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左氏传説》卷二十宋吕祖谦撰定公
欲圗霸，背晋奸宋，筑伍邑于郊。当时公孙彊与曹伯论霸，大如晋尚且背之，近如宋尚且奸之，正是用武时节，不为无备，何故忽然灭得？大抵天下事，若是根本已虚，则祸衅之发，不必作意为之，虽偶然小小变故，皆足以为祸。当时曹伯与公孙彊为政，以小国单弱之众，外则用兵于诸侯，内则兴土功，民心已离了。正如元气虚防，人不须十分病可以致死，虽一饮一食，一起一居间，稍将摄不到，便足以致死。国家到得根本民心已离，虽甲兵之利，城池之固，皆不足恃。以此知古先圣王所以培养根本者以此。
译想要图谋霸业，就背叛晋国、侵扰宋国，在郊外修筑伍邑。当时公孙彊与曹伯讨论霸业，大国如晋国尚且背叛，近邻如宋国尚且侵扰，这正是用武的时节，并非没有防备，为何忽然就被灭国了呢？大抵天下的事情，如果根本已经虚弱，那么灾祸的爆发，不必是刻意造成的，即使是偶然发生的小小变故，也足以酿成灾祸。当时曹伯与公孙彊执政，凭借小国单薄的兵力，对外在诸侯间用兵，对内大兴土木，民心已经离散。这就好比人体元气虚弱、防御不足，人不需要等到病重到极点才会致死，即使是一饮一食、起居作息之间，稍微调养不到，便足以导致死亡。国家到了根本民心离散的地步，即使有精良的甲兵、坚固的城池，都不足以依赖。由此可知，古代圣王之所以要培养国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齐师伐鲁，冉求为季氏谋，一子守，二子从。季孙曰：「不能【十一年】
鲁哀公时不特鲁国▯衰，到此三家之▯亦衰。孔子所谓“禄之去公室，三桓之子孙微矣”，正是三家衰时节。始者三家之彊，同心并力，以弱公室，相救如左右手。到得中间，虽有间隙，然急难之际，尚为一体。如昭公伐季氏时，叔孙氏实救之；阳虎欲杀季桓子，孟孙氏实救之。到得哀公之世，三家各自为政，都不相应。及齐师伐鲁，当时冉求为季氏谋，言以一子守，二子从季氏，则以其力之不足以使叔、孟二子。冉求又欲使之居封疆之间。季孙又以冉求之言告二子，二子不可。到此虽当患难之际，皆不同休戚了。所以齐师得至其城下，冉求又画背城而战之。防论来此是下防了。到此孟孙、叔孙尚不肯向前同出力，直待冉求激武叔了，方退而搜乘。岂惟鲁之▯衰，三家之▯到此亦衰。盖齐师至其城下，论来正同舟遇风、胡越相救之时，他尚未肯向前。看此一叚，鲁之国▯如此衰，固是可虑；三家之▯如此衰，却自可喜。故此却是转移时节。鲁自此若无所作为，因循拱手待之，则鲁之国▯固与三家之▯俱至于削亡；若能用君子，因三家之离心以收公室之权，则亦尚可整顿。在何故却此，正是转换时节。哀公处此时卒至于亡，盖以有君子而不能用也。三家如此离心，论来齐师至城，自合便趋于亡，然犹能粗支持者，则又出于孔子之徒。初间是冉求迂回委曲，画数防得三家出师。后来又得冉有用矛以入齐师，及樊迟为右，所以能退齐师，而鲁之社稷未即泯灭者，皆孔子之徒之力也。当时孔子既不用于鲁，孔子之徒亦不为鲁用，尚余二三人仕于鲁，可以退彊敌，存危邦。以此知君子初不负人之用。
伍子胥使于齐，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十一年】
伍子胥以忠谏为夫差所杀。夫差失道，固不足论。若论子胥之死，亦自有可愧处。子胥奔吴，辅佐阖庐，吴自此大。论子胥之于吴，为宗臣，当与吴俱存亡。到得夫差无道，子胥极力忠谏，奋不顾身，以此而死，固无愧。然当时子胥死，却不然。当时子胥出使，见夫差无道，属其子于鲍氏，以为后计，此心全不是公，以私心间杂于其闲。既是为吴宗臣，吴存则俱存，吴死则俱死，却爱其子，要使宗祀有主，其意以谓已事吴，固当以谏死，而子嗣先世不可便絶，所以属之鲍氏而之他国，使宗祀不殒。他当时未必自把做私心看，自以为两下都安排得好，不知▯顾虑便是私心了。然看子胥之所以死，本不由于忠谏，正缘他有二心，以此而死，岂不有愧？然则为子胥计，当如何？使子胥当时事吴，初不为吴宗臣，则三谏不听，去之可也。今既受阖庐之托，自当与国存亡，更无顾虑。若能以此处心，虽进之比干之徒可也。今以此而死，与自靖人、自献于先王大段不同。
孔文子将攻大叔仲尼对以甲兵之事，未之闻【十一年】
左氏于定哀之闲载孔子事甚多，其闲皆传闻之失实，此以知左氏本不曽登圣门，使其得与闻孔子謦欬之末，则必不如是之讹错。观其载孔子对孔文子一叚事，正是左氏不曽登圣人之门，分明证据。盖左氏载孔子答孔文子之辞，与《论语》载衞灵公问陈孔子之对一般，若是对两人之问，无缘句句相似，盖当时本是一事，唯弟子得其眞，故言衞灵公。左氏不曽登圣门，故以孔文子载之，举此一事，则其他皆可知。
越子伐吴为二隧【十三年】
越之谋吴，自哀公元年，勾践栖于防稽，自此便做谋吴工夫，其次第机谋甚宻。当时有大夫种、范蠡，深于知兵。始者事吴皆如臣妾，到得吴伐齐，率其众卑身以朝，盖欲以此骄吴之心，使皆无后顾之患，一意从事于中原。到得十三年，夫差空国尽出，以争诸侯为黄池之防，正是可乘之机。越王于此方出兵伐吴，盖吴腹心臣既死，又空国出在外，所以守国者皆庸人，此越所以沼吴之师。其战亦有本末，当时所谓信臣精卒悉皆在外，所与抗越师者不过太子友、王孙弥庸之徒，皆孱弱不
译齐国军队攻打鲁国，冉求为季氏出谋划策，建议由一位子弟留守，两位子弟跟随出征。季孙说：“不能【十一年】
鲁哀公时期，不仅鲁国国力衰退，连三家的势力也衰落了。孔子所说的‘禄位离开公室，三桓的子孙也衰微了’，正是三家衰落的时节。起初三家强盛时，同心协力，削弱公室，互相救援如同左右手。到了中期，虽然彼此间有嫌隙，但在危急困难之际，尚能保持一致。比如昭公攻打季氏时，叔孙氏实际上救援了他；阳虎想要杀害季桓子，孟孙氏实际上救援了他。到了哀公时代，三家各自为政，都不再互相呼应。等到齐军攻打鲁国，当时冉求为季氏出谋划策，说让一位子弟留守，两位子弟跟随季氏，这是因为他的力量不足以驱使叔孙、孟孙两家。冉求又想让他们驻扎在边境之间。季孙又把冉求的话告诉两位子弟，两位子弟不同意。到了这个时候，虽然正值患难之际，却都不再同甘共苦了。所以齐军能够到达城下，冉求又策划背城一战。按道理来说，这是下策。到了这个时候，孟孙、叔孙尚且不肯向前共同出力，直到冉求激怒了武叔，他们才退回去征集战车。难道只是鲁国衰落吗？三家的势力到这里也衰落了。大概齐军到达城下，按理正是同舟共济、胡越相救的时候，他们尚且不肯向前。看这一段，鲁国的国力如此衰落，固然令人担忧；三家的势力如此衰落，却自可乐观。这却是局势转变的时节。鲁国从此如果无所作为，因循守旧，拱手等待灭亡，那么鲁国的国力和三家的势力都会走向消亡；如果能够任用君子，利用三家的离心离德来收回公室的权力，那么还可以整顿局面。为什么却这样呢？这正是转换的时节。哀公处在这个时期最终走向灭亡，大概是因为有君子却不能任用。三家如此离心，按理齐军到达城下，自然应该走向灭亡，然而还能勉强支撑的，又是出于孔子的弟子。起初是冉求迂回曲折，谋划了几道防线使得三家出兵。后来又得到冉有持矛冲入齐军，以及樊迟担任车右，所以能够击退齐军，而鲁国的社稷没有立即灭亡，都是孔子弟子的力量。当时孔子既然不被鲁国任用，孔子的弟子也不被鲁国任用，尚且还有两三个人在鲁国做官，可以击退强敌，保全危亡的国家。由此可知君子起初不辜负别人的任用。
伍子胥出使齐国，把他的儿子托付给鲍氏，成为王孙氏【十一年】
伍子胥因为忠言直谏被夫差杀害。夫差背离正道，固然不值得讨论。如果论及伍子胥的死，也有值得惭愧的地方。伍子胥投奔吴国，辅佐阖闾，吴国从此强大。论伍子胥对于吴国，是宗臣，应当与吴国共存亡。到了夫差无道，伍子胥极力忠谏，奋不顾身，因此而死，本来无愧。然而当时伍子胥的死，却不是这样。当时伍子胥出使，看到夫差无道，把他的儿子托付给鲍氏，作为后事打算，这个心思完全不是出于公心，而是夹杂了私心。既然身为吴国的宗臣，吴国存在则共同存在，吴国灭亡则共同灭亡，却爱护自己的儿子，要使宗庙祭祀有主，他的意思是认为自己侍奉吴国，固然应当以谏诤而死，但子嗣先世不可就此断绝，所以托付给鲍氏而让他去别的国家，使宗庙祭祀不致断绝。他当时未必把自己看作私心，自以为两方面都安排得好，不知道这种顾虑就是私心了。然而看伍子胥之所以死，本来不由于忠谏，正因为他有二心，因此而死，难道不惭愧吗？那么为伍子胥打算，应当如何？假如伍子胥当时侍奉吴国，起初不做吴国的宗臣，那么三次劝谏不听，离开是可以的。现在既然接受了阖闾的托付，自然应当与国家共存亡，不再有任何顾虑。如果能以此存心，即使进谏到比干那样的地步也可以。现在以此而死，与自我安定、自我奉献给先王大大不同。
孔文子将要攻打大叔，孔子用甲兵之事回答，说未曾听说过【十一年】
《左传》在定公、哀公之间记载孔子的事很多，其中都是传闻失实，由此可知《左传》作者本来不曾登门拜见圣人，假使他得以听闻孔子言语的末节，就一定不会如此讹误。看他记载孔子回答孔文子这一段事，正是《左传》作者不曾登圣人门庭的明显证据。大概《左传》记载孔子回答孔文子的言辞，与《论语》记载卫灵公问陈孔子回答的一般，如果是对两个人的提问，无缘句句相似，大概当时本是一件事，只有弟子得其真相，所以说卫灵公。《左传》作者不曾登圣人门庭，所以用孔文子记载，举这一件事，那么其他都可以知道了。
越子攻打吴国分为两路【十三年】
越国谋划吴国，从哀公元年开始，勾践栖身于会稽，从此便做谋划吴国的工夫，其步骤机谋非常严密。当时有大夫文种、范蠡，深通兵法。起初侍奉吴国都像臣妾一样，到了吴国攻打齐国，率领众人卑身朝见，大概想要以此骄纵吴国的心，使都没有后顾之忧，一心从事于中原。到了十三年，夫差倾尽全国兵力外出，以争夺诸侯为黄池之会，正是可乘之机。越王在这个时候才出兵攻打吴国，大概吴国腹心大臣既已死亡，又倾尽全国兵力在外，所以守卫国家的人都是庸人，这是越国能够灭吴的原因。其战斗也有始末，当时所谓信臣精卒全部都在外面，所与对抗越军的人不过是太子友、王孙弥庸之徒，都是孱弱不
足胜之人。然初间与越战，弥庸尚且获畴无余，王子地获讴阳，如何能以孱弱之兵胜越养锋蓄鋭之师？盖此正是兵法示之以不能，先与他一败，所以骄吴人。到得越全师至，果然大败吴师，入吴。他当时分兵为两道，所谓越子全师是一道，畴无余、讴阳所将皆寡弱之师，委之于敌，此有两意：一是骄吴人之心，一是吴人败越孱弱之师，其兵已困，及全师至，所以不能敌。然越既入吴国，何故不尽灭？必先退而后复灭之。盖当时越入吴不过能胜孱弱不足胜之人，精鋭之卒随吴王在外者尚多，若便灭吴，吴王之归，虽无道，若收合余烬以战，却自未可必。故越之退，所以尝试吴王。若吴王经此大变，侧身修行，吴如何便灭得？惟其经大变而不以为事，遂一举而灭之，此是大夫种、范蠡之深谋。
译足以战胜吴国的人。然而起初与越国交战时，弥庸尚且俘获了畴无余，王子地俘获了讴阳，怎么能够用衰弱的军队战胜越国养精蓄锐的军队呢？这大概是兵法中故意显示自己无能，先让吴国赢一次，用来使吴国人骄傲。等到越国全军到来，果然大败吴军，攻入吴国。当时越国分兵为两路，所谓越王率领的全军是一路，畴无余、讴阳所率领的都是寡弱之师，将其交给敌人，这有两层用意：一是用来骄纵吴国人的心，二是吴国人打败越国衰弱的军队后，其兵力已经疲惫，等到越国全军到来，所以无法抵挡。然而越国既然已经攻入吴国，为什么不彻底消灭它呢？一定要先撤退然后再去消灭它。大概当时越国攻入吴国，不过是能够战胜那些衰弱不足以抵挡的人，精锐的士兵跟随吴王在外的还很多，如果立刻灭掉吴国，吴王回国后，虽然无道，但如果能收集残余势力来作战，结果却不一定能成功。所以越国撤退，是用来试探吴王。如果吴王经历这次大变故而能反省修身，吴国怎么就能被灭掉呢？正因为吴王经历大变故却不引以为戒，于是越国一举灭掉了吴国，这是大夫文种、范蠡的深谋远虑。
陈恒执公于舒州【十四年】
齐陈氏之乱始于景公而成于简公。自子雅、子尾相继而没，陈氏已窃其柄。后来景公嫡庶不明，陈氏又专立君之功，封殖至简公时，陈氏之▯已成。简公却欲阚止为政。所谓阚止初非深识逺虑之人，不过当时从阳生有道路之劳，因此得▯，是左右近习之人而已。防他所以谋陈氏甚踈浅而无术。所谓陈豹乃陈氏宗人，当时要谋百年深根固蒂之族，深虑远谋，犹恐不济。今见他宗人略可喜，便以本谋告之，谓欲尽逐陈氏而立女。其轻浅无谋可见，此所以杀其身，陈以此而兴，齐以此而亡。然以事▯论，陈氏当时尚有可图之理。阚止是左右近习之人，骤使为政，尚能分陈氏之权。观陈成子惮他，可见此与鲁昭公欲逐季氏不同。当时尽收一国之权，人谁间得他？若陈氏则不然。观诸御鞅言于公则曰：「陈、阚不可并，君其择焉。」阚止小人，固不足道，然择用之权犹在齐侯。当时若得深识远虑之士，岂无可图之理？唐文宗时宦官日盛，当时用训注宦官，犹自稽首迎拜，尚自畏宰相在。然所以致甘露之祸，正缘注浅无谋。陈氏尚有可图，缘用阚止，所以成陈氏之▯。宦官尚可图，缘用训注，所以遂成宦官之势。图之不可不审。如此考当时祸端，却起于陈豹。陈豹当时欲使公孙言已要事阚止，公孙所荐，陈豹之辞乃云：「有陈豹者，长而上偻，望视事君子，必得志欲为子臣。吾惮其为人也，故缓以告。」以此事论之，公孙之荐所谓谋而不忠，持两端之説。若以正理论，他却是反覆倾险之人，固不当荐。虽知他不当荐，又恐违他人情，不得不荐他。所以又曰：「吾惮其为人，故缓告。」此二句使我知他难保持两端，使他自择。当时使全遮护他，专説陈豹之羙，此犹可恕。今既知其如此，而持两端之説，他日陈豹败时，以为我曽説了，罪不在我。此其人深可诛。
宋向魋请享公，以日中为期，家备尽徃。公知之，与皇野谋，召左师同发兵。魋奔卫【十四年】
向魋自有宠，其跋扈难制，至于有杀君之谋，要得享宋公而杀之。宋公先知之，与左师谋伐向魋。向魋战不胜，遂入曹叛，继宋围曹，要执曹子弟以自固。魋不可，民叛之。此事始末大槩如此，然此事尚多可论者。向魋自宋公封殖长养，非一日前此夺马请行哭之日肿，其崇奨他可见。大凡人君之养臣，须养之以道，若纵以奢侈，崇奨他到奢侈之极，他自然是不夺不厌其势，不至于杀君不已。他当时要设享召公，以日中为期，宋公偶先知之，与皇野谋召左师同发兵。看此尚有周制在其大者。且论发兵当时与司马谋既定，司马却请瑞盖。当时兵虽掌于司马，必请瑞而后敢发，以此知周之制度，兵虽散在乡遂与卿大夫之家，固各有主掌，非得君之苻节则不敢发，此其大者。若论其小者，当时司马诈君命召左师来，却言迹人来告，今官载周礼掌山泽之事，以此知周之官制尚见于周之末。当时要攻向氏，其父兄故臣皆曰不可，其新臣却听命，是何故？盖父兄故臣家世仕于桓氏，渐染其恶，但知有臣而不知有君，故不肯攻；新臣是新仕于他，尚渐染未惯，略知君臣之义。所以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正怕渐染深了。向魋既入曹，他所以质民，乃却言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遂舍之。何故？一二日之间，其心便不同前日犯弑君之大恶而不顾，今则却为恐敛怨于民，宁是出奔。此见得奸雄之人最能择利害处。前次在国秉大政，事成则享大利，所以宁负恶名而不恤；今则退保一邑，已不能与一国抗，恐徒然敛怨于民，所以先做活路出去。此非他能迁善改过，却是他最能择利害处。左氏载司马牛一段事甚详，观他当时顚沛造次皆不失义。自向魋未出亡时，故尝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他已知有他日之祸，其既亡，宋公初未尝逐司马牛，他已。先出奔，盖谓兄弟既有谋逆之恶，则已亦不当处此国，遂适齐。而向魋亦奔齐。为卿，司马牛致其邑，示不与他同政。大凡人激昻为义，第一次
译陈恒在舒州囚禁了齐简公【十四年】
齐国陈氏的祸乱始于齐景公，而成于齐简公。自从子雅、子尾相继去世后，陈氏已经窃取了政权。后来齐景公嫡庶继承关系不明，陈氏又专擅拥立国君的功劳，势力滋长到齐简公时，陈氏的篡位之势已成。齐简公却想让阚止执政。所谓的阚止，本来就不是有深远见识和长远谋划的人，不过是因为当时跟随阳生有路途上的辛劳，因此得到宠信，不过是君主身边的近侍亲信罢了。防备他所以谋划对付陈氏的方法很疏浅而没有策略。所谓的陈豹是陈氏的同族，当时要谋划对付百年根深蒂固的家族，深思远虑，还恐怕不能成功。现在见他同族中稍微有点可喜之处，就把本来的谋划告诉他，说想要全部驱逐陈氏而拥立女子。他的轻率浅薄没有谋略由此可见，这就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陈氏因此兴起，齐国因此灭亡。然而从事情的发展来看，陈氏当时还有可以图谋的道理。阚止是君主身边的近侍亲信，突然让他执政，尚能分割陈氏的权力。看陈成子忌惮他，可见这与鲁昭公想要驱逐季氏不同。当时季氏已经收揽了一国的权力，谁能离间他呢？如果陈氏则不然。看御鞅对齐侯说：“陈氏和阚氏不能并存，您选择吧。”阚止是小人，固然不值一提，然而选择任用他的权力还在齐侯手中。当时如果得到有深远见识和长远谋划的人，难道没有可以图谋的道理吗？唐文宗时宦官日益兴盛，当时用仇士良、鱼弘智等宦官，尚且还稽首迎拜，尚且还畏惧宰相。然而导致甘露之祸，正是由于仇士良等人浅薄没有谋略。陈氏尚有可以图谋的可能，是因为任用了阚止，所以成就了陈氏的篡位之势。宦官尚有可以图谋的可能，是因为任用了仇士良等人，所以最终成就了宦官的权势。图谋事情不可不审慎。这样考察当时的祸端，却起源于陈豹。陈豹当时想让公孙言自己要去侍奉阚止，公孙所推荐的，陈豹的话却说：“有个叫陈豹的人，身材高大但驼背，仰视侍奉君子，必定能得志想要做您的臣下。我忌惮他的为人，所以迟缓地告诉您。”从这件事来看，公孙的推荐所谓谋划而不忠诚，持两端之说。如果以正道理论，他却是反复无常、倾轧险恶的人，固然不应当推荐。虽然知道他不应当推荐，又恐怕违背他人的情面，不得不推荐他。所以又说：“我忌惮他的为人，所以迟缓地告诉您。”这两句话让我知道他难以保持两端，让他自己选择。当时如果完全庇护他，专说陈豹的好处，这还可以宽恕。现在既然知道他如此，却持两端之说，日后陈豹失败时，以为我曾经说过，罪责不在我。这种人深可诛杀。
宋国向魋请求宴请宋公，以中午为期限，家中准备齐全都前往。宋公知道了，与皇野谋划，召左师一同发兵。向魋逃奔到卫国【十四年】
向魋自从得到宠幸，他的跋扈难以制服，以至于有杀君的阴谋，想要宴请宋公而杀死他。宋公预先知道了，与左师谋划讨伐向魋。向魋作战不胜，于是进入曹国叛乱，接着宋国围攻曹国，想要拘捕曹国的子弟来自我巩固。向魋不允许，民众背叛了他。这件事的始末大概如此，然而这件事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向魋自从宋公封赏培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此前他夺马请行、哭之日肿，宋公对他的推崇奖赏可见一斑。大凡君主培养臣下，必须用正道培养，如果放纵他奢侈，推崇奖赏他到奢侈的极点，他自然是不掠夺不满足，不杀君不停止。他当时想要设宴召见宋公，以中午为期限，宋公偶然预先知道了，与皇野谋划召左师一同发兵。看这尚且有周代的制度在其中大的方面。且论发兵当时与司马谋划已定，司马却请求瑞盖。当时兵权虽然掌握在司马手中，必定请求瑞盖而后才敢发兵，由此知道周代的制度，兵权虽然分散在乡遂与卿大夫之家，固然各有主管，没有得到君主的符节就不敢发兵，这是大的方面。如果论小的方面，当时司马诈称君命召左师来，却说迹人来报告，现在官职载于周礼掌管山泽之事，由此知道周代的官制尚见于周代末期。当时要攻打向氏，他的父兄故臣都说不可，他的新臣却听从命令，这是什么缘故？大概父兄故臣家世仕于桓氏，逐渐沾染其恶习，只知道有臣下而不知道有君主，所以不肯攻打；新臣是新仕于他，尚且沾染未惯，略知君臣之义。所以君子居住必须选择乡里，交游必须接近贤士，正是怕沾染太深了。向魋既然进入曹国，他所以拘捕民众，却说既不能侍奉君主，又得罪于民众，于是舍弃他们。为什么？一二日之间，他的心便不同于前日犯下弑君的大恶而不顾，现在却为恐怕招致民众的怨恨，宁愿出奔。这可见奸雄之人最能选择利害之处。前次在国中执掌大政，事成则享受大利，所以宁愿背负恶名而不顾；现在则退保一邑，已不能与一国对抗，恐怕徒然招致民众的怨恨，所以先做活路出去。这不是他能迁善改过，却是他最能选择利害之处。左氏记载司马牛一段事很详细，看他当时颠沛流离都失不掉义。自从向魋未出亡时，曾经说：“人都有兄弟，我唯独没有。”他已知有日后的祸患，他既出亡，宋公起初未曾驱逐司马牛，他已先出奔，大概认为兄弟既有谋逆的恶行，则自己也不应当处在此国，于是前往齐国。而向魋也逃奔到齐国。做卿，司马牛献出他的封邑，表示不与他同政。大凡人激昂为义，第一次
尚易，若至于再，至于三，屡经颠挫而不悔，非学力不能。司马牛亦是在孔门曽经做工夫了，所以能如此。楚子西召子木之子胜为白公，叶公言：“无乃害乎？”弗从。秋果杀子西【十六年】
译如果一再、再三地改变，屡次遭受挫折而不后悔，没有深厚的学问功底是做不到的。司马牛也是在孔门中曾经下过功夫的，所以能如此。楚国的子西召子木的儿子胜担任白公，叶公说：“恐怕会有祸害吧？”子西没有听从。秋天果然杀了子西【楚昭公十六年】
楚子西召白公，所以致乱之由，亦当深考。当时既不听叶公之谏，召白公使处边境。子西既不信叶公，能委任白公，亦得盖知他是素刚底人。凡事能杀其怒，使不至于甚，亦无缘作乱。他使者请伐郑，欲报父雠，子西许之。不起师，及晋人伐郑，子西反救郑。凡事都激他怒，所以速成他杀。子西之谋，他当时厉劔欲杀子西。他直言告子期之子平。子西闻得，恬不为怪，反以为白公必不至此。正缘轻忽他过了，所以致乱。大凡人心所信，固有邪正不同。若不信正人，则信邪人，必笃何故？他心在这一边。今子西既不听信叶公之言，何故于白公又不笃？盖天下事不可以等闲看了。当时子西存楚于既亡之余，负如此大功，遂于天下之事皆以等闲处之。所以叶公、白公两无所信，殊不知他日之祸，又发于前日之所谓等闲视之者。古今人于志得意满之后，皆不能保，盖为此。当时白公与石乞谋，不过欲得五百人，尚不能办。子西以堂堂楚国之众，若欲敌他，甚易。正缘把做等闲看了。
越灭吴【二十二年】
越之伐吴，始也，因吴人为黄池之防，乗其虚以入其国，自太子以下皆见执。其再也，以三军潜渉，败吴。及其三也，以二十年方围吴。夫越已三加师于吴，方能围吴。之国论来，夫差自黄池之防以前，劳民力，肆彊暴，其国根本虚了。到得归自防，则已为越所入，覆其根本。何故又须到三加兵，方能围吴？到此已二十年了，而师在吴城下，又且两年，方能灭人之国。何故？只缘他基业厚了。吴自巫臣教战法，自诸樊以至阖庐，抚循其民，从事于耕战甚久。虽夫差二十年戕贼其本根，勾践二十年养成兵力，也须用二十年工夫。观越三师于吴，在吴城下，又两年方能入其国。以此知，非二十年工夫，也不能克。以此见古人立国，其根本之固，皆如此。若后世则不然，秦并吞六国，全有天下，其基业非不壮，然陈胜、刘项一呼，不一二年便灭秦。隋并吞南北，兼有天下，却到李王、刘唐，一起三两年便灭隋。所以如此，正缘无根本了。大抵观人之国，惟于国势危亡时，方见得根本厚薄。譬如两人同受病，固是必死之病，然一人元气盛，其死必缓；一人元气弱，其死必速。
晋荀瑶伐齐，言：“何必卜【二十三年】
晋荀瑶伐郑，齐陈成子救之【二十七年】
晋荀瑶围郑门于桔柣之门【同上】
知伯以贪与骄亡其族，为韩、魏、赵所分。然知伯所以亡，非委靡之故，乃是才能知勇过人。伐齐之事，是知伯始见于传。他出来做第一件事，观当时伐齐之由，见齐师马骇，知齐人之谋。长武子请卜，却之，卒败齐师。他初为政，小试之勇，便能摧堂堂之大国，殊不知此一战正是他覆亡根本之始。他所谓恃其智勇，固是本来如此，然自轻而重，自浅而深，却自因有功了。渐渐去看他前面，却长武子请卜一叚，自是轻敌寡谋，然犹自近傍正理，言语有次序。自此一战既胜之后，言语略无伦理。至于后来二十七年伐郑，齐陈氏救郑，他所以告陈氏之辞，都无道理了。所以成子亦知其不能久。陈为楚灭，与郑元无相干。晋用兵本是报怨，与救陈亦无相干。他到此大言略无道理。如此用之于彊国，看他此后与向来请卜之辞，大叚不同。他非病狂丧心，下视一时人，敢为无稽之言以陵跨骄铄人。盖到此渐渐满了。及后来悼之四年，晋又围郑，知伯门于桔柣之门，使赵襄子直入门去。知伯与赵襄子本并列为卿，今乃颐指气使，役以一卒之事，此全不近道理了。盖骄纵渐长，正缘知伯勇悍所至有功，所以凑成他到得全不近道理地位。看他事一叚，深一叚。观赵襄子对知伯以为主，在此知伯乃言恶而无勇，何以为子，此全是以丑言诋他。赵襄子以为能忍耻，庶无害。赵详观左氏记此数句甚有意，若略看时只説道襄子能忍耻。左氏之意不专在此，下又言知伯不悛一句可见。盖当时知氏、赵氏并是彊家，横势相与低昻。赵襄子由是忌知伯。若是有谋人到此，须自修省。知伯全不以为
译楚平王召白公，导致动乱的缘由，也应当深入考察。当时既然不听叶公的劝谏，召白公让他驻守边境。子西既然不信任叶公，却能委任白公，大概也是知道他是向来刚烈的人。凡事若能平息他的怒气，使不至于过于激愤，也就没有理由作乱。他派使者请求讨伐郑国，想要报杀父之仇，子西答应了他。然而并未出兵，等到晋国人讨伐郑国，子西反而去救援郑国。凡事都激怒了他，所以加速了他杀人的决心。子西的谋划，当时白公磨剑想要杀子西。他直言告诉子西的儿子子期。子西听说后，安然不以为怪，反而认为白公必定不会做到这一步。正因为轻视忽略他太过分了，所以导致动乱。大凡人心所信任的，本来就有邪正不同。如果不信任正直的人，就会信任邪恶的人，必定专一，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的心在这一边。现在子西既然不听信叶公的话，为什么对白公又不专一信任呢？大概天下的事情不可以等闲视之。当时子西在楚国濒临灭亡的危急时刻保全了楚国，负有如此大的功劳，于是对天下的事情都当作平常小事来处理。所以叶公、白公两人都得不到信任，殊不知日后的祸患，又爆发于从前那些被他等闲视之的事情上。古往今来的人，在志得意满之后，都不能保持长久，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时白公与石乞谋划，不过想要得到五百人，尚且不能办到。子西凭借堂堂楚国的众多兵力，如果想要抵挡他，非常容易。正因为把它当作等闲小事看待了。
越国灭吴【二十二年】
越国讨伐吴国，开始时，因为吴国人去黄池会盟防备，越国乘其国内空虚进入吴国，从太子以下都被俘获。第二次，越国率领三军秘密渡河，打败吴国。等到第三次，用了二十年才包围吴国。越国已经三次对吴国用兵，才能包围吴国。从国家局势来看，夫差自从黄池会盟以前，劳役民力，肆意强暴，国家的根本已经空虚了。等到从会盟归来，已经被越国入侵，摧毁了其根本。为什么还需要三次用兵，才能包围吴国？到这里已经二十年了，而军队在吴国城下，又过了两年，才能灭掉别人的国家。为什么呢？只因为他的基业深厚了。吴国自从巫臣教授战法，从诸樊到阖庐，安抚百姓，从事耕战很久。虽然夫差二十年残害其根本，勾践二十年培养兵力，也需要用二十年功夫。看越国三次对吴国用兵，在吴国城下，又两年才能攻入其国。由此可知，不是二十年功夫，也不能攻克。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建立国家，其根本的稳固，都是这样的。如果后世就不是这样，秦国吞并六国，完全拥有天下，其基业不能说是不壮大，然而陈胜、刘邦、项羽一呼，不到一二年就灭了秦国。隋朝吞并南北，兼有天下，却到李渊、王世充、刘武周、唐高祖一起，三两年就灭了隋朝。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没有根本了。大抵观察别人的国家，只有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才能看出根本的厚薄。譬如两个人同样得病，固然是必死的病，然而一个人元气旺盛，他的死必定缓慢；一个人元气衰弱，他的死必定迅速。
晋荀瑶伐齐，说：“何必占卜【二十三年】
晋荀瑶伐郑，齐陈成子救援郑国【二十七年】
晋荀瑶在桔柣之门包围郑国【同上】
知伯因为贪婪和骄傲灭亡了他的家族，被韩、魏、赵三家瓜分。然而知伯所以灭亡，不是因为软弱无能，而是因为才能智勇过人。讨伐齐国这件事，是知伯初次见于传记。他出来做的第一件事，看当时讨伐齐国的缘由，看见齐军马匹惊骇，知道齐人的计谋。长武子请求占卜，知伯拒绝了，最终打败齐军。他刚执政，小试牛刀，就能摧毁堂堂的大国，殊不知这一战正是他覆亡根本的开始。他所谓的倚仗智勇，固然是本来如此，然而从轻到重，从浅到深，却是因为有了功劳。渐渐看他前面的表现，长武子请求占卜那一段，自是轻敌少谋，然而还接近正理，言语有次序。自从这一战胜利之后，言语略无伦理。至于后来二十七年讨伐郑国，齐陈氏救援郑国，他所以告诉陈氏的话，都没有道理了。所以陈成子也知道他不能长久。陈国被楚国灭亡，与郑国毫无关系。晋国用兵本来是报仇，与救援陈国也毫无关系。他到这里大言不惭，毫无道理。如此用在强国身上，看他此后与向来请求占卜时的言辞，大不相同。他不是病狂丧心，看不起一时的人，敢于发表无稽之谈来凌驾骄横的人。大概到这里渐渐自满了。及到后来悼公四年，晋国又包围郑国，知伯在桔柣之门，让赵襄子直接进入城门。知伯与赵襄子本来并列作为卿，现在却颐指气使，役使像士卒一样的事，这完全不近情理了。大概骄纵渐渐增长，正因为知伯勇悍所至有功，所以凑成他达到完全不近情理的地步。看他的事情，一段比一段深。看赵襄子对知伯以主自居，在此知伯却说恶而无勇，怎么能做儿子，这完全是用丑言诋毁他。赵襄子认为能忍辱，大概没有害处。左氏记载这几句话很有深意，如果略看时只说襄子能忍辱。左氏的意思不专在此，下面又说知伯不悛一句可见。大概当时知氏、赵氏都是强大家族，横势相互高低。赵襄子因此忌恨知伯。如果是有谋略的人到此，必须自我修省。知伯完全不以为
哀公欲立嬖妾，使宗人衅夏献其礼，对曰：「无之。」公怒，问何故无之，乃以礼对此。见得鲁秉周礼，他宗人尚能执礼如此，固是秉周礼。然以是见仲尼风化所及，且以立夫人一事论之。仲子是妾，天王归其赗，则因以仲子为夫人矣。成风是妾，僖公以所生之故尊为夫人，当时之宗人初不曽谏，以此见仲尼风化所及。若就宗人论之，如前此夏父弗忌为宗伯，跻臣于君，所谓宗伯，岂能守礼？孔子自衞反鲁，删诗书，定礼乐，其风化之余者尚可见。当整顿礼之初，见于宗人能守；当整顿乐之初，见于大师挚之适齐。惟夫圣人一振礼乐，虽贱有司亦能守如此。使自为政，则三年有成，信何难者？
中行文子告陈成子曰：「有自晋师告寅者，▯为轻车千乘，以厌齐师之门【二十七年】
范氏、中行氏将伐公，齐高彊言：“三折肱，知为良医【定十三年】
中行文子既为晋所逐，出奔于齐，到得齐与晋师相持，所谓中行文子告成子，欲以轻车千乘以厌齐师之门。陈成子以其与晋有谋，他方悟而有始衷终之説。学者最当深察此，天下一事一物皆有始衷终。若看得始，不见得衷；若见得终，不见得始，皆是见理不尽。若中行子在晋，岂能察始衷终之理？盖其在困亡患难之中，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所以言「吾乃今知所以亡，观吾今知之」语，则知文子自出奔之后，方才讲论到此，以此知患难进人如此。且如中行氏之乱，齐髙彊在晋，范氏、中行氏将伐公，高言「三折肱知为良医」，亦是经患难后方见得如此。
左氏传説卷二十
译鲁哀公想立宠爱的妾为夫人，让宗人衅夏献出相关的礼仪，衅夏回答说：“没有这样的礼仪。”哀公发怒，问为什么没有，衅夏便依据礼制来回答他。由此可见鲁国奉行周礼，连宗人尚能如此坚持礼制，确实是奉行周礼。然而由此也可见到孔子教化所达到的影响，且仅就立夫人这一件事来看。仲子是妾，周天子赐予助丧的财物，于是便因此将仲子尊为夫人。成风是妾，僖公因为她是母亲的关系而尊她为夫人，当时的宗人起初并没有劝谏，由此可见孔子教化的影响。如果从宗人的角度来看，像之前的夏父弗忌担任宗伯，将臣子的神位排在君主之上，所谓的宗伯，怎能坚守礼制？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删定《诗》《书》，确定礼乐，其教化的余韵尚且可见。在整顿礼制的初期，体现在宗人能够守礼；在整顿乐制的初期，体现在大师挚前往齐国。只要圣人一举振兴礼乐，即使是低贱的官吏也能如此坚守。假使孔子亲自执政，那么三年就能取得成功，这又有什么难的呢？
中行文子告诉陈成子说：“有从晋军来报告我的人，〇率领轻车千辆，去压制齐军的营门【二十七年】
范氏、中行氏将要讨伐晋君，齐国的高彊说：“多次折断手臂，就知道成为良医【定公十三年】
中行文子既然被晋国驱逐，出逃到齐国，等到齐国与晋军对峙时，所谓中行文子告诉成子，想用轻车千辆去压制齐军的营门。陈成子因为他与晋国有谋划，这才醒悟而有始、中、终的说法。学者最应当深入考察这一点，天下万事万物都有始、中、终。如果只看到开始，看不到中间；如果只看到结果，看不到开始，都是对道理认识不透彻。如果中行子在晋国时，怎能洞察始、中、终的道理？大概是因为他在困顿流亡患难之中，内心困苦，思虑阻塞，然后奋起，所以说“我到现在才知道灭亡的原因，看我现在的认识”，由此可知文子自从出奔之后，才讲论到这一层，由此可知患难使人进步如此。况且像中行氏的动乱，齐国的高彊在晋国，范氏、中行氏将要讨伐晋君，高彊说“多次折断手臂就知道成为良医”，这也是经历患难之后才能看到这样的道理。
左氏传説卷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