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要义卷六

译推究信使所传达的旨意。现在说用玉璧作为抵押，似乎像是进献玉璧来传达辞令的样子，所以玉璧还可以提及，祊地却不可以提及。为什么呢？因为祊地和许地都是土地，用土地借给土地，其中的道理已经明白，不再是因为有所隐讳的缘故了。

译【三】《诗经·颂》篇中记载，许田常与郑国交换，后来许田又归还鲁国。

当时许田已经落入郑国手中，而《诗经·颂》中关于僖公的诗句说：“许田常与郑国交换，恢复了周公的疆域。”这是因为在僖公时期，鲁国重新得到了许田。齐国人夺取了讙地和阐地，等到这些土地归还时，经文中又记载了此事。从此以后，不再记载“郑国人归还许田”，这是因为经文中使用假言，仿佛只是暂时借给郑国土地，实际上仍是鲁国的财物，所以不能记载“郑国人归还它”。

【四】孔父嘉是孔子的六世祖

查考《世本》记载：华父督，是宋戴公的孙子，好父说的儿子。孔父嘉生了木金父，木金父生了祁父。祁父的儿子逃奔到鲁国，称为防叔。防叔生了伯夏，伯夏生了叔梁纥，叔梁纥生了仲尼（孔子）。因此，孔父嘉是孔子的六世祖。

【五】称“督”以定罪，称“孔父”以责备他。

查考《公羊传》《谷梁传》以及前代儒者都认为，因为孔父是善人，所以经文中书写他的“字”。我知道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查考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传文中说他是握着符节而死，所以经文中书写他的官职；又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传文中认为他是无罪的，所以不书写他的名字。现在孔父的死，传文中没有记载他的善行，所以杜预的意思是，“父”是名字，就像齐侯禄父、宋公兹父一样，“父”既然是名字，那么“孔”就是氏。就像仇牧、荀息被杀，都书写了名字和氏。大概孔父的先世以孔为氏，所以传文中说“督攻打孔氏”。妇女出门，礼节上必须遮蔽面部，孔父的妻子出行，让人看见了她的容貌美丽，这是不能治理好家门。又加上宋殇公喜好攻战，孔父必须伏死力争，却顺从了君主的错误，这是招致百姓怨恨，祸患的根源在于孔父，于是灾祸波及了他的君主。这似乎像公子比劫持君主自立，加上了弑君的罪名。杜预累积了他的罪恶，所以用书写名字来责备他。刘炫不明白这个道理，胡乱指责杜预的错误，是不对的。

【六】周公的庙称为大庙

《礼记·明堂位》记载鲁君在季夏六月用禘礼在大庙祭祀周公。《文公十三年》《公羊传》说：“周公的庙称为大庙，所以知道大庙是周公的庙。”

【七】凡是盟会不记载“至”，都是不告庙

《释例》说：“凡是盟会，有一百零五次，其中一百七十六次记载了‘至’，有八十二次；其中不记载‘至’的，有九十四次，都是不告庙。隐公不告庙，是谦恭；其他国君不告庙，是对礼节的轻慢。”这是说明不告庙就不记载“至”的意思。

【八】传文中有时假托君子，有时特别称引仲尼。

传文中所说的君子，有时是当时的贤者，有时是指斥仲尼，有时是话语出自左丘明的意思，而假托给贤者，目的在于阐明道理罢了，不再曲折地设立义例。只有河阳的狩猎，赵盾的弑君，泄冶的罪过，这些危险可疑的道理，需要取信于圣人的证据，所以特别称引仲尼来阐明。其余的都假托给君子。君子，是说可以居上位，治理下民，是有美德的美称。这里说先记载弑君，这是仲尼的新意。不说仲尼而说君子，是想表明君子之人的心意都是如此，不仅仅是仲尼一人【又如二年防稷之盟，促成宋国的动乱，见后文】。

【九】解释清庙茅屋的含义

《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有葺屋和瓦屋，那么房屋的覆盖物，有的是草有的是瓦。传文中说清庙是茅屋，那屋顶必定是用茅草。但用茅草覆盖屋顶，没有其他记载。《明堂位》说：“山节藻棁，宗庙重檐，刮楹达乡，反玷出尊。”崇玷康圭，疏屛，是天子宫庙的装饰。这些装饰完备，极尽文采，不应该用茅草覆盖。有茅草的地方，杜预说：“用茅草装饰房屋，是节俭。只是用茅草装饰而已，不是说多用茅草全部作为覆盖。”就像童子垂发和蔽膝之类，只是表示保留古制罢了。《白虎通》说：“君王之所以建立宗庙，是因为活着时侍奉死者，尊敬亡者如同他们还在，所以用宗庙来侍奉他们。”这是孝子的心意。宗，是尊的意思；庙，是貌的意思，象征先祖尊贵的容貌。那么象征尊贵容貌，享用祭祀的地方，严肃其屋宇，简略其出入，那里肃然清静，所以称为清庙。清庙，是宗庙的统称。《诗经·颂》中的《清庙》，是祭祀文王的歌，所以郑玄用文王来解释。说天德清明，文王效法它，所以称为清庙。这里广泛指代各座宗庙，不仅仅是文王，所以用清静来解释。

【十】大路是赐给的车，总称越席，以示节俭。

“路”训释为“大”。君主所在的地方，以大为号。门叫路门，寝宫叫路寝，车叫路车。所以君主的车辆，通称为路。《周礼》巾车掌管天子的五路。郑玄说：“天子在车上叫路”。那是解释天子的车，所以说天子在耳。其实诸侯的车，也称为路。大路，是路车中最大的。巾车五路，玉路最大。所以杜预用玉路作为大路。《巾车》说：“玉路用锡装饰樊缨，有十二重，树立大常旗，有十二条旒，用来祭祀”。所以说这是祭祀天的车。越席，是用蒲草编织的席子，放在玉路之中，作为垫子以示节俭。经传中记载大路的很多，注释者都根据文意进行解说。《尚书·顾命》陈列器物，有大辂、缀辂、先辂、次辂。孔安国认为用玉、金、象来装饰车，因为遍陈各种路车，所以用《周礼》来排序。僖公二十八年，周王赐给晋文公大辂的服饰。定公四年，祝鮀说先王分给鲁、卫、晋大路。注释都认为这是金路，因为《周礼》中金路是同姓分封所用，玉路

译不能认为大路是赏赐之物，因此知道大路都是金路。《春秋》襄公十九年，周天子将大路赏赐给郑国的子蟜。襄公二十四年，周天子将大路赏赐给叔孙豹。两处注释都说：“大路，是天子所赐车马的总称。”根据《周礼》，孤乘坐夏篆车，卿乘坐夏缦车。《释例》认为所赐给穆叔（叔孙豹）和子蟜的大路应当是革路和木路，所以杜预将大路视为赐车的总称。服虔说：“大路、木路。”杜预不赞同这种说法，是因为大路铺有越席，这就如同清庙使用茅草屋顶一样。清庙的华美，是用茅草装饰屋顶，以示节俭；玉路的精美，是用越席来显示质朴。如果大路是木路，那么它就和越席成为两种不同的东西了，难道清庙和茅屋又是两样东西吗？所以杜预认为大路就是玉路。在玉路上铺设越席，这才可以用来显示节俭。所以沈氏说：“玉路虽然华丽，也用越席来显示节俭。”而刘君凭空生出不同的见解，认为大路是木路，胡乱非议杜预，这是错误的。

译【十一】大羮不致，粢食不凿

《释草》篇说：“粢就是稷。”舍人说：“粢是稷的别名，稷就是粟。”郭璞说：“现在江东人把粟称为粢。”《士虞记》说：“明齐。”郑玄说：“今文作‘明粢’，粢就是稷。”由此可见，粢是稷的别名，但稷是众谷之首，粢也是众谷的总称。《周礼·小宗伯》中辨别六种粢的名称和物类，郑玄说：“六粢指的是黍、稷、稻、粱、麦、苽，这是说众谷都称为粢。”祭祀用的谷物，黍和稷用得最多，所以说“黍稷称为粢”。饭叫做食，传文说“粢食不凿”，意思是用黍稷做饭，不要求磨得很细。《九章算术》中规定：粟的比率是五十，凿（精米）的比率是二十四，意思是五斗粟可以磨出二斗四升米，这就是米的精细程度。《仪礼·士虞》和《特牲》篇都设置大羮和湆，这是为了表示对尸（代表受祭者的活人）的尊敬。

【十二】华虫以上，言作防宗彛；以下言絺绣。

注：衮画至持簿正义曰：“画衣，是指在祭服上画龙。”〇衣纁裳，“《诗经》称”〇衮，“是”〇衣而画以衮龙，“衮”的意思是卷曲，指龙首卷曲的样子。“《玉藻》说”龙卷以祭，“可知是指龙首卷曲。”“《尚书·益稷》说”帝曰：“我想看看古人的形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用作防备和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用作刺绣。”“说‘观看古人的形象’，是指观看衣服上所象征的从日月到黼黻这十二种事物，它们都是衣服上所有的。”“华虫以上说‘作防宗彞’，以下说‘絺绣’，那么这两者虽然都在衣服上，但施用方式不同。”“《冬官·考工记》说”画与绣，布采异次，“可知在衣上是画上去的，在裳上是刺上去的。”所以郑玄在礼注及《诗》笺中都说：“衣上绘彩，裳上刺绣。”由此可知衮是画上去的纹样，所以说“衮画衣”。“衮衣以下的章数”，郑玄注《司服》说：“有虞氏有十二章，从日月以下，到周代，日月星辰画在旗帜上，又把龙画在山上，把火画在宗彝上。”“冕服从九章以下”，如郑玄所说九章者，“龙一、山二、华虫三、火四、宗彝五，在衣上；藻六、粉米七、黼八、黻九，在裳上。”“鷩冕去掉龙和山，从华虫以下七章，华虫一、火二、宗彝三，在衣上；其余四章在裳上。”“毳冕去掉华虫和火，五章，从宗彝以下，宗彝一、藻二、粉米三，在衣上；其余二章在裳上。”“希冕去掉宗彝和藻，三章，从粉米以下，粉米一，在衣上；其余二章在裳上。”“〇冕，它的衣上没有画纹，裳上只刺黻纹而已。”“杜预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数九种纹样，不取宗彝，这与郑玄不同。”“冠是首服的大名，冕是冠中的别号，所以说冕冠。”“《世本》说”黄帝制作冕。“宋仲子说”冕冠有旒。“礼文残缺，形制难以详知。”“《周礼·弁师》掌管天子的五冕，都是〇冕，朱红色里子，只说〇和朱，没说用什么材料。”“《论语》说”麻冕是礼制。“大概是用木头做骨架，上面用布覆盖，〇下朱色，取天地之色，其长短广狭，经传中没有记载。”“阮谌《三礼图》、《汉礼器制度》说”冕的形制都是长一尺六寸，宽八寸。“天子以下都相同。”“沈约引用董巴《舆服志》说”宽七寸，长一尺二寸。“应劭《汉官仪》说”宽七寸，长八寸。“沈约又说”宽八寸、长一尺六寸的是天子的冕，宽七寸、长一尺二寸的是诸侯的冕，宽七寸、长八寸的是大夫的冕。“但古礼残缺，不知哪个正确？所以都记载下来。司马彪《汉书·舆服志》说：孝明帝永平二年，初次诏令有司采集《周官》《礼记》《尚书》的记载，制作冕。都是前圆后方，朱红色里子，〇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天子用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诸侯用青玉珠七旒，卿大夫用黑玉珠五旒。都有前无后。这是汉代的制度。古礼，郑玄注《弁师》说：天子衮冕，用五种颜色的缫线，前后各十二旒。每旒有五种颜色的玉十二颗。鷩冕前后九旒，毳冕前后七旒，希冕前后五旒，〇冕前后三旒。每旒都有五种颜色的玉十二颗。上公衮冕用三种颜色的缫线，前后九旒。每旒有三种颜色的玉九颗。侯伯鷩冕用三种颜色的缫线，前后七旒。每旒有三种颜色的玉七颗。子男毳冕用三种颜色的缫线，前后五旒。每旒有三种颜色的玉五颗。孤卿以下，都用两种颜色的缫线，两种颜色的玉。其旒和玉的数量，各自依照命数而定。称为冕的原因，是冕有俯下的意思。因为它后高前低，有俯下的形状，所以因此得名。大概是因为在上位的人容易失于骄矜，想要让地位越高的人志向越谦下，所以制定这种服饰，让尊贵者谦卑于卑贱者。黼韠制度相同而名称不同。郑玄《诗笺》说：芾，是上古蔽膝的形象。冕服称为芾，其他服饰称为韠。用皮革制成，所以说黻韦韠。《诗经》说：赤芾在大腿处。那么芾是遮在大腿上的衣物，所以说用来遮蔽膝盖。郑玄注《易纬·干凿度》说：古人打猎捕鱼而食，因而穿着兽皮。先知道遮蔽前后，知道遮蔽后面。后来的君王用布帛代替，却单独保留遮蔽前面的部分，是重视古道而不忘本。这是解释黻韠的由来。《易·下系辞》说：包牺氏统治天下时，制作网罟，用来打猎和捕鱼。那么打猎捕鱼而食，穿着兽皮，是伏羲氏的时候。《礼运》讲述上古时说：从前先王吃鸟兽的肉，穿它们的羽毛和皮，这就是打猎捕鱼而食，因而穿着兽皮。又说：后来的圣人兴起，治理麻丝

译布帛。《易经·系辞》说：黄帝、尧、舜垂下衣裳，天下便治理好了。那么，《易经》中提到的布帛，是从黄帝开始使用的。垂下衣裳，穿着布帛，最初必定始于黄帝。至于保留蔽膝的形制，不知是从哪个朝代开始的。《礼记·明堂位》说：有虞氏穿着韨。这是说舜开始制作韨。只是尊崇祭祀礼服而给它不同的名称罢了，未必是此时才开始存在这种形制。知道冕服上的蔽膝称为黻，是因为《易经》说：“朱红色的绂带刚刚到来，利于享祀。”知道其他服饰上的蔽膝称为韠，是依据《士冠礼》，士穿着皮弁、素端，都佩戴韠。所以其他服饰上的蔽膝称为韠，以冕服为主，不称为韠。这里想要用两种服饰互相比照，所以把黻称为韦韠。黻和韠，不过是祭服和其他服饰的不同名称罢了，它们的体制是相同的。《玉藻》解释“素端服所配的韠”时说：“韠，国君用红色，大夫用白色，士用爵韦。”开头说韠，句末说韦，说明都是用韦皮制成的。凡是韠都象征裳的颜色，说国君用红色，大夫用白色，那么尊卑等级的韠只是颜色不同而已，没有其他装饰。而黻则有纹饰。《明堂位》说：“有虞氏的黻，夏后氏画山，殷代画火，周代画龙章。”郑玄说：“韨是冕服上的蔽膝，舜开始制作它，用来尊崇祭服。禹、汤直到周代增加绘画纹饰，后来的君王更加装饰。画山取其仁德可仰，画火取其光明，画龙取其变化。天子具备所有纹饰，诸侯只有火及以下纹饰，卿大夫画山，士只用韦皮罢了。”这是解释黻的装饰。《玉藻》说：“韠下宽二尺，上宽一尺，长三尺，颈部宽五寸，肩部革带宽二寸。”郑玄说：“颈部宽五寸，也是指宽度。颈部在中央，肩部两角都向上连接革带以系住它。肩部和革带的宽度相同。”这是解释韠的体制。经传中再没有关于黻体制的记载，都是韠的含义，说明它的体制与韠相同。经传中写作黻，有的写作韨，有的写作芾，音义相同。徐广《车服仪制》说：“古代的黻就像现在的蔽膝，战国时期连年战争，因为韨不是兵器装饰而去掉了它。汉明帝重新制作韨，天子用红色皮革做蔽膝，蔽膝就是古代的韨。那么汉代蔽膝仍然使用红色皮革，魏晋以来用绛色纱制作，这就是古今不同了。因为使用丝织品，所以字有的写作绂。”天子的笏用玉制作，所以称为珽，即玉笏。《管子》说：“天子手持玉笏以朝拜太阳，这里有玉笏的文字记载。”礼仪中有笏，《玉藻》说：“凡是在君主面前指画示意，使用笏。在君主面前接受命令，就写在笏上。”《释名》说：“笏，就是忽，君主有命令就写在上面，防备忽然忘记。或者说笏可以簿记疏略事物。”徐广《车服仪制》说：“古代无论贵贱都手持笏，就是现在的手板。”那么笏与簿、手板不过是不同的名称罢了。《蜀志》记载“秦密拜见太守，用手板打脸颊”，说明汉魏以来都手持手板，所以说“就像现在官吏手持簿板”。《玉藻》说：“笏是普遍使用的，根据身份加以装饰。”意思是无论贵贱都使用笏，通过装饰来显示尊卑。其上文说：“笏，天子用球玉，诸侯用象牙，大夫用鱼须装饰的竹，士用竹本象牙也可以。”郑玄说：“球，是美玉。文，就是装饰。大夫、士用装饰过的竹做笏，不敢与君主并用纯一之物，这是尊卑不同的原因。大夫和士的笏都用竹，大夫用鱼须装饰，士用象骨装饰。”装饰不敢纯用一种材料，所以低于君主。使用的材料既然不同，体制也不同。《玉藻》说：“天子插着珽，方正于天下；诸侯的笏前曲后直，对天子表示谦让；大夫的笏前曲后曲，无所不让。”郑玄认为，称为珽，珽的意思是正直没有弯曲，前后都方正。荼意为舒缓柔弱，所畏惧的在前面。圆削其首，对天子表示屈从。大夫上有天子，下有自己，所以首尾都圆，前后都谦让，这是形制不同的原因。其长度则诸侯以下与天子又不同。珽又名大圭，《周礼·典瑞》说：“王插着大圭以朝拜太阳”，就是这样。《冬官·考工记》说“大圭长三尺，天子穿着礼服使用”，这是天子的珽长三尺。《玉藻》说：“笏长二尺六寸，短于天子。”大概诸侯以下的长度都是这样。

译【十三】“带”指的是革带，以及幅和行縢。

注：从“带”到“革带”为止。〇关于“履”，《正义》说：“下文提到‘鞶’，这是绅带，由此可知这里的‘带’是革带。”《玉藻》说：“革带的宽度为二寸。”郑玄说：“凡是佩玉都系在革带上。”《白虎通》说：“男子有鞶和革带，是为了显示有金戈革甲之事。”既然如此，是因为有金革之事，所以用皮革做带子，带子是用来佩挂物品的。《左传·昭公十二年》说：“裳是衣服下部的装饰。”经传通行的体例，都是上衣下裳，所以说“衣服下部叫作裳”。幅和行縢，是古今不同的名称，所以说“就像现在的行縢”。《诗经》说：“邪幅在下。”毛传解释说：“幅，就是偪，用来自我约束。”郑笺说：“邪幅就像现在的行縢。”约束小腿，从脚到膝盖。縢解释为缄闭，那么行走时缄闭足部，所以叫作行縢。斜着缠绕束缚，所以叫作邪幅。舄，是屦的一种细分。郑玄〇《周礼·屦人》注说：“〇下有厚底的叫作舄，单底的叫作屦。”那么舄和屦的区别，在于下面是否有厚底。屦是总称，所以说“舄〇履是指其〇下底”。郑玄〇又说：“天子诸侯在吉事中都穿舄。”赤舄，是冕服所配的舄；白舄，是皮弁所配的舄；黑舄，是〇端所配的舄。士都穿屦：纁屦，是爵弁所配的屦；白屦，是皮弁所配的屦；黑屦，是〇端所配的屦。卿大夫穿冕服的，也穿赤舄；其他服饰则穿屦。王后穿袆衣，〇舄；穿褘狄，青舄；穿阙狄，赤舄；穿鞠衣，黄屦；穿展衣，白屦；穿褖衣，黑屦。诸侯夫人及卿大夫的妻子，穿褘衣和狄服的，都穿舄；其他服饰都穿屦。舄的装饰，用对比的颜色：赤舄，用黑色装饰就是例子。屦的装饰，用相近的颜色：白屦，用黑色装饰就是例子。

【十四】解释衡、紞、纮、綖，都是冠冕的装饰。

注：《衡维至上覆正义》说：这四样东西，都是冠的装饰。《周礼》中追师掌管王后的头饰，追衡、笄。郑司农说：衡是维持冠的。郑玄〇说：祭服有衡，垂在副的两旁，对着耳朵，下面用紞悬挂瑱。既然妇女的头饰有衡，那么男子的头饰也是如此，冠依靠这个来支撑站立，所以说维持冠。追，是治玉的名称，王后的衡用玉制成，所以由追师掌管。弁师掌管天子的五冕，弁和冕都用玉笄，那么天子的衡也用玉。诸侯以下衡所用的材质，则没有听说过。紞，是悬挂瑱的绳子，垂在冠的两旁，所以说冠的垂饰。《鲁语》中敬姜说：“王后亲自织〇紞”，那么紞一定是用织线做的，像现在的绦绳。郑玄〇《诗》笺说：“充耳是用来悬挂瑱的，有的叫作紞。”织紞的人，君主用五色，臣子用三色，这就是〇。縧一定是杂色，而《鲁语》只说〇，是因为〇是天色，所以特别提及，并不是说纯〇色。纮、缨都用组带制成，是用来把冠结在人头上的。缨用两组带子，系在两旁，结在下巴下面，垂下多余的部分。纮用一组带子，从下弯曲向上，系在两旁，垂下多余的部分。纮、缨同类，互相参照，所以说纮缨是从下向上的。《弁师》掌管天子的五冕，都用玉笄。《朱纮祭义》称诸侯冕而青纮，《士冠礼》称缁布冠青组缨，皮弁笄，爵弁笄，缁组缨。郑玄〇说：有笄的用组带做纮，垂下作为装饰；无笄的用缨结住绦带。因为有笄的用纮受力少，所以从下向上系；无笄的用缨受力多，所以从上向下结。冕、弁都有笄，所以用纮；缁布冠没有笄，所以用缨。《鲁语》称公侯夫人织纮綖，知道纮也是织成的。《士冠礼》说组缨、组纮，知道天子诸侯的纮也用组带。綖，是冠上的覆盖物。冕用木头做骨架，用〇布覆盖在上面，叫作綖。《论语》、《尚书》都说“麻冕”，知道应当用布。《弁师》掌管天子的五冕，都是〇冕，知道颜色用〇。孔安国《论语》注说“绩麻二十升布来做冕”，这就是綖。郑玄〇《玉藻》注说：“綖，是冕上的覆盖物。”这里说“冠上的覆盖物”，冠冕是通称，所以此注衡和綖都以冠来说，其实都是冕的装饰。

【十五】这十二样东西都有法度。

这上面的十二样东西，都是说明它们的制度。哀伯思考到这些，就说没有次序。郑玄〇《觐礼》注说：“上公的衮服没有升龙，天子有升龙，有降龙，这是衮服有法度。冕服则公从衮以下，侯伯从鷩以下，这是冕服有法度。黻则诸侯用火以下，卿大夫用山，这是黻有法度。珽则玉和象牙不同，长短也不同，这是珽有法度。衮冕、鷩冕的裳有四章，毳冕、希冕的裳有二章，这是裳有法度。”郑玄〇《屦人》注说：“王吉服的舄有三等，赤舄为上，是冕服的舄；下面有白舄、黑舄。王后祭服的舄有三等，〇舄为上，是袆衣的舄；下面有青舄、赤舄，这是舄有法度。紞则君主五色，臣子三色，这是紞有法度。天子朱纮，诸侯青纮，这是纮有法度。至于带、幅、衡、綖则没有具体说明，经文说昭示其法度，是表明其

译尊，是说各自都有法度制度。」

译【十六】礼书中提到“缫”字，都含有与玉相配的文饰。

注：藻率直到下部的装饰。正义说：郑玄在《觐礼》注中说：缫是用来衬托玉的，用皮革包裹木头，长宽都根据玉的大小而定。《典瑞》注中说：缫有五种颜色的纹饰，用来荐举玉，木头作为中间的骨干，用皮革包裹并画上纹饰。这里说用皮革制作，指的是木头上包裹的皮革，实际上木头是骨干。礼书中提到缫，都与玉相配的文饰有关。《大行人》称之为缫藉，《曲礼》单独称为藉，所以知道它是用来衬托玉的。《大行人》说：公手持九寸的桓圭，缫藉也是九寸，可知大小都与玉相符。《大行人》注说：缫藉用五种颜色的皮革包裹木板，如果安放玉就用藉来衬托，因此安放玉的时候必须有缫来衬托玉，所以大小与玉相同。《典瑞职》说：王手持镇圭，缫藉五种颜色五重，用来朝见太阳；公手持桓圭，侯手持信圭，伯手持躬圭，缫都是三种颜色三重；子手持谷璧，男手持蒲璧，缫都是两种颜色两重，用来朝见、觐见、宗庙相遇、防同于王。这是王五种颜色，公侯伯三种颜色，子男两种颜色。凡是说五种颜色的，都是青、黄、朱、白、苍三种颜色，朱、白、苍两种颜色，朱、绿重合而成。五重就是五圈，每一圈为一重。礼书中提到藻，虽然文饰很多，《典瑞》《大行人》《聘礼》《觐礼》都只说缫，有的说缫藉，没有说缫率的，所以服虔认为藻是画率，是刷巾。杜预认为藻率是一样东西，用来擦拭物品的巾，没有叫率的，服虔说礼中有刷巾的事，没有出处，而且哀伯称之为昭数，固然应该是礼中大的方面，难道会把擦拭物品的巾和藻藉归为一类吗，所以知道藻率正是藻的别名。藻被称为藻藉，为什么不能称为藻率呢？《玉藻》讲述带的制度说：士用练带，率在下边分开。凡是带有率没有箴功。郑玄说：士以下都是单层不缝合而边缘缉边，就像现在制作头巾一样。那么单层不缝合而边缘缉边，称之为率。这里用皮革包裹木头，大概也是边缘缉边，所以称为率。郑司农《典瑞》注把缫读作藻率的藻，似乎也是缉边和率共同构成藻。《诗经》说：鞞琫容刀。所以知道鞞鞛是佩刀和削的装饰。《少仪》说：刀授予鞘，削授予拊削，是刀这一类，所以与刀连在一起说。鞞鞛两个名称，明显装饰有上下，先鞞后鞛，所以知道鞞是上部的装饰，鞛是下部的装饰。刘君根据《毛诗》传下说：鞞上叫琫，而批评杜氏，但鞞鞛有时在上有时在下，都没有确切的正文，不可以批评杜氏的错误。

【十七】解释鞶厉，贾逵、服虔、杜预与郑玄不同。

注鞶绅直到索帬，正义说：《易经》讼卦上九“或赐给他鞶带”，知道鞶就是带。用带束腰，垂下多余的部分作为装饰，称为绅。上边的带是革带，所以说鞶绅带，用来区别上边的带。《玉藻》讲述带说：“大夫大带是一个名称大带。”《诗经》毛传说：“厉是带垂下的部分。”所以采用毛传的说法认为厉是大带垂下的部分。大带垂下的部分称为绅，又称为厉，绅是带的名称，厉是垂下的样子。《诗经》称“垂带”，而厉是厉为垂下的样子。《玉藻》称“天子素带朱里终辟，诸侯素带不朱里，大夫革辟垂带，都宽四寸，士带宽二寸，再缭四寸，缁辟下垂。”贾逵、服虔等解释鞶厉都与杜预相同，只有郑玄独自不同。《礼记·内则》注把鞶当作小囊，读厉如同裂繻的裂，说鞶囊必定裂缯缘之作为装饰。考察《礼记》称“男鞶革，女鞶丝”，鞶是带的别称，于是把鞶当作带名，说它的带革带丝，鞶不是囊的名称。《礼记》说：“妇事舅姑，施鞶袠。”袠是囊的别名，现在人把裹书的东西称为袠，说它施带施囊。它的鞶也不是囊。如果把鞶当作小囊，那么袠是什么器具？如果袠也是囊，那么不应该带两个囊。由此知道鞶就是绅带，才符合实际。游是旐垂下的部分，斾的别名。九旗虽然各有名称，而旌旗作为总称，所以说旌旗的游。考察《巾车》“王建大常十有二游”，又《大行人》说：“上公九斿，侯伯七斿，子男五斿，其孤卿建旐，大夫士建物，其斿各如其命数。”其鸟旟则七斿，熊旗则六斿，旐则四斿。所以《考工记》说：“鸟旟七斿以象鹑火，熊旗六斿以象伐，旐四斿以象营室。”就是这样。郑司农《巾车》注说：“礼家说曰，缨当胸以削革为之。”郑玄说：“缨现在马鞅是。”缨在马膺前。服虔说：“缨如索帬。”现在乘舆大驾有之。那么汉魏以来大驾的马膺有索帬，是缨的遗象，所以说如索帬。考察《巾车》“玉路樊缨十有再就”，郑玄注说：“樊及缨都以五种颜色的罽装饰。”金路樊缨九就，象路樊缨七就，革路绦缨五就。郑玄说：“其樊及缨以绦丝装饰。”木路翦樊鹄缨，郑玄说：“以浅黑装饰韦为樊，鹄色装饰韦为缨。”不说就数，装饰与革路相同。

【十八】锡铃没有不同的说法，只有鸾和有很多说法。

注：锡在直到鸣声，正义说：

译郑玄在《周礼·巾车》的注中说：“锡是马额上的当卢，用刻金制成，这就是所谓的镂锡。”《诗经》的笺注说：“眉上称为锡，刻金装饰它，使其成为当卢。”既然锡在马眉之上，所以说它在马额上。《诗经》提到“輶车鸾镳”，由此可知鸾在镳上。镳在马口两旁，衡在驾辕马的颈上。鸾和也是铃，因为所处位置不同，所以名称不同罢了。《尔雅·释天》说：“旌旗上有铃的叫旂。”李巡说：“把铃放在旐的末端，这就是铃在旂上。”锡在马额，铃在旂，以前的经学家对此没有不同的说法。至于鸾和所在的位置，旧说则各不相同。《毛诗》传曰：“在车轼上叫和，在镳上叫鸾。”《韩诗》内传曰：“鸾在衡上，和在车轼前。”郑玄在《经解》注中采纳《韩诗》的说法。《秦风》的笺注说：“把鸾放在镳上，这与乘车不同。”其意思是说乘车的鸾在衡上，田车的鸾在镳上。等到《商颂·烈祖》的笺注，又说“鸾在镳”，这是怀疑不能确定，所以两种说法都采纳了。查考《考工记》：“车轮的高度、车身的宽度、衡的长度三者相等，那么衡所能容纳的只有两匹驾辕的马。”《诗经》中常说“八鸾”，应当是说每匹马有两个鸾。如果鸾在衡上，只有两匹马，怎么能放置八个鸾呢？由此可知鸾一定在镳上。鸾既然在镳上，那么和应当在衡上。经传中没有提到和的数量，不知道和有几个。这四者都是用金属制成的，所以动起来都有鸣响的声音。

译【十九】旂旗上不绘制星辰，这是统括大常而言的。

春官神士掌管三辰的法度。郑玄也认为三辰是指日、月、星。称之为辰，是因为辰代表时间。太阳用来照亮白昼，月亮用来照亮黑夜，星辰则在天上运行，黄昏与黎明交替循环从而确定正位，以此来向百姓显示早晚，百姓得以据此作为时节。所以这三者都称为辰。三辰是上天光明照耀天下，所以绘制在旌旗上，象征天明的光辉。九种旗帜中，只有日月是常设的，没有说绘制星辰，大概是因为大常之上又绘制了星辰。《穆天子传》记载天子安葬盛姬时，树立日月七星，大概是指绘制北斗七星。查考司常的记载，交龙图案的是旂，熊虎图案的是旗，不绘制三辰，却称三辰旂旗，是因为旂旗是九旗的总称，可以统括大常，所以举出它来说明。

【二十】武王迁移九鼎，有经营洛邑的意图。

注解说九鼎到达郏鄏，正义说：根据《左传》宣公三年的记载，知道九鼎是殷商从夏朝继承来的九鼎。战国时期，防称齐国救援周朝，索取九鼎，颜率对齐王说：“从前周朝讨伐殷商而取得九鼎，一鼎需要九万人牵引，九鼎需要八十一万人牵引。”牵引鼎的人数或许是虚言，但要知道鼎有九个，所以称为九鼎。知道武王将九鼎迁移到洛邑，想要把它作为都城，是因为鼎是帝王所重视的，世代相传作为宝器，在戎衣大定之日，自然可以迁移安置。西周于是将九鼎迁移安置在洛邑，所以知道本意是想要把它作为都城。又根据《尚书·洛诰》解说周公经营洛邑，就知道武王只有迁移的意图，周公才最终经营建成。《地理志》说：“河南县，是原来的郏鄏之地，武王将九鼎迁移到这里。”周公成就太平，经营作为都城，这就是王城。到了平王居住在这里，说就是现在的河南城，晋朝时仍然称为河南县。成王定鼎，是《左传》宣公三年传文的内容。

【二十一】楚僭越称王，蔡、郑恐惧而会合谋划。

《地理志》说：“云南郡江陵县，是原来的楚国郢都。楚文王从丹阳迁都到这里。”《世本》说：“楚鬻熊居住在丹阳，武王迁都到郢。”宋仲子说：“丹阳在南郡枝江县。”现在南郡江陵县北有郢城。《史记》说：“文王迁都到郢。”《地理志》依据《史记》的说法，此时应当是楚武王。谱系说：“楚国芈姓，是颛顼的后代。其中的鬻熊侍奉周文王，早逝。成王封他的曾孙熊绎在楚国，以子男的田地居住在丹阳，就是现在的南郡枝江。”熊达开始称武王。武王十九年，是鲁隐公元年。武王居住在郢，就是现在的江陵。昭王迁都，是惠王八年，获得麒麟的那一年。惠王二十一年，《春秋》的传文结束了。惠王五十七年去世，从惠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九十年，秦国灭掉了楚国。《楚世家》说：“武王派遣随国人请求王室尊崇我的称号，周王不听，回报楚国。楚王愤怒，于是自立为楚武王。”这是楚武王开始僭越称王。刘炫说：“号为武，武不是谥号。”

【二十二】国君出行必定告祭宗庙，返回必定告祭到达。

凡是国君出行，或者是朝见，或者是防务，或者是结盟，或者是征伐，都是如此。孝子侍奉父母，出行必定告知，返回必定当面禀报。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所以出行必定告祭宗庙，返回必定告祭到达。不说告祭祢庙，而说告祭宗庙，是因为各庙都告祭，不仅仅是祢庙。《礼记·曾子问》说：诸侯前往天子处，必定告祭祖庙，在祢庙奠祭，命令祝史告祭宗庙。诸侯相见，必定告祭祢庙，命令祝史告祭五庙。返回必定亲自告祭祖祢，然后命令祝史告祭到达之前所告祭的庙。由此来说，诸侯朝见天子，则亲自告祭祖祢，祝史告祭其余的庙；朝见邻国，则亲自告祭祢庙，祝史告祭其余的庙。路途遥远的，也亲自告祭祖庙。所以在返回时，说告祭祖祢，表明出行时也告祭祖庙。

【二十三】告祭宗庙必定用币帛，朝见、防务、结盟、征伐相同。

曾子问说：“凡是告祭使用制币，返回也这样吗？那么出入都用币帛告祭。只是出行则告祭后随即出发，返回则告祭完毕，又举行饮至礼。所以出行说告祭宗庙，返回说饮至，以此显示到达有饮酒而出发没有饮酒。饮至礼，是嘉奖其到达，所以因此在庙中饮酒作乐。”《左传》襄公十三年传说：“公从晋国回来，孟献子在庙中记录劳绩，这是合乎礼的。记录劳绩、记述功勋，其事是一回事。放下酒杯才记述功勋，记述功勋应当在庙中，知道饮至也在庙中。那是公从晋国朝见回来告祭宗庙，这是公从唐地结盟回来告祭宗庙。”十六年，公从征伐郑国回来，传文说：“用饮至的礼仪，征伐回来告祭宗庙。”三者传文都说合乎礼，知道朝见、防务、结盟、征伐告祭宗庙的礼仪相同，传文之所以反复说明凡例。朝见回来告祭到达，而献子记录劳绩，那么记述功勋者不仅仅是讨伐的功勋，即使是平常事务中有安定国家、安宁百姓的，或许也在庙中记录功勋。国君出行告祭到达，必定用嘉奖记述昭告祖祢，有功则放下酒杯记述功勋，无功则告祭事务而已，没有不告祭的。返回必定告祭，而《春秋》中国君出行一百七十六次，记载到达的只有八十二次，其余不记载的，《释例》说：“凡是国君出行不记载到达的，有九十四次，都是不告祭宗庙。”

【二十四】荣辱、死亡、迁徙都有告祭宗庙。

如果事实可耻而不以为耻，返回告祭宗庙，那么史官也记载它。《左传》宣公五年传说：“公前往齐国，高固让齐侯留住公，请求”

译叔姬焉。”夏季，鲁宣公从齐国回来，史书这样记载是记述他的过错。《释例》说：“被拘禁的耻辱，厌弃尊位、毁坏班列，因此连累了先君，使社稷蒙羞。本来应当克制自身、归罪于己，不应用庆贺的礼仪来结束行程。”宣公前往齐国，既然已经被拘禁，又与邻国的大臣连续通婚，却举行饮至的礼仪，所以《左传》说：“这是记述过错。”这是不应该告祭祖先却去告祭，所以史书这样记载以显示他的过错。《释例》又说：“桓公去世，从齐国回来，这是死后回朝告祭宗庙而记载‘至’的情况。庄公违背礼制前往齐国，观看社祭却使用饮至的礼仪，这是失礼而记载‘至’的情况。宣公在黑壤之防，因贿赂而免于灾祸，避讳不记载结盟，却又记载‘至’，也是避讳不把被拘禁的事告祭宗庙。襄公从晋国回来，这是荣耀归来而记载‘至’的情况。昭公从齐国回来，居住在郓地，这是应当告祭而记载‘至’的情况。”

译【二十五】放下酒杯就记录功劳，表彰在防地建立的勋劳。

注：爵是饮至时用来记功的酒器。正义说：《韩诗》解释说，一升容量的酒器叫爵，爵意为尽、足；二升容量的叫觚，觚意为寡，饮酒应当寡少；三升容量的叫觯，觯意为适，饮酒应当自适；四升容量的叫角，角意为触，饮酒不能自适，就会触犯罪过；五升容量的叫散，散意为讪，饮酒不能自我节制，就会被人谤讪。这些酒器总称为爵，实际上叫觞，觞意为饷。那么饮酒的器具，名称有五种，而总称为爵。查考《燕礼》，爵使用觚和觯，这饮至时用的爵，不过是使用觚和觯罢了。作为君主，赏赐不超过一个月，是想让百姓迅速看到行善的好处，所以放下酒杯就记录在防地的功劳，是说迅速记载有功之人。

【二十六】师服借名字来规劝进谏，而何休却诘难左氏的说法。

太子与桓叔虽然都因战争而得名，但所寄托的寓意不同。仇取自战，表示相仇怨；成师取自能，表示成就军队。顺着名字探求义理，那么太子多怨仇；而成师有徒众。穆侯当初取这些名字，未必先有这种想法。只是宠爱幼子，在当时已经很明显，师服知道桓叔将要兴盛，所以推演出这个道理，借解释名字来作为讽谏，想让他加强主干、削弱枝节罢了。臣子规劝进谏，如果没有头绪，凭借什么来陈述自己的志向呢？并不是说人取名字，一定会有应验。而何休认为左氏所说后来有兴亡，是由取名字的善恶决定的，引用后稷名弃作为膏肓之疾的例子来诘难左氏，这是不对的。

【二十七】卿设置侧室之官，选用宗族中的庶子。

注“侧室至一官”正义说：《礼记·文王世子》说：“公如果有出疆的政务，庶子守公宫，正室守大庙。”郑玄说：“正室，是嫡子。”正室是嫡子，所以知道侧室是众子，说他们在嫡子的旁侧。《文十二年传》说：“赵有侧室叫穿”，这是卿得以设立这个官职的依据。卿的家臣，数量很多，只说设立这一个官职，是因为其余各官职事务连着国家，遇事选用，异姓都可以担任，而侧室这一官职必须用同族，这是卿荫庇所及，只知宗族事务，所以特别提及。查考《世族谱》，赵穿是赵夙的庶孙，对于赵盾是从父昆弟，却担任赵盾的侧室，然而选用宗族中的庶子来担任，未必是立卿的亲弟弟。

【二十八】大夫本人是嫡子，作为小宗，所以其次者为贰宗。

注：适子至辅贰，正义说：礼有大宗、小宗。天子、诸侯的庶子，称为别子，以及异姓受族为后世始祖的人，世代嫡子继承，百世不迁，称为大宗。作为父亲后嗣的人，众兄弟尊奉他，五世则迁，称为小宗。五世迁的，是指高祖以下，丧服未绝，那些继承高祖嫡位的，则在缌服范围内共同尊奉；那些继承曾祖嫡位的，则在小功范围内共同尊奉；继承祖、继承祢所尊奉的也是如此。所以郑玄《丧服小记》注说：“小宗有四种，或继承高祖，或继承曾祖，或继承祖，或继承祢，都到五世则迁。因为缌服已经穷尽，不相尊奉，所以疏远就依次迁徙。”《礼记·大传》说：“有百世不迁的宗，有五世则迁的宗。百世不迁的，是别子的后代。尊奉那继承别子所从出的人，是百世不迁的。尊奉那继承高祖的人，是五世则迁的。”这是说大宗、小宗的区别。大夫本人是嫡子，作为小宗，所以其次者为贰宗，用来相辅助，作为副贰，也设立这个官职。杜预知道不是大宗而说小宗，是因为大夫不一定都是大宗，据说是小宗的多，所以杜预这样说。如果大夫本人是大宗，也只能设立贰宗官罢了。《礼记》根据公族来说，所以说别子为祖，主要说的是诸侯庶子。其实异姓受族也是始祖，他们的继承者也是大宗，只是经文没有提及罢了。沈氏说：嫡子为小宗，是指大夫之身为小宗，次者为贰宗，是指大夫庶弟贰宗与侧室为例，都是官名，与五宗有别。

【二十九】晋国距离洛邑近八百里，所以说在甸服。

注诸侯至服者，正义说：周公划定九州，广土万里，制定为九服。邦畿方圆千里，其外每五百里，称为一服。侯、甸、男、采、卫、要六服为中国，夷、镇、蕃三服为夷狄。大司马称为九畿，说它有期限。大行人称为九服，说它服事王。按照这个数目计算，甸服内畔尚且距离京师千里。晋国距离王城，不容许这个数目，而能在甸服，是周礼设定的法度罢了。土地的形状，不可能像图一样方正平坦，未必每服都符合这个数目。《地理志》说：“起初，洛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是王畿不是正方形。”志又说：“东都方圆六百里，一半是三百里，外有侯服五百里，为八百里。计算晋都在大原，距离洛邑近八百里。”畿既然不是方形，服必然有所改变，所以晋在甸服。

【三十】史书“宋灾”，所以责怪他们；史书“成宋乱”，不是讥讽。

襄公三十年诸侯的卿在澶渊会盟谋划归还宋国的财物，后来却没有归还，史书说“宋灾”，所以责怪他们。这里史书说“成宋乱”，知道不是讥讽接受贿赂。

译四国在澶渊会盟，经文贬称卿大夫而不称国君，这是表示谴责的文辞；此处则详细列举各国爵位，没有贬责的言辞，并非没有过错的样子，可知是为了避讳的缘故，所以依据会盟的本意，采用平实的文辞。文公十七年，晋国在扈地会合诸侯，想要平定宋国的祸乱，后来却没有讨伐，接受贿赂而返回，这件事与这里的情况完全相同。而《春秋》记载“诸侯防于扈”，《左传》说：“记载‘诸侯’，是因为他们无功。”这里也是无功，却不记载“诸侯防于稷”，而是逐一列举各国名称，这是因为在扈地的会盟中，晋国作为霸主，率领诸侯去讨伐祸乱，却接受贿赂而返回，就像僖公十四年诸侯修筑缘陵城，齐桓公作为霸主，修筑城池却没有坚持到底，所以贬称为“诸侯”；这里则是齐、陈、郑三国自行平定祸乱，所以不加贬责的文辞，由此可知不是为了避讳鲁公，不贬称诸侯的原因，是因为狄泉之事的避讳，只是隐去鲁公的名字，其余都予以贬责；如果这里一定要避讳，只需隐去鲁公的名字即可，何必不贬称各国呢？

译【三十一】说靖侯的孙子栾宾担任傅相，表示他受到尊贵宠信。

鲁惠公二十四年，晋国开始发生动乱，所以封桓叔于曲沃。注：惠，指鲁惠公。晋文侯去世，儿子昭侯元年即位，处境危险不能自安，封成师为曲沃伯。靖侯的孙子栾宾担任他的傅相。注：靖侯，是桓叔的高祖父。说栾宾得到尊贵宠信，作为公孙担任傅相。正义说：查考《晋世家》，靖侯生僖侯，僖侯生献侯，献侯生穆侯，穆侯生桓叔。靖侯是桓叔的高祖。史传中称呼祖辈都称祖父，所以称高祖为高祖父，并非高祖的父亲。特别指出是靖侯的孙子，就知道传文的意思是说栾宾得到尊贵宠信，作为公孙担任傅相。此人的后代于是成为栾氏，大概他的父亲字栾。

春秋左传要义卷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左传要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左传要义卷七

宋 魏了翁 撰

桓公三年至六年

【一】桓公在春季不书“王”，是说十四年中天子没有颁赐历法。

三年注经之至嬴县正义说：桓公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共四年，春季有“王”字。九年春季无“王”字，也无月份。其余十三年，虽然春季有月份，全都无“王”字。《谷梁传》说：桓公时没有“王”字，那些有“王”字的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慎重开始。桓公弟弟弑杀兄长，臣子弑杀君主，天子不能平定，诸侯不能救援，百姓不能离去，认为这是无王之道，于是可以推及到这种情况。元年有“王”字，是为了整治桓公。二年有“王”字，是为了正定与夷去世之事。十年有“王”字，是为了正定终生去世之事。十八年书“王”字。范宁注说：这一年书“王”字，是用王法最终整治桓公之事。前代儒者多采用《谷梁传》的说法。贾逵说：不书“王”字，是因为弑君、交换祊田，促成宋国的动乱，是无王的表现。元年整治桓公，二年整治督，十年正定曹伯，十八年终始整治桓公。杜预认为正是王正，历法由天子颁赐，所以认为王者颁赐历法，史官才书“王”字，明确这历法是天王所颁赐的。如果有废法违常，失于颁赐历法，那么诸侯的史官就不能书“王”字。说这十三年无“王”字，都是天子不颁赐历法的缘故。

【二】刘炫规劝杜预、周不颁历鲁不改历自相矛盾。

刘炫规过说：“天子失于不颁历法，经文不书‘王’字，这是国家大事，为什么传文没有不同的说法？”又昭公二十二年以后，王室有子朝的动乱，经文都书“王”字，难道是王室还能颁赐历法吗？又襄公二十七年再次失闰，杜预说：“鲁国的司历突然设置两个闰月。”又哀公十三年十二月有蝗虫，杜预说：“季孙虽然听到孔子的话却不正定历法。”按照杜预的注解，历法既然是天子所颁赐，鲁国人怎么能擅自更改？又子朝逃奔楚国，那年王室刚平定，王位尚且未定，诸侯不知道尊奉谁，还有什么人还能颁赐历法？昭公二十三年秋季才书“天王居于狄泉”，那么那年春季还没有天子，当时没有天子，历法无处颁出，为什么那年也书“王”字？如果《春秋》的历法一定是天子所颁赐，那么周朝的错失与鲁国无关，鲁国人即使知道，也没有理由擅自改正。襄公二十七年传文称“司历过错再次失闰”，这是周朝司历还是鲁国司历？而杜预在《释例》中说：“鲁国的司历刚发觉错误，突然设置两个闰月以应合天正。”如果历法由天子颁赐，应当一律遵从王命，怎敢擅自设置闰月更改年份？哀公十二年十二月有蝗虫，孔子说：“火星还在西流，是司历的过错。”杜预在《释例》中又说：“季孙虽然听到这话，还是不立即改正，明年又出现蝗虫，这才醒悟，十四年春季才设置闰月，想要补正时历。”既然说历法由天子颁赐，又说鲁国人擅自更改，更改时不忌惮天子，又何必需要天子的历法？杜预这些话自相矛盾，以此立论，难以通达。又查考《春秋》经文的缺漏文字很多，情况不一，就像夫人有氏无姜、有姜无氏，以及大雨霖墙、咎如溃之类。这不书“王”字，正是缺漏文字。现在删定认为这不书“王”字，不是经文的缺漏，必定认为是失于不颁历法。杜预所依据虽然没有明文，如果必定是缺漏文字，只应是一两件事而已，不应在一个公的在位期间十四年都缺“王”字。杜预依据《周礼》有颁告朔于邦国都鄙，因为有成文，所以有此说法。但齐桓公、晋文公以前，拥戴天子，王室虽然微弱，还能颁赐历法。到灵王、景王以后，王室卑微，历法或许由诸侯制定，也遥禀天子正朔，所以有子朝的动乱，经文仍称“王”，不责备不可能做到的事。就像大夫病重去世，国君在外，虽然不参与小敛，也同书“日”的限度。那么司历的过错，鲁史所改，据此来说，有什么可责备的？刘君不寻究。此说横生异同，以规劝杜预的过错，恐怕不符合义理。

【三】闇虚当月月必灭光

食既，是说日光完全消失，所以说既尽。月亮本体没有光，得到日光照射才产生光，半照就成为弦，全照就成为望。望时月光被日光照射，反而夺去月光，这是历家的说法。在太阳的对面，有像太阳一样大的东西，叫做闇虚。闇虚当在月亮位置，月亮必定失去光，所以发生月食。张衡《灵宪》说：“在太阳的对面，光常不重合，这叫做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