而尧的心还认为不够。于是咨询众人，来询问政治的得失。有没做好的地方，就舍弃己见听从别人而不吝惜，而且不虐待无依无靠的人，不废弃困顿穷苦的人，只怕有一人不得其所。无依无靠，指鳏寡孤独，天生穷困的百姓，都哀怜而不虐待他们。困顿穷苦，指失职的士人，都任用而不废弃他们。极尽四海之间，没有一个士人失职，没有一个百姓不蒙受恩泽，然后才算尽到了君主的道义。那么“克艰厥后”，只有尧足以符合这句话。这个说法恰当。

益说：“好啊！帝德广大运行，既圣且神，既武且文。皇天眷顾天命，拥有四海，成为天下的君主。”

林少颖说“都”是赞美之辞。这是舜已经即天子位，群臣称帝，都指舜而言。大概舜既然说克艰之道，只有尧能尽到，于是益说舜的德行既然这样，那么他在克艰厥后的道上，大概也能优为之。这个说法极能贯通上下之意。广运，孔氏说广是说所覆盖的大，运是说所及的远。薛氏说：广如地，运如天，广则大而无不承载，运则通而无不周遍。这个说法与孔氏相同。不如张横渠说广大而流行，他的意思是广运不可分为二，只是说舜德大而能运用，所以用广运来说。下文圣神武文，这都是舜从广大中运行而做的。大概大而能运，就没有像伯夷那样可以命名为清，而不能命名为任；伊尹可以命名为任，而不能命名为和。只有大而能运，就变化莫测。从大而化之来说，就称为圣；从圣而不可知来说，就称为神；从威之可畏来说，就称为武；从英华显于外来说，就称为文。圣神文武，都是广运所显现的，不是在广运之外另有圣神文武。所以益在广运下都说“乃”，大概是说这德广而运之，才成为圣神文武。所以只有舜的德行这样，所以皇天因此眷顾而任命他，从侧微之中兴起，德行升闻，于是接受尧的禅让，拥有四海而君临天下。所以说皇天眷顾天命，拥有四海，成为天下的君主。那么益必定说到这个，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舜既然以大禹克艰的告诫，只有尧独能，他人不可及，所以益说舜广运之德，既在田间修习，升闻于天朝，上为天所眷顾，下为民所仰戴，那么想要克艰厥后以合乎尧，不在乎其他，在乎加之意而已。这正是益的意思。

禹说：“顺从正道就吉利，顺从逆道就凶险，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

译少颖说，伯益既然已经陈述了舜的德行广博深远，受到上天的眷顾与任命，受到百姓的爱戴与拥戴，那么在克服艰难险阻的道路上，就可以从容不迫地应对了。禹于是又告诫他说：“舜帝虽然受到上天的眷顾与任命，然而祸福吉凶本来就没有定数。人如果能顺应天道而行，上天就会以吉祥回应他；如果违背天道而不顺从，吉祥就会转变为凶险。这其中的道理，就像影子跟随形体，回声回应声音一样，大概有一种不期然而然的现象。”这番话的意思是，舜帝虽然拥有广博深远的德行，仍然应当战战兢兢、勤勉不懈，竭尽恭敬畏惧的心志，然后才能完全践行克服艰难险阻的道路。伯益的话是在开始时勉励他，禹的话是在结束时告诫他，这种解说详尽地阐明了其中的精妙之处。吴蕴古说：“行善，福报就在其中，并非在善行之外另有所谓的福报；作恶，灾祸就在其中，并非在恶行之外另有所谓的灾祸。这就好比有形体就有影子，有声音就有回声，难道它们是截然分开的两样东西吗？”这种解说极其契合《大禹谟》中“惟影响”的本意，所以特别保留下来。

译益说：“唉！要警戒防备，不要以为天下太平就丧失法度，不要沉溺于安逸，不要纵情于享乐。任用贤才不要有贰心，去除奸邪不要有迟疑，可疑的计谋不要施行。各种思虑才会光明通达，不要违背正道去博取百姓的赞誉，不要违逆百姓去顺从自己的私欲。不怠惰不荒废，四方蛮夷就会来朝拜。”虞，就是度量的意思。说天下没有需要度量的事情，所以称为无虞。这与《毕命》中“说四方没有忧患”的意思相同。大体上说天下的道理，在事务繁杂的时候，中等才能的君主也知道警戒防备来治理，只有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安逸享乐如同鸩毒一样藏在心中，居安忘危，不知道福中潜伏着祸患，即使是聪明的君主有时也会迷惑，最终导致变故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自己都不知道。所以禹已经用吉凶祸福相互影响的道理告诫舜，益在这里重申警戒防备的道理，尤其在于太平无事的日子。从“防止丧失法度”以下，都是太平无事之日应当警戒防备的。“吁”是表示惊怪的语气词。禹说吉凶祸福的常理，似乎没有什么可惊怪的，而益一定要说“吁”，大概是益听到禹善于言辞，惊讶而发出这样的声音。所以唐代的孔颖达认为“先叹吁后告诫，是因为惊讶于言辞的美妙，然后设立告诫的话，让听的人仔细审察他的话”，这个说法非常正确。自古以来太平无事的时代，上面安逸下面和乐，天下没有事情，虽然无为也可以达到治理，但是好大喜功的人，想要纷纷更改旧有的章程来显示自己的才能，放纵淫逸来快意自己的欲望；优柔寡断的人，长久安逸就会怠慢于升降官员而贤与不贤不分，糊涂于听取判断而可疑的计谋一定施行。所以益一定要用“防止丧失法度”来告诫，是担心他们纷纷更改旧章；用“防止沉溺于安逸，防止纵情于享乐”来告诫，是担心他们放纵淫逸；又用“任用贤才不要有贰心，去除奸邪不要有迟疑，可疑的计谋不要施行”来告诫，是担心他们怠慢于升降官员而糊涂于听取判断。大概舜的时候，继承尧的爵位，施行尧的道，法度彰明，礼乐显著，垂衣拱手观察天象，百姓富足，还有什么作为呢？只是谨守法度，使不失去旧有的制度罢了，所以先说“防止丧失法度”。如果周公在太平之后，作《无逸》一书，也是以变乱先王的正刑为戒，正是这个意思。“防止沉溺于安逸”，是说君主春天巡视耕种，秋天巡视收获，一次出游一次游乐，作为诸侯的榜样，那么君主何尝不出游？只是不沉溺于安逸。如果周穆王车辙马迹遍布天下，那是无益的出游。林少颖所说的“不做过分极端的出游”就是这个意思。“防止纵情于享乐”，淫是过度的意思，过度于享乐。如果纣王的长夜之乐，称为淫乐。林少颖所说的“不做过分极端的享乐”就是这个意思。任用贤才不要有贰心，是希望他一心一意地任用贤才，意思是知道他是贤才就一心一意，共同谋划达到治理，所以称为不要有贰心。一旦有异念，就是贰心了。去除奸邪不要有迟疑，是希望他果断地去除奸邪。大概奸邪之人，诡计邪谋，足以巩固宠幸。一旦知道他是奸邪，应当决然去除，不要再怀疑，使他出其不意。他虽然想另生诡计，也来不及。一旦迟疑而不果断，那么奸谋随即产生。即使去除了，也可能招致祸乱。所以去除奸邪希望不要迟疑，可疑的计谋不要施行。解说的人大多联系上文解释，说任用贤才有贰心，去除奸邪有迟疑，都是可疑的计谋，所以不可施行。我认为上文说任用贤才不要有贰心，去除奸邪不要有迟疑，接着就说可疑的计谋不要施行，三句都是并列而下，不可连在一起解释，应当各自作为一句解释。说任用贤才希望他一心一意，所以告诫不要有贰心；去除奸邪希望他果断，所以告诫不要迟疑；可疑的计谋足以败坏事情，所以告诫不要施行。可疑的计谋如《诗经》所说的“在道路上谋划建房，因此不能成功”，那么可疑的计谋，如果施行，不仅不能成功，而且将败坏事情，所以告诫不要施行，是说既然知道它可疑，就不再强行以求成功。凡是这几件事，都足以遮蔽君主的心。所以既然这样，上文几件事，君主如果能警戒而不做，那么心中一心，明白通达，没有遮蔽迷惑，如同浮云扫尽太空，空旷明朗，各种思虑像这样，怎么会不光明呢？君主只有一颗心，称为百志，大概天下百种事务，都关系到君主的心。君主用一颗心经营百种事务，是心一而志百，所以说百志。益已经告诫舜不做上述几件事，那么百志广明，而他的意思还认为不够，所以又告诫防止违背正道去博取百姓的赞誉，希望他遵行正道而行政治，那么百姓自然会亲近赞誉我。如果不行大道，仅仅像后世移民移粟的君主，致力于施行小恩小惠，所以获取百姓的赞誉，哪里值得取呢？又告诫防止违逆百姓去顺从自己的私欲，因为天生这些百姓，设立君主，来管理他们，是将要用君主治理天下，不是用天下奉养一人。所以君主应当顺从众心来谋划治理，不可违逆众欲来顺从自己。又告诫不要怠惰不要荒废，四方蛮夷就会来朝拜。大概益已经反复申述告诫这样，又担心他施行不勤勉，所以又说舜在这几件事上，能尽到警戒防备的意思，亲身施行，心中不怠惰，事务不荒废。难道只是中国治理而已，即使四方蛮夷也会来朝拜。大概极力说明其效果，来勉励舜使他警戒防备。林少颖说“无怠无荒”就是所说的“不倦以终之”，这个说法是对的。苏氏说“九州之外世一见”说：“《国语》说：‘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它的意思是诸侯见君主，有日见的，有月见的，有时见的，有岁见的，有世见的。日见的称为日祭，月见的称为月祀”

译当时来朝见的称为时享，每年来朝见的称为岁贡。远方的夷人一生只来朝见一次的，称为终王。这是说四方夷族来朝见天子，意味着四方夷族都遵循朝见的礼仪。」林少颖说：「益并非不知道舜的心意，不至于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却一定要反复告诫，唯恐做不到。圣人智慧周遍万物，道义济助天下，他之所以兢兢业业，实在是未曾有一刻忘记。这就是他成为圣人的原因。」

译禹说：“啊，帝啊，您应当深思啊！德行在于施行善政，善政在于养育百姓。水、火、金、木、土、谷这六府，必须加以修治；端正德行、便利器物、丰厚民生这三事，必须使之和谐。九项功业若能井然有序，百姓就会歌颂这九项功业的秩序。用美好的前景来警戒，用威严的刑罚来督责，用歌颂九项功业的诗歌来勉励，使这些善政不至于败坏。”

伯益先前已经谆谆告诫，让舜警惕而无所疏漏，并尽到了他所能提供的治国之道。因此禹在此又说道：舜如今以德政养育百姓，已经取得了成效，尤其不可不保持这已有的成就，使之达到永不败坏的地步。“于”是赞叹美好的语气词，既已赞叹，又说“帝念哉”，意思是说如今德政已经成就，这件事确实美好，帝不可不思考保持它的方法。这全都是关于政事的内容。以德作为政事，这才算是善政。所谓的善政，无非是为了养育百姓罢了。如今舜的治理，对于水、火、金、木、土、谷这六府，已经做到了“惟修”，“惟修”是说这六者各自发挥其本性，各自产生其利益。对于端正德行、便利器物、丰厚民生这三事，已经做到了“惟和”，“惟和”是说这三者施行于天下而不失其和谐。端正德行，就像所说的谨慎办好学校教育一样；便利器物，就像所说的粮食吃不完，材木用不尽一样；丰厚民生，就像所说的五亩宅基地，种上桑树，百亩田地，不耽误农时一样。这三者分开来说，称为六府，称为三事；合起来说，则称为九功。六府修治，三事和谐，那么九项功业就可以说是有序了。有序并不是说先治水、火而后治金、木、土、谷，先端正德行而后便利器物、丰厚民生。只是说这九项功业各自得其顺序而不丧失其利益罢了。九项功业既然有序，百姓蒙受恩泽，欢欣鼓舞，就顺着这秩序歌颂它，所以称为“九叙惟歌”。禹说这些话，意思是说善政用来养育百姓。如今六府三事修治和谐到如此地步，百姓都歌颂并歌舞它，那么善政养育百姓的效果在此就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为舜考虑，不必再寻求所谓的善政，只须思考如何警戒、督责、勉励，使这些政事不致败坏就足够了。这正是大禹说话的用意。林少颖认为九项功业得其秩序，那么上天的休美就会日益到来，我们于是恭敬畏惧地享受它，这就是所说的“戒之用休”。如果不然，那么上天的威严就会到来，所以用威严来督责并避开它，又用九项功业的歌谣传播于音乐之中，通过舞蹈的激烈动作来自我勉励。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警戒、督责、勉励，都是让君主自我警戒、自我督责、自我勉励。然而仔细品味文意，似乎并非如此。希望君主以此自我警戒，其意思其实是说如今养育百姓的政事已经如此，但六府三事都是百姓日常所用的，民情往往是开始时勤勉，结束时懈怠。万一防范养育久了，懈怠之心一起，虽然君主以此作为养育百姓的手段，但百姓或许会忽视而不放在心上，那么怎么能保证不败坏呢？所以必须用美好的前景来警戒，让他们知道勤勉于此必有无穷的美好利益。用威严来督责，让他们知道懈怠于此必有可畏的刑罚。用九歌来勉励，让他们歌颂这些事，快乐而忘记劳累。像这样，那么百姓都将终身依赖六府、三事。共同起来修治它们，那么君主养育百姓的政事，难道会有败坏的吗？所以警戒、督责、勉励，都是想让君主用这些方法来勉励天下的百姓。解说者都认为修治六府、和谐三事，都是禹的功劳。然而禹亲身成就了这些功业却自己说出来，难道是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劳来使君主感到荣耀吗？殊不知禹是圣明的臣子，既然委身于君主，承担天下的责任，那么看待天下的事，都是应当做的。虽然做的事功盖天下，也不自以为有功。不仅不自以为有功，也不知道这是自己的功劳。哪里像那些小人物稍有寸功，就夸耀并以被人知晓为说辞呢？如今他之所以说到这些，只是因为伯益以警惕无虞作为对舜的告诫，所以进言，让舜知道如今养育百姓的政事已经如此，舜还是不可不思考保持它的方法，这也是为了帮助成就伯益进言告诫的意思。陈少南认为金、木、水、火、土、谷这六者，是财用产生的来源，所以称为六府。端正德行、便利器物、丰厚民生这三者，是人事应当做的，所以称为三事。这个对“府”、“事”二字的解释非常好。

帝说：“是啊！大地平坦，天道完成，六府三事确实治理好了，万世永远依赖，这都是你的功劳。”禹先前已经陈述，如今六府已经修治，三事已经和谐，舜不可不知道思考保持它的方法，所以舜于是赞同并肯定他，认为他说得对。既然肯定了他的话，于是又把功劳归于禹，说六府三事之所以治理好，实在是禹的功劳。禹只是平定了水土罢了，六府三事禹未曾特意去关注，然而却认为是禹的功劳，大概是因为洪水未平，六府三事虽然存在，但谁能蒙受其利益呢？只有水土治理好了，大地才平坦。大地平坦，那么上天运行的时序，人们都可以依此播种收藏，所以六府从此日益修治，三事从此日益和谐。这六府三事，禹虽然未曾特意修治和谐，但实际上在其中有功，所以舜先说地平天成，然后接着说六府三事确实治理好，万世永远依赖，这都是你的功劳，大概意思是说如今六府修治，三事和谐，都因为你治水之后，地平天成，所以六府三事得以确实治理好，而万世永远依赖其利益，那么你先前所陈述的养育百姓的政事，虽然保持它在我，但其功劳实际上源于你。况且以今天来看，天下的百姓都安然无事，饿了吃渴了喝，曾无忧愁困苦的祸患，这都是禹的功劳。那么禹的功劳怎么能不被万世永远依赖呢？虽然如此，又岂止是万世而已？他说“万世

译“云者”，不过是暂且取数量众多这一点来说罢了。

译于是再次称颂三人的先前功劳来勉励他们，所以说“你们的功绩真是卓著啊”。大概舜禅让给禹的意图已经决断，如今禹既然把帝位让给了皋陶，所以舜叙述禹以前的功劳来勉励他，未曾提及禅让帝位的事情，因为他的心意已经对禹表明，不可更改；他赞美皋陶，是顺从迎合禹的意思。少颖又说禹担任百官之长，将职位让给稷、契以及皋陶，这里只提到让给皋陶而没有提及稷、契，查考《史记》，稷和契都是帝喾的儿子，帝喾去世后挚即位，挚去世后尧即位，尧即位七十年后让舜代理帝位，二十八年之后尧去世，尧丧期三年结束后舜才正式即位，即帝位之后才任命九官，在任命九官的时候，稷和契大概已经一百多岁了，舜即位三十三年之后才禅让给禹，此时稷、契这些人大概已经去世了，这似乎也合乎情理。

译皋陶说：“帝王的德行能防止过失，治理下属以简约为原则，驾驭民众以宽厚为准则。惩罚不牵连后代，奖赏则延及子孙。宽恕过失，无论大小；惩治故意犯罪，无论轻重。罪行可疑时从轻处理，功劳可疑时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宁可违背常法。爱护生命的德行，深入人心，因此民众不触犯官府的法纪。”舜既然赞美皋陶的功绩，皋陶于是追溯这功绩的根本，认为如果不是舜的盛德，自己也不能成就这样的功绩。所谓“帝德防愆”，是说帝王的德行没有过失。大概是不因个人的喜怒好恶来施行刑罚奖赏，这样官吏才能奉公守法地执行职责。所谓“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是说上面没有繁杂苛刻的法令，就没有暴虐的政治，正因为简约所以宽厚。所谓“罚弗及嗣，赏延于世”，表明圣人使用刑罚奖赏的方法本于人情，人情乐于接受奖赏而畏惧刑罚。所谓“宥过无大”，是说因过失犯罪即使严重也必须宽恕；所谓“刑故无小”，是说故意犯罪即使轻微也必须惩罚。所谓“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张彦政解释说：“罪行可罚也可不罚，那么这罪行就值得怀疑，从轻处理是可以的。功劳可赏也可不赏，那么这功劳就值得怀疑，从重奖赏是可以的。”解释这两句的语法很恰当，但不够明确。所谓“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是说罪行在可罚与不可罚之间，与其错杀无辜，宁可放纵有罪而违背常法。这是大舜不忍心使用刑罚，从“临下以简”到“宁失不经”，都是舜明慎用刑、忠厚至极的表现。爱护生命的德行深入人心，民众都知道上级不忍心刑罚我们，便以君子长者的道来要求自己，不轻易犯法，这就是不触犯官府，皋陶之所以追溯根本，认为是舜的德行所导致的。舜因为皋陶防止或干预了公正，认为是皋陶的功绩，皋陶又因为民众不触犯官府，归功于舜的德行。君臣之间，难道只是用虚言互相称美吗？舜如果没有皋陶，那么即使有忠厚之心，也没有人推行并使之惠及民众。皋陶如果没有舜，那么即使想推行君主的忠厚之心以惠及民众，但没有君主也就没有命令可禀承。有这样的君主，有这样的臣子，这就是舜得以随心所欲地治理天下，皋陶得以推行举荐的原因。苏氏说舜谦让皋陶，所以称颂他的功绩来勉励他。皋陶担忧天下仅靠刑罚就能治理，所以阐明功绩的根本，认为没有非常至高的德行就不能达到。我认为苏氏的说法虽然好，但说皋陶能阐明功绩的根本，认为没有帝王的至德就不能达到，这可以说是担忧天下后世认为仅靠刑罚就能治理，所以阐明功绩的根本，但这说法不可取【林说，并见《拙斋全解》】。

帝说：“使我能随心所欲地治理天下，四方风气随之而动，这都是你的美德。”

胡益之说舜知道天下的治理根本在于自己，不是皋陶的功绩。因为禹的推举如此，而义理不掩盖善行，所以提及皋陶阐明舜德所致，那么舜就不再加虚饰，只说使我能随心所欲地治理。舜、禹、皋陶君臣之间，以真诚相待。如果真如胡益之所说，那么舜赞美皋陶只是姑且这样说罢了，不是出于内心的真诚。但这岂不是很轻视舜吗？况且制定官刑的是君主，顺从君意执行刑罚的是臣子，那么臣子最大的本事莫过于使君主能随心所欲地治理。现在皋陶能使舜随心所欲地治理，那就尽到了臣子的本分了。舜因此称赞他，正是赞美他功绩的极致，怎么能说舜知道功绩不在皋陶，所以只说随心所欲地治理呢？那么舜说到这一点，大概是因为我之前赞美皋陶能明察刑罚以辅助教化，期望达到我想要的治理状态，以此作为皋陶的功绩。皋陶却推辞不敢居功，阐明功绩的根本源于我的德化，所以民众不犯法。我不忍心皋陶有这样的功绩却推辞不居，天下后世无从知晓，所以再次申明赞美他的功绩，说我本心期望不用刑罚，而你却能顺从我想要的而达到不用刑罚，所以四方都欢喜。君主以君子长者的道来对待我，我也以君子长者自期，纷纷向善，像风吹动一样，欢欣鼓舞，日益趋向善道，这实在是你的美德。陈少南扩展其意并解释说：随心所欲是不违背我的本心。舜的本心不在使用刑罚，只是认为天下不用刑罚则恶人不知畏惧，善人不知劝勉，所以不得已制定刑罚，命令皋陶掌管。如果皋陶不能使民众达到不用刑罚，必定违背舜的本心。正因为他能使民众达到不用刑罚，所以舜得以安慰其心，所以再次说随心所欲地治理，以此来极力陈述他的美德。这个说法是对的。林少颖说皋陶将功绩归于舜，不敢自居其功。舜不以盛德自居，而又推美于皋陶，互相称誉。考察其实质，没有一句话是溢美之词。由此说来，胡益之说舜只是姑且这样说，岂不是很轻视舜君臣吗？

帝说：“来！禹！洪水警戒我。诚信而成功，只有你贤能。对国家勤劳，对家庭节俭，不自满自大。只有你贤能，你如果不矜持，天下没有人能与你争能；你如果不夸耀，天下没有人能与你争功。我赞美你的德行，嘉奖你的功绩。上天的历数在你身上，你最终将登上帝位。”

舜既然历数禹的功绩而禅位之事，注意在禹而不可改变。等到禹让位给皋陶，帝虽然赞美皋陶但最终不说他让位，所以至此申明摄位之事，并且直说历数在你身上，谓天命已归，不可推辞。林少颖说“来禹”犹言“格汝禹”，洚水是洪水的异名，《说文》“洚”

译“洪”字都是胡公读反音，两个字意义相同，可以通用。以前的儒者根据经文写作“诞降嘉种”的“降”，持同样的说法。认为水向下流动，所以叫降水，这大概是不对的。水本性向下流，逆着它流动才会造成灾害。尧时的洪水，解说者都认为尧时有这样的变异，胡文定则认为自开天辟地以来，水流动没有得到它该去的地方，不是尧招致了它，而是事势的自然，不是忽然出现的。现在舜一定说“儆予”，大概是因为圣人虽然无事，还不忘警戒，何况洪水正在割裂土地，圣人难道会认为不是自己招致的而不畏惧上天的警戒吗？这就是舜一定说洚水警戒我的原因。洚水的祸患，没有人能承担这个责任，只有禹能体会舜的意思而成就诚信的成功，那么当时的人没有比禹更贤能的了。众人对于功业，都急于想要成功，凡是建立一项功业，一定期望在朝夕之间完成，即使违背民心也不顾惜，只希望成功罢了，哪有空暇去寻求别人的信任或不信任呢？只有禹不是这样，虽然承担治水的责任，却不敢要求逼迫效果图谋速成，先有办法让人信服，然后才敢施行功业。像洪水的祸害，以禹的智慧，难道不能迅速消除吗？一定徘徊八年不进入家门，直到十三年才成功，大概是不急于功业的成败，一定期望有办法让人信服，然后才希望成功。这就是舜之所以特别称赞成就诚信的成功的原因，大概众人都致力于成功，而禹却能成就诚信的成功，所以尤其难以企及。舜既然以成就诚信的成功为禹的贤能，但又说众人有这种功业，一定会依仗成功而产生懈怠之心，怎么能勤勉？依仗成功而产生夸耀之心，怎么能节俭？只有禹有这种功业却不认为自己有功，反而在国事上勤勉，不因为已经成功而懈怠；反而在家事上节俭，不因为已经成功而夸耀，他的心态常常不足，不曾有一毫自满自大之心，这就是他尤其贤能的原因，所以舜又说“惟汝贤”，来进一步赞美他。舜既然认为禹有功而不自满自大，所以在这里又说“你有功而不自满自大”，难道只是我称赞你吗？天下没有不称赞你而不敢与你比较功业争强好胜的。凡人的常情，对于别人有长处，谁不想永远拥有它呢？即使不求胜过别人，也一定认为我也能这样。不只是他能而已，怎么肯漠然自认为我不能而不敢与他比较呢？为什么呢？喜欢争先而不忍落后，是天下普遍的弊病。现在有喜欢争先、不忍落后的人，却能漠然自认为无能而不敢与人争，不是因为好胜的心以前存在，现在没有了。大概只有人有才能、有功业，不以此才能、功业向我夸耀，他还自视如同无能、无功的人，我即使与他争，将和谁争呢？这就是禹的才能所以没有人敢与他争的原因。有才能的人不是不敢，禹不以此自夸，他们即使想与他争，也做不到。禹的功业所以没有人敢与他争。有功业的人也不是不敢，禹不以此自伐，他们即使想与他争，也做不到。大概自夸和自伐都是以自己的长处向别人夸耀，我不向别人夸耀，他们与我起初不相干，理应不与我争。如果像蔺相如躲避廉颇，正引车躲避，没有心服廉颇的意思，不与他比较长短罢了。等到最后，廉颇负荆请罪，这难道不是我以长处自居，他没有什么可比较的，所以自然不能不服吗？禹不自夸不自伐而致使天下没有人敢与他争，看这个就可以明白。舜既然极力说禹的谦德如此，大功如此，认为他一定可以登上帝位，所以断然告诉他说：“我实在盛大，你的德行更加美好，你的功绩，你的德行如此，那么上天的历数就在你身上。你即使想推辞，也做不到，最终应当登上帝位。”少颖说这时正命令他居摄，没有立即登上帝位，所以用最终登上来讲。

译人心险恶难测，道心精微难明。只有精纯专一，才能真诚地执守中正之道。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信，未经咨询的计谋不要采用。

舜先前已经说天命历数已落在你身上，你最终将登上帝位，因此将心学的奥妙传授给禹。因为天下虽然广大，治理它在于道；四海虽然遥远，治理它在于心。如果心不正，那么邪念产生于内心，就会危害政治，即使是尧舜也不能实现良好的治理。所以尧传位给舜时，已经告诉他天命历数落在你身上，要真诚地执守中正之道。舜也应当以此命令禹。心只有一个，难道还有两个吗？这里说人心和道心，是因为喜怒哀乐已经发动，这是心向外与人接触，所以称为人心；喜怒哀乐尚未发动，这是心与道冥合，所以称为道心。其实只是一个心，因为有心已发动和未发动的区别，所以有人心和道心的不同。当喜怒哀乐已经发动时，一旦不符合节度，就会有震动天地、伤害阴阳和谐的情况，这难道不危险吗？当喜怒哀乐尚未发动时，看不见，听不到，寂静无形，这难道不精微吗？心是中正所在的地方。中正是治理天下国家的根本大道。君主执守中正来治理天下，而人心却危险而难以安定，像这样；道心却精微而难以明了，像这样。中正将从何处显现呢？所以舜告诫禹，一定要说中正，本来就不离开这个心。然而人心危险而难以安定，道心精微而难以明了。你如果想要执守中正来治理天下，不必向外寻求，只有专精守一。精纯就不混杂，专一就不二心。不混杂不二心，那么精神就完整而天理就昭然清晰。我于是从这个心中，寻求那所谓不偏不倚、卓然中立的东西，真诚地执守它，那么向外与人接触时，中正也不离开这个心，有什么危险呢？与道冥合时，中正也不离开这个心，有什么精微难明呢？从精一之理尚未完全的角度来说，就有人心和道心的区别；从精一之理已经完全的角度来说，那么人与道融合，不仅是一个心，反观而照见。只有那所谓中正的东西，卓然特立在方寸之心间，起初不知道哪个是道，哪个是人。中正，就是恰当适宜的意思。治理天下国家的人，担忧的就是不恰当适宜罢了。如果恰当适宜，那么即使是尧舜的禅让也不为过分，商汤周武的夺取也不为贪婪，伊尹放逐君主也不为篡位，周公诛杀兄长也不为叛逆。尧舜禹一定以此作为相互传授的美德。舜已经将心学的奥妙传授给禹，然而又担心禹没有完全精通精一之理，反求其心，不知道中正所在，或许滋生异议，而失去固有的中正，所以又告诉他“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信，未经咨询的计谋不要采用”。大概意思是说我前面所说的真诚执守的中正，不是从外部灌输给我的，只是人精一之理没有穷尽，那么中正就隐藏在我的心中，人们都实行它却不显著，习惯它却不察觉。如果精一之理完全，那么就像从袋子里取东西，近在眼前。你现在只有穷尽精一之理就够了，不可以说在自心中寻求而得不到，却向他人寻求。至于没有根据的话，有时也会听信；未经咨询的计谋，有时也会采用。如果这样，那么离中正就更远了。舜说到这些，实在是因为将天下交给他人，事情非常重大。已经告诉了他心学的奥妙，又担心他万一自信不坚定，那么其流弊就有不可胜言的。所以即使是禹以圣人之资接受舜的禅让，也必须极言其弊，反复详细地告诫他。没有根据的话，解说者都说是不考察古代，称为无稽；未经咨询的计谋，解说者说是不咨询众人，称为弗询。这种解说恰当，因为言语如果能考察符合古代，计谋如果能咨询访求众人，那么所说的所谋的一定符合中正之道。只有无稽、弗询都是私意曲说，背离正道越来越远，实在是中正的大害。舜之所以深切告诫于此。无稽称为言，弗询称为谋。唐代孔颖达说：“言是随意说话，谋是预先计划前事。”我认为这种解释言、谋二字非常恰当，但这种说法认为言与谋都是随意立言，没有取舍在其中，所以不如林少颖所说：“言曰谋，或听或采用，大概随意立言，没有深义。”这种说法是对的。

值得爱戴的不是君主吗？值得畏惧的不是百姓吗？百姓如果没有君主，拥戴谁？君主如果没有百姓，谁与守护国家？恭敬啊！谨慎地守好你的职位，恭敬地修治那可以愿望的。希望四海之内没有困穷，天赐的福禄永远终结。只有口能说出善言，也能兴起战争，我的话不再重复。

舜已经用执守中正治理天下的道理告诫禹，到这里又告诉他君民相互依存的关系，说百姓应当爱戴君主，君主应当畏惧百姓。唐代孔颖达说“可爱非君者”，意思是百姓所爱戴的，难道不是君主吗？“可畏非民者”，意思是君主所畏惧的，难道不是百姓吗？就像《诗经·北风》所说：“没有红色的不是狐狸，没有黑色的不是乌鸦。”意思是“没有红色的不是狐狸吗？没有黑色的不是乌鸦吗？”与这里的文势正相同。舜既说“值得爱戴的不是君主吗？值得畏惧的不是百姓吗？”，又说“百姓如果没有君主，拥戴谁？君主如果没有百姓，谁与守护国家？”意思是百姓之所以爱戴君主，是因为百姓以君主为命脉，没有君主就没有拥戴的对象，以至于无主而混乱，所以百姓应当爱戴君主。君主之所以畏惧百姓，是因为君主如果失道那么百姓就会背叛他，君主如果没有民众就没有人与他守护国家，所以君主又应当畏惧百姓。舜既说君民相互依存到相爱相畏如此，所以告诫他“恭敬啊！谨慎地守好你的职位，恭敬地修治那可以愿望的。”因为君民相互依存如此，在禹不可不恭敬其事，以谨慎守好其位，而谨慎守好其位的关键，又在于恭敬地修治那可以愿望的。“可愿”是指人君所愿望的

译关于这件事，人君的愿望不过是想让百姓爱戴我，我能得到众人的拥护来守护国家罢了。舜在上面说“众人如果没有元首，爱戴谁呢？元首如果没有众人，靠谁来守护国家呢”，就是这样，这是在讲人君所愿望的事情，在这里又说“恭敬地修持这愿望”，大概是想让他尽到自身应尽的责任，使百姓爱戴我，而我得以借此守护国家。既然希望恭敬地修持这愿望，又担心禹修持时或许不够恭敬，所以又说“如果四海百姓陷入困穷，上天赐予的禄位就会永远终结。”意思是说，人君可实现的愿望固然在于得到民心，倘若不能修持这愿望，致使四海百姓陷入困穷无告的境地，那么上天赐予的禄位就会永远断绝，意思是说，如果不能得到人心，就没有人来帮你守护国家，难道不应该这样吗？“天禄”之所以会永远终结，是因为人君贵为天子，富有天下，都是得益于上天的眷顾，所以说“天禄”。唐代的孔颖达则将其归属于上文，认为人君能够谨慎地居于其位，修持可实现的愿望，抚育困穷的百姓，勤于这三件事，那么上天赐予的禄位就会长久地延续到你身上。然而经文只说了“四海困穷”，孔颖达增加了“抚育”二字来解释，哪有这种道理？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告诫禹要谨慎地居于其位，修持可实现的愿望，对于四海困穷的百姓，还应当用天禄长久地施恩给他们，这就是所谓推恩以长久地延续其禄位。然而这种说法虽然顺应经文，但不能贯穿上下文的意思，所以都不能采纳。舜的志向，想要禅让给禹，大概已经决断而不可改变，到这里既反复告诫，但又担心禹或许再三辞让，拒绝接受成命，所以又告诉他说“只有口说出善言能带来好事，说出恶言能引发战祸，我的话不再重复，这就是我的意思。”大概是说，我的话已经说出口，话从口出若是善的，就能带来好事，意思是能说出好话；话从口出若是不善，就能引发战祸，意思是能引发诛杀。口是荣辱的关键，像这样，我的话难道可以再重复吗？大概是想让禹一定顺从。陈少南又说，天位是人所窥伺的，人君授受之际，呼吸出自口中，就容易导致兵戎之事。如果犹豫不决，没有不成为鲁国子翚、宋国与夷那种祸患的。现在舜的话难道可以再重复吗？陈少南的这种说法，大概是把“好”理解为口中说出的多是善言，在道义上兴兵，也讲得通。

译禹说：“请逐一占卜各位功臣，只听从吉利的结果。”帝说：“禹，官方的占卜，只在于先决断我的心志，然后才命令大龟来决断。我的心志已经先决定了，咨询谋划大家都同意。鬼神会依附于我，筮卦也会协调顺从，占卜不需要重复去求吉。”禹行拜礼叩头，坚决推辞。帝说：“不要推辞，只有你适合。”

禹上前向皋陶推让，帝不答应，又再次把禅让帝位的事命令给禹，禹没有可以推让的人，于是请求帝逐一占卜功臣，选择占卜结果吉利的人授予帝位。枚卜，汉代的孔氏认为是逐一占卜，唐代的孔氏推广其义，说礼制中衔枚氏用衔物，形状像筷子，现在人计数说一枚、二枚，那么“枚”是筹码的名称。所谓枚卜，是说人人按次序逐一占卜，就像数筹码一样，这个说法是对的。禹既然请求帝逐一占卜，选择吉利的人授予帝位，于是说不必再占卜的情况，说帝王设立占卜的官，在占问的时候，只先决断自己的心志，然后才开始命令大龟来决断。昆是后，元是大。昆命于元，是说后命令大龟。舜的心志想要禅让给禹，已经先在心中决定了，而又咨询谋划众人，众人都一致说应该在禹。人的谋划既然顺从，那么鬼神依附于人而行，自然依附于所谋划的，在占卜之间没有不顺从的。就像《洪范》中考察疑惑，必须先谋划自己的心，谋划卿士，谋划庶人，然后才开始谋划占卜。舜说，从我决断心志，那么禅让帝位的事已经决定在禹，考察占卜没有不协调顺从的，那么你又要让我逐一占卜，占卜难道能重复吉利吗？少颍说习是重复，像习坎的习，不习吉，就是说没有事情去重复占卜。我认为用习解释重复，很恰当，但这里说卜不习吉，而少颍说没有事情去重复占卜，那么在文势上不顺。舜的意思大概是我之前占卜你已经吉利了，现在如果又逐一占卜，难道有你已经吉利，又有人和你重复而吉利吗？占卜既然可信决断，不像这样不可凭信。唐代的孔氏说帝这话，那么帝既然谋划既然占卜，才命令禹，现在禹又说逐一占卜的，一定是当时帝和朝臣私下谋划私下占卜，禹不知道，所以请求重新占卜，恐怕也有这个理。禹行拜礼叩头，坚决推辞，大概说禹又不敢接受帝的帝位，于是再次拜礼而坚决推辞。古代的人在宾客主人授受的时候，必定三次推辞三次谦让然后成礼，何况接受天下的重任，禹敢轻易做吗？所以必定推辞谦让到再三，再三推辞的都是出于内心真诚，不是勉强做的。像汉文帝从代地进入，向东推让天下三次，向南推让天下两次，这也是知道天下不可轻易接受。所以文帝刑罚搁置的治理，其开端大概始于这里。至于那些缔结私情钓取名誉，做不合情理的推让，来成全私欲，像王莽所做的，是舜禹的罪人。毋是禁止的辞，止住他使不再推让。惟汝谐，是说只有你可以担当这个元首之位。

正月初一早晨，在神宗接受帝命，率领百官像帝舜当初一样。

推辞既然不能获准了。于是在正月的初一，在神宗接受帝命。神宗是尧的庙，祭法说：“有虞氏禘祭黄帝而郊祭喾，祖祭颛顼而宗祭尧。”《大禹谟》是《虞书》。所称的祖宗，必定指有虞的时代来说。苏氏说：“接受天下于人，必定告诉于他所从接受天下的人。”这个论断是对的。大概舜之前居摄之后，就观察玑衡，类祭上帝，辑集五瑞，觐见群后。现在禹又居摄，所以他所做的事，都像帝舜摄位之初。那么这个“若”字，大概解释为像，与《舜典》记载巡守说“如初”同意。先儒用“若”解释顺，说顺从帝舜初摄帝位的事。我认为奉行旧例的说法，固然对了。如果用“若”解释顺，那么不对了。说的人于是说授禅就和舜相同，受终文祖系于《虞书》，到禹受命神宗，却不系于《夏书》。难道帝和王必定有隆杀？殊不知《禹谟》本是《夏书》，孔子序正以明三圣相授，守一道。我之前已经在《尧典》中详细辩驳了。又哪里知道受命神宗不系于《夏书》呢？

帝说：“咨禹！现在有苗不顺从，你去征伐。”禹于是集合群后，在军队中誓师说：“整肃的众人，都听我的命令。愚蠢的有苗，昏乱不恭敬，侮慢自认为贤能，违背道义败坏德行。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百姓抛弃不保。天降下灾祸，所以我率领你们众士，奉行辞令讨伐罪人。你们尚且统一你们的心力，能够建立功勋。三十天，有苗百姓违抗命令。

林少颍说：尧年老而舜摄政，二十八年；舜年老而禹摄政，十七年。大概代替总领万机的政事，而尧舜的尊位为天子，大概依然如故。所以国有大事，还禀命于他们。禹征伐有苗，大概在居摄之后，而他禀命于舜，禹不敢专断。禹既然承受帝的命令，于是集合群后共同征伐不庭。大概古代有负固的国家，那么天子议定讨罪之辞以告诸侯，然后方伯连帅率领诸侯去征伐。禹既然集合诸侯的兵，于是在众人中誓师而告知前往征伐有苗的意思。从“济济有众”以下到“其克有勲”，都是誓众之辞。有集合必定有誓师，自唐虞以来就是这样。而礼说：“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商人作誓而

译百姓刚开始叛乱，周人便修筑防御工事，百姓才开始产生疑虑。《谷梁传》也说：“告诫与誓言在五帝时代是不使用的。”这些说法都是拘泥于防御的表象，没有探究根本原因。哪有秉承天子命令去讨伐有罪之人，却不对诸侯进行防备的道理？又哪有从事军事行动，希望众人服从命令，却不通过誓师来警示他们的道理呢？“济济”是形容军队盛大整齐的样子。禹说，这盛大整齐的众人，应当听从我的誓命。只有这有苗部落，蠢动兴乱，昏庸迷惑，不明白上下尊卑的分别，竟然对上天所施行的教化命令不恭敬，全都侮慢轻忽，常常自认为贤能。这就是帝舜之前所说的有苗不服从教化的情况。正因为有苗不服从教化到了这种地步，所以那些违背正道的人，本应当顺从正道而行，却反而背离正道而追随邪道；那些败坏德行的人，本应当自我修养以得之于己，却抛弃而不修持以至于败坏。正因为有苗违背正道、败坏德行，所以把正当的视为邪恶，把善良的视为罪恶。因此，君子被弃置在荒野，小人却被任用居于官位。小人得势便剥削下属、讨好上级，百姓被抛弃而无法保全。百姓既无法保全，上天就降下灾祸。这大概是深入阐述有苗积累恶行如此，百姓既不归附，那么上天必定不会助我，不可不征讨。所以禹在这里说：“我奉承上天的旨意，以讨伐罪人的名义去征讨有苗，你们众人尚且希望集中你们的心力，就能建立功勋来报答上级了。”这大概是勉励众人的话语。禹既然率领诸侯去征讨有苗，过了三十天有苗仍然不服，所以作书的人记载为“三十天有苗百姓违抗命令”。是说禹奉命讨伐罪人，而有苗仍然违抗命令没有臣服。汉代的孔氏认为：“指责舜帝不先发布文告命令、威严责备的言辞，却直接用威胁和武力来震慑，有苗因此生出祸乱。”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总之，有苗百姓违抗命令，不过是昏庸迷惑、不恭敬罢了。

译伯益向禹进言说：“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无论多远没有不能到达的。自满会招致损失，谦虚会得到益处，这是天道的常理。”舜当初在历山居住，前往田间耕作，每天向苍天和对父母号啕哭泣，承担罪责，归咎于自己，恭敬地拜见瞽瞍，恐惧谨慎而庄重严肃。瞽瞍也相信顺从，至诚的诚意感动了神明，何况这有苗人呢。禹拜谢伯益的善言说：“是的。”于是撤军整顿军队，舜于是广泛地宣扬文德，在宾主两阶之间舞干羽。七十天，有苗来归顺。

禹征伐有苗，有苗违背命令，伯益这时也跟随禹出征。看到有苗倚仗险固不服从，不能用威势制服，于是用言语辅佐禹，想让他撤军整顿军队，用德行来安抚他们。说德行上可以感动上天，旁可以到达远方。如果内心自满，反而自招损失。只有谦虚的人才能受益。减损盈满，增益谦虚，是天道的常理。伯益说这些，大概是想让禹以谦虚为德行，不与有苗较量，让他自己修养德行，那么他们自然就会服从。伯益说完谦虚受益的道理后，于是举出舜的事作为谦虚受益的验证。说舜在地位卑微时居住在历山，不被父母所喜爱，舜不敢归咎于父母，反而竭力耕田，尽到儿子的职责。在耕田的时候，每天号啕哭泣，向上哀告于天下，因怨恨思念父母，只承担自己的罪责，归咎于自己，不敢认为是父母的过失。只有舜以谦虚的德行自处，不因父母不喜爱自己而怨恨，坚持这样做，所以一旦恭敬地拜见瞽瞍，恐惧谨慎，虽然恐惧也不失庄重严肃的样子。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使瞽瞍顽固，也相信顺从。舜不被父母喜爱，向苍天号啕哭泣，诚意上达，天心暗中辅助，使瞽瞍达到相信顺从的地步。至诚尚且可以感动神明，何况这有苗人呢。如果以谦虚自处，不因为他们不服从而归罪于他们，反而自己修养德行，那么有什么有苗不能感化呢。这正是伯益辅佐禹的意思。有人说这话是说舜居住在历山时，瞽瞍已经相信顺从。等到《尧典》说舜未被举用之前，而三恶已经不能作恶，是舜在那时父母兄弟各自和睦。到《孟子·万章》问说舜才有焚仓、掩井的事，与象想分仓廪、干戈、琴弤的说法，是舜在尧举用之后，三恶还想害他，怎么能说是相信顺从不能作恶？如果以相信顺从不能作恶的说法为是，那么万章的话必定是没有这事。我认为孟子以咸丘蒙的问，不是舜的实事，孟子则辩驳说，这不是君子的话。现在万章问三恶共同谋杀舜，孟子不辩驳，反而一一教导他，是当时确实有这事，明白了。不能作恶的事前面已在《尧典》详细辩驳，不再说。相信顺从，唐孔氏说相信顺从，是舜以至诚恭敬拜见瞽瞍，瞽瞍见他的诚意时，恰好相信顺从。伯益在辅佐禹的时候，想让禹知道至诚一定能感动事物，所以这样说。伯益既以修养德行来使远方的人归顺的事告诉禹，禹于是拜谢他的善言，并且说“是的”。并赞同他，于是撤军整顿军队而回去。班师，是还师；振旅，是再整顿他的军队。大概是说禹听从伯益的话，还师于有苗之国，自有苗回到京师，于是再整顿他的军队。禹既撤军回去，舜于是广泛地宣扬文德，来安抚他们，停止战争不使用武力，而在宾主两阶之间舞干羽，来表示停止武事修养文德的意思。所以苗民知道舜对待他们的意思，不是乐于诛杀。他派遣禹出征，是因为以前已经放逐了他们的君主，又分开了他们的善恶而分别居住，我还是不服从，所以不得已而征伐。我已经违背命令，就不再加以诛戮，反而自责自己。努力修养德行，他对待我既然这样，我怎么能自我隔绝于他呢？这是应该退省七十天，举国来归顺的原因。干是盾，舞者拿着它，作为遮蔽。《简兮》的诗说：“左手拿着籥，右手拿着翟。”大概是文舞。帝王宣扬文德，而舞文武者，切意这话两阶，必定当时或者在主阶舞文或者舞武，或者在宾阶舞武舞文，也表示〇〇的意思。但经文不完备，不可强通，姑且这样理解罢了。舜的文德，什么时候不广泛宣扬？到这里才说广泛宣扬的，大概是作书到这里，看到舜责躬自反，不与有苗较量，而修养文德，所以用广泛宣扬的话，不是说以前没有，到这里才开始宣扬。林少颖说：唐虞之世，声教所覆盖，直到四海之外，不服从的只有有苗一国而已。以天下的全力来制服一国的违背命令，有什么难的？而舜禹用德行安抚他们，用宽厚对待他们，放逐他们的君主而不服从，就为他们分开善恶而分别居住。分开而还不服从命令，率领诸侯征伐他们，也不要求他们一定到来。又为他们撤军，能让他们自己服从。大概自有苗开始叛乱到这里，共五六十年，然后得到他们的真心信服，诚心服从。圣人优厚宽大的政治，不是后世能达到的。《尚书详解》卷三

<经部,书类,夏氏尚书详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四

宋 夏僎 撰

臯陶谟

臯陶谟说：“考察古代臯陶说：确实遵循他的德行，谋略明智，辅佐和谐。

根据臯陶谟一篇，从头到尾，虽然都是禹与臯陶相问答的话，其实陈述在帝舜面前，所以〇子云说臯陶以智慧为帝谋略，史记说帝舜朝见禹臯陶在帝前陈述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