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传说卷十 宋 吕祖谦 撰
然自满。子产已知其不过十年。学者到这里最要识得他器量浅深之别处。大抵人之分量满溢，又各自有先后。如齐桓公图霸业以前，三十年都不曽满，到得葵丘之防方满。晋悼公图霸业以前，七八年都不曽满，到得萧鱼之防方满。然未有如楚灵王▯得诸侯便满，以此见人之分量不同。方葵邱未防之前，三十年间固尝有安王室之功，有服强楚之功，有防诸侯之功，初不见其自满也。方萧鱼未防之前，七八年间固尝合诸侯，和戎狄，亦未尝自满。齐桓公必至三十年之乆方始自满，桓公到此分量去不得，故满。唯其满得迟，所以为五霸之盛。其不能不满，是以止于五霸。悼公和戎以正诸华，三驾而楚不能与争，都未尝满到萧鱼之防，分量亦去不得，故满。以桓公三十年校悼公之七八年，其满溢之迟速，分量之浅深，霸业之久近，已大段不同。至于楚灵王则大异，其所以不悠久，终为天下笑。今楚灵王方一防诸侯，便侈然自满，度量之浅深，不言可知。晋悼公之分量，逺不及齐桓公，楚灵之分量，又逺不如晋悼公之甚也。虽然，自楚灵王志意未满之前，有识之君子己自逆料他必至于此。何故？初间他一出来做事，所为无不如意，东西南北无不服从。一求诸侯于晋，晋便许；一伐呉呉便克；一伐頼頼便灭；一伐朱方，朱方便克。承篡弑之余，而以无道行之，自以谓天下事皆可等闲做，反所以速其祸败。使当时晋尚强，尚有龃龉于其间，楚之祸败亦未必如此之速。奈何晋日以柔懦，不能与楚争，楚王之心到此，故侈然志盈而意满。唯其满得速，所以祸败也亦速。
译然而却自我满足。子产已经知道他的霸业不超过十年。学者在这里最要识得他器量深浅的区别所在。大抵人的分量满溢，又各自有先后。如齐桓公图谋霸业以前，三十年都不曾自满，到得葵丘会盟时才自满。晋悼公图谋霸业以前，七八年都不曾自满，到得萧鱼会盟时才自满。然而没有像楚灵王那样，刚得到诸侯归附便自满的，由此可见人的分量不同。在葵丘会盟之前，三十年间固然曾有安定周王室之功，有降服强楚之功，有会盟诸侯之功，起初并不见其自满。在萧鱼会盟之前，七八年间固然曾会合诸侯，和睦戎狄，也未曾自满。齐桓公必定要等到三十年之久才开始自满，桓公到此分量去不得，所以自满。正因为他自满得迟，所以成为五霸中最兴盛的一位。他不能不自满，因此止步于五霸。晋悼公和睦戎狄以匡正中原各国，三次出兵而楚国不能与之争锋，都未曾自满，直到萧鱼会盟，分量也去不得，所以自满。用桓公三十年与悼公的七八年相比，其满溢的迟速，分量的深浅，霸业的久近，已经大不相同。至于楚灵王则大不相同，他之所以不长久，最终成为天下人的笑柄。现在楚灵王刚一会盟诸侯，便骄奢自满，度量之深浅，不言可知。晋悼公的分量，远不及齐桓公，楚灵王的分量，又远不如晋悼公。虽然如此，在楚灵王心意未满之前，有识见的君子早已预料他必然走到这一步。为什么呢？起初他一出面做事，所为无不如意，东西南北无不服从。一求诸侯于晋，晋便答应；一伐吴，吴便攻克；一伐赖，赖便灭亡；一伐朱方，朱方便攻克。趁着篡弑之余威，而以无道行事，自以为天下事都可以轻易做成，反而加速了他的祸败。假使当时晋国尚强，尚有龃龉于其间，楚国的祸败也未必如此迅速。奈何晋国日益柔懦，不能与楚国争锋，楚王的心意到此，所以骄奢志盈而意满。正因为他自满得快，所以祸败也迅速。
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四年】
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是改三代井田之法，如鲁作丘甲一般。子寛告之，子产拒子寛之言甚峻。推原子产为政，此一段事，盖自有说。郑小国也，中立乎晋楚强国之间，前后数年，从晋不从楚，从楚则不从晋，不过但供一邉贡赋而已，则小国尚可支持。到楚灵王方无道，晋平公衰弱，又不能与之校，郑以蕞尔之小国，事两霸主，朝廷贡赋与平时所贡之物已添了一倍，所以子产不得已作丘赋。当时其他诸侯亦莫不供两霸主贡赋，何故其他诸侯皆能供而不至作丘赋？何独郑不能供而作丘赋？须是推原子产所以作丘赋之意。盖子产为政，常欲使郑国整齐有余，不使到阙乏地位，所以不恤人之谤，已而作之。大率子产为人，必欲要就窄狭中却示其寛裕，衰弱中却示其强大，子产之规模多是如此，是以有得力处，有不得力处。其他诸国则是到阙乏时逐旋为之，子产不肯教国中有困乏之患，于是寜甘心受谤而不顾，所以多取于民，其弊至于如此。故子寛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寛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大抵士君子要识微虑逺，有髙见逺识，而能推原存亡之所以然，方谓之通逹国体。若不能如此，只随事上看，必学有所未至也。子寛见子产不从，遂知国氏先亡，又知蔡及曹滕无礼而先亡，又知郑无法而先卫亡，可谓能推原得数百年存亡兴衰之迹者，其识甚逺，其见甚明。惜乎子产不能听也。
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五年】
鲁昭公如晋，自郊劳至赠贿，无失礼者。女叔齐谓鲁侯：“焉知礼夫？自郊劳至赠贿，皆无违，何故谓之不知礼？”观女叔齐之言，谓是仪也，非礼也。礼与仪本非二事，凡周旋上下，俯仰揖逊之际，无非至理之所在。到得后世，析而观之，仪自仪，礼自礼。至有以仪为非礼，女叔齐不特辨鲁侯仪礼之分，乃所以深警晋平公不知礼之本。平公之时，六卿方强，何异鲁三家有女叔齐、叔向不能用？何异有子、家覊不能用？是鲁、晋当时皆不知礼之本矣，方从事虚文，而不能于实事上理防。此女叔齐所以深警动他。盖周之衰，大抵皆徇末忘本，从事于末而不知本，实寓于此也。故林放问礼之本，夫子曰：“大哉问！”是当时皆不知其本，惟林放独知而能问。然夫子又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当时皆从事于钟鼓王帛之末，而不知钟鼓玉帛者，固有本末存焉。今须看得礼乐，固不在于玉帛钟鼓，而亦不在于玉帛钟鼓之外。使圣人有作，虽不徒徇乎末，而所以为本者，又岂在于钟鼓玉帛之外哉？学者不可縁女叔齐之言，遂分仪与礼为两事。使昭公果知郊劳赠贿之为礼，而能立礼之本，则三家决不至于盛，而鲁亦未至遽弱也。
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六年】
子产铸刑书，叔向诒子产书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又曰：‘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货赂并行。子产不从。大抵古者象以典刑，示五刑之大法而已。其条目轻重浅深、生杀一切付之以人，未尝立为定法。民之有罪者，随其事而权其轻重，故不得乗吾隙以投其奸。后世立法纎悉曲折，尽着于此，便起人争心，奸人得以执其法以取必于上。所以叔向言：‘民知争端，将弃礼而徴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盖三代之治略示大纲，才略示大纲，刑便无定，所以人心常警动敬戒，而不敢犯。当子产未铸刑书，民但知有五刑，而不知有五刑条目，故民犹有敬戒之心。及刑书既铸，民皆可以便已自营，执上之法而取必于上，开人伪心。尧舜立法之意都失了。盖子产只要目前整齐，不为后计，正縁他规模如此，但要无一法之可议，一事之可指，而不知流弊于后世，亦是不曽讲学之过。然以作田赋、铸刑书二者观之，方其作田赋，浑罕谏之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则不可以无法。其铸刑书也，叔向谏之，
译郑国子产制定丘赋，国人对他进行诽谤【四年】
子产制定丘赋，国人对他进行诽谤。这是改变了夏、商、周三代井田制的旧法，就像鲁国制定丘甲一样。子宽将此事告知子产，子产严厉地拒绝了子宽的建议。推究子产执政的缘由，这一段事情，大概自有其道理。郑国是个小国，中立于晋、楚两个强国之间，前后几年，要么依附晋国而不依附楚国，要么依附楚国而不依附晋国，只不过只向一方供给贡赋罢了，那么小国尚且可以支撑。等到楚灵王正行无道，晋平公衰弱，又无法与之抗衡，郑国作为极小的国家，侍奉两个霸主，朝廷的贡赋比平时所贡的物品增加了一倍，所以子产不得已制定丘赋。当时其他诸侯无不向两个霸主供给贡赋，为什么其他诸侯都能供给而不制定丘赋？唯独郑国不能供给而制定丘赋？必须推究子产制定丘赋的本意。因为子产执政，常想让郑国整齐有余，不使国家陷入匮乏的境地，所以不顾惜人们的诽谤，最终制定了丘赋。大抵子产为人，必定要在狭窄中显示宽裕，在衰弱中显示强大，子产的格局大多如此，因此有得力的地方，也有不得力的地方。其他各国则是等到匮乏时才逐渐应对，子产不肯让国家中有困乏的祸患，于是宁愿甘心承受诽谤而不顾，所以向民众多取赋税，其弊端竟至于如此。所以子宽说：“制定法度如果过于宽缓，其弊端尚且是贪婪；如果制定法度本身就贪婪，那弊端将会怎样呢？”子宽的话，是天下最正确的言论。大抵士人君子要能察觉细微、考虑长远，有高瞻远瞩的见识，并且能推究国家存亡的根本原因，才称得上通晓国家体制。如果不能这样，只是就事论事地看待，必定是学问有所未达。子宽见子产不听从，于是知道郑国将先灭亡，又知道蔡国和曹国、滕国因无礼而先灭亡，又知道郑国因无法度而先于卫国灭亡，可以说是能推究得到数百年间存亡兴衰踪迹的人，他的见识非常深远，他的眼光非常明察。可惜子产不能听从啊。
鲁昭公前往晋国，从郊外慰劳到赠送财物，没有失礼之处【五年】
鲁昭公前往晋国，从郊外慰劳到赠送财物，没有失礼的地方。女叔齐对鲁侯说：“怎么能说知道礼呢？从郊外慰劳到赠送财物，都没有违背礼节，为什么却说不知道礼？”看女叔齐的话，认为这是仪节，而不是礼。礼与仪本来不是两回事，凡是上下周旋、俯仰揖让之间，无不是至理所在。到了后世，分开来看，仪自是仪，礼自是礼。甚至有人把仪当作非礼，女叔齐不仅辨析了鲁侯对仪与礼的区别，更是为了深深警示晋平公不知道礼的根本。晋平公时期，六卿正强盛，这与鲁国三家专权有什么不同？有女叔齐、叔向而不能任用，这与有子、家羁而不能任用有什么不同？这是鲁国、晋国当时都不懂礼的根本，只从事于虚文，而不能在实事上加以防范。这就是女叔齐深深警示他们的原因。大概周朝衰微，大抵都是追求末节而忘记根本，从事于末节而不知道根本，实际就寓含在这里。所以林放问礼的根本，孔子说：“问得好啊！”这是因为当时人们都不知道礼的根本，只有林放独自知道并能提问。然而孔子又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当时人们都从事于钟鼓玉帛这些末节，而不知道钟鼓玉帛之中，本来就有本末的区别。现在必须明白，礼乐固然不在于玉帛钟鼓，但也不在于玉帛钟鼓之外。假使圣人在世，虽然不单纯追求末节，但作为根本的东西，又岂会在钟鼓玉帛之外呢？学者不可因为女叔齐的话，就把仪与礼分为两件事。假使昭公果真知道郊外慰劳、赠送财物是礼，并且能确立礼的根本，那么三家决不至于强盛，鲁国也不会迅速衰弱。
郑国人铸造刑书，叔向派使者给子产送信【六年】
子产铸造刑书，叔向给子产送信说：“从前先王根据事情商议制定刑罚，不预先制定刑法条文。又说：‘百姓知道了争端的依据，将会抛弃礼制而依据刑法条文。锥刀般微小的利益，都将尽力争夺。’混乱的诉讼增多，贿赂并行。子产没有听从。大抵古代用常法象征刑罚，只是展示五刑的大法而已。其条目的轻重深浅、生杀大权一切交给人来裁断，不曾制定固定的法律。百姓中有罪的人，根据事情权衡轻重，所以不能利用我们的空隙来施展奸诈。后世立法细致曲折，全部记载在这里，便激起人们的争心，奸人得以执掌法律来向上司索取必然的结果。所以叔向说：‘百姓知道了争端的依据，将抛弃礼制而依据刑法条文，锥刀般微小的利益，都将尽力争夺。’大概三代的治理只是略示大纲，才略示大纲，刑罚便没有定法，所以人心常保持警惕敬畏，而不敢触犯。在子产未铸造刑书时，百姓只知道有五刑，而不知道五刑的具体条目，所以百姓还有敬畏之心。等到刑书既已铸造，百姓都可以方便地为自己经营，执掌上级的法律来向上司索取必然的结果，开启了人们的虚伪之心。尧舜立法的本意都丧失了。因为子产只想要眼前的整齐，不为后世考虑，正因为他格局如此，只要没有一法可议，一事可指，而不知道流弊于后世，这也是不曾讲学的过错。然而从制定田赋、铸造刑书这两件事来看，当他制定田赋时，浑罕劝谏他说：‘制定法度如果过于宽缓，其弊端尚且是贪婪；如果制定法度本身就贪婪，那弊端将会怎样呢？’那么不可以没有法度。他铸造刑书时，叔向劝谏他，
则以为不为刑辟。大扺赋之与刑二者之用正相反，赋不可使之无定，刑不可使之有定。盖赋自有中制，不可多取一分，多则大桀小桀；不可少一分，少则大貉小貉，岂可不定？若刑则不可有定。盖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临事制刑，人当谨戒。及纎悉既着为法则，小人执法为奸。子产于二事正相反，赋不可不守法却变法，刑不可定法却作刑书。以此知天下事治乱相去，正如弈棊，当去东处着却去西处着了，当去西处着却去东处着了，以东为西，以西为东，则胜负可知。当时子产能以作田赋之心用之于铸刑书，必不使之有定法；以铸刑书之心作田赋，必不使之无定法。”
译于是认为不应制定固定的刑法条文。大体上，赋税与刑罚这两者的运用正是相反的：赋税不能让它没有定数，刑罚不能让它有定数。因为赋税自有适中的制度，不可多取一分，多取则成为大桀小桀那样的暴君；不可少取一分，少取则成为大貉小貉那样的夷狄，这难道可以没有定数吗？至于刑罚则不可有定数。因为先王根据具体事情来裁断，不预先制定刑法条文，遇事才制定刑罚，人们应当谨慎戒惧。等到细微琐碎的条文都明确地制定为法则，小人就会利用法律条文来作奸犯科。子产在这两件事上的做法正好相反：赋税方面，他本应遵守法律却改变了制度；刑罚方面，他本不应制定固定法律却编纂了刑书。由此可知，天下的治乱相差无几，正如下棋一样，该在东边落子却落到了西边，该在西边落子却落到了东边，把东当作西，把西当作东，那么胜负就可想而知了。当时如果子产能以制定田赋的心思来铸造刑书，必定不会让它有固定的法律；以铸造刑书的心思来制定田赋，必定不会让它没有固定的法律。
穿封戍为陈公曰：「城麇不谄【八年】
穿封戍囚郑皇颉，公子围与之争之【襄二十六年】
楚灵王在当时最号强暴无道，然当时得以威行于中国，虽终于灭亡，然飞扬强大尚至于十四年。盖灵王虽是无道，其间亦有一二件好处。且如使穿封戍为陈公，曰：“城麇之役，不谄。”当灵王为王子时，与穿封戍争囚郑皇颉，戍操戈欲逐王子围，是仇雠之人。今既即位，不惟不报其雠，旣灭陈，又封之为陈公。如此等事，正如齐桓公忘射钩之雠而用管仲，晋文公忘斩袪之雠而用寺人披，异世一揆，此皆与桓文暗合处。若是他全是无道时，虽凶威恶焰足以凭陵诸侯，如何过得十四年？惟其间有一二件与贤君暗合处，故当时虽以无道行之，犹可支持十余年。大抵天下之道，最不可须臾离，如穿封戍事，故可取。至于申无宇执人于王宫，在灵王之虐，冝若必诛而无赦，今乃寛假慰遣之。盖十事中有一二事暗合，所以过得十四年。故当时虽以凶威虐焰加于天下而不至于亡者，由此故也。若专凶焰暴虐以无道行之，只如州吁数月便亡。大抵暴不可恃，若专以无道，必不能久。厯考篡弑之人，粗能支持，皆出于此。后世之君却谓天道难知，而不知天道本不难知也。
左氏传说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传说》卷十一宋吕祖谦撰昭公
晋侯饮酒乐，膳宰屠蒯请佐公，使尊而遂酌以饮工【九年】
晋平公饮酒乐，膳宰屠蒯请佐公，使尊而遂酌以饮工，公愧悔之心隐然而生，本欲废知氏，縁此遂止。看此一事，犹见得三代工执艺事以谏气象，大抵三代以前谏官无定职，各随事以谏，膳宰乃饮食之官，其职甚贱，到得晋平公时尚能一举爵转移平公之心，盖风声气习相传未泯。后世工执艺事以谏之风稍衰，谏有定官，言路始狭，不似三代之时，人人皆可以谏也。当晋平公之时，晋虽号为衰世，其朝非无君子，所谓叔向、司马叔侯如膳宰屠蒯，皆有深虑逺识，以是只衰世未尝无贤人。然而晋卒以衰者，虽有贤人，只縁安顿不定。晋之时居六卿之位者，皆委靡自私之人，虽叔向、女齐之徒不▯沉下僚，虽有区区之心，无所自尽，闲或因职事规正得一二事，大体不正，故终难着手。以此知乱世未尝无君子，只是安顿不定。然君子在下僚，虽不能回国家之大势，然随小随大，亦可以裨助国家。古之贤者所以自隐于抱关击柝之间，岂独全身逺害而已，彼亦知其欲因事规正人君过失也，如屠蒯之举爵则谏，可见矣。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晋梁丙、张趯率隂戎伐颍【九年】
自春秋以来，论霸业，到得晋平公之世，最衰，以其侈泰懦弱，失诸侯。文公霸业，自襄公以来，最衰，莫如平公，最可罪，亦莫如平公。自五霸初起，齐桓本是尊王，其后晋文公河阳之狩，虽有以臣召君之罪，然尚有依傍王室之名。自襄公以来，虽不及文公之盛，尊王室之意渐衰，然未有如平公凭陵王室。观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晋梁丙、张趯率隂戎伐颍。前此只是不能尊王室，尚自未敢伐。虽如郑伯射王中肩，却是王先伐郑，郑伯不得已而御之，使中国诸侯敢伐天子，平公实啓其端。故王使詹桓伯责晋，以为“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谋主也。伯父犹欲裂冠毁冕，拔本塞源，专弃谋主，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其辞甚峻。周之东迁，繄诸侯是頼，言语不曽如此峻，故其告命之辞，无非抚摩奬劝而已。到此言语却如此，非周之强能然，亦是晋无礼之甚，深犯周王之怒。当时頼有叔向调防，谓宣子曰：“文之霸也，岂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来，世有衰德，而暴灭宗周之事非一。”盖当时五霸之衰，君臣之分不明，不知尊卑，只问强弱，不知邪正，只计利害，犹頼当时有叔向尚知尊周之义，调防韩宣子，使不为己甚，固则可嘉。然叔向之言复谓：“且王辞直，子其图之。”其言似是移于习俗而不自知。盖天子诸侯本非校曲直之地，到此亦不知有天子之尊。如平公
译穿封戍担任陈公时说：“在城麇的战役中，我不谄媚。”【《左传》僖公八年】
穿封戍囚禁了郑国的皇颉，公子围与他争夺皇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楚灵王在当时号称最为强暴无道，然而当时能够威势行于中原，虽然最终灭亡，但其飞扬强大的态势尚持续了十四年。大概灵王虽然无道，其间也有一两件好处。比如让穿封戍担任陈公，说：“在城麇的战役中，你不谄媚。”当灵王还是王子时，与穿封戍争夺囚禁郑国皇颉的事，穿封戍拿着戈想要驱逐王子围，这是仇敌之人。如今既然即位，不仅不报复他的仇怨，在灭掉陈国后，又封他为陈公。像这样的事，正如同齐桓公忘记射钩的仇怨而任用管仲，晋文公忘记斩断衣袖的仇怨而任用寺人披，不同时代却同一准则，这都是与齐桓公、晋文公暗中契合的地方。如果灵王完全是无道，虽然凶恶的威势足以侵凌诸侯，怎么能度过十四年？只有其间有一两件与贤明君主暗中契合的地方，所以当时虽然以无道行事，还能支撑十几年。大体上天下的正道，最不可片刻背离，像穿封戍这件事，所以值得称取。至于申无宇在王宫抓捕人，在灵王的暴虐下，按理应当必杀而不赦免，如今却宽恕并安慰遣返了他。大概十件事中有一两件暗中契合，所以能度过十四年。所以当时虽然以凶恶的威势和暴虐的焰火加于天下，却没有导致灭亡，就是这个缘故。如果专门凭借凶焰暴虐以无道行事，就像州吁那样几个月就灭亡了。大体上暴虐不可依赖，如果专门以无道行事，一定不能长久。考察篡位弑君的人，粗略能够支撑，都出于这个原因。后世的君主却说天道难以知晓，却不知道天道本来不难知晓。
左氏传说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传说》卷十一 宋 吕祖谦撰 昭公
晋侯饮酒欢乐，膳宰屠蒯请求辅助国君，让他举起酒樽并随即斟酒给乐工喝【《左传》昭公九年】
晋平公饮酒欢乐，膳宰屠蒯请求辅助国君，让他举起酒樽并随即斟酒给乐工喝，平公惭愧悔恨之心隐隐产生，本来想要废黜知氏，因为这个缘故于是停止。看这一件事，还能看出三代时工匠执掌技艺之事以进谏的气象，大体上三代以前谏官没有固定职位，各自随事进谏，膳宰是饮食之官，职位很低贱，到了晋平公时还能一举酒杯转移平公的心意，大概风声气习相传尚未泯灭。后世工匠执掌技艺之事以进谏的风气稍衰，进谏有固定官员，言路开始狭窄，不像三代时，人人都可以进谏。在晋平公时，晋国虽然号称衰世，其朝廷并非没有君子，所谓的叔向、司马叔侯以及膳宰屠蒯，都有深远的谋虑和见识，因此只是衰世未曾没有贤人。然而晋国最终衰败，虽然有贤人，只是因为他们安置不定。晋国时占据六卿职位的人，都是萎靡自私之人，虽然叔向、女齐等人不沉沦于下层僚属，虽然有区区忠心，却无处施展，偶尔因职事规正得以成就一两件事，大体不正，所以终究难以着手。由此可知乱世未曾没有君子，只是安置不定。然而君子在下层僚属，虽然不能挽回国家的大势，但随小随大，也可以裨助国家。古代的贤者之所以自隐于抱关击柝之间，难道只是为了保全自身远离祸害吗，他们也知道自己想要因事规正君主的过失，如屠蒯举爵进谏，可见一斑。周甘人与晋阎嘉争夺阎田，晋梁丙、张趯率领阴戎攻打颍地【《左传》昭公九年】
自春秋以来，谈论霸业，到了晋平公的时代，最为衰败，因为他奢侈傲慢懦弱，失去诸侯。文公的霸业，自襄公以来，最为衰败，没有谁比平公更衰败，最可罪责，也没有谁比平公更可罪责。自五霸初起，齐桓公本是尊崇王室，其后晋文公在河阳狩猎，虽然有以臣召君的罪过，但还有依傍王室的名义。自襄公以来，虽然不及文公的兴盛，尊崇王室的意思逐渐衰微，但还没有像平公那样侵凌王室。看周甘人与晋阎嘉争夺阎田，晋梁丙、张趯率领阴戎攻打颍地。在此之前只是不能尊崇王室，尚且不敢攻打。虽然像郑伯射中周王肩膀，却是周王先攻打郑国，郑伯不得已而抵御他，使中原诸侯敢攻打天子，平公实为开启端绪。所以周王派詹桓伯责备晋国，认为“我在伯父面前，还像衣服有冠冕，树木有水有本源，百姓有谋主。伯父还想要撕裂冠冕，拔除本源堵塞源头，专门抛弃谋主，即使是戎狄，哪里还有多余的人”，他的言辞非常严厉。周朝东迁，依赖的是诸侯，言语不曾如此严厉，所以他的告命之辞，无非是抚慰奖劝而已。到了这里言语却如此，并非周朝强大能这样，也是晋国无礼到了极点，深深触犯周王的愤怒。当时幸亏有叔向调停，对宣子说：“文公的霸业，岂能改变事物，拥戴天子而加上恭敬。自文公以来，世代有衰败的德行，而暴灭宗周的事不止一次。”大概当时五霸衰微，君臣名分不明，不知尊卑，只问强弱，不知邪正，只计利害，还幸亏当时有叔向尚知尊崇周朝的道义，调停韩宣子，使他不做得太过分，固然值得嘉许。然而叔向的话又说：“况且周王的言辞正直，您考虑一下。”他的话似乎是受习俗影响而不自知。大概天子诸侯本不是较量曲直的地方，到了这里也不知有天子的尊贵。如平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