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传説卷十五 宋 吕祖谦 撰
叔孙，使以请冠为名，叔孙与之两冠而不与货。到得申丰以货如晋，而叔孙又禁之，使他不得行货。惟其如此，所以卒免于难，而鲁亦免大国之讨。及其归，所馆者虽一日，必葺其墙屋，去之如始至。观叔孙处艰难险阻之际，措置经画纎悉曲折，件件皆当，故能不辱君命。叔孙之能，固可取也。学者于叔孙之事，但知叔孙处死生艰危之际如此，以身衞社稷，其所以能此者，则有所自，当防其源流。盖古之大臣有世职者，必有家学。当时鲁三家，叔出季处，盖鲁之季世，季氏掌国中之事，叔孙氏则世掌四方之事。凡鲁之出使，无非叔孙。观昭元年，叔孙豹曰：「叔出季处，有自来矣。」此便见叔孙氏世世专掌此职。平日父诏其子，兄诏其弟，无不专讲论此一事，则当时纎悉曲折无不知之。楚囊瓦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二十三年】
译叔孙，派申丰以请求加冠为名前往晋国，叔孙给了申丰两顶帽子，却没有给他财物。等到申丰带着财物到达晋国，叔孙又派人禁止他，让他不能行贿。正因为这样，所以最终免于祸难，鲁国也免遭大国的讨伐。等到申丰回国，所住的馆舍哪怕只住一天，也一定要修缮墙壁房屋，离开时就像刚来时一样整洁。看叔孙在艰难险阻的处境中，安排谋划细致曲折，每件事都处理得当，所以能不辱没君王的使命。叔孙的能力，固然值得称取。学者对于叔孙的事迹，只知道叔孙在生死艰危的关头如此行事，以自身保卫国家，但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有其根源的，应当防范其源流。大概古代的大臣中有世袭官职的，必定有家学传承。当时鲁国的三大家族，叔孙氏出使，季孙氏留守，这大概是鲁国衰微时期，季氏掌管国内事务，叔孙氏则世代掌管四方外交事务。凡是鲁国的出使任务，没有不是叔孙氏承担的。看昭公元年，叔孙豹说：“叔孙氏出使，季孙氏留守，由来已久了。”这就可见叔孙氏世代专门掌管这一职务。平日里父亲教导儿子，兄长教导弟弟，无不专门讲论这一件事，那么当时那些细致曲折的情况就没有不知道的。楚国令尹囊瓦修筑郢都城墙，沈尹戌说：“子常必定会让郢都灭亡。”
楚囊瓦为令尹，城郢。沈尹戌言曰：「子常必亡郢。谓苟不能衞城，无益也。」囊瓦子，囊之孙也。当时子囊为令尹，襄十五年卒，遗言令必城郢。君子谓子囊忠，以城郢。论之，子囊既有遗言，今囊瓦果城之，可谓能承乃祖之志而终其业。何故当时深识逺虑之士，便指以为危亡之证？盖当时子囊建城郢之议，时正是楚国之势尊安闲暇时，能为预备之计，此正是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到得囊瓦为令尹时，内有弱势，外逼强吴，则其城郢，盖不能与人校，要得畏避退守，为自固之地。自郢之外，有不暇及，故城郢虽同事，势大异。天下之事，固有事迹同而心甚异者，不可不察也。当尊安之时，城郢乃所以见其有备；当畏缩之时，城郢岂非危亡之证？正如仁宗朝西夏内陵，范文正公建筑都城之议，当时断国论者以不可示弱诤之，亦沈尹戌城郢之意也。
晋士弥牟逆叔孙于箕【二十四年】
晋士弥牟逆叔孙于箕，将礼而归之。叔孙疑其来杀已，乃使梁其踁待于门内，曰：「余左顾而欬，乃杀之；右顾而笑，乃止。」前日奋然而前，虽死不屈。到得此，恐士弥牟来杀已，反与家臣谋欲杀之。前日直前不可，少屈之气至此尽消。索不见了，以此知血气把持终是有衰时，虽能勉强于前，终不保其移易于后。惟是集义而生，至于浩然之气，则终不可得变。
昭子如宋逆女，公若谓曹氏勿与，鲁将逐之。九月戊戌，伐季氏【二十五年】
天下之事，固有未为之前，而成败可以先卜者。鲁昭公欲去季氏，当时季氏专秉鲁权，已百余年，鲁之失政，已四五世，大抵欲去百余年之强家巨室，非其谋之审重周密，终不能成事。观昭子为季平子逆女于宋，季公若从，是时昭公已有逐季氏之谋，虽其谋未发，然已可逆知其无成。观宋欲以女妻季平子，平子使昭子逆女，公若于聘女之际，已知其必逐季氏，使宋勿与女，曰：“鲁将逐之。”是昭公逐季氏之谋，虽未发，而季氏之徒已泄于外国。凡出师邻国，与夫除权臣之谋，不可三人共。昭公欲逐震主之权臣，与百余年之强家巨族，其谋未发，先使异国闻之，其不审不密可知。夫谋既闻于外国，平子岂不知其深谋固虑，为备必久？看公若此一段，凡与昭公谋者，其病有二：其一曰踈，其二曰易。欲逐季氏，谋未发而泄于外国，其踈可知。逆料平子无能为，而其谋不密，则其易可知。有此二病，安能成事？观昭公逐季氏本末，考论其故，不惟君之谋不密，当时之臣亦皆轻浅而无谋。大抵欲去百年之强室，非其君刚明果断，沉几先物，终不能成大事。观昭公逐季氏本末，其谋却不出于昭公，都是羣臣凑合成此事盖始者，季氏与公若有怨，又与郈氏有怨，又与臧昭伯有怨。季氏与下面臣有怨，故皆欲逐季氏。昭公始虽不信，而终从之，此是逐季氏发源处。举如此大事，本不出于人君之心，却出于下面嬖幸之人与左右二三大夫。当时羣小挟私怨而醖酿其谋，昭公既自无谋如此，安能成事？观其当时聘女于宋，邻国已知了。看他相与议论之际，初昭公惮季氏之强，不从僚柤之言，惧而不出。数月不见，大凡惟口起羞，出好兴戎，惟甲胄起戎，投机之防，间不容髪。当时欲逐季氏，言一出于口，却停待数月，则其谋如何不深？其备如何不素？季氏之为谋既深为备，既素，何故公遂入季氏之门？季氏犹未觉，此见季氏机谋之深，欲归咎于昭公，先引昭公入来见，得有杀他之迹，他却阳为不敢拒君之状，所以为后日文过之地，做一重篱障。观公之能入其门而不能登其台，足见季氏之为备虽不见于外，而备于内者有素矣。后来叔孙果来救他，当时从昭公与谋之臣皆轻浅寡谋，独子家羁深谋逺虑，有臣如子家羁者，乃不能用，此昭公之所以亡国，季氏之势所以不失。学者须看子家羁忠爱恳切，似非春秋时人。初，公如晋，女叔齐言有子家羁不能用其言，遂至闻于诸侯。子家不以昭公之不用而拳拳之忠常不已，使昭公早从他言，不至逐于季氏。
译楚国的囊瓦担任令尹，修筑郢都的城墙。沈尹戌进言说：“子常必定会让郢都灭亡。如果说他不能保卫郢都，那么修筑城墙也没有益处。”囊瓦是子囊的孙子。当时子囊担任令尹，在鲁襄公十五年去世，留下遗言说一定要修筑郢都的城墙。君子认为子囊忠诚，因为他主张修筑郢都。评论这件事，子囊既然有遗言，如今囊瓦果然修筑了郢都，可以说能够继承祖辈的志向并完成其事业。为什么当时那些见识深远、思虑长远的人，却直接指出这是危亡的征兆呢？大概是因为当时子囊提出修筑郢都的建议时，正值楚国势力强盛、安宁闲暇的时候，能够制定预备之策，这正是“在动乱未发生前确立治理，在危险未出现前保卫国家”。等到囊瓦担任令尹时，内部国力衰弱，外部受到强大的吴国逼迫，那么他修筑郢都，大概是因为无力与人争胜，想要畏惧退避、固守防守，作为自我巩固的据点。对于郢都以外的地方，已无暇顾及，所以虽然修筑郢都这件事相同，但形势却大不相同。天下的事情，本来就有事迹相同而用心截然不同的情况，不可不仔细考察。在强盛安宁的时候，修筑郢都正可以显示他们有备无患；在畏缩退避的时候，修筑郢都难道不是危亡的征兆吗？就像宋仁宗时期西夏侵犯边境，范仲淹提出修筑都城的建议，当时决断国论的人以“不可示弱”为由争辩反对，这也是沈尹戌看待修筑郢都的意思。
晋国的士弥牟在箕地迎接叔孙，打算以礼相待并送他回国。叔孙怀疑他是来杀自己的，于是派梁其踁在门内等候，说：“我向左看并咳嗽，你就杀他；我向右看并微笑，你就停止。”先前奋然向前，即使死也不屈服。到了这里，害怕士弥牟来杀自己，反而与家臣谋划想要杀他。先前直前不可阻挡，稍微屈服的气势到这里完全消失。寻找不见了，由此可知血气之勇终究是有衰退的时候，虽然先前能勉强坚持，终究不能保证后来不发生变故。只有依靠积累道义而生长，达到浩然之气，才终究不可改变。
昭子到宋国迎娶女子，公若对曹氏说不要给女子，鲁国将要驱逐季氏。九月戊戌日，攻打季氏。
天下的事情，本来就有在行动之前，成败就可以预先推测的。鲁昭公想要除掉季氏，当时季氏独揽鲁国大权，已经一百多年，鲁国丧失政令，已经四五代了，大抵想要除掉一百多年的强大家族，如果不是谋划审慎周密，终究不能成功。看昭公为季平子到宋国迎娶女子，季公若跟随，这时昭公已经有驱逐季氏的谋划，虽然谋划尚未发动，但已经可以预料它不会成功。看宋国想要把女子嫁给季平子，平子派昭公去迎娶，公若在聘娶女子的时候，已经知道昭公必定要驱逐季氏，让宋国不要给女子，说：“鲁国将要驱逐他。”这是昭公驱逐季氏的谋划，虽然尚未发动，但季氏的人已经泄露给外国。凡是出兵邻国，以及除掉权臣的谋划，不可以三个人共同知晓。昭公想要驱逐震慑君主的大权臣，以及一百多年的强大家族，他的谋划尚未发动，先让外国听闻，其不审慎不周密可想而知。既然谋划已经让外国知晓，平子难道不知道他深思熟虑，防备必定长久吗？看公若这一段，凡是与昭公谋划的人，他们的毛病有二：一是疏漏，二是轻率。想要驱逐季氏，谋划尚未发动就泄露给外国，其疏漏可想而知。预料平子无能为力，而他的谋划不周密，其轻率可想而知。有这两种毛病，怎么能成功呢？看昭公驱逐季氏的始末，考察论述其原因，不仅是君主的谋划不周密，当时的臣子也都轻浅而无谋略。大抵想要除掉百年的强大家族，如果不是君主刚毅明断，洞察先机，终究不能成就大事。看昭公驱逐季氏的始末，他的谋划却不出自昭公本人，都是群臣凑合促成这件事。起初，季氏与公若有怨，又与郈氏有怨，又与臧昭伯有怨。季氏与下面的臣子有怨，所以都想要驱逐季氏。昭公起初虽然不信，但最终听从了他们，这是驱逐季氏的源头。举如此大事，本不出自君主之心，却出自下面宠幸的人与左右两三个大夫。当时群小挟持私怨而酝酿谋划，昭公既然自己如此没有谋略，怎么能成功呢？看他们当时到宋国聘娶女子，邻国已经知道了。看他们相互议论的时候，起初昭公畏惧季氏的强大，不听从僚柤的话，害怕而不出。数月不见，大凡祸患起于口舌，兴起战争，只有甲胄兴起战争，投机的防备，间不容发。当时想要驱逐季氏，话一出口，却停待数月，那么他的谋划如何不深入？他的防备如何不预先做好？季氏的谋划既深入，防备既预先做好，为什么昭公竟然进入季氏的门？季氏还没有察觉，这可见季氏机谋之深，想要归咎于昭公，先引昭公进来见面，得有杀他的痕迹，他却假装不敢抗拒君主的样子，所以为后来文过饰非之地，做一层篱障。看昭公能进入他的门而不能登上他的台，足见季氏的防备虽然不见于外，而在内的防备早已做好了。后来叔孙果然来救他，当时与昭公谋划的臣子都轻浅寡谋，只有子家羁深谋远虑，有像子家羁这样的臣子，却不能任用，这是昭公亡国的原因，季氏的势力之所以不失。学者必须看子家羁忠爱恳切，似乎不像春秋时的人。起初，昭公到晋国，女叔齐说有子家羁不能任用他的话，于是传到诸侯耳中。子家不因为昭公不任用他的话而停止拳拳之忠，如果昭公早点听从他的话，不至于被季氏驱逐。
子家初言防臣以君侥幸不可为，盖当时与公共谋之臣何尝以禄去公室、政在大夫为念，但以私怨相报耳。昭公既无定志，下面又无诚心，如何做得事？成公是时，不独不从子家之谏，而反退之，其拒之深矣。自常人处之，使子家忠诚不笃，则以为我已曽谏君，君不听，我去之可也。然子家方且曰：「臣与闻命，言若泄，臣不获死。」到后来犹入身荆棘之中，周旋其间，昭公虽不从，亦要分数救他，此尤见其应变精密，尚冀公之听其言而消其祸患也。此事第一着不能听子家之言，及季氏登台请命，傲然以为得志，而弗许，请囚不许，请亡不许，请待罪不许。昭公与羣臣之心，自以为唾手可取。季氏，子家羁又言于公曰：「君其许之，政自之出乆矣。」公又不听，此又见公与羣臣皆轻浅寡谋，不知季氏登台之请，岂其诚心，犹设槛穽以待公，使过在公而不在已。当时之臣不知季氏自有深谋，独子家识其奸，使公当时能从子家之言，则君臣之间其患犹未深。此第二着不能听子家之言，及叔孙氏之臣司马鬷戾救季氏伐公徒，果败。子家又曰：「诸臣伪劫君者，而负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又不听。盖子家虑事精当，能料季氏终不敢成篡弑之事。公上二着，既已不能听其言，于此苟能听其言，季氏虽专权，不到轻去其国。次于阳州，取笑于诸侯，此是第三着，不能听子家之言。三谏不从，犹未已及公孙于齐。齐侯请致千社，公一闻之而喜，便有安齐之意，其轻浅可知。子家又言，天禄不再，不如早之晋。昭公全不能处事，晋虽衰微，犹为盟主，尚可号令诸侯而纳公。公不知齐侯无信，而安于齐，终不能求援于晋，而晋亦得以为辞，此是第四着，不从子家之言。夫以子家之于昭公，言屡不听，而拳拳之忠愈不自己，事无不谏，虑无不尽。学者须子细看他本末，便见子家之用心处。
译子家起初进言，认为依靠臣子来让国君侥幸成功是不可行的。大概当时与昭公共同谋划的臣子，哪里曾把俸禄从公室流失、政令由大夫掌控放在心上，只是出于私怨互相报复罢了。昭公既然没有坚定的意志，下面又没有诚心，怎么能做成事情呢？成公那时，不仅不听从子家的劝谏，反而疏远他，拒绝得很深。从常人的角度来看，如果子家忠诚不笃，就会认为我已经劝谏过国君，国君不听，我离开就可以了。然而子家却说：“我参与了谋划，如果言语泄露，我就不能免于死罪。”到了后来，他仍然置身于荆棘丛中，周旋其间，昭公虽然不听从，他也多次设法救助他，这尤其显示出他应对变化精密周到，还希望国君能听从他的话而消除祸患。这件事第一处没能听从子家的话，等到季氏登台请命，傲慢地以为得志，却不答应，请求囚禁他不答应，请求让他逃亡不答应，请求让他待罪不答应。昭公与群臣的心，自以为唾手可得。季氏，子家羁又对昭公说：“您还是答应他吧，政令出自他那里已经很久了。”昭公又不听，这又显示出昭公与群臣都轻浮浅薄、缺乏谋略，不知道季氏登台的请求，难道是诚心，而是设置陷阱等待昭公，使过错在昭公而不在自己。当时的臣子不知道季氏自有深谋，只有子家识破他的奸诈，如果昭公当时能听从子家的话，那么君臣之间的祸患还不会这么深。这是第二处没能听从子家的话，等到叔孙氏的臣子司马鬷戾救季氏攻打昭公的军队，果然失败。子家又说：“各位臣子假装劫持国君，而背负罪责让国君停止对付意如的事情，国君也不敢不改变。”昭公又不听。因为子家考虑事情精当，能预料到季氏终究不敢完成篡弑之事。昭公前两处，既然已经不能听从他的话，在这里如果能听从他的话，季氏虽然专权，也不会轻易离开他的国家。驻扎在阳州，被诸侯取笑，这是第三处，没能听从子家的话。三次劝谏不听从，还没有停止，等到昭公出逃到齐国。齐侯请求赐予千社之地，昭公一听到就高兴，便有安于齐国的意思，他的轻浮浅薄可想而知。子家又说，天禄不再，不如早点去晋国。昭公完全不能处理事务，晋国虽然衰微，还是盟主，还可以号令诸侯而接纳昭公。昭公不知道齐侯没有信用，而安于齐国，最终不能向晋国求援，而晋国也得以以此为借口，这是第四处，不听从子家的话。以子家对于昭公而言，言语屡次不被听从，而恳切的忠诚却更加不止息，事情没有不劝谏的，考虑没有不尽心的。学习者必须仔细看他事情的始末，就能看出子家用心的地方。
宋乐大心言：「我不输粟，我于周为客，若之何使客【二十五年】
宋乐大心曰：「我不输粟。我于周为客，若之何使客？」晋士伯曰：「自践土以来，宋何役之不防，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防大事，而宋背盟，无乃不可乎？」右师不敢对，受牒而退。此一段当时晋顷公防诸侯输粟于周，宋乐大心独拒晋曰：「我不输粟。我于周为客，如之何使客？」晋士伯责之曰：「自践土以来，宋何役之不防，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防大事，而宋背盟，无乃不可乎？」引他许多从来旧例以责乐大心，大心不敢对，受牒而退。以此晋士伯能举许多旧例故典以折宋人，可谓有专对之才。大纲看《左传》是如此，然此一事为晋人惜，惜乎晋人用得小了。何故用得小了？他引旧事以责乐大心，止能服大心而已，所用小。晋人如能因此自反，其益非细。説：「自践土以来，宋何役之不防，而何盟之不同？今于此不出粟，必是我德泽不及先公，信义不如先公，羣臣辑睦不如先公，士卒训整不如先公。宋所以敢如此前此恭命，今为跋扈。」晋人反思：「自践土以来，宋何役之不防，而何盟之不同？今忽然如此，我岂可不自反？使其能如此，则文公之霸业可复。惜乎！」士伯引将来责大心，使得小了，此晋所以终于不霸也。
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濵，遂赋晋一鼓铁以铸刑鼎【二十九年】
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濵，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左氏载仲尼之言：“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以左氏所载仲尼之言考之，当是时春秋之末，所谓周室法度尚在，何故看晋文公之时，唐叔所受法度本末都在，有志王者之事，用此法度尚可去维持，与孟子时不同。到孟子时，班爵禄之制，诸侯恶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时虽不同，而萌芽端兆，皆起于春秋时。使诸侯常守周室之法度，必可长乆。缘春秋诸侯国自为政，不用先王之法，如鲁之作丘甲、用田赋，如郑之铸刑书、作邱赋，如晋之铸刑鼎，举三事论之，当时诸国已自不用先王之法。所谓先王之法，不过藏之书府而已。所以其渐到战国之时，敢去其籍。大抵先王法度本末具在，不可得而变。然而立法之时，所谓诸侯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当时文武成康分付诸侯，虽数百年尚未尝变，无缘一次剪灭，得非特先王之意在，而唐叔之法度亦在。看仲尼言文公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文公虽求近功要速效，亦未能全变，到这里方始敢变。当其郑铸刑书之时，晋叔向诒书以责之。叔向，晋国之望，想叔向既以为不然，必举晋国之人亦以为不然。到十数年之后，晋铸刑鼎，蹈郑之覆辙，正缘老成先进都尽，所以做乱法度事。使叔向在，见他国铸刑书尚且诒书以责之，则晋有所畏心，不敢铸刑鼎。以此知为国家者，须有老成先进，必不到做坏法度事。晋所以衰，由老成先进皆亡，使叔向在，何缘至此。
左氏传説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传説卷十六 宋 吕祖谦 撰
昭公
齐侯欲纳昭公，命无受鲁货【二十六年】
齐侯欲纳昭公，命无受鲁货。此命固是，然后来季氏之家臣申丰以货如齐，终能转移伐鲁之谋。以此知国家不可存小人之根。小人之根正如人之有病，根外邪客气乗他病处入来。当齐君下令于国，非不信，然而病根却在梁丘据上。鲁之家臣虽在千里之外，亦能逆知齐侯病根所在而投之，毫髪不差。唐时栁子厚论梁丘据，言能尊信晏子，至与之作賛。他当时固有所激，然亦不识他大奸所在，亦不知晏子所以就他处。晏子国之正人，虽梁丘据欲效区区之小忠，晏子何尝肯附他？所以每事指他情状，浅而论之固如此，深而论之则不然。以晏子之介，亦自被他移换了。虽其正色立朝，介然自守，梁丘据虽献小忠，施小惠，晏子固不肯受他
译宋国的乐大心说：“我不向周王室缴纳粮食。我在周王室是客卿身份，怎么能驱使客卿呢？”晋国的士伯说：“自从践土会盟以来，宋国哪次军事行动没有参与，哪次盟约没有共同遵守？盟约说：共同体恤王室，你怎能逃避责任？你奉君命参与重大事务，现在宋国却违背盟约，这恐怕不行吧？”右师乐大心不敢回答，接受了文书后退下。这一段记载当时晋顷公防备诸侯向周王室缴纳粮食，宋国的乐大心独自拒绝晋国，说：“我不缴纳粮食。我在周王室是客卿，怎么能驱使客卿？”晋国的士伯责备他说：“自从践土会盟以来，宋国哪次军事行动没有参与，哪次盟约没有共同遵守？盟约说：共同体恤王室，你怎能逃避责任？你奉君命参与重大事务，现在宋国却违背盟约，这恐怕不行吧？”士伯列举许多以往的旧例来责备乐大心，乐大心不敢回答，接受文书后退下。因此晋国的士伯能列举许多旧例故典来驳斥宋国人，可以说是有专门应对之才。大体上看《左传》是这样的，但这件事为晋国人感到可惜，可惜晋国人用得小了。为什么用得小了？他引用旧事来责备乐大心，只能使乐大心信服而已，作用太小。晋国人如果能因此自我反省，益处就不小了。说：“自从践土会盟以来，宋国哪次军事行动没有参与，哪次盟约没有共同遵守？现在在这里不缴纳粮食，一定是我的恩德不及先公，信义不如先公，群臣和睦不如先公，士卒训练整肃不如先公。宋国之所以敢这样，以前恭敬服从命令，现在却跋扈。”晋国人反思：“自从践土会盟以来，宋国哪次军事行动没有参与，哪次盟约没有共同遵守？现在忽然这样，我怎能不自我反省？如果他们能这样，那么文公的霸业可以恢复。可惜啊！”士伯引用旧例来责备乐大心，使得作用小了，这就是晋国最终不能称霸的原因。
晋国的赵鞅、荀寅率领军队在汝水边筑城，于是征收晋国一鼓铁来铸造刑鼎【二十九年】
晋国的赵鞅、荀寅率领军队在汝水边筑城，于是征收晋国一鼓铁来铸造刑鼎，刻上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左传》记载孔子的话：“晋国将坚守唐叔所接受的法度来治理百姓，卿大夫按次序遵守它，百姓因此能尊重他们的尊贵，尊贵者因此能守住他们的基业，贵贱不逾越，这就是所谓的法度。”根据《左传》所载孔子的话考察，当时春秋末期，所谓的周王室法度还在，为什么看晋文公的时候，唐叔所接受的法度本末都在，有志于王者之事，用这些法度还可以维持，与孟子时不同。到孟子时，分封爵禄的制度，诸侯厌恶它危害自己，都去除了它的典籍。时代虽然不同，但萌芽端兆，都起于春秋时。如果诸侯常守周王室的法度，必定可以长久。因为春秋诸侯国各自为政，不用先王的法度，如鲁国制作丘甲、使用田赋，如郑国铸造刑书、制作邱赋，如晋国铸造刑鼎，举这三件事来说，当时各国已经不用先王的法度。所谓的先王之法，不过藏在官府罢了。所以逐渐到战国之时，敢去除它的典籍。大体上先王法度本末具在，不可改变。然而立法之时，所谓的诸侯各守你们的典章以承受天的福佑，当时文武成康分付诸侯，虽然数百年尚未尝改变，无缘一次剪灭，难道不是先王的意思在，而唐叔的法度也在。看孔子说文公作执秩之官，制定被庐之法，文公虽然求近功要速效，也不能完全改变，到这里方始敢改变。当郑国铸造刑书之时，晋国叔向写信责备他。叔向是晋国的望族，想叔向既然认为不对，必定举晋国之人也认为不对。到十数年之后，晋国铸造刑鼎，蹈郑国的覆辙，正缘老成先进都尽，所以做乱法度事。如果叔向在，见他国铸造刑书尚且写信责备他，那么晋国有畏惧之心，不敢铸造刑鼎。由此知道为国家者，须有老成先进，必定不到做坏法度事。晋国所以衰败，由老成先进皆亡，如果叔向在，何缘至此。
《左氏传説》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传説》卷十六 宋 吕祖谦 撰
昭公
齐侯想要迎立昭公，命令不接受鲁国的贿赂【二十六年】
齐侯想要迎立昭公，命令不接受鲁国的贿赂。这个命令固然正确，但后来季氏的家臣申丰带着贿赂到齐国，最终能转移伐鲁的谋划。由此知道国家不可存小人之根。小人之根正如人之有病，根外邪客气乘他病处入来。当齐君下令于国，非不信，然而病根却在梁丘据上。鲁国的家臣虽在千里之外，也能逆知齐侯病根所在而投之，毫发不差。唐代柳子厚论梁丘据，说能尊信晏子，至与之作赞。他当时固有所激，然亦不识他大奸所在，亦不知晏子所以就他处。晏子国之正人，虽梁丘据欲效区区之小忠，晏子何尝肯附他？所以每事指他情状，浅而论之固如此，深而论之则不然。以晏子之介，亦自被他移换了。虽其正色立朝，介然自守，梁丘据虽献小忠，施小惠，晏子固不肯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