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传説卷十一
左氏传説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传说》卷十二宋吕祖谦撰昭公
治兵于邾南，甲车四千乗【十三年】
平丘之防，叔向曰：“寡君有甲车四千乗，在其何敌之有【同上】
晋自平公以后，所谓霸业，仅存而已。到得昭公时，诸侯皆有二心，在晋无防，不过扫境内之众，以治兵于邾南，欲以服呉。甲车至于四千乗。夫晋霸业之最盛者，莫过于文公。文公之战最大者，莫过于城濮。城濮之战不过七百乗，当时能服强楚，遂霸诸侯。至于后来相继，或盛或衰，亦未尝有四千乗。全出时节，鞌之战虽郤克再三请益兵，不过至于八百乗。及楚灵王欲执韩宣子与叔向而防啓彊谏之，亦不过曰：「晋长毂九百。」是晋当时出兵大率不过千余乗。何故当此削弱之时，兵乃如是之多？盖当其盛时，兵常在国，虽有四五千乗，所出不过千余乗，故力常有余，而能坐制诸侯。到此霸业既衰，求以自振，于是焚林涸泽，扫国内之众而出，欲以威灵气焰，惊詟诸国，初不虑其后之不继也。然而主此谋者，叔向也。叔向，晋之贤大夫，岂不知前出兵规模如此？叔向之心，见国势衰弱如此，亦欲庶几一时之强而已。自古论王霸，皆曰：「王以德，霸以力。」德与力，是王霸所由分处。然而霸亦尝假德而行，亦未尝专恃力而能霸者。如晋文公之霸，所谓出定襄王，入务利民，伐原以示之信，大搜以示之礼，皆是依傍德而行。惟文公以德辅力，故能一战而霸。到得平公以后，全无德，全恃力，不知霸虽是力，亦必假徳方能立。以此知维持天下者，其可斯须去德邪？昭公不合全倚靠着力，此所以虽有四千乘而不能以一振也。以此见兵初不在众。晋当时所以尽出兵革，乃叔向之谋。叔向，晋之望也，岂不知文公旧规模？岂不知扫境出来后无以继？所以如此，盖出不得已。当时晋君侈，六卿强，公室又卑，纪纲文章皆不振，虽叔向亦不能救，勉强图须臾之安，所以为此举。看此事，皆非叔向之本心。观平邱之防，别无人奋臂攘袂主盟其事，其谋大抵多出于叔向，强如此。主张先曰：“诸侯不可以不示威。”到得晋将寻盟，齐人不可。叔向又奉命告于齐，齐迁延不从。叔向又举先王朝聘防盟之礼，数十语责之之后，方得齐人惧而听命。叔向见得诸侯解弛，一防之闲，凡两治兵。到得于治邾莒之愬，又是叔向责鲁时，惠伯对曰：“君信蛮夷之愬，以絶兄弟之国。”叔向又奋然言之曰：“寡君有甲车四千乗，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考此一防本末，见得晋衰弱，皆无人维持，全是叔向强主张，振厉奋发如此。然叔向岂得已哉？亦图于衰弱之中少振起之故，不得已如此。自形迹上看，叔向但见得他发扬蹈厉，见事风生，风采凛然可畏。然未尝知叔向勉强恨愧不得已之气象，皆在言意之外。此段事只看他震动诸侯，非真知叔向者。读书须见得叔向外为壮语，其内心如何。
叔弓围费【十三年】
南蒯将叛【十四年】
鲁昭公当时不能堪季氏之强，暴陵弱，公室不胜，一朝之忿，举兵伐季氏，至于失其国，身死于外。自当时观之，不过言鲁失民数世，一旦轻举妄动，以丧社稷，固昭公之可罪。然当时便俛首听命于强族，亦岂是承周公伯禽付托之意？但季氏虽强，然考当时事势，亦自有可乗之机。昭公智不足以知此，费季氏腹心之地，季氏不能自固根本。南蒯以费叛，腹心内溃，季氏讨之，三四年不服，闲隙孰▯于此？昭公若乗此机防，正一国之纪纲，收公室之权，当时又有子家覊，清忠逺识，与之图回，举兵以伐之，季氏必败。大抵投机之防，固有闲不容发者。今也季氏讨费数年之久，亦一大机防也，而昭公不能知，当可为之时不为。及季氏既服费，大强之后，始谋讨季氏，亦已晚矣。此其所以反为季氏所陵，而身死于外也。楚令尹子旗有德于王，不知度。九月，楚子杀鬬成然【十四年】
楚令尹子旗有德于王而求无厌，故楚子杀子旗。当时平王所以立子旗，实与
译《左氏传说》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传说》卷十二，宋代吕祖谦撰，关于昭公的论述：
在邾南操练军队，拥有战车四千辆【十三年】
平丘的盟会，叔向说：“我们国君拥有战车四千辆，还有什么敌人呢？”【同上】
晋国自平公以后，所谓的霸业，仅仅只是名义上存在罢了。到了昭公时，诸侯都怀有二心，对晋国没有敬畏，晋国不过是将国内的民众全部征集起来，在邾南操练军队，想要以此降服吴国。战车多达四千辆。晋国霸业最兴盛的时候，莫过于文公。文公最大的战役，莫过于城濮之战。城濮之战不过出动战车七百辆，当时能够降服强大的楚国，从而称霸诸侯。至于后来相继的君主，或盛或衰，也从未达到四千辆。全凭当时的时节，鞌之战虽然郤克再三请求增加兵力，也不过达到八百辆。等到楚灵王想要拘捕韩宣子和叔向时，启彊劝谏他，也不过说：“晋国的战车有九百辆。”可见晋国当时出兵，大抵不过一千多辆。为什么在这衰弱的时期，兵力却如此之多？大概是因为在兴盛时期，军队常在国内，虽然拥有四五万辆，但出动的不过一千多辆，所以力量常有余裕，能够坐制诸侯。到了这时霸业已经衰落，想要自我振作，于是竭泽而渔，将国内的民众全部征集出来，想要以威灵气焰，震慑各国，起初并不考虑后续无法维持。然而提出这个计谋的，是叔向。叔向是晋国的贤大夫，难道不知道以前出兵的规模如此吗？叔向的心意，看到国势如此衰弱，也想要侥幸获得一时的强大罢了。自古以来谈论王道与霸道，都说：“王道依靠德行，霸道依靠武力。”德行与武力，是王道与霸道区分的依据。然而霸道也曾借助德行来施行，也未曾有专门依靠武力就能称霸的。比如晋文公的称霸，所谓外出安定襄王，入内致力于利民，攻打原国以显示诚信，大规模阅兵以显示礼制，这些都是依靠德行来施行。只有文公以德行辅助武力，所以能够一战而称霸。到了平公以后，完全没有德行，完全依靠武力，不知道霸道虽然是依靠武力，但也必须借助德行才能确立。由此可知，维持天下的人，怎么可以片刻离开德行呢？昭公不应该完全依靠武力，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有四千辆战车，却不能因此振兴的原因。由此可见，兵力起初不在于众多。晋国当时之所以出动全部军队，是叔向的计谋。叔向是晋国的希望，难道不知道文公以前的规模吗？难道不知道扫荡境内之后没有后续吗？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出于不得已。当时晋君奢侈，六卿强大，公室又卑微，法纪文章都不振作，即使是叔向也不能挽救，勉强图谋片刻的安定，所以做出此举。看这件事，都不是叔向的本心。观察平丘的盟会，没有人奋臂攘袖主张盟约的事，其计谋大抵多出于叔向，勉强如此。主张先说：“诸侯不可以不显示威势。”等到晋国将要寻盟，齐国不同意。叔向又奉命告诉齐国，齐国拖延不听从。叔向又列举先王朝聘盟会的礼制，用几十句话责备之后，才使得齐国人害怕而听从命令。叔向看到诸侯松弛，一次盟会之间，两次操练军队。等到处理邾莒的控诉时，又是叔向责备鲁国时，惠伯回答说：“国君相信蛮夷的控诉，来断绝兄弟之国的关系。”叔向又激昂地说：“我们国君拥有战车四千辆，在这里，即使以无道的方式施行，也必定令人畏惧。”考察这一盟会的始末，可以看出晋国的衰弱，都没有人维持，全靠叔向勉强主张，振作奋发如此。然而叔向是不得已吗？也是想在衰弱之中稍微振作起来，所以不得已如此。从表面看，叔向只是看到他发扬蹈厉，遇事风生，风采凛然可畏。然而未曾知道叔向勉强、悔恨、不得已的气象，都在言语之外。这段事只看他震动诸侯，不是真正了解叔向的人。读书必须看到叔向外表说壮语，他的内心是如何的。
叔弓包围费邑【十三年】
南蒯将要叛乱【十四年】
鲁昭公当时不能忍受季氏的强大，暴虐欺凌弱小，公室不能胜任，一时之怒，举兵讨伐季氏，以至于失去国家，自身死在国外。从当时来看，不过是说鲁国失去民心几代，一旦轻举妄动，从而丧失社稷，固然昭公有罪。然而当时就低头听命于强族，难道是承继周公、伯禽托付的意思吗？只是季氏虽然强大，但考察当时的事势，也自有可以利用的机会。昭公智慧不足以知道这一点，费邑是季氏的心腹之地，季氏不能巩固根本。南蒯凭借费邑叛乱，心腹内部溃散，季氏讨伐他，三四年不服，间隙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昭公如果利用这个机会，整顿一国的法纪，收回公室的权力，当时又有子家羁，清正忠诚且有远见，与他谋划，举兵讨伐他，季氏必定失败。大抵投机的时候，本来有间隙不容发的时候。现在季氏讨伐费邑数年之久，也是一个大机会，而昭公不能知道，在可以作为的时候不作为。等到季氏已经平定费邑，变得强大之后，才开始谋划讨伐季氏，也已经晚了。这就是为什么反而被季氏欺凌，而自身死在国外的原因。楚令尹子旗对君王有恩德，但不知节制。九月，楚子杀死了鬬成然【十四年】
楚令尹子旗对君王有恩德但贪求无厌，所以楚子杀死了子旗。当时平王之所以立子旗，实在与
其谋。到得平王即位之后，以子旗为令尹，尊宠在羣臣之上，报之亦云足矣。然子旗之心责报无已，所以至杀其身。大凡有德于人，人已报，方且诛求无厌，卒至以德为怨。观富辰之言曰：“报者倦矣，施者未厌。”此两言天下之至言也。当时有德于人，人报我之心已倦，然施徳之人尚无厌，卒至以恩易怨，至于不得其终。所以后汉崔子玉座右铭之语有曰：“施人谨勿念，受施谨勿忘。”亦是富辰始终两语。然于此又当求其病根，何故施恩之人常诛求无已，受恩之人常厌倦此？须思病根所在，正縁不知反已，只去人上看了。有德之人，但只以当时我曽有德于人，只去诛求，不知权衡轻重，都不思量我当初有多少德在他处，他如何报我了。报者但说我已报他了，又如此诛求不已。两者都不去反已，只去自私心上看了。然则报者自当无倦，施者自当知足，故以德易怨，尝出于不知此。
译他的计谋。等到平王即位之后，任命子旗为令尹，尊崇宠信他在群臣之上，报答他也算是足够了。然而子旗内心要求回报没有止境，所以最终导致杀身之祸。大凡对人有恩德，别人已经报答了，却仍然贪求无厌，最终导致将恩德变成怨恨。看富辰的话说：“报答的人已经疲倦了，施恩的人却没有满足。”这两句话是天下最精辟的言论。当时对人有恩德，别人报答我的心意已经疲倦，然而施恩的人却没有满足，最终导致以恩德换取怨恨，以至于不得善终。所以后汉崔子玉座右铭的话说：“施恩于人千万不要记挂，接受恩惠千万不要忘记。”这也是富辰始终这两句话的意思。然而在这里又应当探求其病根，为什么施恩的人常常贪求无已，受恩的人常常感到厌倦呢？必须思考病根所在，正是因为不知道反省自己，只在别人身上看。有恩德的人，只想着当时我曾对人有恩德，只是一味地索取，不知道权衡轻重，都不思量我当初在他那里有多少恩德，他如何报答了我。报答的人只说我已经报答他了，却又如此索取不已。两者都不去反省自己，只在自私心上看。然而报答的人自然应当不疲倦，施恩的人自然应当知足，所以以恩德换取怨恨，常常出于不知道这一点。
楚费无极害朝呉之在蔡【十五年】
楚灵王之后，平王立，楚国稍整顿规模方略，奠枕再传至昭王，终有呉入郢之祸，几亡楚国。其病源皆起于费无极之乱。楚国其病根，则又在于谮朝呉。上当时，朝呉有功于楚，与平王是同体人。费无极欲害其宠，用间谍使蔡逐朝呉。夫朝呉有佐命之功，未有显恶。王怒曰：「余唯信呉，故寘诸蔡。且微呉，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王之怒当矣。使平王于此时便能正无极之罪，必无后害。惟平王却被他防佞辨给巧言移夺了，反以无极为忠。无极以此一事试得平王之意，自此全无忌惮。其后遂至谮逐太子建，杀伍奢及昭王立，又谮杀左右贤人不已，终至于神怒民怨。此其所以几危楚之社稷，只縁当时被他移换了。大抵奸臣欲肆其谋，第一次必先以一事试其君。君若不受其欺，即正其罪，彼亦有所惧惮，便自俯首帖耳，不敢继来。若被他试过能移夺了，便无忌惮矣。无极之请，一则是欲害朝呉之宠，一则欲试平王之昬与明。使平王不改初心之怒，必无他日之祸。以此防口移人最难自觉。佞人须是屏絶之，不使一时在左右▯近他。虽自能执持，终必为他移夺而不自知。此孔子所以有言曰：「逺佞人。」此古今之所深戒。
晋荀呉帅师伐鲜虞【十五年】
晋荀呉帅师灭陆浑之戎【十七年】
晋荀呉使师伪籴者负甲袭鼓灭之【二十二年】
晋荀呉帅师伐鲜虞，围鼓。始者，鼓人或请以城叛，荀呉不许，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围鼓三月，或请降。荀呉见其民，曰：“犹有食色，姑修而城。”当时军吏以获城而弗取，勤民顿兵，为谏。穆子曰：“获一邑而教民怠，将焉用邑？”及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若独以此论之，虽三代之用师，亦不过此。然考其本末，乃知伐鼓之役，盖是荀呉姑假此以立信义之名。始者做得太过，后来所以不能继。当其鼓人以城叛，固未可受；到得围之三月之久，至于他自请降，则受之可也。然必待他食竭力尽而后取之，以此见得他分明是欲以此一事成信义之名。惟其如此，做得过当，此其后之所以不继也。到得数年之后，欲伐陆浑之戎，亦是荀呉为主帅。到得雒水，先张虚声，要祭雒与三涂，使陆浑弗为备。乃用牲于雒为祭之状，掩其不备，袭而灭之。同一荀呉，何故数年前灭鼓守信义如此其贤，而伐陆浑之时诈谋如此其甚？只是一个荀呉，而信与诈前后相反如此。盖当时围鼓，鼓外援既絶，已在荀呉掌握中，虽少缓之数月，彼自不能逃，故于此时示信义以假其名也。若陆浑则贰于晋，又有强楚以为之助，虽欲示信义以假其名，亦不得，所以不得不用诈谋以胜之也。以此知荀呉于无利害处常是信义，于有害处常用诈谋。惟其信义不出于诚，所以不能服人。考后来之事，则可见。观十数年后，鼓人又叛晋附鲜虞。当时取鼓三次方受其信义，如此论来，人当心恱诚服，何故不十数年而叛？以信义不出于诚，盖天下之不可掩者诚也。方荀呉伐鼓时，鼓人已在掌握中，呉故于此无利害处示信义，此心之发，鼓人已窥见其机矣，所以召其后之不服，遂致再叛而归于戎狄。使呉当时果能三擒三纵，皆出于诚，则鼓人虽数十世亦不叛可也。以此知矫情饰诈，不如诚之可以服人，明矣。到得第二次伐鼓，使伪籴者负甲袭而取之。前此信义都不见了，何故？盖前此许多信义，到此亦自知使不得了，故不免用诈。以此知矫情饰诈之人，旣如此不可久，他后来亦不自信。他当时闲暇示信义，鼓人旣窥见之，及后来使不得不自咎，此心不纯，方且谓诚不足以动人，信义不可以服众。居春秋之世，不如诈谋竒计之可以立国，遂一向立诈，故伐鼓所以如此。譬如世之人，诚心素不足以服人，假一日之诚信，求以服人，而人不我服，遂断然谓不如诈。此天下必无之理。且以唐德宗观之，平昔猜忌无所不至，特闲有一两件假诚信而行。及奉天之祸，方且自以为推诚之过。德宗平生是猜疑忌
译楚国费无极陷害朝吴，使其流亡蔡国【十五年】
楚灵王之后，楚平王即位，楚国稍微整顿了规模方略，稍得安宁，再传到楚昭王时，最终发生了吴国攻入郢都的祸乱，几乎使楚国灭亡。其病源都起于费无极的作乱。楚国病根的根源，则又在于费无极进谗言陷害朝吴。当时，朝吴对楚国有功，与平王是同心同德的人。费无极想要害他受宠，使用间谍手段让蔡国驱逐朝吴。朝吴有辅佐君王的功劳，没有明显的恶行。平王愤怒地说：“我只信任朝吴，所以把他安置在蔡国。况且如果没有朝吴，我达不到今天的地位。你为什么要赶走他？”平王的愤怒是恰当的。假如平王在这个时候就能惩治费无极的罪行，必定不会有后来的祸害。只是平王却被费无极的奸佞巧言迷惑，反而认为费无极是忠臣。费无极通过这件事试探出了平王的意图，从此完全肆无忌惮。后来竟然进谗言驱逐太子建，杀害伍奢，等到昭王即位，又进谗言杀害左右贤人不止，最终导致神怒民怨。这就是楚国社稷几乎危亡的原因，只因为当时被费无极迷惑了。大抵奸臣想要肆意施展阴谋，第一次必定先以一件事试探君主。君主如果不接受他的欺骗，就惩治他的罪行，他也有所畏惧，便会俯首帖耳，不敢再来。如果被他的试探迷惑了，便肆无忌惮了。费无极的请求，一是想要害朝吴的宠信，二是想要试探平王的昏庸与明智。假如平王不改变初心的愤怒，必定不会有日后的祸患。由此可见，奸佞之口迷惑人最难自觉。对于奸佞之人必须屏除隔绝，不让他一时在君主身边。即使自己能坚持操守，最终也必定被他迷惑而不自知。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远离奸佞之人。”这是古今所深深警戒的。
晋国荀吴率军讨伐鲜虞【十五年】
晋国荀吴率军灭掉陆浑之戎【十七年】
晋国荀吴派军队伪装成买粮的人背着铠甲袭击鼓国并灭掉它【二十二年】
晋国荀吴率军讨伐鲜虞，包围鼓国。起初，鼓国人请求献出城池叛变，荀吴不允许，说：“有人献出城池叛变，这是我非常厌恶的。别人献城来，我独自有什么喜好？”包围鼓国三个月，有人请求投降。荀吴见到鼓国的百姓，说：“还有粮食和欲望，暂且修缮你们的城墙。”当时军吏认为获得城池却不取，使百姓劳苦、军队疲惫，以此进谏。荀吴说：“获得一个城池却使百姓懈怠，那要城池做什么？”等到鼓国人报告粮食吃尽、力气用完后才取城。如果只以此事论之，即使是夏商周三代用兵，也不过如此。然而考察其始末，才知道讨伐鼓国的战役，大概是荀吴借此树立信义的名声。开始时做得太过分，后来所以不能坚持。当鼓国人献城叛变时，固然不可接受；等到包围三个月之久，以至于他们自己请求投降，那么接受是可以的。然而一定要等到他们食竭力尽后才取城，由此可以看出他分明是想以此事成就信义的名声。正因为如此，做得过当，这就是后来不能坚持的原因。到了数年之后，想要讨伐陆浑之戎，也是荀吴为主帅。到达洛水时，先虚张声势，说要祭祀洛水与三涂山，使陆浑人不防备。于是用牲口在洛水举行祭祀的样子，趁其不备，袭击并灭掉了他们。同一个荀吴，为什么几年前灭鼓国守信义如此贤德，而讨伐陆浑时诈谋如此严重？只是一个荀吴，信义与诈谋前后如此相反。大概当时包围鼓国，鼓国外援已断绝，已在荀吴掌握中，虽然稍微延缓数月，他们自然不能逃脱，所以在此时显示信义以假借其名。如果陆浑则背叛晋国，又有强大的楚国作为援助，即使想显示信义以假借其名，也不行，所以不得不使用诈谋来战胜他们。由此可知荀吴在无利害处常是信义，在有害处常用诈谋。只因信义不出于真诚，所以不能使人信服。考察后来的事情，就可以看见。看十数年后，鼓国人又叛晋依附鲜虞。当时取鼓国三次才接受其信义，如此说来，人应当心悦诚服，为什么不到十数年就叛变？因为信义不出于真诚，大概天下不可掩盖的是真诚。当荀吴讨伐鼓国时，鼓国人已在掌握中，荀吴故在此无利害处显示信义，此心一发，鼓国人已窥见其机巧了，所以招致后来的不服，最终导致再次叛变而归于戎狄。假如荀吴当时果真能三次擒获三次释放，都出于真诚，那么鼓国人即使数十代也不会叛变。由此可知矫情饰诈，不如真诚可以使人信服，明白了。到了第二次讨伐鼓国，派伪装成买粮的人背着铠甲袭击并取城。此前的信义都不见了，为什么？大概此前许多信义，到此也自知使不得了，故不免使用诈谋。由此可知矫情饰诈之人，既然如此不可长久，他后来也不自信。他当时闲暇时显示信义，鼓国人已窥见之，及后来使不得而不自责，此心不纯，反而认为真诚不足以动人，信义不可以服众。处于春秋之世，不如诈谋奇计可以立国，遂一向立诈，故讨伐鼓国如此。譬如世上之人，诚心素来不足以服人，假借一日之诚信，求以服人，而人不信服，遂断然认为不如诈谋。这是天下必无的道理。且以唐德宗观之，平素猜忌无所不至，特闲有一两件假诚信而行。及奉天之祸，方且自以为推诚之过。德宗平生是猜疑忌
刻之人，猜疑忌刻已信于人，偶然一两事人不信他，不能自咎终身之猜疑忌刻，反责片时之诚，乃为信义用不得。一日之诚，岂足以胜其千日之猜忌？学者须思一杯之水不能救车薪之火之意，反言我已为信义事，人犹不信，我今里巷人多言好事做不得，正为此尔。须能自此充养，不可暂时善善而不孚于人，縁此遂止为善之心。此与荀呉所谓示信义之意同矣。
译刻薄的人，猜疑忌刻的恶名已经被人确信，偶然有一两件事别人不相信他，他不能自我反省终身猜疑忌刻的过错，反而责怪片刻的诚意，于是认为信义行不通。一天的诚意，怎么足以胜过他千日的猜忌？求学的人必须思考一杯水不能扑灭一车干柴之火的意思，反而说我已经做了信义的事，别人还不相信，我现在听说里巷中的人多议论好事做不成，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必须能够从此扩充涵养，不可因为暂时的善行不被别人信服，就因此停止为善的心。这与荀吴所说的显示信义的意思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