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谷梁注疏卷二十
春秋谷梁注疏卷二十
春秋谷梁▯注疏卷二十考证
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疏：明更不为贬黜。○「明」字监夲误作「盟」，今改正。
鼷防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此该之变而道之也。疏定公、哀公并有牲变，不言所食处，不敬莫大。二罪不异，并为一物。○【臣浩】按：《谷梁》经文惟定十五年书「鼷防食郊牛」而不言所食处，故▯曰「不敬莫大」。若哀公此经已书「食郊牛角」，则固明言所食处，与成七年书法同也，而云「二罪不异，并为一物」，义何居乎？或云：《公羊》此经无「角」字，《谷梁》同，其「角」字后人据左▯而妄加也。
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甯不逹此义。○【臣召南】按：《谷梁》之失，此条为最大，有害于名教。经既书曰「纳卫世子蒯聩」，虽夲据晋人纳之之辞，然不去世子，可云不应立乎？就使蒯聩负罪以出，义不当立，在辄断无拒父之理。范氏引江熙说，直纠▯失，是也。
闰月，葬齐景公。▯不正其闰也。○刘敞曰：「▯非也。防以年断者，不以闰数；以月断者，则以闰数。葬之为事，以月断者也，以闰数冝矣，何谓不正乎？」
公防晋侯及吴子于黄池。▯黄池之防，吴子进乎哉？遂子矣。○【臣召南】按：吴本子爵而僭王，与楚同恶，春秋书其君以本爵，固是尊王之义，亦縁其时所僭名号止施于其国之臣民，至与诸国防盟，诸国自称其本爵也。是以春秋于二国之君书其卒不书其葬。卒从赴告，史官笔之于策，可曰「楚子某卒」，「吴子某卒」。葬必举諡而从其本国臣民之称，若从其称，则必曰「葬楚某王」，「葬吴某王」矣。义不可书，故削而不録，尊王之大义然也。至如防盟侵伐，其君亲行，经即书日，楚子、吴子并无义例。黄池之役，吴子自恃强大，与晋争衡，非实有尊周之善也。夫子何所取而进之乎？且经书吴子屡矣，柏举败楚，季札来聘，经皆书曰「吴子」，岂俟此防而始进乎哉？
西狩获麟注然则斯麟之来归于王徳者矣○【臣召南】按左氏公羊虽其说不同，然皆以获麟为异，故左氏有不祥之文，公羊记道穷之泣，谷梁家独以为引取，之后儒文成瑞应之说遂起于此。夫麟而见获，尚何瑞可言乎？诬矣【臣浩】按以获麟为汉世将兴，此公羊家之妄也；以获麟为经成瑞应，此谷梁之妄也。
▯故大其适也。注：非狩而言狩。○【臣召南】按：经书狩，自是鲁君行狩，左▯谓「西狩于大野」是也。麟虽见获于微者，縁西狩而始获，故经据实书之。公、谷二家俱谓为获麟大之，而书曰「狩」，说经愈曲而愈迂矣。
春秋谷梁▯注疏卷二十考证
检讨【臣】齐召南谨言：按《谷梁》一书，文清义约，与《左氏》、《公羊》竝为圣经羽翼。自石渠大议，博士聿兴，五家逓▯，训诂滋广。晋范甯《集解》出，遂与何休、杜预鼎立，竝垂后世。言谷梁者，未有外于范注者也。郑康成论三▯得失，独称谷梁长于经；王通论诸家注解，独称范甯有志《春秋》，证圣经而诮众▯，岂溢羙哉！唐杨士勋《疏》虽稍肤浅，然于范注多所匡正。如桓十七年「葬蔡桓侯」，《疏》谓三▯无文，各以意说；荘二十三年「祭叔来聘」，《注》谓祭叔是名，《疏》不全依；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防」，《疏》两载别注及徐邈之说；僖元年「公子友获莒挐」，《疏》讥注不信经▯；四年「许男新臣卒」，《疏》谓范氏之注上下多违；哀十二年「用田赋」，《疏》引《孟子》以纠范注。较之《左氏》、《公羊》义疏曲为杜、何偏防者不同。葢谷梁晚出，得监《左氏》、《公羊》之失，范甯又承诸儒之后，于是非为稍公，宋晁说之已甞论及。惟士勋平易近理，刋削繁言曲说，较各经疏家亦为文清义约，顾未有称之也者。士勋以后，诸儒解谷梁者益稀。监夲所刋注疏二十卷，目次亦非当时之旧，而字句讹脱，比诸经为尤甚【臣】与原詹事【臣陈浩】等奉
敇校刋，再
译《春秋谷梁传注疏》卷二十
《春秋谷梁传注疏》卷二十考证
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攻蔡国。疏：明确不再进行贬斥。○“明”字监本误作“盟”，现在改正。
鼷鼠啃食郊祭牛的角，重新占卜选用牺牲。夏四月辛巳日，举行郊祭。○这是概括灾变并加以引导。疏：定公、哀公都有牺牲发生灾变，但都不说明被啃食的部位，没有比这更不恭敬的了。两种罪过没有区别，合并为一类事物。○【臣浩】按：《谷梁传》经文中只有定公十五年记载“鼷鼠啃食郊祭牛”而不说明被啃食的部位，所以○说“没有比这更不恭敬的了”。如果哀公这条经文已经记载“啃食郊祭牛的角”，那就明确说明了被啃食的部位，与成公七年的书法相同，却说“两种罪过没有区别，合并为一类事物”，道理在哪里呢？有人说：《公羊传》这条经文没有“角”字，《谷梁传》也一样，那个“角”字是后人根据《左传》而妄加的。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护送卫国世子蒯聩进入戚邑。○他不接受，是为了尊崇祖父。注：甯氏没有通达这个道理。○【臣召南】按：《谷梁传》的失误，这一条最为严重，对名教有害。经文既然记载“护送卫国世子蒯聩”，虽然原本是根据晋国人护送他的说法，但不去掉“世子”的称号，能说他不应该被立为国君吗？即使蒯聩因犯罪而出逃，按道义不应当被立为国君，但卫辄决没有拒绝父亲的道理。范氏引用江熙的说法，直接纠正○的失误，这是正确的。
闰月，安葬齐景公。○不认为闰月是正当的。○刘敞说：“○错了。以年为单位断事的，不把闰月算在内；以月为单位断事的，就把闰月算在内。安葬这件事，是以月为单位断事的，把闰月算在内是适宜的，为什么说闰月不正当呢？”
鲁公在黄池与晋侯和吴子会盟。○黄池的会盟，吴子进步了吗？于是称他为子。○【臣召南】按：吴国原本爵位是子却僭越称王，与楚国同样恶劣，《春秋》记载其国君用原本的爵位，固然体现了尊崇周王的道义，也是因为当时他所僭越的名号只施用于本国的臣民，至于与各国诸侯会盟，各国都自称原本的爵位。所以《春秋》对这两国国君记载其死亡而不记载其安葬。死亡依据赴告，史官记录在简策上，可以说“楚子某死亡”，“吴子某死亡”。安葬必须举出谥号并跟随其本国臣民的称呼，如果跟随他们的称呼，那就必须说“安葬楚某王”，“安葬吴某王”了。道义上不可记载，所以删削而不记录，这是尊崇周王的大义。至于会盟、侵伐，国君亲自前往，经文就记载日期，楚子、吴子并没有特别的义例。黄池之战，吴子自恃强大，与晋国争衡，并非真的有尊崇周王的善行。孔子有什么可取之处而提拔他呢？况且经文记载吴子多次了，柏举之战打败楚国，季札前来聘问，经文都记载为“吴子”，难道要等到这次会盟才开始提拔他吗？
在西郊狩猎捕获麒麟。注：那么这只麒麟的到来是归附于王的德行。○【臣召南】按：《左传》《公羊传》虽然说法不同，但都认为捕获麒麟是异常之事，所以《左传》有不祥的文字，《公羊传》记载道穷的哭泣，只有《谷梁传》学派认为这是引取祥瑞，后儒关于文成瑞应的说法就从此兴起。麒麟被捕获，还有什么祥瑞可言呢？这是诬妄。【臣浩】按：认为捕获麒麟是汉朝将要兴起，这是《公羊传》学派的妄说；认为捕获麒麟是经典完成后的瑞应，这是《谷梁传》的妄说。
○所以特别强调其适宜。注：不是狩猎却说是狩猎。○【臣召南】按：经文记载狩猎，自然是鲁君进行狩猎，《左传》所谓“在西郊大野狩猎”就是如此。麒麟虽然是被地位低微的人捕获，但因为西郊狩猎才开始捕获，所以经文据实记载。《公羊传》《谷梁传》两派都认为为了夸大捕获麒麟而记载为“狩猎”，解说经文越是曲折就越迂腐了。
《春秋谷梁传注疏》卷二十考证
检讨【臣】齐召南谨言：按《谷梁传》一书，文辞清简，义理简约，与《左传》《公羊传》并列为圣经的辅翼。自从石渠阁大会之后，博士兴起，五家轮流注解，训诂日益广泛。晋代范甯的《集解》出现，于是与何休、杜预鼎足而立，并流传后世。谈论《谷梁传》的，没有超出范注的。郑康成论述三家传的得失，唯独称赞《谷梁传》长于经文；王通论述各家注解，唯独称赞范甯有志于《春秋》，证实圣经而讥讽众家注解，难道只是过分的赞美吗！唐代杨士勋的《疏》虽然稍显肤浅，但在范注方面多有匡正。如桓公十七年“安葬蔡桓侯”，《疏》说三家传没有文字，各自凭意思解说；庄公二十三年“祭叔来聘”，《注》说祭叔是名字，《疏》不完全依从；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捷”，《疏》两载别注及徐邈的说法；僖公元年“公子友获莒挐”，《疏》讥讽注不信从经文；四年“许男新臣卒”，《疏》说范氏的注解上下多有违背；哀公十二年“用田赋”，《疏》引用《孟子》来纠正范注。这与《左传》《公羊传》义疏曲解杜预、何休偏颇之处不同。大概《谷梁传》晚出，得以借鉴《左传》《公羊传》的失误，范甯又继承诸儒之后，于是是非较为公正，宋代晁说之已经曾经论及。只是士勋平易近理，删削繁言曲说，与各经疏家相比也文辞清简，义理简约，只是没有人称赞他罢了。士勋以后，诸儒解说《谷梁传》的更加稀少。监本所刊印的注疏二十卷，目录也不是当时的旧貌，而且字句讹误脱漏，比其他经书更为严重。【臣】与原詹事【臣陈浩】等奉敕校刊，再
三叅攷，辨其舛讹，补其脱漏，录成考证若干条。其无他书可证、别夲可据者，槩从其旧，以志阙疑【臣召南】谨识。
译经过三次参校，辨别其中的错讹，补全其中的脱漏，记录成考证条目若干条。那些没有其他书籍可以证实、没有其他版本可以依据的，一概保留原貌，以表示存疑【臣召南】恭敬地记录。