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传説卷十六 宋 吕祖谦 撰
，然与他不竝立之意思都慢了，不过时时规正他。梁丘据才调防得，晏子无不两立之意。他于此可以立脚，便是转移得晏子处，便是晏子就他处。
译然而，他那种不与晏子并立的意思全都消退了，只是时时规劝纠正晏子。梁丘据才识能够防备，晏子就没有不与梁丘据并立的意思。梁丘据在这里可以立足，这就是能够转变晏子的地方，也就是晏子顺从他的地方。
晏子论彗星，则曰：「天道不謟【昭公二十六年】论路寝，则曰：「在礼【同上】
一言省刑，踊贵，屦贱【昭公三年】
不诛祝史，厚敛困民【昭公二十年】
齐之业固衰于景公，然当时忠言谠论亦莫盛于景公。看左氏所载，晏子立齐之朝，虽不秉政，观其前后献忠，如论踊贵屦贱，至于一言省刑，如论不诛祝史，如论厚敛困民，如论省方观民，如论和同之説，如论彗星，则曰「天道不謟」；论路寝，则曰「在礼」。大抵左氏所载七八事，忠言谠论如此之多，何故不能救齐之衰亡？且景公非不能听信晏子之言，看左氏载晏子之谏，或曰「公乃止」，或曰「公曰善哉」，此类甚多。如孟子所载，晏子论巡狩述职，景公大説；又如《论语》所载，景公问政，夫子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曰「善哉」，见得景公于忠言谠论未尝不欣然领受。而齐卒不振者，盖能听而不能用也。此所谓「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説乎？绎之为贵。説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大抵人君寜可不受忠言，固执而至于忿激如此，只是不受犹可望他有个转移道理。至于知听而不知用，人君之大患正在此。孔子是大圣人，言语尚不能转移景公之心，况晏子学问力量视孔子不啻天渊，如何移得景公之心？以此知人君虽有寛容之量，徒受直言而不能用之，则国之废兴存亡，正不在此。
吴公子光弑其君僚【二十七年】
吴公子光弑其君僚，考左氏所载本末，公子光固不能无罪，然吴王亦不知根本之虚。因楚丧而伐楚，亲贤国之望，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伐潜，用兵于外，而季子又使之聘于上国，遂至于晋，以观诸侯之强弱。一时亲近之臣皆安顿在外，故公子光得窥伺间隙，得行其谋而作乱。此见得吴王不知根本之虚处。大抵为国之根本，莫大于亲贤两字。有亲则可以藩屏王室，有贤则可以镇重朝廷，虽有奸贼，不敢觊觎。今则吴王亲如掩余、烛庸，则使之帅师围潜；贤如季子，则使之出聘于外。此公子光所以成篡弑之祸。使数子皆在王之左右，安得至此？公子光包藏祸心，固已久矣，至此方得逞其志。大抵篡弑之臣，乗闲投隙，固不足论，所可罪者吴子也。向使他不知公子光之奸，愈信他为腹心，如此则是不觉不悟，不足深罪。观公子光伏甲享王之时，吴王亦自知其谋。观其使甲坐于道，及其门、门阶、户席皆王之亲，当时设备如此其严，然终不免于祸。是明知其谋而明陷于祸。吴王既明知他有篡弑之心，须当兢兢业业，遵飬时晦于此上做工夫。既不曽于此上做工夫，而亲信之臣如掩余、烛庸、季子之徒，不当使之在外。数子既在外，安得不致篡弑之祸？以此观之，则罪不专在公子光，实吴王之罪。
楚郤宛直而和，国人説之【二十七年】
楚郤宛直而和，国人説之。为鄢将师，费无极所谮，卒不免于祸。以常情论之，直而不和，固招尤纳祸之道。今郤宛既直且和，亦似乎刚柔相济，亦似乎得守身之道。何故为小人所谮，终不免于祸？此最当察。大抵处无道之世，防邪在朝，郤宛在下位，廼得一国之情，为上下所喜，自然招祸。天下之人所以招悔尤之道，有易察者，有难察者。若大刚不济之以柔，大柔不济之以刚，其为招尤召祸却易察。到得既直而和，柔刚相济，只去身上防已，自无病，已自得处身之道。以大势论之，这个病根难察。盖是郤宛己不识时了，自以为处身于无愧之地，然而致乱自有一个要领。但看费无极谮郤宛这一段可见。大抵君子小人，固犹氷炭薫莸，不相同涂。然既与他不相入，虽有仇疾之心，终不至于甚。且如小人所贪者在权势，我不可贪权势而与彼同涂；小人所慕者利禄，我不可慕利禄而与彼同涂。我既不与小人同趋于权势利禄，他如何仇疾得我？当是时，令尹子常既秉楚国之政，是权势利禄枢要处。防他无极欲谮郤宛时，先谓郤宛曰：「令尹▯饮酒于子氏，宛言我贱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来辱，为惠已甚
译晏子谈论彗星，就说：“天道不谄媚。”【昭公二十六年】谈论路寝，就说：“在于礼制。”【同上】
一句话就减少了刑罚，踊（假脚）昂贵，屦（鞋子）便宜。【昭公三年】
不诛杀祝史，厚敛赋税困扰百姓。【昭公二十年】
齐国的基业本来在景公时就开始衰败，然而当时忠直的言论也没有比景公时期更兴盛的了。看《左传》所载，晏子立于齐国的朝廷，虽然不掌握政权，但看他前后进献忠言，如谈论踊贵屦贱，以至于一句话就省刑；如谈论不诛杀祝史；如谈论厚敛困民；如谈论巡视四方观察民情；如谈论和同之说；如谈论彗星，就说“天道不谄媚”；谈论路寝，就说“在于礼制”。大概《左传》所载的七八件事，忠直的言论如此之多，为什么不能挽救齐国的衰亡呢？况且景公并非不能听信晏子的话，看《左传》记载晏子的劝谏，有的说“景公于是停止”，有的说“景公说‘好啊’”，这类情况很多。如《孟子》所载，晏子谈论巡狩述职，景公非常高兴；又如《论语》所载，景公问政，孔子说“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景公就说“好啊”，可见景公对于忠直的言论未曾不欣然接受。而齐国最终不能振兴的原因，大概是能听而不能实行。这就是所谓的“合乎法度的话，能不听从吗？改正错误才是可贵的；顺从己意的话，能不高兴吗？推究其理才是可贵的。高兴却不推究，听从却不改正，我也对他没办法了。”大概君主宁可不接受忠言，固执己见以至于愤怒激动，这样只是不接受，还希望他有转变的道理。至于知道听却不知道怎么实行，这是君主的大患。孔子是大圣人，言语尚且不能转变景公的心，何况晏子的学问力量与孔子相比不啻天壤之别，怎么能转变景公的心呢？由此可知，君主虽然有宽容的度量，只是接受直言而不能实行，那么国家的废兴存亡，正不在于此。
吴公子光杀了他的君主僚。【二十七年】
吴公子光杀了他的君主僚，考察《左传》所载的始末，公子光固然不能没有罪，然而吴王也不知道根本的虚弱。因为楚国的丧事而讨伐楚国，亲近贤德之国的期望，派公子掩余、公子烛庸讨伐潜地，用兵于外，而季子又派他出使上国，于是到了晋国，以观察诸侯的强弱。一时亲近的臣子都安顿在外，所以公子光得以窥伺间隙，得以实行他的阴谋而作乱。这可见吴王不知道根本的虚弱之处。大概治国的根本，没有比“亲贤”两个字更大的了。有亲近的人就可以作为王室的屏障，有贤能的人就可以镇重朝廷，即使有奸贼，也不敢觊觎。现在吴王对于像掩余、烛庸这样的亲近之臣，就派他们率领军队包围潜地；对于像季子这样的贤能之臣，就派他们出使国外。这就是公子光能够成就篡弑祸乱的原因。假使这几个人都在王的左右，怎么能到这种地步呢？公子光包藏祸心，本来已经很久了，到这时才得逞他的志向。大概篡弑的臣子，乘隙而入，本来不值得议论，所可指责的是吴王。假使吴王不知道公子光的奸诈，更加信任他作为心腹，这样就是不觉不悟，不足以深罪。看公子光伏兵设宴杀王的时候，吴王也自知他的阴谋。看他派甲士坐在路上，以及门、门阶、户席都是王的亲近之人，当时防备如此严密，然而最终不免于祸患。这是明知他的阴谋而明显陷入祸患。吴王既然明知他有篡弑之心，应当兢兢业业，遵循修养时晦的道理在这方面下功夫。既然不曾在这方面下功夫，而亲近信任的臣子如掩余、烛庸、季子之类，不应当让他们在外。这几个人既然在外，怎么能不导致篡弑的祸患呢？由此看来，罪责不专在公子光，实在是吴王的罪责。
楚国的郤宛正直而温和，国人喜欢他。【二十七年】
楚国的郤宛正直而温和，国人喜欢他。担任鄢将师，被费无极诬陷，最终不免于祸患。按常情论，正直而不温和，固然招致怨恨和祸患的道理。现在郤宛既正直又温和，似乎刚柔相济，似乎得到了守身的道理。为什么被小人诬陷，最终不免于祸患？这最值得考察。大概处在无道的世道，奸邪在朝，郤宛在下位，却得到一国人的情感，被上下所喜欢，自然招致祸患。天下人招致悔恨的原因，有容易察觉的，有难以察觉的。如果过于刚强不用柔和来补救，过于柔和不用刚强来补救，其招致怨恨和祸患却容易察觉。到了既正直又温和，柔刚相济，只在自身防范自己，自然没有毛病，自己得到了处身的道理。从大势论，这个病根难以察觉。大概是郤宛自己不识时务了，自以为处身在无愧之地，然而导致混乱自有一个要领。只看费无极诬陷郤宛这一段可见。大概君子和小人，固然像冰炭、薰莸一样，不同道路。然而既然与他们不相容，虽然有仇视之心，终究不至于太甚。况且小人所贪图的是权势，我不能贪图权势而与他们同流；小人所羡慕的是利禄，我不能羡慕利禄而与他们同流。我既然不与小人同趋于权势利禄，他们怎么能仇视我呢？当时，令尹子常已经掌握楚国的政权，这是权势利禄的关键之处。防备费无极想要诬陷郤宛时，先对郤宛说：“令尹在子氏家饮酒，郤宛说我是贱人，不足以辱没令尹。令尹必定来屈尊，恩惠已经太过了。”
，吾无以酬之。」费无极説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择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诸门，令尹至必观之，从而酬之。」虽是常事，不知此正入无极机械，所以得嗣进其説。无极机械如此，乃小人之常事。然郤宛对无极之言如此，便是亲附子常之意。子常好贿信防，是权势利禄所聚之地，而小人之所附争趋者也。使郤宛有高见逺识，方无极説诱时，正当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望望焉若▯凂之，方可。郤宛不合有亲附之意，安得不被祸？以郤宛得一国之情，何故不免于祸？只缘又却亲附子常，正与小人同涂。行若果是明直君子，必无亲附小人之意。郤宛以亲附取死，未足多恤。若饮酒一段，此是费无极设机穽以陷人，有不足论也。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为三县【二十八年】
译（郤宛说）：“我没有什么来报答他。”费无极向令尹子常进谗言，说子常喜好铠甲兵器，（于是对郤宛说）：“你拿出这些来，我替你挑选，选取五套铠甲和五件兵器，说：‘把它们放在门口，令尹到了必定会观看，顺势用这些来酬谢他。’这虽然是平常的事，但郤宛不知道这正是落入费无极的圈套，所以（费无极）得以进一步进献他的谗言。费无极的阴谋诡计如此，正是小人的惯用伎俩。然而郤宛对费无极的回应如此，便显露出亲近依附子常的意思。子常喜好贿赂、听信谗言，是权势利禄聚集的地方，也是小人所依附并争相趋附的对象。假如郤宛有高瞻远瞩的见识，在费无极诱骗他时，应当像穿着朝服戴着朝冠坐在泥炭之中一样，远远地避开，好像厌恶那污秽之物，这才可以。郤宛不该有亲近依附的意思，怎能不遭受祸患？郤宛既然得到一国人的拥戴，为什么不能免于祸患？只因为他又亲近依附子常，正与小人同流合污。行为如果确实是光明正大的君子，必定不会有亲近依附小人的意思。郤宛因为亲近依附而招致死亡，不值得过多怜悯。至于饮酒那一段，这是费无极设下陷阱来陷害人，不值得多论。魏献子执政，将祁氏的田地划分为七个县，将羊舌氏的田地划分为三个县【二十八年】
晋自平公之后，公室渐衰，当时六卿分职。叔向前日对晏子言，所谓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隷，所以扶持公室者，剪灭殆尽。到得祁氏、羊舌氏之灭，六卿之势愈盛。晋之亡证于此，可见何故？当襄公之前，六卿虽已在列，尚自有栾、郤、胥、原、狐、续、庆伯分布于朝，小大相维，参错其间，所以虽有人专政，亦不得逞。至此互相吞并，所存者止六卿而已，其余强家大族皆剪灭殆尽，自然禄去公室。此一段事，左氏所载，论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为三县，及用十人为大夫。他谓与得其人为献子羙事，这只见得小节，不得大体所在。若以小节观之，一时分付得当，固是可喜，这只见一时事，殊不知以大体而观之，则六卿分公室，实自此始，岂不大可忧？学者考古论治，须当自大体处防，不可就小节上防。
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二十八年】
梗阳人有狱，魏戊为大夫，不能断以狱，上其大宗，赂以女乐。当时阎没、女寛于从容饮食之间，而能感悟献子。防他言语和易不迫，自有感发人处。前軰论之者多矣。此一段尚见得三代之遗风，又见得春秋之时，乃战国之初。大抵春秋之际，尧舜禹汤文武典刑法度几尽而仅存，战国秦汉风俗方生而未盛，正是两邉接头处。且论梗阳人之狱，其大宗赂以女乐，固见得郑衞之声起，雅正之音絶，是战国秦汉起头处。兼行赂亦不是好事，然行赂乃是大宗，尚见得患难相恤之风，先王五宗之法尚消磨未尽，未至相视如路人。此犹见是三代之遗意。以此知当时若有圣贤出扶持之，尚自有所因可复先王之旧，不如后世声消气絶难整顿。因此一事，亦可见得乐之变。前此三代之衰，虽有所谓▯乐，如桑间濮上之音，然当时尚未敢肆行，不过是无道之君出来时暂如此，后来便自消亡。且如桀纣之衰，女乐淫邪之声固已有之，然亦未至于肆行，盖此时先王之正气未衰，虽欲恣为之未可也。此固不必于其善处观之，但即其不善处考之，亦自可见。且以春秋终始之变论之，其始也，楚是蛮夷之国，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宫侧，振万焉，为▯慝之事，以行不正，固不可言，然而用万舞之乐，尚自存雅正之音，使当时敢肆行淫乐，子元用之必矣。以此见春秋之正气胜淫乐，尚未敢放行。到得后来，郑赂宋以▯乐之蒙，齐人归女乐，晋侯赐魏绛女乐二八，是女乐尚用于当时之诸侯。及其大宗以女乐赂魏子，是淫声已徧于天下矣。虽梗阳人之微，亦或用之。以此见春秋二百余年之间，而先王之流风遗俗扫除尽矣。
左氏传説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传説卷十七 宋 吕祖谦 撰
昭公
晋顷公卒，八月葬。郑游吉吊，且送葬【三十年】
晋顷公之丧，郑游吉吊且送葬，以一人兼二人之职，晋人所以责之。当时观子太叔对，尚见得先王之制，士吊，大夫送葬，这个三代典制，天子须加一等。后来晋之丧事，诸侯葬礼已过厚，及周失政，诸侯移所以事天子者事晋了，稍有所贬降，晋人便责之。然而观子太叔之对，当时周室虽微，天子有事，诸侯皆徃事之，虽不如事霸主之恭。看灵王之丧，郑简公在楚，印段实住，以此观灵王之时，去霸者未逺，周室有丧，诸侯大夫尚自徃，见得王室虽衰，尚自间有相维持处。到得后来五霸尽了，到七国不复有周，因看许多制度，见孔孟之时不同。孔子之时，周虽衰，天命未改，先王德泽尚在，诸侯尚有尊王室之心，孔子出来多説尊王，至作《春秋》，以尊王为本。到孟子时分，周为东西，天命已改，孟子出来劝诸侯以王者，盖缘时节大不同了。大抵后世不考其时节不同，欲解説孟子不尊王，强取孟子一二事，终不能胜议论者之口。孔子时尚可整顿，天命未改；孟子时不可扶持，天命已去了。须如此看方公平。
吴子问伍贠伐楚何如【三十年】
吴子问伍贠以伐楚之防，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
译晋国自平公之后，公室的势力逐渐衰微，当时六卿分别执掌政事。叔向前日对晏子所说，那些栾、郤、胥、原、狐、续、庆伯等家族，地位降落到皂隶那样的底层，原本用来扶持公室的力量，已被剪除消灭得差不多了。等到祁氏、羊舌氏被灭，六卿的势力更加强盛。晋国灭亡的征兆在此可见，这是什么缘故呢？在襄公之前，六卿虽然已经在朝列之中，但还有栾、郤、胥、原、狐、续、庆伯等家族分布在朝廷，大小势力相互维系，交错其间，所以即使有人专权，也无法得逞。到了此时，他们互相吞并，剩下的只有六卿而已，其余的强宗大族都被剪除消灭殆尽，自然爵禄就离开了公室。这一段史事，《左传》记载，评论魏献子执政，将祁氏的田地划分为七个县，将羊舌氏的田地划分为三个县，以及任用十人为大夫。他认为任用得当是魏献子的美事，这只见到了小节，没有看到大体所在。如果从小节来看，一时安排得当，固然可喜，但这只是看到一时的事，殊不知从大体来看，六卿瓜分公室，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难道不是大可忧虑吗？学者考据古事、议论治道，应当从大体处加以防范，不可只在小节上防范。
梗阳人有诉讼，魏戊不能决断【二十八年】
梗阳人有诉讼，魏戊作为大夫，不能决断这桩诉讼，于是将案件上报给大宗伯，并赠送女乐作为贿赂。当时阎没、女宽在从容饮食之间，就能感悟魏献子。他们言语和易不迫切，自然有感动启发人的地方。前人对此论述很多。这一段尚且能看到三代的遗风，又能见到春秋之时，乃是战国之初。大抵春秋之际，尧舜禹汤文武的典章刑法几乎耗尽而仅存，战国秦汉的风俗刚刚产生而未兴盛，正是两者交接的地方。且说梗阳人的诉讼，大宗伯用女乐行贿，固然显示出郑卫之音兴起，雅正之音断绝，这是战国秦汉的开端。兼之行贿也不是好事，然而行贿的是大宗伯，尚且能看到患难相恤的风气，先王五宗的制度尚未消磨殆尽，还没有到互相视如路人的地步。这还能见到三代的遗意。由此可知，当时如果有圣贤出来扶持，尚且有可凭借的因素来恢复先王的旧制，不像后世声气消绝难以整顿。因此这件事，也可以看出音乐的变迁。此前三代衰微时，虽然有所谓淫乐，如桑间濮上之音，但当时尚不敢肆意流行，不过是无道之君出现时暂时如此，后来便自行消亡。且如夏桀商纣衰微时，女乐淫邪之声固然已经有了，但也没有到肆意流行的地步，因为此时先王的正气尚未衰微，虽然想恣意妄为也不可以。这固然不必从其善处来看，但即使从其不善处考察，也自然可见。且以春秋终始的变迁来说，起初，楚国是蛮夷之国，令尹子元想蛊惑文夫人，在宫侧设馆，演奏万舞，做淫邪之事，行为不正，固然不可说，然而使用万舞之乐，尚且保留雅正之音，假如当时敢肆意流行淫乐，子元一定会使用。由此可见春秋时正气胜过淫乐，尚不敢放任流行。到了后来，郑国用淫乐之蒙贿赂宋国，齐人送回女乐，晋侯赐给魏绛女乐二八，是女乐尚且用于当时的诸侯。等到大宗伯用女乐贿赂魏子，是淫声已经遍布天下了。即使是梗阳人这样微小的人，也使用它。由此可见春秋二百多年之间，先王的流风遗俗被扫除干净了。
左氏传説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传説卷十七 宋 吕祖谦 撰
昭公
晋顷公去世，八月下葬。郑国游吉来吊唁，并且送葬【三十年】
晋顷公的丧事，郑国游吉既吊唁又送葬，以一人兼任两人的职务，晋国人因此责备他。当时观子太叔的回答，尚且能看出先王的制度，士人吊唁，大夫送葬，这是三代的典制，天子须加一等。后来晋国的丧事，诸侯的葬礼已经过于丰厚，等到周王室失政，诸侯把侍奉天子的礼节用来侍奉晋国了，稍微有所贬降，晋国人便责备他。然而观子太叔的回答，当时周王室虽然微弱，天子有事，诸侯都前往侍奉，虽然不如侍奉霸主那样恭敬。看周灵王的丧事，郑简公在楚国，印段实际留守，由此观察灵王之时，距离霸主时代不远，周王室有丧事，诸侯大夫尚且前往，显示出王室虽然衰微，尚且偶尔有相互维持的地方。到了后来五霸尽数灭亡，到了七国时代不再有周王室，因此看许多制度，见到孔孟之时不同。孔子之时，周虽然衰微，天命未改，先王的德泽尚存，诸侯尚有尊奉王室之心，孔子出来多讲尊王，至作《春秋》，以尊王为本。到孟子之时，周分为东西，天命已改，孟子出来劝诸侯以王者自居，盖缘时节大不同了。大抵后世不考察时节不同，想要解释孟子不尊王，强取孟子一二事，终究不能胜过议论者的口舌。孔子时尚可整顿，天命未改；孟子时不可扶持，天命已去。须如此看才公平。
吴王问伍员伐楚如何【三十年】
吴王问伍员关于伐楚的策略，伍员回答说：楚国执政的人多而意见不合，没有人能胜任忧患。如果设置三支军队来轮番骚扰，一支军队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