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传説卷五

译《左氏传説》卷六，由宋代吕祖谦撰写。

宣公十二年，晋国与楚国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

楚庄王围攻郑国。宣公、成公年间，正是楚庄王霸业强盛之时。举出邲之战，晋楚两国的强弱便可知晓。当时，晋景公只是遵循旧例，政事稍有懈怠。而楚庄王正励精图治，政事修明。晋楚强弱的根本大纲就在于此。楚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得到了孙叔敖整顿军政，训练士兵，无论细微还是根本，无不具备。兵威所至，即使是中原各国也不敢抵挡其锋芒。楚国的强盛，不仅在于兵力不可抵挡，也在于庄王善于持守胜利。为什么他能俘获陈国，却又重新封立它？随后攻克郑国，郑伯肉袒牵羊来迎接，他又恢复了郑国的社稷。楚国用兵夺取了两国，却又恢复它们的社稷，这显示出楚王有功而不居功。自齐桓公、晋文公以来，未曾有过这样的事。在邲之战时，晋楚正欲争夺霸权。荀林父、栾书等人，一见楚军便想收兵避战，那么双方的强弱就更容易明白了。总之，邲之战的失败，罪责固然在先縠，但荀林父也不能没有罪责。因为先縠刚愎不仁，本来就不应被信任。荀林父作为晋国的名臣，统领元帅之权，却不能制约一个先縠，大概是因为他手下新进的人，威望德行尚未被人信服，所以如此。从楚国宠臣伍参的话来看，说晋国执政的人资历浅，这番话对荀林父最为切中要害。大抵贤才处事有时导致失败，未必是才能不足、处事不审慎，只是因为他平素的声望尚未被人熟悉，所以导致失败。古人之所以四十岁才出仕，五十岁才做大夫，是想涵养积习，使威望在人们心中熟悉，然后才能从政。如果平时没有修养，突然居于人上，很少有不失败的，实在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邲之战的失败，虽然是彘子（先縠）的罪责，但荀林父也有不对的地方。看彘子以中军副帅的身份率先渡河，荀林父不得已而跟随他，这是彘子的罪责。又让赵括更改使者的言辞，用恶言激怒楚国，这也是彘子的罪责。不设防备而被楚国乘虚而入，这三者虽是彘子的罪责，但荀林父是元帅。至于魏锜、赵旃因未得官职怀恨而去，楚国想打败晋军，这是人人都知道不可行的，唯独荀林父没有察觉。一请求去就答应，最终导致国家大事失败，这是荀林父的罪责。先縠率先渡河而荀林父也跟随他，这也是荀林父的罪责。等到后来被楚军乘虚而入，在军中击鼓说“先渡河的人有赏”，导致中军、下军争抢船只，船中手指可以捧起，这也是荀林父的罪责。推究邲之战的失败，都是晋国众将浮躁不协调，最终导致军队失败。晋国自邲之战失败后，大体规模与以前不同，所以常常积蓄力量自我修养，不敢对他国有所行动。既不急于报复楚国，也不急于报复郑国。如攻打郑国只是巡视一番，展示军容整齐就返回。等到楚国围攻宋国，也不过是让解扬传达命令罢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鞌之战的胜利。从灭掉夷地几件事来看，荀林父的谋略也可以说是明智了。至于邲之战，为什么如此昏乱？大概人心最不可昏乱。在邲之战时，因为先縠强横狠戾，一定要先渡河。荀林父又不得已，勉强跟随他。正因为自相矛盾、自相攻夺如此，所以荀林父心中精明，全都昏乱了。他的部下先渡河时，心已不在军事上，所以举措乖谬错乱。邲之战，先縠说：“因我失去霸业，不如死。”栾书从旁边制止他。到了鄢陵之战，栾书担任元帅，却说：“不能在我的时代失去诸侯，反而蹈先縠的覆辙而不自知。”范武子从旁边制止他。为什么以前明智而后又昏乱呢？大概天下的事，旁观时没有不精审的，等到亲自临事时，利害切身，私心难以克制，所以如此。楚庄王战胜晋国后，不肯筑京观，这也是不敢自居功的意思。既已伐陈，因申叔的话就封立它。既已入郑，因其君主有礼，就恢复其土地。退让而不敢自满，引用诗书之言，宛然有儒者的气象。等到他经过周朝，询问鼎的轻重，突然凌辱天子。聘问齐国不借道于宋，聘问晋国不借道于郑，而又凌辱诸侯，所谓儒者的气象已不复见。为什么？大概生于那个地方，安于那种习俗，风气习尚容易沾染，所以难以改变。楚国自武王以来，其君臣日夜所讲的无非是这类事。看其僭号称王，其胁迫凌辱的气象也有定本，这也是家法所致。所以即使庄王贤明，也不能免于风气习尚的影响，所以庄王视为平常，做了。由此可知居处改变气质，修养改变形体，学者不可不知。晋国自庄王在世时，其军队未曾轻动。看荀林父略取狄地以扩大晋国，起初未曾与楚国争夺。等到攻打郑国，也只是巡视以展示军容整齐罢了，起初未曾急于使郑国臣服。只是积习培养其力量，最终导致有鞌之战的胜利。到鞌之战时，庄王已死，才敢用威势治理中原。大概当时，庄王的威势加于诸侯，自齐桓公、晋文公之后，襄公以下都不如楚国。楚国之所以称霸，其根本在哪里？只有栾书的话最得其要领。他说：“楚国自从攻克庸国以来，其君主没有一天不告诫国人，并教导他们民生不易

译灾祸降临没有多少日子了，警戒恐惧之心不可懈怠；在军中无一日不整顿军备，并反复告诫胜利不可保持，如商纣王屡次获胜最终却断绝后代；用若敖、蚡冒披荆斩棘开辟山林的事迹来训导他们；用箴言告诫说：“百姓的生活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匮乏，不可因此骄傲。”这几句话是楚国君臣自我警戒的准则，即使是君王之所以成为君王，霸主之所以成为霸主，强国之所以成为强国，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都不出这个范围，这正是学者应当下功夫的地方。邲之战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众位将领心意不一，自相矛盾，不能虚心顺从，所以导致失败。到了鞌之战，则把互相顺从放在首位。并且任命郤克为元帅，韩厥为司马。元帅地位尊贵，司马地位卑微，韩厥想要斩杀某人，郤克来不及阻止，便跟随韩厥并劝他执行军法，并且说：“我是为了分担责难。”郤克的用意未必仅仅在于分担责难，他之所以首先降低自己的尊贵、减轻自己的威严，那么众位将领怎能不和气？这正是为了启发将帅们虚心顺从的心意。后来晋军将领立下战功，军队回国，范文子最后进城，其他将领也都互相谦让，这都是郤克启发的。由此可知，邲之战的失败，虽然原因很多，但一言以蔽之，就是“争”罢了。鞌之战的胜利，虽然原因很多，但一言以蔽之，就是“和”罢了。后来君臣不免有自满之心，虽然与晋厉公在鄢陵获胜后臣下互相残杀的情况不同，但当时的君臣不能不被胜利之心所动摇。为什么呢？因为看到鲁国来朝见晋国，晋景公以不恭敬的态度对待他们，以至于鲁国舍弃晋国而跟随楚国，国君未免被胜利之心所动摇，以此骄纵鲁侯。又有齐侯来朝见晋国，郤克说：“这次出行，是为了让国君遭受妇人的嘲笑侮辱。”作为臣子对国君说话，之前竟敢如此，那么他的臣子也被胜利之心所动摇，以此骄纵诸侯。君臣都被胜利之心所动摇，从而产生骄纵之心，由此可知楚庄公善于保持胜利，有了功劳却不居功，所以能称霸中原；而晋景公之所以仅仅成为晋景公，这就是晋国不如楚国的原因。

译邲之战晋楚军制【十二年】

邲之战，关于晋楚之所以胜败的原因，以前本来就已经论述过了。然而晋楚的军制，只有这一战记载得非常详细。晋国出兵时分为三军，荀林父统领中军，士会统领上军，赵朔统领下军。直到后来奖赏鞌之战的功劳，才分为六军。但是拿邲之战来考察，当时晋国虽然还没有六军的名称，却已经有了六军的编制。为什么呢？当晋军来到黄河边时，从随武子以下都不愿意前进，只有彘子作为中军副将率先渡河。当时如果只有三军，中军主将自然是荀林父，彘子怎么能分出一部分军队率先渡河呢？由此可知，当时虽然没有六军的名称，却已经有了六军的编制。为什么呢？荀林父是中军主帅，彘子是中军副将，士会是上军主帅，郤克是上军副将，赵朔是下军主帅，栾书是下军副将。由此可知，当时六军已经各自分开了。所以彘子才能独自率领中军副将的部队渡河。如果当时六军的编制没有分开，彘子虽然刚强狠戾，但凭他一个人，怎么能独自渡河呢？所以韩献子对荀林父说：“彘子率领偏师陷入险境，这说明六军的编制已经分开了。”晋国确实是这样，然而当时楚国的军制更加详细。当时楚国也有三军，比如子重率领左军，子反率领右军，所说的三军是正规军。当时孙叔敖担任令尹，执掌国家政事，不在三军编制之内，是统率三军的人。况且像南辕反斾，军队或进或退，军中的号令都由令尹发出。由此可知令尹是统率三军的人。当时三军是正规军，国君的兵车分为二广，内官按次序轮流值夜，这是亲军，也不在三军编制之内，常随禁军行动。等到率领游阙四十辆战车，跟随唐侯的游阙，这既不是楚国的亲兵，也不是正规军，是往来填补空缺的部队。看哪里薄弱，游阙就跟随去补充。这就是所谓的奇军。奇军就是从正规军中临时分出来的，不是正规军之外另外有奇军，只是不列入步兵行列，临时看兵力厚薄随时分配补充。后来楚国打败了晋国，在乙卯日打败晋军，丙辰日楚国的辎重才到。由此可知辎重通常比正规军晚一天到达。大概楚国的军队很有法度，辎重不超过正规军一天。如果与正规军相距太远，就会有遭到拦截攻击的危险；如果太近，重兵一旦混乱就会扰乱正规军。后世用兵，先攻击辎重而取胜的很多，只是因为辎重不是太近就是太远，没有保持适当的距离。然而楚国的军制不仅如此，看它所说的“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这尤其详细完备。军队行进时，敌人在右边就持辕以备，敌人在左边就寻找水草作为宿营的准备。军队如果宿营后再去寻找水草，也会有遭到拦截攻击的危险。只有军队正在行进时，右边持辕，左边寻找水草，驻扎下来与敌人相接，截然整齐。所谓前茅，就是现在所说的达白之类，前茅是旗名。如果遇到山险，或者遇到敌人，前面举旗，后面就可以防备。中权，是中军大将军进退的权柄，三军的心都集中在这里。所谓后劲，是楚国的精兵在后面。大体上后来的劲兵多在前面，多被人击败，后面没有接应，只有精兵在后面可以作为前面的后援。百官模仿物象而行动，就像《周礼》所说，公卿建旜，大夫士建物，跟随旗帜所向，看举旗的地方，公卿都跟随。这是军队的耳目所在。然而白天如此，夜晚更加严密，为什么呢？从亲兵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右广刚开始驾车，数到日中，左广就接替直到黄昏。内官按次序轮流值夜，亲兵的军队十五辆战车常在这里，昼夜轮流。凡是宿营当夜，就像现在所说的当更一样，那么敌人偷袭就无法得逞。楚国军制如此详细，怎么能不取胜呢？又看楚国的作战也有法度。当时楚国已经列阵，晋国还没有排好队列，孙叔敖三军都前进。当时楚王在中间，中军与晋军中军相对。临战时又分左右两拒，右拒当时抵挡晋国下军，左拒当时抵挡晋国上军，两者列阵相对。等到交战时，晋军中军和下军都望风而逃，以至于争抢渡船，船中手指可以捧起。只有上军没有动，楚国左拒正对上军的整齐，恐怕左拒独自抵挡不住。楚王告诉唐侯，让潘党率领四十辆战车跟随唐侯作为左拒，用来对付上军。为什么要增添游阙四十乘？又增添唐侯一军？只是因为中军和下军都溃散了，只有上军没有动。如果看见增添生力军时也退，为什么看见他增添生力军多呢？只有晋国的上军看见他增添生力军多，所以说楚军正强盛。因为这三军都逃跑了，这又是楚国作战的法度。

成公

栾书救郑楚御桑隧【六年】

栾书侵蔡，侵楚，侵沈，获沈子揖【八年】

栾书执政，采用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的谋略。这三个人，都是晋国的名望之士。任用他们的计谋，所向有功。桑隧之役，想要与楚国作战，能采用他们的谋略，保全军队而归。这是采用知、范、韩谋略的第一次。侵蔡，侵楚，俘获楚国大夫申骊；侵沈，俘获沈国国君揖。也采用他们的谋略，有功而归。这是采用知、范、韩谋略的第二次。这三个人，是晋国的名望，一时的名大夫。栾书能屈身采用这三个人的谋略，自认为听从善言了。这三个人也认为自己的谋略得以施行，自认为得以实行自己的言论。从事迹上论述，确实是这样。然而深入考察，却不是这样

译大体而言，治理政事有根本原则，治理国家有宏观局势。所谓任用贤才，不在于只采用某一个计谋或某一种防范措施；所谓贤才，也不在于只被采纳某一个计谋或某一条策略。都必须在根本原则和宏观局势上去任用他们。

看晋景公因为鞌之战的一次胜利，就以至于骄傲自大。其实君主的内心从未端正，政事荒废，而根本原则和宏观局势都未曾整顿。当时赵同、赵括也是一位世袭重臣，来自旧族，罪行并未达到死罪的程度。晋侯因为赵姬的谗言，将他们杀害，于是大大失去了晋国人的民心。内部的根本原则已经丧失了。

外部夺取鲁国的汶阳田地，又归还给了齐国。霸主统领诸侯，关键只在于信义。晋国既然让齐国归还汶阳之田，不久却三心二意，又拘捕郑伯，杀害使者，从而失去了诸侯的信任，导致诸侯关系涣散离乱。晋国统领诸侯的根本大纲都丧失了。

看季文子的话：“信义无法知晓，道义无处立足，四方诸侯，谁会不离心离德？”由此可知根本原则和宏观局势已经颠倒错乱。栾书只知道听从那三个人的计谋是好的，那三个人也只知道运用某一个计谋或防范措施是得当的，不曾去整顿根本大纲。这几个人的罪责是相等的。

大体而言，贤者谈论对君主的忠诚，毅然挺身而出，纠正君主内心的不正。其根本源头要看宏观局势。如果宏观局势尚未好转，也应当努力使其好转。如今栾书等人都没有考察晋景公处于什么样的时势，对根本大纲都不加理会。求学的人不可以把运用某一个计谋或防范措施当作善行，而应当从宏观局势和根本原则来论断。知道范氏、韩氏反而助长了晋景公的骄纵，使其志向骄傲，那么可知那三个人也是随波逐流、平庸无能之辈罢了。

译晋国郤至出使楚国聘问，楚共王设宴招待他【十二年】

晋国郤至出使楚国，楚共王设宴招待他。子反担任相礼，在地下挖了地室，并在其中悬挂钟磬。郤至将要登阶时，地下的钟磬奏乐声响起，他受惊而跑了出来。子反说：“天色已晚，国君在等候，您还是进去吧。”郤至说：“国君不忘记先君之间的友好关系，恩惠施及到我这下臣，赐给我大礼，又用完备的音乐来加重礼遇，这是如天一般的福气。子反却用如天一般的福气来回应，两国国君相见，难道不只是一支箭互相施加威力吗，哪里用得着音乐？”子反的话非常没有义理。郤至于是引用《兔罝》这首诗来驳斥他，最终完成使命回国，把这件事告诉了范文子。范文子说：“无礼必定会违背诺言，我离死不远了。”这一段看郤至铺陈典礼，从事迹论，郤至专对之才似乎可喜；但如果从实事上看，则不然。大概范文子的意思，并不是害怕楚人背叛盟约，然而他深深自我忧虑畏惧的原因，是因为在晋厉公的时候，是什么时节，资质所作为又浅薄了，在朝的臣子都不能深谋远虑，只有范文子忧虑时局，正恐怕晋国战胜楚国会加重厉公的祸患，最终导致亡国。厉公的所作所为自有一个覆亡篡杀的后果在后面，像郤子这样的贤人，也仅仅因为自己有专对之才便自喜，都不能警惕地深忧，反而自矜其才以增添君主的骄横。当时在朝中能深谋远虑的，只有范文子一人而已。只有文子见识高明，不仅忧虑楚人违背诺言，最忧虑晋国加速覆亡篡弑的祸患。

成子受胙于社，不敬【十二年】

成子在社庙接受祭肉，态度不恭敬。刘子曰：“我听说，百姓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这就是所谓的命。因此有动作、礼义、威仪的准则，用来安定性命。有才能的人用这些准则来培养福气，没有才能的人违背这些准则而招致祸患。所以君子勤于礼，小人尽力于职。勤于礼没有比得上致敬的，尽力没有比得上敦笃的。”这一段体现了尧舜禹汤文武相传的奥妙，是力学的根本。看刘子的话，便可见他胸中所获得的，都是三代老师宿儒传道的渊源，大本都从此中发出。学者为学，应当致力于这几句话上。看“我听说”这两个字，便可见老师宿儒的传授，不是康公口中的话。他说：“百姓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这就是所谓的命。”这在《中庸》里就是子思说的“天命之谓性”，在《大易》里就是太极一判，品物流形，各正性命，万物得到天地的偏气，人却得到天地的全气。天化生万物，同一气而已，人与物在偏全之间，所以百姓，是天地的中心。这中正之气所在之处，就是命的所在，也就是《诗》所说的“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便是这个命。因此有动作、礼义、威仪的准则，用来安定性命。须要看“因此”这两个字，人的行动举止，也都合乎节度，都不从外而来，无所勉强，无所矫拂，都自然而然，不可差一毫之过，也不可差一毫之不及。这可见“因此有准则”之处，所谓“用来安定性命者”，此心操持常存，则与天地流行而不息，一旦舍弃而不存，则便堕入私意人欲中，天命便至于壅遏而不流行。有才能的人用这些准则来培养福气，没有才能的人违背这些准则而招致祸患。福气不说取，而祸患说取，是何缘故？此心常操而存，则心广体胖，怡愉安泰，福气本自内出，若有欲败度，纵败礼，则祸患自外来，所以祸患说取，而福气不说取。所以君子勤于礼，小人尽力于职。现在所谓的学士大夫，都是君子；所谓的农工商贾，都是小人。论其中，本无君子小人之别，盖君子小人各自有准则。所谓勤于礼没有比得上致敬的，最是下工夫处。人能致敬，则动作威仪皆合于礼，便是有准则处。所谓尽力，如今或从事于农田，或服劳于商贾，在小人尽力处，便是君子勤礼处。勤于礼没有比得上致敬的，如《曲礼》三百，威仪三千，如果泛然无统，则无以实行。必有根本。从我一心之敬发出，则动皆合礼。尽力没有比得上敦笃的，如勤于农田以奉养父母，如从事商贾以致孝养，是也。这一段最要在“动作礼义威仪之准则”一句下工夫。中正是一身之大本，下面一句却是入道之门户，而今人多把作闲看了，不知此一句最是用工夫的端的地方。如成王作诰，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至于曾子临终也得孔子的深防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而今学者正要用力在如此一步之速，以事考之亦未害事，不知当时此心是定与不定，一言之悖，以事考之亦未害事，不知当时此心还是存与不存。正心诚意之事，学者当随力深浅行之，其始虽若勉强，其得味自有不可已者。

曹人使公子负刍守秋，负刍杀其太子而自立【十三年】

曹宣公跟随晋侯伐秦，死在军中，派公子负刍留守国家，派公子欣时迎接曹伯的灵柩。公子欣时就是子臧。负刍与欣时都是曹伯的庶子。公子欣时迎接

译在丧事尚未办完、灵柩未归的期间，负刍杀害了太子并自立为君。晋国作为霸主，率领诸侯讨伐杀害太子的祸乱，抓获曹成公并将其押回京师。诸侯打算让子臧去朝见周天子并拥立他为君，子臧推辞说：“圣人通达于节义，次一等的人坚守节义，下等的人丧失节义”，于是逃奔到宋国，不肯即位。后来负刍从京师回来，自己做了曹国国君。

大抵学者的弊病，最严重的是勇于行义却不能精于选择。像子臧轻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把它看作破旧的鞋子而不肯接受，这固然算是勇于行义。然而因为他治学不明，选择道义不精，所以在辞让、接受、获取、给予的关头，也不懂得自我把握。

曹宣公去世，太子是正妻所生的嫡长子，本应当即位。负刍杀害太子并自立，他的罪行应当受到讨伐。晋国人讨伐篡位弑君的贼子，诸侯选择贤能的人拥立他。太子在世时，子臧固然不应当即位；然而太子死后，子臧固然应当接受君位，这是可以的，同时也应当讨伐从前弑君的贼子。现在他却拖延不肯接受，反而让篡位弑君的人俨然位居一国之上，致使三纲五常都失去了秩序，这难道是晋人的罪过吗？这都是因为子臧为了保全自身的清白太过，轻重缓急、尊卑厚薄都不加区分，却说出“圣人通达于节义，次一等的人坚守节义”这样的话。

看这一两句，便可见他治学未尽善，选择道义不精，也都是有弊病的。所谓节义，是上天降生百姓，赋予本性，秉承常道，天地间的智者、愚者、圣人、贤人都共同遵守，而不能增加或减损。在周文王那里称为“顺从天帝的法则”，在《易经》里称为“乾元用九，于是显现出天的法则”。如今子臧治学不明，却以纵横捭阖、超乎节义之外的行为自居，这也是子臧没有明白天帝法则和百姓常道的缘故。虽然他有高出世俗的品行、难以做到的操守，所以不免遭到君子的指责，这都是选择道义不精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