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左氏传说》卷二宋吕祖谦撰庄公
齐桓霸中国【十五年】
侵蔡伐楚【僖四年】
晋文退舍避子玉，喜【二十八年】
看桓公之所以霸，须看得管仲规模。当时桓公之霸，盖▯以尊内攘外为功也。楚之凭陵中国者，非一日矣。如伐郑、伐蔡，而桓公皆不之问。桓公以庄之十五年霸中国，而以僖之四年始伐楚，置楚于度外而不问，且二十年者，何故？仲之意，岂不以吾骤加兵于楚，万一不胜，则霸威屈矣？故遵养时晦，至于力彊威盛，而后一举以临之，则楚无不服矣。夫以堂堂之楚，而不敢以兵抗齐，不过使人如师，及使屈完来盟，则齐之盛彊，盖可知。至于晋文公，则不然。桓公以兵加楚，而楚不敢抗；文公退舍辟子玉，而子玉犯之。文公之规模，小于管仲也，明矣。文公盖数年便欲服楚，虽力战而仅胜之，然伤威损重已多。仲之相桓，则迟楚以二十年之久，则文岂足以及桓哉？其服晋也，规模犹大于服楚。晋献公之灭耿、灭霍、灭魏、伐东山，而齐皆不问者，何故？仲之意，岂不欲以晋之于齐犹家也，楚之于齐犹邻也？以至彊之晋，吾骤临之以兵，万一不胜，为晋所败，则吾家人犹不能胜之，何以服其邻？故一切置而不问。逮夫诸侯尽服，外域皆从，光焰既大，声势既盛，故葵邱之会，晋侯不召而自至。服楚以兵，服晋以不召而自来，则以声势光焰临之耳。其服晋过于服楚逺矣。盖其迟速之不同，故其力有厚薄，威有轻重。论至于此，非惟王道不可要近功，而霸者亦然。齐桓迟之以二十余年，而晋文求之于六七年间，须要做尽许多事故。晋文之霸，不及齐桓之盛。当时葵邱之会，晋侯欲往，而宰孔止之而不防，盖宰孔见得齐侯之骄，故如此。于此又须看得管仲之事桓公，专去事上做工夫，却不去君心上做工夫。惟其去事上做工夫，故铺排次叙，二三十年皆如其规模。惟其不去君心上做工夫，故訑訑之声音顔色，拒人于千里之外。管仲之事，盖积数十年而成。桓公之骄。止一日而坏，不能格君心之非，其祸盖如此也。
荆伐郑【十六年二十八年】
楚人伐郑【僖元年三年】
齐桓公霸中国，楚数侵郑。桓公惟务于郑，而不再加兵于楚者，何故？以此尽见得管仲之规模大，能养威处。盖仲之意，以谓能胜楚，则不过如前日；万一不胜，则霸权屈矣。此仲之所以善养威也。
郑伯见虢叔曰：「盍纳王【二十年】
郑伯将王自圉门入，虢叔自此门入，杀王子頽【二十一年】
周惠王以王子頽之乱出奔郑，处于栎。是时虢公与郑伯同帅师纳王，杀王子頽。当时齐桓为霸主，却自不纳王，其纳者却出于虢郑。齐桓却不管他，何故？若是晋文，凡有一事便要占做，如纳襄王时辞秦师而下，必欲出于已，不要与秦分功。到桓公为霸，听虢郑纳王，亦是规模不同处。然所以虢郑纳王时，亦自有来历。自周室东迁，虢郑秉周政，虢公为王卿士，郑伯为王左卿士。两国入仕王朝，与周最亲者，所以凡有患难，二国首先任为已责，定王室之乱，正王室之义。所以当时齐桓公虽图霸业，必竟当时自有王室亲臣定其乱，桓公不得而预，所以诸侯皆未出，虢郑独先去。正缘世秉周政之故，这是霸者之初，王纲尚在处。当时以土地论之，虢郑之地甚小，齐之地甚彊。以堂堂大国，因虢郑世秉周政，故便退然让与虢郑。以此知当时尚不以甲兵强弱为事，诸侯尚秉王命。后来王室衰时，王室自为之。自此以后，诸侯无复事王朝，霸者所以兴，至于诸侯皆霸者，此周之所以衰。然虢郑之所以事王，亦周自为之。当时本是郑伯为王卿士，虢以谄媚夺郑政，自取周之麦、温之禾。时虢已有▯，郑已无宠。然而到得周有患难，虢视之常缓，郑视之常急。且如王出居栎，郑伯见虢叔曰：“临祸忘忧，忧必及之，盍纳王乎？”论来情意厚薄，虢当先，郑当后。今举兵时却是郑在先，虢在后。到得后来，王赐虢公酒泉，又与之爵，与郑伯止以鞶鉴。夫王室定后，王何故不察平定之功？又却与虢之爵，复厚虢而
译齐桓公称霸中原【十五年】
入侵蔡国，讨伐楚国【僖公四年】
晋文公退避三舍以避开子玉，内心欢喜【僖公二十八年】
要观察桓公之所以能称霸，必须看清管仲的格局。当时桓公的霸业，大概是以尊崇周王室、抵御外族入侵作为功绩。楚国欺凌中原各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比如楚国讨伐郑国、讨伐蔡国，桓公都不去追究。桓公在庄公十五年称霸中原，直到僖公四年才开始讨伐楚国，将楚国置之度外而不加过问，长达二十年之久，这是什么缘故呢？管仲的意思，难道不是认为如果我们突然对楚国用兵，万一不能取胜，那么称霸的威势就受挫了吗？所以遵循“养精蓄锐、等待时机”的原则，直到国力强大、威势显赫之后，才一举兵临楚国，这样楚国就没有不服从的了。堂堂楚国，尚且不敢以武力对抗齐国，不过派遣使者前来问罪，以及派遣屈完前来结盟，由此可知齐国的强盛。至于晋文公，则不是这样。桓公对楚国用兵，而楚国不敢抵抗；文公退避三舍避开子玉，而子玉却进犯他。文公的格局小于管仲，这是显而易见的。文公大概几年就想制服楚国，虽然经过苦战仅仅获胜，但是损害威势、降低威望已经很多了。管仲辅佐桓公，对楚国延迟了二十年之久，那么文公哪里能比得上桓公呢？他制服晋国，格局比制服楚国还要大。晋献公灭耿、灭霍、灭魏、讨伐东山，而齐国都不去追究，这是什么缘故呢？管仲的意思，难道不是认为晋国对于齐国就像家人，楚国对于齐国就像邻居吗？对于强大的晋国，如果我们突然用兵，万一不能取胜，被晋国打败，那么我们连家人都不能战胜，凭什么去制服邻居呢？所以一概置之不理。等到诸侯全都顺服，边远地区都来归附，光辉既已盛大，声势既已显赫，所以在葵丘会盟时，晋侯没有召唤就自己来了。制服楚国靠的是武力，制服晋国靠的是不召唤而自来，这是用声势和光辉来威慑他们。制服晋国比制服楚国高明得多。大概因为迟缓与迅速的不同，所以力量有厚薄，威势有轻重。论及此，不只是王道不可追求速效，霸业也是如此。齐桓公延迟了二十多年，而晋文公在六七年之间就追求成功，必须经历许多变故。晋文公的霸业，不及齐桓公的强盛。当时葵丘会盟，晋侯想要前往，而宰孔阻止他，并没有防备，大概是因为宰孔看出齐侯的骄横，所以如此。在这里又必须看清管仲侍奉桓公，只在处理事务上下功夫，却不在君主的心意上下功夫。正因为他在处理事务上下功夫，所以铺陈安排，二三十年都符合他的格局。正因为他在君主的心意上下功夫不足，所以傲慢的声音脸色，将人拒于千里之外。管仲的事业，是积累数十年才成功的。桓公的骄横，只一天就败坏，不能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其祸患大概就是这样。
楚国讨伐郑国【庄公十六年、僖公二十八年】
楚国人讨伐郑国【僖公元年、三年】
齐桓公称霸中原，楚国多次侵犯郑国。桓公只致力于援助郑国，而不再对楚国用兵，这是什么缘故呢？由此完全可以看出管仲的格局宏大，善于蓄养威势。大概管仲的意思，认为如果能战胜楚国，也不过像以前一样；万一不能取胜，那么霸权就受挫了。这就是管仲善于蓄养威势的原因。
郑伯对虢叔说：“为什么不迎接周王【庄公二十年】
郑伯将要带领周王从圉门进入，虢叔从这门进入，杀死了王子颓【庄公二十一年】
周惠王因为王子颓的叛乱出逃到郑国，居住在栎邑。这时虢公与郑伯一同率领军队迎接周王，杀死了王子颓。当时齐桓公是霸主，却自己不去迎接周王，去迎接的却是虢公和郑伯。齐桓公不管这件事，这是什么缘故呢？如果是晋文公，凡有一件事就要占为己有，比如迎接襄王时辞退秦国的军队，一定要出自自己，不要与秦国分享功劳。等到桓公称霸，听任虢公和郑伯迎接周王，这也是格局不同的地方。然而虢公和郑伯迎接周王时，也有其渊源。自从周王室东迁，虢国和郑国主持周朝政事，虢公担任周王的卿士，郑伯担任周王的左卿士。两国在周朝做官，与周王室最亲近，所以凡有患难，两国首先将其视为自己的责任，平定王室的动乱，端正王室的道义。所以当时齐桓公虽然图谋霸业，终究当时自有王室亲臣平定动乱，桓公不得参与，所以诸侯都没有出动，只有虢国和郑国先行。正是因为他们世代主持周朝政事的原因，这是霸业之初，王纲尚存的地方。当时以土地论，虢国和郑国的土地很小，齐国的土地很强。以堂堂大国，因为虢国和郑国世代主持周朝政事，所以便退让给虢国和郑国。由此可知当时尚不以军队强弱为事，诸侯尚奉行王命。后来王室衰微时，王室自己处理。自此以后，诸侯不再侍奉周朝，霸者因此兴起，直到诸侯都成为霸者，这就是周朝衰微的原因。然而虢国和郑国侍奉周王，也是周朝自己造成的。当时本是郑伯担任周王的卿士，虢国以谄媚夺取郑国的政事，擅自取走周朝的麦子和温地的禾稼。这时虢国已经得宠，郑国已经失宠。然而等到周朝有患难，虢国对待它常常迟缓，郑国对待它常常急切。比如周王出逃居住在栎邑，郑伯对虢叔说：“面临祸患却忘记忧患，忧患必定会波及，为什么不迎接周王呢？”论起来情意厚薄，虢国应当在前，郑国应当在后。现在举兵时却是郑国在前，虢国在后。等到后来，周王赐给虢公酒泉，又赐给他爵位，给郑伯只赐给鞶带和镜子。王室平定后，周王为什么不考察平定的功劳？却又赐给虢公爵位，再次厚待虢公而
薄郑。盖虢公于王室无事时，又却筑王宫于玤，又以阿媚周王，以此知阿媚顺防，大抵无事时此等人固可喜，才到患难时，看得意思终是缓了。
译轻视郑国。大概虢公在王室没有战事的时候，又在玤地修筑王宫，以此来阿谀奉承周王，由此可知阿谀奉承、顺从防范，大抵上在太平无事时，这类人固然令人喜欢，但一旦到了患难之时，看他们的态度终究是迟缓懈怠了。
齐侯使敬仲为卿【二十二年】
齐侯欲使敬仲为卿，辞以岂不欲往？畏我友朋。”此见得当时朋友之清议尚在，故管仲前来请齐侯救邢，亦援《诗》云：“岂不懐归？畏此简书。”如上文“畏此朋友”之义，此见得当时犹知简书、朋友之可畏，又见得古诗之意犹有存者。
懿氏卜妻敬仲【二十二年】
毕万筮仕于晋【闵元年】
懿氏卜妻敬仲一叚，后人云符命防纬之说起于王莽簒汉，假此以愚人耳目，不知已见于春秋之际。看左氏所载敬仲、毕万之言，盖左氏之生，适当战国之初，田魏始兴，故夸诬其祖以神下民。当时民无有知者，故皆信之。左氏亦惑于流俗之所见，不能于流俗外着一只眼，故于敬仲、毕万之事亦从而书之。后来栁子厚作《贞符》，以为符命俱不足信，逐以▯鸟生商、伏羲负图之事皆可疑，此又堕于一偏之见也。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耆欲▯至，有开必先。大抵帝王之兴，和气充塞，岂无祥瑞？但当观象之正邪，岂可谓之无也。
有妫之后，▯育于姜【二十二年】
毕万之后必大【闵元年】
符命防纬之说，王莽以此簒汉。后世论符命防纬之说起于哀平之间，比附王莽，以此为祯祥，移人耳目，簒夺天下。然推其源流，符命固是起于哀平之间，而符命防纬之实已自始于战国之初。考之左氏，可见战国之初，如所谓如秦、如楚、如燕，都是世袭旧国；如晋、如齐，皆是暴戾之国。当时未尝不假符命之说为簒夺之事。看左氏所载，毕万、敬仲见当时以此移人，所以载懿氏之卜，敬仲说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及生敬仲，周史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谓此其代陈有国。至于毕万，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啓之矣。以此知战国时已自有符命惑人了。虽左氏好说符怪，然战国之时已自相传如此。便到得陈渉以狐鸣鱼腹惑乱一世，遂盛于王莽。然此所谓符命皆是造作凑合得来。如栁子厚作贞符之説，谓无符命，此又见得一偏。大抵符命之说亦不可谓之无。如所谓“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耆欲将至，有开必先”，所谓帝王之兴，见乎蓍▯，动乎四体，当深察其邪正。若以不正之说例论之，且如▯鸟生商，伏羲受图，也不足信。是因噎而废食也。大抵帝王之兴自有自然之兆，人之正心感天地之正气，所谓符命者自可信，却不是附会凑合得来。岂可谓之不于其祥于其仁？若以此察之，正邪之说昭然如日星之明。
楚公子元帅师伐郑，而处王宫。鬭射师谏，则执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杀子元。鬭谷于莵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三十年】
楚之兴，自武王兼并，自此便彊。继以文王，亦能守其基业而不失，传于成王。成王初即位，尚幼，是时公子元为令尹，以贪冒淫纵，为申公鬭班所杀。当时君尚防，大臣见杀，论来楚到此合衰，所以不衰，时盖缘楚能用子文。子元初死时，正是楚之盛衰存亡交关枢纽处。是时复有子元，时楚自便亡，幸而得一子文为令尹，以清忠表倡于一国，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自此楚再安。大抵楚之所以立国本，皆以勤俭。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如告戒之辞。所谓“训众而好，镇抚之，召诸司而劝之以令徳”，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假易也，皆以勤俭。勤俭是楚之家法。到子元出来，淫纵不道，以破楚之家法，如筑馆于夫人宫侧，振万舞，贪淫不厌。臣下不平，卒至相戕，以杀令尹。楚之勤俭家法或几乎息矣。子文出来，独以清忠勤俭再复楚之规模。当时子文继子元之后，平常也做不得，须是自毁其家，自贬损方可。何故到奢侈骄淫之后，能以清忠勤俭表倡于一国？如易之小过，所谓“行过乎恭，用过乎俭”，当时是却恁地平常做不得。所以自毁其家，却不是矫枉过直，正是合做底事。故不如是，则何以救已离之人心，续将絶之国命。
闵公
狄人伐邢【元年】
狄人伐衞【二年】
齐桓公始
译齐侯想让敬仲担任卿，敬仲推辞说：“难道我不想前往吗？只是畏惧我的朋友们的清议。”这可以看出当时朋友之间的清议尚存。所以管仲前来请齐侯救援邢国，也引用《诗经》说：“难道不想回归吗？只是畏惧这简册上的命令。”如同上文“畏惧朋友”的意思一样，这可以看出当时人们还知道简册命令和朋友清议是值得畏惧的，又可以看出古诗的意旨当时还有留存。
懿氏占卜为敬仲娶妻，毕万在晋国占卜仕途。关于懿氏占卜为敬仲娶妻这一段，后人认为符命谶纬之说起源于王莽篡汉，借此来愚弄人们的耳目，却不知这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看《左传》所记载的敬仲、毕万的话，大概是因为《左传》作者的生平正当战国初期，田氏、魏氏刚刚兴起，所以夸饰诬妄他们的祖先以神化来震慑百姓。当时百姓没有知晓真相的，所以都相信了。《左传》作者也被流俗的看法所迷惑，不能在流俗之外独具慧眼，所以对于敬仲、毕万的事情也就跟着记载下来了。后来柳宗元写《贞符》，认为符命都不足信，于是连玄鸟生商、伏羲背负河图这些事都加以怀疑，这又陷入了片面的见解。上天降下及时雨，山川升腾出云气，圣人的欲望将要达到，有所开创必定有先兆。大抵帝王的兴起，和气充满天地，难道没有祥瑞吗？但应当观察征兆的正邪，难道可以说没有吗。
有妫的后代，将在姜姓之地繁衍。毕万的后代必定显赫。符命谶纬之说，王莽借此篡汉。后世议论符命谶纬之说起源于哀帝、平帝年间，附会王莽，以此作为吉兆，转移人们的视听，篡夺天下。然而推究其源流，符命固然起源于哀帝、平帝年间，但符命谶纬的实质却自战国初期就开始了。考察《左传》，可以看出战国初期，像秦、楚、燕，都是世袭的旧国；像晋、齐，都是暴戾的国家。当时未曾不借助符命之说来进行篡夺之事。看《左传》所载，毕万、敬仲当时借此转移人心，所以记载了懿氏的占卜，敬仲说有妫的后代将在姜姓之地繁衍，五代后昌盛，位列正卿，八代后无人能比。等到敬仲出生，周史官用《周易》给陈侯占卜，陈侯让他占卜，得到观卦变为否卦，说这将取代陈国拥有国家。至于毕万，卜偃说：“毕万的后代必定显赫，‘万’是盈满的数，‘魏’是大名。”以此开始赏赐天启的征兆了。由此可知战国时已经有符命来迷惑人了。虽然《左传》喜欢谈论符命怪异，但战国时已经如此相传。等到陈涉用狐狸鸣叫、鱼腹藏书的办法迷惑扰乱一世，于是盛行于王莽之时。然而这些所谓的符命都是造作凑合得来的。像柳宗元写《贞符》之说，认为没有符命，这又显得片面。大抵符命之说也不能说没有。像所谓“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圣人的欲望将要达到，有所开创必定有先兆”，所谓帝王的兴起，显现在蓍草龟甲上，感动于四肢，应当深察其邪正。如果用不正的说法一概而论，比如玄鸟生商，伏羲接受河图，也不足信。这是因噎废食。大抵帝王的兴起自有自然的征兆，人的正心感应天地的正气，所谓的符命自然可信，却不是附会凑合得来的。难道可以说不是在于其祥瑞而在于其仁德吗？如果以此考察，正邪的说法就昭然若日星般明亮。
楚公子元率领军队攻打郑国，却住在王宫里。斗射师劝谏，却被抓起来戴上刑具。秋天，申公斗班杀死了子元。斗谷于菟自毁其家，以缓解楚国的危难。楚国的兴起，自武王兼并诸侯，从此就强大起来。继之以文王，也能守住基业而不失，传给成王。成王刚即位，尚且年幼，这时公子元担任令尹，因为贪婪冒进、淫乱放纵，被申公斗班所杀。当时君主尚且年幼，大臣被杀，按理楚国到此应该衰败，之所以不衰败，是因为楚国能任用子文。子元刚死时，正是楚国盛衰存亡的关键枢纽处。这时如果再有子元这样的人，楚国自然就灭亡了，幸好得到子文担任令尹，以清廉忠诚表率一国，自毁其家以缓解楚国的危难。从此楚国再次安定。大抵楚国立国的根本，都在于勤俭。所谓“百姓的生活在于勤劳，勤劳就不匮乏”，如同告诫的话。所谓“训练民众并喜好他们，镇抚他们，召集众官并用美德劝勉他们”，见到莫敖而告诫他上天不会轻易改变，都是以勤俭。勤俭是楚国的家法。到了子元出来，淫乱放纵不道，破坏了楚国的家法，比如在夫人宫旁修建馆舍，跳万舞，贪淫不知足。臣下不平，最终互相残杀，杀死了令尹。楚国的勤俭家法几乎要断绝了。子文出来，独自以清廉忠诚勤俭再次恢复楚国的规模。当时子文继子元之后，平常做法是做不到的，必须自毁其家，自我贬损才可以。为什么在奢侈骄淫之后，能以清廉忠诚勤俭表率一国？就像《易经》小过卦所说“行为过于恭敬，用度过于节俭”，当时却是这样平常做法做不到。所以自毁其家，并不是矫枉过正，正是该做的事。所以不这样做，怎么能挽救已经离散的人心，延续即将断绝的国家命运。
闵公。狄人攻打邢国。狄人攻打卫国。齐桓公开始
霸之初，狄灭衞，又伐邢。见得当时外域凭陵中国，如此之甚。向非齐桓之霸，封衞迁邢，则中国几何而不沦胥为所灭？此孔子所以有“微管仲，吾其之叹”盖桓公之覇盛矣。
译齐桓公称霸之初，狄人灭掉了卫国，又攻打邢国。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外族侵凌中原各国，竟然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如果不是齐桓公称霸，保全卫国、迁移邢国，那么中原各国几乎就要相继被灭掉了。这就是孔子之所以发出“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也要披散头发、左衽而居”感叹的原因。由此可见，齐桓公的霸业真是兴盛啊。
太子申生伐东山臯落氏【二年】
晋献公使太子申生伐东山臯落氏，里克则入谏，献公出则告太子以孝，固是善处父子之间。然其后骊姬欲杀申生，未敢下手，使问于克，克对以中立之言。夫骊姬之欲杀申生久矣，所惮者惟克耳。今克既告之以中立之言，则骊姬固无所畏，何为而不下手？左氏书曰：“既与中大夫成谋。”此句有笔法，中大夫即里克也。克虽不助骊姬，既不拒之，是亦助之也。使克能拒骊姬，彼必有所畏而不敢下手。其后里克杀奚齐、卓【勑角反】子，克虽有区区之心，终不免弑逆之恶者，由其守初心之不坚，而为骊姬之所动摇也。学者最怕守初心不坚。申生伐东山一叚，论者自先友而下，凡数人，或是或非，而皆有意味，亦见当时随所在有人，又见晋国人才之盛。
僖公
晋假道于虞以伐虢【二十五年】
晋荀息假道于虞以伐虢。此一叚知宫之竒谏，必不听；知虞之必可假，知虢之必可亡。料敌如见。自是观之，晋国智谋之士如息者，亦自有数。至于傅奚齐，此叚全不能知，却不能先为保护之计。何料敌如是之审，谋国如是之踈盖息本非就自身上做工夫，专以臆度揣摩为事，故有着不着处。
骊姬欲杀申生【四年】
骊姬之杀申生，《国语》所载甚详。看《左氏》与《国语》相为表里，而《晋语》中所载本末具备。中大夫里克也，《左氏》则载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而《晋语》中则载当时骊姬欲杀申生而立奚齐，所难者尚有里克。使优施以酒饮里克，欲以优言説之。观优施以言动克，言人皆集于苑，已独集于枯。是言申生之势已自摧死，不可倚恃。里克却言：「吾秉君以杀太子，吾不忍通复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优施曰：「免，则骊姬之计行矣。」故优施得里克之语以告骊姬。姬闻优施之言，遂肆行而无忌。以《国语》所载论之，所谓里克不同谋杀申生，但对优施言然。《左氏》直书中大夫成谋，当时姬难里克，里克若能守正不夺，则杀申生之谋必不成。克既有中立之言，故姬得以肆其谋而无惮。虽不预骊姬谋，谓之成谋亦可也。大抵奸人作乱，不必要人依附，则且持两端中立，以为无所与于其间，则奸人便可以成谋。《左氏》断所以归中大夫之罪，到后面一叚使之归胙于献公。当时骊姬杀申生之谋，献公已许他了，今特造此一叚事为罪名而已。然则杀申生不是献公不知，当骊姬谮君之际，论来太子合当便行。当时太子谓：「我辞姬必有罪，或使之行，谓君实不察其罪，皆是不知献公之心。」然此时太子既是不出亡，甘心待死而已，办一死了以正理论，固是成父之过。然而犯逆死罪了，已自不是太子合即便就死。又却奔归于所封之邑，须当看这一节，这个不是变生仓卒时无措如此。申生既不畏死，尚自当仓卒之变，奔归于邑，又不是要恃城郭以作乱，以此见处死却易，从容就死则难。此无他，元无工夫，且则是小心不忍，便至仓卒无措，其不近道理亦自可见。
左氏传说卷二
<经部,春秋类,左氏传说》>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传说》卷三宋吕祖谦撰僖公
士蒍筑蒲与屈【五年】
晋侯伐屈，夷吾不守盟而行，乃之梁【六年】
自僖元年至卷终，试举数叚论之。士蒍筑蒲与屈一叚，可以见重耳、夷吾识度广狭逺近。一人终于霸诸侯，一人终于失国。当初士蒍筑二邑，皆不谨寘薪于其间。重耳不防，至夷吾则诉之。盖重耳惟知共君父之命，初不暇校城之美恶。至于夷吾则惟知己之利便，而至于诉，则夷吾之识度已不如重耳矣。非特如此，晋侯之伐蒲，重耳以君父之命不校，则知臣子之义，遂出奔蒲。至于伐屈，夷吾力不能守，卒盟而行，迫于不得已而奔梁，则夷吾又不如重耳矣。至若其从游賔客，重耳则有狐赵之徒，夷吾则有吕郤之徒耳。以筑蒲、屈论之，则二人之用心不同可知。以一则知臣子之义而出奔，一则迫于不得已而出奔，论之则二人之临事变不同可知。以游从賔客论之，则二
译太子申生征伐东山皋落氏【僖公二年】
晋献公派太子申生征伐东山皋落氏，里克便进谏，献公出来后就把孝道告知太子，这确实是善于处理父子关系。然而后来骊姬想杀申生，却不敢动手，便去问里克，里克用中立的话回答。骊姬想杀申生已经很久了，所忌惮的只有里克。如今里克既用中立的话回答，那么骊姬本来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为什么还不动手？《左传》记载说：“已经和中大夫达成了密谋。”这句话有笔法，中大夫就是里克。里克虽然不帮助骊姬，但也不拒绝她，这也算是帮助了她。假如里克能拒绝骊姬，她必定有所畏惧而不敢动手。后来里克杀了奚齐、卓子，里克虽然有一点忠君之心，终究难免弑君逆道的恶名，这是因为坚守初心不够坚定，而被骊姬所动摇。做学问的人最怕坚守初心不坚定。申生征伐东山这一段，评论者从先友以下，共有好几个人，有的赞同有的反对，但都意味深长，也可见当时随处都有人才，又可见晋国人才之兴盛。
僖公
晋国向虞国借道以征伐虢国【僖公二十五年】
晋国荀息向虞国借道以征伐虢国。这一段知道宫之奇进谏，虞君一定不听；知道虞国一定可以借道，知道虢国一定可以灭亡。预料敌情如同亲眼所见。由此看来，晋国像荀息这样的智谋之士，也有好几位。至于辅佐奚齐，这一段完全不能预料，却不能预先制定保护的计划。为什么预料敌情如此准确，谋划国事却如此疏漏？大概荀息本来不在自身修养上下功夫，专门以主观推测揣摩为事，所以有失误之处。
骊姬想杀申生【僖公四年】
骊姬杀申生的事，《国语》记载得很详细。看《左传》与《国语》互为表里，而《晋语》中所记载的本末具备。中大夫里克，《左传》记载将要立奚齐时，已经和中大夫达成了密谋，而《晋语》中则记载当时骊姬想杀申生而立奚齐，所难办的还有里克。让优施用酒宴请里克，想用诙谐的话说服他。看优施用言语打动里克，说别人都聚集在苑囿，只有我独自聚集在枯木上。这是说申生的形势已经自行败坏，不可倚仗。里克却说：“我秉承君命杀太子，我不忍心断绝旧交情，我不敢中立，这样能免祸吗？”优施说：“能免祸，那么骊姬的计谋就实行了。”所以优施得到里克的话去告诉骊姬。骊姬听到优施的话，于是肆意行动而没有顾忌。以《国语》所载来论，所谓里克不参与谋杀申生，只是对优施说了那些话。《左传》直接记载中大夫达成密谋，当时骊姬忌惮里克，里克如果能坚守正道不动摇，那么杀申生的计谋一定不成。里克既有中立的话，所以骊姬得以肆意行谋而没有忌惮。虽然没有参与骊姬的阴谋，称之为达成密谋也可以。大体上奸人作乱，不一定需要人依附，只要持两端中立，以为不参与其中，那么奸人就可以达成阴谋。《左传》断定所以归罪于中大夫，到后面一段让他把胙肉献给献公。当时骊姬杀申生的阴谋，献公已经答应她了，现在特意制造这一件事作为罪名而已。那么杀申生不是献公不知道，当骊姬谗害君主的时候，按理太子应当立即行动。当时太子说：“我推辞骊姬必定有罪，或者让他行动，说君主实在没有查明他的罪过，这都是不了解献公的心意。”然而此时太子既然不出逃，甘心等死罢了，办成一死以正理论，固然是成全父亲的过错。然而犯了逆死之罪，已经不再是太子应当立即就死的情况。却又逃回被封的城邑，须要看这一节，这不是仓促间变故发生时无措如此。申生既然不畏死，尚且能应对仓促的变故，逃回城邑，又不是要凭借城郭作乱，由此看出处死容易，从容就死则难。这没有别的原因，原本没有功夫修养，而且只是小心不忍，便导致仓促无措，其不合道理也自然可见。
《左氏传说》卷二
<经部,春秋类,左氏传说》>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传说》卷三 宋 吕祖谦 撰 僖公
士蒍筑蒲与屈【僖公五年】
晋侯征伐屈地，夷吾不守盟约而行动，于是去了梁地【僖公六年】
从僖公元年到卷末，试举几段来论述。士蒍筑蒲与屈这一段，可以看出重耳、夷吾见识气度的广狭远近。一个人最终称霸诸侯，一个人最终失国。当初士蒍筑两座城邑，都不谨慎地在其中放置柴草。重耳不防备，到了夷吾则去申诉。大概重耳只知道共同服从君父的命令，起初顾不上计较城墙的好坏。至于夷吾则只知道自己利益方便，而至于申诉，那么夷吾的见识气度已经不如重耳了。不仅如此，晋侯征伐蒲地，重耳因为君父的命令不计较，那么知道臣子的道义，于是出逃到蒲地。至于征伐屈地，夷吾力量不能守住，最终违背盟约而行动，迫于不得已而逃往梁地，那么夷吾又不如重耳了。至于跟随他们的宾客，重耳则有狐偃、赵衰等人，夷吾则有吕甥、郤芮等人罢了。以筑蒲、屈来论，那么两人的用心不同可知。以一人知道臣子道义而出逃，一人迫于不得已而出逃来论，那么两人面对事变的不同可知。以跟随的宾客来论，那么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