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传説卷十八
未有不为痈为疽，反以丧其躯者。当时虽得他不义，后来为其不义所败。古之君子言必虑其所终，行必稽其所敝，盖为此也。
译没有不成为痈疽，反而因此丧失性命的。当时虽然获得了其他不义之利，后来却因这些不义之举而败亡。古代的君子说话必定考虑其最终结果，行动必定考察其可能产生的弊端，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宋乐祁言：“诸侯惟我事晋【六年】
宋乐祁言于景公曰：「诸侯惟我事晋，今使不往，晋其憾矣。」乐祁告其宰陈寅，寅曰：「必使子徃，子立后而行，料得晋政多门，必过其祸。」乐祁用其言，见溷而行。及祁到晋，果如陈寅之言，为范献子所执，终不得归。看这一叚事，当时陈寅之谋也，自精宻，因此可论天下大势考左氏所载本末，可以观春秋天下大▯若是。桓文以前，诸侯多见于左氏所载，凡见于征伐盟会之间，皆诸侯自相为谋，盖当时之政自诸侯出故也。自鸡泽溴梁之会，大夫专盟，全不见诸侯言语。宋之一防，多是赵武等説话。大夫之事，多见于传，盖当时之政自大夫出故也。及春秋末后，一节陪臣执政，如阳虎，如仲梁懐，如公山不狃，如北宫氏之宰，如乐祁之陈寅，是时家臣事迹言语多见于传，盖当时之政自陪臣出故也。以三者观，天下大▯可见。政在诸侯，纵天子失权，然犹自可。政在大夫，纵诸侯失权，尚可整顿。到得陪臣名字见于书传，当时大▯亦自可知。
范献子执羔，赵简子、中行文子皆执鴈。鲁于是始尚羔【八年】
公会晋师于瓦。范献子执羔，赵简子、中行文子皆执鴈。鲁于是始尚羔。在春秋时，号为周礼尽在鲁，然而卿大夫羔鴈之制尚且不知。因见晋师卿与大夫执羔执鴈，尊卑之别方始知尚羔。以此见当时先王之礼散在诸国，不能备。鲁最秉周礼，尚不知羔鴈之别，必待见晋卿大夫执之，方且一一修整。举此一条，其他礼不备处多。又以这一叚推之，当时春秋之末，先王之礼散在天下，无所统纪，正合当收拾时节。所以孔子出来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盖这时节正是道德仁义、典章文物欲散而未尽。使当时无孔子，都散尽了。当时所谓典章文物之备，无如鲁。鲁尚不知先王之制，其他可知。孔子所以问官名于郯子，问礼于老聃，皆收拾天下之遗文逸典，以示后世法。然而鲁之礼当时是周公之所传，想见无所不备。而卿大夫所执，正是帝王巡狩之礼。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羔鴈正是卿大夫所执。在虞则有五载一巡狩所修，在周则有十二年巡狩所修。尊卑上下之分，全在玉帛采章以别等差。鲁所以不辨羔鴈，亦是周之东迁，巡狩之礼久不讲故也。
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鲁。故五人因阳虎。阳虎欲去三家而代位【八年】
阳虎之乱，当时国人皆听命，所以三家皆在其掌握。然而当时欲灭三家，垂成而败，非是威力不足，亦非知谋不及，看得本源，他所以欲去三家，其本心非是欲张公室，不过要得贪其禄位，以乱易乱。以此见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鲁。当时五人不过欲因阳虎去三桓而代其位而已。当时使阳虎之事成，公室未必张，徒以乱易乱而已。然阳虎所以不成，亦是当时家臣势钧力敌，自足以相制。所以当时享季氏于蒲圃，孟氏家臣公敛处父告孟孙先备阳虎。阳虎虽出奔，三家虽脱阳虎之祸，然而陪臣得志，其权卒未能收。论来，阳虎既出奔，其权自当复归于三家，然而卒不能收者，盖所以去阳虎，非是三家之功，乃是资陪臣之力。陪臣展转窃位据权，是去一阳虎，又生一阳虎。凡事皆如此，小人窃位据权，亦未有不败时。然其败出于君子，君子得志则公论便正，出于小人，小人自相攻击，虽去一小人，公室之权无缘得振，正如阳虎之乱相似。若去形迹上看，阳虎，阳虎飞扬跋扈，及一旦去之，却是公敛处父之谋，陪臣之祸于此方生。且如汉宏恭、石显欲擅帝室之权，萧望之、刘向之徒，或死或逐或不得志，天下所忧。成帝之时，恭显之去，论汉室之威权自合复振，其所以不振者，何故？盖其所以去恭显，又不过一王鳯而已。宦官既去，外戚又擅权，此汉室所以不免于亡。学者尚论其▯，须看去小人者是谁，去小人。
阳虎奔齐请师伐鲁【九年】
阳虎既败于鲁
译宋国的乐祁说：“诸侯中只有我们侍奉晋国【六年】”
宋乐祁对景公说：“诸侯中只有我们侍奉晋国，如今如果不派遣使者前往，晋国一定会怨恨。”乐祁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他的家臣陈寅，陈寅说：“一定要派您去，您立好继承人再出发，我推测晋国的政令多头并出，您一定会遭遇祸患。”乐祁听从了他的话，立了继承人后便出发了。等到乐祁到达晋国，果然像陈寅所说的那样，被范献子拘捕，最终没能回国。看这一段事情，当时陈寅的谋划自然精妙周密，因此可以借此考察天下的大势。考察《左传》所载的始末，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天下的大势就是如此。齐桓公、晋文公以前，诸侯的事迹多记载在《左传》中，凡是出现在征伐、盟会之间的，都是诸侯自己互相谋划，因为当时的政令出自诸侯。自从鸡泽、溴梁的盟会之后，大夫专主盟约，完全见不到诸侯的言语。宋国的一次盟会，大多是赵武等人的话语。大夫的事迹多记载在传文中，因为当时的政令出自大夫。到了春秋末年，又有一批陪臣执政，如阳虎、仲梁怀、公山不狃、北宫氏的家臣、乐祁的家臣陈寅，这时家臣的事迹和言语多记载在传文中，因为当时的政令出自陪臣。从这三者来看，天下的大势就可以看清楚了。政令在诸侯手中，即使天子失去了权力，仍然还可以维持。政令在大夫手中，即使诸侯失去了权力，尚且还可以整顿。等到陪臣的名字出现在史书传文中，当时的大势也就可想而知了。
范献子拿着羔羊，赵简子、中行文子都拿着大雁。鲁国从此开始崇尚羔羊【八年】
鲁昭公在瓦地会见晋国的军队。范献子拿着羔羊，赵简子、中行文子都拿着大雁。鲁国从此开始崇尚羔羊。在春秋时期，号称周代的礼制都完备于鲁国，然而卿大夫执羔羊还是大雁的制度尚且不知道。因为看到晋国卿和大夫分别拿着羔羊和大雁，才分辨出尊卑之别，这才知道要崇尚羔羊。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先王的礼制散落在各国，不能完备。鲁国最秉承周礼，尚且不知道羔羊和大雁的区别，一定要等到看见晋国卿大夫拿着它们，才一一加以修整。举出这一条，其他礼制不完备的地方很多。又由这一段推想，当时春秋末年，先王的礼制散落在天下，没有统纪，正是应当收拾整理的时节。所以孔子出来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因为这时节正是道德仁义、典章文物将要散失而尚未完全散失的时候。假使当时没有孔子，就都散尽了。当时所谓典章文物完备的，没有比得上鲁国的。鲁国尚且不知道先王的制度，其他可想而知。孔子之所以向郯子询问官名，向老聃询问礼制，都是要收拾天下遗留的文献典籍，以作为后世的法则。然而鲁国的礼制当时是周公所传下来的，想见无所不备。而卿大夫所执的礼物，正是帝王巡狩之礼。修整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作为贽礼，羔羊和大雁正是卿大夫所执的。在虞代有五年一次巡狩所修整的，在周代有十二年一次巡狩所修整的。尊卑上下的分别，全在于玉帛采章来区别等级。鲁国之所以不分辨羔羊和大雁，也是周朝东迁后，巡狩之礼很久没有讲习的缘故。
季寤、公鉏、极公、公山不狃，都在季氏那里不得志；叔孙辄在叔孙氏那里不受宠；叔仲志在鲁国不得志。所以这五个人依附阳虎。阳虎想要除掉三家而取代他们的地位【八年】
阳虎作乱，当时国人都听命于他，所以三家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然而当时想要灭掉三家，快要成功却失败了，不是因为威力不足，也不是因为智谋不及，看其根本，他之所以想要除掉三家，其本心并不是想要振兴公室，不过是贪图他们的禄位，以乱易乱。由此可以看出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都在季氏那里不得志，叔孙辄在叔孙氏那里不受宠，叔仲志在鲁国不得志。当时这五个人不过是想要借助阳虎除掉三桓而取代他们的地位罢了。当时假使阳虎的事情成功了，公室未必能振兴，只是以乱易乱而已。然而阳虎之所以没有成功，也是因为当时家臣势力均衡，足以互相制约。所以当时在蒲圃宴请季氏，孟氏的家臣公敛处父告诉孟孙预先防备阳虎。阳虎虽然出逃，三家虽然脱离了阳虎的祸患，然而陪臣得志，他们的权力终究没能收回。论说起来，阳虎既已出逃，其权力自当复归于三家，然而终究不能收回的原因，大概是因为除掉阳虎，并不是三家的功劳，而是借助了陪臣的力量。陪臣辗转窃取权位，是除掉一个阳虎，又生出另一个阳虎。凡事都是如此，小人窃取权位，也没有不败的时候。然而他们的败亡如果是出于君子，君子得志则公论便正；如果是出于小人，小人自相攻击，虽然除掉一个小人，公室的权力无缘得振，正如阳虎之乱相似。若从形迹上看，阳虎飞扬跋扈，等到一旦除掉他，却是公敛处父的谋划，陪臣的祸患从此才产生。且如汉代的宏恭、石显想要擅夺帝室的权力，萧望之、刘向之徒，或死或逐或不得志，天下所担忧。成帝之时，宏恭、石显被罢免，论汉室的威权自合复振，其所以不振的原因，是什么？大概是因为除掉宏恭、石显，也不过是一个王凤而已。宦官既已除去，外戚又擅权，这是汉室所以不免于灭亡的原因。学者尚论其势，须看去小人者是谁，去小人。
阳虎逃奔齐国，请求出兵讨伐鲁国【九年】
阳虎在鲁国失败后
，自鲁奔齐，请师以伐鲁，曰：“三加必取之。”齐侯将许之，鲍文子谏曰：“夫阳虎有▯于季氏，而将杀季孙以不利于鲁国，而求容焉，亲富不亲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鲁国，兹阳虎所欲倾覆也。鲁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无乃害乎？”齐侯执阳虎，不用其防。观这一叚事，以此知小人所以能入其君，奋其诈谋，皆国无人故，乘间伺隙所以得入。当是时，齐虽衰，尚有鲍文子，年九十余，为老成人在。譬如人元气未尽，外邪客气尚担当得去。以此观之，重臣宿德于国家，平居无事未见得力，到得邪説将兴，小人将进，变乱之际，是时得一重臣宿德如砥柱之在中流，优游谋画，变乱为治。若使齐无鲍文子，又被阳虎专政，复蹈鲁之覆辙。幸有鲍文子在，阳虎虽有诈谋，要入不得。所谓老成尚有典刑，正为此。及其奔晋，晋无人，所以有晋阳之危，亦是用小人之过。何故去齐入不得，去晋入得？当时齐有人，晋无人故也。
译阳虎从鲁国逃到齐国，请求齐国出兵讨伐鲁国，说：“只要举行三次加礼，就一定能攻取鲁国。”齐侯打算答应他，鲍文子劝谏说：“阳虎在季氏那里有罪，却想杀害季孙以危害鲁国，反而寻求在齐国容身，亲近富贵而不亲近仁德，君主怎么能任用他呢？君主比季氏更富有，比鲁国更强大，这正是阳虎想要颠覆的对象。鲁国摆脱了他的祸害，而君主又收留他，恐怕会有害吧？”齐侯于是拘禁了阳虎，没有采纳他的计谋。看这一段史事，由此可知小人之所以能接近君主，施展他们的欺诈谋略，都是因为国家缺乏贤能之人，他们乘虚而入、窥伺空隙才得以得逞。当时齐国虽然衰微，但还有鲍文子，他年过九十，是位老成持重的人。这就好比人的元气尚未耗尽，外界的邪气还能抵挡得住。由此看来，重臣和宿德对于国家，在平日无事时似乎看不出有多大作用，但到了邪说将要兴起、小人将要得势、变乱即将发生的时候，这时若有一位像中流砥柱一样的重臣宿德，从容谋划，就能化变乱为安定。假如齐国没有鲍文子，就会被阳虎专权，重蹈鲁国的覆辙。幸好有鲍文子在，阳虎虽有诈谋，也无法得逞。所谓老成之人尚存典刑，正是指此。等到阳虎逃到晋国，晋国缺乏贤能之人，所以发生了晋阳的危机，这也是任用小人造成的过错。为什么阳虎在齐国无法得逞，在晋国却能得逞？就是因为当时齐国有贤人，而晋国没有贤人的缘故。
晋赵简子盟衞侯，将歃，涉佗捘衞侯之手及捥【八年】
晋车千乘在中牟，衞侯将如五氏，曰：“敌矣【九年】
晋侯使渉佗、成何辱衞侯，当时为他深辱，朝国人欲让国，慨然发愤。以衞之小，晋不能抗。当时晋车千乘在中牟，衞侯将如五氏，卜过之，▯焦。衞侯曰：“可也，衞车当其半，寡人当其半，敌矣。”乃过中牟。人欲伐之，衞褚师圃亡在中牟，曰：“衞虽小，其君在焉，未可胜也。”以众寡彊弱论之，晋车千乘，衞车五百乘，晋之师倍衞之师。衞侯不度众弱，以一朝之忿招危取败，何故？晋人望而避之，不能与敌。缘他当时慨然发愤，立志得坚，虽晋甲兵之多，亦不能当。以此观之，人不可不立志。以衞之小，慨然发愤，立志得坚，虽三军之众，尚自望而避之，更不敢与校。衞侯既有此志，故卿大夫有此志，士民亦有此志。人皆有此志，则人人皆是必死之人，十自可以击百，百自可以击千。何况衞车有晋车之半，晋人虽多，安能当必死之人？所以望而避之事，▯如此。以此知天下事，近而用兵，大而脩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志在先。所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当时衞本是会齐，齐克夷仪，进军千乘在中牟。及衞侯过中牟，晋人不敢伐，禇师圃且言：“齐师克城而骄，其帅又贱遇，必败之，不如从齐。”乃伐齐师，果败。此有志无志之辨，初不在彊弱之间。当时晋欲服衞，缘衞侯立志之坚，屡加兵而不能服。到这里反卑辞问衞所以叛之故，衞人皆曰：“渉佗、成何之辱。”晋人遂执涉佗，以求成于衞，衞人不许。赵简子遂杀渉佗以谢衞。论当时所以辱衞侯，非他本心，乃是赵简子之意。使非赵子，使他谁敢辱衞侯？渉佗、成何承顺简子之意，至于捘衞侯之手，其意谓简子秉政当权，奉迎简子以取敌而已。到得衞既叛，屡加兵不服，是时秉政亦是赵简子，反执渉佗杀之，以谢罪于衞。不知当时二子所以无礼，已实使之。就简子自身上论，自古奸雄卖人以自脱，都如此，自不足论，奸雄一时。使人为不义，后来便卖人以自脱。如司马昭之于成济，朱温之于蒋元晖，赵简子之于渉佗，成何皆是。学者当深戒。然渉佗、成何以匹夫之微，而辱国君，正是靠赵简子如山岳。不知一旦事▯之变，他人以义来责，已道理去不得。为渉佗者，终不免于戮。当此时，虽赵简子亦末如之何矣。以此知，徒倚权臣为事，不顾义理之所安者，未有不反为所害。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叔孙堕郈，季氏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十二年】
孔子为政于鲁，堕三家都邑。考当时本末，自有次序。所谓三家兼鲁国而有之，已四五君矣。仲尼骤得政，若骤堕三家都邑，自常人论之，必疑变不可知。然考当时事端，初不发于仲尼，乃仲由为季氏宰，发此议。又是三家自有此议。后来论此，却言仲尼不自为谋，恐三家万一不从，伤威损重，不可复令鲁国。若使仲由为之，从则公室之权自此振，不从则不过不从家臣之言，仲尼之体貎未损，鲁国之威权未沮。为此论者，亦未免为利害所夺，亦未知圣人为政。夫子之得，▯家所谓立之斯立，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圣人作而万物覩。仲尼在上，同此心者孰不怀，同此气者孰不感。况仲由是勇锐兼人之资，感于气最先者，所以为堕都之议，而叔孙氏、季氏皆从，堕郈与费。此二人亦非仲由所能令，盖圣人在上，他自有所感动，仲由特发之耳。然两都既堕，独公敛处父负固而不服，何故？此闭固难感者，所以虽用兵未克，如三苖逆命一般。若仲尼终为政于鲁，则闭固者亦须服。又将此事反覆论，当时仲尼为政，公室之权虽未尽收，已不见公室与三家之异。昭公时，三家与公室相为仇雠，到此能与三子入宫登台，当仓卒变乱之时，敢如季氏之宫，分明见得季氏与国同体了。此见圣人感化之功如此。
晋赵鞅谓邯郸午曰：「归我衞贡五百家于晋阳。」午不从。赵孟怒，杀午【十三年】
秋，范氏、中行氏
译晋国赵简子与卫国国君结盟，将要歃血为盟时，涉佗击打卫国国君的手，一直打到他的手腕。
晋国的千辆兵车驻扎在中牟，卫国国君打算前往五氏，说：“兵力相当了。”
晋侯派涉佗、成何侮辱卫国国君，当时对他进行了深深的羞辱，卫国国君因此愤慨，想要让出国君之位，激昂地发愤立志。凭借卫国这样的小国，无法抵抗晋国。当时晋国的千辆兵车驻扎在中牟，卫国国君打算前往五氏，占卜后说：“可以。”卫国国君说：“可以，卫国的兵车抵得上晋国的一半，我亲自率领另一半，兵力相当了。”于是经过中牟。晋国人想要讨伐他们，卫国大夫褚师圃逃亡在中牟，说：“卫国虽然小，但国君在那里，还不可以战胜。”从人数多少和强弱来论，晋国有千辆兵车，卫国有五百辆兵车，晋国的军队是卫国军队的两倍。卫国国君不估量自己人多势弱，因为一时的愤怒而招致危险和失败，这是什么原因呢？晋国人远远望见就避开了，不敢与卫国对抗。这是因为卫国国君当时激昂发愤，立志坚定，虽然晋国的甲兵众多，也不能抵挡。由此看来，人不可以不立志。凭借卫国这样的小国，激昂发愤，立志坚定，虽然有三军之众，尚且远远望见就避开，更不敢与之较量。卫国国君既然有这种志向，所以卿大夫也有这种志向，士人和百姓也有这种志向。人人都有这种志向，那么人人都是必死之人，十个人自然可以击退一百人，一百人自然可以击退一千人。何况卫国的兵车有晋国的一半，晋国人虽然多，怎么能抵挡必死之人呢？所以远远望见就避开的事情，就是这样。由此知道天下的事情，近的用兵，远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志都在先。所谓“三军可以改变主帅，但一个普通人的志向不能强行改变”。当时卫国本是去会合齐国，齐国攻克夷仪，进军千辆兵车驻扎在中牟。等到卫国国君经过中牟，晋国人不敢讨伐，褚师圃又说：“齐军攻克城池而骄傲，他们的统帅又轻慢无礼，一定会失败，不如跟随齐国。”于是讨伐齐军，果然打败了齐军。这是有志与无志的区别，起初并不在于强弱之间。当时晋国想要使卫国臣服，因为卫国国君立志坚定，多次加兵也不能使卫国臣服。到这里反而低声下气地询问卫国背叛的原因，卫国人都说：“是涉佗、成何的侮辱。”晋国人于是逮捕涉佗，以求与卫国和解，卫国人不答应。赵简子于是杀了涉佗来向卫国谢罪。论当时之所以侮辱卫国国君，并非涉佗的本意，而是赵简子的意思。如果不是赵简子，谁敢侮辱卫国国君呢？涉佗、成何顺承赵简子的意思，以至于击打卫国国君的手，他们的意思是赵简子秉政当权，奉迎赵简子以获取利益罢了。等到卫国已经背叛，多次加兵也不臣服，这时秉政的也是赵简子，反而逮捕涉佗杀了他，向卫国谢罪。不知道当时这两个人之所以无礼，实际上是赵简子指使的。就赵简子自身来说，自古奸雄出卖他人以自保，都是这样，不值得评论，这是奸雄一时的行为。使人做不义之事，后来便出卖他人以自保。如司马昭对待成济，朱温对待蒋元晖，赵简子对待涉佗、成何，都是一样的。学者应当深深警戒。然而涉佗、成何凭借匹夫的微贱，侮辱国君，正是依靠赵简子如山岳般的权势。不知道一旦事情发生变化，他人以义理来责备，自己道理上无法推脱。作为涉佗，终究不免于被杀。在这个时候，即使是赵简子也无可奈何了。由此知道，仅仅倚仗权臣做事，不顾义理是否心安的，没有不反过来被权臣所害的。
仲由做季氏的家宰，将要拆除三家的城邑。叔孙氏拆毁了郈邑，季氏拆毁了费邑。公山不狃、叔孙辄率领费邑的人袭击鲁国。
孔子在鲁国执政，拆除三家的城邑。考察当时的始末，自有次序。所谓三家兼有鲁国，已经四五代国君了。孔子突然获得政权，如果突然拆除三家的城邑，从常人的观点来看，必定怀疑变故不可预测。然而考察当时的事件，起初并非由孔子发起，而是由仲由作为季氏的家宰，发起这个提议。又是三家自己也有这个提议。后来议论这件事，却说孔子不为自己谋划，恐怕三家万一不听从，伤害威严和权重，不能再让鲁国安宁。如果让仲由去做，听从了，公室的权力从此振兴；不听从，也不过是不听从家臣的话，孔子的体面未受损，鲁国的威权未受挫。发表这种议论的人，未免被利害所左右，也不了解圣人执政的道理。孔子所获得的，所谓“确立它，它就确立；安抚它，它就到来；发动它，它就和谐”。圣人兴起，万物都显现。孔子在上，同心的人谁不怀念，同气的人谁不感动。何况仲由是勇猛锐利、才能超过常人的资质，最先被感动的，所以提出拆除城邑的提议，而叔孙氏、季氏都听从了，拆毁了郈邑和费邑。这两个人也不是仲由所能命令的，大概是圣人在上，他们自然有所感动，仲由只是发起罢了。然而两个城邑已经拆除，只有公敛处父负隅顽抗而不臣服，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封闭顽固难以感动的人，所以虽然用兵也没有攻克，像三苗违背命令一样。如果孔子最终在鲁国执政，那么封闭顽固的人也必须臣服。又将这件事反复议论，当时孔子执政，公室的权力虽然未尽收回，但已经看不出公室与三家的区别。昭公时，三家与公室互为仇敌，到这里能与三子入宫登台，在仓促变乱之时，敢于进入季氏的宫室，分明看出季氏与国家同体了。这可见圣人感化的功效如此。
晋国赵鞅对邯郸午说：“把卫国进贡的五百家人口归还给我，安置在晋阳。”邯郸午不听从。赵鞅发怒，杀了邯郸午。
秋天，范氏、中行氏
晋范氏、中行氏与赵氏相攻，观始者作乱之由，与后来范、中行氏之所以败，赵鞅之所以再入，看此曲折，断之一言，不过“私”之一字，为致乱之由。当时赵鞅欲邯郸午归衞贡五百家于晋阳，午不从，赵孟怒，杀午，缘此作乱，范氏助他。所以致乱之由，只缘赵氏丰植其私，欲私邑彊大，到得范、中行氏所以援。邯郸午亦非有公心，正缘午是荀寅之甥，荀寅又是范吉射之姻亲党，更相助，到得赵鞅奔晋阳。后来韩简子之徒言于公，欲逐荀寅、范吉射之徒，亦非是正国家之刑，其端亦私意，乃欲以私爱立梁婴父为卿，故欲逐范氏代其位。韩简子亦与中行文子相恶，欲乘闲逐之。范氏助私党，韩氏报私怒，外面若欲振纲纪，其实是私，以此知晋室之乱，举六卿虽或胜或负，或存或亡，通是一个私意，为国尽皆私意，无一人为公，晋安得不亡？
子贡见邾子执玉高，公受玉卑，皆有死亡焉【十五年】
子贡见邾隐公执玉高，公受玉卑，皆知其死亡，既而果然。仲尼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者也。」左氏虽近，然未入圣人之门庭。观其所载，多是变移了意，不得其眞，与《论语》所载大叚不同。惟此一叚独得其眞。仲尼此言，乃是深警省子贡处。前此初入圣门，専恃智辨，只去人上做工夫，如方人，如看二君死亡，皆是亿则屡中，皆是志满意得之时。到此若非圣人有以警省他，子贡防检已分工夫，都无专去人上做工夫了。正当骄大矜扬之际，却与他万钧之石压倒了许多意见。所以后来説纣之不善，其忠厚意思，与前日方逆料二君死，分明是两个人，何故？正如病作而投与药。
左氏传説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传説》卷二十宋吕祖谦撰定公
于越败吴于檇李【十四年】
吴与越战，越子勾践御之，陈于檇李。勾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劒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刭也。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灵姑浮以戈击阖庐，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履，还卒于陉。到此吴方为越所败，阖庐伤而死。吴之陈所以如此整，乃当时申公、巫臣、孙武之余敎。何故他当时适吴，舍偏两之卒于吴敎他伍乘之法？后来又从孙武敎宫人战陈，斩其犯命者，则陈法吴人讲之精。虽阖庐末年尚承余教遗习，以越之剽悍轻易，犹畏而不敢前。以此知用兵不可无法制。何故越出其计变吴人耳目，终为所败？盖兵有正有竒，正则可效，奇则不可效。所谓行列卒伍分布之法，固可传；得千变万化，移换耳目，则不可敎。若使巫臣、孙武之法，便不到陈乱地位；既无巫臣、孙武之臣，徒守巫臣、孙武之法，便到败处。以此知天下之事，有传者，有不可传者。阖庐既败死，其子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其复雠之志甚坚。惟其立志之坚，所以几灭越国。后来何故为勾践甘言重币所诱，听太宰嚭谗臣之説，志满意得，终为越灭？若以常理论之，坐薪尝胆之时为之则易，志满意得之时持之甚难。然观夫差本源发处，其志已不全了。所以常使人立于庭，出入必谓已，是常要人唤省他，使其志坚如火之必▯，如水之必湿，如江河之不可转移，则复雠之念岂有间断？今必待人提起他意思，则知他当时工夫已自有间断隔絶处了。所以终至于志满意得，为越所灭。学者观此事最当警戒。今学者能亲直谅之友，朝夕警省，亦是大段有志之人。然而须以夫差事自警戒，见得人终靠不得，志满意得地位便自见。学者做工夫须到不待人地位方坚固。
哀公
公孙彊言霸説于曹伯，乃背晋，奸宋【七年】宋公伐曹，将还，子肥殿，曹人诟之，公怒，遂灭曹【八年】
宋之入曹，当时本出他无意，因曹人诟辱子肥，宋公怒，遂反。既还之师，以灭曹。观灭曹甚易，必是曹大叚无政无备，不然人如何无意偶然去灭他得？考当时曹之见灭，任公孙彊为政，方
译晋国的范氏、中行氏与赵氏互相攻伐，观察当初作乱的缘由，以及后来范氏、中行氏之所以败亡、赵鞅之所以能再次进入晋都，看这其中的曲折，用一句话来断定，不过是“私”这一个字，是导致动乱的根源。当时赵鞅想要邯郸午把卫国进贡的五百家百姓迁到晋阳，邯郸午不听从，赵鞅发怒，杀了邯郸午，因此引发动乱，范氏帮助邯郸午。导致动乱的缘由，只因为赵氏培植私利，想要自己的封邑强大，从而招致范氏、中行氏的援助。邯郸午也并非有公心，正因为邯郸午是荀寅的外甥，荀寅又是范吉射的姻亲党羽，更加相助，导致赵鞅逃奔晋阳。后来韩简子等人向国君进言，想要驱逐荀寅、范吉射等人，也不是为了匡正国家的法纪，其开端也是出于私意，是想凭借私爱立梁婴父为卿，所以想要驱逐范氏来取代他们的职位。韩简子也与中行文子互相厌恶，想要趁此机会驱逐他。范氏帮助私党，韩氏报复私怨，表面上似乎想要整顿纲纪，实际上却是出于私心，由此可知晋国的动乱，六大卿族虽然有的胜有的负，有的存有的亡，通通都是出于私意，治理国家全是私意，没有一个人为了公义，晋国怎么能不灭亡呢？
子贡见到邾隐公拿着玉圭的位置过高，鲁定公接受玉圭的位置过低，便知道两人都有死亡的灾祸【定公十五年】
子贡见到邾隐公执玉过高，鲁定公受玉过低，都预知他们会有死亡之祸，后来果然如此。孔子说：“赐不幸言中了，这是让赐多嘴多舌的原因。”《左传》虽然时代相近，但并未进入圣人的门庭。观察它所记载的内容，大多改变了原意，未能得其真旨，与《论语》所载的大不相同。只有这一段独得其真。孔子这番话，正是深深警省子贡的地方。在此之前，子贡刚入圣人门下，专门倚仗智巧辩才，只在别人身上做功夫，比如评价他人，比如预见两位国君死亡，都是猜测而屡次猜中，都是志满意得的时候。到了此时，如果不是圣人有以警省他，子贡在检点自己的功夫上，都还专门在别人身上做功夫。正当他骄傲自大、夸耀之时，却给他用万钧巨石压下了许多妄念。所以后来他说商纣王的不善，其忠厚之意，与先前臆测两位国君死亡时，分明是两个人，为什么呢？正像生病时投药一样。
左氏传説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传説卷二十 宋吕祖谦撰 定公
于越在檇李打败吴国【定公十四年】
吴国与越国交战，越王勾践亲自指挥抵御，在檇李摆开阵势。勾践担心吴军阵容严整，派死士再次擒获吴军，吴军不为所动；又派罪人排成三行，把剑架在脖子上，致辞说：“两国国君正在交战，臣子扰乱旗鼓，不敏于国君的行军，不敢逃避刑罚，敢赴死。”于是自刎。吴军注视着眼前的景象，越王趁机进攻，大败吴军。灵姑浮用戈击中阖庐，阖庐受伤，脚趾被砍断，取回一只鞋，回师后死在陉地。到这里吴国刚刚被越国打败，阖庐受伤而死。吴国的阵势之所以如此严整，乃是当时申公巫臣、孙武遗留的教导。为什么他们当时到吴国，舍弃偏两之卒在吴国教他们伍乘之法？后来又跟随孙武教宫女作战阵法，斩杀违抗命令的人，那么阵法之法吴人研习得很精通。虽然阖庐晚年还承袭遗留的教导和习俗，以越国的剽悍轻敌，还畏惧而不敢前进。由此可知用兵不可没有法制。为什么越国出其不意地变换战术，使吴人耳目一新，最终被越国打败？大概用兵有正兵有奇兵，正兵可以效仿，奇兵则不可效仿。所谓行列卒伍分布的方法，固然可以传授；但能千变万化，移换耳目，则不可教。假如巫臣、孙武的法度，便不至于到阵势混乱的地步；既然没有巫臣、孙武这样的臣子，徒然坚守巫臣、孙武的法度，便到了败亡之处。由此可知天下的事情，有可以传授的，有不可传授的。阖庐既败且死，他的儿子夫差让人站在庭院里，只要出入必定对他说：“夫差，你忘记越王杀你父亲了吗？”他复仇的志向非常坚定。正因为立志坚定，所以几乎灭掉越国。后来为什么被勾践的甜言蜜语和重礼所诱惑，听信太宰嚭这个谗臣的话，志满意得，最终被越国所灭？如果用常理来推论，在坐薪尝胆的时候坚持容易，在志满意得的时候保持很难。然而观察夫差志向发出的本源，他的志向已经不完全了。所以常让人站在庭院里，出入必定提醒他，是常要人唤醒他，使他的志向像火一样必然燃烧，像水一样必然湿润，像江河一样不可转移，那么复仇的念头岂会有间断？现在必须等人提起他的意思，则知道他的功夫当时已有间断隔绝之处了。所以最终志满意得，被越国所灭。学者观察这件事最应当警戒。现在学者能亲近正直诚信的朋友，朝夕警省，也是大有志向的人。然而必须用夫差的事来自我警戒，看到人终究靠不住，志满意得的地位便自然显现。学者做功夫必须达到不依赖他人的地步才坚固。
哀公
公孙彊向曹伯进献称霸的计策，于是曹国背叛晋国，侵犯宋国【哀公七年】宋国国君讨伐曹国，将要回国时，子肥断后，曹国人辱骂他，宋公发怒，于是灭掉曹国【哀公八年】
宋国进入曹国，当时本出于无意，因为曹人辱骂子肥，宋公发怒，于是返回。既已回师，便灭掉曹国。观察灭曹很容易，一定是曹国大体上无政无备，不然人如何能无意偶然去灭掉它？考察当时曹国被灭，任用公孙彊执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