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左氏传说卷五宋吕祖谦撰文公

译后来六卿瓜分晋国，是从晋襄公时期开始形成的。且以殽之战为例，当时襄公正处于丧期，先轸到来，战胜之后，襄公为了顺从文夫人的请求，罢免了三位将领，先轸愤怒地不顾礼节而吐唾沫，这已经丧失了君臣之间的道义。后来襄公依然敬重先轸，先轸的忠诚之心并未减退。如果从做好事的角度来看，襄公能够采纳直言，能够礼待老臣，殊不知丧失君臣道义正是在这里。到了夷之搜的时候，要确立中军元帅，襄公心中又没有什么主见。大抵晋国的中军元帅，执掌国家政事，如同后世兼任将相的人，是国家最重的职位，是君主的大事。起初，襄公想让士縠担任中军元帅，计谋已经决定，先克说狐氏、赵氏的功勋不可废弃，襄公听从了他，又让狐射姑担任中军元帅，赵盾辅佐他，这是计谋不坚定。等到阳处父从温地回来，又在董地改行蒐礼，又改由赵盾担任中军元帅，狐射姑辅佐他，在谋划中军元帅这件事上，襄公完全没有主见。短时间内三次更改，君主的重大权力何在？从此赵盾有了弑杀灵公的祸难，中行偃有了弑杀厉公的祸难，从此逐渐导致六卿瓜分晋国，晋国于是灭亡。推论起来，当时虚心任用贤才，固然可以成就霸业，然而完全没有主见，不知君主的权柄怎么会不向下转移？所以说晋国灭亡的形势形成于襄公。襄公只知道虚心任用人才，却不看《洪范》中的三德，所谓“只有君主能赐福，只有君主能施威，只有君主能享用美食”，权力都在君主手中，起初不知道虚心与掌握权柄这两者何曾互相妨碍？只看晋文公就可以明白。当时从大的方面来说，谋划中军元帅，询问赵衰，赵衰回答说：“郤縠可以”，于是让他担任中军元帅，当时何尝不虚心？只是不曾如此纷纷不定，心中自有主见。大抵君主用人，固然应当虚心，又应当心中有主见，做君主的道理，祸福各占一半，最终导致灭亡。

译西乞术来鲁国聘问【鲁襄公十二年】

西乞术出使鲁国，襄仲推辞接受玉礼。西乞术在应对交谈之间，言辞文雅可观。襄仲于是说：“如果没有君子，国家还能存在吗？这个国家没有浅陋之处了，应当厚赠他财物。”襄仲一听到他的话，就相信他是君子，并且知道他的国家不浅陋，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春秋时期距离夏商周三代还不远，人的气质还淳厚，巧言令色的人还很少。到了后世，气质逐渐淡薄，那些话才开始不可信了。孔子说：“起初我对于人，听他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于人，听他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从春秋到孔子，才一百多年，风俗变迁，他的话就变得如此不可信，何况后世呢？

秦国攻打晋国，胥甲、赵穿没有功劳【鲁襄公十二年】

秦国攻打晋国，晋国与秦国交战，胥甲、赵穿违反纪律，违抗命令，在军门前呼喊，主帅于是没有取得战功就撤军回国。晋国惩治他们的罪过，杀了胥甲，宽恕了赵穿。从此以后，赵穿顺从并滋长他的恶行，逐渐导致弑杀国君。由此可以看出，法度纲纪所在，不可一日丧失。晋国之所以不惩治赵穿，当时不过认为赵穿是晋国的女婿，不知道祸患早有根源。只因为当时没有惩治赵穿的罪过，不知道“履霜坚冰”的警戒，于是导致赵穿后来弑杀灵公，公然做出这种事。祸端的起因又出自晋文公初期，晋文公派遣颠颉、魏犫去攻打曹国，命令不许进入僖负羁的宫室。魏犫、颠颉到了那里，烧毁了宫室。文公只杀了颠颉，在军中示众，因为魏犫有才能而赦免了他。所犯的罪相同，却一个被杀一个被赦。由于文公在先倡导，所以襄公在后也效仿，沿袭这种弊端，由此可知，开创基业、确立法统的君主，如果有一点点不尽善尽美之处，其流弊都足以成为后世子孙的累赘。

国君弱小不可以懈怠【鲁襄公十五年】

晋国郤缺率领上军、下军攻打蔡国，说：“国君弱小，不可以懈怠。”戊申日，进入蔡国，迫使蔡国订立城下之盟后回国。晋灵公的时候，人才如赵盾、士防、郤缺等人，都立于朝廷。人才并非不众多，然而灵公最终落到被弑杀、国家危亡的地步，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灵公年少时，他的恶行尚未形成，郤缺、赵盾、士防等人，都是晋国的贤人，都不能在这个时候端正国君的心志、培养国君的德行，从内部下功夫，只是一味地谋划攻取他人的城池、攻打他人的国家，却说：“国君弱小，不可以懈怠。”都在外部做事，至于端正国君内心的功夫，一分也没有做。等到灵公长大，他的恶行已经成熟，虽然先有士会的劝谏，接着有赵盾的劝谏，言辞穷尽、心意竭尽，终究不能纠正挽救他的恶行。贤如郤缺，在当时臣子中是最优秀的，他的谋略也不过是扩充甲兵、侵伐以显示威势罢了，所以终究不免发生篡弑的祸患。

群蛮百濮背叛楚国【鲁襄公十六年】

楚国人谋划迁都到阪高【鲁襄公十六年】

群蛮百濮背叛楚国，楚国人谋划迁都到阪高。假使当时没有蒍贾的谋略，楚国便有退避消缩的气势，那么群蛮百濮就会一起乘势而起，楚国从此分裂，也未可知。幸亏有蒍贾的谋略，振作士气，出兵侵犯庸国，而群蛮各小国像冰消瓦解一样溃散。使楚国的社稷在危亡之后又恢复安定，将要灭亡却又得以保存，那么蒍贾的谋国可谓精妙审慎。然而从他始终的行为来考察，他最终竟与伯棼一起诬陷鬬般并杀了他。伯棼担任令尹，蒍贾担任司马，席位还未坐暖，就死在伯棼手中。为什么不知道伯棼有狼子野心呢？大概是被利禄蒙蔽了。况且蒍贾起初谋划国家利害，不放在心上，心平气和，不被事情所迷惑，所以他的谋略精妙。后来因为产生了贪图权位、羡慕俸禄的心思，虽然伯棼是狼子野心的人，也与他共事而不觉察，最终死在他手中。这就是所谓被驱赶着投入罗网陷阱而不知道躲避。司马迁说：“利令智昏。”正是这个道理。求学的人对此不可不警戒。

宋国饥荒，公子鲍拿出粮食借贷【鲁襄公十六年】

春秋时期，上层政治失道，乱臣贼子大多用小恩小惠来收买民心。如公子鲍用粮食救济饥荒，夺取宋国；公子商人用赈济施舍夺取齐国；陈氏也用赈济施舍夺取齐国。当时乱臣贼子夺取他人国家的，无不用小恩小惠来收买民心。其中虽然不是乱臣贼子，公卿能够保全其家族世袭，也多因小恩小惠，如宋国的乐氏，郑国的罕氏，都是因为赈济借贷贫困断绝的人的缘故。之所以如此，也有原因。大体上先王盛世时，有十二项荒年政令，由有关部门掌管。至于瘟疫灾荒歉收，有关部门上报给上级，以此施行荒年政令。乱臣贼子无缘介入其中。只有春秋时期荒年政令不施行，所以到了瘟疫灾荒患难之时，小民困苦，倾覆无所告诉，乱臣贼子便乘此机会用赈济施舍收买民心，夺取国家。如果追究本源来说，大体上作为国君的人不能逃避责任。国君职责不尽，荒年政令不施行，不应当专门责备乱臣贼子侵犯上级的权力。为什么？上级失道，乱臣贼子哪个时代没有？虽然如此，就在乱臣贼子之中讨论，他们势力有厚薄，过失又有深浅。比如陈氏用私人施舍夺取齐国，公子商人也用私人施舍夺取齐国。然而陈氏在他的私人施舍中积累时间长久，从齐景公到田恒所施舍的时间已经很久，所以到了战国还能因此夺取他人的国家。至于公子商人，起初夺取齐国，本来与陈氏没有不同。然而公子商人得到国家之后，又灭掉他人的国家，夺取他人的妻子，

译肆意施行暴政，往日姑息养奸的小恩小惠都消散殆尽，因此商人被杀害，舍弃爵位而离去，几乎没有人怜悯。为什么呢？微小的私恩，本来就不值得依赖，既然已经得到国家，又用无道的方式治理，怎能维持长久？如果按照事理推演并扩大来看，大抵是用恩惠或势力来笼络控制天下，一旦才力衰退便没有余力支撑，自然会走向灭亡。

译晋灵公不接见郑伯【十七年】

郑国大夫子家写信给赵宣子【十七年】

晋灵公在位时，不接见郑伯，认为郑国对晋国有二心，倾向楚国。当时郑子家担任使者，带着书信去见晋国，详细陈述了朝会疏密的情况，所说的话是将尽出郑国的兵力在鯈地等待，只听从晋国执政者的命令。子家的言辞如此严厉，晋国于是派巩朔到郑国求和，又派赵穿、公婿池等受宠爱的人作为人质，才得到郑国的和平。这一段如果从事迹上论，晋国起初不接见郑伯如此傲慢，后来见子家言辞严厉，却又顺从地求和，又派受宠爱的人作为人质，礼节又如此恭敬。前倨后恭，完全不衡量德行和力量。然而就事情本身看，当时赵宣子执政，德行虽然不足，但他阅历天下大事也很熟，为何猖狂不审慎，轻视小国？慢慢思考这件事有原因，当时灵公不像君主，从此晋国中衰，对外以霸主的虚名加于诸侯。起初强行张扬霸主的威势，以虚名加于郑国，却得到郑国顺服。后来动不了郑国，郑国却以实事对抗晋国的虚名，都被郑国胜了。这一段事，正如涉佗与成何一般。当时赵简子执政，也要张扬霸主的虚威加于卫侯。等到卫侯愤怒，起初抓涉佗向卫国求和，卫人不答应，又杀了涉佗向卫国谢罪，也未能得到卫国的顺服。然而就赵宣子、赵简子二人论，也是不同。宣子自度不能使郑国顺服，便与他讲和，所以遮盖得疏脱。简子不能立即讲和，所以直到后来无计可施，以至于杀了涉佗。如果从道理上论，晋国中衰，虚名不足以加于人。如果从权谋上论，简子不如宣子。由此知道晋国虽然因为霸业的盛衰，也因为当时执政的大臣有才能与否。又就子家身上论，子家能不屈服于晋国的虚威，以严厉的言辞拒绝晋国，也可以说是能自立，有子产的风范。然而后来公子宋想要弑君，子家不免受恶名。为何子家对外拒绝晋国能如此自立，对内却首鼠两端，跟随公子宋不能自立？大概天下的事，切近处最难。子家以严厉的言辞拒绝晋国，晋国虽然强大，但疆界不相接，虽然拒绝晋国，假若有兵戈之祸，时事尚远。只有子家见得事理深远，所以敢明目张胆，以严厉的言辞和神色拒绝晋国。至于公子宋与子家并立于朝堂，其凶威奸谋很切近便落到身上，所以子家到这里畏缩，不免跟随他弑君。学者须知，利害切近处能自立才可以，若利害不切近，虽能自立也不足为喜，然而子家被公子宋胁迫，也自有原因。所谓利害远近，则是大纲。论他，若公子宋所以敢胁迫他时，在《左传》看，也有显露的地方。所谓子宋与子家谋划，起初子家想要不从，公子宋反而胁迫子家，子家害怕而听从。只看这几句，便见得子家首鼠两端怯懦，所以导致公子宋敢行弑君之谋。为何伐国不问仁人？起初公子宋敢与他谈论，则子家可知。这不足论。子家说：“畜养的老马尚且害怕杀它，何况是君主呢？”子家虽有不忍之意，他的语脉已经自己慢无力了。弑君是何等事，却以此语对之，虽有隐然不忍之意，未有凛然可畏之气。到后面又首鼠两端，所以到公子宋反而要胁迫他，既害怕不免跟随他弑君。其间经过很长时间，假使子家能以刚直自立，听闻公子宋的阴谋，便告诉君主以正其罪，何缘会有弑君的罪，以受此恶名？只因不忍，所以如此。不仅不忍弑君，也不忍将公子宋告诉君主。只因首鼠两端没有决断，所以有此事。这是他病根的由头。

敬嬴私下侍奉襄仲【十八年】

襄仲杀了恶及视【十八年】

文公夫人敬嬴私下侍奉襄仲，襄仲杀了恶及视而立宣公。以襄仲杀嫡立庶论，罪过固然不可逃脱。然而论其根本源流，却不在此。闵公二年，成风听闻成季有辅佐公室的占卜，于是侍奉他并将僖公托付给他。所以成季立僖公，敬嬴只见成风留下的样子，于是也照本而行，效仿成风私下侍奉襄仲而立宣公，终有篡逆的恶名。大抵天下的事，虽在盛世，不可做一件侥幸的事。侥幸而得到的，其害虽不见于当时，终必为子孙之害。如僖公的俭朴以足用，宽厚以爱民，三十年间鲁国的人依赖他。季友为此初无大过失，然而后世效法他，其害始有不可胜言者。侥幸之事不可做，由此知道家法不可不正。

宣公

宋郑在大棘交战【元年】

宋国筑城者歌唱【元年】

宋郑大棘之战，华元兵败，自身被囚，其辱国也甚矣。终不失为春秋名臣者，盖华元为人，虽有宽纵处，也有含洪之度。观羊斟引郑军入而败，他回国时，自他人处之，必杀羊斟而后入。华元却说：“是你的马如此。”又如筑城者之所嘲诮，华元则说：“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役人曰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则说：“夫其口众，我寡，全不与之校。”闻其言即去之。此二事

译由此可以看出元帝的胸襟气度，深得身为君主的要领。大抵身为君主要有包容宽纳的度量，即使臣下有小过失，也能予以遮掩包容。古人处于上位时恪守宽厚之道，元帝虽然未能完全达到古人那样的宽厚，但也足以得其大概，所以能够维持宋国的统治。

译〇赵盾弑杀他的国君夷皋【二年】

赵穿弑杀了灵公，董狐秉笔直书，记载道：“赵盾弑杀了他的国君。”大概弑君虽然是赵穿所为，但实情却是赵盾造成的，因为赵盾当时出逃了。大概赵盾平日所亲近厚待的人只有赵穿罢了。赵穿是赵盾的族弟，所以敢行弑君的大逆。这虽然是赵穿弑君，实际上是赵盾弑君。为什么能看出是赵盾呢？意思是赵穿弑君之后，赵盾回来，既不讨伐他弑君的罪过，反而让赵穿从周地迎回公子黑臀并立他为君，那么赵盾亲近厚待赵穿的情状，就无处逃避了。

楚子询问鼎的大小轻重【三年】

楚庄王在春秋时期，都被称为贤君。比如《左传》记载他筑京观的事情很详细，也认为他是贤君。考察他陈兵于周王室，询问鼎的大小轻重，就傲然显露出篡逆无君之心，暴露在这里。虽然有终身的小善，也掩盖不了。如今《左传》不见其大恶，却特别选取其末节，为什么呢？大概因为当时的人，风气习俗，都不知道君臣的大义。人都有这种弊病，视篡夺的祸乱不以为怪，当作常事。看了这些，由此知道做学问的人最不可不识大义。

楚灭舒蓼，到达滑汭，与吴越结盟而返回【八年】

当楚庄王时，楚国的威势北加于中原，南被于蛮夷。所谓与吴越结盟而返回，看《左传》所载，则与舒、绞、州、蓼相似。到了十一年、十二年，庄王去世，共王继位。吴国开始强大，不怕楚国。晋国申公巫臣用五辆兵车教吴国，楚国从此疲于奔命。其间争斗了二三十年。庄王时，吴、越与群舒之类一同受盟于楚，那时可谓微弱。为什么数十年间，吴便成为祸害？后来至于郢都，几乎灭掉楚国。由此知道天下形势，不独中原与外域相互盛衰，外域自身也相互盛衰。为什么楚国兴盛时，吴、越衰微？到庄王死，楚国衰微，吴、越兴盛。吴国出来，威加中原。到了夫差，打败越国，却兴起。如汉朝时匈奴兴盛，当其兴盛时，凡北方所占据的国家，没有不服从匈奴的。后来匈奴分南北，乌桓又兴盛。到乌桓既兴盛，所谓匈奴就衰微了。散居在中原，如刘元海，也列于边民之间。到西晋时，边疆多事，匈奴左右贤王刘元海再起，旧时的乌桓又衰微了。自此边疆风气交替增长。起初北越兴盛，氐、羌衰微；及北越衰微，氐、羌再兴盛。苻坚兴盛，氐、羌却衰微；苻坚衰微，慕容鲜卑继之。慕容衰微，拓跋元魏继之。更为消长，直到唐代藩镇，未尝不相互盛衰。论起来一消一长，这是天道不息之处。

令尹蒍艾猎筑沂城，派封人考虑事务【十一年】

孙叔敖筑沂城，这一段显示出筑城规模曲折详细精密之处，正要学者看这个。如版筑之事，孙叔敖已透彻明白如何，却派封人考虑事务，大概不亲细务，深得为上的大体。规模曲折虽自知之，又须是众人谋划，使亲其事者具上规模条目来，然后从而增损裁正，不侵有司之事。筑城是大事，独问守封疆的小臣，这也见深思虑无不当。量功命日，量功是量用功的多寡，命日是度其日子多少，分财用者，财用谓刍茭版筑，分谓看四隅所费多少而分配拨料之平。版榦平是商量，必平其高低厚薄，板榦谓合当筑几雉，称畚筑称谓一人可以运几工，一人可以筑几堵，畚是度其负土的多寡，不使虚费人得预其间。筑下手也，程土物，程是料度用得多少，土是泥也，物是材木也。议远近谓就近取水取土，如百步与五十步去，百步内取已争一半。略基址略是巡行也，先巡略基址阔狭高下方圆曲直都安排之。具糇粮谓先办其役夫的粮食，度有司是审度有司各称其材，谓如材有余者可以领大事，至若无材之人却能谨信者则可使之监视，有便利轻捷者可以供来往。度谓如使谨信者治财，却不得，若令监视则必专其才，亦不至于无用，所谓度者如此。惟其精密详细如此，所以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盖谓今日用事与前日所料条目一般，并无增损。至后来用事，这里添一件，那里又退一件，如此是愆于素也。大抵《左传》载版筑用兵救焚之事，如世务曲折条目所裁纤悉备具，所载甚详，亦足以见当时风气习俗近于三代，其人皆是着实做工夫，皆为有用之学，非尚虚文也。今人为学多尚虚文，不于着实处下工夫，到临事之际种种不晓，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

邲之战，楚庄不筑武军【十三年】

春秋霸者到志得意满之后，未有不自满者。所谓五霸，是齐桓、晋文、楚庄、秦穆、宋襄。如宋公不度德，不量力，不当受霸者之名。今且论四者：齐自葵丘之盟满，至用易牙

译晋国自从践土之盟后，便因骄傲自满而用毒酒害死卫侯；秦国自从焚舟之战后，后来用三位贤良殉葬；到了楚庄王在邲之战获胜后，也骄傲自满。看楚庄王在邲之战之前，规模宏大，警戒森严，晋国所称赞的，上下互相规劝，界限分明可见，可以说是战战兢兢，不筑武军，不立京观。然而后来志得意满，让申舟不经宋国借道，让公子冯不经郑国借道，分明是逞示大国的威风，欺凌小国。论起来，借道是礼仪的常理，记载在《聘礼》中，借道的礼仪非常明确。楚国使者经过两国却不借道，这可以看出楚庄王的骄傲自满。前三人不足以论说，只有楚庄王的骄傲自满最为重要。看大抵天下的事情，在能够谦退的时候，得意还不深，离警戒很近，所以能不筑武军，不立京观。然而终究到后来改变了，以至于欺凌中原，吞灭小国而不自知。正如人饮酒，正喝的时候还自得，酒喝过了才发作。由此可知人遇到得意的事，当时能够谦损的，不足以称为喜悦，必须防备后来发作。这需要人们深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