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要义卷一

译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篇题。

五经的篇题，都出自注者的意图。每个人想法不同，所以篇题没有固定的标准。这个版本中经文和传文分别刊行，那么经文和传文各自都有篇题。注者根据自己的理解裁定其版本，难以再知晓原貌。根据现今服虔、郑玄所注的篇题，写的是《隐公左氏传解谊》第一，没有题写《春秋》二字。那么，《春秋》二字，大概是经文的篇题。服虔所说的《左氏传》三字，大概是传文原本的篇题。杜预既然汇集注解经文和传文，《春秋》是这部书的大名，所以用《春秋》冠在篇题之上。序言中说左氏的解说已经完备详尽，所以省略“左氏”而拟定这个篇题。《经传集解》这四个字，是杜预所加，其余都是旧本原有的。

译【二】杜元凯的家世以及他所著的《春秋》书。

杜氏名预，字元凯，是杜畿的孙子、杜恕的儿子。陈寿的《魏志》说：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是汉朝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后代。在汉文帝时担任尚书仆射，封为乐亭侯，试船时溺水而死，追赠为大仆，谥号戴侯。杜恕字务伯，官至幽州刺史。杜预是司马宣王的女婿。王隐的《晋书》说：杜预谋略深远广博，通晓治乱之道，曾经说：“道德高尚的人不是我所能企及的，至于著书立说、建功立业，是我所希望做到的。”他博览群典，认为《公羊》《谷梁》是诡辩之言，又违背了前代儒生的说法，《左氏传》没有探究左丘明的本意，却横加引用这两部传文来扰乱它，于是错综分析、防范言辞，著成《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之说，编写《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完备地形成一家之学，直到年老才完成。杜预在晋室有大功名，官至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为当阳侯，任荆州刺史，食邑八千户。当时人称他为“武库”。这里不称其名而称其氏，是因为注述之人，义理在于谦退，不想自称其名，所以只称杜氏。毛亨、孔安国、马融、王肃等人，他们所注的书都称为“传”，郑玄则称之为“注”，而这里在杜氏之下更没有称谓，是因为“集解”之名已经题在上面，所以只说杜氏罢了。刘炫说：不称名而称氏，是因为汉朝承继焚书之后，诸儒各自记载学问，不敢公之于天下，只想在私族中传承，自题其氏是谦辞。

【三】“元”兼有“始”和“适”两个含义，“适”通“妾”。

《春秋左传》惠公元妃孟子，孔颖达正义说：“惠公名弗皇，是孝公的儿子。谥法：爱民好施叫做‘惠’。《释诂》说：‘元’，始也；‘妃’，匹也。‘始匹’，是说以前未曾娶妻，而此人开始成为配偶，所以注解说：说‘元妃’，表明是开始嫁给正妻。‘妃’这个字，名称通用于正妻和妾，所以传文说：陈哀公的原配夫人郑姬，生了悼太子偃师；次妃生了公子留；下妃生了公子胜。‘元’，是始，也是长。‘元’这个字，兼有‘始’和‘适’两个含义，所以说‘始适夫人’。然而有‘始’而非‘适’的，像孟任之类就是这样；也有‘适’而非‘始’的，像哀姜之类就是这样。”

【四】正妻的长子称“伯”，庶出的长子称“孟”。春秋时期并不完全如此。

孟、仲、叔、季是兄弟姊妹长幼的区别字。孟、伯都是长的意思。《礼纬》说：庶出的长子称孟。那么正妻的长子称伯，妾生的孩子比正妻的孩子年长则称为孟，这是为了区别正庶。所以杜预在《文公十五年》的注以及《释例》中都曾说：庆父是庶出的长子，所以有时称孟氏。沈氏也是这样说的。查考传文：赵庄子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么赵武就是正妻的儿子。而赵武却称赵孟。荀偃去世时，士匄请求继任说：“郑甥可以。”那么荀吴就是妾生的儿子。而荀吴却称知伯。难道知氏常常是正妻所生而称伯，赵氏永远是庶出而称孟吗？大概是因为赵氏是赵盾的后代，赵盾是庶出的长子，所以子孙常常用“孟”来称呼，与庆父相同。推论此理，知氏是荀首的后代，传文说中行伯的幼弟，那么都是正妻的儿子。只是林父、荀首都得以立家，所以荀首的子孙也遵循正妻长子称伯的惯例。或许春秋之时不能完全符合礼制，孟、伯的字没有正庶的区别，大概是从心所欲而自称罢了。

【五】妇人用字配合姓，所以称孟子。

契姓子，宋是殷的后代，所以子为宋姓；妇人用字配合姓，所以称孟子。

【六】不称薨，不成丧，先于丈夫死不得跟随丈夫的谥号。

鲁国的夫人都称薨并举谥号，这里唯独没有谥号，说卒，所以特别解释。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传文说：“不成丧”，就知道这里不称薨，也是不成丧。查考传文条例，不赴告就不称薨，那么这里说“不成丧”，正是说不赴告于诸侯。《周礼》小史，卿大夫的丧事赐谥，读诔止，赐给卿大夫，不赐给妇人，那么妇人按法不当有谥号，所以称号应当系于丈夫。《释例》说：“谥号，兴起于周朝之初，王变质从文，于是有避讳。”传文说：“周人用避讳事神，名字终将避讳，所以用谥号代替。”末世滋蔓，降及匹夫，甚至妇人。

【七】妇人按法无谥号，生前跟随丈夫的国名，死后跟随丈夫的谥号。

妇人没有外出行礼，应当系于丈夫的谥号，以表明所属。《诗经》称庄姜、宣姜，就是这个意思。这是说妇人按法无谥号，所以取丈夫的谥号冠于姓之上。生前用丈夫的国名冠之，韩姞、秦姬就是这样。死后用丈夫的谥号冠之，庄姜、定姒就是这样。直接看到此人是某公的妻子，所以跟随丈夫的谥号。这个谥号不是妇人的德行。丈夫的谥号已定，妻子就跟随称呼。先于丈夫而死，那么丈夫还没有谥号，或许应当称字，所以说无谥号。是说妇人按法无谥号。先于丈夫死不得跟随丈夫的谥号，解释为什么不称惠。这是说其正法罢了。末世滋蔓，就为之作谥号。

【八】景王未崩，妻子称穆后，不合礼制。

景王未崩，妻子称穆后，像这类情况，都不合礼制。

【九】诸侯没有重娶，只有继室。继室不称夫人。

经传的说法，诸侯只有继室的记载，都没有重娶的礼制，所以知道元妃死，则次妃摄理内事。次妃，是指侄娣与媵诸妾中最尊贵的人。《释例》说：“夫人薨不更聘，必以侄娣媵继室。”是夫人的侄娣与二媵都可以继室。正庶交争

译祸患中最大的，礼仪之所以用来辨别嫌疑、澄清疑惑，防范和杜绝隐患于萌芽状态，所以即使（继室）主持内务，仍然不能称为夫人。又不同于其他妾室，所以称之为继室。妻子居于丈夫的居室，所以经书和传记中通常称妻子为“室”，意思是说（她）接续原配夫人，居于丈夫的居室。

译【十】手纹必定是古文，不是隶书。

妇人称出嫁为“归”，这是隐公二年《公羊传》中的文句。因为她的手掌纹理自然形成文字，好像上天所命定，让她成为鲁国的夫人，所以才将她嫁给鲁国。成季、唐叔也有文字在他们手上，分别写着“友”、“虞”、“下”，没有说因此传文称他们为鲁国夫人，是因为宋国女子而成为他国妻子，所以传文加上“为”字，以示区别罢了。并不是说手纹有“为”字，所以在“鲁夫人”上面有“为”字。仲子手上有这文字，自然形成字形，似乎天命使然，所以说好像天命一样。隶书兴起于秦朝末年，手纹必定不是隶书。石经上的古文，“虞”字写作□，“鲁”字写作〇，手纹或许类似这些字形，那“友”及“夫人”二字也应当有类似的字形。

【十一】继室比众妾尊贵，母亲尊贵则儿子适宜做国君。

继室虽然不是夫人，但比众妾尊贵。惠公没有立太子，母亲尊贵则儿子适宜做国君。隐公应当继承父位，正是由于吉祥征兆的缘故，仲子手上有夫人的文字。她的父亲喜爱她，有以仲子为夫人的意思，所以隐公追成父亲的志向，把君位让给桓公。只是因为桓公还年幼，不能承担众多危难，所以立桓公为太子，率领国人来奉戴他。自己则暂代君位，等他年长，所以在岁首不立即位，传文在元年之前。预先发出这话的是经，不记载“公即位”，传文这就是所说的先于经文以开始记事。

【十二】郑康成依据纬书和候书，认为正朔三次更改。孔子自古都主张建寅。

郑康成依据纬候，认为正朔三次更改。自古都相互变革，如孔安国认为“自古都用建寅为正”，只有殷朝变革夏朝命数而用建丑，周朝变革殷朝命数而用建子。杜预没有明确的说法。

【十三】夏季即位，春季已称元年，秋冬改元，春夏即冠以年号。

定公元年不记载正月，是因为正月之时，定公尚未立即位，是在六月，岁首未能朝见正朔，公的即位，另见于下文，正月没有什么可见的，所以不记载。然而定公在六月即位，才可以改元，正月已称元年，是因为未改元之日，必定沿用前君的年号，改元之后，才以元年记事。等到史官确定编年，必须有一个统一，不能半年从前，半年从后，虽然不是年初，也统属这一年，所以进入新年就称元年。《释例》说：癸亥日，公的灵柩从干侯回来，戊辰日，公即位，灵柩在外，过了一年才入葬，所以趁着五日改殡的节令，国史用元年即位的礼仪，因此以这一年为元年。古法既然如此，所以汉魏以来，虽然秋冬改元，史书在春夏，即以元年冠之，这是有因袭古法的原因。

【十四】诸侯在封地内各自可以改元。

天子分封诸侯，割让土地，分给臣民，让他们专门拥有，所以诸侯在其封地内各自可以改元。传说郑国的事：说僖公的元年，朝见晋国；简公的元年，士子孔去世。这是诸侯都改元，不只是鲁国。

【十五】天子与诸侯盟誓的礼仪，当时的法则。

诸侯都接受王命，各有疆域，向上侍奉天子，横向交往邻国。天子不信任诸侯，诸侯自然也不互相信任，就用盟誓来约束他们。凡是盟誓礼仪，杀牲取血，告誓神明，如果有违背，想让神施加灾祸，使像这牲口一样。《曲礼》说：“约定信用叫誓，临牲叫盟。”《周礼·天官·玉府职》说：“如果会合诸侯，就供给珠槃玉敦。”《夏官·戎右职》说：“盟誓就用玉敦辟盟，随后服役，赞送牛耳桃茢。”《秋官司盟职》说：“掌管盟载的法则，凡是邦国有疑忌会同，就掌管盟约的记载及其礼仪，北面诏告明神。”郑玄认为槃敦都是器名，用珠玉作为装饰。

【十六】诸侯盟誓，坛上的神，牺牲及口血，坎埋。

会合诸侯必定割取牛耳，取其血，用来盟誓，用敦来盛血，用槃来盛耳。将要盟誓时，戎右拿着器具，为众人陈述盟辞，使心都开诚布公。司盟的官就北面读盟书，以告日月山川之神。告神之后，就按尊卑次序盟誓。戎右传递敦血给当盟誓的人，让他含血。盟誓之后，就挖坑埋牲，把盟书放在上面而埋掉。这就是天子盟诸侯，使诸侯聚盟的礼仪。凡是天子的盟誓，诸侯十二年于方岳之下，所以传文说“再会而盟，以显昭明”。如果王不巡守，以及诸侯有事朝见王，即时相见叫“会”，殷见叫“同”，也是盟礼。其盟誓的法案觐礼，筑坛十二寻，深四尺，在上面加上方明。方明是木制的，方四尺，设置六玉，上面是圭下面是璧，南方是璋，西方是琥，北方是璜，东方是圭。朝见诸侯于坛完毕，就加上方明于坛而祭祀。排列诸侯于庭，玉府供给珠槃玉敦，戎右用玉敦辟盟，随后服役。赞送牛耳，桃茢。司盟北面诏告明神，诸侯依次盟血。郑注《觐礼》说：“王的盟誓，其神主日；王官之伯盟誓，其神主月；诸侯盟誓，其神主山川。”这是盟礼的大略。如果诸侯盟誓，也有坛，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柯之盟，《公羊传》称“曹子以手剑劫桓公于坛”就是如此。其盟神则没有固定限制，所以襄公十一年

译《左传》所称“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正是如此。盟誓使用牛作为牺牲，所以《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防用牲”，又哀公十七年记载“诸侯盟，谁执牛耳”即是此意。杀牛必定要取血和耳，用手拿着盛有血的玉敦将血进奉入口，明智的人从定公八年“涉佗捘卫侯之手及捥”可知，又《左传》襄公九年记载“与大国盟，口血未干”即是此意。盟誓之后，牺牲及剩余的血以及盟誓记载的文书，都放在牺牲上面，挖坑埋入地下，所以《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宵坎血加书”即是此意。

译【十七】大国制定盟誓的辞令，小国承担盟誓的事务。

春秋时期，不经过天子的命令，诸侯自行结盟，那么大国制定盟誓的言辞，小国承担盟誓的事务。官职虽然略有不同，但礼仪大体相同。所以《释例》说：“盟誓，杀牲畜、书写盟书，大国制定言辞，小国承担事务。用珠盘玉敦来承接血酒，共同防范的是盟誓的事务。”那些记载在盟书上的言辞，在《春秋传》中有很多。

【十八】称国君为罪责国君，称国家、称人，是为国家声讨。

所谓国家声讨，是指称国家，如果人称国家，称人，就明确他是贼寇，说是一国之人想要声讨他。现在称郑伯，指出国君自己杀弟弟，如果弟弟没有罪，那么讥讽他失去兄长教导的责任，不肯早点为他安排，于是养成了他的恶习，等到他作乱，就必然想要杀他，所以称郑伯，以此来罪责郑伯。《传》的体例：同母弟称弟，段确实是同母弟，因为他不行弟弟的礼节，所以去掉“弟”字来罪责段。两人都被罪责，明确兄长虽然失去教导，但段也凶恶叛逆。《释例》说：兄长杀害弟弟的，称弟以彰显兄长的罪责；弟弟又杀害兄长的，则去掉“弟”字来罪责弟弟本人。统论其义，兄弟二人互相杀害，各有对错，保留“弟”字就显示兄长有错。郑伯既然失去教导，如果依照体例保留“弟”字，就嫌善待段，所以特别去掉“弟”字，两方面都显示其义，这就是它的说法。襄公三十年，天王杀他的弟弟佞夫。《传》说：罪在天王，就与郑伯同样被讥讽，而佞夫不去掉“弟”字，是因为《释例》说：佞夫称弟，没听说他参与反谋；郑段去掉“弟”字，是因为他是反谋的首领。那么佞夫不参与反谋，罪在天王而不罪在佞夫，所以称弟。《传》的体例：战败攻克两国的文辞，段确实是郑的臣子，却说攻克段，所以在中间明确《传》的意思来解释它。《得隽》说：克，是庄公十一年《传》的体例。国家声讨的体例在庄公二十二年，那时经文记载“陈人杀他们的公子御寇”，实际上是国君杀太子，而称陈人，是因为陈人厌恶他杀太子的名声，所以不称国君父亲，以国家声讨公子的名义报告。《传》称“陈人杀他们的太子御寇”，用实际的话说，明确经文所书国家声讨的体例。那里没有凡例而说体例，正是因为这《传》说“称郑伯讥讽失去教导”，说称是孔子变通的体例。称国君为罪责国君，就知道称人是国家声讨。序说：推演变通的体例来端正褒贬，就是这类情况。

【十九】平王迁都王城，敬王迁都成周。春秋之后二百多年，周灭亡。

幽王被犬戎所杀，平王迁都王城，就是现在的河南县。平王四十九年，是鲁隐公元年。敬王又迁都成周，就是现在的洛阳。敬王三十九年，是获麟之年。四十三年后敬王去世。敬王的儿子元王九年，春秋的传就终结了。元王以下十一代二百二十六年，周就灭亡了。《周本纪》记载，从武王到平王共十三位王，兄弟相继的有一位，就是平王。平王是武王的十一世孙。

【二十】天王以仲子者，因为桓公母亲所以赗赠。当时仲子尚未去世。

仲子只是惠公的妾，天王派使者赗赠她，是因为隐公立桓公为太子，成就桓公母亲为夫人。天王知道这样，所以派使者赗赠惠公，顺便就赗赠仲子。杜预说仲子，是桓公的母亲，正是显示这个意思。不然，仲子是桓公母亲，《传》有明文，不需要解释【惠公去世在前一年，第二年仲子才去世，大概当时有病，天王以为她已经去世，所以派宰喧一并归还惠公、仲子的赗赠。】

【二十一】妇人按法没有谥号，应当以字配姓。

男子有谥号的，人君就配王、配公，大夫有的配子，有的配字，都不以字配姓。妇人按法没有谥号，所以以字配姓，说这是正法如此。《释例》说：“妇人没有外行于礼，应当系于丈夫的谥号，以明确所属。”这是说妇人不该有谥号。系于丈夫谥号的，只有夫人而已，众妾不该系于丈夫，正当以字配姓。那些声子、戴妫有谥号的，都是越礼妄作。

【二十二】客主都是防，无名国、地国主也与盟。

春秋的体例，如果是命卿，那么名字就写在经上。这次盟誓客主都没有名字，所以知道都是防的人。《公羊传》说：“谁及内之防的人呢？”《谷梁传》说：“及是什么意思？内卑的人。宋人，外卑的人。卑防，说不是卿。”客指宋，主指鲁。

【二十三】公卿大夫士书爵字名人等体例。

僖公二十四年《传》，富辰说周公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而说“邢、茅、胙、祭”，那么祭最初封在畿外之国。穆王的时候，有祭公谋父，现在有祭伯，世代在王朝做官，大概原本封国灭绝，在王畿食采邑。庄公二十三年，祭叔来聘，注认为祭叔是祭公来聘鲁，天子内臣不得外交，这是祭在此时为畿内之国，仍有封爵，所以说诸侯为王卿士。《释例》说：“王的公卿都书爵，祭伯、凡伯是；大夫称字，南季、荣叔是；元士、中士称名，刘夏、石尚是；下士称人，公防王人于洮是。”有的称祭公，是举官而言，这是定例。然而春秋时期，有王的卿士没有采地的，像王叔陈生、伯舆之类是，只是不知道书经其称如何。杜预既然说

译公卿通常称爵位，而王子虎和刘卷最终称名，是因为那是周天子向鲁国报丧，按照诸侯的惯例，以名相告，去世时便称名。这里说公卿称爵位，是指聘问使节往来时的称呼，与上述报丧的情况不同。

译【二十四】卿没有爵位，有时记载其字；大夫有爵位，有时也记载其爵位。

又《左传》襄公十五年的注解说：“天子之卿记载其字，是因为《传》中说‘刘夏从齐国迎娶王后，卿不随行，是不合礼的’。因为刘夏不是卿，所以记载其名；如果是卿，就应当记载其字，以名字相对照，所以举此为例来说明。实际上卿是记载爵位的。这里祭伯如果是奉王命而来，应当说‘天王派祭伯来聘问’，就像‘天王派凡伯来聘问’一样。现在记载为‘自来’，表明不是奉王命而是私自行动。”刘宝楠说：“卿没有爵位，有时也记载其字；大夫有爵位，有时也记载其爵位。”《传》中说：“王叔陈生与伯舆争夺政权，都是卿士，都不记载爵位。”又说“滕侯的先祖担任周的卜正，记载为‘齐侯吕伋担任虎贲氏’”，那么大夫有时也有爵位。既然如此，大夫有爵位，不能舍弃爵位而记载其字；卿没有爵位，不能越过字而记载其名。大概有卿士也记载其字，大夫也记载其爵位的情况。出现在经文中天子的大臣很多，祭伯、凡伯、毛伯、单伯、召伯、尹子、单子、刘子，其中未必没有大夫；荣叔、南季、家父、叔服，其中未必没有卿，只是没有明确的证据，所以依据惯例来解释。襄公十五年的注解说：“天子之卿记载其字”，是说天子之卿有记载其字的道理。

【二十五】卿佐的丧事，通过记载或不记载日期来体现义理。

《释例》说：国君的卿佐，被称为股肱。股肱有所损伤，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痛心的呢。生病时亲自去问候，去世时亲自参与小敛、大敛，这是慎重终礼、归厚之义。所以孔子修《春秋》，卿佐去世，国君不参与小敛，就不记载日期，以示厚薄，警戒后人。如果以新死小敛为文，那么只临大敛以及不亲临丧事的，也同样不记载日期。襄公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孙行父去世。《传》说：“大夫入内收敛，国君在位。”这是国君参与小敛，所以记载日期的情况。至于翚、柔、溺等人，生前见于经传，死后不记载“卒”的，都是没有以卿礼终身的。

【二十六】辨别隐公、庄公、闵公、僖公不记载即位。《

传》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摄政。《正义》说：摄，解释为持。隐公因为桓公年幼，暂代持国政，等待他年长，所以不行即位之礼，史官不记载即位。孔子沿袭不改，所以作《传》来解释。隐公实际上没有即位，史书本来就没有可记载的。庄公、闵公、僖公不记载即位，道理也是这样。旧说贾逵、服虔等人，认为四位国君实际上都即位了，孔子修经时才不记载，所以杜预详细辨析。

【二十七】何休认为诸侯没有摄政，郑玄驳难他。

《膏肓》篇。何休认为古制诸侯幼弱时，天子任命贤大夫辅佐执政，没有摄代的意思。从前周公居摄，死后不记载“崩”。现在隐公生前称侯，死后称薨。凭什么说是摄政呢？周公摄政仍以成王为主，只是代理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禀承王命来执行。还政之后才死，所以死称薨不称崩。隐公所摄的是君位，也以桓公为太子，所有大事都专断命令来执行。摄位被杀，在君位上而死，所以生前称公，死后称薨。这与周公不同。《公羊传》认为诸侯没有摄政。郑玄引用《公羊传》驳难说：宋穆公说“我立在这里是摄政”。郑玄也不从何休之说。

【二十八】邾仪父得到王命，一定在北杏会盟之后。

《正义》说：“庄公十三年，在北杏会盟，邾人在那里。贾逵、服虔说：‘当时已经得到王命，邾国现在没有爵位，能与鲁国结盟。’北杏会盟是齐桓公主持，何须有爵位？庄公十五年，在鄄地会盟，《传》说：‘齐桓公开始称霸。’那么齐桓公称霸，是从鄄地会盟开始的。北杏会盟时，诸侯尚未服从霸主，功业未立，桓公还没有特殊功勋，仪父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呢？况且齐桓公还没有对周王有功，怎么能使周王赐命呢？他得到王命，一定在北杏会盟之后，只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年罢了。”

【二十九】申、吕、齐、许都是姜姓，申国改封于谢。

《左传》外传说伯夷的后代叫申、吕，虽然衰微，齐、许还在，那么申、吕与齐、许都出自伯夷，同为姜姓。《国语》说：“齐、许、申、吕由大姜进言，由大姜而得到封地。”那么申国的始封也在周朝兴起之初，其后中断，到宣王时，申伯以王舅身份改封于谢。《诗经》大雅《崧高》篇，赞美宣王褒赏申伯说：“王命召伯，为申伯定宅。”就是这件事。《地理志》：“南阳郡宛县，是故申伯国。”宛县，是指宣王改封之后的地方，以前则不知道其地。

【三十】段出奔共国，称共，如同晋鄂侯。

段出奔共国，所以称共，如同下文晋侯称鄂侯一样。《正义》说：贾逵、服虔认为共是谥号，谥法：敬长事上曰共，作乱而出，没有共的德行。

【三十一】隐公、庄公、闵公、僖公都不举行即位之礼。

《释例》说：遭遇丧事继位者，每年正月必须改元正位，百官按序排列，所以国史都记载即位于太庙，以表示它。隐公既是继室之子，又是弟弟，应当立而遵循父亲娶仲子的意思，委让君位给桓公。天子已经确定，诸侯已经认可，国人已经尊他为君，而隐公始终有推让国家给桓公的心，所以不行即位之礼。隐公、庄公、闵公、僖公居君位，都有缘故而不举行即

译关于爵位的礼仪，有的人谦让而不接受，有的人悲痛而不忍心接受，有的人因局势混乱而无法接受。礼仪废弛，情况各异，国史本来就没有记载，并不是实行了礼仪却不记载在文字中。

译《春秋左传要义》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左传要义》卷二

宋 魏了翁 撰

隐公元年

【一】关于“雉”的解说各不相同，杜预以长三丈为正确标准。

定公十二年《公羊传》说：“雉是什么？五板为一堵，五堵为一雉。”何休认为一堵长四十尺，一雉长二百尺。许慎在《五经异义》中引用《戴礼》及《韩诗》的说法：八尺为一板，五板为一堵，五堵为一雉。板宽二尺，五板叠加高为一丈，五堵为一雉，一雉长四丈。古《周礼》及《左氏传》的说法：一丈为一板，板宽二尺，五板为一堵，一堵的墙长一丈、高一丈，三堵为一雉，一雉的墙长三丈、高一丈。用来度量长度时取其长，用来度量高度时取其高。各种说法不同，必定以雉长三丈为正确标准的原因，是因为郑国是伯爵，都城方圆五里，大都是其国土的三分之一，其城墙不超过百雉，那么百雉是大都的定制，由此推算三倍，则侯伯的城墙应当是三百雉。计算五里的面积共一千五百步，一步长六尺，即九百丈。用九百丈作为三百雉，则一雉长三丈。贾逵、马融、郑玄、王肃等古文学派学者，都说一雉长三丈，所以杜预依据并采用这一说法。

【二】侯伯都城方圆五里，是约略依据《考工记》的文意。

侯伯都城方圆五里，也没有明确的正文依据。《周礼·冬官·考工记》中匠人营造都城，方圆九里，每边三门，这是指天子的都城。天子的都城方圆九里，诸侯的礼制应当递减，由此推知公爵都城七里，侯伯都城五里，子男都城三里，以此作为确定的说法。但是《春官·典命》的职掌却说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他们的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都按照命数来节制。

【三】郑玄对《考工记》和《典命》中关于都城方圆多少里的说法，共有两种解释。

郑玄认为“国家”指国君所居住的都城方圆，如果按照《典命》的说法，那么公爵都城应当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所以郑玄有两种解释，他在注释《尚书大传》时以天子都城九里为正确说法，又说或许天子都城方圆十二里。《诗经·文王有声》的笺注说文王都城方圆十里，大于诸侯，小于天子的制度。《论语》的注解说公爵大都城方圆三里，都认为天子都城十二里，公爵都城九里。他在驳斥《异义》时如此说。

【四】杜预认为《典命》中的“国家”，并非指都城居住。

又说郑伯都城方圆五里，因为《匠人》和《典命》都是正文，由于它们说法不同，所以郑玄两种说法都申述。现在杜预没有两种解释，以侯伯都城五里为正确标准，大概是因为《典命》所说的“国家”，自是指国家所制定的法度礼义的标准，未必是指都城居住。确定王城方圆九里，依照这个数目计算，则王城长五百四十雉，其大都方圆三里，长一百八十雉；中都方圆二里又二百四十步，长一百零八雉；小都方圆一里，长六十雉。公爵都城方圆七里，长四百二十雉，其大都方圆二里又一百步，长一百四十雉；中都方圆一里又一百二十步，长八十四雉；小都方圆二百三十三步二尺，长四十六雉又二丈。侯伯都城方圆五里，长三百雉，其大都方圆一里又二百步，长一百雉；中都比王的小都，其小都方圆一百六十六步四尺，长三十三雉又一丈。子男都城比王的大都，其大都比侯伯的中都，其中都方圆一百八十步，长三十六雉；小都方圆一百步，长二十雉。《考工记》说：王宫门阿的制度是五雉，宫隅的制度是七雉，城隅的制度是九雉。门阿的制度作为都城的制度，宫隅的制度作为诸侯都城的制度。那么王的都城隅高五丈，城墙大概高三丈；诸侯都城隅高七丈，城墙大概高五丈。三丈以下就不再能称为城了，其都城大概也是高三丈。

【五】“段”字，不称“弟”，不称“奔”，不称“以国讨”，是文章的笔法。

如同两位君主，所以说“克”。《正义》说：意思是实际上并非两位君主，而是像两位君主那样杰出强盛，讨伐并战胜他，然后称“克”，并非指真的是两位君主。如果真的是两位君主，就用“战”、“袭”、“败”、“取”等字为文。孔子修订之前，应当说“郑伯之弟段出奔共”，与“秦伯之弟鍼出奔晋”相同。因为段不守弟道，所以不称“弟”；志在杀害，所以不称“奔”。那么“郑伯”也是旧史的文字，而能体现新意的，是因为段被剥夺了“弟”的身份作为贬斥，适宜用“以国讨”为文，仍然保留“郑伯”，显示他失于教化。其文字虽然是旧史，即是孔子的新意。

【六】郑伯后来才开始有杀心，服虔认为本意就想杀。

郑伯对于段，因为母亲钟爱他，顺从母亲的私情，分给他大邑，纵容他的荣华宠幸，实在没有杀心。只是太叔段没有道义，依仗宠幸骄傲自满，如果加以防范和裁减贬斥，则恐怕伤害母亲的心意。所以祭仲想要早点为他安排去处，子封请求前往除掉他，郑伯都不允许，这是他无杀心的表现。说“必自毙”、“厚将崩”，只是说他会自损其身，不说他能够危害国家。等到他谋划袭击郑国，祸患将迫近自身，郑伯自念友爱之深，于是产生切齿的怨恨，由此志在必杀，难以说出奔，此时才开始有杀心，在此之前则无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