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传説卷七
初立之时不正，故也。古之人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正，此之谓也。范宣子逐栾盈，栾盈复入于晋【二十三年】
译起初建立时就不端正，所以如此。古人行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辜之人，从而得到天下，都算不上是正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范宣子驱逐栾盈，栾盈又回到晋国【二十三年】
栾盈奔楚，初无大罪。范宣子直以其势位逼己，两不相容而逐之。盈亡之后，自楚适齐，自齐入绛，几危晋室。盈之罪尤大。当时宣子逐盈之势甚迫，既禁锢之，使无容足之地，所以激成栾盈之祸。宣子虽先逐栾盈，晋亦从此衰。夫晋以堂堂之大国，逐一亡大夫，东西南北，任其所之，可也，何至勤天下之诸侯，见得霸业不竞，故诸侯得以轻侮晋室，而至于失诸侯也。古者大夫出疆，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栾盈无大罪，乃两合诸侯，无所容于天地间，其势无聊，安得而不作乱？非其本心，使宣子疾之不如此之甚，栾盈亦不至如此。罪在宣子，不可专罪盈。虽然，就盈身上论，亦不得无罪。自栾书弑厉公，势已炙手可热，继以栾黡骄狠侈虐，上无君，下无同列。以栾书之强，又继之以黡之虐，栾氏之门如烈火炎炎可畏。盈于此继祖父之业，正当恐惧脩省，尚恐不济，却又如何用箕遗、黄渊、嘉父等人以固其党？使其如楚子文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尚未能免，却招许多人如以火济火，其势方炎正满。盈之后不能自损，抑又却如此，虽宣子之罪，而纵风止炎，抱薪救火，遂致灭栾氏之门，实栾盈之罪也。
晋栾盈复入于晋，入于曲沃【二十三年】
晋栾盈得罪于晋，遂出奔齐。自齐复入旧邑，帅曲沃之甲以昼入绛。夫晋以堂堂之大国，范宣子为政，不设戒备，而使叛臣得日以兵而入于国都。当时晋国之社稷不亡，若缀旒然。使向者因栾氏之汰，诸侯从而救之，则晋之不亡者几希。宣子秉政而至此，葢縁他倚靠外面，里面都不曾谨封疆，明斥候，使持兵直入国都，几亡社稷。与其外面号令诸侯，何如自家谨守分疆？宣子初当盈奔在外时，非是不知戒。观其两次大合诸侯，以重锢栾氏。宣子自以为诸侯决不受栾氏矣。他只管去外面理会，里面守备都懈怠了。及盈既入曲沃，宣子都不知，前面更无一人之御。葢縁只去外面理防。然当时处这大乱，当此大变，粗能支持，致败栾氏，存晋社稷者，其谋皆出于乐王鲋。栾氏之入也，宣子仓皇无计，王鲋敎之以奉君走固宫，又敎之以栾所得，惟魏氏而可强取。使当时不从王鲋奉君之谋，则栾氏之势殆未可御。不从强取魏氏之谋，则魏氏以佐悼公之智而助栾氏，未易可去。王鲋必欲劫而取，所以终败栾氏，其功亦大矣。然看得王鲋之功，固有力于晋，亦所以为晋之害。王鲋在晋，一嬖臣也。安晋之谋不出于晋之士大夫，而出于嬖幸之王鲋，则晋君岂不轻视士大夫，而益重嬖臣之宠乎？故使嬖臣之权愈重，而晋之愈不振，而霸业愈衰者，士大夫之过也。
季武子无嫡子，公弥长而爱悼子【二十三年】
季武子无嫡子，公弥长而悼子少，武子偏爱，废长立少。始者访于家臣申丰，申丰据义守正，不从其言，退归尽室将行。他日又访之，对曰：“其然，将具敝车而行。”武子废长之心稍止。他日又访臧纥，纥谄谀容悦之人，欲将迎武子之意，乃曰：“饮酒，吾为子立之。”乃废公鉏，立悼子。大抵人心未定之际，最看他问得甚防人，彼其欲为不正之举，其初心未敢便为，使其问得正人，则陈善闭邪，私心决不敢啓。若是问一个容悦谄谀之人，逢其恶，其事易做得成。唐明皇虽有废立太子之意，问张九龄，九龄据义守正，不从其言，明皇虽有废立之意，终未敢为。到得访李林甫，林甫便承当此事，使明皇一日杀三子。明皇之张九龄，武子之申丰也；明皇之林甫，武子之臧武仲也。古之人君，必使朝廷之上，蔼蔼然多吉士，皆无一憸人厠于其间。葢平时未见其害，正恐当是非未决、邪正未分时，若有一个小人，逢君之恶，便到覆亡国家。如闲时固未害，何故上之人未有所问？到得上之人一有所问，小人便因风纵燎，推波助澜。以此知古之君子在朝，不可容一小人，葢为此。然而臧纥助武子立少，葢欲依托季氏，自固权位。然武仲所以出奔，亦縁此。虽然目下甚得武子意，然公鉏却怨他。公鉏后来却效臧纥之举，以胁
译栾盈逃奔楚国，起初并没有大罪。范宣子只是因为他权势地位逼近自己，双方互不相容，才驱逐了他。栾盈逃亡之后，从楚国到齐国，又从齐国进入绛都，几乎危及晋国政权。栾盈的罪过尤其重大。当时范宣子驱逐栾盈的势头非常紧迫，既禁锢他，使他无处容身，所以激成了栾盈的祸乱。范宣子虽然先驱逐了栾盈，但晋国也从此衰落。晋国作为堂堂大国，驱逐一个逃亡的大夫，让他东西南北随意去，就可以了，何至于劳烦天下的诸侯？可见霸业不再兴盛，所以诸侯得以轻视晋国，以至于失去了诸侯的拥戴。古代大夫出使边境，三年不回来，然后才没收他的田产和住宅。栾盈没有大罪，范宣子却两次会合诸侯，使栾盈在天地间无处容身，他的处境困窘，怎么能不造反呢？这不是他的本意，如果范宣子不这样痛恨他，栾盈也不会走到这一步。罪责在于范宣子，不能只怪栾盈。虽然如此，就栾盈自身来说，也不能说没有罪过。自从栾书弑杀厉公，势力已经炙手可热，接着栾黡骄横狠毒、奢侈暴虐，对上无视君主，对下不尊重同僚。凭借栾书的强大，又接着栾黡的暴虐，栾氏家族像烈火炎炎一样令人畏惧。栾盈在此继承祖父的事业，正当恐惧反省，尚且担心不够，却又怎么用箕遗、黄渊、嘉父等人来巩固他的党羽？假如他像楚国的子文那样自毁家族，以缓解楚国的灾难，尚且不能免除祸患，他却招揽许多人如同以火救火，火势正旺正盛。栾盈后来不能自我减损，反而这样做，虽然范宣子有罪，但他如同顺风止火、抱薪救火，最终导致栾氏家族灭亡，这实在是栾盈的罪过。
晋国的栾盈再次回到晋国，进入曲沃【二十三年】
晋国的栾盈得罪了晋国，于是逃奔齐国。他从齐国再次回到旧邑，率领曲沃的军队在白天进入绛都。晋国作为堂堂大国，范宣子执政，不设戒备，却让叛臣得以带着军队在白天进入国都。当时晋国的社稷没有灭亡，就像悬挂的旗帜一样岌岌可危。假如先前因为栾氏的骄横，诸侯趁机救援，那么晋国不灭亡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范宣子执政却到了这种地步，大概是因为他倚靠外部势力，内部却不曾谨慎地守卫疆界，明确斥候，致使持兵之人直接攻入国都，几乎使社稷灭亡。与其在外面号令诸侯，不如自家谨慎地守卫分界？范宣子起初在栾盈逃奔在外时，并非不知道警戒。看他两次大会诸侯，以重重禁锢栾氏。范宣子自以为诸侯决不会接纳栾氏了。他只管在外面处理事务，内部的守备都懈怠了。等到栾盈已经进入曲沃，范宣子都不知道，前面更没有一个人抵御。大概是因为他只去外面防备。然而当时处理这场大乱，面对这个大变局，勉强能够支持，致使打败栾氏，保全晋国社稷的计谋，都出自乐王鲋。栾氏进入绛都时，范宣子惊慌失措没有计策，乐王鲋教他奉送君主逃到固宫，又教他栾氏所得，只有魏氏可以强行夺取。假如当时不听从乐王鲋奉送君主的计谋，那么栾氏的势力大概还不可抵御。不听从强行夺取魏氏的计谋，那么魏氏凭借辅佐悼公的智慧来援助栾氏，就不容易除去。乐王鲋一定要劫持并夺取，所以最终打败了栾氏，他的功劳也很大。然而看乐王鲋的功劳，固然对晋国有利，也因此成为晋国的祸害。乐王鲋在晋国，只是一个宠臣。安定晋国的计谋不出自晋国的士大夫，而出自宠幸的乐王鲋，那么晋君岂不轻视士大夫，而更加重视宠臣的恩宠吗？所以使宠臣的权力越来越重，而晋国越来越不振，霸业越来越衰落，这是士大夫的过错。
季武子没有嫡子，公弥年长而偏爱悼子【二十三年】
季武子没有嫡子，公弥年长而悼子年幼，武子偏爱，废长立少。起初他咨询家臣申丰，申丰依据道义坚守正道，不听从他的话，退下后带着全家准备离开。过几天武子又咨询他，申丰回答说：“如果是这样，我将准备好破旧的车子离开。”武子废长立少的心意稍微停止。过几天他又咨询臧纥，臧纥是谄媚取悦的人，想要迎合武子的心意，于是说：“喝酒，我为您立悼子。”于是废黜公鉏，立悼子。大体上人心未定的时候，最看他问的是什么样的人，他想要做不正当的事，他的初心不敢立即去做，假如他问的是正直的人，那么陈述善言堵塞邪念，私心决不敢萌生。如果是问一个逢迎谄媚的人，迎合他的恶行，事情就容易做成。唐明皇虽然有废立太子的意思，问张九龄，张九龄依据道义坚守正道，不听从他的话，明皇虽然有废立的意思，最终不敢做。等到咨询李林甫，李林甫便承担此事，使明皇一天杀了三个儿子。明皇的张九龄，就是武子的申丰；明皇的李林甫，就是武子的臧武仲。古代的君主，一定使朝廷之上，充满吉祥的士人，没有一个奸邪之人夹杂其中。大概平时没看到他的害处，正担心当是非未决、邪正未分时，如果有一个小人，迎合君主的恶行，就会导致国家覆亡。如同闲时固然没有害处，为什么上面的人不问呢？等到上面的人一有所问，小人便顺风纵火，推波助澜。由此知道古代的君子在朝，不能容纳一个小人，大概就是这个原因。然而臧纥帮助武子立少子，大概是想依托季氏，巩固自己的权位。然而臧武仲之所以出奔，也是因为这件事。虽然眼前很得武子的心意，但公鉏却怨恨他。公鉏后来却效仿臧纥的做法，以胁迫
季武子，故孟孙氏卒废秩立羯。武子问之鉏，即以“何长之有，惟其才也”之言劫武子。葢武子废鉏之时，有择才而立之语，武子怀前之歉，遂不复问。武子正卿也，鉏陪臣也；武子父也，鉏子也。以正卿而受制于陪臣，以父而受制于子，人心不可有所歉也。如此，臧武仲所以成季武子之志，不过欲媚武子，以固有其权而已。使其当初不媚武子，未必便失其位。以此知天下事不可计校，惟其守正道，则位可常有，小人当以是为诫。太史书崔杼弑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徃【二十五年】
译季武子，是因为孟孙氏去世，废黜了臧孙纥的爵位而立臧羯。季武子向臧孙纥询问此事，臧孙纥就用“有什么长幼之分呢，只看是否有才能”的话来胁迫季武子。大概季武子在废黜臧孙纥的时候，说过选择有才能的人来继位的言语，季武子心中怀有以前的愧疚，于是就不再追问。季武子是正卿，臧孙纥是陪臣；季武子是父亲，臧孙纥是儿子。身为正卿却受制于陪臣，身为父亲却受制于儿子，人的心中不可有所愧疚啊。像这样，臧武仲之所以能成全季武子的意愿，不过是想要谄媚季武子，以巩固自己的权力罢了。假使当初他不谄媚季武子，未必就会失去他的职位。由此可知天下的事不可计较，只要坚守正道，那么职位就可以长久保持，小人应当以此为戒。太史记载崔杼弑君，崔杼杀了他，他的弟弟接着记载又死了两人，他的弟弟又接着记载。南史氏听说太史全都死了，拿着竹简前往【二十五年】
齐崔杼弑庄公，其一时，凶威虐焰，举国无一人敢御。太史书“崔杼弑君”，已自是难。崔杼杀太史，而其弟嗣书，则又难。二人死，而其弟复嗣书，则尤难。且三人死，而其弟又书，则愈难。南史氏执简以往，则又愈难。大抵君子守正果坚，则小人虽有如此凶威虐焰，终不能移夺。然这里须看得非偶然如此，盖文武成康涵养数百年风俗，所以有此。且以本朝论之，自太祖、太宗、真宗以来，朝廷之上养成一个爱君忧国、犯顔逆耳防风俗，故一时忠臣辈出。当时如青苗、如市易、如保甲、如户役争者，殆未以一二计，固不可悉数。止以一事论之，李定以资浅入台，而宋敏求从之而去，李大林继之又去，苏颂又去，黜者相踵而争者方切。当是时，天下有“三舍人”之号，齐之三太史，即我宋之三舍人也。观三太史之事，当知文武成康涵养风俗之所致；观三舍人之事，当知我祖宗涵养风俗之所致。学者不可不知。
蒍掩为司马，子木庀赋，掩书土田【二十五年】
蒍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掩书土田，有曰：“町原防井衍沃。”此得井田之制。先辈尝论先王井田之制，如画棊局，有邱陵原隰，必不可行，遂谓井田之制不可行于后世。观此，则先王之制初未尝如棊局，何故其言原防之闲，其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则别为小顷町？至衍沃平美之地，则用井田之法。先王之制曷尝槩之以棊局之画哉？观此，则前辈疑井田之论破矣。
程郑卒，子产始知然明【二十五年】
晋程郑卒，子产始知。然明问为政，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子产喜，以语子太叔曰：「他日吾见蔑之面而已，今吾见其心矣。」子产何故喜之如是之深？葢子产是个要人合己者，何故他却是个善善恶恶、明白防人？然明如此説话，有以合己，故深喜之。不然，刑书之事，何其听之不如是之喜？大抵人最怕要人合己，使子产闻「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言而喜之如是，则子产是进一步处。
秦伯使其弟鍼如晋，叔向命召行人子员，子朱曰：“当御三云。”叔向不应【二十六年】
秦伯使其弟鍼如晋修成叔向命，召行人。行人是通国好主辞命之官。子朱亦居行人之职，而次又轮当到。他朱自以为当御，三云叔向不应，不胜其忿，遂抚劒从叔向。叔向亦不平，拂衣从之。平公曰：“晋其庶乎？吾臣所争者大。”这一段事尽有可论。就叔向身上言之，叔向为晋之卿，既知子朱是奸以事君者，平时当告平公使黜之，无使居行人之职，则可也。叔向既使之居是职而不使之任是事，叔向之罪一也。当时叔向要命行人子贠而不命子朱，既不能去时论到，却潜召子贠，岂别无善道理可以调防至他？三説又漠然不应，反激子朱之怒，遂致按劒相逐，仅免害人，此叔向之罪二也。葢叔向自谓“我晋之上卿，下视行人之贱，直欲以气陵之”，不然正当召他而乃召子贠，岂无一个委曲调防道理？惟其欲以气陵之，所以至此。若就平公身上言之，虽是叔向之罪，亦平公之暗有以致之。平公庸暗之君，居朝之日不能正色端拱，威棱气焰足以震压小人之心，岂有行人敢持刃于朝，畧无顾忌？平公庸暗之甚，方且曰“吾臣所争者大，晋其庶乎”，岂有行人敢抚劒以逐卿于朝？近而朝廷犹如此，逺而四境争闘相寻，畧无頋忌，直视为故常矣。此其为至庸最暗处。大抵暗有三等：有一等临事虽知之而无以镇服其臣，而其臣至于无所畏者，此暗而未甚者也。至于其臣如此至于漠然而不知者，此暗之甚者也。至于其臣如是而反以为兴国之兆者，此以乱为治，以危为安，以恶为善，又暗之极者也。平公之暗正是暗之极者。幸而得一师旷与之言曰：“公室惧卑，臣不心竞而力争，不务德而争善。若是心竞务德，便是唐虞之朝，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气象至于抚劒相逐于朝，事固无有未説。唐虞虽当覇主之盛，如文公、悼公之时，朝廷之上，六卿协和，便相推。逊亦无此等事，以是见得平公霸业之闲，至
译齐国崔杼杀害了庄公，在那时，他凶恶的威势和暴虐的气焰，使全国没有一个人敢抵挡。太史官写下“崔杼弑君”，这已经很难了。崔杼杀了太史官，而他的弟弟继承职位继续书写，这就更难了。两个人死了，而他的弟弟又继承职位继续书写，这就尤其难了。况且三个人都死了，而他的弟弟又继续书写，这就更加难了。南史氏拿着竹简赶去，这就愈发难了。大体上，君子坚守正道如果坚定，那么小人虽然有如此凶恶的威势和暴虐的气焰，终究不能改变和夺取他们的志向。然而这里必须看出，这并非偶然如此，这是因为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涵养了几百年的风俗，所以才有这样的结果。况且以本朝来说，自太祖、太宗、真宗以来，朝廷之上养成了一种爱戴君主、忧虑国家、敢于冒犯君主脸色、逆耳忠言的风俗，所以一时之间忠臣辈出。当时像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户役法等争论的人，几乎不能以一二人来计算，本来就不能全部列举。只拿一件事来说，李定因为资历浅而进入御史台，宋敏求跟随他而离职，李大林继任后又离职，苏颂也离职，被贬斥的人相继而去，而争论的人正激烈。在那个时候，天下有“三舍人”的称号，齐国的三位太史，就是我们宋朝的三位舍人。观察三位太史的事情，应当知道这是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涵养风俗所导致的；观察三位舍人的事情，应当知道这是我们祖宗涵养风俗所导致的。求学的人不可不知道。
蒍掩担任司马，子木征发赋税，蒍掩登记土地【二十五年】
蒍掩担任司马，子木让他征发赋税。蒍掩登记土地，有这样的话：“划分原野、堤防、井田、平坦肥沃的土地。”这符合井田制的制度。先辈曾经议论先王井田制的制度，说它像画棋盘一样，有丘陵、原野、低湿之地，必定不能实行，于是认为井田制的制度不能在后世实行。观察这个，就知道先王的制度起初并没有像棋盘那样划分，为什么在说原野、堤防之间，那些土地不能方正得像井田，就另外划分为小块田地呢？至于平坦肥沃美好的土地，就使用井田法。先王的制度哪里曾经一概用棋盘那样的划分呢？观察这个，那么前辈怀疑井田制的言论就破灭了。
程郑去世，子产开始了解然明【二十五年】
晋国的程郑去世，子产开始了解他。然明问如何治理政事，子产回答说：“看待百姓像对待子女一样，看见不仁的人就诛杀他，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子产很高兴，把这话告诉子太叔说：“以前我只见过蔑的面容，现在我看到他的内心了。”子产为什么这样深深地高兴呢？大概子产是个想要别人迎合自己的人，为什么他却是个善恶分明、明白事理的人呢？然明这样说话，有符合他心意的地方，所以他深深地高兴。不然的话，铸刑书的事情，他怎么听得不像这样高兴呢？大体上，人最怕想要别人迎合自己，假使子产听到“与其杀害无辜，宁可违背常法”这样的话而像这样高兴，那么子产就是进步了一步。
秦伯派他的弟弟鍼出使晋国，叔向命令召见行人子员，子朱说：“应当由我接待。”叔向没有回应【二十六年】
秦伯派他的弟弟鍼出使晋国修好，叔向命令召见行人。行人是通晓国事、主持辞令的官员。子朱也担任行人的职务，而次序又轮到他。子朱自己认为应当由他接待，说了三次，叔向没有回应，子朱不胜愤怒，于是按着剑跟随叔向。叔向也很不平，甩动衣袖跟随他。晋平公说：“晋国大概可以复兴了吧？我的臣子所争论的是大事。”这一段事情有很多可以议论的地方。从叔向这方面来说，叔向作为晋国的卿大夫，既然知道子朱是个用奸邪侍奉君主的人，平时应当告诉平公让他罢免子朱，不让他担任行人的职务，就可以了。叔向既然让他担任这个职务却不让他承担这件事，这是叔向的第一个罪过。当时叔向要命令行人子员而不命令子朱，既然不能去掉时论的指责，却暗中召见子员，难道没有别的好的道理可以调和防备吗？说了三次又漠然不应，反而激怒了子朱，导致按剑相逐，几乎伤害人命，这是叔向的第二个罪过。大概叔向自认为“我是晋国的上卿，下看行人的卑贱，只想用气势压服他”，不然正当召见他却召见子员，难道没有一个委婉调和的道理吗？只因为他想用气势压服他，所以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从平公这方面来说，虽然是叔向的罪过，也是平公昏庸导致的。平公是庸俗昏庸的君主，在朝的日子不能正色端坐，威严气势足以震慑小人的心，怎么会有行人敢在朝廷上持刀，毫无顾忌呢？平公庸俗昏庸到了极点，反而说“我的臣子所争论的是大事，晋国大概可以复兴了吧”，怎么会有行人敢按剑在朝廷上追逐卿大夫呢？近处的朝廷还这样，远处的边境争斗相继发生，毫无顾忌，直接视为平常之事。这是平公最庸俗最昏庸的地方。大体上，昏庸有三个等级：有一种是临事虽然知道却没有办法镇服他的臣子，而他的臣子以至于无所畏惧，这是昏庸但还不算严重的。至于他的臣子这样他却漠然不知道，这是昏庸得很严重的。至于他的臣子这样反而认为是兴国的征兆，这是把混乱当作治理，把危险当作安全，把恶行当作善行，又是昏庸到极点了。平公的昏庸正是昏庸到极点的。幸好得到师旷对他说：“公室恐怕要衰微了，臣子不尽心竞争而力争，不致力于德行而争夺善名。如果尽心竞争致力于德行，那就是唐尧虞舜的朝廷，百官互相学习，百工顺应时宜，气象至于按剑在朝廷上追逐，事情本来就没有发生过。唐尧虞舜虽然处在霸主的盛世，像文公、悼公的时候，朝廷之上，六卿和谐，互相推让，也没有这样的事，由此可以看出平公霸业之间，至
宋寺人伊戾无宠于太子痤，谮诸公而害之【二十六年】
宋寺人伊戾无宠于太子痤，欲害太子。当时内则有夫人之欲立而为之主，其谋于内；又有左师之恶太子而为之和，其谋于外。主之于内，和之于外，此所以终害太子。这一段就宋公身上看，方楚客过宋太子，以其与己有旧，请野享之。伊戾请从之。公曰：“夫不恶汝乎？”是平公固知太子之恶。伊戾既而为伊戾逺近之言所惑，即遣其往。伊戾才往，便谋害太子。及其往，则欿用牲加书徴之，驰告公曰：“太子为乱。”公又防説：“为我子，又何求？”是公又果知太子决不为变，伊戾之言决不可信。既而又为伊戾欲速言所惑，使人窥之，卒囚太子。看此一段，便见得平公都闇矣。大抵人之闇者，遇事之始，未尝不晓得一二，及其被人惑后，则渐渐入于闇而不自知。使平公能充此明，守之能坚，终必不至如此昬闇。惟其不能于明处思量，所以不免被人惑。向使能就他“夫不恶汝乎”与“为我子，又何求”之説上守之以坚，则伊戾自无所容其奸矣。就左师身上看，宋向戌能弭诸侯之兵，当时号为名卿，乃内与宠姬用谋戕害冢嗣，人臣大恶，亦无过于此。以戍之罪，虽诛之可也。平公方且置而不问。平公之心，必谓戍能弭诸侯之兵，故可以功掩过，殊不知害国本大恶也，弭诸侯之兵小善也。发毫之善，岂能掩邱山之恶？平公之闇，又不言而可知。若就佐身上説，则尤有可论者。夫人同谋共杀太子，他日居太子之位者，佐也。是祸根皆本于佐，是佐为恶首。佐处此嫌疑之地，何故太子却説道：“惟佐也能免。”我又与之期约曰：“日中不来，吾知死矣。”佐之处此地，何故能使太子不疑，而反求解于佐？以此见得佐平日于孝友慈祥上做工夫，浃洽于兄弟之闲，至使危疑之际，太子信而不疑。佐固可取，然至左师聒而而与之语，遂为戍所留，过期而不报，卒致太子于死地。是佐以曾于平公前，为太子解了聒语之际，操守不定，为他移换痤。死即为太子，想是时亦为利所动，因救太子不力，使佐于此时操守若定，则身处嫌疑之地。既为太子解了，当急报太子，如救焚拯溺，既可以脱太子之死，又可以去一己之恶名，何暇顾向戌之言论？其始则固可取，论其后则佐虽诛首可也。宋向戌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二十七年】宋左师请免死之邑【同上】
宋向戌欲防晋楚诸侯以弭兵。左氏书曰：“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左氏书得极好，最得法。观左氏书“以为名”三字，便见得向戌之弭兵，非是果欲息民，欲求息民之名耳。当时大国惟晋与楚，向戌善于赵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晋楚既从，诸小国自不得不赴，故卒成弭兵之一事。其后向戌挟弭兵之事，又书“左师请赏，公与之邑六十”，则向戌弭兵之意，非果欲息天下之民，平诸侯之争，区区为一己之利而已。上而为名，下而为利。左氏于前书“弭兵为名”，既有以诛其心；于后则记其请邑之事，又有以正其罪。左氏真有书法，则戌弭兵之谋，其心固可知矣。当时子罕之言，犹有可论者。以是而论，“弭兵以为名”，是固可辞。及其以邑示子罕，子罕削而投之，左师便辞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师曰：“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其初可罪，至此而能悔，亦可嘉。又须看弭兵是全生灵之事，息战争之苦，固善。然惟圣人能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内宁必有外忧。此意正与孟子“入则无法家拂士”之意同。又如本朝李文靖为相，当时南北皆未宁，或至旰食，羽檄日至，庙堂王文正每以为忧叹曰：“我辈安能坐致太平，得优游无事耶？”文靖公曰：“少有忧勤，足为警戒。”参政谓：“今日多事，万一边鄙既宁，窃恐朝廷事反多于今日。”参政自将见之。其后澶渊既盟之后，及北讲和，西戎纳款，而东封西祀，搜讲坠典，靡有暇日。丁谓、王钦若诸人相继更进迭用，天下纷纷，果如文靖之言。子罕之言，亦文靖之意。
左氏传説卷八
<经部,春秋类,
译宋国太监伊戾不被太子痤宠爱，便向宋平公进谗言陷害太子【二十六年】
宋国太监伊戾不被太子痤宠爱，想要陷害太子。当时宫内有利欲熏心的夫人想要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并作为主谋，在内策划；又有左师向戌厌恶太子并作为附和者，在外策划。内有人主谋，外有人附和，这就是太子最终被害的原因。从宋平公这方面来看，当初楚国使者经过宋国，太子因为与使者有旧交，请求在野外设宴招待他。伊戾请求跟随前往。宋平公说：“太子不是讨厌你吗？”这说明平公原本就知道太子厌恶伊戾。伊戾随后被自己编造的远近谣言所迷惑，就派太子前往。伊戾刚走，就谋划陷害太子。等到太子前往时，伊戾便杀牲祭祀，加上书信征召太子，并快马加鞭报告平公说：“太子要作乱。”平公又怀疑地说：“他是我的儿子，还求什么呢？”这说明平公确实知道太子绝不会造反，伊戾的话绝对不可信。但随后平公又被伊戾急于求成的言论所迷惑，派人去窥探，最终囚禁了太子。看这一段，便可见平公完全昏庸了。大抵昏庸的人，在事情开始时，未尝不知道一二，但被人迷惑后，就渐渐陷入昏庸而不自知。如果平公能扩充这份清明，坚守得坚定，最终必定不会如此昏聩。只是他不能在清明之处深思，所以不免被人迷惑。假如他能就“太子不是讨厌你吗”和“他是我的儿子，还求什么呢”这两句话坚守坚定，那么伊戾自然没有容奸之地了。从左师向戌这方面来看，宋国的向戌能够平息诸侯的战争，当时号称名卿，却在内与宠姬合谋杀害嫡长子，人臣的大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以向戌的罪过，即使杀了他也可以。平公却置之不问。平公心里，必定认为向戌能平息诸侯的战争，所以可以用功劳掩盖过错，却不知道危害国家根本是大恶，平息诸侯战争是小善。毫毛般的善，怎么能掩盖山丘般的恶？平公的昏庸，不言而喻。如果从公子佐这方面来说，则更有可议论之处。夫人合谋杀害太子，日后继承太子之位的是佐。祸根都源于佐，佐是罪魁祸首。佐处于这种嫌疑之地，为什么太子却说：“只有佐能免我。”我又与他约定说：“中午不来，我就知道死定了。”佐处于这种境地，为什么能让太子不怀疑，反而向佐求救？由此可以看出，佐平日在孝悌友爱慈祥上下功夫，融洽于兄弟之间，以至于在危急怀疑之际，太子信任而不怀疑。佐固然值得称取，但等到左师聒噪并与他说话，佐就被向戌留住，过了期限而不报告，最终导致太子死地。这是因为佐曾在平公面前为太子解释聒噪的言语时，操守不坚定，被他人动摇。太子死后，佐想是当时也被利益所动，因救太子不力，使佐此时操守若坚定，则身处嫌疑之地。既然为太子解释了，应当急报太子，如救火救溺一样，既可以免除太子的死，又可以去除自己的恶名，哪里有空顾及向戌的言论？起初固然值得称取，论及后来，佐虽可诛杀首恶。宋向戌想要平息诸侯的战争以博取名声【二十七年】宋左师请求免除死罪的封邑【同上】
宋向戌想要联合晋楚两国诸侯以平息战争。《左传》记载说：“想要平息诸侯的战争以博取名声。”《左传》写得极好，最得法度。看《左传》写“以博取名声”三个字，便可见向戌平息战争，并非真的想要让百姓休养生息，而是想要求得让百姓休养生息的名声罢了。当时大国只有晋和楚，向戌善于结交赵文子，又善于结交令尹子木。晋楚既然听从，其他小国自然不得不前往，所以最终成就了平息战争这一件事。后来向戌凭借平息战争的事，又记载“左师请求赏赐，平公给了他六十个邑”，那么向戌平息战争的意图，并非真的想要让天下百姓休养生息，平息诸侯的争斗，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利益罢了。对上博取名声，对下谋取私利。《左传》在前面记载“平息战争以博取名声”，已经有诛心之笔；在后面记载他请求封邑的事，又有以正其罪。《左传》真有书法，那么向戌平息战争的谋划，其用心固然是可以知晓的了。当时子罕的话，还有可议论之处。由此而论，“平息战争以博取名声”，这固然可以推辞。等到向戌用封邑示于子罕，子罕削去封邑并扔掉，左师便推辞封邑。向氏想要攻打司城，左师说：“夫子保全了我，恩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又怎么能攻打他呢？”起初可罪，至此能悔改，也可嘉奖。又须看平息战争是保全生灵的事，平息战争之苦，固然好。但只有圣人能内外无忧，如果不是圣人，内部安宁必定有外部忧患。这个意思正与孟子“入则无法家拂士”的意思相同。又如本朝李文靖做宰相，当时南北都未安宁，有时甚至晚食，羽檄每日而至，庙堂上的王文正常常为此忧虑叹息说：“我们怎么能坐享太平，得享优游无事呢？”文靖公说：“少有忧劳，足以作为警戒。”参政说：“今日多事，万一边境已经安宁，恐怕朝廷的事反而多于今日。”参政自将见之。后来澶渊盟约之后，及北方讲和，西戎纳款，而东封西祀，搜讲坠典，靡有暇日。丁谓、王钦若等人相继更进迭用，天下纷纷，果然如文靖之言。子罕的话，也是文靖的意思。
左氏传説卷八
<经部,春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