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要义卷七

译虚空。在星宿则称为星防，遇到月亮则称为月食。”这是说太阳夺走了月亮的光，所以发生月食。如果真是太阳夺走了月亮的光，那么应该每逢望日都发生月食，然而望日也有不发生月食的情况，这是因为太阳和月亮运行的轨道度数不同所致。

译【四】日月大约每隔一百七十多天相交一次，相交时有正交与不正交之分。

日月运行的轨道不同，有时会发生相交。相交就会相互侵犯，所以日月交替发生食象。如果相交发生在望日之前，那么在朔日就会发生日食；在望日就会发生月食。如果相交发生在望日之后，那么在望日就会发生月食；在下个月的朔日就会发生日食。如果相交正好发生在朔日，那么日食就会全食；前后的望日则不会发生月食。如果相交正好发生在望日，那么月食就会全食；前后的朔日则不会发生日食。大抵每隔一百七十多天，日月轨道才相交一次。如果不相交就不会相互侵犯，所以朔日和望日并不常有食象。如果轨道不正交，那么日光斜照在月亮上，所以月光反而更加明亮。如果轨道正交，那么日光直射在月亮上，所以月光立即消失。这就好比火光斜照水面，日光斜照镜子，那么水、镜子的光芒就会旁照其他物体。如果让镜子正对太阳，水面正对火光，那么水、镜子的光芒就不能再照耀别处。日光遮蔽月光，也是同样的道理。日月同处一方，轨道相交，月亮遮蔽日光，所以发生日食；日光遮蔽月光，所以发生月食。所以说月食是日光冲射所致，日食是月亮本体遮挡所致。因此日食常发生在朔日，月食常发生在望日。

【五】月亮在太阳的南方或北方，所以食象有从上开始和从下开始的区别。

食象有从上开始和从下开始的区别，是因为月亮运行有高低的差异。意思是月亮在太阳南方，从南方进入食象，南方低北方高，那么食象就从下方开始；月亮在太阳北方，从北方进入食象，那么食象就从上方开始。这是因为月亮运行有高低的差异，所以食象不同。所以《异义》说：月亮位置高，食象就从上方开始；月亮位置低，食象就从下方开始。日月本体，大小完全相同，相互遮蔽紧密的，是因为两个天体距离相近，正好映照其形状，所以光芒能够溢出而发生偏食；相互遮蔽严密的，是因为两个天体距离较远，月亮近而太阳远，从人看来，月亮所遮挡的范围更广，所以日光完全看不见而发生日全食。日食，实际上是月亮遮挡造成的。只是因为太阳所在的地方，月亮本体看不见，圣人不说月亮来吃太阳，而说有东西吃太阳，用“自食”作为文辞，是因为对看不见的东西有所省略。

【六】天子不亲自迎接新娘，诸侯如果有原因可以派遣卿去迎接。

注释《礼记》中“君至卿逆”一句，正义说：“天子尊贵，没有与之对等的人，不亲自迎接，派遣卿去迎接而上公临视。诸侯则亲自迎接，如果有原因可以派遣卿去迎接。”鲁桓公八年，祭公去纪国迎接王后，《左传》说：“符合礼制。”这说明应当派人去，天子不亲自迎接。鲁襄公十五年《左传》说：“官师跟随单靖公去齐国迎接王后，卿没有去，不符合礼制。”由此可知天子的礼制，应当派遣卿去迎接而上公临视。《礼记·哀公问》说：“戴着冕冠亲自迎接，不是太隆重了吗？”孔子回答说：“结合两姓的友好关系，以继承先圣的后代，作为天地宗庙社稷的主人，君主为什么说太隆重呢？”这是对哀公的回答，特指鲁国的事，这是诸侯的正统礼制，应当亲自迎接。鲁庄公二十四年，鲁庄公去齐国迎接新娘，左丘明没有为此作传，是因为他符合礼制。鲁文公四年，去齐国迎接妇姜，《左传》说：“卿没有去，不符合礼制。”以卿不去为不符合礼制，可知君主如果有原因可以派遣卿去迎接。

【七】桓公行为恶劣却出现丰收年景，所以记载为异常。

鲁宣公十六年记载有大丰收。《谷梁传》说：“五谷都成熟叫有年，五谷大丰收叫大有年。”杜预采纳《谷梁传》的说法，其义理也应当如此。《周礼》中疾医用五谷来养病，郑玄注说：“五谷，指麻、黍、稷、麦、豆，就是《月令》中五时所食用的谷物。”贾逵说：“桓公行为恶劣却出现年景丰收，这是异常现象。”意思是出现了不该出现的情况。查考鲁昭公元年《左传》说：“国家无道而年景丰收，这是上天在辅助它。”这是说丰收是辅助之意，不是妖异之物。君主行为既然恶劣，恩泽不能下流，遇到丰收年景，就认为是异常。这就是说无道的时代，只应当有大饥荒，不应当有丰收年景，这不是上天保佑百姓的本意。

【八】两匹服马为主，逐渐增加参马，所以称为骖驷。

注释骖騑马的正义说：《说文解字》说：“騑，是骖马旁边的马。”骖是一匹马。最初驾车时，只用两匹马夹着车辕，又加一匹马与两匹服马组成三匹，所以称为骖。再加一匹马，才称为驷。所以《说文解字》说：“骖，驾三匹马。驷，一乘。”两匹服马为主，逐渐增加参马，两旁两匹马，于是命名为骖。所以总称一乘，就称为驷；特指那两匹騑马，就称为骖。《诗经》说“两骖如舞”，两匹马都称为骖；《礼记》说“解骖以赙”，这一匹马也称为骖。这是根据其参合之意，于是作为名称。骖马在车衡之外，拉车的缰绳常常挂在木头上，是因为颈部不正对车衡的缘故。命名为騑，是因为四匹马有騑騑的样子，所以《少仪》说：“騑騑翼翼”。

【九】公子翚和公子遂去迎接新娘。传文各自说了一个方面。

公子遂去迎接新娘，传文说尊崇君命，是奉当时君主的命令。这里说修好先君的情谊，是称引先君作为辞令。翚和遂都去了，这是迎接新娘的传文，各自说了一个方面，是互相列举其义理。婚礼纳采的辞令说：“某有先人的礼制，派某也，请求纳采。”纳征的辞令说：“某有先人的礼制，派某也，请求纳征。”这是男家的辞令。主人用甜酒款待宾客的辞令说：“您为了婚事来到某的家，某有先人的礼制，请款待随从。”这是女家的辞令。那是士的礼制，所以称先人；如果是诸侯则称先君。

【十】凡是国君嫁女，卿大夫送她

凡是国君嫁女，卿大夫送她，正义说：“婚姻以地位相当为配偶，先以敌国为文，然后于

译大国与小国，要辨别它们之间的差异。如果是嫁给敌国的姊妹，尚且由上卿相送；如果是嫁给大国，那必定由上卿相送。况且姊妹出嫁的礼仪是先君所定的，不因为所嫁国家的强弱轻重而改变，即使是嫁给小国，也派遣上卿相送。如果是嫁给小国，则由上大夫相送。文中“承公子送之下”一句，是说送公子而不是送姊妹。《周礼》中分列官职，只有中大夫，并没有上大夫这一职位。

译【十一】三卿与五大夫这五人之中，又区分出上下等级。

《礼记·王制》说：诸侯的上大夫就是卿，郑玄说：上大夫称为卿，那么上大夫就是卿。这样就没有上大夫这个称呼了，而这里却说上大夫，这是因为诸侯的制度是三卿五大夫，在这五人之中，又再次分为上下等级。《左传》成公三年传说：中等国家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这就是将大夫分为上下等级的原因。

【十二】芮伯万出居魏地，解释芮国和魏国的始末。

《汉书·地理志》说：冯翊郡临晋县，是芮国的卿大夫封地，也就是原来的芮国。河东郡河北县，是《诗经》中的魏国。《世本》记载芮、魏都是姬姓。《尚书·顾命》记载：周成王将要去世时，有芮伯担任卿士，他的名字和谥号没有记载。魏国最初封立时，不知道是谁。鲁闵公元年，晋献公灭掉了魏国，芮国则不知道被谁灭掉。

【十三】虽然周历以建子之月为正月，但言说时令都依据夏历。

周朝的春正月是建子之月，也就是夏历的仲冬。《周礼》大司马说：“仲冬进行大阅兵，随后进行狩猎。”这是狩猎遵循夏历时令。《释例》说：“三王正朔不同，而夏历最符合天道。虽然在周代，但在言说时令、举行政事时，都依据夏历。”所以鲁公在春天狩猎，而《左传》说：“记载时令，是符合礼制的。”

【十四】各国都有固定的狩猎地点，如果不是固定地点就会特别记载。

《左传》哀公十四年传说：“在西边的大野狩猎，经文没有记载大野，说明这是固定的地点，所以不记载罢了。”由此说来，那么在禚地狩猎，在红地搜猎，以及这次在蒲、昌之间狩猎，都不是固定地点，所以记载了地点。狩猎的地方，必须有固定的，古代人口多土地狭小，只有在山泽之间，才有不耕种的土地，所以天子诸侯必须在他们的封地内选择空闲之地作为狩猎场所。《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传说：“郑国有原圃，就像秦国有具囿。”这就是各国都有固定的狩猎之处，如果违背了固定地点，就会侵害居民，所以记载地点来讥讽这种行为。

【十五】宰渠伯纠代理父亲的职务，以此出使聘问，所以受到讥讽。

注：宰官直到此处，正义说：“《周礼》天官有大宰、小宰、宰夫，知道宰是官职。《左传》说父亲在位，所以记载名字，知道伯纠是名字，自然渠是姓氏了。《周礼》大宰是卿，小宰是中大夫，宰夫是下大夫，不知道伯纠是哪一种宰。贬低他才记载名字，那么按法应当记载字，但中下大夫惯例都记载字，那么这种宰的高低还无法衡量，所以注中只说‘王官之宰’，不特指小宰、宰夫，这是谨慎对待疑问的缘故。《诗经》称‘济济多士’，《尚书》告诫‘无旷庶官’，为政有三急，择人是首要的。王官之宰，应当根据才能授予职位，现在他的父亲在位却让儿子代理职务，这是王者轻视爵位，用人不当，所以记载名字来讥讽他。渠伯纠出使聘问，事情源于周王，而贬低渠伯纠，是因为周王不应授予他职务，渠伯纠不应接受使命，两者都有过错，贬低渠伯纠也是用来责备周王，就像宰咺的情况一样。”

【十六】州公、虞公都是小国却称公。

州公到曹国。正义说：《周礼》规定公的封地，疆域方圆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隐公五年《公羊传》说：天子三公称公，先王的后裔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那么三公之外，爵位称公的，只有二王之后杞国和宋国罢了。这个州公以及僖公五年晋人执拿虞公，都是小国却得以称公的，郑玄《王制注》认为殷地分为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灭殷，虽然制定了五等爵位，但沿用了殷的三等土地。等到周公制礼，大国五百里，小国百里，所沿用的殷代诸侯，也根据功劳升降爵位，那些土地不足的都增加土地达到百里。因此周代有爵位尊贵而国家小的，也有爵位卑微而国家大的。说爵位尊贵而国家小，大概就是指这个州公、虞公。考察虞国是灭商后始封的，不是殷的余国，郑玄的话不能通用于此。杜预的解释，也没有明确说明。只有《世族谱》说：虞，姬姓，武王灭商，封虞仲的庶孙，作为虞仲的后代，居住在中国称为西吴，后世称之为虞公。服虔说：春秋以前根据升降爵位的法令晋升爵位为公，不知道谁是对的。或许曾经担任三公的官职，像虢公之类，所以称公。因为没有文献记载，所以详细陈述。刘炫反驳服虔说：周法规定二王之后才能称公，即使是周公、太公的功勋，齐桓、晋文的霸位，也只是通侯没有升到上等。州国有什么功劳得以晋升公爵？如果他的爵位得以称公，土地也应当广阔，怎么能爵位是上公，土地却是小国？如果土地被兼并削减，爵位也应当减少，怎么能土地已经缩小，爵位还尊崇？这就不合情理了。

【十七】开始对虢国分权，至此完全夺取郑伯的政事。

隐公三年传称“王贰于虢”，意思是想要把政事分给虢国，不再专门委任郑伯。等到平王去世，周人将要给虢公政事，即周郑交恶没有给他。八年传说“虢公忌父开始在周朝担任卿士”，于是开始给他政事，与郑伯共同分担王政。九年传说“郑伯担任王的左卿士”，那么虢公担任右卿士，与郑伯共同辅佐周王。这一年周王夺取郑伯的政事

译完全夺取了虢国，不让郑伯再参与王室的政事，郑伯心中积怨，不再去朝见周王。

译【十八】《史记》记载，齐景公时期，有一位名叫田穰苴的人，擅长用兵，景公尊重他，任命他为大司马。到了战国六国时期，齐威王用兵以显示威势，广泛推行穰苴的兵法，于是派大夫追溯论述古代的司马兵法，并将穰苴的兵法附在其中，总共一百五十篇，称为《司马法》。

【十九】注解说把“旝”当作“旃”，或者说是用大木发射石头。贾逵认为“旝”是发射石头的器械，一说叫飞石，引用范蠡兵法中关于飞石的事例来证明。《说文解字》也说：“竖起大木，在上面放置石头，用机关发射，用来撞击敌人”，这与贾逵的说法相同。按：范蠡兵法虽然记载了飞石的事例，但并没有说它的名字叫“旝”。发射石头的器械与旌旗不能相提并论，《说文解字》把它归入“方”部，却用飞石来解释它，这是不恰当的。况且三军众多，人数多路途远，发射石头的动作，怎么能让远处的人看见，从而让两军据此作为击鼓进军的信号呢？注解说“旝”是“旃”的说法更为合理，所以采纳这种说法。

【二十】祭仲，“仲”是名，《公羊传》认为是字，因为赞赏他善于行使权变。《隐元年》传文中说“祭仲”，上面又说“祭仲足”，这里说“祭足”。《十一年》传文中说“祭封人仲足”，这个人虽然名字互相出现，但不知道哪个是字哪个是名。《公羊传》认为“仲”是字，左氏的先代儒者也认为是字。但是《春秋》的体例，诸侯的卿大夫，只有值得嘉奖时才书写他的字。《十一年》经文中书写“祭仲”，但事情没有值得嘉奖的地方，杜预注认为“仲”是名，所以说名“仲”，字“仲足”。《释例》说：“伯仲叔季，固然通常是人的字，但古今也有作为名的。”而《公羊传》拘泥固执，专门认为祭氏以“仲”为字，既然说是字，又没有言辞来嘉奖他，于是假托他善于行使权变，作为臣子却赞赏他行使权变，驱逐国君，这是扰乱人伦，败坏大教啊。解说《左氏传》的人知道这样说不通，又改口说“郑国人嘉奖他，用字来报告，所以书写字”，这是因为有报告命令的体例，想要借此勉强避免错误，这不符合《春秋》的真实情况。宰渠伯纠、萧叔大心，都是以伯叔为名，那么“仲”也是名。

【二十一】仍叔的儿子以童子身份传达命令，却长久停留。注解说“仍叔到末秋”的正义说：这个儿子来聘问，传文虽然没有说明聘问的意图，大概是因为将要讨伐郑国而派遣使者告知鲁国。经文在讨伐郑国之前，传文在讨伐郑国之后，明显必有深意，所以注者推究其原委，认为童子传达命令，没有迅速返回的心思，长久停留在鲁国，所以经文书写“夏聘”，传文解释在“末秋”，讥讽他夏天到达而秋天末才返回。

【二十二】鲁国不祭祀地，但注解说总体包括天地之祭。注解说“凡到南郊”的正义说：下面三句指的是雩祭、尝祭、烝祭。雩祭是祭天，尝祭、烝祭是祭宗庙。这里没有祭地却说到祭地，是因为连着天一起说到地罢了。《周礼》中，天神称为祀，地祇称为祭，人鬼称为享。相对而言分为三个名称，散开而言总称为一个名称。礼制规定，诸侯不得祭天，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得以郊祀上帝，所以雩祭也是祀帝。书传都不说鲁国得以祭地，大概是不祭地的。鲁国不祭地，而注解说天地，是为了阐发凡例。虽然依据鲁国史书的经文，但凡例所论述的总体包括天地以及各国。

【二十三】传文有“启蛰”的文字，所以注解说引用汉初的气名。《夏小正》说：正月启蛰。它的传文说：开始发出蛰虫。所以汉朝初年，以启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等到太初以后，更改气名，以雨水为正月。中惊蛰为二月节。直到今天，沿袭而不改变。现在历法正月雨水中，四月小满中，八月秋分中，十月小雪中。注解说都以这四句作为建寅、建巳、建酉、建亥的月份。那么启蛰应当是雨水，龙见应当是小满，始杀应当是秋分，闭蛰应当是小雪。晋代历法，也以雨水为正月中。而《释例》说：历法正月节立春，启蛰为中气，是因为传文有启蛰的文字，所以远取汉初的气名，想要让传文与历法相合。其余三者不能强行相同。它们的名称虽然不同，但法理也不相异。所以《释例》说：查考历法有启蛰、惊蛰，而没有龙见、始杀、闭蛰。这是古人命名不同，但推演法度不能相异。传文说：火星隐没后蛰虫全部出来。这是说十月开始蛰伏。到十一月就完全封闭，如同二月的惊蛰。既然开启之后，就惊动而后出来。开始蛰伏之后，又自己封闭。这是说启蛰为正月中，闭蛰为十月中。

【二十四】凡是观测天时不以月为标准，只有《周礼》以月为标准。《释例》说：凡是一年十二月，而节气有二十四节气，总共三百六十六天，分为四季，中间插入闰月，所以节气不一定总在月初，中气也不能总在月中，因此传文举出天象节气作为依据，而不以月为标准。土木工程不一定在月日，所以也说“龙见而毕务，戒事也；火见而致用，水昬正而栽，日至而毕”。这是大致标准。这是说凡是观测天时，都不以月为标准，因为有参差缘故。如果《周礼》不举天象，所以以月为标准。大司马职说：“中夏献禽以享礿，中冬献禽以享烝。”说四季的祭祀不得晚于仲月，不是说孟月不得祭祀。《释例》说：《周礼》祭祀

译宗庙祭祀在四季的仲月举行，这是说其时间下限。下限到了仲月，那么上限就始于孟月。烝祭始于建亥之月，那么尝祭就始于建申之月；这里说开始肃杀而称尝祭在建酉之月，这也是指其时间下限。如果仲月是下限，那么周朝的正月就可以作为烝祭，按照《春秋》的体例应当通常不记载，而《春秋》八年记载正月举行烝祭，《释例》说：经文记载正月烝祭，是因为正值仲月之时。其夏季五月又举行烝祭，这属于过了烝祭的时节。如果只记载“夏五月烝”，那么只知道它不合时宜，所以先记载正月的烝祭，接着记载五月的烝祭，以显示不合时宜，并表明再次举行烝祭是亵渎神灵。然而仲月虽然不算过时，但月份节气有早有晚，如果节气在节前一个月，就是不合礼制。

译【二十五】鲁国在启蛰时节举行郊祀，经传中说周朝的孟春之月不可信。

按照这种传注的说法，必定是建寅之月，才开始郊祀上天。周朝的孟春之月，还未能举行郊祀。《礼记·明堂位》说：鲁君在孟春之月乘坐大辂车，车上载着弓和弓衣，到郊外祭祀上帝。季夏六月，用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季夏是周朝的六月，也就是周朝的正月。又《杂记》说：孟献子说：正月冬至，可以祭祀上帝；七月冬至，可以祭祀祖先。七月举行禘礼，是孟献子制定的。如果按照那些记载，那么鲁国在周朝的孟春之月举行郊祀，而传文中说启蛰时举行郊祀，《礼记》是后人辑录的，其中的说法有的对有的错，未必所说的都是正确的礼制。《左传》襄公七年传中孟献子说：启蛰时举行郊祀。《礼记》和《左传》都提到孟献子，但《礼记》说冬至，传文说启蛰，同一个人有两种说法，必定有一种是错误的。如果七月举行禘礼是孟献子制定的，当时应该有七月禘礼的记载。烝、尝等祭祀如果过度就记载禘礼，过度也应该记载。为什么孟献子时期不记载七月禘礼呢？由此可知孟献子本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不能说《礼记》是对的而《左传》是错的。《明堂位》说正月举行郊祀，大概是春秋末期，鲁国稍微僭越奢侈，看到天子在冬至祭天，就在正月祭祀上帝。记录的人没有考察其本源，于是认为正月是常规。《明堂位》是后世的书籍，其末章说：鲁国的君臣未曾互相弑杀，礼乐刑法政俗未曾互相改变。春秋时期，三位国君被弑杀，头发散乱去吊唁，士人有诔文，风俗变化很多，还说没有。这话既然虚假，那么郊祀的说法也难以相信。由此可知《礼记》说孟春之月不是正确的礼制。

【二十六】这种在南郊祭祀上天，与郑玄的六天说不同。

【二十七】杜预遵从王肃的说法，刘炫认为冬夏祭祀配享不同。

郑玄注释经典多用谶纬之说。说天神有六位，地神只有两位。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昆仑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乐》中冬至在圜丘祭祀的，是祭祀天皇大帝北辰之星。《月令》中四时在四郊迎气所祭祀的，是祭祀五德之帝。太微宫中的五帝坐星。《春秋纬·文耀钩》说：太微宫中有五帝坐星，苍帝名叫灵威仰，赤帝名叫赤熛怒，黄帝名叫含枢纽，白帝名叫白招拒，黑帝名叫汁光纪。五德之帝就是指这些。夏正郊天祭祀所感应的帝。周人属木德，祭祀灵威仰。鲁国没有冬至的祭祀，只祭祀灵威仰。只有郑玄确立这种义理，而先儒都不这样认为。所以王肃作《圣证论》，引用群书来证明。说郊祀就是圜丘，圜丘就是郊天，天体只有一个，怎么会有六天呢？晋武帝是王肃的外孙。泰始初年，确定南北郊祭在同一地点祭祀一个天，采用王肃的义理。杜预身处晋朝，共同遵从王肃的说法，在《集解》和《释例》中，都不说有两个天。那么杜预的意思，天子冬至所祭祀的，鲁人启蛰时举行郊祀，仍然是同一个天，只是祭祀的时间不同罢了。此注只说在南郊祭祀上天，不说灵威仰，明显与郑玄不同。刘炫说：夏正郊天，以后稷配享；冬至祭天于圜丘，以帝喾配享。

【二十八】鲁国得以雩祭上帝，称为大雩

传文只说雩祭，而经文记载为大雩，贾逵说：“说大是为了区别于山川之雩，大概因为诸侯雩祭山川，鲁国得以雩祭上帝，所以称为大。”《月令》说：“大雩祭帝，使用盛大的音乐。”这是雩祭上帝称为大雩。

【二十九】郑玄认为四月是正雩，颍氏认为龙见即五月。

龙见而雩，定在建巳之月，而《月令》记载在仲夏章，郑玄说：雩祭正当在四月。凡是周朝的秋季，五月之中如果干旱，也修治雩祀而求雨，于是把正雩著录在这个月，是错误的。杜预认为《月令》是秦法不是周典，颍氏子严认为龙见就是五月。《释例》说：《月令》之书出自吕不韦，其意图是为了制定秦制，不是古典。颍氏沿袭它，认为龙见是五月，五月之时，龙星已经过了可见的时候，这是强行牵强天宿来附会吕不韦的《月令》，不是依据而依据，既然不安定，而且又自相矛盾。《左传》称秋大雩，记载为不时，这秋就是颍氏的五月，却忘记了不时之文，而想以雩祭来说《月令》不能与传文相合。郑玄礼注说：雩的意思是吁，说吁嗟哭泣以求雨。郊祀和雩祭都是祈祷，为什么唯独雩祭是吁嗟？干旱而修治雩祭，说吁嗟是可以的。四月常规雩祭，当时没有干旱，怎么能说吁嗟呢？贾逵、服虔认为雩祭是远祭，所以杜预遵从他们。

【三十】始杀而尝实起，建申月而云酉。

注《建酉至宗庙》正义说：尝祭，进献于宗庙，以尝新为名，知道必定等待嘉谷成熟才举行。《诗经》称“八月其获，获刈嘉谷，在于八月”，知道始杀是建酉之月，阴气开始肃杀。《释例》引用《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来证明始杀百草。《月令》“孟秋白露降，季秋霜始降”，那么七月有白露，八月白露凝结，九月才成霜，时寒有渐进，事物稍成。八月嘉谷成熟，所进献的物品完备，所以在建酉之月进献尝祭于宗庙。考察《月令》“孟秋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那么似乎七月谷

译庄稼已经成熟了。七月应当举行尝祭，而说建酉之月才举行尝祭，这是以上下界限来衡量，实际上尝祭始于建申之月，现在说建酉之月，是指出其下界。然而杜预唯独在尝祭时举出下界，是因为秋季作物刚刚成熟，孝子祭祀必定要等待新收获的作物，所以特别举出下界来说明。《哀公十三年》，子服景伯对吴国大宰说：“鲁国将在十月上辛日祭祀上帝和先公，到季辛日结束。”那虽然是应对吴国的言辞，但也是八月举行尝祭的验证。为什么呢？当时防备吴国在夏季，鲁君到达在秋季，景伯说这话的时候，正是初秋。如果尝祭在建申之月，应当说九月，不应该远远指向十月，由此可知十月是尝祭的常规时期。周历的十月是建酉之月，建酉只是下界罢了。如果节前一个月孟秋作物成熟，也可以在孟秋举行尝祭。《哀公十四年》八月乙亥举行尝祭，那是建未之月，所以注释说“提前举行也是可以的”。

译【三十一】闭蛰，是指亥月，昆虫得到阴气而藏匿。

传文中说“火气潜藏之后，冬眠的昆虫才全部结束”，《周礼》记载“季秋时节收敛火种”，那么火气在季秋进入，而在孟冬潜藏，因此昆虫在孟冬冬眠，所以知道闭蛰是建亥之月。《王制》说“昆虫没有冬眠时，不用火来焚烧田地”，郑玄注释说“昆明”（指火）。这说明昆虫得到阳气而生，得到阴气而藏，阴阳也就是寒温。《祭统》注解说“昆虫，是指温暖时出生、寒冷时死亡的虫子”，所以冬眠的虫子被称为昆虫。

【三十二】占卜祭祀日期，不超过三次，如果跨越了下一个节令就记录下来，这是讥讽其怠慢。

占卜日期是最怠慢的。正义说：祭祀必须占卜，占卜有吉有凶，不吉就应当改期再卜，因为涉及下一个旬日，所以不能限定在某一天。占卜不超过三次，所以限制在一个月内。如果跨越了下一个节令，就记录下来以讥讽其怠慢。

【三十三】嫡妻所生的长子，按照太子的礼仪来举荐他，所以史书记载“始生”。

注释桓公到“生也”，正义说：嫡妻的长子，按法理应当成为太子，所以用太子的礼仪来举荐他。因为用正礼来举荐，所以史官在防地记载。古人确立太子，其礼仪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大概也是等他长大，特别加以礼命，就像现在的临轩拜见。刚出生时，还不能立即成为太子。因为准备用正礼，所以记载他的出生。没有正式任命，所以不说太子。杜预说：十二公中只有子同是嫡夫人的长子，又说文公、哀公他们的母亲没有明文记载，不知道他们的母亲是否是嫡夫人。大概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在成为国君之前就已经出生，即使是嫡夫人所生，也不记载。《释例》说：根据公衡的年份，成公又不是穆姜所生。杜预这条注释说：子同是嫡夫人的长子，准备用太子的礼仪，所以记载他。那么即使是嫡夫人的长子，如果不使用太子的礼仪，也不记载。

【三十四】对百姓忠诚，对神灵守信

从文字上看，中心为忠，意思是内心爱护万物。人言为信，意思是言语不虚假。处于上位的人，思考有利于百姓，希望百姓安居饱食，这就是忠诚。祝官、史官，端正他们的言辞，不欺骗鬼神，这就是守信。现在随国的百姓都饥饿，而国君放纵情欲，这是不思考有利于百姓，是不忠诚。祝官史官欺诈地宣称功德来祭祀鬼神，这是不端正言辞，是不守信。没有忠诚没有守信，不能称为正道。

【三十五】奉献牺牲、食物和酒，向神灵禀告，总括以百姓的德行，使神灵闻到馨香。

百姓到了艰难的地步，正义说：鬼神的情状，依附于人而行动，所以说百姓是神灵的主人。因为百姓和睦神灵才喜悦，所以圣王先成就百姓，然后致力于神灵。意思是养育百姓使他们成就，然后才致孝享。因此向神灵禀告的言辞，各有成就百姓的意思。祭祀所用的，有牺牲、食物和酒罢了。圣人修饰辞义，设立美好的名称，来禀告神灵。季梁举出禀告的言辞，解释禀告的意思，所以奉献牺牲向神灵禀告说：“博硕肥腯，不是说所祭祀的牺牲广大肥壮而已，而是说百姓的畜产都肥壮，之所以能得到博硕肥腯，是因为四种原因。”所以又申说四种事情。四种原因，第一是说百姓的劳力普遍安存，所以导致第二畜产硕大滋息。百姓劳力普遍安存，之所以能导致这样，是因为百姓没有劳役，饲养牲畜按时，所以六畜硕大繁多滋息。百姓劳力普遍安存，又导致第三没有疾病疥癣。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百姓劳力普遍安存，身体没有疲苦，所以所饲养的六畜饮食合理，打扫刷洗依法，所以皮毛身体没有疥癣疾病。百姓劳力普遍安存，又导致第四备腯咸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百姓劳力普遍安存，人人都安逸快乐，各种饲养的畜群都具备。奉献盛器向神灵禀告说：“洁粢丰盛，不是说所祭祀的食物洁净丰多而已，而是说百姓的粮食都丰多。”说丰洁，是指春夏秋三时农业的关键时节，政令不害民，使得百姓尽力耕耘自事生产，所以百姓和睦而年成丰收。奉献酒醴向神灵禀告说：“嘉栗防酒，不是说所祭祀的酒栗味道美好而已，而是说百姓的情状上下都美好。”说嘉防，是指国内上下群臣及百姓都有善德，而没有违背上位者的心意。如果民心不和，那么酒食就会腥秽。因为上下都美好，所以酒食馨香。不是说酒食没有腥膻臭秽，而是说百姓的德行馨香没有谗谀邪恶。所谓馨香，总括上面三者。因此，想要使神灵喜悦，先要调和百姓的心志，所以致力于三时农事，使农业不荒废，修明五教，使家庭和睦，亲近九族，使内外没有怨恨，然后才向神明致以洁净恭敬的祭祀。于是民俗大和，神灵降下福佑，所以行动就有成就，作战无不胜利。现在百姓各有心思，有的想顺从君主，有的想背叛君主，不能说是没有违背上位者的心意，而鬼神缺乏主人，百姓饥饿，百姓劳力凋敝，不能说是年成丰收。百姓既然不和，那么神灵的心就不喜悦，国君虽然独自丰足，又有什么福佑呢？神灵不赐福，百姓不拥护。以此对抗强大的敌人，必定丧失军队。国君应当修明政治，安抚百姓，并且亲近兄弟之国，作为外援。这样，或许可以免于祸难。禀告牺牲肥硕，是说百姓的畜产多；禀告食物丰洁，是说百姓的食物多；禀告酒嘉防，不说百姓的酒多，而说百姓的德行好。酒和食物，都用米粟制作。在盛器中，说年成丰收，所以在酒方面变说嘉德，着重表明百姓和睦的意思。

译杜预认为九族属于外亲，有丧服关系吗？这与郑玄的观点不同。

译汉代儒者对于九族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如今《礼记》和《尚书》欧阳氏学派认为，九族包括异姓而有亲属关系的人。父族四、五属之内为一族。父亲的女儿、兄弟出嫁的人及其子女为一族。自己的女儿、兄弟出嫁的人及其子女为一族。自己的女儿出嫁的人及其子女为一族。母族有三类。母亲父亲的姓氏为一族。母亲母亲的姓氏为一族。母亲的女儿、兄弟出嫁的人及其子女为一族。妻族有两类。妻子父亲的姓氏为一族。妻子母亲的姓氏为一族。《古尚书》所说的九族，是从高祖到玄孙共九代，都是同姓。谨按：《礼记》中缌麻服三月以上，是恩惠所及的范围。《礼记》规定为妻子的父母服丧，说明他们明确在九族之中。因此，九族不能只限于同姓。郑玄驳斥说：我听说，妇人回归宗族。女子虽然出嫁，名字仍然系于姓氏。这说明她不能与父兄成为异族。她的子女也是如此。婚礼中请期日的辞令说：“唯恐这三族出现不测。”意思是希望趁着这三族还没有发生不可预料的事情时迎娶新娘。按照这种说法，所谓的三族不应当包含异姓。异姓亲属的丧服都是缌麻。《礼记·杂记》下篇说，穿缌麻服期间不禁止嫁女娶妇。这说明异姓亲属不在九族之中是很明显的。《周礼》中小宗伯掌管三族的列名。《丧服小记》解释丧服的含义说：“亲爱亲人以三代为五，以五代为九。”由此可知，从高祖到玄孙的关系是清晰明确的。因此郑玄采纳《古尚书》的说法，认为九族是从高祖到玄孙。这个注疏所说的，仍然是《礼记》和欧阳氏等人的说法。因为郑玄驳斥说女子不能与父兄成为异族，所以删去了母亲，只选取子女，以丧服较重者优先。其意思也没有不同。不采纳古学和郑玄说法的人认为，这里说亲近九族，《诗经》讽刺不亲近九族。必定是因为九族用来防止远方恩情淡薄，所以讽刺那些不亲近的人，赞美那些能亲近的人。高祖到父亲是自己所禀承的祖先，儿子到玄孙是自己所生育的后代。人对于这些人，谁有不亲近的呢？为什么要赞美他们能亲近呢？《诗经》讽刺抛弃九族，难道还会向上遗弃父母、向下抛弃子孙吗？如果说抛弃九族是指抛弃高于高祖、高于曾祖的人，那么难道也会抛弃低于曾孙、低于玄孙的人吗？另外，郑玄认为结婚必须三十岁才娶妻，那么人要到九十岁才有曾孙。这样高祖和玄孙之间没有来得及相见的道理。这样九族终究无法凑齐九代，怎么能说九族而亲近他们呢？三族和九族名称虽然相同，但三和九的数量不同。引用三族来质疑九族，是不相符合的。如果沿着三代推及九代，那么三和九就没有区别。假设高祖和玄孙都死了，也应该不能举行婚礼，为什么不说九族的不测呢？由此可知，九族都是外亲中有丧服关系，且属于异族的人。

【三十七】解释大牢、少牢的名义

大牢是牢中最大的，牛、羊、猪三种牲畜齐全称为大牢。《仪礼》中少牢馈食礼，用羊和猪作为少牢，是根据牲畜数量的多少来称大牢或少牢的。《诗经·公刘》说：“执豕于牢。”《周礼》中充人掌管系养祭祀用的牲畜，祭祀五帝时则将牲畜系在牢中饲养三个月。因此，牢是饲养牲畜的地方，所以以此命名。郑玄《诗笺》说：“系养称为牢。”

【三十八】接以大牢，是指用礼仪接待夫人，这与郑玄的解释不同。

《礼记·内则》说：国君的世子出生，报告给国君，用大牢接待。这段文字在“三日负子”之上，说明是在三天之内接待的。《礼记》说：“凡是接待新生儿，要选择吉日。”郑玄说：“虽然在三天之内，也一定要选择吉祥的日子。”这是在三天之内选择吉日接待，是为儿子接待母亲，所以《礼记》称为“接子”。这个传文在“举之”之下，紧接着说“接以大牢”，也是以接待儿子为文，实际上是在接待母亲，所以说“用礼仪接待夫人”，重视的是嫡妻。郑玄说：“接读作捷，捷是胜的意思，指给母亲进食，使她补充虚弱、增强元气。”这里说“用礼仪接待”，则与郑玄的解释不同。

【三十九】宗妇指同宗的妇女

《左传》襄公二年齐姜传说：“齐侯派诸姜宗妇来送殡。诸姜是同姓的女儿，由此可知宗妇是同宗的妇女。国君和夫人共同命令她们，所以派宗妇侍奉夫人。”

【四十】以德命为义，如名昌、发

注：从“若文”到“名发”，正义说：《史记·周本纪》记载，古公亶父看到季历生下昌，有圣人的祥瑞，于是说：“我世代应当有兴起的人，大概就在昌吧？”这是古公亶父看到他有祥瑞，推测他应当兴起，所以给他取名叫昌，希望他使周朝昌盛。至于推测德行给发命名，则没有记载。服虔说：“意思是像古公亶父推测德行给文王取名叫昌，文王给武王取名叫发，似乎有旧说。”旧说认为文王看到武王出生，认为他必定会发兵诛讨暴君，所以取名叫发。

【四十一】不以国，指本国，诸言不以，通指臣民。

下文说：“以国则废名，以国不可易，须废名不讳。如果以他国为名，则不需要自己废除名字。”况且《春秋》时代，晋侯、周卫侯、郑陈侯、吴卫侯、晋之徒，都以他国为名，由此可知不以国者，是指国君的儿子不能自己以本国为名；不以山川者，也是指国内的山川。下文说：“以山川则废主，指废除国内所祭祀的主神。如果是他国的山川，则不是他的主神，不需要废除。”这虽然是回答国君的提问，但根据这个法则，《曲礼》也说：“给儿子取名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那么各种说“不以”的，臣民也不可以这样做。

【四十二】

译不把隐藏疾病的人，视为像黑臀、黑肱那样的人。

译查考《国语·周语》，单襄公说：“我听说晋成公出生时，他的母亲梦见神人在他的臀部画圈，用黑白二色预示他将拥有晋国，因此给他取名叫黑臀。这与叔虞、季友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却说不能取名呢？况且黑臀、黑肱，本来不是疾病，用来证明‘隐疾’，并不属于同一类。《诗经》说‘如有隐忧’，这里的‘隐’是痛的意思。如果用痛疾作为名字，那是非常不吉利的，所以认为这是为了避不祥。”

【四十三】对于君主和父亲的名字，在世时不直呼，等到去世，经过卒哭祭之后才开始避讳。

【四十四】在没有实行避讳之前，前代的君主和臣子可以拥有相同的名字。

注：关于“君父名，生不斥，言死，卒哭乃讳”的正义解释说，君主和父亲的名字固然不是臣子所应直呼的，指的是君主和父亲在世的时候，臣子不得指斥他们的名字。礼制称在父亲面前儿子称名，在君主面前臣子称名，郑玄说：面对至尊者，无论长幼都互相称名，所以在父亲面前弟弟可以称兄长的名，在君主面前儿子可以称父亲的名，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就不可以。《左传》文公十四年传记载：齐公子元不顺从懿公的政令，始终不说“公”，而说“夫己氏”，注解说：这相当于说“某甲”，这是指斥君主的名。他因为不顺从而指斥君主的名，由此可知平常是不指斥君主名的。《左传》成公十六年传记载：栾书将要载晋侯，晋侯说：“书退下，国家有大任，得以专断。”注解说：因为在君主面前，所以儿子称父亲的名。他因为面对君主所以称父亲的名，由此可知平常不指斥父亲的名。虽然不指斥他们的名，但这还不是避讳。《曲礼》说：卒哭祭之后才避讳，郑玄说：这是尊敬鬼神的名，避讳就是避开。活着的人不互相避开名字，卫侯名恶，大夫中有石恶，君臣同名，《春秋》没有非议，这就是没有为他们避讳，所以能与君主同名，只是说到君主时不直呼君主的名罢了。既然说了在世时不直呼，死后又为他们加上避讳，想要表明避讳的节度，所以说“然”，以此来体现礼制。卒哭祭之后，用木铎巡行宣告说：“舍故而讳新”，从寝门到库门都是《礼记·檀弓》中的文字。既然引用了这些文字，再解释其含义，是说舍弃亲尽的祖先而避讳新死的人。亲尽指的是高祖的父亲，服制断绝、宗庙毁坏而亲情也就尽了。卒哭祭之后就把他们当作鬼神来侍奉，所以说用避讳来侍奉鬼神。又解释最终避讳的范围，世数从父亲往上到高祖都不敢直呼其名，这是天子和诸侯的礼制。《曲礼》说：侍奉父母则避讳祖父母，不侍奉父母则不避讳祖父母，郑玄说：这是指庶人到士以上，宗庙祭祀祖先，即使不侍奉父母，仍然避讳祖先，因为立庙祭祀他们，没有理由不为之避讳。天子和诸侯立亲庙四座，所以高祖以下都为之避讳，亲尽才舍弃。既然说了用避讳来侍奉鬼神，那么神的名必然要避讳。文王名昌，武王名发，《诗经·雍》是禘祭大祖、祭祀文王庙的诗，其中经文说：“克昌厥后。”周公制定礼制，醢人中有昌本这种腌菜。《七月》这首诗，是周公所作，经文中说：“一之日觱发”，《烝民》诗中说：“四方爰发”，都不作为避讳而得以说出，这是因为古人避讳只是临时言语有所避开罢了，至于制作经典则直言不讳。《曲礼》说：诗书不避讳，临文不避讳，这就是作诗作书不避开避讳的意思，因为作诗不避讳所以祭祀时可以歌唱。《尚书·牧誓》说：“今予发。”《武成》说：“周王发。”武王自称其名，告知众人，史官记录而不避讳，知道在法律上不当避讳。《金縢》说：“元孙某。”唯独避讳的，是因为成王打开金縢之书，亲自阅读，避讳父亲的名，口中改为“某”。既读完之后，史官才开始记录，依照王所读的，于是就说“某”。《武成》、《牧誓》则是向众人宣告，宣告完毕就记录，所以因而不改。古代避讳名而不避讳字，礼制以祖父的字作为氏，明确说明不得避讳。屈原说：“朕皇考曰伯庸。”这是不避讳的验证。

【四十五】晋国因为唐叔而改称为晋，大概是天子的命令。

国名是受之于天子，不可以擅自更改。如果以国名为名，最终去世之后，就废除名号而不避讳。如果在去世之前，误以本国名为名，就更改其所取的名。晋国的先君，唐叔被封于唐，燮父称晋。如果国名不可更改，而晋国得以更改的，大概是天子命令使其更改的。

【四十六】山川废主，指的是更改其名。

注：关于“改其山川之名”的正义解释说：废主，指的是废除其所主山川的名，不废除其所主之祭的人。汉文帝名恒，改北岳为常山，避讳名而不废除岳，就是这样。刘炫说：废主，指的是废除其所主山川，不再得到其祭祀，所以必须更改其山川的名。鲁国更改两座山的名，就是这件事。

【四十七】鲁国虽然亲尽，仍然避讳具敖。献子失问。

《晋语》记载：范献子出使鲁国，询问具敖山，鲁人用其乡名回答。献子说：“不叫具敖吗？”回答说：“是先君献公和武公的避讳。”这就是用乡名来命名山。礼制称舍故而讳新，亲尽不再避讳。计算献子出使鲁国，在昭公时代，献公和武公的避讳早已舍弃了，而仍然用乡名回答的，是因为在避讳的时候，更改了山号，避讳虽然已经舍弃，山不再原名，所以依据原本更改的名，用其乡名回答。就像司徒、司空虽然历经多世，而不再原名一样。然而献子这样说，并不失礼，而说名其二讳以自责的，是因为礼制入国而问禁，入门而问讳。献子进入鲁国，不问，所以以此作为惭愧。

【四十八】晋宋以讳废司徒司空。

晋国因为僖侯的避讳，司徒改为中军；宋

译因为避武公的名讳，司空一职被废除，改设为司城。

译【四十九】桓公娶妻不通过媒人，传注与《诗经》的说法不同。

在防地会盟，与齐国完成婚配。注：桓公不通过媒介，亲自与齐侯在防地会盟而成婚，这是不合礼制的。正义说：这里所说的成婚，是指迎娶文姜。《诗经》讽刺鲁桓公不能约束文姜，说“娶妻怎么办，没有媒人是不行的”。既然说“得”，为什么又说“极”呢？是说桓公通过媒人得到了文姜，这里说“不由媒”，是因为桓公亲自与齐侯在防地会盟，必定没有媒人。《诗经》举出正法来讽刺，传文依据事实来解释经文，所以说法不同罢了。

【五十】记载甲戌、己丑，是为了谨慎地对待可疑之事，审慎地处理事务。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注：没有结盟而记载名字的，是因为陈国来报丧时用了名字。甲戌，是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是今年正月六日。陈国发生动乱，所以两次报丧。报丧虽然日期不同，但都以正月起头行文，所以只记载正月。因为谨慎对待可疑之事，审慎处理事务，所以根据报丧的内容两次记载。

【五十一】记载仍叔之子，是为了讥讽他年幼力弱。

天子的大夫通常都记载字，仍氏叔是字，由此知道他是天子的大夫。《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仍叔之子是因为父亲年老，代替父亲处理政事。《左传》直接说“弱”，意思是年幼力弱，没有说父亲在世，那么就是代替父亲继承职位，而不是父亲在世。伯纠本人没有担任官职，代理父亲的事务，所以称名来贬斥他。这个儿子虽然已经继承职位，但还不能胜任政事，所以连系父亲来讥讽他，讥讽周王派遣童子出使聘问。苏氏采用《公羊传》、《谷梁传》的观点，认为是父亲年老来聘问，不是父亲去世的意思，或许也是对的。

【五十二】鱼丽阵法的部署，以后伍承接先偏，填补空隙。

曼伯担任右拒，祭仲足担任左拒，原繁、高渠弥率领中军侍奉国君，组成鱼丽阵。先偏后伍，伍承接并填补空隙。注：《司马法》规定车战二十五乘为一偏，以战车居前，以步兵伍次之，承接偏的空隙而填补遗漏。五人为一伍，这大概是鱼丽阵的阵法。

【五十三】经文中记载两个“秋”的有三处。

秋，举行大雩祭。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注：《十二公传》中只有这一年和襄公二十六年有两个“秋”，这里发起雩祭的条例，想要显示天时来指代事件，所以重复说“秋”，不同于一般事务。

【五十四】楚国从此开始强盛，最终能与中原各国抗衡。

鬬伯比说：“留作以后的计策。”少师得到了随侯的信任。注：意思是季梁的劝谏只被采纳了一次，等到随侯去世，应当以少师为计策，所以说“留作以后的计策”。二年，蔡侯、郑伯在邓地会盟。开始畏惧楚国。楚子从此于是强盛，最终能与中原各国抗衡。所以传文详细记载其事，以始末相终。

春秋左传要义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左传要义卷八

宋 魏了翁 撰

桓公七年至十八年

【一】焚烧咸丘，讥讽其竭尽物产。

《礼记·王制》说：“昆虫没有蛰伏，不利用火猎。”那么就是昆虫已经蛰伏，可以火猎了。又《尔雅·释天》说：“火猎叫做狩。”似乎法律允许火猎而讥讽其焚烧，解释《尔雅》的李巡、孙炎都说：“放火烧草，守候在下风处。”《周礼》罗氏蜡祭时制作罗襦，郑玄说：“襦，是细密的罗网。”这时蛰伏的动物都结束了，可以用罗网围捕禽兽了。现在俗间放火张网，是遗留的教化，那么那些火猎的人，只是焚烧一丛一聚的草木，罗网守候在下风，并不是说焚烧整个沼泽。《礼》说：“天子不包围合围，诸侯不掩捕群兽。”尚且不尽取一群，难道允许焚烧整个沼泽吗？知道讥讽其竭尽物产，所以记载。沈氏根据《周礼》仲春火弊，认为是夏历的仲春，即周历的二月，也就是夏历的季冬，所以讥讽其竭尽物产，义理也通顺。

【二】谷、邓来朝见，记载名字；杜预与服虔，各有说法。

《世本》说邓是曼姓。庄公十六年，楚文王灭掉了它。谷不知道是什么姓，被谁灭掉？服虔注说：“谷、邓靠近楚国，不亲近仁德，善待邻国以自固，最终被楚国所灭。没有共同好恶的救援。”桓公又有杀害贤兄的恶行，所以贬低而记载名字。

【三】记载“正月烝”是为了表示不合时宜，再次烝祭显示亵渎。

八年春正月己夘，举行烝祭。正义说：卫氏诘难，杜预说：上面五年闭蛰而烝，是指十月。这里正月烝，就是过时了才烝。《春秋》有一贬而兴起两件事的，比如武氏子来求赙，一是责备天王求赙，二是责备鲁国不供给。这正月烝，一是责备过时，二是责备亵渎。为什么不可以，而说不是因为过时呢？秦氏解释说：查《周礼》四时之祭都用四仲之月，这正月就是夏历的仲冬，为什么不能烝而说过时呢？又经文没有过时的文字，明显知道只是因为再次烝祭而亵渎。

【四】周王迎娶王后，嫁女，都让诸侯主持婚礼。

周王让鲁国主持婚礼，所以祭公来接受鲁国的命令前往迎接。凡是婚姻，都是宾主地位对等，相对行礼。天子嫁女给诸侯，让诸侯为主，让他们与夫家行礼。天子聘后于诸侯，也让诸侯为主，让他们与后家行礼。嫁女则送女到鲁国，让鲁国嫁女给人。迎后则让鲁国为主，让鲁国派遣使者前往迎接。所以祭公接受鲁国的命令。嫁王女的，王姬到了鲁国，然后才到夫家。那王后婚配后不到鲁国的，因为王姬到了鲁国，等待夫家迎接以行礼。所以必须到鲁国，后则王命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