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左氏传説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春秋左氏传説》二十卷，宋代吕祖谦撰。吕祖谦有《古周易》，已著录。他生平研究《左传》，共著有三部书：一是《左传类篇》，二是《左传博议》，三是这部《左氏传説》。《左传类篇》选取《左传》的文字，分别编为十九个门类。此书长久没有流传的版本，仅散见于《永乐大典》中，内容没有什么可采撷的。《左传博议》则是就具体事件确立义理，来评判其得失。这部《左氏传説》所持的论点与《博议》大致相同，而推演阐发更为详尽。陈振孙在《书録解题》中称赞吕祖谦对《左氏》一书多有阐明，而不刻意追求文采，似乎是一时讲学时门人所抄录的，这种说法很正确。朱熹在《语録》中也称赞此书极为详实广博，然而遣词造句颇为伤于巧饰。考察吕祖谦所著的《大事记》，朱熹也认为其中有纤巧之处，但称赞他对公孙弘、张汤奸诈狡猾之处都剖析得令人羞愧致死等等。那么朱熹所说的“巧”，是指其笔锋犀利，凡所指摘都刻露无遗，不留余地，并非指他巧于辩论，甚至颠倒是非。《书録解题》记载此书为三十卷，这个版本仅有二十卷。考察明代张萱《内阁书目》所载《传説》四册，另外还有《续説》四册，可知陈氏所说的三十卷，实际上是连同《续説》十卷一起计算的。如今《续説》从《永乐大典》中采集编成卷帙，因其体例自成起讫，仍分别著录。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左氏传説目录 春秋类

卷首

看左氏规模

卷一

隠公

桓公

庄公

卷二

庄公

闵公

僖公

卷三

僖公

卷四

僖公

文公

卷五

文公

宣公

卷六

宣公

成公

卷七

成公

襄公

卷八

襄公

卷九

襄公

昭公

卷十

昭公

卷十一

昭公

卷十二

昭公

卷十三

昭公

卷十四

昭公

卷十五

昭公

卷十六

昭公

卷十七

昭公

定公

卷十八

定公

卷十九

定公

卷二十

定公

哀公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传説卷首

看左氏规模

看《左传》必须看一个朝代之所以兴衰更替，一个国家之所以盛衰变化，一位君主之所以治乱交替，一个人之所以命运变迁。能这样去看，就是所谓先确立根本的大道理，然后再看一部书之所以得失。试着用隐公六七年间的事情来考察，事事都具备。所谓一个朝代之所以兴衰更替，《春秋》时期，是夏商周三代衰微的时候。然而虽然距离三代已经很久，先王遗留的风尚制度、典章文物，还有留存下来的。礼乐征伐，还出自天子。比如郑武公、郑庄公担任平王、桓王的卿士，郑伯担任左卿士，那么诸侯还入朝为臣。比如讨伐曲沃，拥立哀侯，那么还能册立国君。至于宋公不朝见周王，郑伯奉周王命令讨伐他，曲沃叛周王，周王命令虢公讨伐他，那么征伐的权力还在。比如戎人朝见周王赠送礼物，还不废弃礼仪。看郑庄公封给叔段京城，超过了制度规定，而祭仲的劝谏，惊恐骇异，援引九宗五正作为依据；迎接晋侯到随国，这大概是成王封唐叔的制度，那么先王的制度尚存。所有这些，都是三代遗留的恩泽尚未泯灭。假使平王在这个时候，能够振作奋发，还可以有所作为，那么西周的盛美可以追寻，文王武王的功业不会坠落。然而之所以不是三代而是《春秋》时代，大概是因为平王自己不振作。比如郑庄公担任卿士，应当任用就任用，应当废黜就废黜，何必用虚言欺骗他，这完全失去了君主的体统。曲沃庄伯本是庶出，正当帮助翼城讨伐曲沃，现在却帮助曲沃讨伐翼城，这是依附臣下讨伐君主，完全不是天子的讨伐，君臣的纲常乱了。仲子是惠公的宠妾，现在却以天子的尊贵，向下赠送诸侯宠妾的丧礼物品，那么夫妇的纲常乱了。以至于祭伯没有周王命令而私下结交武氏子，没有周王命令而索取助丧财物，以及郑伯怨恨周王夺取政权，而有互相交换人质的举动，像敌对国家一样，那么王纲解体，委靡削弱，因此不振作，这都是平王自己败坏的。所谓一个国家之所以盛衰变化，试着用鲁、卫、郑、宋来说。比如臧僖伯劝谏观鱼，考察他的言论涉及典章文物的兴盛，孔子所说的“一变至道”，在这里可以验证。而韩宣子也说周礼全在鲁国，直到后来还有留存。比如郑庄公有权谋，善于用人，当时有祭仲、子封、原繁、泄驾、曼伯、子元这些人，都为他所用，所以能以小国而强大。而后来有子皮、子产这些人出现。

译像卫国的动乱，石碏以自身殉国，平定祸乱讨伐贼人，维持了国家社稷，而其后有史防、蘧瑗这类人出现，所以季札有“卫国多君子”的赞誉，其渊源大概就始于此处。至于宋国的宣公、穆公，扰乱了父子相继的礼义，从而留下了殇公与公子冯的祸乱。其后随之而来的是六卿争权、骨肉相残的灾祸，列举这几个方面，虽然跨越数百年，都可以概略地看出来。所谓一位君主之所以导致治乱的原因，且以隐公来说。惠公去世后，隐公年长，本来应当即位，只是因为姑息惠公的偏爱，于是摄政而不能正式确立君位。至于费伯未经君命就修筑郎邑，公子豫未经君命就擅自与邾国、郑国结盟，公子翚未经君命就率领军队，这都是隐公不能收回君权，所以晚年发生了钟巫之变。所谓一个人之所以发生变化的原因，现在且举两个方面来说。有从善变恶的，有从恶变善的。比如郑庄公把母亲姜氏安置在城颍，天理已断绝，是古今的大恶。等到最后，他一旦有了悔意，因为颍考叔用“遗羹”的意思开导他，天理油然而生，于是母子如初，这是从恶变善的例子。比如郑国请求与陈侯和解，陈侯不答应，五父有亲近仁德、善待邻国的劝谏，见解历历分明，他在谋划国事方面如此，难道不是很好的吗？不到一两年间，郑国参加盟誓时歃血如忘，完全不把盟誓当回事，到这里昏然不知，如同丧心失志的人一样，前面劝谏陈侯时的和气不再存在，几乎像是两个人，这是从善变恶的例子。读《左传》能这样看，那么所谓先确立根本的大道就做到了。然后看一部书之所以得失的原因，所谓一部书的得失，比如叙述郑庄公的事情，极有笔力，写他怨恨的萌芽、良心的回转，都可见。开始说“屡次向武公请求”，一个“亟”字，母子相仇的根源在此。后面说“姜氏想要这样，怎么避开祸害”，这全无母子之心。大概庄公才略极高，叔段也在他掌握之中，所以祭仲等人越急，而庄公的心越缓，等待叔段先发动而后应对。前面命令西部、北部边境的官员两属于自己，与收取两属之地为自己的邑，庄公都不管，且只是放任他去。到后来罪恶贯盈，才突然断绝关系，毫不宽假，命令子封率领军队讨伐京邑，叔段逃奔鄢地，庄公又亲自率领军队讨伐鄢地，在他未发动时等待得很缓，在他已发动后追击得很急。庄公对待叔段，开始像处女般柔弱，敌人开门；后来像脱兔般迅疾，敌人来不及抗拒。然而庄公这类计谋，施用于敌国则是巧妙，施用于骨肉则是残忍。大凡人对于骨肉兄弟的情分最不可分割。对方错我对，才分出个对方错我对，便失去了亲爱之意。看庄公开始，想要害叔段，而有“姜氏想要这样，怎么避开祸害”的话，那么就是想让过错在姜氏，正直在庄公。等到想要讨伐叔段，而等待他的恶行变大，也是想让过错在叔段，正直在庄公，这就是讨伐他没有借口。庄公的心，只分曲直两个字，殊不知兄弟间哪里计较曲直？才说对方错我对，彼此对立，便有日渐互相残害的祸患。这是《左传》铺叙的好处，用十分笔力写十分人情。其后叙述周郑交质一事，则全不能分别君臣的大义，如说周郑交质与结两国的信任，这类言语像敌国一般，大概周朝衰微时习俗如此。《左传》虽然才高识远，然而不曾明理，溺于习俗之中，而不能在习俗之外另有一只眼看，这是《左传》记述的过失。如果像前面所说的《通鉴》四条，在六七年间也可以看出军制，如郑国打败燕国，用三军驻扎其前，潜军驻扎其后，像这类，谁不知道它是兵制？至于不说兵制因而可见的，必须看。如诸侯打败郑国的徒兵，这虽是平常句子，而三代兵制的大沿革处可见于此，大概徒兵自此确立，而车战自此渐渐松弛。财赋的明显者，谁不知道它是财赋？至于不说财赋因而说的，必须看。如臧僖伯劝谏观鱼，这固然不是论财赋，然而所谓鱼鳖鸟兽的肉不上祭器，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上礼器之类，这也可见当时正当的供给，其经常的大者虽归于公上，而其小者常在民间，这就是取之无穷、用之不竭的原因。如武氏子来求赙一事，这可见天子之权不振，不能使诸侯自来进贡，而反求之，大概周朝兴盛时自有大丧记之类，使其制度不废，又何至于求赙的地步呢？必须这样考证。如郑武公、庄公为王卿士，则还有官制的旧制。《左传》一书承接三代的末流，五经的余绪，学者如果尽心于此，则有不尽的用处。所以现在特别说其大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