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左氏传说》卷三宋吕祖谦撰僖公
陈辕宣仲劝申侯美城【五年】
后申侯见杀【七年】
观郑申侯之陷，陈辕涛涂之怨，申侯深矣。及陈辕宣仲劝申侯美城其赐邑，而申侯卒以见杀。夫宣仲之怨申侯，申侯非不知，视仇雠之言，不啻如亲宻，卒为所陷而杀其身，何也？盖人心不可有所倚，申侯之心一倚乎利，但只见利之为美，而有以动乎其心，故虽仇雠之言，乐然听而行之，皆不见其为机谋陷穽也。
郑太子华请去三族【七年】
郑太子华请去三族。这一叚见得管仲犹有三代气象。其曰：君若绥之以徳，加之以训辞，而讨郑，岂敢不惧？若緫其罪人以临之，郑有辞矣。此等言语，盖尝闻先生长者之余论矣。惜其急于功利，俯首以就桓公，自小了。惟其尝与闻先生长者之余论，故时出其所闻，实有过人者。如前此请齐侯救邢所云：畏此简书。此等言语，时时规正得桓公一两叚。若浅论之，则管仲时有三代气象，固甚可喜；责备论之，管仲不能大其规模，反俯首以就桓公一个狭小规模，亦甚可惜。管仲之相桓公，大抵务在正名辨分。观其王使宰孔赐齐侯胙，管仲则教桓公以天威不违顔咫尺，敢不下拜，则不敢慢天子之命。观王以上卿之礼享，管仲则对以有天子二守国髙在，而不敢越周室班爵禄之制。至于舅犯之相晋文，则不能。齐桓专在于扶名分，晋文则适以壊名分。如以诸侯而请天子之隧，襄王以危言拒之，而始不敢。盖仲则曽闻先生长者之余论，故所以辅桓公者，犹有三代之遗制。至于舅犯之徒，未尝闻先生长者议论，徒知力之可以请隧召王，而不知义之不可。视仲为如何？故孟子曰：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犹着得一个学字。至其后如晋文公之有舅犯，楚庄王之有孙叔敖，晋平公之有赵文子，则皆无此一字矣。
晋郤芮使夷吾重赂秦以求入。秦伯谓郤芮曰：“公子谁恃？”对曰：“亡人无党，有党必有雠【九年】
秦穆公纳晋惠公，问于郤芮曰：「公子谁恃？」郤芮曰：「亡人无党，有党必有雠。」所以为此言，是说晋惠公别无恃，便见得专倚靠在秦，谓所恃独归重秦。秦固是如此，大抵天下之人，有防必有亲，有爱必有憎。以亡人而方入新造之邦，有爱惜厚薄，祸乱自此兴。观郤芮所谓「亡人无党，有党必有雠」，言语甚得要领。然晋惠公入国即位之后，所与偶者郤芮、吕甥之为党，如旧臣耆徳，翦灭殆尽，安能谓之无党？以此知平居论事甚易，到得临时克爱心甚难。
秦饥晋闭之籴【十四年】
晋侯背赂中大夫【十五年】
晋惠公始以赂秦而入，终以背赂而见伐，其曲在晋，明矣。然其间亦有曲折可论，大抵多赂必寡信。惠公之所以许秦者，皆是不可还之赂。于其既入之后，有不得不背。且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当时虢射之徒，其为谋不过谓无损于怨而厚于寇，是皆只去仇雠上思量，却不能去解释消除上思量，岂不速秦师之志哉？虢射之徒虽有罪，然庆郑亦不得恕。把庆郑事看时，见得二国之祸，皆庆郑之言有以激而成之。且其言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如此等语，分明是当面责他。惠公既是一个忌刻狠鸷之人，庆郑又不能和缓其辞以谏之，得不激成其事？以是知当时虢射之徒虽可罪，然郑亦不得辞其责也。及惠公为秦所执，其传君命以告国人，而国人皆哭。于是作爰田，作州兵。夫以惠公之不道，何以得此于民？只缘惠公被秦虐得深，故能感民心亦切。使惠公既反国之后，乗此机会能卧薪尝胆，侧身修行，以接续此民心，则皆可用之民也。晋之定霸，当不在文公，而在此矣。一归便杀庆郑以快私怨，则民心自此都涣防了。是知暂时得民心，不能接续者，全不足恃也。
管仲辞上卿礼【十二年】
管仲平戎于王，当时王以管仲为齐相，齐国权即在管仲，特以上卿之礼享之。当时仲辞曰：“臣贱，有司有天子之二守，国髙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王命以予嘉乃勲，往践乃职
译陈辕宣仲劝申侯修筑其受赐的城邑【五年】
后来申侯被杀【七年】
看郑国申侯的败亡，陈国辕涛涂的怨恨，申侯的处境真是危险啊。等到陈国辕宣仲劝申侯修筑他受赐的城邑，而申侯最终因此被杀。辕宣仲怨恨申侯，申侯并非不知道，但他对待仇敌的言论，不亚于对待亲信，最终被其陷害而丧命，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人心不可有所偏倚，申侯的心一旦偏倚于利益，只看到利益的美好，因而有所触动，所以即使是仇敌的言论，也欣然听从并实行，都看不出那是阴谋陷阱。
郑太子华请求诛灭三族【七年】
郑太子华请求诛灭三族。这一段可以看出管仲还保留着夏商周三代的气象。他说：“君主如果用德行来安抚，加上用训诫的话来教导，然后讨伐郑国，郑国怎敢不畏惧？如果聚集罪人来面对他们，郑国就有借口了。”这类言语，大概是曾经听见过先生长者遗留下来的议论。可惜他急于追求功利，低头顺从桓公，自我贬低了。正因为他曾经听闻先生长者的议论，所以时常说出他所听到的，确实有超过常人的地方。比如之前请求齐侯救援邢国时所说的：“畏惧这简册上的盟约。”这类言语，时常能规劝纠正桓公一两次。如果浅显地评论，管仲时常具有三代的气象，固然非常可喜；如果严格地责备，管仲不能扩大他的格局，反而低头顺从桓公那狭隘的格局，也非常可惜。管仲辅佐桓公，大体上致力于端正名分。看那周王派宰孔赐给齐侯胙肉，管仲就教导桓公说“天子的威严就在咫尺之间，怎敢不拜”，于是桓公不敢怠慢天子的命令。看周王用上卿的礼仪宴请，管仲就回答说“有天子两位守国的国高在”，而不敢超越周室班爵禄的制度。至于舅犯辅佐晋文公，则不能做到这样。齐桓公专注于扶持名分，晋文公却恰好破坏了名分。比如以诸侯的身份请求使用天子的隧穴，襄王用严厉的话拒绝他，他才不敢。大概管仲曾经听闻先生长者的议论，所以他辅佐桓公，还保留着三代的遗制。至于舅犯这类人，未曾听闻先生长者的议论，只知道凭借力量可以请求隧穴、召见天子，却不知道道义上不可以。与管仲相比如何呢？所以孟子说：“桓公对于管仲，是学习之后才以臣礼对待他”，还突出一个“学”字。至于后来像晋文公有舅犯，楚庄王有孙叔敖，晋平公有赵文子，都没有这个“学”字了。
晋国郤芮让夷吾重赂秦国以求回国。秦穆公对郤芮说：“公子依靠谁？”回答说：“流亡的人没有党羽，有党羽就一定有仇敌【九年】
秦穆公接纳晋惠公，问郤芮说：“公子依靠谁？”郤芮说：“流亡的人没有党羽，有党羽就一定有仇敌。”之所以这样说，是说晋惠公别无依靠，便显得专门倚靠在秦国，谓所依靠的唯独重视秦国。秦国固然如此，大体上天下的人，有防备就一定有亲近，有爱就一定有憎恨。以流亡的人而刚进入新建立的邦国，有爱惜厚薄之分，祸乱从此兴起。看郤芮所说的“流亡的人没有党羽，有党羽就一定有仇敌”，言语很得要领。然而晋惠公回国即位之后，所结交的郤芮、吕甥结成党羽，像旧臣中的德高望重者，几乎被剪灭殆尽，怎么能说没有党羽呢？由此知道平时议论事情很容易，到了关键时刻克制爱心很难。
秦国饥荒，晋国拒绝卖粮【十四年】
晋侯违背贿赂，中大夫【十五年】
晋惠公起初凭借贿赂秦国而回国，最终因为违背贿赂而被讨伐，理亏在晋国，很明显了。然而其中也有曲折可论，大体上多贿赂必然少信用。惠公之所以答应秦国，都是不可归还的贿赂。在他回国之后，有不得不违背的理由。况且晋国饥荒，秦国输送粮食；秦国饥荒，晋国拒绝卖粮。当时虢射这类人，他们的谋划不过认为无损于怨恨而加重了敌寇，这都是只在仇敌方面思量，却不能从解释消除方面思量，岂不加速秦国军队的决心吗？虢射这类人虽然有罪，然而庆郑也不得宽恕。看庆郑的事，可以看出两国的祸患，都是庆郑的话激怒而造成的。况且他说：“违背施恩没有亲信，幸灾乐祸不仁，贪爱不祥，激怒邻国不义。”这样的话，分明是当面责备他。惠公既然是一个忌刻狠鸷的人，庆郑又不能和缓言辞来劝谏，能不激成这件事吗？由此知道当时虢射这类人虽然可罪，然而庆郑也不能推卸责任。等到惠公被秦国所俘，他传达君命告诉国人，而国人都哭泣。于是实行爰田制，实行州兵制。凭惠公的不道，为什么能得到百姓的这样反应？只因为惠公被秦国虐待得深，所以能感动民心也深切。假使惠公回国之后，乘此机会能卧薪尝胆，端正身心修行，来接续这民心，那么都是可用的百姓。晋国的定霸，应当在文公之前，而在此时。一回来就杀庆郑以快私怨，那么民心从此都涣散了。由此知道暂时得到民心，不能接续的，全不足依靠。
管仲辞谢上卿之礼【十二年】
管仲在周王那里平定戎狄，当时周王以管仲为齐相，齐国的权柄就在管仲手中，特用上卿的礼仪宴请他。当时管仲推辞说：“臣身份低贱，有司有天子两位守国的国高在，如果按春秋时节来承受王命，用什么礼仪呢？陪臣敢推辞。”周王命令说：“赐给你嘉奖你的功勋，前往履行你的职责。”
。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此见得当时周室之典法尚在，又见得齐之霸与晋不同。且如晋文之霸，时始者举郤縠，后来又举原轸，便命将中军，所谓上卿元帅，初不请命于天子。以管仲得君如此之专，行国政如此之久，尚退然在班次之下，亦不敢【原阙】爵。以此知当时与晋时节已自不同。然王所以命管仲往践乃职者，谓管仲虽卑职，是秉齐国权，即自当用上卿之礼。以此知当时秉国命者不必是上卿。到这里周王要尊管仲以职，所以说往践乃职，盖管仲之职实是秉公之权。以此知当时周已有官与职两者之分，后世都如此。且如汉时霍光司马大将军秉国政，上面又有丞相，当时章奏称丞相杨敞，大司马霍光论班爵，丞相在上；论职时，霍光实秉国政。以此知周汉官制源流尚相接，官是定制，职却是一时所任。
译管仲接受了下卿的礼仪后返回。这可以看出当时周王室的典章制度尚存，也反映出齐国的霸业与晋国不同。比如晋文公称霸时，起初推举郤縠，后来又推举原轸，直接任命他们为中军将领，即所谓的上卿元帅，起初并没有向天子请示。凭借管仲得到君主如此专任，执掌国家政务如此长久，尚且谦退地处于班次之下，也不敢【原文缺失】爵位。由此可知当时与晋国的情况已经不同。然而周王之所以命令管仲前往就任他的职务，是说管仲虽然职位低微，但掌握着齐国的权柄，自然应当用上卿的礼仪。由此可知当时执掌国家命脉的人不一定非要是上卿。到这里，周王要尊崇管仲的职务，所以说“前往就任你的职务”，因为管仲的职务实际上是执掌公室的权柄。由此可知当时周朝已经有了官与职的区别，后世都是如此。比如汉代霍光任大司马大将军执掌国家政务，上面还有丞相，当时的章奏称丞相杨敞、大司马霍光，论及班爵时，丞相在上；论及职务时，霍光实际执掌国家政务。由此可知周汉的官制源流尚相承接，官是固定的制度，职却是当时所担任的职务。
秦晋战于韩原【十五年】
秦伯与晋韩原之战，秦晋之曲直其理，固甚明。然当时所以为晋谋国所亲者，如所谓虢射、庆郑、吕甥、郤称、冀芮之徒，然当时趣得乱成，实是庆郑。庆郑是一个刚狠自用之人，以不见用于晋惠公相激，所以致败。今则所可恨者，盖于庆郑犹有可恨处。使他当时若是愚而无知，一向狠僻，固无可恨。观他前面所言，其论也多正，为谋也多审，其所可见者，前论秦乞籴于晋，晋人弗与，庆郑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后来论马，见惠公乗小驷，庆郑曰：“古者大事必乗其产，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则看论马曲折如此。推此两端论之，庆郑于事理之间不为不谙练。以理论之，如论秦乞籴当时是非曲直所在，庆郑皆能知，则可以谋王体、断国论。后之论小驷曲折，则可以议戎政。既是如此，当时可惜专以狠戾壊了，盖缘他气不胜志，故致得如此。然晋侯以败由庆郑不能用，固是如此，然亦非晋侯不能用庆郑，庆郑自以狠戾不能用其才耳。学者治心养气，须当下十分工夫，看庆郑于是非邪正之理论，马之曲折，事务无有不曽讲者，今却如此，盖缘庆郑不知治心养气之工夫。学者于治心养气不可不知其先后。
城鄫役人病【十六年】
僖公中卷，正是桓公末年霸业渐渐衰处，故号令纪纲到此与前日甚不同。举城鄫一叚，便见得役人病，夜登邱而呼曰：「齐有乱！」不果城而还。夫以桓公节制之盛，初时一个服楚、迁邢、封衞、会诸侯，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及至末年，欲做一件事也做不得。同一桓公也，何故昔彊今弱如此？盖桓公自葵丘之会，志得意满，自放纵，故霸业渐衰。且如晋文公之季年，诸侯朝晋，衞成公不朝，乃使孔逹侵郑，不能使诸侯畏威，自至于用兵，以【阙】之。此亦是霸业衰处。大抵霸业皆如此，至王道却不然。霸业初开，故有可喜处，到得末年，往往易衰。观齐桓、晋文之二君，可知此亦力之不如徳。然桓公末年，城一小国，而役人如此，盖是时管仲已死，惑于内▯，志虑昬蔽。故前辈谓：「齐桓中主管仲辅之则治，▯刁、易牙、开方辅之则乱。」此言极是。
管仲卒，五公子求立【十七年】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齐之霸业到此便衰。这里却有两说：一则管仲不能为齐求人；二乃孝公无志，不能继桓之业。所谓用管仲以兴，进竪刁以败。如晋文虽死，至于悼公时，犹能继文公之业。缘晋文虽死，有狐、赵之徒，风声气习相与扶持。孝公初无此般人，故兴衰之不同。然陈穆公欲修桓公之好，以此知齐桓之徳在诸侯，使孝公有志而能振奋，乗此机防，继齐桓之业，其复兴霸业甚易。然而不能者，虽是管仲当时不能用人，亦是孝公无志。及宋襄防诸侯，便俯首防之。其后宋败，便兴师伐之。大抵欺善怕恶，畏彊陵弱，非是霸者事业比。所以不能复齐桓之业，可深为孝公惜。且如晋文成霸，所谓伐原示之信，大搜示之礼，皆积渐成霸业。孝公有桓公见成规模，反不能成霸业。论此，深为孝公惜也。此固可为孝公惜，然而管仲为桓公之大臣，全不能立些根本，亟荐引贤人以任国政，徒能以一身尽忠而事君，更不能谋身后事，但区区属孝公于宋襄，故终无益也。
宋败齐师于甗【十八年】
晋败秦师于殽【二十三年】
五霸莫盛于桓、文。以桓公初时，一个规模宏逺，岂晋文之所能及？桓公身死之后，未几五公子争立，其国遂乱。晋文之后，襄、灵、景、厉、悼六七君迭相为霸，与《春秋》相为终始。何故？此盖有两说。其一：是齐之所以霸，独倚一管仲。管仲以一身任齐国事，更不旁招俊又为齐子孙之计。晋文虽死，有狐、赵辈相与维持，风声气习接续不絶，此一説也。其二：桓公之后，孝公懦弱无志，不能激昻奋厉，绍桓公已成之业。且如鹿上之盟，既頫首听宋人之命，其后宋败，方敢举伐宋之师，大抵畏彊陵弱，岂是霸者规模？此所以不能复齐桓之业。晋
译秦晋在韩原交战【僖公十五年】
秦穆公与晋惠公在韩原交战，秦晋双方谁是谁非，道理本来非常明白。然而当时为晋国谋划、被晋惠公亲近的人，像虢射、庆郑、吕甥、郤称、冀芮这些人，但当时导致晋国陷入混乱局面的，实际上是庆郑。庆郑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因为不被晋惠公重用而受到刺激，所以导致了失败。现在值得遗憾的，大概在于庆郑还有令人遗憾的地方。假如他当时是愚昧无知，一味狠毒乖僻，那倒无可遗憾。看他前面所说的话，他的议论大多正确，他的谋划大多审慎，他所表现出的，先前议论秦国向晋国借粮，晋国人不给，庆郑说：“背弃施恩就没有亲人，幸灾乐祸是不仁，贪婪吝啬是不祥，恼怒邻国是不义。”后来议论马匹，看见惠公乘坐小驷马，庆郑说：“古时候大事一定要乘坐本国出产的马，因为生于当地水土，了解当地人心。”那么看他对马匹问题的议论如此曲折详尽。推究这两方面的议论，庆郑对于事理并非不熟悉。从道理上讲，像议论秦国借粮时的是非曲直，庆郑都能知晓，那么他可以谋划王室体制、决断国家大事；后来议论小驷马的曲折道理，那么他可以议论军事政务。既然这样，当时可惜专门因为狠戾破坏了，大概是因为他气量压不住志向，所以导致如此。然而晋侯认为失败是因为没有任用庆郑，固然有这层意思，但也不是晋侯不能任用庆郑，而是庆郑自己因为狠戾而不能施展他的才能罢了。学者修养心性、涵养正气，必须当下十分下功夫，看庆郑对于是非邪正的议论，对马匹事务的曲折分析，没有不曾经讲过的，现在却如此，大概是因为庆郑不知道修养心性、涵养正气的功夫。学者对于修养心性、涵养正气，不可不知道其中的先后次序。
修筑鄫城役夫生病【僖公十六年】
《春秋》僖公中卷，正是齐桓公末年霸业渐渐衰落的地方，所以号令纲纪到这里与从前很不相同。举出修筑鄫城这一段，便可以看出役夫生病，夜里登上土丘呼喊：“齐国有变乱！”没有完成筑城就回来了。凭着桓公节制之盛，起初一个征服楚国、迁移邢国、封立卫国、会盟诸侯，投之所向，无不如意。等到末年，想做一件事也做不成。同一个桓公，为什么过去强大现在如此衰弱呢？大概桓公自从葵丘会盟后，志得意满，自我放纵，所以霸业渐渐衰落。而且像晋文公晚年，诸侯朝见晋国，卫成公不朝见，于是派孔达侵犯郑国，不能使诸侯畏惧威严，自己以至于动用武力，以【缺】之。这也是霸业衰落的地方。大体上霸业都是这样，至于王道却不是这样。霸业初开，所以有可喜之处，到了末年，往往容易衰落。观察齐桓公、晋文公这两位君主，可知这也是力量不如德行。然而桓公末年，修筑一个小国，役夫却如此，大概是因为这时管仲已经死了，被内宠迷惑，志虑昏蔽。所以前辈说：“齐桓公中期有管仲辅佐就治理得好，有竖刁、易牙、开方辅佐就混乱。”这话非常正确。
管仲去世，五位公子争位【僖公十七年】
管仲去世，五位公子都争着继位。齐国的霸业到这里便衰落了。这里却有两种说法：一是管仲不能为齐国选拔人才；二是齐孝公没有志向，不能继承桓公的基业。所谓用管仲而兴盛，进用竖刁而败坏。像晋文公虽然死了，到了晋悼公时，还能继承晋文公的基业。因为晋文公虽然死了，有狐氏、赵氏这些人相互扶持，风气习俗接续不断，这是第一种说法。二是桓公之后，孝公懦弱没有志向，不能激昂奋厉，继承桓公已成的基业。而且像鹿上之盟，已经低头听从宋人的命令，其后宋国战败，才敢举兵讨伐宋国，大体上畏惧强大欺凌弱小，难道是霸者的规模吗？所以不能恢复齐桓公的基业。晋文公成就霸业，所谓攻打原国显示信用，大举搜阅显示礼仪，都是逐渐积累成就霸业。孝公有桓公现成的规模，反而不能成就霸业。论及此，深深为孝公惋惜。这固然可以为孝公惋惜，然而管仲作为桓公的大臣，完全不能奠定一些根本，急忙推荐贤人来担任国政，徒然能以一身尽忠侍奉君主，更不能为身后事谋划，只是区区托付孝公给宋襄公，所以最终没有益处。
宋国在甗地击败齐军【僖公十八年】
晋国在殽地击败秦军【僖公二十三年】
五霸中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更兴盛的了。以桓公起初，一个规模宏大深远，哪里是晋文公所能赶上的？桓公死后不久，五位公子争位，国家于是混乱。晋文公之后，襄公、灵公、景公、厉公、悼公等六七位君主相继称霸，与《春秋》相始终。为什么呢？这大概有两种说法。其一：齐国之所以称霸，只依靠一个管仲。管仲以一身承担齐国事务，不再旁招俊杰为齐国子孙做长远打算。晋文公虽然死了，有狐氏、赵氏辈相互维持，风气习俗接续不断，这是第一种说法。其二：桓公之后，孝公懦弱没有志向，不能激昂奋厉，继承桓公已成的基业。而且像鹿上之盟，已经低头听从宋人的命令，其后宋国战败，才敢举兵讨伐宋国，大体上畏惧强大欺凌弱小，难道是霸者的规模吗？所以不能恢复齐桓公的基业。晋
文既死，襄公殽之役虽未必是，然既能胜彊敌，终不至于委靡，此又一说也。此二説也，固可见齐、晋霸业之久近。
译文公死后，襄公在殽之战中虽然未必正确，但既然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最终不至于衰败萎靡，这又是另一种说法。这两种说法，确实可以看出齐国、晋国霸业维持时间的长短。
宋襄盟于鹿上【二十一年】
齐晋所以霸，皆先弱楚。盖楚于中国，其势不两立。惟齐晋能攘戎狄，尊中国，此所以成霸业。桓公有葵丘之防，以弱楚；晋文有城濮之战，以服楚。所以子子孙孙服晋。且宋襄本不足以预五霸之列，人见他亦曽防诸侯，故列之于五霸。夫宋襄尚且不识霸者题目，霸者欲尊周，防诸侯，大要在摈楚。盖楚与中国相为消长。宋襄欲成霸业，反求诸侯于楚，便不能攘戎狄，尊中国，与齐晋皆异，此霸业所以不成，宜其见辱于楚也。然宋襄公之终始，此一卷大可见。若去事迹上看，无缘看得出。观其初用鄫子于次睢之社，那时之暴虐，虽桀纣不过如此；及其▯之战，不禽二毛，其慈仁又如此。若以事迹上看，甚难晓。人处世皆当明此。若以理推之，其仁其暴虽不同，其失则一。此皆是襄公一个昬暗处。惟其暗于前，故欲徼一时之福，而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惟其暗于后，故泥古之陈言，而不禽二毛，自取败亡之祸。以理论之，宋襄之所为，不过一个暗字。所以求诸侯于楚，使其稍知事体，必不如此。所以终于此而亡也。
王与晋阳樊温原攅茅田【二十五年】
周襄王以王子带之故出在郑地，晋文公纳王。襄王与之阳樊、温、原、攅茅之田。阳樊不服，围之。仓葛呼曰：「徳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足见文武成康之徳泽结民者深，不肯轻舍王室。且如前隠公十一年，王与郑人苏忿生盟向之田，直到桓公七年，郑伐盟向，王迁盟向之民于郏，然后盟向始服于郑。到此，襄王与文公阳樊、温、原、攅茅之田，阳樊不服，必待晋围之。盖盟向之民不忍轻弃周而服郑，阳樊、温、原之民亦不忍轻弃周而服晋。以此见周之徳泽结民深处，不肯舍周服诸侯如此。
子犯言子玉无礼【二十八年】
子犯请击秦【三十年】
推而详论之，文公人才之多，无如子犯。看晋文公始终用事，皆子犯规模。如二年敎民，示之信，示之义，示之礼，皆子犯使之如此。文公所以成霸业，皆是子犯规模。看得子犯之在晋，便是管仲之在齐。然反覆论之，其子犯亦未必一一皆是。且如僖公二十八年，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请复衞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子犯曰：“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若使文公从子犯之言，则失亲邻报施之义。当时若无先轸之言，几至于败事。頼得一先轸谋之，晋方得胜。又如僖三十年，同秦围郑，秦伯私与郑盟而去。郑使杞子、逄孙、杨孙戌之，乃还。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使当时文公从子犯之言，则又失亲邻报施之义，未必不蹈惠公覆辙。又頼得文公自理防得曰：“因人之力而毙之，不仁。”亦归。举此两事论之，人君虽有腹心谋臣，须是自识得治体。若使晋无子犯，霸业未必成。见得人材须要多，然人材虽多，亦要人君自理防得。若使文公从子犯之言与秦战，便是蹈惠公覆辙。举前一叚，谋臣不厌多；举后一叚，人材虽多，须是人君自识安危治乱之大体。
頽叔以狄师伐周【二十四年】
王出，郑郑伯省视官具于汜【二十四年】
周襄王使頽叔桃子出狄师。夏，狄伐郑，取栎。王徳狄人，以其女为后。及后来不终，狄反犯王室，以致王失国，出奔处郑地汜。郑伯与孔将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视官具于汜，而后听其私政。王初间厚狄，狄后来反犯王室。王初间伐郑，郑后来反忠于王室。此一叚人事，最要人看其始。周王以狄女为后时，所厚者在狄，所薄者在郑。及其终，所厚者反兴兵伐王室，所薄者反忠于王室。及王出奔，又却不去他国，却入居郑。此最要看。《左传》云：“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其来旧矣。”郑前为王所薄，及出奔，又为王省视官具，而后听其私政，何反勤王室如此？盖郑是懿亲，虽王薄之，到急难不废臣子之礼。狄则逺矣，王待之少，有不到处便起反心，发兵伐王室，至王失国。以此事论
译宋襄公在鹿上会盟【二十一年】
齐国和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都是因为先削弱了楚国。大概楚国对于中原各国来说，其势力是不共戴天的。只有齐国和晋国能够排斥戎狄，尊崇中原，这就是他们能够成就霸业的原因。齐桓公有葵丘的盟约，用来削弱楚国；晋文公有城濮之战，用来使楚国臣服。所以楚国的子子孙孙都臣服于晋国。况且宋襄公本来不足以列入五霸的行列，人们见他也曾会盟诸侯，所以把他列入五霸之中。宋襄公尚且不懂得霸者的要领，霸者想要尊崇周王室，会盟诸侯，关键在于排斥楚国。因为楚国与中原各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宋襄公想要成就霸业，反而向楚国请求诸侯的拥护，便不能排斥戎狄，尊崇中原，这与齐国、晋国都不同，这就是他的霸业不能成功的原因，他受到楚国的侮辱也是理所应当的。然而宋襄公的始末，在这一卷中可以大致看清。如果仅从具体事迹上看，是没有办法看出来的。看他起初在次睢之社用鄫子做牺牲，那时的暴虐，即使是夏桀、商纣也不过如此；等到他在泓水之战中，不捕捉头发斑白的老人，他的慈爱仁厚又达到这种程度。如果仅从事迹上看，很难理解。人处世都应当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从道理上推究，他的仁爱与暴虐虽然不同，但过失却是一样的。这都是宋襄公昏庸不明之处。正因为他在前面昏庸不明，所以想侥幸求得一时的福报，而在次睢之社用鄫子做牺牲；正因为他在后面昏庸不明，所以拘泥于古人的陈词滥调，而不捕捉头发斑白的老人，自取败亡的祸患。从道理上推究，宋襄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一个“暗”字。所以他向楚国请求诸侯的拥护，如果他稍微懂得事理，一定不会这样。所以他最终在此灭亡。
周襄王把阳樊、温、原、攅茅的田地赐给晋国【二十五年】
周襄王因为王子带的事变而出逃到郑国地界，晋文公护送周襄王回国。周襄王把阳樊、温、原、攅茅的田地赐给晋国。阳樊不服从，晋国包围了它。仓葛呼喊说：“用德行来安抚中原各国，用刑罚来威慑四方蛮夷，这是我们不敢服从的原因。这些人谁不是周王的亲戚姻亲？为什么要俘虏他们呢？”于是让阳樊的百姓离开，足以看出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德泽对百姓的感结很深，他们不肯轻易背弃王室。况且如前隐公十一年，周王把苏忿生盟向的田地赐给郑人，直到桓公七年，郑国攻打盟向，周王把盟向的百姓迁到郏地，然后盟向才臣服于郑国。到了这里，周襄王把阳樊、温、原、攅茅的田地赐给晋文公，阳樊不服从，一定要等到晋国包围它。大概盟向的百姓不忍心轻易背弃周王室而臣服于郑国，阳樊、温、原的百姓也不忍心轻易背弃周王室而臣服于晋国。由此可见周王室的德泽对百姓的感结很深，不肯背弃周王室而臣服于诸侯，就是这样。
子犯说子玉无礼【二十八年】
子犯请求攻击秦国【三十年】
推究并详细论述，晋文公手下人才众多，没有比得上子犯的。看晋文公始终处理政事，都是按照子犯的规划。比如二年教化百姓，展示信用，展示道义，展示礼仪，都是子犯让他这样做的。晋文公之所以能成就霸业，都是子犯的规划。可以看出子犯在晋国，就像管仲在齐国一样。然而反复论述，子犯也未必事事都对。比如僖公二十八年，子玉派宛春告诉晋军，请求恢复卫国并封给曹国，臣下也解除对宋国的包围。子犯说：“子玉无礼啊！国君取一个，臣下取两个，不可错失良机。”如果晋文公听从子犯的话，就失去了亲近邻国、报答施恩的道义。当时如果没有先轸的话，几乎就要败坏大事。幸亏有先轸谋划，晋国才得以获胜。又如僖公三十年，与秦国一起包围郑国，秦穆公私下与郑国结盟后离开。郑国派杞子、逢孙、杨孙驻守，然后回国。子犯请求攻击秦国。晋文公说：“不行，如果没有那个人的力量，我们到不了今天。”如果当时晋文公听从子犯的话，就又失去了亲近邻国、报答施恩的道义，未必不重蹈晋惠公的覆辙。又幸亏晋文公自己明白地说：“依靠别人的力量却去杀害他，是不仁义的。”于是回国。举这两件事来论述，君主虽然有腹心谋臣，必须自己懂得治国的根本。如果晋国没有子犯，霸业未必能成。可以看出人才必须众多，然而人才虽然众多，也要君主自己明白。如果晋文公听从子犯的话与秦国作战，就是重蹈晋惠公的覆辙。举前一段，谋臣越多越好；举后一段，人才虽然多，必须是君主自己懂得安危治乱的大体。
颓叔率领狄人军队攻打周王室【二十四年】
周王出逃，郑伯在汜地视察官署器具【二十四年】
周襄王派颓叔、桃子率领狄人军队。夏天，狄人攻打郑国，夺取了栎邑。周王感激狄人，把狄女立为后妃。等到后来没有好结果，狄人反而侵犯王室，导致周王失去国家，出逃到郑国地界的汜地。郑伯与孔将鉏、石甲父、侯宣多在汜地视察官署器具，然后才处理自己的私政。周王起初厚待狄人，狄人后来反而侵犯王室。周王起初攻打郑国，郑国后来反而忠于王室。这一段人事，最要看它的开始。周王立狄女为后妃时，所厚待的是狄人，所轻视的是郑国。等到最后，所厚待的反而兴兵攻打王室，所轻视的反而忠于王室。等到周王出逃，又不去其他国家，却进入郑国居住。这最值得关注。《左传》说：“我们周王室东迁，依靠的是晋国和郑国，由来已久了。”郑国以前被周王轻视，等到周王出逃，又为周王视察官署器具，然后才处理自己的私政，为什么反而如此勤力于王室呢？大概郑国是懿亲，虽然周王轻视它，但在急难时不废臣子之礼。狄人则疏远了，周王对待他们稍有不到位的地方，便起反心，发兵攻打王室，致使周王失去国家。从这件事来论述
晋人复衞侯，▯武子与衞人盟于宛濮【二十八年】
▯武子处衞侯奔走艰难之时，君臣上下皆失其道。始者晋伐衞，国人出，衞君臣之逐君，当时衅隙已自大。后来再得归，▯武子为宛濮之盟曰：「行者无保其力，居者无惧其罪，要得合和彼此。」缘此国人稍不贰。衞侯又先期入，至杀其弟叔武，元咺奔晋，愬之于晋。晋受元咺之愬，所以执之归于京师。后晋遂欲鸩杀衞侯，以此知衞侯亦危乎殆哉？何故一国之人共怨？既出其君，衞之君臣上下相戕相贼。晋是堂堂大国为霸主，亦致毒于衞侯。内则一国之怨，外则霸主之怒，如众箭俱发，丛在衞侯之一身。虽泰山之压卵，亦未足以喻。今▯武子独以区区一夫之诚，左枝右梧，欲调防衞国上下之怨。以气势论之，▯武子一夫之力甚小，一国之怨甚大，霸主之气甚大，一夫之气甚小。何故一夫之气内而回得一国之势，外而胜得霸主之力？这见得▯武子忠诚恳切，积徳深厚。处虽堂堂霸主之怒如此，一国之怨又如此，人皆知之。一夫之忠诚如何胜得？殊不知忠诚到处，天地可动，金石可贯。虽浩浩然一国之怨，堂堂然霸主之怒，皆可以消释融化。以此知为国患无忠臣，若得其人，则何事不成？
左氏传说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传説卷四 宋 吕祖谦 撰
僖公
晋侯侵曹伐卫【二十八年】
战于城濮【二十八年】
晋文公凡出外许多时，直到成霸业，皆是赵衰、狐偃二人爲之谋主。文公自僖之二十四年入国，至僖二十七年搜于被庐，方始命狐偃将上军。狐偃则让于狐毛，而佐之。命赵衰爲卿，则又让于栾枝、先轸。若以后世论之，二人自入国便合处于髙官大职可也，何故经涉许多年方命他将上军及爲卿之任？他又相逊。二人初不曾计较官职，以此知二人是心腹宗臣，与社稷同休戚，初不论职位之髙下。又见得古之体国之臣，但欲成国事，不曾计较官职。且如齐桓公之伯，全在管仲。仲只爲下卿，及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礼享之。仲不敢受，曰：“有天子之二守，国髙在当时，国子、髙子常爲齐上卿。”然国髙初无功于齐，所以让者是不计较官职之髙下。汉髙祖之兴，张良实在三杰之列，叔孙通初无大功，后来立太子，使叔孙通为太傅，良止为少傅。自常人处之，必有愤然不平之心。凡此皆国之宗臣，初不曾计较官职髙下，专以推贤让能，使之利害相谋，是非相参而已。又见人材不厌多。夫晋文之有子犯，亦犹齐桓之有管仲相似。晋文一个霸诸侯之规模，皆是子犯出。然文公之规模与齐桓大段不同。桓公是三十年工夫方做得成，所以优游。文公两三年尽做许多事，所以急迫。桓公虽有兵车之会，然史无可书之事，亦无可喜之功。至于文公事业载在史册，粲然可观，如城濮一战，功业森然在目。齐桓成霸业却无迹，晋文公霸业便有迹。桓公霸业缓成，文公霸业速。就此晋文所以不如齐桓处。试又举其大者言之。如齐桓之兴，便去封已灭之卫，归公乘马，凡牛羊豕鸡狗门材皆以与卫。闵二年救邢，复具邢器用而迁之，又与城邢，其存植亡国如此。晋文公于僖二十八年伐卫，使卫失国，其一国君臣互相屠戮，又执曹伯至，使其国乱亡，方复曹伯。桓公封卫，迁邢以存亡国。文公执曹伯，卫侯使其国乱。桓公迁邢，封卫，一举便得安迹。文公复曹，卫反，使其国家危乱，足见文公不如桓公处。然不特此，初晋文公于僖之二十三年欲归国，及郑，郑文公不爲之礼。后来于僖之二十八年，城濮既胜之后，郑伯使子人九行成于晋，晋使栾枝与盟。五月，文公及郑伯盟于衡雍，凡与郑盟者再矣，亦可以释怨。至僖三十年复与秦围郑，看得文公度量不广，未到坦然大度处，所以记人之怨而不忘，其不及齐桓又如此。齐桓九合诸侯，一正天下，无非尊王室，天子亦未尝亲出慰劳。若文公践土之盟，河阳之狩，两屈天子之尊，葢周王不畏齐而畏晋，天子视齐桓乃忠臣不过一诚实，而晋文
译晋国人再次拥立卫侯回国，〇武子与卫人在宛濮结盟【僖公二十八年】
〇武子在卫侯流亡奔波、处境艰难之时，君臣上下都失去了应有的道义。起初晋国攻打卫国，国人出逃，卫国的君臣驱逐了国君，当时的裂痕已经很大。后来卫侯得以再次回国，〇武子在宛濮之盟中说：“逃亡在外的人不要担心自己的力气不够，留守国内的人不要害怕自己的罪责，目的是要彼此和睦。”因此国人稍微不再有二心。卫侯又提前回国，到了那里杀死了他的弟弟叔武，元咺逃到晋国，向晋国申诉。晋国接受了元咺的申诉，所以逮捕了卫侯带回京师。后来晋国甚至想鸩杀卫侯，由此可知卫侯的处境也是危险至极啊？为什么一国的人共同怨恨他？既然已经驱逐了国君，卫国的君臣上下互相残杀。晋国是堂堂大国作为霸主，也对卫侯下毒手。对内有一国的怨恨，对外有霸主的愤怒，就像众箭齐发，都集中在卫侯一人身上。即使是泰山压卵，也不足以比喻这种危急。如今〇武子仅凭区区一人的诚心，左支右绌，想要调和防范卫国上下的怨恨。从气势上讲，〇武子一人的力量很小，一国的怨恨很大，霸主的气势很大，一人的气势很小。为什么一人的气势对内能挽回一国的局势，对外能胜过霸主的力量？这显示出〇武子忠诚恳切，积德深厚。处在虽然霸主愤怒如此，一国的怨恨又如此，人人都知道这种情况。一人的忠诚如何能胜过？殊不知忠诚所到之处，天地可以感动，金石可以穿透。即使是浩浩然的一国之怨，堂堂然的霸主之怒，都可以消释融化。由此可知国家没有患难是因为没有忠臣，如果得到这样的人，那么什么事不能成功？
左氏传说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传説卷四 宋 吕祖谦 撰
僖公
晋侯侵曹伐卫【僖公二十八年】
战于城濮【僖公二十八年】
晋文公在外流亡很长时间，直到成就霸业，都是赵衰、狐偃二人作为谋主。文公从僖公二十四年回国，到僖公二十七年在被庐阅兵，才任命狐偃统领上军。狐偃则将职位让给狐毛，自己辅佐他。任命赵衰为卿，他又让给栾枝、先轸。如果用后世的标准来看，这两人自回国起就应当处于高官大职，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才任命他们统领上军及担任卿职？他们又互相谦让。二人起初不曾计较官职，由此可知二人是心腹宗臣，与国家休戚与共，起初不论职位的高低。又可见古代体恤国家的臣子，只想成就国家大事，不曾计较官职。比如齐桓公的霸业，全靠管仲。管仲只担任下卿，等到平定戎族于王畿，周天子以上卿之礼宴请他。管仲不敢接受，说：“有天子两位守臣，国高在当时，国子、高子常担任齐国上卿。”然而国高起初对齐国没有功劳，所以谦让的原因是不计较官职的高低。汉高祖兴起，张良实在位列三杰，叔孙通起初没有大功，后来立太子，让叔孙通做太傅，张良只做少傅。从常人角度看，必定有愤愤不平之心。这些都是国家的宗臣，起初不曾计较官职高低，专门推举贤能，让他们利害相谋，是非相参而已。又可见人才不厌多。晋文公有子犯，也就像齐桓公有管仲一样。晋文公称霸诸侯的规模，都是子犯谋划出来的。然而文公的规模与齐桓大大不同。桓公是三十年工夫才做成，所以从容不迫。文公两三年做完许多事，所以急迫。桓公虽然有兵车之会，但史书无可记载之事，也无可喜之功。至于文公的事业载在史册，鲜明可观，如城濮一战，功业森然在目。齐桓成就霸业却无迹可寻，晋文公霸业便有迹可循。桓公霸业缓成，文公霸业速成。就此而言，晋文公不如齐桓公的地方。试再举其大者来说。如齐桓兴起，便去封复已灭亡的卫国，归还公乘马，凡是牛羊豕鸡狗门材都给予卫国。闵公二年救邢，备齐邢的器用而迁移它，又给邢筑城，他保存扶持亡国如此。晋文公在僖公二十八年伐卫，使卫国失国，其一国君臣互相屠戮，又逮捕曹伯至晋，使其国乱亡，方才释放曹伯。桓公封卫，迁邢以保存亡国。文公执曹伯，卫侯使其国乱。桓公迁邢，封卫，一举便得安定。文公复曹，卫反，使其国家危乱，足见文公不如桓公处。然而不仅如此，起初晋文公在僖公二十三年欲归国，经过郑国，郑文公不礼待他。后来在僖公二十八年，城濮战胜之后，郑伯派子人九向晋国求和，晋国派栾枝与他结盟。五月，文公与郑伯在衡雍结盟，凡与郑盟者两次了，也可以释怨。到僖公三十年又与秦国围攻郑国，可见文公度量不广，未到坦然大度处，所以记人之怨而不忘，其不及齐桓又如此。齐桓九合诸侯，一正天下，无非尊王室，天子也未尝亲自出慰劳。若文公践土之盟，河阳之狩，两次屈辱天子之尊，大概周王不畏齐而畏晋，天子视齐桓乃忠臣不过一诚实，而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