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传説卷十七 宋 吕祖谦 撰
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如隋之平陈，贺若弼以沿江防人，每交代之际，必集广陵。陈人以为隋兵大至，急发兵为备。既知防人交代，其众复散，后以为常，不复设备。故弼之济江，陈人不觉。韩擒虎将兵五百人，自横江宵济，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正是得伍贠多方以误，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之防。伍贠之精于兵，固不待论。他説楚病源，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而以为败亡之根本。大而天下，小而一国，必众人扶持而后得立。若各自彼此，无人任国事，何缘能立？得伍贠之言甚的当。大抵观一国之兴亡，有枢机闗纽处。楚之所以亡，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其枢机闗纽在此。虽以六千里，无一个担当国事人，安得不亡？然又须看其所以亡。大抵公则一理，私则万殊。若人人同心戮力，无缘得乖。惟其各私其私，互相忌疾，互相彼此，所以众而乖。此推于彼，甲推于乙，各自谋身而已。楚之朝人臣非不众，国家无一人肯担当为楚王者，都不见为邻国者，已见之。此最可虑。楚国人臣虽众，都无人把国事为已事，最为国之巨患，人主所当深忧。
译他们必定都会出动。他们出动我们就退回，他们退回我们就出动，楚军必定会在道路上疲惫不堪。频繁地骚扰他们以使他们疲乏，用多种方法来迷惑他们。等他们疲乏之后，再率领三军紧随其后，必定能大败他们。就像隋朝平定陈朝时，贺若弼利用沿江的边防士兵，每次换防交接的时候，必定聚集在广陵。陈国人以为隋军大举到来，急忙发兵防备。后来知道只是边防士兵换防，隋军又散了，后来习以为常，不再设防。所以贺若弼渡江时，陈国人没有察觉。韩擒虎率领五百士兵，从横江趁夜渡江，采石的守军都喝醉了，于是攻克了那里。这正是实现了伍员所说的“用多种方法来迷惑，等他们疲乏后再率领三军紧随其后，必定能大败他们”的计策。伍员精通兵法，本来就不必多论。他所说的楚国病根，在于执政的人多而不和，没有人能承担忧患，这被认为是败亡的根本。大到天下，小到一个国家，必定依靠众人扶持才能立足。如果各自彼此猜忌，没有人承担国家大事，凭什么能够立足？伍员的话非常恰当。大体上观察一个国家的兴亡，有关键枢纽之处。楚国之所以灭亡，执政的人多而不和，没有人能承担忧患，其关键枢纽就在这里。虽然有六千里土地，却没有一个担当国家大事的人，怎么能不灭亡？然而又必须看它灭亡的原因。大体上公心则道理一致，私心则千差万别。如果人人同心协力，没有理由会产生不和。只是因为各自谋取私利，互相猜忌嫉妒，互相彼此隔绝，所以人多而不和。这推诿给那，甲推诿给乙，各自只图谋自身罢了。楚国的朝臣并非不多，国家却没有一个人肯担当为楚王做事，都不见为邻国着想，已经显而易见了。这是最值得忧虑的。楚国的臣子虽然众多，却没有人把国家大事当作自己的事，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是君主应当深深忧虑的。
晋侯将以师纳昭公【三十一年】
晋侯始者将以师纳昭公，范献子受赂曰：「若召季孙而不来，则信不臣矣，然后伐之，若何？」晋人召季孙，献子使私焉曰：「子必来，我受其无咎。」看晋执政之臣如此，岂诚有纳昭公之意，不过为盟主备礼做这一着。子家羁见得事势如此，本无纳公之心，但是晋以方伯欲为具文备礼，塞天下之议，故慇懃劝昭公不就此归，终身无归期。晋人谓我欲归公，公自不归，我责已塞。以子家羁之明，岂不知昭公之归，季氏专权，纵使昭公归国失权，子家羁于是权轻重量事势説公，虽不得好归，亦胜越在草莾。从昭公之众，可谓不察事情。看昭公之臣，左右前后都是轻浅不察事情。前此在国既如此，今此在外又如此。公不知季孙之召是备礼，反认做诚了靠之如泰山之重。然而昭公有一子家羁不能用，反听从亡之言，以此知昭公终始皆未尽善。子家羁之谋虽无一中，其忠诚恳切如此。虽然看他心，大抵观古人事迹，于事上看不足以知他心，须平心看他心之所存，以他迹考他心，以所载考所不载，以形见考所不形见。而今只就形迹上看，子家羁劝休伐季氏，昭公不从，所以出亡。后来劝昭公归，昭公不从，终不得归。若去形迹上看，子家羁初劝休伐季氏，不过镇静不生事；及劝昭公归，不过包羞忍耻，所遇事势不同，所以为此谋。殊不知子家之心不得已如此。看他才识智虑，使其不事昭公，岂止安忍不犯强臣，使其遇明君，必能遵养时晦，再振公室之权。惟是昭公手段设施不得，看子家羁为昭公谋都是第七八着。若子家羁之谋止于此，大段失本意。
王使富辛如晋请城成周【三十二年】
自王子朝之乱，诸侯戍周，到这里，敬王谋于晋，为之城成周。当时人心未定，所恃者城郭而已。今范献子、魏献子谋，与其戌周，不如城之。天子实云：“虽有后事，晋勿与知可也。”他是晋秉政大臣，自相谋如此。以事迹上看，晋人合诸大夫以城成周，定其髙低厚薄，以令诸侯，似共王事。以春秋之末，晋之衰，诸侯能如此，已是闲见之事。看晋执政，不要去迹上看，须看其执政之相谋：“虽有后事，晋勿与知可也。”做此城成周一段事，自此天子之事都不要去管他了。这一段大段要看，自周之衰，五霸扶持王室，固是无诚心，欲借王室以求宠于诸侯。何故到春秋之末，虽五霸亦无尚有王泽未尽，略知有王室在。到得王泽欲尽，仅有毫发之存，王不能因此振奋再张王室。此一段事，以略言之，做一畨便不管。所以谋：“虽有后事，晋勿与知可也。”晋一国之心如此。若以天下大势论，见得周所以不复振处，何故当时人心九分在私，止有一分在王室。以一分做十分事，为周城了事，王室之心便亡。盖缘此一畨用尽，岂特范献子、魏献子之过？为周王者所当増修国政，保护爱养生起，诸侯尊王之心，反不审天下之大势，令城其城，诸侯尊王室之心皆亡。此周所以衰。
定公
季孙言：“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尝不中吾志也。吾欲与之从政【元年】
鲁昭公身没于外，季平子使叔孙成子逆昭公之丧于干侯。季孙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尝不中吾志也。吾欲与之从政，子必止之，且听命焉。」当昭公之时，昭公与季平子相与如水火。从昭公者，是季氏之雠；从季氏者，是昭公之雠。子家当时从昭公于外，竭其股肱之力，无所不至。以人情常理论之，从昭公则不得于季氏，得于季氏则必不从于昭公。子家既从昭公，今季氏却反思其谋，深中吾心，要与之共国事，须看子家羁何以得此于季氏。这一事便见得子家平日忠信诚实，虽居君臣如水火之际，上则不见疑于昭公，下则不见疑于季氏，两不相疑，使昭公能尽心以听子家羁。其小则可调护季氏，使不至于有跋扈之患；其大则可以平季氏而复公室之权。故其从昭公淹恤在外许多年，尚自两边无疑心，未有谋不中者。使其当时悉心听之，则君臣之间岂不可平？惜乎有如此之人，昭公不用，都无
译晋侯打算率领军队护送昭公回国【三十一年】
晋侯起初打算率领军队护送昭公回国，范献子接受了贿赂，说：“如果召见季孙而他不来，那就确实是不臣服了，然后再讨伐他，怎么样？”晋国人召见季孙，范献子私下对他说：“您一定要来，我保证您没有灾祸。”看晋国的执政大臣如此行事，哪里真有护送昭公回国的心意，不过是作为盟主为了完备礼仪而做这一手。子家羁看清了局势如此，本来就没有护送昭公回国的心意，但是晋国作为方伯想要做做表面文章以完备礼仪，堵住天下的议论，所以殷勤地劝昭公不要就此回去，导致昭公终身没有回国的日期。晋国人说我们想护送昭公回国，是昭公自己不肯回去，我们的责任已经尽到了。以子家羁的明智，难道不知道昭公回国后，季氏专权，纵使昭公回国后失去权力，子家羁还是从权轻量重、审时度势的角度劝昭公回国，虽然不能很好地回国，也胜过流落在荒野。跟随昭公的众人，可以说是不明事理。看昭公的臣子，左右前后都是轻浮浅薄、不明事理。以前在鲁国时如此，现在流亡在外也如此。昭公不知道召见季孙是为了完备礼仪，反而认为是真心实意，依赖他像泰山一样稳固。然而昭公有一个子家羁却不任用，反而听从亡命之徒的言论，由此可知昭公始终都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子家羁的谋划虽然无一成功，但他的忠诚恳切却是如此。虽然看他的心，大抵观察古人的事迹，从事迹上看不足以了解他的内心，必须平心静气地看他内心的存念，用他的事迹来考察他的内心，用记载的内容来考察未记载的内容，用显露的迹象来考察未显露的迹象。而现在只从事迹上看，子家羁劝不要讨伐季氏，昭公不听从，所以出亡。后来劝昭公回国，昭公不听从，最终没能回国。如果从事迹上看，子家羁起初劝不要讨伐季氏，不过是镇静局势、不生事端；等到劝昭公回国，不过是包羞忍耻，所遇到的局势不同，所以出此谋划。殊不知子家羁的内心是不得已如此。看他的才识智虑，假如他不侍奉昭公，岂止是安分守己、不触犯强臣，假如他遇到明君，必定能够顺应时势、韬光养晦，再次振兴公室的权力。只是昭公的手段措施不得当，看子家羁为昭公谋划的都是第七八步的棋。如果子家羁的谋划只到此为止，就大大失去了本意。
周王派富辛到晋国请求筑成周的城墙【三十二年】
自从王子朝作乱以来，诸侯戍守周王室，到这里，敬王向晋国谋划，为周王室筑成周的城墙。当时人心未定，所依靠的只是城墙而已。现在范献子、魏献子谋划，与其戍守周王室，不如为它筑城墙。周天子说：“即使以后有事，晋国也不必过问。”他们是晋国的执政大臣，自己如此谋划。从事迹上看，晋国人召集众大夫为成周筑城墙，规定城墙的高低厚薄，以此号令诸侯，似乎是共同为王室做事。在春秋末期，晋国衰微，诸侯能如此，已经是难得见到的事了。看晋国的执政大臣，不要从事迹上看，必须看他们执政时的谋划：“即使以后有事，晋国也不必过问。”做了筑成周城墙这一件事，从此天子的事都不要去管了。这一段要重点看，自从周王室衰微以来，五霸扶持王室，本来就没有诚心，是想借王室来向诸侯求取宠信。为什么到了春秋末期，虽然五霸也没有了，但王室的恩泽未尽，略微知道王室的存在。等到王室的恩泽将要耗尽，仅存毫发，周王不能因此振奋再振兴王室。这一段事，简而言之，做了一回便不管了。所以谋划说：“即使以后有事，晋国也不必过问。”晋国一国的心意如此。如果以天下大势论，可以看出周王室所以不能振兴的原因，为什么当时人心九分在私利，只有一分在王室。用一分的力量做十分的事，为周王室筑完城墙了事，王室的心意便亡了。大概因为这一回用尽了，岂只是范献子、魏献子的过错？周王应当修明国政，保护爱护百姓，使诸侯尊王之心兴起，反而不审察天下的大势，让诸侯筑城墙，诸侯尊王室的心意都亡了。这就是周王室衰微的原因。
定公
季孙说：“子家子多次对我进言，没有一次不符合我的心意。我想让他参与政事【元年】
鲁昭公死在国外，季平子派叔孙成子去干侯迎接昭公的灵柩。季孙说：“子家子多次对我进言，没有一次不符合我的心意。我想让他参与政事，您一定要阻止他，并且听从我的命令。”在昭公的时候，昭公与季平子相处如同水火。跟随昭公的人，是季氏的仇敌；跟随季氏的人，是昭公的仇敌。子家当时跟随昭公流亡在外，竭尽股肱之力，无所不至。按人情常理来说，跟随昭公就不能得到季氏的信任，得到季氏的信任就必定不会跟随昭公。子家既然跟随昭公，现在季氏却反思他的谋划，深深契合我的心意，要与他共同处理国事，必须看子家羁为什么能得到季氏的信任。这件事便可以看出子家平日忠信诚实，虽然处在君臣如水火之际，对上不被昭公怀疑，对下不被季氏怀疑，两方都不怀疑，假如昭公能尽心听从子家羁。小的方面可以调护季氏，使不至于有跋扈之患；大的方面可以平定季氏而恢复公室的权力。所以他跟随昭公在外多年，尚且两方都没有疑心，没有谋划不中肯的。假如当时悉心听从他，那么君臣之间岂不可平定？可惜有这样的人，昭公却不任用，都无
所施。大抵两边相疑，中间最难为人得那一边人信，这一边人便不信，两边人最难得。惟是子家羁忠信诚实，所以能如此。昭公不用此人以调和，却至客死于外，昭公之失自可知。看子家羁所以去就之际，所谓商之三臣自献于先王，亦是此心无愧于幽明。叔孙自干侯逆昭公之丧，便见得子家外国之朝相避就而不见。及至叔孙请见子家羁，便辞以羁未得见而从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羁不敢见。这一段自常情论之，不过説道不敢见，恐相见了，虽为辞，然其意也不止此。夫子家羁所以不见叔孙，正所以明大义。昭公鲁国之君，淹恤在外十数年，鲁之臣子都无复君之心，皆不知有君，只以丧自外国归。鲁国而无臣子如此，以王法论之，皆在可诛。然则子家不见叔孙，不是恐难为辞，正所以明人臣之大义。子家子既从昭公，出自不当见昭公。之雠，季孙左右前后无非昭公之雠。子家子正，所以明大义。叔孙既不得见，子家羁。叔孙受季氏之命，至诚説与他使告之曰：「公衍，公为实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则羣臣之愿也。」见得昭公之谋，季氏公子宋元无预于其间，所以季氏欲立之。这一叚是欲与子家商量同谋立君。凡从君出而可以入者，将唯子是听。这第二节是商量纳从亡臣。子家氏未有后，季孙愿与子从政。此皆季孙之愿也，使不敢以告。这第三节致季孙慇懃之意。他説季氏愿与子家同为政。看叔孙传季氏之言，皆心腹之语，以告子家。如立君之大事，欲与之同谋，是果然信得子家过。非子家忠信诚实，何以至此？观子家之辞，叔孙从容曲折有不尽之意。看他説：「若立君，则有卿士大夫与守▯在羁，弗敢知。且立君大事，自有公论。幽则有鬼神以至公之法论之。」不见叔孙，乃是不与季氏之大者。若从君者，则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这两句断了。若以礼貌从昭公出者，无从君之诚心，不得已而出。若是诚心从君，其义自不当与季氏同处。子家自知去就之义，所以説道：「若羁也，则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羁将逃也。」子家这几句却是无愧于幽明。观子家言语，人情大段合天理，有一个自献于先王之心，不共戴天之义。当时昭公知我出，今昭公虽死，岂可背我之义，固自当逃，不与季氏同处。这几句最可以感发人处。子家报此心于神明，对此心于天地，凡有血气者无不感发。当时若昭公，许多人不都是至诚从昭公，须有一半要归，一半不要归，一半是诚心从昭公，一半是貌从昭公。貌从者自可归，至诚从者不当归。当时虽是一半貌从昭公，何故从公者无一人肯归？皆是子家诚心感动，有力皆有不共戴天义。观子家此言此心，可以动天地，感鬼神。何况人之有血气者乎？今观此言，自有感动人之意。大抵看子家羁之事，须当子细玩味。凡人材多随风气所降，春秋风气如此，便有春秋人材；战国风气如此，便有战国人材；秦汉风气如此，便有秦汉人材。世人莫不为风气所移，惟豪杰之士不为所移。如子家羁虽在春秋，唤做春秋人材不得；如董仲舒虽在汉，唤做汉人材不得；如诸葛亮虽在蜀，唤做蜀人材不得。皆不为风气所移。学者深思反覆玩味，则良心油然生矣。
译所施。大抵两边互相猜疑，中间最难做人。若那一边的人信了，这一边的人便不信，两边的人最难得。只有子家羁忠信诚实，所以能如此。昭公不用此人来调和，却至客死在外，昭公的过失自可知。看子家羁在去留之际，所谓商朝的三个臣子向先王自我奉献，也是此心无愧于幽明。叔孙自干侯迎接昭公的灵柩，便见得子家羁在外国朝见时相避而不见。及至叔孙请见子家羁，便推辞说：“羁未得见君而从君出，君未下命令而薨，羁不敢见。”这一段自常情论之，不过说“不敢见”，恐相见了，虽为推辞，然其意也不止于此。夫子家羁所以不见叔孙，正所以明大义。昭公是鲁国之君，淹留在外十数年，鲁之臣子都无复君之心，皆不知有君，只以丧自外国归。鲁国而无臣子如此，以王法论之，皆在可诛。然则子家不见叔孙，不是恐难为辞，正所以明人臣之大义。子家子既从昭公，出自不当见昭公之雠，季孙左右前后无非昭公之雠。子家子正，所以明大义。叔孙既不得见子家羁。叔孙受季氏之命，至诚说与他使告之曰：“公衍，公为实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则群臣之愿也。”见得昭公之谋，季氏公子宋元无预于其间，所以季氏欲立之。这一叚是欲与子家商量同谋立君。凡从君出而可以入者，将唯子是听。这第二节是商量纳从亡臣。子家氏未有后，季孙愿与子从政。此皆季孙之愿也，使不敢以告。这第三节致季孙殷勤之意。他说季氏愿与子家同为政。看叔孙传季氏之言，皆心腹之语，以告子家。如立君之大事，欲与之同谋，是果然信得子家过。非子家忠信诚实，何以至此？观子家之辞，叔孙从容曲折有不尽之意。看他説：“若立君，则有卿士大夫与守〇在羁，弗敢知。且立君大事，自有公论。幽则有鬼神以至公之法论之。”不见叔孙，乃是不与季氏之大者。若从君者，则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这两句断了。若以礼貌从昭公出者，无从君之诚心，不得已而出。若是诚心从君，其义自不当与季氏同处。子家自知去就之义，所以説道：“若羁也，则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羁将逃也。”子家这几句却是无愧于幽明。观子家言语，人情大段合天理，有一个自献于先王之心，不共戴天之义。当时昭公知我出，今昭公虽死，岂可背我之义，固自当逃，不与季氏同处。这几句最可以感发人处。子家报此心于神明，对此心于天地，凡有血气者无不感发。当时若昭公，许多人不都是至诚从昭公，须有一半要归，一半不要归，一半是诚心从昭公，一半是貌从昭公。貌从者自可归，至诚从者不当归。当时虽是一半貌从昭公，何故从公者无一人肯归？皆是子家诚心感动，有力皆有不共戴天义。观子家此言此心，可以动天地，感鬼神。何况人之有血气者乎？今观此言，自有感动人之意。大抵看子家羁之事，须当子细玩味。凡人材多随风气所降，春秋风气如此，便有春秋人材；战国风气如此，便有战国人材；秦汉风气如此，便有秦汉人材。世人莫不为风气所移，惟豪杰之士不为所移。如子家羁虽在春秋，唤做春秋人材不得；如董仲舒虽在汉，唤做汉人材不得；如诸葛亮虽在蜀，唤做蜀人材不得。皆不为风气所移。学者深思反覆玩味，则良心油然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