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左传要义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左传要义》三十一卷，宋代魏了翁撰写，也是他所辑录的《九经要义》之一。该书节录《注疏》的文字，每条之前各自设立标题，并依先后次序编排，与诸经《要义》的体例相同。考察魏了翁的序言，李明复《春秋集义》说：“我曾阅览诸儒的传注，直到本朝先正，认为这是经世的大法，传心的要典，我更加深惧，于是搜集汇编以附于经。还担心读书不够广博，择理不够精当，所以不敢轻易刊行。李君先懂得我的心意，而写成此书。”等等。由此可见，魏了翁也曾搜集众说以注解《春秋》，他的书尚未完成，而他从《注疏》中选取的内容，则还可见于这一编。凡是《疏》中关于日月名氏那些曲折繁琐、琐碎细碎的解说，大多删削不录，而在名物度数方面，则删繁就简，本末清晰。大概《左氏》之书详于典章制度，三代的礼乐文章，还可以考证其大概，它远远胜过《公羊》《谷梁》，实在就在于此。魏了翁所辑录的，也可以说是抓住了要领。原本有六十卷，朱彝尊《经义考》注说：“未见此本，仅存三十一卷。”末尾有万历戊申年中秋后三日，龙池山樵彭年手书的一篇跋文，称当时刻版不全，后世没有原本可传。甘泉先生有此书三十一卷，藏在怀古阁中，拿出来给我看，因此我在后面记下几句话。那么这也是难以见到的版本了。然而甘泉是湛若水的号，湛若水登嘉靖乙丑科进士，到万历戊申年共一百零四年，不应还活着。彭年与文徵明是姻亲，王世贞为其诗集作序称彭年死后，家人卖掉了他的遗稿，那么彭年死在王世贞之前，万历末年也已不在人世。况且《九经要义》都是删节《注疏》，而跋文称其订定精密，是先儒所未论及的，尤其不相符合，怀疑是残本偶然留存，奸猾的书商伪造了这篇跋文，而没有核实其年月。乾隆四十六年六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左传要义卷首

宋 魏了翁 撰

序

【一】汉代儒者杂取《公羊》《谷梁》来解释《左氏》，只有杜氏是专门研究。

前汉传授《左氏》的，有张苍、贾谊、尹咸、刘歆；后汉有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等人，各自进行训诂。然而杂取《公羊》《谷梁》来解释《左氏》，这就像用草鞋配帽子，将丝线与麻线混织，方榫圆卯，怎么能契合呢？晋代杜元凯又为《左氏》作集解，专门选取丘明的传来解释孔子的经，所谓子应合母，如胶漆相投，即使想不结合，怎么能分离呢？如今比较先儒的优劣，杜氏列为第一。所以从晋、宋传授以至于今，作义疏的，则有沈文何、苏宽、刘炫。然而沈氏对于义例粗略可行，对于经传极其疏漏；苏氏则完全不体会本文，只是旁攻贾逵、服虔。

【二】刘炫出类拔萃，然而指摘杜氏的失误不当。

刘炫在数位学者之中，实在出类拔萃。然而聪明辩博，固然也很少有人能比。但探究幽深，未能致远。那些经注容易理解的，必定用文辞加以修饰；那些理致难以理解的，却不深入其根本。又意在夸耀，性好非毁。指摘杜氏的失误，共一百五十多条。学习杜氏的义理却攻击杜氏，就像蛀虫生于木头却反过来吃木头，不合情理。虽然指摘杜氏的过错，义理却浅近，所谓捕蝉于前，不知黄雀在后。

【三】箕战称人与殽战不可等同。

查考僖公三十三年经文说：“晋人败狄于箕。”杜注说：“郤缺称人，是因为还未成为卿。”刘炫指摘说：“晋侯称人，与殽战相同。”查考殽战在晋文公下葬之前，可以说违背丧礼用兵，以卑贱者告。箕战在晋文公下葬之后，不是违背丧礼用兵，怎么能说与殽战相同？这是一年之内的经文，不过几行而已，竟然不考察上下文，妄加指摘得失。

【四】襄公传。姑姊字杜刘异义。

又襄公二十一年传文说：邾庶其带着漆、闾丘来奔，用公姑的姐姐嫁给他。杜注说：大概寡居的有二人。刘炫指摘说：是襄公的姑、成公的姊，只有一个人而已。查考成公二年，成公的儿子公衡作为人质，逃归宋国。查考《家语·本命》说：男子十六岁而化生。公衡已经能逃归，那么十六七岁了。公衡的年龄如此，那么当时成公三十三四岁。计算到襄公二十一年，成公七十多岁了。怎么会有姐姐而嫁给庶其？这些事例历历在目，尚且妄说，何况其余错乱的，实在可悲。

【五】孔颖达，贞观中上《正义》三十六卷。

现在奉敕删定，据以为本，其有疏漏，用沈氏补充。如果两义都违背，则特别申述浅见，虽然粗率庸鄙，仍不敢自专。谨与朝请大夫、国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门博士臣杨士勋，四门博士臣朱长才等共同参定。至十六年，又奉敕与前修疏人及朝散

译大夫、代理大学博士、上骑都尉臣马嘉运，朝散大夫、代理大学博士、上骑都尉臣王德韶，给事郎、担任四门博士、上骑都尉臣苏德融，登仕郎、担任大学助教、云骑尉臣隋德素等人，面对敕使赵〇智重新详细审查，为此撰写正义，共计三十六卷。

译【六】解释“日”“月”“甲子”的含义

《春秋·感精符》说：日，是阳气的精华，光辉照耀，用来观察下界。《淮南子》说：积聚阳气的热气产生火，火气的精华就是日。刘熙《释名》说：日，就是“实”，光明充实，这是解释“日”的含义。日在天上，随着天体运转，出来就是白天，隐没就是黑夜，所以每次出现称为一日。日的先后，没有分别，所以圣人制作甲乙等天干来纪日。《世本》说：容成制定历法，大桡制作甲子。宋忠注说：都是黄帝的史官。《感精符》说：月，是阴气的精华，大地的条理。《淮南子》说：积聚阴气的寒气长久成为水，水气的精华就是月。刘熙《释名》说：月，就是“阙”，圆满之后会有亏缺，这是解释“月”的含义。月在天上运行，速度比日快十三倍有余，积累二十九日过半运行追上日，与日相遇。张衡《灵宪》说：日好比火，月好比水，火向外发光，水内含影像，所以月光产生于日所照耀之处，月魄产生于日所遮蔽之处，正对日时光亮充盈，靠近日时明亮尽失。那么以明亮一次尽失，称为一月，用来总括纪年中的各月。

【七】无事，书首月亦有书，仲月。

隐公六年，只记载了秋七月。注说：“虽然无事而记载首月，具备四季以构成一年。”桓公四年，不记载秋冬。注说：“国史的记载，必定记载年份以汇集这位国君的事迹，记载首季以构成这一年的岁序。所以《春秋》有空有季节而无事的情况，现在不记载秋冬，首月史官缺漏文字，就是这个说法。”然而一季无事，就记载首月。庄公二十二年，记载夏五月，杜预在那里没有注释体例，认为是缺漏错误，《春秋》的名目错举而已。

【八】辨析文王、周公作《易》

韩宣子到鲁国，见到《易》象与《鲁春秋》，说：“周礼全在鲁国了，我如今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与周朝所以称王的原因。”正义说：“这是昭公二年的传文。宣子，是晋国卿大夫，名起，食邑在韩，因此以韩为氏。谥号叫宣子，是有德行的称谓。因为昭公新即位，自己新执政，所以来聘问鲁国，趁机在太史氏那里观书，见到这些书而发言。”杜预注那里认为《易》象就是现在《周易》上下经的象辞。《鲁春秋》指鲁国史官的编年史。《春秋》遵循周公的典章来叙述事迹，所以说“周礼全在鲁国了”。《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所制定。郑玄案语根据此文认为《易》是文王所作。郑众、贾逵、虞翻、陆绩等人，认为《易》中有“箕子之明夷”、“东邻杀牛”，都认为是《易》的爻辞，是周公所作。杜预虽然没有明确解释，似乎赞同郑玄的说法。

【九】赴告可以通称及违背旧章

文公十四年传曰：“国君死而不赴告，祸福不告知。”那么邻国相互通报，凶事称为赴，其他事称为告。对举则区别，散用则通用。昭公七年传：“卫齐恶向周王室告丧，那么凶事也称告。”赴告之中，违背旧章的，如隐公三年，平王在壬戌日死，赴告在庚戌日；桓公五年，陈侯鲍死，再次赴告在甲戌日、己丑日；以及不同盟者赴告用名，同盟者赴告不用名之类，就是这样。

【十】《左传》传授源流

贾逵《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鲁君子左丘明作传。”根据刘向《别录》说：“左丘明传授曾申，曾申传授吴起，吴起传授其子吴期，吴期传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传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传授荀卿，荀卿传授张苍。”这部经书既遭遇焚书而也废灭，等到鲁共王毁坏孔子旧宅，在墙壁中得到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

【十一】武帝时，议立《左氏》学，公羊之徒诋之。

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书，遭遇巫蛊仓促之难，未能施行。等到《春秋》左氏丘明所修，都是古文旧书，多的有二十余通，藏在秘府，潜伏而未发。汉武帝时，河间献《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帝时，议立《左氏》学，公羊之徒上书讼《公羊》，诋毁《左氏》，《左氏》之学未立。

【十二】自刘歆后，章句义理始备。

成帝时，刘歆校秘书，见府中古文《春秋左氏传》，刘歆很喜爱。当时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与刘歆共校传，刘歆略从尹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起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诂训而已。等到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释经，转相发明，由此章句义理完备。刘歆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二弟子后，传闻之与亲见其详略不同。刘歆数次问刘向，刘向不能非议。等到刘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儒博士或不肯置对。刘歆因移书于太常博士，责让之。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依刘歆创通大义，奏上《左氏》，始得立学，遂行。

译在世。到了汉章帝时期，贾逵呈上《春秋大义》四十条，用来驳斥《公羊传》和《谷梁传》，章帝赏赐他布匹五百匹，又让他为《左氏传》撰写长篇义理。等到郑康成著文针砭《左氏传》的膏肓之疾，揭露《公羊传》的墨守成规，唤起《谷梁传》的沉疴顽疾，从此以后，另外两传便受到防范排斥，《左氏传》的学问于是显赫了【十三】。原本就有《春秋》这个名称，孔子修订鲁国史书而成《春秋》。

译《春秋》这个名称，在《春秋》经文中没有见到，只有在传和记中才有。鲁昭公二年，韩起出使鲁国，称看到了鲁国的《春秋》。《左传》中《晋语》记载司马侯对晋悼公说：“羊舌肸熟悉《春秋》。”《楚语》中申叔时论述教导太子的方法时说：“用《春秋》来教导他。”《礼记·坊记》说：“鲁《春秋》记载晋国的丧事说‘杀死了他们的国君的儿子奚齐’。”又《礼记·经解》说：“连缀文辞、比次史事，是《春秋》的教育作用。”凡是这些文献所说的，都在孔子之前，由此可知在孔子修订之前，原本就有《春秋》这个名称，它的名称起源久远，也难以详细考证。《礼记·内则》称：“五帝时期有史官”，既然有史官，必然应当记录事情，但未必叫做《春秋》罢了。根据周代的法则，每个国家都有史书，当时应当都叫做《春秋》，之所以单独说鲁国的史书，是因为孔子修订了鲁国的史书，把它叫做《春秋》。

【十四】《春秋》也有不写季节、不写月份的情况

四季齐全才能算作一年，桓公十七年五月没有写夏季，昭公十年十二月没有写冬季，这两处都有月份而没有季节，既然知道了月份，季节也就可知，孔子不应该故意省略季节，只写月份，这应当是孔子之后抄写的人脱漏了日期，没有附在月份之下，或者是史官原本就缺漏文字，就像僖公二十八年冬季下面没有月份而有壬申、丁丑，计算一个季节之内再出现这些日期，即使想要改正，怎么能够知道呢？

【十五】以日期和月份作为义例的，只有卿大夫去世和日食。

考察《春秋》中的各种事情，都不以日期和月份作为义例。那些以日期和月份作为义例的，只有卿大夫去世、日食这两件事而已。所以隐公元年冬季十二月，公子益师去世，传文说：“国君没有参加小敛，所以不记载日期。”桓公十七年冬季十月朔日，发生日食，传文说：“不记载日期，是因为史官弄错了。”左丘明作传，只有这两条。明确这两条以外，都没有义例。既然不以日期作为义例，唯独在这两条中体现义例，是因为国君的卿佐，被称为股肱。股肱如果受损，还有什么比这更痛心的呢？生病就亲自问候，下葬就亲自参加。卿佐的丧事，国君不参加小敛，就知道国君的恩惠淡薄。但这只是小事上的过失，不足以贬低国君。国君自己不去临视臣下的丧事，也不是死者的罪过。想要垂示警戒给后人，没有言辞可以寄托在文字中，而人臣地位轻贱，去世的日期可以省略，所以特意借日期来体现义例。日食，是天象的变化；甲乙，是历法的纪日。朔日，是日月相会的时候。日食必定发生在朔日。所以史官记载日食，必定记录月朔。朔日有甲乙，才可以推求。所以“日有食之”，必须记载朔日的日期。记载日期与不记载日期，只有这一种情况。记载月份与不记载月份，传文中本来没有义例。

【十六】经文中有重复书写日期，这不是义例

考察经文没有重复书写月份的情况，日期却有。桓公十二年冬季，十一月丙戌，鲁桓公在武父与郑伯结盟。丙戌，卫侯晋去世。一天之内再次书写丙戌，是因为史官原本的记载不同，孔子沿袭而没有更改。所以杜预说：“重复书写丙戌，不是义例，是因为沿袭史官的成文。”

【十七】载、岁、祀、年的区别

《尔雅·释天》说：“载，就是岁。”夏代叫岁，商代叫祀，周代叫年，唐虞时代叫载。李巡说：“夏代叫岁，商代叫祀，周代叫年，唐虞时代叫载，各自记录事情，尧舜和三代表示不相沿袭。”孙炎说：“载，是开始的意思，取事物终结重新开始之意；岁，取岁星运行一次之意；祀，取四季祭祀完毕之意；年，取谷物一年成熟之意。这是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这四个名称虽然各代有所崇尚，但名称兴起自远古，并不是夏代才开始有岁的名称，周代才开始有年的称呼。”

【十八】贾逵、贺道养解释《春秋》二字不恰当。

贾逵说：“取法阴阳的中正，春是阳的中正，万物因此生长；秋是阴的中正，万物因此成熟。想要使国君行动不失中正。”贺道养说：“春崇尚阳的开始，秋取阴的初始。计算《春秋》名称的道理，包含三统。根据周代以建子为正的说法，那么春不是阳的中正，秋不是阴的中正。根据夏代以建寅为正的说法，那么春不是阳的开始，秋不是阴的初始。”

【十九】诸侯没有内史，大多是太史。

《周礼》中的各种史官虽然都掌管书写，但仍然不知道他们记录什么。《春秋》究竟是由什么史官记载的呢？大概天子由内史主管，外史辅助。诸侯大概也不相同，但春秋时期不能依照礼制，诸侯的史官多有废缺，或者不设置内史。那些册命的事情大多由太史负责，则由大史主管，小史辅助。刘歆认为《尚书》中周公封康叔，告诫他《酒诰》，其中经文说：“大史友，内史友。”按照他所说的，似乎诸侯有大史、内史了。但遍查记载和传文，没有诸侯有内史的文字。为什么呢？《周礼》内史的职掌说：“凡是册命诸侯以及孤卿大夫，就册命他们。”僖公二十八年传文说襄王派内史叔兴父册命晋侯为侯伯。”这是天子册命臣下，由内史掌管。襄公三十年传文说：“郑国派太史册命伯石为卿。”这是诸侯册命臣下，由太史掌管。诸侯的太史相当于天子的内史，是因为诸侯兼官而没有内史的缘故。郑国的公孙黑强行参与薰隧之盟，派太史书写他的名字。齐国的太史书写崔杼弑杀他的国君，晋国的太史书写赵盾弑杀他的国君。由此可知诸侯的太史主管记录事情。

【二十】左氏《南史》的外史，不是官名。

《南史》听说太史全部死去，拿着竹简前往，说明南史是辅助太史的人。

译这应当是负责记录琐事的小史官。如果真是这样，《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的记载中提到季孙氏召见外史，掌管记录恶臣的言论，既然有外史，似乎就应有内史了。但之所以说诸侯国没有内史，是因为《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史官华龙滑和礼孔说：“我是大史。”文公十八年记载鲁国有大史克，哀公十四年记载齐国有大史子余，各国都称大史，哪里会有内史呢？季孙氏召见外史，大概是因为史官身体居于宫外，季孙氏从宫内召见他，所以称为外史。这就好比史官住在南边，就称他为南史一样。南史、外史，并不是正式的官职名称。

译【二十一】“左史”和“右史”并不是史官的正式名称，左史记录行动，右史记录言语。《汉书·艺文志》说：古代的君王，世代设有史官，君主的举动必定被记载，这是为了谨慎言行，彰显法度与警戒。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录事件，记录事件的是《春秋》，记录言语的是《尚书》，帝王们没有不遵循这一惯例的。《礼记·玉藻》说：行动则由左史记载，言语则由右史记载。虽然左右史所记录的内容在两种说法中相反，但关键在于这两种说法都提到了左史和右史。《周礼》中没有左史、右史的名称，之所以被称为左史、右史，只是当时君主的意愿，将他们安排在左右两侧，就根据史官掌管的事务，因此确立了这样的名称。所以传文中提到左史倚相，掌管记录左侧的事务，称之为左史。“左史”和“右史”并不是史官的正式名称。左代表阳道，阳气施予生命，所以让左史记录行动；右代表阴道，阴气安静，所以让右史记录言语。《艺文志》说左史记言，右史记动，这是错误的。

【二十二】简、防、牍、牒、毕、札、方、版等书写载体的形制。《周礼·考工记·匠人》说：简叫做毕。郭璞说：就是现在的简札。许慎《说文解字》说：简，就是牒；牍，是书写的木板。蔡邕《独断》说：防，就是简。它的形制长二尺，短的是一半。其次是一长一短，两编在下部相连。郑玄注《中庸》也说：防，就是简。由此说来，简、札、牒、毕是同一种东西而名称不同。单独拿着一片竹片，称之为简；将多片竹片连编在一起，才称为防。所以在文字上，防有时写作册，象形其编连竹简的形状。因为将编连的竹简称为防，所以说防就是简。郑玄注《论语序》引用《钩命决》说：《春秋》用二尺四寸的简书写，《孝经》用一尺二寸的简书写。所以知道六经所用的防，都称为长二尺四寸。蔡邕说二尺，是指汉代天子防书所用的尺寸，所以与六经不同。简所能容纳的，只有一行字；牍是方形的木板，木板比简宽，可以同时容纳数行字。凡是书写文字，有多有少，一行就能写完的，写在简上；需要数行才能写完的，写在方版上；方版也容纳不下的，才写在防上。《仪礼·聘礼记》说：如果有变故，就增加书写。传达命令如果超过一百字，就写在防上；不到一百字，就写在方版上。郑玄说：名，就是文字。现在称为字，防是竹简，方是木板。这就是说字少就写在简上，字多就写在防上。这里说的大事小事，是指事情有大小之分，而不是说字的多少。

【二十三】大事虽然最终记录在防上，起初也是记在简上的。大事之后，虽然记录在防上，起初也是记在简上的。为什么呢？弑君是重大事件，南史想要记载。崔杼拿着简前往，董狐已经写好，赵盾把它展示给朝廷众人看。这是拿着简展示，而不是举着防展示。这说明大事都是先写在简上，后来才定稿在防上的。

【二十四】经文依据防上的记录，传文凭借简牍上的记载。孔子修订经文，都是依据防上的记录写成文章；左丘明作传，都是广泛采录简牍上的各种记载。所以《隐公元年》的注说：“承接告辞，史官才把它写在防上。如果是所传闻的言行，不是传达君命，就只记录在简牍上，不会记录在典防中。”这大概是《周礼》的旧制度。又《庄公二十六年》经文都没有传文，传文不解释经文。注说：“这一年经文和传文各自陈述事情，可能是防上的记录虽然存在，但简牍散失，无法探究事情的始末，所以传文不再申述解释。”这就是说经文依据防上的记录，传文凭借简牍上的记载。经文所说的事情重大，传文所说的事情较小。所以知道小事记录在简上，大事记录在防上。

【二十五】鲁国的君子左丘明为《春秋》作传。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说：“自从孔子论述《史记》编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耳相传其义。鲁国的君子左丘明担心弟子们各有妄意，失去真相，所以详细论述其言语，写成《左氏春秋》。”沈氏说：“《严氏春秋》引用《观周篇》说：‘孔子将要修订《春秋》，与左丘明乘车前往周地，在周史官那里观看典籍，回来后修订《春秋》的经文，左丘明为之作传，二者互为表里。’”《汉书·艺文志》说：“左丘明是鲁国的史官。”这是说左丘明作传，因为他的姓氏是左，所以称为《左氏传》。

【二十六】关于“书”与“不书”、“先书”与“故书”、“不言”与“不称”等等的区别。所谓“书”，比如文公二年记载士縠，是因为他能胜任其事；襄公二十七年记载先晋，是因为晋国有信用，这类情况就是“书”。所谓“不书”，比如隐公元年春正月不记载即位，是因为摄政；邾子克没有接受王命，所以不记载爵位，这类情况就是“不书”。所谓“先书”，比如桓公二年君子认为华督有无君之心，所以先记载弑其君；僖公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先记载虞国贿赂的原因，这类情况就是“先书”。所谓“故书”，比如隐公三年壬戌日平王崩，报丧说是庚戌日，所以特别记载；成公八年杞叔姬卒，从杞国回来，所以特别记载，这类情况就是“故书”。所谓“不言”，比如隐公元年郑伯在鄢地击败段，不说出奔，是因为难以启齿；庄公十八年公在济西追击戎人，不说戎人前来，是因为避讳，这类情况就是“不言”。所谓“不称”，比如僖公元年不称即位，是因为公出奔的缘故；庄公元年不称姜氏，是因为断绝亲缘关系，这类情况就是“不称”。所谓“书曰”，比如隐公元年书曰郑伯在鄢地击败段；隐公四年书曰卫人立晋，是因为众望所归，这类情况就是“书曰”。考察襄公元年围宋彭城，彭城不是宋国的土地，是追记；隐公元年称郑伯，是讥讽失教。

译也；昭公三十一年，鲁昭公在干侯，这是说鲁昭公不能兼顾内外。先记载原因而后记载事件，既然这是新意，那么追记也是新意；记载与不记载都是新意，那么称呼与不称呼、言明与不言明也都是新意。

译【二十七】解释郑国和鲁国朝宿之邑与汤沐之邑。《

诸侯中有建立大功的人，在京师接受封邑，以便在朝见天子时住宿，这叫做朝宿之邑。在四方岳山之下，也接受田地封邑，以便跟随天子巡守时，准备热水以供沐浴，这叫做汤沐之邑。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在京师接受朝宿之邑，许田就是。郑国因为郑武公的功勋，在泰山脚下接受汤沐之邑，祊田就是。

【二十八】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也叫《春秋》。

查考外传，申叔时、司马侯，都是晋国和楚国的人，都说《春秋》而不说《乘》与《梼杌》，《春秋》是它的本名，晋国和楚国另外设立了私称。

【二十九】杜预所见的解说《左氏》的有十几家。

从古至今解说《左氏春秋》的达到十几家。前汉《汉书·儒林传》说：汉朝兴起，北平侯张苍以及梁国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都修习《左氏传》。贾谊为《左氏传》作训诂，传授给赵人贯公，贯公传给儿子贯长卿，贯长卿传给清河张禹，张禹传授给尹更始，尹更始传给儿子尹咸和丞相翟方进，翟方进传授给清河胡常，胡常传授给黎阳贾逵，贾逵传授给苍梧陈钦，而刘歆从尹咸和翟方进那里受学，因此解说《左氏》的人以贾逵为根本，刘歆是前汉解说《左氏》的人。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左氏》不能在学官设立，直到平帝时，王莽辅政，才刚开始设立。后来东汉又废除，虽然如此，学者却逐渐增多了。中兴以后，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仲博、许惠卿、服虔、颍容这些人，都传授《左氏春秋》。魏代则有王肃、董遇为之作注。这些人相比到杜预，有的还在有的已灭，不知道杜预所见的十几家，究竟是哪几个人。

【三十】杜预不采纳《公羊》《谷梁》简略两传去除异端。

庄公十九年，公子结送陈国人的妇女到鄄地。杜注说：“《公羊》《谷梁》都认为鲁国女子陪嫁陈侯的妇女。”僖公九年，伯姬去世。杜注说：“《公羊》《谷梁》说：‘没有出嫁，所以不称国名。’像这类情况，是简略两传。”先前儒者采纳两传的情况很多，杜预不采纳，是去除异端。

【三十一】刘歆、贾逵、许惠卿、颍容以及服虔的优劣。

《汉书·楚元王传》称刘歆字子骏，是刘德的孙子，刘向的小儿子。哀帝时，刘歆校勘秘书，见到古文《春秋左氏传》，非常喜爱它。起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授训诂而已。等到刘歆治左氏，引用传文来解释经文，经文和传文互相阐明，由此章句义理完备，这是他创通大义。后汉贾逵字景伯，是扶风人。父亲贾徽字元伯，从刘歆受业，作《春秋条例》。贾逵继承父业，作《左氏传诂》。许惠卿名淑，是魏郡人。颍子严名容，是陈郡人。相比刘、贾这些人，学识虽然又浅又近，但也注解述说《春秋》，称为一家之学。杜预认为先儒之中，这四家稍强，所以特别举出他们的违背之处，以显示异同。其余服虔这些人，特别劣于这几位，所以抛弃不论。

【三十二】左丘明作传，与经文分别流传。

左丘明作传，不敢与圣人的言语相混淆，所以与经文分别流传。何止左丘明，公羊、谷梁以及毛公、韩婴为《诗》作传，没有不是这样的。经文和传文分开，对于省视阅览来说很烦琐，所以杜预按年相附，分别经文和传文聚集而解释。【三十三】贾逵、郑玄、卢钦等认为孔子立素王。

贾逵《春秋序》说：“孔子阅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说：“孔子既然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的君主，制定明王之法。”卢钦《公羊序》说：“孔子自己依据鲁国史记而修《春秋》，制定素王之道。”这是先前儒者都说孔子立素王。《孔子家语》称齐国大史子余赞叹赞美孔子言语说：“上天大概让他做素王吧？”素是空，说没有位而空做王。那子余赞美孔子很深，推原上天的意思，所以这样说，不是孔子自号为素王。

【三十四】“吾其为东周”郑玄和杜预意义不同？

如果谁能用我的话，我大概会成为东方之周吧？说将要兴周道于东方。推原这个意思，知道不是黜周，所以说这是兴周的意义。注解《论语》的人，他们的意思大多如此，只有郑玄独自不同，以东周为成周，那就不是杜预所用的了。

【三十五】汤、文、周、孔困厄

成汤被囚于夏台，文王被囚于羑里，周公滞留于东都，孔子绝粮于陈、蔡。自古圣人幽囚困厄，曾经有过，没听说有被杀害的。

【三十六】西都，东都，西周，东周。

周自武王伐纣定天下，常居镐地，这是西都。周公摄政，在土中营造洛邑，称为东都。成王虽然暂至洛邑，还归镐京，为西周。平王开始居东周，所以说东周之始王。

春秋左传要义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左传要义卷一

宋 魏了翁 撰

隐公元年

【一】服虔题《隐公》左氏传解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